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墨哲兰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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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试读：

缘起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是“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是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点点2011.8.10

【序言】

·授课说明·

我的讲课，带有太大的猜测性质，根本原因在于，我根据的文本不是德文原文，而是中文选译。其中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会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正式的对海德格尔《黑皮书》（事件）的有效准的回应。顶多只能算是预测性思考：既预测海德格尔《黑皮书》的思想史地位，同时又预测我的即将写作的《文革书·四批判书》的印证力度。换句话说，这纯然是我个人的思想试验：我宁愿驻足在这种预测性中。很抱歉，我的老师身份给了我这种方便。也因此，你们，在座的诸位，将来都会成为——如果你们继续走在思想史路上的话——这次试验的见证人。这也是我为什么[1]把我的讲课仅仅限定在我们这个学科点的研究生范围的原因。

开始讲课前，我还想到三个“预设”，试简单界定：

一、如果我是犹太人，我会怎样看待海德格尔的《黑皮书》？

一般而言，作为犹太族对二战“屠犹”、“反犹”已没有“宽恕”的权利：600万亡灵作证。甚至它影响到犹太人个人，也没有这种“宽恕”的权利，如小说《朗读者》（电影《生死朗读》）一书的结尾。

正因为此，仍有个人几乎是挣扎出来提出“宽恕”的例外。比如，有一本书原名《向日葵》，后改名《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的回答》，作者犹太人西蒙·威森塔尔；还有一个犹太人，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临死前专门讲到真正的“宽恕”，不是对“可宽恕”的宽恕，而是对“不可宽恕”的宽恕。

二、作为中国人，应该怎样读《黑皮书》？

我们跟随希腊罗马以降嬗演至今天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至少120多年了。所谓启蒙教育，就是“双重缺位”的教与学。一方面，教的人，包括西方最善意的学者、作家，不用提政治家和神学家了，历来大都自居为普世者、自居为真理的化身向非西方人传授“真理即服从”的知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他们的进化论知识学形态（包括基督教一神论）先验地判明了非西方文化为“本土的”、“传统的”、“落后的”从而不言而喻地先行剥夺了非西方文化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学的人，具体为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启蒙思想就是倾空自己“全盘西化”。话句话说，甘心自己乃至本民族文化之“缺位”乃至“失位”状态，仿佛非如此不足以成其为“西方人”那样的“现代人”。如此“双重缺位”的结果可用中西两个成语对勘：“邯郸学步”与“阿基里斯追不上龟”。

但事实上这是失败到丧失灵魂的“失败者幻象”！因为根本没有西方标榜的什么“普世真理”或“普世价值”，连“一神论”都不是，[2]更何况“形而上学本体论”。既然“哲学是希腊特有的”（海德格尔语）就应该按“特有的”方式对待。所以，中国人在此类问题上应该有中国人看待“特有”方式的眼光及其叙事能力。首先应该做到的是“正名”——还原事实本身。我的“读记”旨在提供一个例证！

这是一个开始，告别西方哲学普世独断而用中国的叙事方式说话。

三、《黑皮书》之于个人的宿命感

没有《文革书·四批判书》的准备，我不会对《黑皮书》做如此强烈的反应。也正因为恰恰有了这种准备，《黑皮书》之“黑”才与我的命符“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相关，遂成为我的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

·读记开场白·

我为什么要涉及海德格尔《黑皮书》事件？

而且一定要赶在我见到《黑皮书》德文版和中文译本之前，将彼特·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精选译文）作为范本逐段导读，以对“海德格尔事件”表明我的态度。为什么？

我不是没有担心的。德国人对“反犹太罪”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神经质地步，读一读彼特·特拉夫尼文章的语气就感受到了。西方主要大学报刊媒体迅速掀起声讨大潮。北京大学哲学系以中国首席大学身份一马当先地响应，声势空前。

我为什么还是要讲？

我研究西方哲学凡五十年，讲授西方哲学三十年。察觉到了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等到我完成三本主要哲学著作《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3]开端中的破裂》、《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打算完成我的最后著作《圣器与碎片——谁是文革遗嘱的执行人？》时，人逾古稀，“从心所欲不逾矩”，突然发觉写文革的初衷消失了：不再写“一个人的文革”，不再写“十年文革史”，也不再写“文革话语的日常语义分析”，而是决定“把文革放进‘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去”。这也绝非偶然。

于是，我的“文革书”变成了《四批判书》（2012年）：

第一批判：西方形而上学史批判

第二批判：西方启蒙思想批判

第三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

第四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及其西方启蒙转型批判

近四年，写了前三批判“小样”即主要思路线索：

第一批判：《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2013年）

第二批判：《古今知识形态学的轮回》（2015年2月）

第三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身份》（2015年5月）

恰好这个时候，传来了海德格尔《黑皮书》发表及其世界性声讨浪潮，声讨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及其“存在史地形学”思想。（按：所谓“传来了”是我永远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所以它不是外部世界的时序，而是传到我的感觉中来的“我的视域”时间值。）

我读了“传给我的”北京大学牵头翻译和批判的相关文章，其他声讨文章不必说了，德国乌帕塔大学“海德格尔研究所”主任、海德格尔《黑皮书》编辑者彼特·特拉夫尼教授写的批判专著《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大体知晓了“反犹太主义”与“存在史地形学”的内容，及其批判的“要害”之所在。

为正视听以受检验，我愿意先道出异同。我与特拉夫尼教授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在“存在史技术追问”上以及“存在史地形学”之纯粹意义上，我是站在海德格尔一边的，在西方思想史上能有海德格尔这样一位大思想家从内部指出哲学神学形而上学的病根而断言其末路的终结，真第一人也，令我由衷地敬佩！仅在其“具体存在史叙事”上，我才与海德格尔分道扬镳，因为我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明显地在海德格尔视野之外。

