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说 崔永元重磅新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21 14: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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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永元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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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崔永元重磅新作

有话说 崔永元重磅新作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有话说作者:崔永元排版:HMM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12-26ISBN:9787213090721本书由北京磨铁数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我喜欢那个理想的世界

说到底,说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众声喧哗,它可能是灵药,也可能是子弹,一切全看说话的人是什么态度。

这本书的节点很有意义,很像人生的起承转合。声音很多,声浪很大,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很多你想要的答案,也可能在这里发现更多的问题,关键看你是来看热闹的,还是来看门道的。

掷地有声,何须多言。

书中所有有关“说话之术”的分享,大多来自我的经历和体会,甚至很多都是笑过、痛过之后的感悟,再好的编剧也编不出来。我以说话为职业,干了这么多年,尚且不敢说摸清了说话的这个道道,更遑论学会了做人。“术”是可以通过沟通传递的。环境不同,境遇不同,落在每个人身上的感受也不同,于你而言,如有哪怕万一的触动和共鸣,那便是我的荣幸。

不过,我更希望你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和你自己的“道”,并在内心深处保持足够的敬畏和善良。当然,读完这本书,如果你反而想少说话,甚至不想说话了,我也不惊讶,毕竟说话只是目的,不是终点。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终点在哪里,那得由你自己决定。

我们永远做不到为大众活着,但也千万别把自己丢了。

我今年55岁,已经进入人生的后半程,我希望接下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个实验,对别人可能轻车熟路,

对我自己足够新鲜。

不过,总有一些内核不能丢,就像一直坚信最高级的说话是实话实说,就像一直坚信每个人都自带技巧,独一无二。

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那个理想的世界,因为我知道,那个世界里,有我也有你。

有人问我希望我的女儿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是独立思考的人。

独立思考这事儿与正确没关系,不是说你一定要有正确的答案,而是要永远有自己的观察、选择和评价,能恰当地自我怀疑,但不盲目武断。

这是每个人不应放弃的权利和自由,准确地说,这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个生命都不应该放弃的权利和自由。

我养了一只猫,名叫安娜。当别的猫靠近她的地盘时,她就会摆出一副“老子弄死你”的架势。而当她撒娇卖乖的时候,她看起来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和顺温柔的小姑娘。她知道我所有的事,一般不发表见解,偶有一次评价,往往一针见血、一剑封喉。所以在说话这件事儿上,她远比我厉害。

只是她最近刚刚生了小宝宝,脾气秉性变化很大,对我俨然有了另一副面孔,满满的傲娇和嫌弃。

你看,每只猫都是这个时代的样本,天生自带故事。跟人一样。

这本书就是我想讲的一个故事,名字叫:每只猫(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倾听者和表达者。一 别骗这个世界,更别骗自己真的就是真的

现在大家都说电视假,这不准确,电视不是从现在开始假的。

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叫《父女之间》,现场的最后,在我们的调解下,一对父女和好了,父亲给了女儿一个拥抱,女儿在父亲怀里抽泣个不停,这是真的。但是,你在有些电视台看到的这种画面,却是经过安排的。为了“好看”,节目组恨不得说:“再抱一遍,刚才那个角度不好;再抱一遍,女儿哭得厉害一点儿……”

还是我们的节目,以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安排失散了几十年的战友见面,一定要有众人围观的大场面:“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倒计时,三,二,一!”门开了,两个30年没见的老人终于相见,抱在一起哭,痛哭失声。

很感动,很催泪,但这是假的。他们之前肯定见过了,在火车站、在宾馆,或是在化妆间。

有一次录制,大家正因为一个话题僵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有的人甚至都有点儿犯困了。当时我真想直接开口说:“大爷,您先回家睡觉去吧。”可是这明显很不礼貌,但我真的很希望那个大爷可以自己站起来说:“我困了,你们争吧,我先走了。”而且我一定会坚持把这个镜头剪进去。因为我觉得这才是聊天真正应该有的状态,就像街坊四邻在一起坐着聊天,有个人站起来说:“你们先聊着,我撑不住了,我先走,明天还有事儿。”多自然,多生动。

很多时候,让我纳闷的不是观众看不出电视的真假,或是电视人故意设置的这些假,而是假这件事情本身。道具是假的,不奇怪;但是情绪是假的,就很闹心了。这事儿就像是传染病,一个节目因为一个情况作作假,效果出来了,收视率上去了,别的节目就会学,接着所有的节目都会这样。就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舞台前踮着脚尖,但是又谁都没占着谁的便宜。

在日本,我采访过一个叫久米宏的新闻主播。他的待遇非常好,有专用的电梯,他一去,所有人都对他鞠躬。为什么?就靠他吃饭呢!他一档节目《新闻站》的广告收益是他所在的朝日电视台总收益的98%。因为不知情,我傻乎乎地就坐上了他的专用电梯。一起往上升,我向他鞠躬,他也向我鞠躬,非常客气。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也是做节目主持,就这么聊了起来。

他带我参观他的演播棚,支撑架是钢铁做的,已经有年头了。钢铁棚后面的演播室里有一排小屋子,嘉宾可以坐在那儿喝茶或者吃东西,上面还有一个斜斜的顶窗,透过它能看到外面绿色的竹子,但是这些小屋子是拍不到镜头里的。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搭真的。我已经说过,场景和道具是假的,不奇怪。

他说:“我希望嘉宾进来以后,他能感觉像到了久米宏的家。”

所以,不仅这个榻榻米是真的,等下他们喝的萝卜汤也是真的,就连桌子上的胡椒和盐也是真的。可以是假的吗?当然,但是他不希望他请来的嘉宾是在“演”一种感觉,而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在他的家里做客。

久米宏的真,让我感动,也让我震动。

为此我和节目组里的同事讨论了很久,我会把一些问题上升到很严肃的新闻伦理层面。比如多年未见的战友,既然他们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见面,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促成他们第一时间见面呢?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带着摄影机去火车站或者机场记录他们真实的会面呢?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现场表演呢?他们又不是职业演员,能演得好吗?心里会舒服吗?为什么这世界一定只能有一种你想象中的“激动”和“热情”叫作“热泪盈眶”?

我们究竟怎么了?为什么那么不爱真实?真实怎么招我们、惹我们了?

