作者：（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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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论大纲(布尔迪厄作品)试读：
前言
本书中的一些比较陈旧的研究，如名誉的含义和卡比尔住宅，其产生过程包含着困难和风险（不仅仅是智力上的）。然而出版这些旧文，不仅仅是为了让这些努力获得认可，也不希望读者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衡量这些作品的价值。如今，这些作品中的分析方法可能会被看作“功能主义”的，而本书措辞的风格和语气上的委婉可能会被一些人说成是“人道主义”的。阅读中产生的这些看法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不快，而这也正是作者的顾虑所在。这些看法都违背了这一作品的初衷，即反对不人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为一个民族平反。这个民族足以构建人际关系上的如名誉的竞争这般完备的相处模式。在最初构思的时候，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卡比尔农民用来竭力维护以及增加他们的荣誉资本的策略，是与重建整个客观规则系统，与政治、经济博弈中物质与象征层面的得失密不可分的：放到这一背景下，更具体地说，在再生产策略的体系中，以上策略都以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为目标，而这些策略，通过可以带来名誉的行为，揭示了它们在经济和政治秩序再生产中的功用。名誉的“精神”（ethos）作为这些策略产生的原因，也是它们所产生的结果。
对照来看，关于卡比尔住宅的文章可能从表面上加强了象征秩序独立化的印象，虽然这不是本书的初衷。这个研究不过是神话仪式体系的整体分析上的一个片段（虽然其中住宅和宇宙的同源性赋予了这个片段在整个系统中的中间地位）：农历在揭示处于这一体系和经济结构之间的有着双重意义的关系上，有着无可比拟的效用；农历，作为一个严密的象征系统的变体，再生产了一年中农业生产的节奏，尤其是农忙时段和简单生产时段之间的冲突。前者主要指的是耕种和收割，以及与之相伴的大量的仪式活动，特别是起到预防作用的仪式活动；而后者比前者时间上要长很多，播种后这段时间里，种子依照自然规律发生变化（正如在另外一种秩序中陶器风干的过程），而劳作在这个时段里基本完全停滞，或者简化为技术上的仪式活动以及祈求神灵保佑的仪式，这些仪式都不太庄严肃穆，因为农业活动在神话中的意象不要求通过仪式戏剧化地展示不同势力之间危险的敌对冲突。
简而言之，这幅由未完成的（至少是暂时未完成）作品的一些片段组成的卡比尔社会的图景非常抽象，尤其因为每个机构的意义和功能都只有在完整的客观关系系统中才能得到体现。整个系统的终极原则明显地根植于一种出于自身逻辑，把发展生产力和资本的集中化过程排除在外的生产模式之中。这种生产模式基于对于生产工具和田地的几乎平等的分配（以一种破碎并分散的小面积地产的形式），其产生的几乎所有的农业产品都直接由生产者自己消费。然而经济结构的意识形态上的转型，通过其在神话话语的分类和日常仪式中的体现，协助对约定俗成的、神圣化的结构的再生产。同样，遗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象征的）的传递方式总是通过竞争的形式，甚至有时以兄弟间或者更广泛范围内的父系亲属间的斗争决定。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经济和象征层面上产生的压力，强调家族遗产的完整性，促使经济秩序以及建筑于其上的政治秩序的延续。处于张力中的两个压力的来源通过这个过程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而这一过程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上都可以被观察到，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部落层面，聚合和分离两种趋势总是同时存在：当我们满足于为了解释一个社会的构成何以封闭在一个简单再生产的完美系统中，而援引一些简陋的唯物主义的负面解释的时候，例如以生产技术的稳定性或者不稳定性来作为解释，我们就主动地拒绝理解伦理上和神话上的意象对于经济秩序再生产过程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意象也正是经济秩序产生的产品。具体地说，拒绝理解这些意象，就是拒绝正视一切兄弟间的经济层面或者象征层面的交换行为产生的客观利益。这些内容是永远不能被公开承认的，也永远不可能逐步成为所有男人之间的经济交易上的公开的准则。而这一误区使得社会现实的真正的基础变得不得而知。1971年12月于巴黎第一章[1]［1］名誉的含义
