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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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试读：

小引

很早就有一个企图，为大学生写本书，谈谈如何“读书”；或者为研究生写本书，谈谈怎样“做学问”。迟迟不愿动笔的原因是，以我多年教学经验，深知今日中国的大学生与研究生，自主性远比当年的我们强多了。学问不见得很好，但视野一定开阔；机遇确实很多，诱惑及陷阱也比比皆是。对于长辈的“谆谆教诲”，不当面顶撞你，就算是客气的了，你还希望他/她言听计从？不管你高屋建瓴，义正词严，还是放低身段，循循善诱，同学们大都“我自岿然不动”。设身处地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值此社会转型、思想转型、知识转型的大时代，“老经验”不见得能解决“新问题”，同学们为什么非听你教训不可？

老师有老师的经验，老师也有老师的毛病；最明显的，莫过于“好为人师”——总觉得自己有责任指导年轻一辈，让其少走弯路。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不身临其境，很难深切体会什么叫“艰难的选择”。既然“绝知此事要躬行”，你那些陈年往事以及纸上文章，确实是可听可不听。再说，对于人生来说，有些弯路是非走不可的，怎么打预防针也没用；某种意义上，这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感于整个中国学界浮躁之风盛行，从2006年初开始，我奉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令，为研究生开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专题课。总题不变，各讲合纵连横，每轮调换三分之一。尽管用心讲学，还是担心浪费同学们的宝贵时间。八个二级学科，诸多专业方向，将近一百名学术趣味迥异的研究生，这课可真是不好上。去年4月11日，我做了个课堂调查（不记名），想看看同学们的反应，再决定此课程的去留。没想到，反响颇为热烈，在回答“您认为本课程是否有必要为研究生持续开设”时，答“非常必要”的67人，答“可设为选修”的25人，无人选择“没必要”。仔细分析，同学们评价高的是谈“学者生涯与学术道德”、论“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其阐释”，说“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不太看好的则是“从工具书到数据库”之类。换句话说，大家关注的是学术史、学术理想以及学术热情，而非具体的治学方法或学科知识。这给我很大的启示——具体而微的技术问题，因学校、因专业、因个人才情而异，且坊间不缺此类书刊；反而是表面上“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若能讲出自家体会，更容易收获掌声。事后，我选择其中二题，给大学生及公众演讲，效果也很好。看来，谈“读书”、论“治学”，不一定非循序渐进不可，因为，这里的关键不在“学识”，而在“趣味”。

对我来说，既希望尽教师的职责，又不愿耳提面命，于是，换一个法子“劝学”。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至于诸君瞥过一眼之后，是否愿意深入堂奥，那得看各人的机缘。选择“读书”、“大学”、“人文学”三个话题，有自家兴趣及能力的限制，但更主要的是，我以为此乃当下中国大学的“关键问题”。

故意不选“正襟危坐”的专业论文，更多的是公开演讲（甚至保留演讲后的答问），乃取其“平易近人”。这些演说稿，基本上是面向大学生及研究生，演说的场所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浙江人文大讲堂”、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讲坛”、海南大学，以及台北的政治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韩国的仁川大学、新加坡的旧国会大厅等。

书中文字，一半以上从未入集；其余的，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老北大的故事》（增订本）、《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以及三联书店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

正题好说，副题颇费斟酌——什么叫“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当然，冬天夏天也能读书，但在我看来，春秋更要紧。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假期归来，重新走进教室，都有一种莫名的紧张与激动（有人欣喜，有人厌烦，有人无奈）。当初拟书名，为了对应“风景”一说，脑海里马上蹦出三个词：春风秋月、春花秋实、春花秋月。“风月”本指清风明月，极言风景佳胜（如朱熹《六先生画像·濂溪先生》之“风月无边，庭草交翠”），可如今多被用于男女间情爱之事，容易引起误会；至于以播种/收获说“春秋”，很切合学校的工作目标，可也正因此，显得过分拘泥，不够洒脱。想来想去，还是“花月”好，不太虚，也不太实，可意会，也能言传。

转眼间，冬去春来，又到了踏青时节。江南莺飞草长，连塞北也即将桃红柳绿，不由得记起晋人陶潜的“遗训”——“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既然写不出什么好诗，那就奉献给读者一册小书。毕竟，书中自有“风景”在。陈平原2012年3月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的得先下个定义。“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逛逛。“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动作，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说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前一阵子观赏北方昆曲剧院演的《烂柯山》，朱买臣最后得以扬眉吐气，甚至马前泼水，羞辱那没有长远眼光、耐不住寂寞、非逼他写休书不可的崔氏，靠的是中国古代社会读书可以做官的这一精英选拔机制。可这一套，现在不灵了。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人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二 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蔡元培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服气。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三 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效果不好。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雍正年间，大臣朗坤不懂规矩，居然“将《三国志》小说之言，援引陈奏”，被皇上识破，当即龙颜大怒，下令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可没人追问，皇上你怎样知道我引的是《三国演义》？是不是你背地里也阅读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这则材料，我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引用过，很多人感兴趣。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清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读书》创刊号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手发挥、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书读完了》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之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四 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西谛书话〉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就有意义，不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憋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令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空袭后，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五 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广大，可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则有曰：“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初刊《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新华文摘》2006年第5期转载）

漫卷诗书喜欲狂——《读书读书》序

读书、买书、藏书，这无疑是古今中外读书人共有的雅事，非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然。只是在常常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里，还有那么一些不改积习的读书人，自己读书还不够，还舞文弄墨谈读书，此也足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概也正因为这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使得谈读书的文章多少沾染一点人间烟火味，远不止于考版本训字义。于是，清雅之外，又增了一层苦涩，更为耐人品味。可是，时势的过于紧逼，又诱使好多作家热心于撇开书本直接表达政治见解，用意不可谓不佳，文章则难免逊色。当然，这里谈的是关于读书的文章；政论自有其另外的价值。不想标举什么“雅驯”或“韵味”，只是要求入选的文章起码谈出了一点读书的情趣。一

既然识得几个字，就不免翻弄翻弄书本，这也是人之常情，说不上雅不雅。可自从读书成为一种职业准备，成为一种仕进的手段，读书人的“韵事”一转而为十足的“俗务”。千百年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居然成了读书人的正道；至于凭兴趣读书这一天经地义的读书方式反倒成了歪门邪道——《读书读书》起码是误人子弟。于是造出一代代拿书本当敲门砖而全然不懂“读书”的凡夫俗子，读书人的形象自然也就只能是一脸苦相、呆相、穷酸相。

殊不知“读书”乃人生一大乐趣，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论读书》）。能不能品味到读书之乐，是读书是否入门的标志。不少人枉读了一辈子书仍不入其门，就因为他是“苦读”，只读出书本的“苦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读书理想就是典型的例证。必须靠“黄金屋”、“颜如玉”来证明读书的价值，就好像小孩子喝完药后父母必须赏几颗糖一样，只能证明喝药（读书）本身的确是苦差事。所谓“读书的艺术”，首先得把“苦差”变成“美差”。

据说，“真正的读书”是“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读书的艺术》）。林语堂教人怎么读书，老舍则教人读什么书：“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读书》）其实，说是一点不读“没兴味”的书，那是骗人的；起码那样你就无法知道什么书是“有兴味”的。况且，每个人总还有些书确实是非读不可的。鲁迅就曾区分两种读书方法：一种是“看非看不可的书籍”，那必须费神费力；另一种是“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随便翻翻》）。前者目的在求知，不免正襟危坐；后者意在消遣，自然更可体味到读书的乐趣。至于获益，则实在难分轩轾。对于过分严肃的中国读书界来说，提倡一点凭兴趣读书或者意在消闲的“随便翻翻”，或许不无裨益。

这种读书方法当然应付不了考试；可读书难道就为了应付那无穷无尽的考试？人生在世，不免考场上抖抖威风，先是被考后是考人，“考而不死是为神”；可那与读书虽不能说了无关系，却也实在关系不大。善读书者与善考试者很难画等号。老舍称“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考而不死是为神》）。如果说中小学教育借助考试为动力与指挥捧还略有点道理的话，那么大学教育则应根本拒绝这种读书的指挥棒。林语堂除主张“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作为读书向导外（《论读书》），还对现代中国流行的以考试为轴心的大学教育制度表示极大的愤慨，以为理想的大学教育应是“熏陶”，借用牛津教授的话：“如果他有超凡的才调，他的导师对他特别注意，就向他一直冒烟，冒到他的天才出火。”（《吸烟与教育》）如今戒烟成风，不知牛津教授还向门生喷烟否？不过，“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与“头悬梁，锥刺股”，的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读书境界。前者虽也讲“求知”，却仍不忘兴致，这才是“读书”之精髓。

俗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要想读懂读通“圣贤书”，恰恰必须关心“窗外事”。不是放下书本只问“窗外事”，而是从书里读到书外，或者借书外解读书里。“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周作人《闭户读书论》）识得了字，不一定就读得好书。读死书，读书死，不是现代读书人应有的胸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算是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并非都如东林党人那样直接介入政治斗争，但关心时世洞察人心，却是将死书变成活书、将苦读变成人生一大乐趣的关键。

其实，即使你无心于时世，时代风尚照样会影响你读书的口味。这里选择的几篇不同时代谈线装书（古书）之是否可读、如何读的文章，即是明证。五四时代之谈论如何不读或少读古书，与80年代之主张从小诵读主要的古代经典，都是面对自己时代的课题。二

读书是一件乐事，正因为其乐无穷，才引得一代代读书人如痴如醉。此等如痴如醉的读书人，古时谓之“书痴”，是个雅称；如今则改为“书呆子”，不无鄙夷的意思。书呆子“喜欢读书做文章，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去博取安富尊荣”（王了一《书呆子》），这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实在是不合时宜。可“书呆子自有其乐趣，也许还可以说是其乐无穷”（同上）。镇日价哭丧着脸的“书呆子”必是冒牌货。在那“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如一个理发匠”的抗日战争中，王了一称“这年头儿的书呆子加倍难做”；这话移赠今天各式真真假假的书呆子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愿尽管时势艰难，那维系中国文化的书呆子们不会绝种。

书呆子之手不释卷，并非为了装门面，尤其是在知识贬值的年头，更无门面可装。“他是将书当作了友人，将读书当作了和朋友谈话一样的一件乐事”（叶灵凤《书痴》）。在《书斋趣味》中，叶灵凤描绘了颇为令读书人神往的一幕：叶灵凤《读书随笔》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

大概每个真正的读书人都有与此大致相近的心境和感悟。宋代诗人尤袤流传千古的藏书名言：“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才能解释为什么古今中外有那么多绝顶聪明的脑袋瓜放着大把的钱不去赚，反而“虽九死其犹未悔”地买书、藏书、读书。

几乎每个喜欢读书的书呆子都连带喜欢“书本”这种“东西”，这大概是爱屋及乌吧？反正不只出于求知欲望，更多的带有一种审美的眼光。这就难怪读书人在字迹清楚、正确无误之外，还要讲求版本、版式设计乃至装帧和插图。至于在藏书上盖上藏书印或贴上藏书票，更是主要出于赏心悦目这一审美的需要。正是这无关紧要的小小点缀，明白无误地说明读书确实应该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而不是苦不堪言的“劳作”。

更能说明读书的娱乐性质的是读书人买书、藏书这一“癖好”。真正的读书人没有幻想靠藏书发财的，换句话说，读书人逛书店是一种百分之百的赔本生意。花钱买罪受，谁愿意？要不是在书店的巡礼中，在书籍的摩挲中能得到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单是求知欲还不能促使藏书家如此花大血本收书藏书——特别是在有图书馆可供利用的现代社会。就好像集邮一样，硬要说从中得到多大的教益实在有点勉强，只不过使得乐于此道者感觉生活充实精神愉悦就是了。而这难道还不够？让一个读书人做梦中都“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孙犁《书的梦》），可见逛书店的魅力。郑振铎的感觉是真实的：“喜欢得弗得了”（叶圣陶《〈西谛书话〉序》）。正因为这种“喜欢”没有掺杂多少功利打算，纯粹出于兴趣，方见真性情，也才真正当得起一个“雅”字。

平日里这不过是一种文人的闲情逸致，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保存古今典籍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此时此地的收书藏书可就颇有壮烈的味道。郑振铎称：“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劫中得书记〉序》）藏书极难而散书极易，所谓“书籍之厄”，兵火居其首。千百年来，幸有一代代爱书如命的“书呆子”为保存、流传中华文化典籍而呕心沥血。此中的辛酸苦辣，读郑氏的《劫中得书记》前后两篇序言可略见一斑。至于《访笺杂记》和《姑苏访书记》二文，虽为平常访书记，并无惊心动魄之举，却因文字清丽，叙述颇有情趣，正好与前两文的文气急促与带有火药味相映成趣。甚至，因其更多涉及版刻的知识以及书籍的流变而更有可读性。