因为,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告诉你真的有什么不好,它就是会好一下、坏一下,你控制不了。不像假的,它就能保证每次都好。

我们从来不是说要百分百保真,不能有一点安排、一点设计,做电视的人做不到。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可以骗观众,也不可以骗自己。如果我们原本的设定就是假的,没问题,只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本节目有排练,请勿当真。就好像西红柿非常红,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喷过农药的,如果你觉得没关系可以接受,当然可以,但是我不能骗你。

我不喜欢的,是我们对假的习以为常。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假、绝对的真,在这一点上,我不钻牛角尖,也不想扯太远。中国的很多电视人被假“宠”坏了,时间一长,就会想,搞不好假的东西也能有真的一面,搞不好它也能变成真的,搞不好它就是真的。慢慢地,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拥抱真实的勇气,还有拥抱真实的智慧和心态。

拿新闻主播举例,在国内,我们习惯了帅气靓丽的新闻主播,但在欧美国家,很多重要的新闻节目主播都是由六七十岁的主播担任。只有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经历过岁月中的风雨,才能真正知道人间的冷暖,才知道怎么和人说话,才知道怎么安慰别人,并带着最大限度的真诚和善良。所以,我们出去采访的时候,在BBC、CNN、NHK这些地方遇到的那些主持人,看到他们头发花白,但是他们眼中的光会让你从心底里感受到温暖。

你相信的不是他们的年纪,而是他们在岁月温润里选择的真。

我刚认识一个好朋友叫蔡明亮,是个著名的大导演,拍过一部电影叫《你的脸》,只有13个镜头,镜头中只有13张脸,每个人五到十几分钟不等。没有任何机位的移动,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一直沉默,有人睡着了,也有人默默把头转了过去。就这样一整部电影,一句话都没有。我看到第一个人的时候就流泪了,极其生动。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就是人生啊。每个人背后都有属于他自己巨大的喜怒哀乐和起承转合,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自己的痕迹,但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好好地去看看眼前的一张张脸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重要,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残酷又真实,你看就好了。

未经蔡明亮允许,发两条他的短信:

昨天从南特乘火车到巴黎,约晚餐的人拉肚子,我们就去吃水煮牛肉,这家很地道。

南特我好多年没来了,这回他们要我做讲座,放了我四个作品,讲座的戏院特好,饼干厂改的。要正确,更要小心正确

真的,和正确的,是两件事,既然真的就是真的,那正确的就是正确的吗?

我没法给你答案。

落到我们说话的层面,我们经常听见人们说“实话实说”,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正确话正确说”。在我看来,原因很简单:正确,比真实还要难。

曾经读过一本书,内容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儿童的对话。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里面一定特别好玩儿。因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都不是一般人,什么事情能难倒他们呢?所以,他们一定也非常会哄孩子高兴,说出来的话必定很有意思。可是当我真正看了这本书,感到极其震惊。因为这里面没有一句是在哄孩子,他们甚至根本不在乎这些孩子当下能不能听懂他们说的话,他们每个人说话的语调和措辞都和他们平时跟同龄人交流时一模一样,严谨而客观。

为此,我曾经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儿童教育专家桑新民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从儿童教育的角度来讲,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说话方式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跟孩子就是要说正确的话,否则就要面临一次或者很多次纠正错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耗时又耗力,非常不容易。”

我问桑老师:“教育孩子的时候,什么样的话才叫‘正确的话’?”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举了一个反例。原来我们生活中和孩子说过的错误的话比比皆是。比如,孩子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再正常不过,但是有些家长在哄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喝水水”“吃饭饭”,这样说看似很可爱、很童真,却包含了纠错成本。因为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水水”“饭饭”这两样东西,喝的是“水”,吃的是“饭”。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但真实的事例就发生在我自己的生活里。

我女儿小时候,有一次我带她出国,同行的还有几个朋友。到了唐人街,她很好奇,就问唐人街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面对孩子的这种好奇,大人都会本能地担心:讲那么多大道理他怎么听得懂呢?于是常常按自己的这种理解去解释,毕竟时间是何等神奇的存在,等孩子慢慢长大,他自然就会明白。

我的一个朋友很显然就抱着这样的想法,他逗我的女儿说:“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卖糖人的,非常有名,所以这里就叫唐人街。”我当时并没有很在意,当个玩笑就过去了。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偶然听到女儿在给别人复述这个故事,带着“我知道你不知道”的骄傲,我才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告诉她,唐人街的“唐”不是吃的那个糖,它说的是我们古代的一个朝代,叫唐朝。那时候我们国家很强盛,所以外国人就把中国人叫成“唐人”,唐人街就是我们中国人到了外国之后,大家聚在一起的地方。我女儿听得似懂非懂,虽然听了我的重新解释,但她还是喜欢我的那个朋友先前讲的那个“糖人”,因为甜。

这两个故事都关乎一个概念:纠错成本。在这里,正确是关于事实的呈现,我们需要严谨。

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强调亲子沟通时不能有任何的类比和童言,也不是要在这里夸大事实,耸人听闻,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通俗一点说,我们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说实话,但我们尽量不要故意说假话,哪怕是善意的。说出一句期待时间自动更正的假话是容易的,但是纠正错误的过程往往异常艰难,代价也非常大。

所以,说正确的话非常重要。

我之所以觉得正确很难,就是因为正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儿。如果我们把正确作为一种价值判断,那问题就会复杂得多,不是几句话、几篇文章、几本书能够说明白的。

让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北京十一学校是由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主管的一所公立完全中学。那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老师不会按照传统的课本来讲课,而是自己编排课本。我问老师:“他们以后都要面临高考,高考需要统一的答案,如果不按照课本来学习,他们该怎么办?”