当我们讨论描写的层面和解释的妥当性时，马上就会触及从什么层面上来判断数据的可信度（firmness）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问如何确定两个句子属于不同的类型，或者“约翰对于讨人喜欢的渴望”是一个好句子，而“约翰很容易讨人喜欢”就不是一个好句子，等等。这些问题没有非常令人满意的答案，而正是这种类型的数据构成了语言学理论的主要议题。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数据，那么代价便是断送掉这一议题。——诺姆·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当代问题》
在过去，N总是一直吃到饱，他让别人替他干活，并且像享有领主的特权一般，得到别人田地里、家里最好的东西；虽然后来他的地位降低了很多，但他还是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有要求别人的权力，独占话语权，并且对反抗他的人恶言相向，甚至大打出手。很有可能[2]正因如此，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无赖（amah-bul）。无赖指的是不知羞耻并胆大妄为的人，他践踏维护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礼节和规矩，专断地滥用权力，并做出与生活之道（l'art de vivre）相违背的举动。人们总是尽量远离这些无赖（imahbal，amahbul的复数形式），避免与他们发生争执，因为这些人不知羞耻，反而是和他们正面交锋的人，即便是有理的一方，也总免不了为其所累，名誉受损。
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打算在他的花园里重建一堵墙。他的邻居有一堵护土墙。他把这堵墙推倒了，并把石头搬回了自己家。这一任性的举动招惹的不是一个好惹的人：故事中的“受害者”有各种资源可以用来自卫。他是一个强壮的，有好几个兄弟、亲戚众多，即属于一个强大而人数众多的大家庭的年轻男子。所以很明显，如果他不接受挑战，并不是因为他不敢接招。结果公共舆论也没办法把这一过分的举动看作一个真正的有损被害人名誉的挑战。正相反，舆论和被害人都装出没有注意到这一举动的样子：事实上，卷进和一个无赖的争端是荒谬的，人们不是总说“无赖来了，快躲开”吗？
然而，受害者去找了罪魁祸首的兄弟。罪魁祸首的兄弟站在受害者这边，但是对受害者和一个无赖讲道理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试图让受害者明白，没有当场以相同的暴力手段以牙还牙是一个错误，此外，他还加上了一句：“这个无赖以为自己是谁？”而访客听到这句话后态度大变，生气地说：“噢！M，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你以为我愿意和N说话吗？就为了几块石头？我来见的是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明事理的人，能说得通话。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可不是来要求你们赔偿我这几块石头的（这时，他马上以所有圣人的名义，换着法儿地发誓，保证他绝不会接受赔偿）。因为N的所作所为是只有无赖才能做出的，而我才不会和一个无赖纠缠不清，卷入羞耻的旋涡［2］（adhbahadlagh ruhiw）。我只是要指出，一个合乎法律又合规矩的（akham nasah）房子，可不是能以这种手段盖出来的。”说到最后他又补上一句：“和一个无赖站在一边的人，在别人中伤他之前，他就已经败坏了自己的名誉。换句话说，在我面前，你应该和你兄弟站在一边，等我走了之后你再好好批评他，让他一改前非，而这才是［3］我要说的。”