但我仍然尊重特拉夫尼先生的态度，他作为“海德格尔研究所”主任、海德格尔《黑皮书》编辑者，能如此谨慎而坦诚地表明如此态度，我愿向他表达由衷的敬重！

特拉夫尼先生说：

下面的思考所遵循的解释路线，完全与辩护无关——尽管海德格尔的著作的确需要辩护。以下的解读遵循着已经提到的污染、错合的过程，因此，其中所表达的一些判断可能会是片面的，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以后的讨论可能会驳倒或者更正我的解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最高兴的首先是我本人。

虽然我与特拉夫尼先生的观点不同，但态度却是完全一致的：

本文中所表达的一些判断可能会是片面的，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以后的讨论可能会驳倒或者更正我的解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最高兴的首先是我本人。[1] 海南大学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2013、2014、2015三届研究生。于2015年9月中旬开始讲授。[2] 请参阅墨哲兰《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3] 还有一本“后哲学叙事集”《古今知识形态学的轮回》，即出。

【正文】

题词

作德国人，就意味着：把西方历史最内在的重担，掷于自己面前，并扛到肩上。马丁·海德格尔《思索（七）》

妈妈，你是否还和从前在家时一样，

能领受这轻柔的、德语的、痛苦的诗韵？保罗·策兰，《墓畔》

【读记1】“题词”二则

妈妈，你是否还和从前在家时一样，

能忍受这轻柔的、汉语的、痛苦的诗韵？

对自己民族的苦难一如既往地爱，以致语言痛苦的诗韵都在内心撩起轻柔的爱怜，现在，还有这样的诗人吗？

海德格尔无非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策兰的诗，但已是在“叙事的招魂”中了。

如此心魂呼应的两份题词摆在文章的开篇……[1]

特拉夫尼，可是有心人？

第一节“导论：一个需要修正的论题”

原文“导论”以此“反犹太罪”六条定了一个标尺，海德格尔原来的“存在史”叙事便如此“修正”为“反犹太罪”或“反犹太主义”样式。

【（4）读记2】“反犹太罪”定性六条

中国人不得不思的前提之问：

为何形成如此定性？仅仅是二战事实推罪吗？

甲：“二战中德国纳粹主义对犹太人屠杀……”

乙：“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屠杀……”

甲乙两个事实陈述同时为真，为什么在其事实的意义推罪上和后[2]果的罪责追讨上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甲，意义推罪为“反犹太主义”，其严重程度对德国人说来几乎构成“恐惧症”等病态情结。你读读下文彼特·特拉夫尼对“反犹太主义”词语的反应便知：

它能带来毁灭性后果：无论是谁，只要是反犹主义者，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就彻底完蛋了，特别是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

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手段之残忍空前令“西方理性”无地自容：“不仅使‘诗’丧失理由，连‘人’存活也丧失理由”（阿多诺语）。故而，必须将“西方理性”底责任承担完全归罪于“纳粹”独自承担而使之成为“例外”。这是走出西方“理性危机”的唯一路径，遂可名之为“理性战胜”。

因为，欧美的殖民主义历史同样有类似的种族大屠杀，需要清算

[3]吗？

历史是割不断的。今天仍有作家论著，试以二例为证。《民主的阴暗面 解释种族清洗》。作者迈克尔·曼。“前言”开宗明义：“看一下三位历史杰出人物曾说过的话吧。我们往往把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视为启蒙理性的化身。实际上，正是以文明进步的名义，他宣称，美国印第安土著的‘粗鄙行为’‘使根除成为正当’。一个世纪以后，西奥多·罗斯福，一个体面的现代人，当说起印第安人时也持同样态度，‘根除最终是有益的，一如其不可避免’。又40年后，第三位领导人说，‘是伟大与崇高之神发出的咒语让德国必须踏过死人的尸体以创造新的生命’。这位就是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被恰当地视为恶的化身。但他与他的同僚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说仅仅是在追随美国人的脚步。正如我欲在此证明的，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已是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现代性、我们对进步的看法，以及我们引[4]进民主的尝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我们未被看见的一面。”《民主欧洲的犯罪倾向》（The Criminal Inclinations of Democratic Europe）。作者让-克劳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在书中通过一番细致而严密的分析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大胆的观点。1945年后，欧洲能够实现和平民主融合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纳粹成功地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欧洲已摆脱长期以来妨碍他实现梦想的族群——犹太人。一个无国界的欧洲实际上意味着政治消解（政治始终事关有限的整体性），进入以无限性为原则的社会领域。现代民主代表着通过现代社会特有的无限性法则实现对政治界限的破坏。最能服务并代表这一超越所有界限的意志的就是科学技术。如今，借助遗传基因操控和人工授精，繁殖和婚姻关系法则对人类而言已经变得可有可无，技术的力量可谓达到新的顶峰。欧洲民主就是带有这种欲望的社会模式。按照米尔纳的说法，为了实现目标，它必须摆脱那些其生存原则本身就是血缘和传递的族群，该族群的名字指向这一原则，他们的名字就是犹太人。米尔纳认为，这正是种族灭绝带给欧洲的东西，而种族灭绝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还是因为一个与民主社会原则同根同源的发明，即毒气室这项技术的诞生。他的结论是：民主欧洲脱胎于种族大屠杀，它遵循自身欲望想要犹太国家接受它所制订的和[5]平解决冲突的条件，这些条件意味着将犹太人赶尽杀绝。

两本书都有详尽的事实论证：西方民主为何自始至终伴随着非我族类的种族灭绝？作为西方文明开端的古希腊雅典民主可谓“始作俑者”——内部奴隶制与外部殖民地乃民主基础沿传至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对弥罗斯人就施行了种族灭绝；近现代以来，欧洲民主打着启蒙的旗号向外扩张，一直伴随着对非西方人民的殖民掠夺与帝国战争，“种族灭绝”便成其为核心。如果《民主的阴暗面》说的是“从来如此”，那么，《民主欧洲的犯罪倾向》则说到了“将来也如此”。