老师也很认真,他说:“你太小瞧这些孩子啦。这样吧,我也给你一个任务,今天你回到家就把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课本都找出来,从头到尾翻一遍,看看一个小时能不能学会。”“那不用学了,我都50多岁了,小学的语文课本怎么会学不会。”

听了我的回答,老师说:“高考所需要的答案对于我们学校里的孩子来说,很像小学语文课本对于你的含义,要学会它并不是难事,需要的只是抽出特定的时间、投放特定的精力。虽然我们没有采纳传统课本的模式,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教给他们应掌握的知识,以及相较这些知识更为重要的思考和判断。我们不会改变孩子高考的事实,但我们更重视的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教育不是只有背诵答案这一种方式。”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出现了不同的“正确”。于我而言,于孩子而言,正确的维度各不相同。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用自己的正确去判断别人错误。

正确的另一面不一定就是错误,可能是另一种正确。

对于正确,我们常常会有两个误解:第一,我们纠正错误的代价很小,所以每次碰到模棱两可的小谎话,我们不在意,说了就说了;第二,正确成了我们的套子,我们把事物放进去评判,最终,把自己也放了进去。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谈话者,不能总想着去占领正确的高地,然后俯视别人。而是要明白,正确的说法可能有限,但正确的方式不止一种。不要给正确贴上唯一的标签。

你看出来了吗?我是一个讨厌唯一正确的人。

关于正确,我还有两件事儿想说:

第一,正确很难,正因为这样,我们既要尽量正确,同时又要小心正确。

第二,不能因为一句谎话的纠错代价小,我们就肆无忌惮地说不正确的话;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一句正确的话代价很大,而意义更大,我们要勇敢一点儿。我情愿多走的那几步

刚开始做《实话实说》时,几乎一边倒的声音认为我一点儿也不像个主持人,样貌、气质、声音、穿着,都不像。后来,我用行动证明,我确实不像主持人,因为我就是主持人。

刚开始的质疑主要来自人们对主持人的刻板印象,毕竟我看起来根本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隔壁大哥或者邻居弟弟。有质疑声,很正常。大家都说我长得没那么好看,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在电视节目里,帅哥美女总是要克服一个我从来不用克服的问题:亲和力。

说到这儿,就必须谈到我在广播电台当记者摸爬滚打的那11年。你知道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区别在哪儿?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记者,都不需要露面,只用声音交流就够了。这就简单太多了,除了说话,你根本不用去想今天的光打得够不够好或者今天的西服领带有没有歪。那对于广播主持人来说,什么是一场真正高级润物无声的采访?就是当你的访谈结束,对方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你是在采访,他都不需要知道你想知道的答案,却和你说了很多,说的人可能不懂,听的人全明白。

所以,往往做得很成功、很能挖掘真相的记者,都不是那种明星一样走到哪儿谁都认识的类型,恰恰是人堆里最普通的那一个。因为大家平等对话,一切也就没那么复杂,你只是真心实意地想了解一件事情,想把它弄明白,自然也就会在不经意间得到最真实的反馈和回答。

电视不一样,灯一打,镜头一对上,就让人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熟悉电视的人都知道,镜头会放大所有的情绪,同时,也会让很多东西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现实生活中也是同样的道理,看的人多了,很多东西就会变得不是原本的模样。有人想藏,就有人想找。

以前一有采访任务,我们就会提前告知对方自己的行程,然后大家一起坐飞机或者火车去到采访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采访到真实新闻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人家一早知道你要来,必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所以,我的方式通常是提前那么两天出发,先到省里,再到市里,找家小吃店吃点儿东西,坐几趟当地的出租车,和司机聊聊天,晚上再到茶馆坐一会儿,这中间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当地人,实际上已经在了解情况。

等大部队都来了,我已经基本把事情的脉络理清楚,也了解了究竟是哪些细微的地方被动了手脚。于是,在一大堆记者围着采访的时候,我总是能够在不痛不痒的问题之外一针见血。可能连对方都会诧异:“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顺便,我也会动用我所有的关系,搞明白这次媒体要来的同行都有谁,然后再一一排查他们最近的生活要闻。那必须是一说一个准啊。于是,我就成了有名的“半仙儿”。一起出去采访,我能组织所有新朋友来集体“算命”。我能算出《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的、国际台的……各家媒体的同行,谁家是双胞胎,谁最近升了官,谁最近拿了奖。要说能蒙对一个,或者偷听到一个,也不奇怪,关键是个个都准,无一错漏。他们大眼瞪小眼,很是惊讶,却又不肯相信。

我一直都说:最高级的说话是实话实说。

这原本就应该是一个共识,不是吗?可是这么多年,我们在真真假假中不断地兜圈儿,仿佛知道该说实话这件事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该如何去保证真实或者说我们该去哪里寻找真实,就显得千难万难。

其实,除了一颗真心,就是要好好做准备,不能偷懒。因为好的谈话者不只靠嘴,还要靠腿。

没有任何一种真相会自己浮出水面,想了解真实,想获得实话,你就必须比别人快一步,比对方快一步,也比自己惯有的认知和习惯快那么一步。你得相信,没有任何一种准备会白白浪费。

那么,谈话这件事究竟该如何准备?这就来到了方法层面。

你在时间上需要领先几步,在别人还没动的时候,你就已经出发了。想想采访中的我,其实挺鸡贼的。攻其不备,才能获得准确而没被掩饰的信息。然后,你必须知道你要跟谁说话。了解你的谈话对象是谁,了解他的基本情况、他的基本好恶和基本生活规律。

原来我也不明白这个道理。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看到老人过马路我就想过去扶一把,看到残疾人坐轮椅我就想到后面帮着推一下,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不是对他们最正确的态度。他们并不希望你去帮助他们,他们最希望的是你的自然和“漠视”。比如说,当你跟一个坐轮椅的人聊天的时候,你们边走边聊,这时候你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专注于你们的聊天内容,而不是关注他的轮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在跟别人谈话时能做到这一步,意识和素质就非常棒了。

当然了,女士优先、尊老爱幼这些道理,更应该成为我们最自然的表达,而不是因为跟你谈话,要故意让你三分。比如,你要和一个少数民族的朋友谈话,你需要知道是否会有哪些忌讳;你要和一个残障人士谈话,你同样需要知道哪些语言或者词语应该尽量避免。

当然,我必须澄清这绝不是让你搞什么战术,而是了解这些会让你的谈话更顺畅,气氛更融洽,真实感更强。

去了解,就是尊重。你尊重的不仅仅是事实,更是人。

因为,没有人会排斥一份真正被别人放到心里的重视和真诚。说话如此,放大到做人同样如此,说的道理很简单:要让谈话对象意识到我并不是今天一进门对他的一切认知如同一张白纸,我有了解,也有感受。更重要的是,我很在乎与他之间的这场谈话,也希望可以得到来自他同样真诚的回答。