当然，不能忽略读书还有接受教益的一面，像黄永玉那样“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的（《书和回忆》），实在不可胜教。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文章本书选得很少，原因是一涉及“书和人”这样的题目，重心很自然就滑向“人”，而“书”则成了起兴的“关关雎鸠”。再说，此类文章不大好写，大概因为这种经验太普遍了，谁都能说上几句，反而难见出奇制胜者。三

最后一辑六篇文情并茂的散文，分别介绍了国内外四个大城市的书店：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各篇文章叙述的角度不大一样，可主要的着眼点却出奇地一致，那就是突出书店与文化人的精神联系。书店当然是商业活动的场所，老板当然也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可经营书籍毕竟不同于经营其他商品，它同时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准精神活动。这就难怪好的书店老板，于“生意经”外，还加上一点“文化味”。正是这一点，使得读书人与书店的关系，并非一般的买卖关系，更有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味道。书业的景气与不景气，不只关涉到书店的生意，更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折射出当代读书人的心态与价值追求。书业的凋零，“不胜感伤之至”的不只是书店的掌柜，更包括常跑书店的读书人，因其同时显示出文化衰落的迹象（阿英《城隐庙的书市》）。

以书商而兼学者的固然有，但不是很多；书店的文化味道主要来源于对读书人的尊重，以及由此而千方百计为读书人的读书活动提供便利。周作人称赞东京丸善株式会社“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态度是一种愉快的事”，而对那些“把客人一半当作小偷一半当作肥猪看”的书店则颇多讥讽之辞（《东京的书店》）。相比之下，黄裳笔下旧日琉璃厂的书铺更令人神往：过去人们到琉璃厂的书铺里来，可以自由地坐下来与掌柜的谈天，一坐半日，一本书不买也不要紧。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琉璃厂》）

而朱自清介绍的伦敦的书店，不单有不时举办艺术展览以扩大影响者，甚至有组织读诗会，影响一时的文学风气的诗人办的“诗籍铺”（《三家书店》）。书店而成为文学活动或人文科学研究的组织者，这谈何容易！不过，办得好的书店，确实可以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而对于读书人来说，有机会常逛此等格调高雅而气氛轻松融洽的书店，自是一大乐事，其收益甚至不下于钻图书馆。这就难怪周作人怀念东京的“丸善”、阿英怀念上海城隍庙的旧书摊、黄裳怀念北京琉璃厂众多的书铺。可是，读书人哪个没有几个值得深深怀念的书铺、书店？只是不见得如琉璃厂之知名，因而也就较少形诸笔墨罢了。1989年1月15日于北大畅春园（此序言见拙编《读书读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刊《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4期时，题为《漫卷诗书喜欲狂》）

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

今天的演讲，就从一首小诗说起。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上世纪30年代写了一首长诗，改来改去不满意，最后长诗不要了，截取其中一段，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意蕴丰富而又朦胧的短诗《断章》，只有这么四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毫无疑问，在这首诗里，“风景”是个关键词。只是该如何解读，当时的文坛众说纷纭。批评家李健吾站出来，说这首诗“寓有无限的悲哀，着重在‘装饰’两个字”。卞之琳听了，说不对呀，“装饰”不是着重点，我想强调的是“相对”。主客之间互相对立、互相借景、互相装饰，这才是我要表达的。

请记得，这是一个北大英文系出身、对哲学很有兴趣的现代诗人，有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关联性的哲学思考。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和“青山”之间，互相对峙，互相观赏，“青山”是我的风景，反过来，“我”也是青山的风景。马上，你又会想到一篇名文《西湖七月半》。那是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早就进入中学语文教材。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的人，可分为五类：有人看风景，有人看人，有人希望人家注意到他在看风景……也就是说，不管你有心招摇，还是无意表演，你都成为人家的风景。

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注重知识、欣赏休闲、标榜品味的年代，“读书”会成为风景，“行旅”会成为风景，“踏青”也会成为风景。这一道道靓丽风景的背后，蕴涵着我们对于知识、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新理解。当然，“风景”有大小、高低、雅俗之分。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讨论这一道道“风景”是如何酝酿、怎样浮现、可否转化，以及是不是“即将消逝”的。一 “读书”为何成为“风景”

先说“读书”是如何成为“风景”的。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

即将消逝的风景

当然，我说的“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的“读书”，方才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才难以为继，值得你我好好追怀。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阅读史”，一部人类借助书籍的生产与阅读来获取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过一本书，叫《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刊行中译本。这书讲的是人类——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当代——是怎样读书的，以及读书又是如何成为整个知识生产的中心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再到我今天着重讨论的，将“读书”这一社会行为作为审美对象。换句话说，我关注的不是图书的生产过程或阅读效果，而是“读书”是怎样成为“风景”的，这道“风景”又是如何被文人所描述、被画家所描摹、被大众所记忆的。

先从庞贝古城的一幅壁画说起。我们都知道，庞贝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经由考古发掘，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的生活场景，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你看，这位女性手持纸莎草纸制作的“书籍”，正在认真地阅读。可见，古罗马人已将“读书”视为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只有当人们觉得“读书”这姿态很优雅时，才会将其作为壁画题材。

下面这几幅图，同样值得品味：16世纪曾出版过一本叫《各种人工机械装置》的书，其中提到这么一个发明，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轮。这发明人肯定是书痴，读一本还不够，希望同时读好多本书！不仅广搜博览，还希望一目十书，这是多么疯狂的阅读梦想。下面这一幅，是18世纪法国版画“当众朗读”，不只看书，还要讲书。之所以当众朗读，可能是为了传播知识，但也可能是炫耀自家的阅读能力。总之，“读书”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你看，这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弗拉戈纳（1732—1806）的绘画：阅读中的少女，场面静谧，光线柔和，举止优雅，引诱你再三凝视。跟这构图很接近的，是20世纪法庞贝城壁画国女作家科莱特（1873—1954）在花园里读书的照片。搬一把椅子，在花园里坐下来，手捧一本书，请照相师给拍照，为什么？就因为这场面感人。不管是壁画、版画、油画、照片，将“读书”这一瞬间凝固下来，作为风景，悬挂在书房或卧室中，时刻提醒你，“读书”，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中，我曾提及一幅让我震撼的照片：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或许，越是这种艰难时刻，越需要书籍作为精神支撑。这照片录自我刚才提及的《阅读史》。可惜这位加拿大学者对中国历史很不熟16世纪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悉，整本书中，只用了一幅中国插图，轮那就是16世纪的木刻“秦始皇焚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写书、刻书、读书，而不会只是“焚书”。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18世纪法国版画“当众朗读”阅读中的少女在花园阅读《阅读史》二 “行旅”同样可以入画

与“读书”相似，“行旅”也可以入画。为什么？因为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知识的收获，以及阅历、美感等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途径。若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你会发现，旅行需要凭借各种工具，乘车船，骑毛驴，坐飞机，不同时代旅行工具的变化，带来一系列感知及审美方式的差异，这同样值得关注。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不同于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纽约。黄遵宪之所以写《今别离》，也是意识到交通工具的进步，影响了旅行者的心态，改变了旅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

古人旅行很危险，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妖怪，必须配带辟邪的灵药——这跟我们今天出门上路，需要带点常用药品大致相近。这很有意思，看得出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准。江绍原写《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专门讲古人旅行时的迷信，比如碰到鬼、妖的可能性，以及各种回避的办法，包括如何借佩带各种灵药来辟邪。有关旅行的文化史著述，还可以举出地图研究。今天资讯很发达，我们出远门时，照样习惯带上地图。古代更是如此，千山万水，乡野驿站，你怎么上京赶考，或外出经商？出门第一站，该走到哪里，有多少路程，中间长亭短亭，晚上歇什么地方，住宿的店铺以及酒菜的价格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这种实用性很强的图书，不入高人眼，但出门时必带。唐宋我不清楚，翻看明代类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有各种简要地图及详细的资讯。古人远行确实不易，难怪有悲悲切切的“长亭送别”。

到了晚清，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很多人自愿或被迫远游海外。可能是留学，也可能是出使，还可能通商、劳工输出等，这种海外游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及人类文明的理解与想象。所谓“开眼看世界”，很大程度是借助旅行来实现的。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上路”不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了。很有仪式感的“长亭送别”，也随之逐渐消失了。不知不觉中，“旅行”变得没有风险，很舒服，也很优雅，甚至让人心旷神怡。这样一来，“旅行”竟成了重要的“象征资本”。每当有人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其远游见闻时，千万别打断。不说人家在炫耀，起码也是自我表彰——它代表着闲暇、金钱、眼界、趣味等。对有的人来说，“旅行”是工作；而对另外的人来说，“旅行”则是休闲。不管哪一类，旅行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验，也是一种象征资本。

那么，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旅行”这一社会行为的？就以三个现代中国作家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为热门话题的。北大英文系高才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1935年开明书店版散文集《泪与笑》中，有一则《途中》，大意是说，我们平时都在做事，不管正事还是歪事，反正很忙碌，注意力只能集中在这一点。只有在路上，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步伐是悠然的。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在这个意义上，车中、船上、人行道，这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可惜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当废纸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人生、亲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诗意，像雨雪霏霏，杨柳依依，都很浪漫。这种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中外书名，说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为骨架的。跟爱情一样，旅行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另一个著名散文家，也写《旅行》，可他把话倒过来，称“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我说的是梁实秋。梁早年跟鲁迅论战，很多中学生是从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了解他的，这当然很不准确。其实，梁实秋是很有成就的翻译家、文学史家和散文家。这篇《旅行》就出自他40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中国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为“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朋友见面聊天，很容易相谈甚欢；《泪与笑》可长途旅行就不一样了。太脏了不行，洁癖也不行；睡觉打呼噜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头滑脑不行，呆头呆脑也不行。“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换句话说，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价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调整心态——包括对旅伴的要求。说到旅行者的心态，我推荐冯至的《山村的墓碣》。这位北大德语系毕业、后曾留学海德堡大学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40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间就收了这篇《山村的墓碣》。文章很短，说的是德国和瑞士交界处，到处是山谷和密林，林径中有一墓碣：“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蜿蜒的林间小路，静静地躺着一块墓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消《雅舍小品》逝，一段旅程的终止。那人是谁？因何死去？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这就是人生，或万里无云，或波涛汹涌，最终都将消失在旅途中。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乃诗人对于“在路上”这一人生境况的体会与思索。读书人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的。这一点，古人很清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曾借助“上路”来求学问，交朋友，并传播自己的名声。可是，“行路”不一定非跟“读书”结盟不可。某种意义上，“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不说诗文，《山水》就说绘画吧。在中国，山水之所以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观”。不妨欣赏宋人范宽《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关山行旅图》，以及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表现的对象是山水，题名却都是“行旅”，就因为旅人的眼光赋予了山水审美的意义。旅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景观也并非简单的地貌，二者相逢，互相对峙与对视，方才有所谓的“风景”。重峦叠嶂，山路蜿蜒，中间有一赶路人。别看这小人在画面上很不起眼，却是点睛之笔。好山好水，好树好屋，可观可赏，可居可游，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

2004年春天，作为“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在巴黎大宫博物馆举办了《神圣的山峰——中国博物馆馆藏精品展》。众多精彩展品中，就包含清人黄向坚的组画。黄向坚（1609─1673）字端木，苏州人，比他的善画山水更有名的，是他的万里寻亲。黄向坚的父亲在昆明当小官，明清易代，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于是，黄孝子从苏州出发，于干戈载道之中，跋涉山川，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把父母接回老家奉养。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记载此万里寻亲故事；诗人归庄据此撰有《黄孝子传》，戏剧家李玉则编有《万里圆》传奇，后者还进入各种文学史。至《溪山行旅图》于黄向坚本人，其所撰《寻亲纪程》、《滇还纪程》，兼及图文。作为山水册页的特例，这组兼及叙事功能的《寻亲纪程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位万里寻亲的孝子，一路诗文，一路画画，而每幅山水里，都有一个挟着雨伞步履匆匆的行人，那就是他本人。跟他的同乡徐霞客借“游记”摹写大好河山好有一比，同时代画家中，难得有黄向坚那么“见多识广”的——万里寻亲的另一面，便是饱览了西南大好河山。若“丽江花甸”的入画，若“莲峰旭日”的绚丽，都让人刮目相看。撇开“孝子寻亲”的道德意义，单是作为纪录旅程的山水册页看待，黄君的《寻亲纪程图》也值得珍惜。而我关注的是，“旅人”之所以“入画”，就因为旅行这一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三 暮春者，春服既成最近两年，因先后在云南大学、安徽师大、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等处演讲“文学课堂的追怀与重构”，屡次提及汪曾祺（1920—1997）所撰关《寻亲纪程图》于西南联大的文章，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蓦然间想起，汪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喜欢汪先生的小说、散文及评论文字，当然，更喜欢他那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生活姿态。还记得80年代初，汪先生写过一篇小文，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第三卷。文章谈小说主题、谈现代派，谈爱护祖国语言等，其中有一节，讲的是中国人的“生活趣味”：“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汪先生的自我概括很有趣：“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说法不是很准确，但有味道；而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记得90年代初，有一回在北京郊区给文学青年上课，他讲小说创作，我讲文学评论。晚上，汪先生喝了点酒，随意捡起一根破毛笔，给我写了幅中堂，是抄他的旧作。诗好，字好，更好的是那种洒脱的精神状态。不端架子，不讲纸笔，不避重复，不假思索，写完了，还自己欣赏了好一阵子，问我：怎么样，还不错吧？此情此景，如在眼前；可那个欣赏孔夫子生活态度的汪先生，早已不在人间。一直想写点怀念文字，只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忽然想起刚才提及的汪先生那篇自述，其中提及：“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文章还引述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树，依依墟里烟”、宋儒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都是一些充满生气与诗趣的“人境”。