根据确凿：“与科学技术同根同源的”、具有“个人单子化及其欲望无限性法则”的“民主欧洲”或“欧洲民主”，必欲对“犹太人”赶尽杀绝。

中国人尽管与犹太人有“神/道”之别，但在“那些其生存原则本身就是血缘和传递的族群，该族群的名字指向这一原则，他们的名字就是犹太人”——“中国人”也是啊：“神性”是犹太民族的族群之“体”，“德性”是中华民族的族群之“体”，是不是也在“世界民主”进程必须“摆脱”、“灭绝”的“黑名单”之内？

可惜，还不知道他们来不来得及，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世界民主”进程需要的“个人单子化”之“无限性法则”向前推进时，“科学主义”比“世界民主”跑得更快，像苏格拉底在雅典公诉之“申辩”中说的“死亡比罪恶跑得更快”——“超人工智能”将全人类“大过滤”了——“进化论即末世论”：这来自犹太一神的诅咒可是当真？……

二战历史能够割裂于西方民主与殖民的历史吗？

话说回来。“‘反犹太罪’定性六条”之六，“今天还可以加上……”（2015年）这个做法，太可疑了！你来一个“今天还可以加上”，别人是否也来一个“今天还可以加上”？

前五条是一个整体（各自侧重不同但必须相互印证），属于二战特定时期。犹太人遭到纳粹代表的欧洲“反犹势力”集中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惨景，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恢复犹太人的尊严、抚平犹太人的创伤，都是应该的。但必须界定时域。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及其余绪，也当然会有一个尾声，但不是无休止的“今天还必须加上”地一直下去。此其一。

否则，莎士比亚就是典型的“反犹分子”——他至少犯了第六条：“把犹太人作为‘犹太人’进行特征刻画”。第一条、第二条，也难脱嫌疑。

事实上，离开了特定时域场景，“反犹太罪”就会成为一桩“特殊罪名”，与历史上的“反基督教罪”、“反共产党罪”，同质。这就离奇了！似乎“犹太人”或“犹太族”成为“罪与非罪的试金石”，西亚地区“特选子民”就真的成了地球人类“特选子民”。这无疑埋下“捧杀”的恶果，祸兮福兮？预谋就在其中也难料定。谁又在玩弄挑动族群斗族群的把戏？

一、二、六，三条基本属于观念言辞上的，其界限相当含混，如果完全与实际后果、实施后果、事实后果无关，仅凭孤立的言辞做“反犹太人”推罪，恐怕误伤范围就太大了。此其二。

所以，既要限定时间范围，还要分割澄清言辞与事实的前因后果，除此两条界限，还要有一条界限防范，看言辞归属的“语境”是指控犹太人罪性的，还是非罪性的其他理论性思考，等。此其三。

这三条界定能严肃分清“反犹太人”之罪与非罪。遂而才能避免人们任意上纲上线、罗织罪名，或以言治罪。

还不止于此，恐怕，“反犹太罪”六条云云，原委远非如此简单，即，不是一个从二战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罪行之后续的“肃清余孽、消除影响”的收尾工程。像小说《朗读者》或电影《生死朗读》中所补叙之事。事实上，特拉夫尼“今天还可加上”一条：除了写进六条的“把犹太人作为‘犹太人’进行特征刻画”之外，还有放在著作标题上的“第七条”——“犹太世界阴谋”——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犹太人的特征刻画”。特拉夫尼论述的海德格尔《黑皮书》“存在史叙事”已经关涉甚至落脚到“犹太世界阴谋”了，即“第七条”罪：“存在史地形学”式的“犹太世界阴谋”之“反犹太罪”，而且基于一个无法坐实的《锡安长老会秘密宣言》这一桩人类历史悬案。特拉夫尼檄文真的想这样定“七宗罪”？

这太不可思议了！原来二战中柔弱到任纳粹“摆布”、“宰割”甚至安静地走进“毒气室”、送进“焚尸炉”的犹太人，如何被海德格尔描述为有能力操纵“世界阴谋”的“犹太世界集团”（“世界犹[6]太人联盟”）？

【（7）读记3】“存在史的反犹主义”

从特拉夫尼的用词上看，只能是外人“引入”加之于海德格尔《黑皮书》上的。所以，特拉夫尼才强调：

引入“存在史的反犹主义”这个概念必须谨慎。

但海德格尔又的确“向‘存在史的反犹主义’打开了思想之门”，“这点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一切取决于，如何界定‘存在史的反犹主义’这个概念下我们所理解的内容。”这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这个难解之谜迫使我们面临进一步的问题：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是否与反犹哲学错合在一起了？如果是，在何种程度上？”

特拉夫尼由此假定式推进：

是不是有某种反犹意识形态占据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以至于我们必须把海德格尔哲学称为“反犹哲学”？并且，以至于我们以后必须与这种哲学保持距离，因为根本——也不可能——有一个“反犹哲学”？并且，以至于我们在几十年后不得不认识到：海德格尔思想确实不能算作“哲学”，亦非“思想”，它不过是某种可怕的迷途？

最后，特拉夫尼明确断言：“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必须遭到否定，然而得到这一答案的道路却并不简单。”

【（8）读记4】“错合”

【（9）读记5】“反犹”与“屠犹”

作者一方面肯定“不是的”。另一方面又如此反问：“当然，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海德格尔是支持对犹太人的‘有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屠杀’（阿伦特语），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海德格尔知道纳粹灭绝营中发生了什么，仍然没有人可以完全排除下述可能：海德格尔曾认为，对犹太人实施暴力是必须的。”这就好像在提出一个无法证实的反驳：“尽管没有行为证据，仍然没有人可以完全排除下述可能：海德格尔心里想过。”这个“思想”即便已经表述为“对犹太人实施暴力是必须的”，其“暴力”与“战争”、与“灭绝营焚尸炉大屠杀”的距离岂是可以随意跨越混淆的！