真心未必换真心,但不上心一定换不上心,防备心一定换防备心。

多问问自己,你,想要哪个。有了尴尬,别自己扛

我睡眠不好,所以讨厌做梦,特别是噩梦。

在我的主持生涯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经常做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在录制节目的现场,突然之间把所有想说、该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一句都想不起来,大脑一片空白。然后当然被吓醒。虽然睡眠质量可能不佳,但这个梦无比真实,陪伴了我很久,因为它映照和体现了一部分内心最真实的恐惧:害怕尴尬,害怕自己没办法。

之前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演员遇到了类似的尴尬,更可怕的是,竟然不是在梦里。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演出中,男演员需要朗诵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诗词,作为大合唱的背景。开始几句精彩极了,声音和表达都特别好。万万没想到,朗诵到一半,他忘词儿了。一段停顿后,他选择重启,从头开始,结果到了那个地方又忘了……又是一段尴尬的停顿。男演员慌张的情绪挤压着面部表情,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后面开始有人提示,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他也没能听清。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好尴尬啊!怎么办?!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男演员的做法是:自作主张地换了一首根本不搭界的诗。

这个“车祸”场景让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你正规规矩矩地走在斑马线上,突然一辆车失控地向你冲了过来,你当然要马上想尽一切方法避开,如果这个时候你说你不能尖叫,不能惊慌失措,也不能快跑,因为你担心会掉一只鞋,那样场面会特别不好看。哥们儿,你人都快没了!

这种心理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去看看各种各样的主持人大赛,永远都有机智应对的环节,评委和观众为选手设置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参赛选手永远都要想尽办法遮盖、假装、圆场,没有一个选手可以直接把这个问题指出来,寻求大家的帮助。在我们的主持文化中,主持人就像是救火员,哪儿有事故,哪儿就有主持人的身影。这样,真的对吗?

我曾特意写过一篇文章,叫《分享尴尬》。我希望指出我们对主持人的误解。我们认为主持人是完美的,谁没有话他都得接上,什么情况都可以处理,在现场不可以出现任何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主持人也会半路掉鞋,也会不知道嘉宾的话怎么接,也会拿着话筒就忘词。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请把你的尴尬分享出去。

比如我主持节目的时候,谈到伏尔泰曾经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下一句忘记了。我并不需要欲盖弥彰,更不用掩耳盗铃,可以大大方方地说我忘了,好让观众提醒我。观众都是善良的,他们会帮助你。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观众,大家都是普通人,都会有紧张的时刻,都会有头脑空白的瞬间,对吧?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不是应对技巧,因为情况随时有变化,变数随时会发生,我们最应该学习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有事儿大家一起扛。

说回到刚刚提到的人民大会堂的演出,这个演员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直接告诉观众:“对不起,我忘了。谁能提醒我一下吗?”因为这首诗词绝大部分人都会背,相信很快底下就会有人大声提醒他,用不着几个字,他就能回忆起来了,让演出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完全不需要自己一个人站在台上独自承担这个小小的“灾难”。

其实,当什么办法都没有的时候,真诚本身就非常有效。

我们想成为拯救尴尬的英雄,是因为我们对完美爱过了头,但现实的世界从来都不完美。

回到我们的日常说话本身,我们对尴尬的态度,是否应该改变呢?从来没有人规定我们必须独自尴尬,必须当众孤独啊。

我之前有一次去拜访阿城,他是我非常欣赏和钦佩的大家,没记错的话,整场谈话下来,他至少说了五次“这个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聊天的时候忘记自己说到哪里,一般人都会觉得“哎呀,好尴尬啊”,是吧?我告诉你,恰恰不是。我们的完美主义又要犯病了,还是我们又要斩杀尴尬了?如果忘了讲到哪里,直接说就好了。如果大家都很感兴趣,就帮着你一起回忆;如果恰好没有一个人记得,那就代表这个话题本身就没有引起什么共鸣,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了。所以你看,其实一切都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尴尬。

难的不是尴尬本身,而是我们对尴尬放大之后的担心和焦虑。

错也不在尴尬本身,而是我们以为没了尴尬这个世界会更好。

但有时候,反而是尴尬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

比如我放在这里的这个故事。

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六一的节目,叫《童言无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火得不行,大家都觉得我特别神,就是好像你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往椅子上一放,我就能采访,并且做成一个特别棒的节目。这个想法就已经非常可怕了。最后策划找来了一群孩子,把演播室布置得非常漂亮,里面放了特别特别多的玩具,我穿着新做的衬衫和裤子,和平常一样去化妆了。等到孩子们一入场,我突然发现现场不受控了。所有频率的声音夹杂在一起,所有的孩子都扑向了玩具,大概不到两分钟,玩具就已经全部被拆开,满屋子都在飞各种颜色的棉絮。

节目就在这个状态下开始了,我发现自己整个人都是蒙的,根本不知道该和这些孩子聊什么。我问其中的一个小男孩:“你最崇拜谁?”“孙中山。”

哎呀,我一听,这挺棒的呀,赶紧接着问:“为什么崇拜孙中山?”“因为我爸喝可乐。”

我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接啊,最后这期节目就在这个状态下结束了。

孩子们全走了,我才发现裤子已经被他们撕了好几个洞,真的是太沮丧了,就一个人坐在门外叼着一支烟,一句话都不想说,当时的心情真的恨不得找个楼跳下去算了。这时候,上海电视台的王韧老师过来和我说了一段话,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原本是一个特别不善言辞的人,经常一件事说半天大家什么都没听懂,但是那天他和我说:“这多真实啊!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儿童节目里看过这样的小孩。今天这些孩子就和我们在街上、在游乐场里看到的完全一样,他们不用好好坐着,可以来来回回走;他们都想拿到话筒,有的举了三次手,你没叫他,就会哭;他们从来都不会好好回答你的问题,给出的答案常常让你觉得不知所云。但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是孩子啊,你才让大家看到了一群真实的孩子啊。非常自然,非常天然,非常好……”二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为什么总要别人去适应你的世界?