为了理解这场争论中的微妙之处，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两个人。他们一个是善用诡辩来挑战、反驳别人的行家里手，而另一个人已经离开卡比尔地区，在外生活了很久，忘记了传统精神。后者在这个事件里只看到了他兄弟的小偷小摸行径，出于正义和常识，他不赞同这一行为。也就是说，后者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他没有看到家族团结的法则可能被破坏。他想的是这个墙值多少钱，以及受害人应该得到多少赔偿。而另一方却惊诧于如此明事理的人竟然会误解自己的意图到这种程度。
某一年，在另一个村子，一个地主被他的佃户偷了。这个偷东西的佃户是个惯犯，但这一年，他做得格外过分。地主和佃户吵得不可开交，变着法儿地相互谴责、威胁，最后吵到了全体集会上。集会上大家一致认定佃户偷盗，并认为不需要再寻找证据。这一佃户眼看没希望获得任何好处，便赶紧按照传统的方式请求原谅。不过他也没少拿出支持自己的论据，例如：向大家说明一直以来是他在耕种这片土地，他已经将这片土地视为他个人的财产，而长期不在此地的地主并不需要这份收成；为了和地主处好关系，他把自己地上种的无花果送给地主做礼物，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是最好的；他还强调自己是个穷人、地主是个富人，而“财富是用来给穷人的”等。他讲了这么多道理都是为了讨好地主，说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有钱人。他在说这些的时候用了“愿真主原谅我”的套话，通常来看，这句话应该就可以结束这场争论了，但他又加了一句：“如果我做得对，愿真主得到赞美（soit loué）；如果我做错了，愿真主原谅我。”地主对这一套话的使用大为恼火，虽然这套话用在这里完全是正当的、合适的，但这几句话提醒人们，即便这个人当众认罪，他也不会完全是错的，至少不应该把所有的错误都算在这个人头上，他总还是有一点儿对的地方，相应地，另一个人总有一点错。然而地主想要的是一句简简单单的“愿真主原谅我”，一个无条件的屈服。佃户请求证人们作证，帮自己说话：“啊！造物主啊，圣人们的朋友！怎么回事？我赞美主，可这个人却为此而责难我！”他又重复了两三遍赞美主的套话，每一遍都说得比上一遍更谦卑。面对这一态度，地主越来越生气，以至于最后，尽管村民们对地主心怀敬意，也知道他虽然知书达理，却不了解本地风俗，可是大家都觉得他不应该继续谴责佃户。地主在冷静下来以后，也为他的顽固而感到抱歉；他的妻子对风俗更加了解，依照她的建议，他去找了村里的领袖（伊玛目，imam）以及较年长的亲戚，并为他的行为道歉。他强调，他是公开蒙羞（elbahadla，bahdel的结果）的受害人，大家也都理解这一点。
在另一个地方，两个帮派之间的矛盾因一个事件而被激化。其中一派对这一争执感到疲惫，于是他们在敌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家里组建了一个使团，并委派使团来调解两派的矛盾。这一使团包括了镇上的修士（marabout）、邻近乡镇的修士、村里的领袖以及临近的一个教会学校（thim‘amarth）里所有的学生（tulba，tuleb的复数）。整个使团由超过40人组成，请他们的帮派负责他们的交通、住宿和饮食。对于这里的其他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惯例，只除了他们的谈判对象：一个背井离乡、对习俗不甚了解的卡比尔人。按照惯例，在谈判者们相互亲吻了额头之后，人们就算接受了调解的提议，同心合力祈求和平。这一和解不排除人们日后以随便的什么理由重拾敌对关系，对于这一反复，没有人能说什么。首先，名士们宣布他们此行的目的：“部族们……特地前来请求你们的原谅。”根据习俗，他们要先跟委托他们来求情的这一派人划清界限。于是，他们义正词严地说：“他们请求原谅是基于所有人的利益，以及村中最穷苦的人的利益：他们才是这一冲突的受害者。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你们看，他们多可怜……（所有的理由都是为了挽回颜面。）让我们忘掉已经过去的事情，和好吧。”这时，面对这样的请求，合乎情理的做法是保持缄默和有所保留的态度，抑或是心照不宣地，一部分人态度强硬起来，而另一部分人为了不彻底把关系搞僵，表现得更倾向于和解。在争论的过程中，调解者介入：他们指责自己的委托方，找出委托方的错误，这样做是为了重建双方关系中的平衡；与此同时，他们帮他们的委托人避免公开蒙羞。