如果非西方人也如此敏感词的用法及其粘连，西方人写的近四百年世界史就是不能卒读的！近来读西方人的著作，常常感受其“主人道德”下的言谈方式——其“理性”先天地隐含着“狡计”，所谓“理性狡计”。甚至包括读犹太人写的近现代史著作，那种貌似中立的言述毫不隐晦也毫不掩饰地伸张着西方人的“自然正当”式“主人道德”。“进化论”成为西方“启蒙”、“战争侵略”及其“殖民主宰”的一个最重要的合理化理论：进步与落后（生产力判断），文明与野蛮（价值论判断）、主宰与臣服（政治权力甚至人种优越判断），等等，一概视为当然。例如，1875年到1914年的“帝国年代”，帝国侵略、殖民、屠杀、掠夺、瓜分，林林总总，在西方作家笔下都像“进化论”一样必然而自然正当地一句话带过：非西方世界无非“成为19世纪历史创造者的受害人”——轻描淡写以致如此。还风趣地列举了一个俏皮的例证：“有一个残忍的西方才子，以一种过分简化的口吻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辛重机枪，而他们没[7]有。’”

怎么样呢？你能追讨这些打着“进化论”旗帜的“帝国主义强盗”的“大屠杀”罪行吗？更不用说这个“残忍的西方才子”如此明目张胆又轻描淡写地说用“马克辛重机枪”杀人。他获得的却是“名垂青史”的一句“俏皮话”。用它们来定“帝国主义罪”、“殖民主义罪”岂不更理所当然！

【（16）读记6】《黑皮书》难道是“哲学遗书”？

【（18）读记7】 解释与辩护

下面的思考所遵循的解释路线，完全与辩护无关——尽管海德格尔的著作的确需要辩护。以下的解读遵循着已经提到的污染、错合的过程，因此，其中所表达的一些判断可能会是片面的，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以后的讨论可能会驳倒或者更正我的解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最高兴的首先是我本人。

确论一：解释路线完全与辩护无关——尽管海德格尔的著作的确需要辩护。

确论二：解释路线遵循“污染”、“错合”的过程，因此，其中所表达的一些判断可能会显得片面，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以后的讨论可能会驳倒或者更正我的解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最高兴的首先是我本人。

这也是我要遵循的路线。

第二节“一幅存在史方面的图景”

【（20）读记8】 哲学的没落与终结

中国西方哲学研究者对希腊式哲学感受的迟慢，全然感受不到它的没落，只知道跟在一波一波新潮后面追赶唯恐新之不及。然而，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存在与时间》成功之时，海德格尔就几乎独自承受着希腊哲学底危机，寻找着后哲学时代的“叙事-招魂”。

哲学本来就是希腊特有的，后来成为欧洲人的思想事务，但随之而分化。分化的轨迹仍以希腊的海岸延伸，愈往内陆走离希腊功能主义哲学愈远。就其“制作性”与“计算性”而言，英美人当然获得了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精髓嫡传直奔科学主义而去（“此在”即“彼在的堕落”）。等到海德格尔力图用“先行到死”的“此在”作为“基本存在者”为了唤醒久已遗忘的“存在者”之“存在”的觉悟时，法国人凭着自身的欲望激情只取向“此在”的“身体性”而欢呼哲学的下行姿态（仍是“此在”即“彼在的堕落”），径直下行到“色情体”单子化，悬置了或不如说遮蔽了“存在者”之“存在”显示的“历史召唤（Geschick，天赐之命），乃哲学终结所显示的开端征兆”，也就是说，仍然在传承希腊人的身体功能性状。只有德国人，如康德还力图在“纯粹理性（主观性‘真’）”与“实践理性（绝对律令‘善’）”之间找到“判断力（‘想象’）”的建构性衔接，开启了新古典主义给“信仰”留地盘的“知情意”整合之路；黑格尔以后起伏不定，“回到康德”的呼声还没有停歇，胡塞尔检讨“欧洲科学的危机”只为了回到“意识的内在性”，继续推迟回归“存在”的脚步。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将哲学招回到久已“遗忘存在”之“存在史”上来重新照明“存在”（只有它才能给予“此在”即“彼在的堕落”以“另类开端”之洞明幽微），但人们总是习惯计较地平线上的形而上学“存在者本体论”之“第一开端”时空形式，无休止地展现着光怪陆离的“存在者”现象，哲学派别五花八门，“不断分神，不干正事”。加上生活世界的经济危机，政治上毫无出路，最后只有诉诸暴力，即让“计算性”与“制作性”之古希腊哲学“开端即没落”领向毁灭之途。

【（21）读记9】 海德格尔与“叙事”相遇中的“天赐之命”

1927年发表的《存在与时间》规定的任务无法完成，并不是海德格尔自身没有能力完成，而是《存在与时间》自身的问题方向仍局限在“形而上学的语言传统”中。虽然海德格尔写《存在与时间》的初衷想用“存在者与存在的存在论差异”（即非“本体论同一性”）突破形而上学，即，为了“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但终究受制于以“此在”即“基本存在论”为中心底形而上学语言传统的影响而不可能再沿着《存在与时间》的问题形式完成。荷尔德林的诗，激发了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本土”意识，重新燃起了古希腊柏拉图挑动的“哲学与诗之争”，但海德格尔并没有站到柏拉图一边排斥诗，而是从“洞穴之喻”警觉到“柏拉图式真理”双重遮蔽之迷途（亦即施特劳斯揭示的“自然理性”物化为“科学技术”底“第二洞穴”）。与此相映，“本土之诗”（荷尔德林）让海德格尔看清了“哲学”愈来愈走向“技术计算”，正是它导致“美国主义的非历史性”式的“虚无主义”。这个时候，潜在的“本土”与“计算”的历史叙事恰好开启即终结了“诗”与“哲学”的历史叙事。

这就是“海德格尔与叙事相遇”的背景。“叙事”也就成为“后哲学”之“思想事件”。事实上，生前未发表的65卷《哲学论稿》，区分计算“存在者”底“第一开端”和非计算“存有（Seyn）”底“另类开端”正是其思想背景表述的“第一个形态”。