我的人生理想曾经非常多,多不靠谱的都有,只是从来没有一个选项叫“成为一名主持人”。

总结下来就四个字:机缘巧合。最开始,所有人都告诉我只需要坚持两三期,后面自会有人替代,大概谁也没有想到一转眼就是20年。

记得之前有记者问我是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紧接着问那是怎么变得爱说话的。“应该是某一天突然摸到了电门吧。”当然是玩笑。只是越到最近几年,越会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说话这件事儿的?

于是,很认真地给自己做了一个“实话实说”的访谈。

刚做主持人,总会自带一份年少时特有的得意和小骄傲,很本能地认为我就是主角,大家来录节目或者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就是来看崔永元的。把自己看得很重,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确实形象不好,就寄希望于化妆师能把自己化得像个小鲜肉。当然也会尽量穿得好一点儿,皮鞋每次都擦得锃亮。并且一定会提前背好一些名言警句,期待到了台上可以口吐莲花。结果当然是一句都没有用到,因为能够说出来话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时,节目录制现场每次有150到200名观众,只要我发现其中有一个观众用眼神或身体语言表示“小崔主持得不怎么样”,我就会深受打击,也算是特定时期的“小心眼”了吧。

再后来,突然意识到大家并不是来看崔永元的,而是看崔永元采访嘉宾。一想到这个,心里一惊,赶紧调整心态,让自己的角色定位更接近一个配角。我说得有多好,或者准确地说,我一个人说得有多好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一场真正优质的谈话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因素。因为,嘉宾说得好,和我说得好同样重要。而对于自己表现得好不好,我也就真的放下一些了。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我开始真的不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儿,才发现自己的整个状态完全放松了下来,也不需要再做什么刻意的准备,而是更多地把对方的情绪、状态调动起来,给对方营造一个最舒适、最安全的谈话场,让对方完完全全地表达自己、展示自己。

等到快退出这个职业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大家就是来看嘉宾的,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作为主持人,我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我已经把访谈对象引入了一个佳境,他在我面前没有了拘束,因为信任我,所以对我敞开心扉,说出了最想说的话,并且说得非常流畅、非常自然。最重要的是,没人觉得这个主持人在添乱。这就已经非常好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请一个嘉宾上来,介绍完,一坐下,我提一个问题,他就开始滔滔不绝,有时候甚至一口气能讲到节目最后,我只需要做个总结并收尾。这往往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说得夸张一点儿,作为一个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在整个的节目进程中,观众觉得他几乎不存在,那可能就是最高境界了。

所以你瞧,我用了20多年的时间,慢慢找到说话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真正的价值和秩序,也慢慢抛弃掉那些说话之外的光环和杂念,真正享受说话本身。

我们好像一直在讨论“说话”,但真的仅仅只是“说话”吗?回到生活中,道理同样简单,干吗你一定要是主角呢?为什么你就敢保证自己绝对正确?怎么就一定得是你掌控全局?所有人都必须围绕你的问题和答案吗?当然不是。

没有人规定这个世界必须按照我们的秩序运行啊!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慢慢放下自己的过程,不是吗?然后慢慢学习,学习该如何在内心深处对自我进行安置,如何和自己、和他人,也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这个世界其实挺好的,原本也挺丰富的,只是我们以前习惯于不去听别人的意见和声音,当然,和我们观点一致的意见和声音除外。

比如最近大家都知道,我要监制一部电影,也要导演一部电影。从一个资深的、沉浸很深的影迷和收藏爱好者到真正去操作一部电影,这中间的变动真的很大,要做很多准备自不必说,更重要的实际上恰恰是技术之外心态上的变化。

大家都问:“你不怕挨骂呀?”“我怕,或者不怕,都肯定要挨骂,所以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其实在看电影这件事上,我以前就是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有了不认同的观点肯定会骂出来,而且声音还挺大。现在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知道这就是观影的一部分、一个过程。我们当然都希望电影院里字幕一出、灯光一亮,全都是称赞的声音。但必须牢牢记住: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坚决不许有这方面的苛求。

被指责一下、被骂一下就翻脸,在我来说,是绝对不可以的。发表观点,温和还是激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同时,我反而很期待在我想象的那个层面可以听到大家不同的观点和交流。认同欢迎,不认同一样欢迎。

谈话,就是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建立桥梁。现在大家的“主角意识”都太强了,总是站在自己那边喊“快,你到我这边来玩儿”,却从不考虑别人愿不愿意过桥去。请人家到你的世界玩儿,固然是热情,但也总免不了一切都按照你的秩序进行,如果总是这样,你便理所当然地觉得别人应该适应你的世界。

为什么不能是你去别人的世界,你去适应呢?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被叫作“星星的孩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被大众熟知的名字是“自闭症儿童”。他们终其一生都把自己关在内心深处只有一个人的小屋子里。他们从来不是智力低下,甚至相当一部分有着极高的天分和艺术才华,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社会的复杂和变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即使通过考试读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也意味着他再次回到原来生活轨道的一天。

该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总是强调要对他们如何如何进行特殊教育和改造,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让他们变得“正常”,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最该做的难道不是去适应他们,给他们创造一个世界吗?

在上海有一家基金会,关爱着30多个自闭症儿童,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每个人都叫我爸爸。身边的很多人甚至是孩子的家长一直很奇怪:“你是怎么做到和他们亲近的?”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我就是在适应他们,不要求他们做一丁点儿的改变,于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安全的。

有一次,我一进门就逐个和孩子们拥抱,一个女孩突然狠狠地推开了我,她的妈妈说她有亲密恐惧,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拥抱。我赶紧道歉:“对不起,我错了。”女孩就是不高兴,怎么都哄不好。

我想了想,说:“为了表示歉意,我送你巧克力吧。”“我不要巧克力,我要金枪鱼。”

我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毕竟知道具体的要求就代表事情简单了很多。

问:“那要多少呢?”“越多越好。”

我拿来了好些金枪鱼,还特意配上了面包,一起递给她。“我不要面包。”但是她接受了金枪鱼。

等到当天的活动都结束了,离开之前,我再次和每个孩子拥抱,等所有人都抱完了,她跑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我偷偷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看他们都这么做了。”

这里面没有任何情感的因素,在她看来,这个拥抱更像是一个仪式,但是谁能说不温暖呢?