比起孟子、陶潜以及宋儒的诗文来，孔子“吾与点也”的“言志”，无疑更为世人所熟知，也更为古往今来无数读书人所赞叹。这段话到底该如何诠释，历代众说纷纭。不说远的，就举两个近的例子。杨树达《论语疏证》先引《后汉书·仲长统传》渲染文人趣味，如何“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然后发挥：“孔子所以与曾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钱穆的《论语新解》则称：本章吾与点也之叹，甚为宋明儒所乐道，甚有谓曾点便是尧舜气象者。此实深染禅味。朱注《论语》亦采其说，然此后《语类》所载，为说已不同。后世传闻有朱子晚年深悔未能改注此节留为后学病根之说，读朱注者不可不知。

钱穆所说的宋儒意见，可以朱熹的解说为代表。朱熹的注，表扬曾子“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暮春三月好天气，新缝单衣上了身，约上弟子若干，结队前往沂水边游玩歌咏，乘兴而去，兴尽而归，确是极高的乐处，也是最大的风流。在大学教书，我原本也喜欢带学生踏青，因北京的春天来去匆匆，格外值得珍惜。可如今不敢贸然，因学校再三提醒：带学生出游，不管远近，安全第一，最好预先买保险。确有大学生外出游览时不幸遇难，家长兴师问罪的，难怪学校胆战心惊。

说到这里，岔开去，讲点文人逸事。据说诗人陈梦家当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每回讲《论语》，朗读到“暮春者，春服既成”时，便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很有魅力。有调皮的学生故意请教：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这问题本来无解，没想到陈梦家信口回复：“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此番对答，虽是歪解，一时传为佳话。这与陆侃如的故事很相似：据说当初在法国博士考试时，导师问：为何“孔雀东南飞”？才思敏捷的陆侃如随声应曰：因为“西北有高楼”。二者都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句，谁都知道，这只是起兴而已；如此巧对，更多的是表现学者的才情。“逞才使气”中，也可见那一代读书人的自信、潇洒与从容。

又到了“暮春三月”，想起了丰子恺的一幅彩色漫画《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画题借用韦庄的《思帝乡》，画面上桃红柳绿，扶老携幼，踏青去也。为什么要踏青？硬要说是为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实在多余；不为什么，就是喜欢。正是在其乐融融的春游中，我们对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对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四 专深很好，博雅更佳

读书、行旅、踏青，有何意义？硬要辩解，都可说是为了获取知识。但在我看来，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趣味”与“心情”。这就回到教育的主要目标：到底是培养专家，还是养成人格。

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无论校长、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调整思路及立场。我的立场很明确：大学应该与职业学校拉开距离，上岗前培训一下就行的专业技能，大学不该教。所谓“专业对口”，社会需要什么我们教什《春日游，杏花吹满头》么，不是好趋势。关键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脑袋是否灵活，肯不肯学习，有无接受或创造知识的能力。因此，我反对人文学科往实用方面转。至于为了“生产自救”，在校园里打“国学”旗号办各种“董事长训练班”，更不是长远之计。目前的状态是：专业化成为潮流，反而是另一句话，即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博雅君子”，基本上落空了。

目前中外大学授予的最高学位是博士。所谓“博士”，在我看来，最名不符实，不是指博大精深、博古通今、博闻强记、博物君子，而是指“术业有专攻”。按我的语感，在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中，最好听的是“学士”。因为，汉语的“硕士”二字，除了是第二级学位，还有就是品节高尚、学问渊博之士。至于“博士”和“学士”，在古代都曾经是官名。不掉书袋了，只说一句，明清两代，讲官衔，“学士”比“博士”大多了。

还有一点，在古代中国，“博士”有时是指具有某种技艺或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有点像我们今天称“师傅”。比如，明清小说中常见的“酒博士”、“茶博士”，就不是官。说“学士”，不会有这样的误解。另外，在古代，“学士”有时泛指读书人。这多好，管你是不是博通古今，只要肯读书，就可以叫你“学士”。所以，我很喜欢“学士”这个称呼，因其不势利，指向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刚才说了，“学士”最好，指向读书的心境，不讲功名，故多有趣味。可大部分情况下，“读书”这一行为，还是跟某种特殊利益，比如升官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学问渊深的专家，很可能并非博雅君子。现在大家推崇的，都是专业成就，看重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比如博士生导师呀，科学院院士呀，诺贝尔奖获得者呀，等等。只要有了这些耀眼的光环，从政府到企业，到处有人请你“莅临指导”。正因此，请大家关注鲁迅的忠告：“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这是鲁迅1935年在《名人和名言》中的说法。此外，鲁迅不止一次对“专家”表示不以为然。

周氏兄弟，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最为博学深思的“读书人”。我把“读书人”看得比“专门家”还高，除了学问，还有趣味。周作人《我的杂学》分20节，总结自己一生所学，从《诗经》、陶诗到中国旧小说，从希腊神话到文化人类学，从生物学到性心理学，从医学、宗教学到妇女学，从日本俗曲到佛经文本，几乎每个领域周作人都有论述。周作人说自己“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这样的“常识”，可不容易具备呀。至于鲁迅的读书趣味及知识结构，可参看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不仅周氏兄弟，清末民初很多读书人，在古今中西之间挣扎、奋斗、求索，大都眼界开阔，趣味广泛，志向高远，很值得今人追怀。

这个时候谈“博览”，当然是别有幽怀，主要针对正变得日益机械化的学术生产机制。为自己，也为别人；为学问，也为文章；为研究业绩，也为生活趣味，请大家关注那些有专业能力而又趣味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五 为什么说“晋人不可学”

不知是哪位同学，在网上披露我在北大课堂上的说法：“记得好像是陈平原老师讲过，宋人可学而晋人不可学。魏晋风度，是从性情里出来的，是自然的，所以一学必歪，放到现在就跟有神经病一样，而宋人讲究理性礼制，也就是规矩、规范和法度，就是现在所说的按套路出牌，所以宋人是可以学的。”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大概意思没错。学生们或许心存疑虑，我不是写过《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吗，为什么会说“晋人不可学”？

其实，可学与不可学，有时是价值评判，有时是工作策略。所谓“不可学”，可能那东西不好，怕你学坏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东西太好，你学不来。说白点，有的东西事关天赋，强求不得。谈诗词，讲书法，常有“可学”与“不可学”之分；大体说来，法度技艺可学，才情韵致难以承传，故不可学。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中的《书学》，力贬宋人书法，其“宋四家书”条云：“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苏东坡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是其不可及处。可那东西不可学，一学就“毛疵百出”。至于米书过于纵，蔡书过于拘，都不可学。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可不予置评。我只是说，钱泳所理解的“不可学”，属于价值判断。

可还有另外一种“不可学”，不是不好，而是境界太高，浑然天成，常人达不到，故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有格”、“规矩”、“正道”作为模仿对象。比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就说：“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辛弃疾（1104—1207）的词为什么不可学，就因其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而模仿者往往只得其粗犷滑稽。

诗词书画，为什么有的可学，有的不可学，明人董其昌《画眼》说得很明确：“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这是从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那边套过来的。换句话说，有些东西，跟天赋、才情、境界有关，不能靠“巧密”和“岁月”而习得。就像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靠的是天资神悟，而不是学习与积累。

记得十几年前读明人笔记《假庵杂著》，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那就是“宁为宋人毋为晋人”。由此，我才推导出宋人可学，晋人不可学——后者之旷远、放达、率真，天成，很好，永远值得追怀，但常人学不到，一学就歪。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文人学者中，有积累型的，也有天才型的，二者所走的路大不一样。

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已刊明黄宗会《缩斋文集》和明归昌世《假庵杂著》等22种。谢先生为后者作跋：“读归文休先生之《假庵杂著》，如读张山来《幽梦影》；而其谓为人当有偏至，而不可为中庸，尤有见地。”归昌世（1573—1644）字文休，号假庵，江苏昆山人，乃著名古文家归有光的孙子。据说十岁能诗，弃举业，发奋为古文，主要以书法印篆著称于世，至今各博物馆里仍藏有其《风竹图》、《竹石图》、《墨竹图》等。《假庵杂著》中《纪季父遗事遗言》有云：“张元长尝贻书于余，有‘宁为宋人毋为晋人’之语，季父颇然之，谓‘趣味’二字宜辨。”这里所说的张元长，即号寒山子的散文家张大复（1554—1630），也是昆山人，著有《梅花草堂笔谈》等。记得钱锺书与周作人就张大复文章，有过小小的争议，参见前者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及后者的《〈梅花草堂笔谈〉等》。我倾向于周作人的意见，就文章而言，张大复不及傅山、金圣叹、李渔，只能跟张潮并列，属于典型的晚明山人小品。谈世态人情、修身养性、风花雪月、山水园林等，有价值，但不宜过分推崇。在我看来，晚明山人所撰小品，是一种抽掉了筋骨、充满娱乐精神的“清淡”——没有了背后的幽愤与抗争，只留下优雅的举措和言辞。这个意思，我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谈了。

魏晋文人不一样，他们的清谈以玄学为根基，有生命体验及幽愤做底，并不轻松。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读章太炎、刘师培、鲁迅、陈寅恪、宗白华、王瑶等关于魏晋文人及文章的论述。我特别推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是根据演说改写的，很好读，对后世的研究者影响也很大。还有就是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这文章1940年初刊《星期评论》，日后收入宗先生各种集子。宗先生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戴逵的雕塑、嵇康的琴曲，到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等的诗文，还有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闳丽的寺院，无不光芒万丈。就这么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时代，最能代表晋人的风神潇洒的，是书法中的行草。在宗先生看来，“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到目前为止，关于晋人的精神世界、艺术造诣以及人格魅力的阐发，没有比宗文更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我谈春游之“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也是从此文中偷来的。说到书法，宗先生认为：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不及晋人的自然。这里说的是“书法”，其实，也包括“做人”——我相信很多人是这么理解晋人与宋人的差别的。六 宋人之文采风流

与宗白华明显偏袒晋人不同，冯友兰则是兼容并包。在1944年刊《哲学评论》九卷三期的《论风流》中，冯先生论证真风流者必须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具体展开时，所举的例子，大都取自《世说新语》，就因为，这书是中国人的“风流宝鉴”。差别在于，冯先生由晋人而及宋儒，称颂其“于名教中求乐地”。比如，引述《论语》中“暮春者，春服既成”这一段，再就是朱熹的注；接下来再引理学家程明道的诗，作为“风流人豪”的例证。宋儒不仅有常被误解的“天理人欲”之辨，还有冯友兰所说的“风流人豪”——包括传统士大夫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也包括程朱理学家的“云淡风轻”与“四时佳兴”。其实，归休文的文章，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我欣赏的是，宋代文人的魅力基本上靠积累，但又不显得匠气。无论诗文书画、为学为人，都是如此。期望好收获，没有好种子不行；可再好的种子，撒在青石板上，不管用。必须有沃土、阳光和水分，然后再谈辛勤劳作。说实话，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其他条件不具备，根本学不好；至于“天才”，教不教都无所谓。

这里以宋代文人欧阳修（1007—1072）为例，略加辨析，最后引入其《读书》诗。此公文章乃“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方面也有很好的业绩；至于《六一诗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开创之功；而《新五代史》和《集古录》在史学、金石学方面的贡献，更是广为学界赞誉。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笔记《归田录》，著于致仕后居颍州时。此书记朝廷旧闻和士大夫琐事，大多亲见亲闻，翔实可靠，且文字清新，我很喜欢。那种“录之以备闲居之览”的写作策略，对后世著述影响甚大。这里引一则有关西昆体诗人杨亿的记载，看此书特点。

杨亿（974—1020）字大年，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博闻强记，尤长典章制度。下面是《归田录》中一则：杨亿以文章名天下，但脾气很倔，很少跟人合得来。有人背后使坏，到同样好文的宋真宗那里告御状。终于，有一天深夜，皇上召杨亿进宫：“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不过，也没什么，只是皇上“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这君臣二人，都很可爱，有点小心眼，但比古往今来政界文坛上无数血腥厮杀好多了。