借此，我要做一个引申，概述海德格尔为什么把“存在者”看作形而上学的“第一开端”（希腊“哲学式的”），而把“存在”看作非形而上学的“另类开端”（海德格尔“叙事式的”）。“存在者”：第一开端—形而上学、技术座架、科学主义——“开端即没落”“存在”：另类开端—“本土性”即“存在者”之“根”——“天赐之命”

海德格尔最初的敏感就在于古希腊开始的所谓“最高存在者”、“唯一存在者”之“计算性”——“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柏拉图）与“制作性”——“逻辑功能实体论结构”（亚里士多德）必然将“存在者”连根拔起而脱离“存在”的“本土性”（“Seyn—本有”）而进入“虚无世界性”。这是我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感觉竟然在《哲学论稿》与《黑皮书》中得到双重见证。

特拉夫尼述说中试图理解的“真正的彼在（此在）”、“人生彼在（此在）”不可能是1927年《存在与时间》即“第一开端”中的表达，因为地平在线“第一开端”的时间是线性时间，表现为可计算性的先后秩序；它只能是1936年《哲学论稿》“另类开端”中的表达，因为“另类开端”的时空是非计算二重性的：终结即开端、到达即远逝、显即隐等。这显然是作者混淆了1927年与1936年两个不同时期的海德格尔思想所致。

即便“第一开端”出现“真正的彼在（此在）”、“人生彼在（此在）”，也根本不能作这样的理解：“人生在此”应该译成“人生在彼”，似乎非此即彼的“彼在”比“此在”更能表达海德格尔Dasein的意思。这是误解。上述特拉夫尼指出，《存在与时间》虽然产生了巨大的成功和影响，海德格尔丝毫没有得意忘形，相反他非常清醒。“学术研究持续不断地进一步分神，不干正事，对此海德格尔愈来愈觉得不可容忍。”其中“持续不断地进一步分神，不干正事”，说的不就是欧洲到美国的哲学“分神”现状吗？其实它们都是“第一开端”中的时空展示，即“人生在世”：此在，彼在，都是地平线上的“共在”陈列。欧洲“这样”展现“人生在此（自由色情体的人本主义、结构主义）”，英美“那样”展现“人生在彼（同样自由色情体的人本主义、科学主义）”，都“共在一世”，如此而已。它们都不是海德格尔要的终结即开端的“天赐之命”。

二战的“暴力”也不是“后哲学”开端的开启，宁可说是“此在之彼在堕落”的证实，因为它恰恰不是“天赐之命”的召唤。承接上述：“在海德格尔看来，外在于‘天赐之命’，就是‘人生的彼在（此在）’的堕落形式。后来，1945年之后，在‘虚无主义’接触的是‘美国主义的非历史性’——它意味着对上述‘天赐之命’的摧毁。”

我们碰到此次大规模声讨的要害，或不如说人们之所以抓住《黑皮书》那几页声讨其“反犹太罪”的要害——正从这里开始：为什么“美国主义的非历史性”恰恰是欧洲“虚无主义”的延续，犹太“计算主义”的延续，而不是什么“新大陆”的曙光？

【（22）读记10】 第一次解读柏拉图“洞穴之喻”

在这个大课的前一半，第一次解读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在解读的进程中，海德格尔强调指出，“今天尽管赐死的毒药和武器都已齐备”（海德格尔这里讲的是苏格拉底被人用毒药毒死的事情），然而却缺了个“哲学家”。“在今天”，人们还能看到的，只是“优秀程度不同的好的智者”，“他们是为人们期待的哲学家的到来开辟道路的”。终结与开端，被哲学家的到来联系在一起：一种哲学，处于智者们坐而论道的日常学术活动的彼岸。

我不得不把这一段话重抄一遍。我不知道是不是特拉夫尼搞错了。引文中的“今天”、“在今天”——这个“今天”的时间究竟指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还是指海德格尔讲大课的1932年？抑或海德格尔含糊其辞为了将两个时代因其“死亡逼近”相似而类比其中——“毒药与武器”啊——真是绝妙的狡智！

假设指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苏格拉底要死了，暗示着“前苏格拉底”即“早期希腊”——“思想”的终结，而“哲学”的开端有待到来。比如当时“智者”如云，而正在到来的“哲学家”只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带来了“物理学之后”即哲学形而上学：无非是逻辑地“制作”、“建构”和“由一到多（柏拉图式演绎）、由多到一（亚里士多德式归纳）”、“本相”、“最高者”、“第一推动者”如此这般地“计算”——从“神”到“物”都如此遵循“计算原则”。可是，这个“哲学”一开始就终结了（“另类开端”视域）。只不过这终结的死亡过程相当漫长（形而上学期），乃至延续到了今天的终结（“第一开端”视域。海德格尔为之命名，意味着“终结即开端”）。这是一种理解。海德格尔本人就在这种理解中区分了“思想（家）”与“哲学（家）”。但这个理解有一个障碍：“今天尽管赐死的毒药和武器都已齐备”——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毒药”倒是齐备了，何来“武器”之有？所以，“（海德格尔这里讲的是苏格拉底被人用毒药毒死的事情）”这个解释就非常可疑了。

不如另一种解释。“今天”和“在今天”，都指的是海德格尔正在开讲的1932年。“今天尽管赐死的毒药和武器都已齐备”，说的不就是1932年吗！“毒药”——“批判的武器”（制作强力、隐喻）；“武器”——“武器的批判”（战争暴力、明喻）。“武器”的明喻是明摆着的，战争即将爆发。

暂时放下“毒药”的隐喻。它不禁使我想起舍斯托夫问难胡塞尔的问题：“如果‘真’毒死了‘善’呢？”——毒药是真，不是毒死了苏格拉底吗？要知道“技术之真归根结底会毒死人类至善的”。如今天然。

虽然“毒药与武器”都已齐备，“然而却缺了个哲学家”。如果指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那就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太不恭敬了，因为否认了他们是“哲学家”。海德格尔可以否认他们是“思想家”或后哲学时代的“叙事家”，但不会否认他们是“哲学家”。那么，“今天”这个唯独阙如的“哲学家”是谁呢？因为“今天”，到了这样的时刻，这种哲学虽然“处于智者们坐而论道的日常学术活动的彼岸”，但他们毕竟开辟道路等待哲学家的到来，因为“终结与开端”是只能“被哲学家的到来联系在一起”的。这“哲学家”已经到来。那就是，以“叙事-招魂”自况的海德格尔。