因为仅仅是请来修士代为说情，请他们用餐，以及和他们一道前来，就已经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让步了，而更进一步的屈服是不可能的。而且，被请来说情的人，鉴于他们的职责，是超越双方敌对关系的，此外，他们享有可以强迫双方达成共识的声望。他们有权训斥面对祈求仍不原谅，提出过分要求的一方：“当然，他们可能有很多错，但是你，你也难逃指责……你原本不该……而如今，你应该原谅他们。此外，你们应该相互原谅，我们的职责便是见证你们达成和解。”名士们的智慧赋予他们掌握轻重和判断对错的权力，但在这次的事上，被请求原谅的一方因为不了解游戏规则，所以没能理解这一富有外交手段的精妙处理。他坚持把一切都挑明，并以“或……抑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怎么！你们来求我，那便是另一方有错，你们应该谴责的是他们，而不是在这里指责我。不然就是因为他们请你们吃饭，又付了你们钱，所以你们在这里维护他们。”这是对这些权威人士能做出的最大的侮辱，在卡比尔人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在如此受尊敬的人物组成的委托团的调解下，双方仍然没能达成和解，而冥顽不化的一方受到了最凶狠的诅咒。挑战与反击的辩证关系
有很多相似的事例可以在这里讲，但拿出来分析的这三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看清挑战和反击间的游戏规则。一个挑战出现，首先要满足的条件是发出挑战的一方认为受到挑战的一方值得被挑战，也就是说，他有能力克服挑战，或简单地说，这一举动等于承认双方在名誉上有相等的地位。向某人发出挑战便是承认这个人的人格（qualitéd'homme），作为所有名誉上的交换或者挑战的前提，这一认可也是交换的第一步；挑战也等同于承认一个人作为享有名誉的人的地位，因为挑战本身要求对方做出反击，所以人们只会向一个被认为有能力且擅长名誉博弈的人发出挑战，而这也就是认定对方知道游戏规则且尊重游戏规则。名誉上的平等感可以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同时存在。这一名誉上的平等感是众多习俗和行为举止的出发点，尤其通过反抗各种形式的自命不凡来表现：“我也不差什么，我也有小胡子。”［4］
——正像人们会照习俗说的。爱吹牛的人马上会受到惩罚。人们会说：“只有垃圾堆才会自我膨胀。”“他脑袋都顶到他的礼拜帽了（chéchia）。”“黑色就是黑色，他加上了文身也看不出来。”“他想学鹧鸪的步态，却忘了鸡是怎么走路的。”在大卡比利亚（Grande Kabylie）的提济依贝尔（Tizi Hibel）村，有一个富有的人家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欧洲风格的坟墓。他们使用了栅栏、墓石和铭刻，打破了传统坟墓要求的匿名和与其他坟墓风格的统一。第二天，栅栏和墓石就都不翼而飞了。
相互承认对方名誉上的平等这条原则带来的一个首要的结果是：发起挑战可以制造名誉。卡比尔人经常说：“没有敌人的男人就是头小驴。”重点并不是驴的愚笨，而是它的被动。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完全被忽视。如此说来，不和某人打招呼等同于把他视作一个物品、一只动物或者一个女人。而与此相反，挑战对于接受的人来说是“生命中的一个巅峰”（El Kalaa）。事实上，这个时刻让人充分体验到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感觉，向别人和自己证明作为人的素质（thirugza）。“完整的人”（argaz alkamel）应该一直保持警醒的状态，时刻准备接受挑战。他是荣誉的守护者，随时看守着个人的和整个群体的名誉。