我看到现场很多家长的眼睛都红了。先听,好好听

如果你问我:在一场好的谈话之前,最该做什么准备?

一句话:我希望在赴这场谈话之前,你不是只带了一张嘴,还带来了一双耳朵,准备好听对方先说。

中国人爱讲“听说”,就是你需要先学会给自己的声音静音,先听别人在说什么,只有听懂了别人,你才能把自己的话说明白。你才知道,对方的信息是否被有效接收,自己的信息是否有效传达。

开口之前,先听,先好好听。

这里的“先听,后说”,其实不只是说话语序上的先后,更是自我心态上的一种重新打破和重新认知。它需要你首先在心底把自己轻轻放下,不是一切都必须以我为主,不是一切都必须以我为准。这不可能,也没必要。稍微少那么一点儿过度的自我关注,更多地把眼睛和耳朵同时打开,去这个名叫“自我”的小圈子之外,多走一走、听一听,也看一看,你就会发现世界真的很丰富、很多彩,而我们自己也真的没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更可贵的是,意识到这一点,一点儿都没有不好。

说回来,听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能够顺畅并且有效。你要听懂对方在说什么,是否还想听你的意见;或者对方把已经做成的事说给你听,让你再出新的主意。这就要求你在听的时候要特别专注,还要边听边想,启发自己的思路,这样才能给出合理的建议。

当然,听说并不是要你听一句说一句,那就是复读机了。它的要求更高,需要你听一句能说十句,或者听十句就能总结出一句。听明白了,才能想明白。那么,具体来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听?

听有两种,一种是别人已经录好了,你负责听就行。另一种是在交流的时候,你不只是听,还要说,要回应。不管是哪一种,都必须做好两件事:首先,听的时候需要一个放空自己的心态,这样你才能听见别人在说什么,才能决定你要不要继续听下去,要不要听进心里,或者是否选择辩驳;其次,你需要提高自己听人说话的审美,要把自己的耳朵练尖、练顺,也练正,这样才能听出别人的弦外之音以及那些奥妙的心思和暗藏的机锋,最终拿来己用。

因为,每个人内心的故事都是一座大大的冰山,能够说出口的永远都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不仅要“看见”水面上的那一角,也要“看见”水面下那些隐藏的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就像我一直说的,一个好的说话者的角色并不是一个说话的人,而是一个会听别人说话的人。他可以熟悉谈话对象的谈话方式,让对方感到很舒服和安全,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充分进行表达。

比如,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发现,东北人口才普遍特别好,说起话来很难被打断,即便你给他打断了,他顺着你打断的这个路往前跑几百米,最后还能绕回来,找到之前的话题,接着往下说。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谈话的时候约定范围,不是在录制之前约定,而是坐到现场之后约定。你就告诉他今天的重点是谈某件事,而且要跟他达成一致。这样,当他偏离这个话题时,你就很容易把他拽回来。比如,你跟一个阿姨谈话,她总是跑题,因为之前你们达成过一致,所以你就可以提醒她:“阿姨,咱们约好的,今天要谈这一段。”

南方人就不一样了,很多南方人普通话说得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把自己的态度或者观点表达清楚。一旦你打断他,很可能他的整个思路就被打断了。所以跟南方人说话,你不能打断他,也不能逼得太急,否则他很可能就说不出来话了,即使说出来,也可能不是他最想表达的。

天津周边和北京人又是另一种风格,很喜欢抬杠,跟人顶着来。如果你这个对谈对象不是咄咄逼人,不是特别狠,他都没什么心思跟你说话,因为他觉得太没意思。我记得一个唐山的小伙子来做节目,说你们这就是在抬杠嘛,早就应该叫我来了。我跟他解释,我说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抬杠,是聊天。他眼睛一瞪:“你这就是抬杠,否则你跟我争什么。”你瞧,这才真的是来抬杠的。

敬一丹大姐曾经这样评价我,她说:“小崔有个神奇的地方,就是所有人只要一坐在他面前,就想说实话,就想把心里话掏给他,都不用他做什么工作。”敬大姐的这个评价我一直铭记着,我觉得这个评价和她,都太好了。

同样,说话这件事、听别人说这件事从来都不会发生在真空状态下,它需要背景环境的交代,也需要不同情境的呼应。不同情境下,即使是同样一句话,表达的也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山东大学的马瑞芳老师是《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研究专家,专业水平和为人处世都非常好,她教过很多外国留学生,其中有个美国留学生,每次在她家上完课要走的时候,马老师的妈妈都要跟她道个别。

中国的老人跟客人道别,总是很客气,总会说一句:“不吃了饭再走啊?”可是在美国人的文化系统和语言模式中,这并不是一句客套话,他们真的会以为是在邀请自己吃饭,于是那个美国留学生就说:“那也可以呀。”

老太太又问:“你想吃什么呀?”

学生很实在,说想吃羊肉馅饺子。结果老太太就让马老师出去买羊肉,回来包饺子给这个学生吃。第二天上完课,这个学生刚想走,老太太又说:“不吃了饭再走啊?”结果,她又留下来吃了一顿羊肉饺子。

马老师有点受不了了,就跟老太太说:“您以后别再留我的学生吃饭了。她是我的学生,我把功课教完了,她可以自己去食堂吃,而且食堂吃得也不错。您这一热情,我就得出去买菜,回来还得剁馅儿。上了一天课回来还要做这些,我得多累啊。”

结果老太太也挺委屈,她说:“我没想留她吃饭啊,我只是客气一下,问候一声,谁想到她就当真了呢。”马老师就跟老太太说:“美国没有这种问候,在美国人看来,你说的就是留她吃饭的意思。”等到第三天上完课了,这学生刚要走,老太太又说:“要走啊……”只说了三个字,她就突然意识到不能往下说了,结果那个留学生就去吃食堂了。

再早一点儿,我去过云南的一个养老院,那里有一个大学教授,最最喜欢的就是参加养老院举办的缝珠子大赛,每次大赛获胜时的那份开心和荣誉感真的就和他年轻时被评为教授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甚至还可能更高。所以你瞧,别管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从事什么工作,年纪大了都一样,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种参与感和实现度,一种没有被抛弃的感觉。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的真的就仅仅是我们以为的,虽然是出于善意,但如果没有真正听到他的表达和心声,不知道他的想法和期待,我很可能直接把他从缝珠子大赛的赛场拉走,递给他一沓口述历史的资料:“来,我们写一期调研报告吧。”