【（23）读记11】“叙事招魂”

大课以“叙事的咒语（Beschwoerung），招魂，驱魔的咒语”为开场：“我们的任务：哲学思维的中断？也就是说，从‘对纯在（Seyn）的‘意义’（真理）之源初地追问’而来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终结。我们想要去寻觅西方哲学的开端……”“哲学思维”是一种“形而上学”，它是专门由“‘对纯在（Seyn）的‘意义’（真理）之源初地追问’而来的”。我们的任务是“中断”它、“终结”它，为了“想要去寻觅西方哲学的开端”。也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是“关于终结和开端的叙事”。至少15年来，海德格尔一直是“把这种叙事作为‘存在的历史’反复不断地加以思考”。《存在与时间》发表后的15年，即到1942年，海德格尔一直这样思考着“存在的历史”，准确地说，思考着“‘存在者的历史’即形而上学史”为何是“遗忘‘存在的历史’”。正因为这样思考，才能把形而上学哲学底“终结”与招魂之叙事底“开端”联系起来。

【（24）读记12】“存在史”思维转向“极具革命性的欧洲历史的整个进程”

在未接触《黑皮书》之前，从《哲学论稿》（1936）看到的在“另类开端”中运作的“存在底历史”。充其量是“关于‘历史地经典化了的文本’之解释学，或者关于‘历史地经典化了的世界’之解释学”，即，都还只能算“思想的叙事”。现在，特拉夫尼通过《黑皮书》告诉我们：“不再是”了。是什么？“而是将其思维同实质上极具革命性的欧洲历史的整个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极具革命性的欧洲历史的整个进程”使海德格尔恍然醒悟，包括自己（《存在与时间》中的海德格尔）在内的欧洲“智者们”用以拼命说服对方的“历史立场”其实已经“僵死”！因为，当下的“政治局势已经到了爆炸性的阶段”。“一切都给人以急迫的印象：开端必须重演。”

特拉夫尼注意到：海德格尔“已经不再局限于他自己的思想，而是突然占据了整个的世界历史，而当时在他看来，这绝非偶然”。

这是一个关键的“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之点：从“理论意义的解释学”转向“极具革命性的欧洲历史的整个进程”。什么东西使然？海德格尔又做了什么样的转折？即“计算性”与“制作性”使西方从古希腊的“功能主义”（显）进入“资本主义”（隐）到现在进[9]入“科学主义”（显），从而“一切都给人以急迫的印象：开端必须重演”，换句话说，“开端”即“没落”已到了世界历史“毁灭”的边缘！——这恐怕就是写作于同一时期的《黑皮书》不同于《哲学论稿》的玄机所在。

在《黑皮书》面前，特拉夫尼在明处，我在暗处。撇开批判话语，仅在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事实”上，我们不妨做一比较：谁在杜撰假象予以批判，谁在厘清脉络予以疏导？

【（25）读记13】“人民与种族”

就字面上看——撇开字面下无限增补的内容——这段话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搬到中国来描叙。事实就是如此！

字面下的内容，中国当然与德国不同。比如，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了哲学的“技术制作与计算本质及其必然的没落并自行终结”；而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在前赴后继地追随西方哲学以为时髦新潮或现代。此其一。

其二，西方哲学一方面看似给了我们知识性强力（西方功能功利属性），但另一方面归根结底又绞断了我们人民和民族对自身文化认同的根脉以至于今天都无法摆脱对西方哲学政治哲学的依赖与奴性——精神解放与创造意志始终阙如。德国自“三十年战争”后在欧洲乃至世界相对其他更强的帝国民族，恐怕不同性质与程度地感受到压抑或力量萎靡。海德格尔只是用“纯在与实存”的区分表达着“本土”与“计算”的现实关系。

此外，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德国人或如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居然也有“本土性”与“世界性”的争执与焦虑！

还有，在欧洲、在西方，也有不容许谈论“人民与种族”的意识形态！到底还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本土-老家”上同样要求“世界性”的“意识形态一律”。真让人大开眼界！

当然，我会注意到下面就会出现的“本土与世界之争”的“反犹太主义”性质或倾向。它属于欧洲历史语境，与中国历史语境不可同日而语。

【（27）读记14】“关于纯在（Seyn）之历史”

按语：忍不住还是说出来，我倾向于将Seyn译成“存有”，译“纯在”使人读起来有太强的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纯在即无”的痕迹。这个字（Seyn）本来就是海德格尔特有的：第一开端“Sein”（存在），另类开端“Seyn”（存有）。仅表示原初的区别。特别重要的理解在于，“第一开端”与“另类开端”，并不单纯是时间横向序列的前后之分，而是时间交错下倾向于空间纵向显隐之别，仅仅因为现实的人如海德格尔在其不同的思想阶段侧重不同。早期侧重地平在线下的显隐关系：上“看”之时间中的“存在者（此在）”，下听隐蔽其差异的“存在”。中后期以“敞开即遮蔽”的二重时空运作表示之，隐蔽的“另类开端（Seyn）”成为自己运动的主体（Ereignis，天命有成之“主述者—指涉物”）。

不过，本文读记尊重译者的译法悉听尊便。

1932年的海德格尔如是概括：“第一次开端：升起，（理念），制作性。另一次开端：生发（Ereignis）。”

按语：“第一次”、“另一次”的译法完全定格在横向时间序列承接中，并不符合海德格尔的意思：纵向空间显隐重迭、敞开即遮蔽运作之二重性更重要。换句话说，即便在时间中有先后之分，也仍然要注意其中必有“存在者”与“存在”之二重性显隐之别，而且不是静态的，还必然是动态的敞开即遮蔽地生发运作。所以，“第一开端”与“另类开端”之非平面重迭较为软性时空观，似妥。