我的直觉是，同是风流，宋人显得从容不迫，晋人则包含悲情与愤懑。这当然是各自生活环境大不相同造成的。说白了，晋人的风流是有很大代价的。乱世中人，其生命感觉一如曹植的诗句——“惊风飘白日”。读建安七子或竹林七贤的诗文及人生轨迹，很容易明白其“雅好慷慨”、不拘礼法、生性放达，以及追求酣畅淋漓的生活及表达方式，共同的背景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

宋代文人的生存处境完全不同。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开国，到1279年陆文夫背着宋帝赵昺跳海，这三百年历史，读小说戏曲，感觉特窝囊。幼时看小人书，最不喜欢的就是宋代，因为整天打败仗，好不容易出了个岳飞，直捣朱仙镇，眼看着就要收复大宋失地，却遭奸相秦桧以十二道金牌召回，还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了。我是潮州人，对这些故事更是感触良多，因为南澳宋井、潮阳莲花峰等，都与这段凄风苦雨的历史有关。长大了多读点书，方才明白，宋代并不那么简单。跟开疆辟土的大唐确实不同，宋朝（尤其是北宋）军事上老打败仗，这是事实；可另外同样真实的是，有宋一代文化昌明，特别值得夸耀。1943年，战火纷飞中，陈寅恪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至于李约瑟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诸如此类的好话，还能找出一大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皇帝对待文人学者的态度。有个流传久远的公案，说宋代皇帝“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最为大家熟悉的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在阐释礼制时，专门提及《宋朝家法》中的这句话。这个问题很复杂，学界多有论辩。其实，关于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约，自南宋起，史著中就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到了民国年间，张荫麟通过对誓碑、誓约的考辨，颠覆了这个传说。即便太祖誓约不存在，但有宋一代确实不轻杀士大夫，而且明显地重文轻武，这点与此前此后的王朝相比，很突出。

总的来说，在宋代，读书人不管入相还是居乡，都比较受尊重，得礼遇。而这跟宋代文化昌明，有直接的关系。宋人的文学兼修，气定神闲，很令人羡慕。钱锺书《宋诗选注》谈及欧阳修：“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这里就举欧阳修的《读书》诗为例，以见其性情，同时说明宋人的修养是靠持之以恒的读书慢慢积累起来的。我说的是作为整体的宋代文人，而不是作为个体的诗人或理学家。此乃长诗，诸位有空慢慢品读，这里仅引其开篇：“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志殊未倦。”学问与诗情不同，需要时间，需要心境，需要阅历，急切中弄不来；但另一方面，学问又是有规矩，可模仿，慢慢积累，便有可能逐渐达到那个境界。我想说的是，宋人靠修养，晋人凭天赋；修养可学，天赋不可学——无此才情而硬要假冒“风流”的，很容易出洋相。七 有闲、趣味以及“爱美的”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题为《马儿啊，你慢些走》，感慨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没人悠闲地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像赶地铁一样。希望教育当局给教授和学生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拔苗、催肥要好。这么主张“悠闲”，马上会引来诘难：这是鼓励偷懒！你们大学教授，拿的可是人民的血汗钱！这样的帽子压下来，不太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不过，我还是想为“闲暇”说几句话。

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刊行《三闲集》，在序言中，鲁迅反击成仿吾对他“有闲”的指责，并特别说明“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此前五年，成仿吾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称“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编印旧书就是有闲，有闲就是有钱，有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一系列推论，近乎深文周纳，难怪鲁迅很不满。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单页广告中，鲁迅再三予以反驳。鲁迅甚至建立自费印书的三闲书屋，出版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德国艺术家梅斐尔德为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小说制作的版画《士敏土之图》，还有苏联版画《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尼古拉·果戈理的诗篇死魂灵一百图》等。三闲书屋刊行的书籍，大都跟苏联文化艺术相关，一看就是别有幽怀。鲁迅去世后的1937年，许广平还用三闲书屋名义印行《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等。借用明人张潮的话来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鲁迅不是没有休闲时刻，但“休闲”并不妨碍其提倡“革命”。以“三闲”名“书屋”，对于那些以无产阶级名义“垄断革命”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很大的讽刺。

跟“有闲”并列的，还有“趣味”，这两者都是成仿吾极力攻击的。恰好梁启超就最讲趣味，在1922年所作演讲《学问之趣味》中，梁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为‘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所谓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典型的，莫过于游戏、艺术或学问。为人为学，讲究“趣味”，可以是颓废，也可能极为进取。至于“趣味主义”这个词，言人人殊，褒贬各有道理，就看语境。记得上世纪50年代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时，陈友琴撰《俞平伯先生的趣味主义及其他》，称俞先生在文学研究中讲究“趣味”，这就确定了“他在学术思想上和胡适、周作人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一脉相承”。

梁启超谈“趣味主义”，还可以勉强接受；到了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等，可就备受责难了。文学创作如此，学术研究也不例外。百年中国，始终瞧不上“为学术而学术”，更不要说研究中的“趣味”倾向了。其实，谈学术研究中的个人“趣味”，没什么不妥；只是别标榜“主义”，一加上“主义”，就有刻意拔高、积极提倡之嫌。

反过来，今天的中国大学，过于忙碌，不敢正视“闲暇”的意义，因此，也就没有谁在想那些“遥远的、不着边际的、玄妙的问题”了。没有“余裕”，必定著作仓促，文章也不够丰腴。所谓“有闲”，并不是无所事事，浪费国家钱财；别的不敢说，人文研究确实需要“从容不迫”的心态。越来越强势的教育主管部门，越来越希望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以及越来越缺乏自信心和自主性的人文学者，面对“学术工程化”趋势以及“立竿见影”的巨大压力，哪来修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这让我想起抗战中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其中特别指出，“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读书人需要观察、欣赏、沉思，方能体会“读书的乐趣”。听“成功人士”介绍经验：与论文写作无关的书籍，一概“非礼勿视”。可这么一来，不就成了“学术机器”？人文学者本该感情更丰富，感觉更细腻，身段更柔软，趣味更广泛，视野更开阔，如今多被训练成能写论文的“学术机器”，实在可惜。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除了悠闲与自由，还得有个人品味。说“把玩学术”不太合适，显得有点轻佻，但如果是“沉潜把玩”呢？其实，读书做学问，目的性太强，很难达到痛快淋漓、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一点，学问与游戏之道相通——整天想着一举一动如何有益于国计民生，缺乏足够的好奇心、求知欲、距离感，反而做不好。按照今日“学者”的标准来衡量，传统中国读书人，全都是业余性质——可这种“爱美的”读书人，自有可爱之处。

这里所说的“爱美的”，乃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1921年4月，戏剧家陈大悲在北京的《晨报》上连载论文《爱美的戏剧》，参考美国小剧场的经验，提倡与职业化、商业化演出相对立的“爱美剧”。我关注“爱美的”这个词，就因为它与传统中国的博雅传统不无相通处。比如，喜欢艺术，但不将其作为职业，更不想拿它混饭吃。有文化，有境界，有灵气，即便技巧上不够娴熟，也可取——起码避免了专业院校学生容易养成的“匠气”。

过度的专业化，导致许多伪学者“身在曹营心在汉”，整天“为赋新词强说愁”，制造无数只在填表时才有用的文化垃圾。如此“生产强迫症”，以及“创新迫害狂”，对人对己，都是一种戕害。某种意义上，我欣赏“爱美的”人文学者，就因其完全沉湎其中，更有可能兼及思想性、趣味性与批判性。（初刊《光明日报》2009年8月20日，《新华文摘》2009年21期转载）

附记：读王国维《二牖轩随录》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则（见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114—1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方知此类“雅趣”古已有之：“《论语》：‘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以五六为三十人，六七为四十二人，合之得七十二人。此齐俳优石动筩戏语，见《太平广记》所引隋侯白《启颜录》。然皇侃《义疏》所载一说，已作是解，其言曰：‘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人就三十，合为七十二人也。孔门升堂七十二人也。’乃知优人诙谐，亦有所本。又按《太平御览·礼仪部》引《汉旧仪》曰：‘礼后稷于东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为民祈农报功。’则汉人已为此解，当为皇侃所引或说所自出。”就像黄宗羲说的：“然流传既久，即其不足信者，亦为古迹矣。”（《匡庐游录》）以此眼光，看待此类文人逸事，方觉有趣。即将消逝的风景

寓居燕园十五载，对我来说，最值得怀念的，莫过于曾有幸“从夫子游”。

说“从游”，而不说“就读”，就因前者兼及“古典”与“今事”，意味深长，值得仔细品鉴。

所谓“古典”，最容易令人联想起的，自是孔夫子的开创私门讲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这么一句：“子路喜从游”。读过《论语》的，很少不向往那时候的师徒关系。私心以为，“读书”不如“受业”，“受业”不如“从游”。后者讲求耳濡目染，且以修养而不是学识为中心，用后世教育史家的说法，叫“完全人格教育”。两汉以降，名师大儒开堂讲学，总有万千“喜从游”的“子路”们追随左右，只是不若孔夫子周游列国之栖栖遑遑。

至于“今事”，指的是晚清以降学制改革，“上法三代”难以落实，“旁采泰西”成了时代主潮。以课堂讲授为中心的新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传播知识，而不是养成人格，“从夫子游”因而一改而为“转益多师”。也有不以为然的，比如，章太炎便一再呼吁“救学弊”。可此等微弱的声音，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大业，基本上无济于事。40年代初，连最为西化的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也对此深表忧虑：“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那么，什么是理想的大学教育？梅氏在《大学一解》里所表达的理念，其实古已有之：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这就难怪当初胡适为清华学校设计研究院课程及宗旨时，强调兼及中国古代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度。

传统中国教育希望养成人格，故特别看重“从夫子游”。始终自立门户，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的章太炎，自称“余讲学以来几四十年”（《太炎通告及门弟子》），“前此从吾游者”（《致潘承弼书》），多学有所成。章氏之日本讲学，更像古代大师之收徒，后来的创办苏州国学讲习会，则带有公开演讲的意味。当年在东京“从章太炎游”者，包括黄侃、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周氏兄弟等，均一时俊彦。鲁迅后来回忆说：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这段话，常被理解为语含讽刺。其实，这正是大师讲学之不同于学校教育处──不以传授具体知识为主要目的。“从夫子游”的独特魅力，主要在于精神熏陶，而不是知识传授。可这有个前提，“前导”的“大鱼”，不只能够提供实验经费和科研题目，学识及才华外，还必须兼有人格魅力，这样，方才值得“小鱼尾随”。若黄侃之名士风流，春花秋月，携弟子寻访名胜，饮酒吟诗，毕竟是异数。现代大学中，较多地借鉴书院讲学经验，确保师生之间学识、精神以及情感的正常交流，改变课堂教学冷冰冰面孔的，当推研究生制度的建立。

我也是在进入研究生课程后，方才与导师有较多的接触，理解古人所说的“从游”之乐。十五年前，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燕园，追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那年，先生刚好年届古稀，照现在的规定，早应该“赋闲”了。好在那时当局希望老专家发挥余热，我们因而有幸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在《为人但有真性情》一文中，我曾这样描述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王瑶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面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这段话常被论者引述，以为颇具“雅趣”。也有读者表示怀疑，以为是我“妙笔生花”。其实，此乃“写生文”，不曾着意渲染。今人之所以感觉陌生，就因为研究生教学制度化以后，同样可能窒息活生生的师生交谈。我入学的时候，中国的博士制度刚刚建立，没有统一的课程或学分规定，导师于是以“闲谈”代替“授课”。当初因缺乏经验而不曾“正襟危坐”，倒是与古人“从游”之义相吻合。“从夫子游”还有另一层意义，即没有入学考试，也不曾举行毕业典礼。倘若值得师从，不必过分讲究名份，前往请教就是了。我进北大时，中文系有四位老先生，均学识渊博，且德高望重。除了正式“拜师”的王瑶先生，吴组缃、季镇淮、林庚三位，我也常前往请教。四老各有专长，且性格十分鲜明，王之睿智、吴之豁达、季之忠厚、林之儒雅，均无法追摹。

既是小说名家，也以治中国小说史见长的吴组缃先生，与我的研究兴趣接近，且参加过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平日里交往较多。上吴先生家，不必做任何准备，只需挑起话题，而后便顺其自然，当个好听众就是了。或针砭时弊，或追忆师友，或纵论古今，吴先生总有说不完的逸事与妙喻。谈兴浓时，甚至不准访客早归；倘若没有勇气大声辞别，那就只好等待先生兴尽了。“天宝遗事”固然有趣，更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先生对历代小说的精彩分析。先生对其主持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史”十分用心，可在我看来，那是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单是“导言”部分，不知听先生讲了多少遍，觉得思路挺完整，可屡次让课题组成员协助整理成文后，又全都废弃不用。理由是“文字不好，没有光彩”。大概看我“随声附和”的能力尚可，先生几次邀我加盟，均被我以“另有任务”辞谢。之所以如此“怯阵”，乃是深知即便我使出浑身招数，也写不出令先生满意的“有光彩”的学术论文。吴组缃季镇淮