然后,还会搬个小板凳,就坐在旁边,笑得特别满足。松弛到底,再紧张起来三寸

紧张不可怕,怕紧张才可怕。

通常来说,紧张是一种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消除的生理状态。而要战胜怕,却得花更多力气。

作为一个“前资深节目主持人”,谁要是和我说他一次都没紧张过,我第一个不相信。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紧张,而不是怕。

在主持人生涯初期,我自己就实打实地紧张了三年。紧张到什么程度?最开始一听说要录制节目,提前一周就开始吃不好、睡不好了,虽然私下里也觉得实在是不争气,但没办法。后来情况好转,慢慢变成了提前三天。但就算是终于变成提前一天的时候,我也坚决避免见任何亲人,必须把脑子全部清空。接下来就是再灌进去一大堆为第二天的节目准备的台词。不用说,到最后一上台准全部忘掉。但是到了下一次,还得再来一遍。

一点儿都没危言耸听或者刻意渲染。我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想说,是人都会紧张。再给你来一个例子。

郭德纲和他的相声现在有多火已经不用我多说,但在此之前,他至少演过5到8年底下经常没几个人听的相声。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场一个人的相声,说那个人买完票才发现整场只有他自己,演出一开始,他就想走,但是又不敢走,因为那个气氛已经非常恐怖了。你想想,舞台上颠来倒去的至少有10个人在演出,台下就他一个观众。

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想去上厕所,刚一站起来,台上的演出马上就停了,说:“你干什么去?”“我去上厕所。”回答得也是有那么点儿战战兢兢。

大家就说:“你必须回来,我们这么多人都给你演,你要是不回来,那就对不起了!”所以,这个人估计是看了一场全世界最奇特的相声,最后他被人押着上了厕所,回来接着把这场演出看完了。

现在郭德纲的演出一票难求,大家就觉得他演出好、品质高、本事大,包袱抖得妙趣横生。如果你非要说他比20年前进步了,我觉得肯定是有,但这似乎并不是让他受欢迎的最主要的因素,主要还是因为他更松弛,也更自信了。

你看,没谁一开始就能这么自信、这么松弛,都需要时间的历练。

当然你可能会说,心态这个东西又不是电视机,想换台拿遥控器一按就行。所以,到底有没有什么方便可行的方法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种紧张呢?

巧了,还真有。

我的心理医生教过我一种物理方法,特别管用。按他的说法,人如果紧张,说明还有精力,还有使不完的劲儿,不信你瞅瞅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哪个还能紧张得起来?既然是这样,那么感到紧张的时候你就攥紧拳头、咬紧牙关、绷紧关节,自己跟自己较劲,把你全身的劲儿都用尽,连气都不要喘。这样连续做个两三回,你就能变松弛了,因为你没劲儿了,也就紧张不起来了。

后来随着时间流逝,经验和阅历不断丰富,我在上场之前似乎不用做什么特别的准备了,因为很快就能找到我和嘉宾之间谈话的环境和气场,嘉宾谈起来滔滔不绝,我只要做好引导、归纳和整体调度的决策,虽然我变得松弛了,却没掌握好那个度,有点儿松弛过头了。这就导致我注意力无法集中,状态也不好,拍出来的表情没法看。这么下去肯定不行,必须马上改变。

我就去找倪萍大姐,我跟她说:“我现在录节目的时候老提不起兴趣,总觉得困,怎么办?”她问:“前面紧张了多长时间?”

回答:“三年。”

她说:“你这算不错了,三年紧张感就消除了,有的人可能需要10年、15年才能达到放松的程度。你现在的问题是稍微松弛过头了那么一点儿,需要重新让自己兴奋起来,可以试试录制之前在后台多跳几下,这样就会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自然就不会再犯困了,兴奋感也会慢慢回来。”我试了一下,果然很奏效。

后来我们经常一起探讨一个人主持节目的时候,什么状态最好,究竟是该紧张还是松弛,她说的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忆犹新:松弛到底,再紧张起来三寸,就是最舒服的感觉。

已经有太多人说紧张,或者怎么解决紧张了。所以最后,我们就来聊一聊不紧张吧。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不紧张。答案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绝对胜任的事儿,不是自个儿的事儿,没想太多的事儿。

绝对胜任,在能力上可以碾轧,就不会紧张,这时候反而是要让自己多受些刺激,就像在后台跳一跳,别因为太放松而出纰漏。所以,一切的基础还是能力。

别人的事,没必要紧张,即使出了错,也没关系。但无论是做节目,还是在人生中,我们做得更多的还是自个儿的事儿,有了成绩,当然高兴,但如果出了错,也得自己担着。

没想太多,意味着还来不及紧张,事儿可能就过去了。通常情况下,造成紧张的一大原因就是想太多,明明就只是上台去说段话,结果还没有上台就想着糟了开头忘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别人觉得自己讲得不对怎么办,能不紧张吗?

认识到这三个心理层面的原因,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应对紧张的终极心态并进行调整呢?

紧张不可怕,紧,可以松;张,可以弛。

所谓松弛到底,不仅仅是指在舞台上,或者谈话中,更是指向我们的自我状态。松弛到底,不是对抗,因为对抗会带来紧张,它鼓励我们克服内心深处的不自信和太在乎,是一个战胜恐惧和巩固自我的过程。别总给自己的松弛设限,以为已经到底了,但其实还差很多。真正松弛到底的时刻,是你发现自己必须找回点儿紧张了,这一点挺有趣的。因为绝对的松弛除了带来魅力,也会带来懒散和不自控,这个时候得把紧张请回来,控制一下自己,回调三分。“别紧张”变成“要紧张”,“要松弛一点儿”变成“别太松弛”。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什么叫:松弛到底,再紧张起来三寸。说话不用打草稿