对“纯在”整体历史的叙事，“把两个开端和一个被标识为‘制作性’的终结联系在一起”。“两个开端”指的是“第一开端”和“另类开端”。“第一开端”：“早期希腊”冥府夜宫完整地规定着太阳的出发与返回（开端即终结），因而连肉身的巴门尼德（非柏拉图所书写的）都走着这一“女神之路”，且以“冥想”为思维的本质。相对于此，“古希腊”特有的哲学“升起”了，如日中天，其太阳的光成为“自然理念”的写照，“双重遮蔽”着“自身的阴影”以及“遮蔽阴影的‘遮蔽’”；“冥想”变成了无休止的递夺性“辩论”，于是有柏拉图的“本相”说问世。幸亏苏格拉底死了，否则，不是苏格拉底反讽柏拉图，就是苏格拉底本人陷入“苏格拉底悖论”。（“理念”）——这里指的大概就是柏拉图的“本相”；“制作性”，主要指亚里士多德高于“历史”的“诗学”、高于“自然存在”的“技术存在”即作为“逻辑学”主词的个体“实体”。它把历史的本质“制作”出来致使“历史本质”取向单一的“技术存在”——形而上学因此“开端即没落”。即，既是“被标识为‘制作性’的形而上学”，又是指“达到其终结的‘形而上学’”。“另类开端”：“生发”（Ereignis），作为“制作”的形而上学就在这种“生发”中被起死回生了，或更确切地说，被绝处逢生了（ueber-bzw.verwunden wird）。“生发”是一个大致的（临近的）规[11]定（Das ist eine annaehernde Bestimmung）。特拉夫尼做了上述表达后承认，“Ereignis”是一个很难述说清楚的词。尽管海德格尔用各种方式述说它，仍然难于把握他究竟想说什么，它究竟指认什么。

德国人对此母语都深感“言不及义”，何况中国人的移译。若按意义，或“天命有成”倒可接近。译成“生发”或“居有”，都只能取其一点地“借代”而已。聊备一说。

【（28）读记15】“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

特拉夫尼把海德格尔的“两个开端”看作“存在史的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令人不可思议。

我不知道特拉夫尼先生是怎么把握海德格尔终身持守“存在”之思索并力图“把形而上学带向其边缘状态”之宗旨的？为此，其“存在哲学”一以贯之地谋求：早期“存在者与存在之（非同一）差异”、中期“语言显隐二重性”、中后期“敞开即遮蔽之二重性运作”之展开。这样的“存在史”就已经是从早期的“第一开端（形而上学非同一之差异）”逐渐过渡到中后期“‘第一开端’与‘另类开端’敞开即遮蔽之二重性运作”了。它怎么可能是“存在史的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背后的原因恐怕仍然在于如何看待“形而上学”：

首先，是像海德格尔公开说出来的“形而上学史是遗忘存在的存在者史”而必然走向“自我终结”，还是维护形而上学史的正统地位以力图克服“后现代”哲学之“碎片化”、“微型化”？说白了，如果维护形而上学永世长存，海德格尔存在史哲学就毫无意义……须知，这里的“对立”是由历史事实决定的，因为“形而上学史”事实上就坚持着固有的僵硬立场如建“通天塔”般地屡建屡毁，并由此造成“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的两极摇摆。而海德格尔的“存在史”叙述旨在走出形而上学必然终结的命运，采取的方法就是将“第一开端”的“存在者底‘存在（Sein）’”之‘存在（Sein）’解救出来带到其边缘状态参入“另类开端”之“‘存有（Seyn）’史”运行。因而，究其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看，恰恰不是所谓“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而是为了解除“形而上学”坚硬“二元对立”的僵持。“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原本属于“形而上学”岂不贴切？怎么反倒算在了力图克服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头上？恐怕根本原因是特拉夫尼先生没办法进入海德格尔底非形而上学之“另类开端”底“叙事-招魂”领域。

其次，其所以误解，恐怕对西方哲学史上始终伴随的“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之两极摇摆现象缺乏整体意识。也就是说，形而上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从来没有成立过，而虚无主义推动它的是不断脱落人的“羽毛”到今天只剩下赤裸裸的“单子个人”（计算心与色情体），离“机器人”一步之遥。海德格尔早就预感到这种结局，他力图思考的就是如何迎接西方哲学的没落与新生，但不是形而上学的重复，而是人之应有的“叙事-招魂”。正是在这个背景上，他思考着《哲学论稿》与《黑皮书》（抱歉，读了前者，未见后者）。所以，“另类开端”，既是对“第一开端”的“起死回生，或绝处逢生”，而领受人之“天命有成”——这就是“另类开端”准备的思维方式：临界式、悖论式、偶在式、二重式等“敞开即遮蔽”式地运作。《哲学论稿》通篇如此描述。它如何是“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29）读记16】“制作性”

似乎是《黑皮书》的“要害”出现了。“制作性”首先需要解释，海德格尔如何看待“制作性”。一个时期他对“技术追问”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归结为一个意象：“技术构架”。“构架”（Ge-stell），动名词，翻译上难免侧重：侧重动词性则译“构架”；侧重名词性则译“座架”，强调其固成性。它是无主体的主体，即“科技”成为架构人类的“主体”。科技“变成了开启另类场所的敌人”。

1932年到1941年，甚至到死，海德格尔做梦都想象不到“近代科技”之“构架”在美国的带领下如何发展到以“弱人工智能”（已经是）—“强人工智能”（很快将是）—“超人工智能”（21世纪下半业很可能就是）为主导的宇宙论物义论“科学主义”，并迎接宇宙“第三型文明即机器人时代”的到来。