与吴先生的健谈截然相反，季镇淮先生显得有点木讷。如果没有准备，我可不敢造次拜访。几句家常话及问候语过后，便需进入正题。季先生不喜欢也不擅长漫无边际的聊天。如果访客无话，且长屁股，温厚的季先生便接连不断地劝你喝茶、吃糖。我的妻子曾追随季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后又经常走动，按理说不该客套。可先生依然彬彬有礼。偶尔代查资料，必招来先生的连声道谢。先生每次出版新著，明知我们夫妇关系不错，没有离婚的打算，也非得签名各送我和妻子一册不可。如此认真执著的老人，偶尔也想调节气氛，说些轻松点的话题，可照样有板有眼。拜访季先生的最佳方案，便是尽早进入具体问题的探讨。那样，先生会两眼放光，忘记自己的病情，不时矫健地站起坐下，到书架上取下一册册书，翻给你看。先生做人做文，均一丝不苟，实在令人钦佩。可也由此带来不小的烦恼。季先生晚年视力极差，还要寻找有关资料，以便撰写新著。几次劝先生收缩战线，先把手头已有的书稿改定，先生总说“不忙不忙”。去世前两年，先生忽然说，教了一辈子文学史，还没写过关于小说方面的论文，应该补一补。于是，让我们代买大字本《西游记》，然后戴上眼镜，配着放大镜，开始重新研读──那年，先生八十有二。

王瑶先生居住的镜春园，与吴、季二师所在的朗润园近在咫尺。每回新年，总是顺道拜候，一路走去，十分惬意。如今三老均已仙逝，在我眼中，未名湖周围风景，顿时显得冷清多了。春节将近，中文系唯一需要拜访的老先生，只剩下居住在燕南园的儒雅淡泊的林庚先生了。

林先生乃现代文学史上有数的重要诗人，后又以唐诗及楚辞的研究名家。平日里很少听他谈起小说，直到《西游记漫话》一书出版，方才让我大吃一惊：诗人对小说竟有如此的洞察力。据先生称，历来对童话情有独衷，十年浩劫中更是以夜读《西游》为“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以“童话性”解读《西游记》，前人不是没有谈论过，只是大多浅尝辄止，不若先生全身心地投入，且将其作为《西游记》的根本特征来论述。童心与诗心，本就有相通之处，更何况此乃先生之“曲终奏雅”（日后先生还出版了《中国文学简史》，可那是旧作翻新，不如此书之具有原创性）。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书，对此后研究《西游记》的学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记得刚入学时，林先生举行告别讲座，那天我刚好有事外出，事后追悔莫及。据说，林先生擅长营造氛围，课堂犹如舞台，一招一式，均令人回味无穷。有学生点评曰：林先生诗写得好，讲得也好，因他的生活本身便是一首诗。当我复述这段话时，先生笑着说：那学生准是将我作为写诗的素材了。林庚

将一生作为一首诗来苦心经营，希望经得起时人及后人的再三品读，这其实很不容易。这话可以反过来说，凡是经得起再三品读的人生，都是一首成功的诗作。外系的老教授，或只是在某一特殊时刻接触（如哲学系的冯友兰、洪谦），或所了解的并非其专业成就（如东语系的季羡林、金克木），即便倾心于其人其文，未得真传，不好妄称弟子。不过，即便见闻有限，每次造访，均有“如坐春风”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似乎《西游记漫话》只存在于“七老八十”的老教授身上。年轻一辈的学者，也有在专业领域里卓有成就的，可就是不如老先生“味道醇厚”。

或许，人文学者的修养，本就需要岁月襄助，速成不得。若此说成立，则如今实行的博士生导师六十三岁退休的制度，将使以后的莘莘学子，再也无法领略处于最佳状态的“导师”的风采了。

记得有一年中秋，众弟子在王瑶先生家聚会，先生一时兴起，提议夜游未名湖。月光如水，幽静的湖面，不时传来年轻人的朗朗笑声。不知是哪位师兄，念起了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其实，此诗的意境，部分脱胎于明末张岱的《西湖七月半》。“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固然可看，“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同样值得观赏，至于“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不也照样是西湖边的一道风景？

那夜情景，如在眼前，只是王、吴、季等诸先生均已凋谢。记得刚进北大时，在未名湖边流连，学长指着日后逐渐熟悉的老教授的声影告知，此乃燕园里最为“亮丽”的风景。如今，秋风凋碧树，风景日渐暗淡。常听人感叹“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其实，既然哲人已逝，“江山”就不可能真的“依旧”。

还会有博学之士入主燕园，但不见得“有韵”且“有味”。作为“阅读对象”的学人，知识渊博固然重要，更值得欣赏的，却是其个性、气质与才情。慨叹老一辈学人多逸事，后来者因长期压抑，有趣的人不太多。当然，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使得北大校园里这道特殊的风景，有可能永远消逝：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使得以后的学子，再也没有六十三岁以上的老教授可以“从游”；校园里人满为患，新人早已撤到燕北园、西三旗去了，若干年后，未名湖边，再也见不到悠哉游哉的老教授。

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单就“授业”而言，所谓“青黄不接”，大概属于危言耸听。不过，学生阅读的不只是“书本”，更包括“导师”。而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经得住学生们挑剔的目光，是否还能为学生提供精神的乃至审美的享受，实在没有把握。

既然互联网解决不了“从游”，个性化的魅力也无法复制，新一代的北大人，必须另外构建其值得再三品味的新的“风景线”。1998年1月22日于京北西三旗（初刊《中华散文》1998年5期及《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请加入这道“风景”——在北大中文系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首先祝贺大家通过“高考”这座不无争议的“独木桥”，走进美丽且诗意盎然的燕园，从此得以从容澹定、欢欣鼓舞地“漫卷诗书”。不都是“读书”吗，怎么会有“幸福”和“不幸福”的分别？在我看来，不为分数、不为考试（基本上如此），为自己的学术理想与审美趣味，自由自在地读书，这多幸福！今天你们或许体会不到，日后走上工作岗位，你们会格外怀念这段无忧无虑读书的日子。有位博士生告诉我，偶尔半夜惊醒，还会梦见恐怖的高考场景！考场有很多限制，不可能自由发挥，我从不敢劝人在高考时“特立独行”。最近一次演讲，还被问及答卷时能否“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还给听众讲了清代诗人袁枚的故事。袁枚自承苦攻时文时，“不作诗，不作古文，不观古书”；而一旦得仕，则“真与时文永诀”。毋庸讳言，这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可你如果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制度，又不想等一百年后才出生，那只好先过关，再寻求自我发展的机遇。但有一点，你不能对此没有任何反省，以为高考成绩就是学问的表征。

能够走进北大，这很不容易；希望诸位尽早摆脱各种排名的纠缠。须知，学问是自己的，“得失寸心知”。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不适合于“排名”、“打擂”、“PK”，那种娱乐化的作法，可以吸引眼球，但对文学或学术没有任何好处，很可能还是一种伤害。前两年，在成都旅行，朋友的孩子刚上小学，听说我是北大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叔叔，你可千万别骄傲，不能满足于第一名；今天你第一，明天你就可能是第二、第三了。你要做顶级，顶级掉下来，还是最好的。让我惊讶的是，“竞争”意识竟如此深入人心；所有的排名，从小就做起，从幼儿园一直排到研究生、大学教授。大学统考，各省市都弄什么“高考状元”；免试推荐研究生，也要看成绩排名。弄得大家很不自在，上了大学，还是时刻不得安宁。越是好大学，竞争越激烈，这我理解；可把竞争落实在排名上，我很不以为然。每个人天性不一，学问各有短长，实在难以量化。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掩盖了另一种不平等，那就是才情、天赋、机遇的差异。读书做学问，同样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超越自我。不轻易言败，也不满足现状，努力往前走。这就行了。

请大家记住，这是一所被世人拿着放大镜认真观察、任意褒贬的名校，其是非得失，大都因“夸张”而变型。北大的光荣与梦想，广为人知，参观校史馆以及阅读相关著述，你们很快就能了解。可这并非北大的全部。所有的校史教育，基本上都说好话；可那些没说出来的败笔，同样真实地存在过。所谓“扬长避短”，往往是“避短”比“扬长”更重要。因为，愿意了解并真正洞悉自家的缺陷，不是很容易。像北大这样的名校，应该有自信，让学生们了解我们的局限，包括曾经走过的弯路与失落，商讨如何超越自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我看来，找到适合自己性情和能力的“专业领域”，是成功的一半。小时候老被教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一般的日常工作，确实如此；但进入高深的专业状态，很多时候，志气不能解决问题。即便从世俗的角度，也千万别赶潮流，选什么“热门专业”。你选的时候热门，等到你就业时，很可能就变成冷门了。人生很难一帆风顺，读书做学问，到了关键时刻，千钧一发之际，支撑着你继续往前走的，绝对是个人的意志和兴趣，而不是外在的功名利禄。

几年前，我写《“文学”如何“教育”》，重新解说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了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后来我发现，抗战中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也持此观点。其实，北大中文系希望出大作家、好作家，只是不想拔苗助长。在我看来，需要重新思考的是，何谓“文学”、怎么“写作”，而不是作家不作家。

对北大学生的自视甚高，我虽略有怨言，但表示理解和同情。记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开学典礼上，老师都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但在北大，经常听到的却是鼓励：要立大志向，做大学问。前几年我在台湾大学讲学，临走时接受记者采访，问及北大学生和台大学生的异同，我信口就说：“北大学生气势如虹。”上学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临走时，又被问及这个问题，我还是为北大学生的“傲气”以及“眼高手低”辩杨晦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手艺”，而不是降低“眼界”。在一个讲究实惠，普遍缺乏理想性的时代，北大学生的“迂阔”和“狂傲”，还是挺可爱的。只是为了让其日后走上社会，别摔太大的跟斗，必要的时候，会敲打敲打。但有言在先，将北大学生训练得全都谦恭有礼、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那绝不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需要提醒的，反而是团体精神与心理健康。我的观察是，越是好大学，学生的心理问题就越多。都是尖子，凑到一起，发现山外有山，自己突然从第一变成了第十、第二十，你能接受吗？可是，不能接受也得接受。在我看来，同班同学，第一名和第五名、第十名，没有多少分别；除非你班里只有十人，每天都轮到你“掌舵”。都是高才生，在家庭以及原来的学校里，都被捧在手心；现在谁也不把你的“伟大”放在眼里，你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走在燕园，谁也不认识你。除非你在这期间，有上乘的表现。这个表现，不仅是具体的课业，还包括校园里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大学不同于职业培训，就在这。校园生活有才艺表演，但主要不是；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合作、服务、奉献。团队精神很重要，从积极角度说，是你日后走上社会的预演；消极角度呢，防止自我封闭，保持心理健康。万一精神上出现问题，请不要惊慌，北大校医院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不是所有的郁闷与苦恼，都可以靠“思想工作”来解决的，有时候必须借助医生和药物。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即将消失的风景》，说的是，那些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他们每天在校园里面散步、聊天，看着这些身影，你会很感动，觉得这个校园很有文化。可这道风景即将消失，为什么？老一辈学者逐渐去世了，年轻教授又不住校园。我当时说了一句颇为煽情的话：“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今天，我想略为修正：大学校园里，老教授是风景，青年学生也是风景，二者互相欣赏，且相映成趣。

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既然有幸进入北大，某种意义上，你我都将成为燕园风景的一部分。希望大家不要辜负、辱没这道绚丽的“风景”。2008年9月15日，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初刊《启迪》2008年8月[上半月]）