这条原则带来的第二个结果是：如果被挑战的对象没有能力接招，无法使名誉上的交易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发起挑战者便践踏了自己的名誉。正因如此，当众遭受的极端的公开羞辱（elba-hadla），总是有折回到发起挑战者自身的风险，报复在无赖的身上，因为他不懂尊重名誉博弈的游戏规则，而这一公开蒙羞的人甚至享受某种名誉（nif和hurma）。这也是为什么当公开的羞辱超过一定界限之后，会报复到施加者身上。更多时候，人们避免向别人施加公开的羞辱，而是等着他因自己举止不端而自取其辱。这种情况导致的名誉受损是无[3]可挽回的。人们把这种情况叫作ibahdal imanis或者itsbahdil simanis。其后，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要避免过分夸大他的优势，而是要适当地淡化他的指责，正如俗语说的那样：“与其我来脱他的衣服，不如等他自己都脱光。”（Dje-maa-Saharidj）。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敌手还可以尝试通过手段翻转局面，一边以体面的方式公开赔礼道歉，一边把他的谴责逼到合理界限以外。正如我们在第二个故事里看到的，这么做可以拉拢舆论，因为人们自然会唾弃过分的控诉人。
第三个后果（与前一个结果相辅相成）：只有和自己名誉对等的人发出的挑战（或者冒犯）值得予以回应。也就是说，挑战成功的一个必备条件是接受挑战的人认为提出挑战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一个名誉上处于劣势的人如果做出冒犯的举动，就会因自己的自高自大而惹祸上身。“谨慎而思虑周全的人（amahdhuq）不会与无赖一般见识。”卡比尔人的智慧教给人们的道理是：“思虑周全的人所具有的，正是无赖所缺少的。”（Azerou n-chmini）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试着接受一个无赖提出的毫无意义的挑战，那么就会遭受公开的羞辱，而如果避免反击，他就把发出挑战这一任性举动带来的所有后果都留给无赖自己承担。同样，以令人不齿的报复手段弄脏自己双手的人也会招致羞辱：卡比尔人有时也会雇用杀手（amekri，复数形式是imekryen，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就是雇用服务者）。由此看来，是反击的性质赋予了挑战应有的意义，此外，它还可以用来区分挑战和单纯的冒犯。
卡比尔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可以很好地为上述分析做注脚。如果一个卡比尔人回应了一个黑人的辱骂，或者和他扭打了起来，那么他便［5］会损害自己的声誉。朱尔朱拉（Djurdjura）的一个民间传说中曾经提到，一天，两个部落正在打仗，其中一个部落动用黑人部队来与敌方对抗，战胜了敌人。但战败的一方得以保全名誉，反倒是战胜的一方因这次胜利而名誉受损。在过去，有时为了逃避致命的报复（vengeance du sang）（thamgart，复数形式为thimagrat），只需要加入一个黑人家庭即可。但这一做法非常具有侮辱性，以至于没有人愿意为了保全性命而付出这一代价。在一个地方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案例。在伊格尔（Ighil）或梅赫达尔（Mechedal）地区的屠夫中，那些沙巴内村（Ath Chabane）黑人的祖先里就曾经有一个卡比尔人。他为了逃避复仇，自愿做了屠夫，结果是他的后人们从此只能和黑人们生活在一起。（Aït Hichem）。
名誉的法则对于各种形式的争斗也有着规范性作用。在保证内部团结的要求下，每个人在面对外人的时候，必须选择维护自己的亲戚；在面对其他帮派（suf）时，向着自己人；在与邻村村民发生冲突时，护着本村人，即便后者在本村内与自己分属于相互敌对的帮派；同样，面对其他部落时，也要护着自己部落的成员。但声誉的法则禁止以众敌寡，触犯这条法则的人将名誉扫地。同样，人们都想尽办法，用各种借口和诡计来延续争执，这样可以再有机会赢回我方利益。如此一来，一点小矛盾都有被扩大的危险。在那些不同的战争或者政治联盟之间，争斗其实是一种规范化的竞争形式。这些“帮派”只要有一点小事，就会全员动员起来，只要一个人名誉受损，便视作集体的名誉遭受践踏。而他们之间的争斗远非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反而是对它的保护。通过这种争斗，竞争意识以及名誉点（le point [4]［6］d'honneur）（nif）都以一种预先规定好的、制度化了的形式得以表达。在部落间的争斗中，所实行的也是同样的法则。有时打斗过程完全以仪式化的形式进行：首先双方相互辱骂，之后大打出手，最后等到调停人到场，打斗便告一段落。在打斗时，女性以叫喊和歌唱的方式来给男人们鼓劲儿，并以此来赞颂整个家族的荣誉和力量。大家并不以杀戮或者完全压倒敌手为目标。