所以，他还按照他的《黑皮书》想象“‘制作性’必须消失，必须自我摧毁，以便另类东西——不管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得以发生。”因这“发生”的希望使他预测：“这是发生这类事情的‘最后行动’：‘地球自身将被炸成碎片，现在的人类将彻底消失’。但是这并不是‘不幸，而是存在通过实存的霸权统治，对其最深度的损毁的第一次净化’。”“存在通过实存的霸权统治，对其最深度的损毁的第一次净化”。这句话极容易做“语义双关”的解释：既是自己历来持守的“存在史叙事”，又是“将其思维同实质上极具革命性的欧洲历史的整个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西方形而上学史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即便经过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事实上就一直被“最高计算着”的“存在者”（“实存”）之“霸权统治”着：不管是“诸神”、“本相”、“实体”、“第一推动者”，还是“上帝”、“本体”，抑或是实存中的“君主”、“皇帝”、“元首”、“总统”，等等等等（“民主”是假象，“资本人格化的专制”[12]才是本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形而上学历来就是历史的现实生活之“政治神学”或“政治哲学”支撑，或“知识权力”支撑。“思想”暴力、“词语”暴力、“政治”暴力，都在其中（“毒药”也在其中）。尤其是“雅典帝国”、“罗马帝国”直到“大不列颠帝国”、“美利坚帝国”底一脉相承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之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西方人谁不知谁不晓？世界人谁不知谁不晓？读一读犹太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近代史四卷特别是其中的《帝国的年代：1848—1917》、《极端的年代：1914—1991》就感受到了西方在启蒙主义旗帜下肆无忌惮强加于非西方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凯歌般地行进”，掠夺、屠杀、奴役殖民地人一向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正当”。要说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叙事-招魂”，其视野还看不到这个层面上，还在“边缘的迷误”中，是一点不奇怪的。

话说回来。二战后不久，海德格尔曾在给法国人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坦然承认，欧洲历史主义至今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技术生产力”之故。他哪有不知道“极具革命性的欧洲历史的整个进程”及其“实存的霸权统治”的历史事实。

令人奇怪的是，仅仅凭所有这些暴力（它像大气压一样人类承受得习以为常了），海德格尔何至于写下“地球自身将被炸成碎片，现在的人类将彻底消失”？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时间尚在4年后的“1945年8月9日”啊？更甚，即便像史蒂夫·霍金、比尔盖茨等人预测的“超人工智能”自行“大过滤人类”而进入宇宙“第三型文明”（即“机器人时代”），那也要等到至少2060年以后，那时已经不可能让“存在通过实存的霸权统治，对其最深度的损毁的第一次净化”了，因为“实存的霸权统治”不再属于人类，而属于“机器人”——这“最深度损毁的第一次净化”连人类都净化干净了、不复存在了，非人属的“机器人开端”对人类又有什么意义？这也是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追问不到的“科技魔障”。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意识不到1989年苏联解体、1990年西方“资本自由精神永久胜利”之“历史终结”一样遭受了“资本魔[13]障”。

可见，海德格尔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制作性”、“计算性”之科学主义宇宙论物义论的后果。那时即便“存在”还存在，但已经不复是海德格尔能够用“海德格尔”命名的“存在史”了。尽管可能在他“预见的方向”上延伸着，毕竟“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了。

【（30）读记17】“净化”

1.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净化，即悲痛恐惧等激动状态的净化；

2.新柏拉图主义的净化，即“作为材料质料的罪恶”的净化；

3.对妨碍本己纯粹性之异己陌生实存的消灭，即“去消灭实存”意义上的净化，海德格尔是拒绝的。但是，“最后人们还是要问，海德格尔真的能够完全撇清与这第三种净化的意识形态关系吗？”

三层意思，在海德格尔那里都思索、论述到了吗？还是逐一分析而最后落实到第三种净化上？既然知道了“海德格尔是拒绝的”，为什么还要坚持推想海德格尔的“内心”或“后果”都脱不了关系？[14]

【（32）读记18】“决断”

海德格尔身处二战风暴漩涡的中心，他的“存在史叙事”，其语言的“咒语”或“招魂”不可能不受这个语境巨大的“背景辐射”影响，因而其双关影射，无论在他的写作或我们的阅读中都会表现出来。

30年代末，海德格尔心中设想的追求，最终把“纯在”解放出来的“决断”的张力，导致了他的思想日益加剧的依赖性：他越想解放，就陷入越大的依赖性。这种思想中，留下了世界大战的明显痕迹。在海德格尔思想后期的关于“科技”的思考中，“构架”（Ge-stell）本身包含了与“纯在”的关系之可能性。但这种关系业已发生了衍变：“纯在”与“实存”之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减退了；“纯在”与“实存”的区分已经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了。作为“敌人”的科技也消失了，尽管哲学家在这里仍然谈论着对它的痛苦经历（Verwindung）。

这段话中词语的关联是直接的，还是跨越的？比如，“纯在”与“实存”对立的决断，在二战中的痕迹是如何影射的？没有，跳过了。接着就是“海德格尔思想后期”，哪一个时间？三十年代不能算作“后期”吧，那就是四十年代二战结束后？没有明说，只见“实存”的“科技”作为“敌人”表述。特拉夫尼本人当然是清楚的，可今天的我们阅读起来仍很疑惑。只有见到《黑皮书》才能判定。这里只能假设是“直接的”。

作为读者，这段引文中，有两句话给人感触至深不能不驻足冥思：“越想解放就越是陷入依赖”句；“作为敌人的科技消失了，但仍谈论着对它的痛苦经历”句。

这两句在本段中可放到一层意思中理解，那就是，“纯在”与“实存”的“科技”之间的决断。“科技”成为“构架”——无主体的主体——决定着人的命运，所以海德格尔感受到它是“纯在”的或“人”的“敌人”。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已经区分为“自然存在”与“技术存在”。苏格拉底那里还在人身的“技艺”，到亚里士多德这里已显示为人外的“技术”，它“制作”的存在就是“技术存在”——开始与“自然存在”区别开来，显示出独立的趋势。两千年后，直到马克思早期，都还把这种独立的趋势叫做“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尽管是人的“异化”形式，但总要受人牵制，即人在牵制中掌握着主权：“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着同一的路”而最后收回人底同一。如果是这样的状态，海德格尔根本不会有“痛苦经历”。其所以如此，因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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