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

十年前的金秋十月，我应邀到上海讲学，归来时转道南京，拜访程千帆先生。此前虽也有缘面谒以及书札往来，但难得深入交谈。这回专程前往拜见，没有确定的话题，也不谈具体的学问，只希望听程先生随意发挥。这是我向老一辈学者请教时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与其规定题目，像新闻发布会那样有问有答，不如任其天马行空，更能展现饱学之士的风神潇洒。学者并非都如生姜越老越辣，就具体的专业知识而言，甚至已开始退化，远不及早年著述精彩；真正难得的，是其精神状态与文化趣味——后者除读书外，更多得益于岁月沧桑。套用王国维的名言，学人如诗词，也是“有境界自成高格”。当我品评当世学人时，除专业成就外，还另有一杆秤，那就是其为人是否“有诗意”。当今之世，“有诗意”且“有境界”的学者越来越少，这也是我愿意千里走访程先生的缘故。记得那天先生情绪特佳，取出精心写就的条幅，边听我和作陪的及门弟子品评，边仔细题款并用章，一脸怡然自得。此后，我家客厅里，便长期悬挂先生书赠的“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南京拜谒归来不久，我开始为《文汇读书周报》撰写系列短文，题曰“掬水集”，算是私下里向程先生致意。2000年7月，我应百花文艺出版社之邀，编就随笔集，又取名《掬水集》，写序时特意说明，这是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程先生。这次来南京讲学，斟酌演讲正题，犹豫再三，猛抬头，见程先生墨宝，当即神闲气定、月白风清。程千帆先生的赠联，出自唐人于良史的《春山夜月》，全诗如下：“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春山月色好，捧一捧清澈的泉水，就好像捧着一轮明月；弄花归来，香气浸润着衣衫，久久不散。这诗十年前知道的人不多，进我客厅者，多有打听出处的。现在不一样了，似乎很普及，因“掬水”、“弄花”这样优雅的举措，颇得年轻人的喜爱。可如此“小资”的诗句，怎么跟“大学”话题挂得上钩？别急，听我慢慢“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道来。

先做一个测验：诸位回家乡，邻居问你，这四年、七年、十年，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怎么回答，是“上大学”呢，还是“读大学”？这两者，别人或许混同，我却认定其中细微的差异，大有讲究。

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往往对一些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大惑不解。比如“吃食堂”，这在语法上是讲不过去的。食堂既不是红薯，也不是猪肉，怎么吃？不管是水泥建的，还是木头盖的，都是又大又硬，除非你是《西游记》里的妖精，无论如何吞不下去。可凭语感，你明明知道，“食堂”是可以“吃”的。因为，这仅仅表示，你我在食堂吃饭，而不是把整个食堂吃下去。可接下来就麻烦了，留学生跟着造句：“我吃北京”、“你吃中国”。老师告诉他们不行，可为什么“吃食堂”可以，“吃北京”就不行？“吃北京”确实不行，你只能说“吃在北京”，或“在北京吃饭”。

这就牵涉到正题：“上大学”与“读大学”，二者到底有没有差异？我认为是有的。“上大学”很简单，那就是借贵校一方风水宝地，学我的专业知识，拿我的毕业证书，以便日后游走江湖，大显身手。“读大学”不一样，比这复杂得多了——不仅在大学里念书，还将“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仔细地阅读、欣赏、品味、质疑。前者假定“大学”是个固定的实体，我在其中读书、考试、嬉戏、游乐。后者则认定大学并非一尘不染，本身也在发展变化，是个有呼吸、有血肉、有生命的组织形式。这样一来，你在校园里生活，不仅要“读书”，还要“读大学”。换句话说，不仅接受学校里传授的各种专门知识，还把学校传播知识的宗旨、目标、手段、途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来加以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或拒斥。我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既是人类探索真理的结晶，也是在类似大学这样的组织形式中，一步步被酝酿、构造出来的；当它成为一门特定科目时，尤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本身参与到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全过程，其间的是非曲直，它都必须承担责任。同样念的是文学、艺术、物理、化学，我在北大、你在南大、他在东南大学，所学课程或许相同，但效果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都被所在的大学氛围所浸润。这些各具特色的“校园空气”，无法在互联网上传递，这也是大学永远存在，不可能被“虚拟课堂”或“标准教授”一统天下的原因。

进入正题之前，我讲一个小故事：普法战争结束的时候，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指着面前走过的学生告诉大家，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而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一个国家之所以强盛，关键在学校而不是军队，这话，110年前被康有为拿来呈给光绪皇帝，借以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假如你承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教育改革起步的，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大教育”，而不是管理学或方法论等“雕虫小技”。在我看来，所有关注现代中国命运、理解其过往的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期待未来能更上一层楼的读书人，都应该关注中国大学的命运。今天晚上，就想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同大家聊聊大学问题。一作为“话题”的大学

我所理解的“读大学”，不仅要学具体的专业知识，还要研究生产这种专业知识的机构和机制。这样，你在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才是鲜活的，具有批判性以及再生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大家把“大学”作为业余的研究对象。可这样一来，会不会变成了“教育学博士”或“教育史专家”了呢？我要说的正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两种“大学论”：一是专家著述，发表在各教育学院的学报上的；一是大众发言，刊登于报纸专栏或文化期刊。我本人因专业及趣味，更倾向于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

从“大教育”的角度来思考并谈论中国的大学问题，可以是激情澎湃，全身心投入，也可以是半心半意，将信将疑；还可以是偶尔瞄一眼，知道此话题的最新动态。我想，对于大学生、研究生来说，保持“偶尔瞄一眼”的状态就够了。但这并非可有可无，有这一眼和没这一眼，还是不一样。你起码知道自己到底学习、生活在什么样的“校园”，知道所谓的“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并广泛传播的，也了解“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然，别小看“大学”二字，好“写”，但不好“读”。要真想了解“大学”及其相关问题，比如教育理念、运作程序、经费管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考试形式、社会责任等等，那是一门专门学问。要想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且说到点子上，还真不容易。正因为考虑到中国大学问题之错综复杂，我从不敢唱高调，而且，重在“把脉”，而不是“开药方”。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理想性与可行性。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去问问，每个大学校长，都有吐不完的苦水，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挺委屈的。没错，很多批评大学的人，包括我自己，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大学的具体运作，只是空谈玄理，说得很痛快，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可另一方面，大学校长等管理层，常常陷入日常事务以及人事纷争，忙于应付各种考查评比，见木不见林，大学因而越办越“没精神”。

正是这种参与感与忧患意识，这种兼及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大思路，使得我在谈论大学时，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专家，也不同于充满道德诉求的“愤青”。或许不够专业，但很可能元气淋漓；就好像今天的演讲题目，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别有幽怀的人文学者。

今日中国，关于大学的历史、现状、功用、精神等玄而又玄的话题，竟成为中国人茶余酒后的“谈资”，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对此，我曾做出自己的解释：第一，中国大学的体制有问题；第二，中国大学正面临着痛苦的转型；第三，正因为不稳定，有发展空间，公众发言有时还能起点作用。其实，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忽略——今天的中国大学，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而是用某种夸张的形式，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的所有“疑难杂症”。在这个意义上，谈“中国大学”，就是谈“中国社会”，不可能不牵涉盘根错节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

举个例子，最近大家都很关心“大学扩招”的后遗症，这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政治家说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素质，可最初是经济学家提的建议，主要目的是拉动内需，让老百姓把钱从口袋里拿出来，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今天终于开始放缓了脚步。据教育部今年3月7日发布的统计报告，2006年全国普通、成人本专科教育共招生724万余人，增长幅度有所回落，由2005年的17.1%降至2006年的11.3%，下降近6个百分点。而另一个数字，则看得你喜忧参半——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虽说教育部表态：此后将控制“招生增长”，但猛虎下山的惯势已经形成，中国大学生规模天下第一，乃不可逆转的事实。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大提升，这是个好消息；可这好消息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抢”来的。高教大跃进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好多大学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今年3月两会期间，好多委员和代表谈及此问题。贷款扩招，扩招再贷款，高校在贷款泥潭中越陷越深。如果财务危机没能得到很好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灭顶之灾”。最后的结局，必定是中央财政及地方政府合力买单，因为，我们不可能让一大批“国立大学”破产。可这教训是深刻的，政府及媒体都不应对中国大学的现状盲目乐观。还有看不见的隐患，连年扩招的结果，大学生就业必定越来越难；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又使得大学的性格迅速蜕变，校园里熙熙攘攘一如百货市场，再也不是原先那清高孤傲的象牙塔了。如此严峻的局面，需要校长、教授们关心，也希望同学们留意，正所谓“教育兴亡，匹夫有责”也。

基于这一认识，我对目前公众谈论大学的趣味及立场不以为然。大概一个月前，我在中山大学演讲，顺便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提到我对大学被娱乐化的担忧。还是以报纸为例。以前关于大学的新闻，主要出现在教育版、科技版、文化版上，偶尔也会在时政版露面，比如说国务院总理视察东南大学呀什么的。现在不一样，不少大学教授或有关大学的新闻，竟然在娱乐版出现，其风头一点不让影视明星。曝光率是大大提高了，可我觉得，这对大学形象是一种损害。记得十年前，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走廊里，每星期都贴新剪报，有各大媒体关于北大的报道。现在不贴了，因为太多，而且负面的为主。大学成为街头巷尾谈笑的对象，再也没有神秘感，公众巴不得你出丑，好看热闹。现在传媒热炒的，有些是大学的失误，但有的不是。举个例子，中国人民大学在餐厅墙角装了部电梯，被媒体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通，成了“奢侈浪费”的典型。可实际上，餐厅里装电梯，方便行动困难的老教授，没什么不对。——除非是施工中出现贪污受贿或工程质量问题，那应该追究。——就这点小事，人大校长纪宝成不断给各路媒体做解释，可人家就是不听。没有人去调查这部电梯是否有必要装、花了多少钱、决策过程是否合理。在我看来，公众并不关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借题发挥，表达对于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的愤怒。这就有点冤枉了，真的。一个名牌大学，因为这么点小事，被炒成这个样子，难怪校长很气愤。可气愤也没用，“惟恐天下不乱”，这本来就是大众传媒的特点。

在我看来，大学与媒体，二者在趣味及立场上有很大的差异。前者需要长远的眼光，后者讲究时效性。大学校长必须考虑十年后、百年后的事情，而总编辑则是“只争朝夕”，再好的新闻，过了一个星期，谁还要？以前，很多大学校长希望登报纸、上电视，现在回过味来，不太敢随便接受采访了。因为，媒体对你大学教授发表什么伟大论文，或者得了什么学术奖励，不太感兴趣；但如果有老师抄袭或学生跳楼，那就非爆炒一番不可。这种状况，导致大学和媒体之间，互相猜忌，隔阂越来越深。其实，在欧美国家，报纸不会整天关心你大学里的事。除非你校长说错话，被赶下台；或者教授性骚扰，正在打官司。否则，大学校园里的日常工作，不会成为传媒关注的对象。

一句话，我希望同学们关注“大学”，了解其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又对今天中国“大学”被传媒过分关注，甚至被娱乐化，表示深深的担忧。在我看来，“大学”是个很严肃的话题，需要平心静气地认真面对。诸位，请不要说“人微言轻”，中国的大学该往哪儿走、能往哪儿走，跟你我的关注与介入不无关系。二 作为“文本”的大学

既然大学是个热门话题，每个人介入这一话题，都有自己的“前视野”。我也不例外，是以一个“文学教授”的身份，闯进大学研究领域的。你看我的大学研究，不谈资源配置，不谈人事管理，也不谈教学法，关注的是有关大学的“传说”、“神话”与“叙事”等。换句话说，我是把“文学”和“教育”两个专业嫁接起来，在思想史的背景下谈“大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校史教育，我相信东大也不例外。北大校史馆很宏伟，百年校庆时建的，还配备了专门的研究人员。每年新生入学，都会要求他们先看校史馆。但真正对大学传统起延续乃至拓展作用的，不是校长院长的训话，也不是校史馆里陈列的图片，或者校训校歌什么的，而是校园里广泛流传的大学故事。假如一所大学没有“故事”可以流传，光靠那些硬梆梆的规章制度，那是很可怜的。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大学的书籍、图像和文字材料、口头传说等，乃校史教育的关键。

十年前，我误打误撞，闯进了“大学研究”这个陌生领域。几乎从一开始，我就确定了自己的论述策略，那就是：不避雅俗，兼及文史，在叙事和论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样谈大学，确实和教育学专家不太一样。从讲述“老北大的故事”起步，到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无锡国专、西南联大、新亚书院、南洋大学等，再到叩问“大学何为”，我谈大学，始终以问题为中心。不是教育史专家，很少涉及办学规模及经费预算等，关注的是这些大学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大学精神。为什么这么做，那是基于我对当代中国大学的理解。我曾说过：“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作为个体的学者也不例外。起码人文及社会科学是这样。可以这么说，“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