说话这事儿挺吃亏的,我们知道说的没有唱的好听,同时,说的也没有写的漂亮。

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话剧,其中最爱北京人艺的《茶馆》。那时候,《茶馆》的演员都是大家,于是之、林连昆、黄宗洛,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真的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那时候我们都不叫看《茶馆》,而是叫听《茶馆》。就是说,到了剧场,你根本不用看台上,只要闭着眼睛听,就会感觉像是在听一首交响乐一样,特别享受。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茶馆》里的那些词和句子,你会发现其实非常简单,看上去就像平时说的话,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一首特别棒的清末民初的市民交响曲,可见老舍先生的功力了得。

都说人生如戏,但生活中的话永远都比不过戏里的对白。

看清了这一点就该明白,我们平时说话最好不要有负担,不要因为说不出像文学家在创作时写出的妙语而自卑。因为文学创作就是文学创作,当谈话进入写作,它就背负了很沉重的责任,要负责起承转合,要负责构成事件,要负责推进情节,要负责表述人内心的想法。如果把这些压力压在一个人的日常对话上,准垮掉。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说话的时候,通常这些责任能背上一个就不错了,我们都是很轻松、很自然,用自己的嘴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非常容易。但是在文艺作品里,每一个角色都背着这么重的责任,作家就必须字斟句酌,希望这个角色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在作品里都能起作用,最好能一语双关,一字值千金。

汪曾祺先生在写《沙家浜》的时候,有一句唱词最初写的是“芦花黄芦花白稻谷黄,柳树成行”,上面的人不满意,说这两个都不在一个季节,而且很拗口,就让他现场改一改。汪先生想了一会儿,改成了“芦花放稻谷香,柳树成行”,一个用了视觉,一个用了味觉。这次上面的人说好多了,但又说“柳树成行”没有意境,应该改成“岸柳成行”。最后完成的唱词就是“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好。

汪先生算是语言艺术的大家了,但是他在生活中说话可是没有这种意境的。当时知青下乡,汪先生的女儿也在乡下。后来知青们都在想各种办法回城,他女儿也想回来,就让他给写一个证明。汪先生想了一晚上,写了一封信让女儿带回去。所有人都对这封信特别期待,你想啊,这可是《沙家浜》的作者写的。结果革委会的人看了之后就拿着信去找汪先生的女儿,问她:“这是你父亲写的吗?他是写《沙家浜》的汪曾祺吗?”汪先生的女儿说是。革委会的人还是不相信,就把信递给她,让她自己看,只见上面写着:

我想让我女儿回来,你们必须批准。

事实就是这样,汪先生能写出样板戏里那么漂亮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可是现实生活中写信却十分平实,他也可以很自然地说话。这就是文字表达的语言和说的语言的差距。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探讨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从僵硬的文字里、读本里脱离出来,找到更生活化的语言呢?

甲午中日战争失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时,清朝派出李鸿章等赶往日本马关,到那里去和日本派出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面。到了之后,伊藤博文将双方的会面地点定在了一个叫“春帆楼”的地方。楼对面是个海湾,两边有山,水面不宽。当时,日本军舰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一直在河面上开来开去。这样做就是想造成一个假象,让李鸿章以为日本有很多舰船,给他施加心理压力。其实李鸿章早就看出来了,但他没说破。

我猜你现在肯定很好奇:当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一见面,他们是怎么说话的?都说了些什么呢?

对于类似的问题,我曾经也很好奇。比如,过去在电视上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只能看到他们的嘴在动,却听不到声音。他们说的是什么?是不是像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说话,比如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路上累不累呀”。这都是我的想象,我当时觉得自己想的肯定不对,毕竟那是国家领导人,说话怎么可能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呢?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了一段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我才发现原来我想的没有错。

那是一段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录像,是同期声,十分难得。两个人见面握手之后就坐了下来,周恩来总理先开口问:“这一趟感觉怎么样,都去了什么地方?”斯诺回答说去了杭州。周恩来总理又说:“杭州是个好地方啊。”说着又给斯诺递了一根烟,说:“抽根烟吧。”接着帮他点着,然后开始给他介绍国内的经济情况。到了吃饭的点儿,周恩来总理拿着菜单说:“我看看今天都准备了什么菜。”又说:“不管准备了什么,你不能跟杭州比,因为杭州是个会做饭的地方,我们北方做的不如那里。”整个谈话过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大家是不是觉得很亲切?如果没听到这个同期声,一个国家领导人和一个外国记者,我们是想象不出来他们是怎么说话的。

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对话上。看到这儿,我想大家也大概猜到了一些。

见面之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先是寒暄。伊藤博文说:“中堂此来一路顺风否?”李鸿章说:“很顺,感谢先生在路上为我准备了一个能休息的公馆,所以我休息得很好,让您费心了。”伊藤博文赶紧说:“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里一路都是蛮荒之地,实在是配不上阁下的身份。”

寒暄结束之后,两个人开始正式进入谈判程序。进入正式程序之后也不像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看的那样,怒目而视,剑拔弩张,甚至一句话不对就打黑枪、关黑屋。这个过程非常平静和友好,两个人开始互相交换材料,证明双方是各自国家派出的特命全权大臣,接着检查材料。结果还真发现了问题,伊藤博文给的材料上是天皇的签字,李鸿章拿的材料上盖的却是慈禧太后的大印,一个签字,一个印章,问题就这么出现了。伊藤博文说:“你们的文书只有盖章没有签字,你们也应该签字。”这时候,交锋开始了。李鸿章说:“我们大清帝国就是用御印来代表的,你们不能总是按自己的规矩来。”伊藤博文说:“应当遵守国际惯例。”

后来双方谁也没说服谁,但也都认可了对方的方式。到这时候,双方就开始确定接下来两天的谈判日程。那么接下来两天要谈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清朝战败了得赔款,这是双方都认可的事,然后又都表示说,希望谈判的时候双方都能互相宽容一点,给彼此留一些余地,最后确定了下一次谈判的具体时间。到这里,第一天的谈判就结束了,就是这么简单。双方的态度也都很平和,语言也很平实,一两千字而已,跟两个普通人谈话没太大区别。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这一段关于《马关条约》谈判的资料我是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这本书叫《东行三录》。

回归说话的简单,是件重要的事儿。既不用过分要求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把话说得精彩而束缚了自己——这是给自己松绑,也不要因为觉得历史重要,而总觉得重大历史场合说的话也不能放下来,这是给话语本身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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