打斗中的关键是展示我方的优势地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展示是通过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来完成的：在大卡比利亚地区，如果双方阵营中的一方从另一方的房屋上夺去了主梁（Thigejdith），并从集会大厅（thajma‘th）取得了一块墙板（dalle），那么打斗便结束了。有时，事情会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打击不幸导致战士身亡或者强大的一方威胁要集体闯入对方的住宅这一名誉最后的栖身之所。在这种情况下，被围攻的一方只有拿起他们的枪械，才能在多数情况下结束这场战斗。调停的人，一般是修士以及部落的智者们，他们要求侵犯者撤离，这样被围困在［7］里面的人便可以在誓言的保护下走出来。这时没人会尝试伤害他们，因为打破誓言是一种自取其辱的极端行径。（Djemaa-Saharidj）一个阿特蒙日拉（Ath Mangellat）（大卡比利亚地区）的老者曾经说过，在部落战争中，大型战役是非常稀有的，且每一次大型战役都是在长老们的建议下，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日期，规定了不同村落具体的行动目标后，才会发动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战斗，但人们通过嘶喊来交换意见并相互鼓励。在所有邻近的村落之间，人们会观看，并就战士们的勇猛程度和灵敏度加以点评。当强大的一方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或者当他们占有了代表胜利的象征符号时，战事就结束了，每个部落的人也就各自撤回自己的地盘。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俘虏，不过他们一般会被置于俘获他们一方的保护之下，被很好地对待。当冲突结束，人们会给他们穿上新袍子（gendura）送回去，象征着他们是已经死去的人，带着他们的裹尸布回到了自己的村落。战争状态（elfetna）可能会持续好几年。在某种程度上说，敌对状态是一种常态。被打败的部落会等待报复的时机，而在此之前他们会伺机抢夺敌人们的牧群和牧羊人；只要比如在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找到一点儿碴［8］儿，战斗就会重新开始。简而言之，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什么比区分和平状态和战争状态更难的了。村庄和部落之间，在名誉保证下签订的停战协定，像家庭间达成的保护协定一样，仅仅用于暂时性地使战争——这一名誉创造出的最严肃的游戏——告一段落。如果经济利益是争斗的原因，且争斗中人们有利可图，那么战斗会更像一场制度化且规范化的竞争，而非一场千方百计获得最终胜利的战争。一个卡比尔老人转述的这段对话正印证了这一现象：“一天，一个人和莫昂·乌克西（Mohand Ouqasi）说：‘你来加入战争吗？’‘加入战争能做什么？’‘嗨，就是一见到鲁米（Rumi）人，就给他来一枪。’‘怎么能这样？’‘那你想怎么样？’‘我以为我们应该先谈谈，然后破口大骂，最后再开打！’‘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朝我们开枪，我们朝他们开枪。就这样……所以，你来吗？’‘不了，我呀，现在不怎［9］么生气，没法就这样朝人开枪’。”
名誉点也会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如名誉点刺激着两个村落间的相互竞争，比拼谁的清真寺建得更高、更壮观，谁的喷泉布置得更好、更清静，看谁举办的节庆更奢华，看谁的街道更干净以及其他。所有仪式化以及制度化的竞赛都可以成为名誉上的竞争，例如在男孩的出生、割礼或者婚礼这种喜庆场合，人们会举行瞄准射击的竞赛。举行婚礼的时候，前往邻村或者相邻部落迎娶新娘的随行队伍需要依次地在两场考验中取得胜利。第一个考验是给女人们准备的，由二到六名以天赋而闻名的“外交官们”来完成。第二个考验留给男人们，由八到二十个优秀的射击手参加。女外交官们需要在一场与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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