为什么热衷于谈“大学史”，那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不可能靠单纯的横向移植，是否理解并尊重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将是成败关键；为什么倾向于从“传说”、“叙事”、“神话”入手，那是因为，我将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作为文本来解读，相信其中蕴涵着中国人的智慧。所谓文本，可以是正儿八经的校史，可以是丰富但芜杂的文献，也可以是五彩缤纷的故事传说、人物传记等。别有幽怀的论者，大都喜欢用人物或故事来陈述自家见解，那样更可爱，更有亲和力，更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来说吧，他也喜欢讲大学故事。查《胡适留学日记》，1911年2月，胡适开始关注“本校发达史”；4月，阅读康乃尔大学创办人的传记资料；4月10日，开始撰写《康南耳君传》， 8月25日文稿完成，9月3日修订，9月22日在中国学生组织的中国语演说会上演讲。此文1915年3月刊《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一号。上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重刊此文，还加了个“自记”，说明当初的写作状态。此传就写“康南耳君”平生两件大事：创办北美洲电报事业和康乃尔大学。文中称：“当其初建学校时，常语白博士曰：吾欲令人人皆可于此中随所欲而求学焉（此语今刊于大学印章之上）。及其病笃，犹语白博士曰：天不能假我二十年，再赢一百万金，以供大学之用耶。嗟夫，此语滋可念也。”文后摹仿太史公：“胡适曰：若康南耳君者，可谓豪杰之士矣。”这种志向与趣味，与其日后问学从政时，均取“建设者的姿态”，大有关联。在我看来，凡有志于教育事业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做教育事业，需要长远的眼光，而且坚信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当然，所有的“文本”，因其开放性，容易导致阐释的歧义。还是以胡适为例。1930年1月，新月书店推出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的《人权论集》，在序言中，胡适借用周亮工《书影》中鹦鹉救火的故事，略作表白：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可惜，这种“救火”的心情，右派左派都不领情，或判其“扰乱治安”，或讥其“小骂大帮忙”。

胡适所说的鹦鹉救火故事，实自佛经改编而成，最早见于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其卷三称：“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这故事又收入《幽明录》，此后历朝历代，有各种形式的转述与阐释。胡适不过借此表达一种“无力补天”但“有心救火”的情怀。而立志造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对此十分不满，撰《王道诗话》，批评胡适“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正是着眼于《人权论集序》中的那一羽“鹦鹉”。为配合文章，瞿秋白甚至专门写了四首诗，末一首云：“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由此可见，立场迥异的文化人或政治家，对同一个故事，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不像逻辑严密的理论文章，关于大学的“故事”或“传说”，因其如落英缤纷，大有自由驰骋的想象空间。这个时候，何为“正解”，何为“误读”，何为“借题发挥”，需要研究者认真辨析。三 作为“象征”的大学

谈论作为“象征”的大学，最理想的例子，是西南联大。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竟然有那么多年轻的学生和饱学的教授，聚集在大后方昆明，潜心读书著述，探索真理，追求民主与正义，确实了不起。但除此之外，西南联大还有一个好处，它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你捧北大、清华、或者刻意表彰东南大学，都不保险，别的学校的学生都会撇嘴的。别看人家恭维你，说你是“精神圣地”，你就高兴；我告诉你，高高地供在神龛上，下不来，很难受的。世人都像九斤老太，喜欢抱怨“一代不如一代”。那些隐身于历史深处的，我们容易记得她的好处。相反，近在眼前的大学，不如意事常八九。北大近年老被开涮，清华好些，不过你读1994年《读书》上的《清华园里可读书？》，照样有很严厉的批评。对比今日中国大学之日渐世俗化，充满理想色彩的西南联大，更是让人感慨万端。从1946年刊行《联大八年》，到1986年出版《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这中间的四十年，西南联大其实不太被人牵挂。最近二十年，西南联大的故事方才逐渐发酵，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关于这所神奇大学的基本状况及理论阐释，我在别的文章谈过，这里就不赘了。

今年春天到昆明讲学，在云南大学那一次，我专门讲了西南联大。一方面自信颇有研究，另一方面则是“还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中山大学的硕士导师吴宏聪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本科生及助教，我在北京大学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还有我妻子的硕士导师季振淮先生，都是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常听他们提起，当年闻先生怎么怎么、朱先生又如何如何，对联大时期师生的日常生活及精神状态，颇为心驰神往。从事人文研究的，和自然科学家不一样，除了基本史料及学术训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的心境和情怀。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支撑着他们不屈不挠，一直往前走的，必定是某种“浩然正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读他们的文章，怀想联大往事，还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的余温”。

抗战中西南联大的“笳吹弦诵”，确实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二十年来，出版了不少校史资料以及研究著作，还有很多回忆录、日记、散文、随笔、小说等，这些读物，给普通读者很大的震撼，让我们日渐进入西南联大的历史情境，包括其日常生活、政治激情、文学课堂以及学术环境等。这其中，一对师生，沈从文和汪曾祺，给我们提供了联大文学教育的精彩场景。

汪先生追忆西南联大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泡茶馆》，第二篇《西南联大中文系》，第三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都是妙文。“泡茶馆”是当时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的象征，在那个特定状态下，泡茶馆给了学生们阅读、思考、讨论、创作的自由，文章最后一段说，泡茶馆对西南联大的学生来说，第一，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不是穷泡，不是瞎聊，茶馆里照样读书；第三，在茶馆里可以接触社会，让你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发生兴趣。《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为北大80周年校庆而作。老北大和西南联大是一脉相承，汪曾祺写文章时，特别强调联大老师讲课从来没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在所有关于联大的回忆文章里面，讲到人的，以文学院的教授为主，这一点与老北大一样。老北大的教授中，经常被追忆的，也基本上是文学院的教授。为什么？因为文学院的教授有个性，学问大小是一回事，但起码这“名士派头”比较容易入笔端。

沈从文是汪曾祺的老师，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属于不太被重视的“年轻教师”。我特别感慨的是，沈从文先生把他对小说的感觉，对文学的想象，带到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中来。从“边城”走出来的大作家，日后进了西南联大，开始讲“中国文学”，讲“中国小说”，教“文学习作”等。1940年8月3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作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小说作者和读者》，我关注的是下面这段话：“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汪曾祺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的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文学博士或文学教授，不仅不见得就一定能写出好文章，且未必能够欣赏好的文学作品。大学里设有中文系、外文系，很多人专攻“文学”，但这不表示好作品的读者增加，也不见得就有助于对作品理解的深入。这是一个文学教授的话，当然，他是一个另类，是一个有丰富生活体验的作家。沈从文《抽象的抒情》

这个作家，除了讲自己最拿手的小说，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教散文。那是一门叫“文学习作”的课程，第一次讲徐志摩的散文，第二次讲如何从鲁迅、周作人的作品学习“抒情”。讲鲁迅没问题，讲周作人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因为，1940年，周作人早已在北平投敌，当了汉奸，重庆的抗战文艺界也已经严厉声讨过了；但在昆明，沈从文居然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大讲周作人的散文如何如何好。记得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刚讲了一个学期，就被人狠狠地告了一状，罪名是“褒扬汉奸”，因教材里选了周作人的文章。遥想半个多世纪前，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中，事态还不知往哪个方向发展，西南联大居然允许教授在课堂上讲授“汉奸的文章”，这点特别让我震惊。这我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谈起西南联大，都说那时教授们讲课非常自由。

我关注的，还包括讲授者如何从周氏兄弟的作品里读出“抒情”来。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觉得，周氏兄弟的“议论”非常精彩，他们有思想家的风度，有叛逆精神，有丰富的学识，但大家不太注意作家压在纸背的心情。而沈从文不一样，作为一个作家，他敏感到鲁迅、周作人那些精彩的杂文、随笔中，蕴涵着作者的深情。徐志摩的抒情——好坏不论，大家都一眼就能看出来；而鲁迅、周作人别具一格的抒情，则是作家沈从文的独特发现。这篇文章专门比较周氏兄弟的散文随笔和徐志摩的抒情有何不同，用的是形象化的表述方式。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读“文学概论”出来的人，他凭自己的艺术感觉说话。比如他说：徐志摩散文给我们的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情感的动，活泼而轻盈，如一盘圆润的珠子，在阳光下转个不停，色彩交错，变化炫目。这种表述方式，和我们平常写论文完全不一样。下面讲到鲁迅和周作人：“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憎恨的咀咒。”不用说，前面是指周作人，后面是指鲁迅。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和徐志摩的文章之所以不一样，那是因为，前者是中年文章，后者是少年文章。这些论述，都是凭感觉，凭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体贴”来完成的。一个作家，进入大学课堂后，他的讲授方式，跟一般学院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本来就应该是不一样的。

汪曾祺说，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不是很多，但沈从文先生那样的教学，突然让你悟出来，不是作家能不能培养，也不是文学能不能教，而是怎样“教文学”才有效。作家沈从文，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把“文学教育”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四作为“箭垛”的大学

有这么个笑话：某同学到外地大学找朋友，朋友不在，隔壁的同学一听说是北大博士生，立刻把他赶出来，还说：你不说北大我还不生气，你一说北大，非让你马上离开这里不可。我不晓得这故事的起源，但很像是在网络上创作并流传开来的。这故事弄得北大的留学生很紧张，不知道出门该如何应对，是否需要乔装打扮。我说，没那么严重，这笑话背后，是很多人对北大爱恨交加，故喜欢拿北大“开涮”。

这所在中国、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北京大学，今天备受各种“道德诉求”以及“流言蜚语”的困扰。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有的切中要害，有的则未必。作为“当事人”，北大校方有时觉得很委屈，努力辩解，但无济于事。原因是，你还没来得及把委屈讲完，公众已经兴趣转移了。传媒的特点是“喜新厌旧”，三五天后，必定是雨过天晴——说对了，不会死缠烂打；说错了，也没人给你平反。

举个例子，最近媒体又在爆炒北大科技园区建五星级酒店的事。2007年4月22日《文汇报》上有一《忍看“北大南墙”成“酒店北墙”》，其义愤填膺的批驳，有些不太符合实际。主要批评有三：难道只有泡“地下3000米开采的温泉水”你才能思考？钱都用来建酒店，怎么支持“本科基础教育、维系学术的正源与本色”？还有就是“北大每年外事接待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虽不是校长或新闻发言人，但我可以替北大略为辩解。北大静园打地热井的全过程，我们都亲眼看见。现在，北大勺园以及学生澡堂用的，还有将来为奥运会乒乓球馆提供生活热水的，都是这口地热井。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使酒店显得“高档”而专门开采温泉。至于建酒店的钱，是科技园区自己筹集来的，是一种企业投资行为，根本不可能转而用来支持本科教学。而说到北大的外事活动，好些是政府决策，比如请某国总统演讲，或授予某人名誉博士学位，都不是北大想做就能做的。记得有一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让秘书找北大，希望访华时，来北京大学演讲；若能获得北大的荣誉博士，他将“有所表示”。北大很高兴，报上去了，可国家出于某种战略考虑，改由深圳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诸位不要以为，北大有权随意颁发名誉博士，并因此而获得好处。至于大国总统来访，保安措施格外严密，对正常的教学秩序是有影响的，这也并非大学本意。

有趣的是，在校园附近建酒店，好多大学都有类似的举措，而且开业在先，未见纷争；为何轮到北大，就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背后的原因是，公众不满中国大学近年来的表现：学术水平没有多少提升，而校园建筑却越来越富丽堂皇。正是这一点，使得很多人对大学“有气”，于是，只好拿北大“说事”。《文汇报》文章对北大的批评，也许不够准确，但背后的问题意识，却具普遍性。

委屈吗？不见得。你的一举一动，无论对错，很容易成为全国性新闻。所谓“北大无小事”，既是光荣，也是一种负担。只是从去年开始，负面的报道越来越多，以前是教授抄袭、学生卖猪肉，那还是指向个别人；现在不一样，引进人才有假、校园游览限制、未名湖畔拆迁，以及被香港诸大学“打成二流”等，针对的都是整个学校的形象。我说过，北大的“危机处理”能力太差，不能在第一时间讲清楚，等媒体把话题炒热了、炒糊了，你再迈着四方步，站出来，做些四平八稳的解释或表态，管什么用？

记得上世纪20年代，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北大声誉如日中天，胡适说过：“暴得大名，不祥。”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将北大视为“精神乐土”、“文化圣地”，绝不允许北大“堕落”——也不管这是不是必要的妥协。这种“决绝”的姿态，让北大人感动，也让北大人为难。承受这么多的“关爱”，其实是很累、很累的。就好像李清照的词：“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现实生活中，北大不可能如此“纯粹”，也有很多“杂质”，那些激烈批评北大的人，很可能是“爱之深故责之切”。

记得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有关于母题演变的一段话：“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此类“传说生长史”，既落实为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纣身上，而把一切美德赋予尧、舜；又体现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喜欢为感兴趣的故事添枝加叶。这“箭垛式人物”的建立，甚至牵涉到地点。广东人就很不服气，谁都知道“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有几人晓得包公在肇庆任端州府尹三年，到底做了哪些事？

谈大学也一样，喜欢拿“北大”当靶子，这一趋势早就形成。谁让你得到那么多的关爱，所谓“万千宠爱集一身”，不骂你骂谁，不灭你灭谁？对于诸多谈论北大的文章，我的总体评价是：北大没像表扬的人说的那么好，也没像批评的人说的那么差。媒体上诸多“北大论”，你不妨将其作为理解中国大学困境及出路的思考；这样想，不管你喜不喜欢北大，读这些文章时，心态都会平和多了。

我曾套用张爱玲的话，说北大是个“夸张”的地方——在北大出名很容易，好名恶名都是“唾手可得”。既然成为“箭垛式大学”，既收获光荣与梦想，也得接受泪水与委屈。世人借批评北大来展开思想交锋，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因此，请允许我先阿Q一下——能给学界及大众提供有思想深度的“话题”，也算是北大的一种贡献。几年前，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引起很大争议，我就说过类似的话。校内校外，这么多人都来关注北大的改革，并进而讨论所谓的“大学之道”，这是极为难得的。我甚至认为，也只能是北大，才有这样的局面：包括校内激烈的争辩，公众参与的热情，以及传媒的推波助澜等。在其他学校，即便想这么做，也没这个效果。五 作为“景观”的大学

将英国的剑桥大学作为“旅游景观”来论述，不是蔑视其悠久传统与辉煌学术，而是突出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有直接的联系。我到剑桥访问，那里的教授很高兴地告知，现在报考剑桥的中国学生特别多，而且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校园游览，一问，都是受《再别康桥》的诱惑。那首诗很早就进入了中学课本，所以，凡在中国念过中学的，都知道英国的剑桥大学。

这么多外国好大学，就属剑桥在中国名声最大——我说的不是学界，而是一般大众——这绝对与徐志摩的“礼赞”有关。我甚至说，徐志摩是剑桥大学的“形象大使”，在中国，一说剑桥，马上想到的就是诗人徐志摩——他的诗文，他的经历，还有他的丰神俊朗与儒雅风流。

193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遥想“康桥”时，很难不受徐志摩诗文的暗示或影响。而在此之前，已有好些海外游记提及这所著名学府，只是都不如徐志摩的深情投入以及“彩笔丽藻”。比如，康有为游览剑桥的文章，便很少有人关注。这里有个特殊因缘，康有为描写剑桥的文字，生前没有公开刊印，一直作为手稿流传。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方才刊行包括影印手迹及43页释文的《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故学界很少谈及。

在晚清政坛叱咤风云的维新志士康有为，1898年9月因戊戌变法失败，开始流亡海外，十六年后方才归来。康回国后，曾请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二十七字，颇为简洁地描述了其经历。曾八次赴英的康有为，于1904年7月21日—24日访问牛津大学，8月11日—13日游览剑桥大学。在这册游记手稿中，康有为记录了其游神学馆、考试馆、博《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物馆、学生公食堂、钟楼等处，但更关心这两所大学的学制及教学方式。毕竟是政治家，康有为边游览，边对照国内情况，发表议论。如感叹中国人为科举考试而钻研八股和楷法的同时，英国人正专注于新器和专利；还有“盖以大概之学风论之，各国大学校之俗甚类吾粤之大馆，进上亦及于菊坡、学海与杭州之诂经精舍”。终于碰到汉学家了，剑桥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希望与之交谈中华文化，康有为十分兴奋，大加发挥。此游记兼及作者考察欧美各国学校之体会，属于借游记写胸怀和学识，真正对校园景色的描写，反而不多。因此，以下这段描写，显得很可贵：“监布列住大学校，距伦敦汽车一时许。近学处市街清洁，绿树阴森。教习斋路士君遣马车来迎，出妻女相见。令其女先导游女大学校，与吾女同璧偕。花草绕径，大院石筑二层，长廊绕之。藏书楼数万卷，上下两列。学分神、文、医、算、物理、拉丁、德、法语诸科，但无律耳。三年毕业。女学生一百二十五人，多年廿余岁者。……女大学不设科第。盖欧洲各国旧俗仍抑女，大学皆无科第，此惟美国平等耳。……此事终让美人出一头地，吾取美矣。吾国若立女大学，当如美之给予科第，令黄崇嘏常出世间焉。”这里所说的“黄崇嘏”，是五代时前蜀的一位奇女子，聪敏好学，精通经史，长于诗文书画，曾女扮男装，进入仕途，且政绩不错。她那传奇经历，后来的诗话、笔记等多有记载，而金元杂剧《春桃记》、明代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更是大加铺排。

现在谈剑桥，几乎没有人关注康有为，大家知道的，都是徐志摩的故事。徐志摩写康桥的诗文，主要是《康桥，再会吧》、《我所知道的康桥》和《再别康桥》。假定你去剑桥大学，不管是念书还是旅游，你读《再别康桥》，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因为，你不知道剑桥有多少学院，图书馆在哪儿，课程设计如何，该怎样利用或欣赏这所著名大学的学术资源。这些有用的信息，《我所知道的康桥》里有一点，但也远远不够。请大家注意，徐志摩原本在美国念书，后转伦敦大学；1921年开始写诗，并进入剑桥皇家学院当特别生。什么叫“特别生”，就是只注册，没学籍，也不用考试。1922年回国，徐写了一首新诗——《康桥，再会吧》。1925年欧游，徐志摩写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1928年重返校园，便有了那首声名远扬的《再别康桥》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如此诗句，不知迷倒了多少有浪漫情怀的读书人。可作为“旅行指南”，只讲“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实在不合适。这样读书当然很惬意，但不一定非在剑桥不可。作为诗人，徐志摩敏感到康桥自然的美，但忽视了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获取知识。在剑桥待了一年半，诗人偶尔也会上上图书馆，或去教室听听课；但因为是特别生，没有考试等压力，也未能真切体会这所大学严肃认真乃至刻苦古板的一面。剑桥大学徐志摩

因此，我请大家读另一篇文章，那就是萧乾写的《负笈剑桥》。这文章刊于1984年5月的《文汇月刊》，后收入三联书店1987年版《负笈剑桥》，是作者毕业四十年后，重回剑桥时写的。萧乾当过《大公报》记者，知道民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文中抒情笔墨不多，夹叙夹议，在追忆自家留学生涯的同时，着意介绍这所大学的历史、建制、风景、学术特点以及学生的课外活动等。没有照抄旅游指南或大学简史，而是在叙述自家经历或表达感想时，不失时机地穿插相关资料。对于渴望了解剑桥大学风貌的读者来说，《负笈剑桥》虽没有徐文洒脱，却比徐文更有用。毕竟是在图书馆里泡了整两年，积极准备撰写关于意识流小说的硕士论文，所以，萧乾对剑桥大学教学及科研方面的了解，明显在徐志摩之上。徐志摩给我们描摩的，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剑桥，那当然是剑桥，但不是剑桥的全部。萧乾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剑桥，即这所大学理智和冷静的一面。刚说过在野外散步，很舒适，话锋一转，便是：剑桥还有另外一面，而且是它主要的一面，那就是对真理的刻苦追求。萧乾说的没错，任何一所大学，都有闲适的、抒情的一面，也都有刻苦的、枯燥的一面，问题是，所有的追忆者，都愿意畅谈前一方面，而冷落后一方面。拜读过不少关于剑桥的书，我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值得推荐的，还是徐志摩和萧乾的诗文。因为，一个是充满激情的少年情怀，一个则是回首往事的睿智长者，两者不可偏废。有了少年情怀还不够，还必须有《负笈剑桥》中年的沧桑与理性，才能真正理解古老的剑桥大学。

此外，还有一本书值得推荐。1975年，当时的年轻教师，日后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撰写并出版了《剑桥语丝》。那年，他刚好四十岁，正是学识与激情相得益彰的时候。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还有一个学者，三人谈论同一个优雅迷人的大学校园，角度迥异，可互相补充。一所大学，或者一座城市，能有几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或学者倾心于此，写出优美的诗文并流播开去，实在是很幸运。某种意义上，这些诗文，可看做兼具学问与温情的“旅游手册”；起码对于像我这样喜欢游玩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六 作为“文物”的大学

我关注大学里的“老房子”，主要立足于教育史，而不是建筑史。说白了，一半是因为好玩，一半是因为学问。借助此等文化遗存，思接千古，浮想联翩，这样的“文人习气”，跟建筑学家的专业眼光，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

十几年前，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在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遗址盘桓。落日余《剑桥语丝》晖中，默念着道统祠的那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只可惜人去楼空，二程遗风荡然无存。倒是那两棵阅尽沧桑的汉封将军柏令我肃然起敬，绕树三匝，唯有沉默能够表达这种深深的敬畏。此后，凡外出游览，我必寻访书院遗迹，或大学里的老房子，既拍照片，也钞碑文，企望有朝一日，能写一部游记体的兼及理趣与闲情的“中国书院/大学史”。2001年暑假的江西之行，让我对书院建筑及遗址的现状，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就在鹅湖书院的泮池边，抚摸着石拱桥的雕栏，我告诉正在策划“寻踪丛书”的L君，认领了“中国书院”这一选题。只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先是我爽约，接下来出版社也改弦易帜了。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应某电视台之邀，在摄影机前表演了一回——穿梭于景山脚下的老北大遗址，指点着各式建筑，讲述“老北大的故事”。片子播出后，据说很受欢迎；于是，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的制作人跑来，让我帮助策划“世界著名大学”的专题片。当时的设想是，就按我马神庙及汉花园讲故事的模式，于访谈见风景，以建筑写精神，上则传播文化理念，中则介绍大学体制，下则渲染大学风光。我答应了，条件是：拍过国外大学，接着拍国内大学；如此中西兼顾，方能显示作者之情怀。很可惜，学者的认真执著与电视人的多快好省，脚步很难合拍。忙碌了大半年，制作人不见了。据说是人家嫌我们太较真，拍这样的片子，还写脚本，还请专家，还拒绝俊男靓女、想找各大学毕业的老学生来当“解说”。没那么复杂，派两个人，扛摄像机进校园，问路旁的大学生，这是什么楼，那叫什么湖，很有名是不是，好，拍下来，回去剪接，不就行了吗？如此“牛头不对马嘴”，让我很伤心。此后虽不断有人旧事重提，我却没有勇气重做冯妇。

这本来是个好主意，大学校园里的老房子，本身就是刻在墙上的大学史。专家们在解释为何将大学校园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往往强调其建筑风格如何兼容中西，教室礼堂等室内空间如何紧凑合理，还有园林布局如何与自然地貌配合默契，我则一口咬定，首先是“重要史迹”，而后才是“代表性建筑”。最近，《建筑与文化》做了一个专辑，以中国大学110周年为由头，请不同专业的学者讲述各个历史阶段的大学建筑。我的文章题目是《大学精神的见证人与守护者——写给大学校园里的“老房子”》。校园里的老建筑，早就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仍在使用的老房子，是活的文物，让后来者体会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文化”，什么叫“薪火相传”。只是随着大学扩招以及校园置换计划的落实，新一代大学生大都已经或即将转入整齐划一、焕然一新的“大学城”，再也体会不到往日校园里那种新旧并置、异彩纷呈、浸润着历史感与书卷气的特殊韵味。

近年谈大学精神，很多人标举梅贻琦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是从孟子对齐宣王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略加变化而来的。一定要在“大楼”与“大师”之间做选择，我当然只能站在梅校长一边；可这么说，不等于完全漠视作为物质形态的“大楼”。实际上，矗立于校园里的各式建筑，无论高低雅俗，均镌刻着这所大学所曾经的风雨历程，是导引我们进入历史的最佳地图。这倒让我想起汪曾祺1986年写的《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是不成其故国的。……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大树就有了名了。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请允许我套用——没有饱经沧桑的“老房子”，是不成其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的。

几年前，应邀在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做《中国大学百年》的专题演说。结束时，主持人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仓促之中，脱口说出：“大学是个写诗、做梦的好地方。”这话后来不断被人引述，也有批评说是“不切实际”——只会“写诗”、“做梦”，怎么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想，他们是误会了，大学的主要功能不是“职业培训”，而是探究真理、养成人格。如果有人问：“你读过大学吗？”有两种回答：一是交学历证书，二是谈心灵感受。二者都有道理，但不可偏废。今日的大学生，明天的好校友，我相信母校对你们的期待，不仅是衣锦还乡或捐资助学，更重要的是，学会跟大学的历史、现状、建筑、精神等进行不懈的对话。

关于大学生活的各种追忆与讲述，很迷人，但也很脆弱，值得今人格外珍惜。不妨在追摹时回味，在鉴赏处反省。一般来说，校庆出版物的学术水平都不高，因为只能说好话，就好像祝寿，不能扫人家的兴头。可我收藏校庆纪念物，从报刊书籍到邮票首日封，因为，这是一种“成人仪式”，有它，你多一份温馨，同时多一点历史记忆。世人喜欢追忆过去的好时光，这本身是有盲点的，比如，遗失了曾经真实地存在过的“悲惨世界”。另外，当论者津津有味地品鉴“过去的大学”时，你以为他/她已经沉入历史深处，不，那往往正是他们感怀当下的地方。

好，回到标题“弄花香满衣”。我提醒诸位，所有关于大学的谈论，都包含着选择性的“遗忘”。一如诗人之“弄花”，关注其容光焕发、香气逼人的精彩瞬间，而不是作为植物的牡丹、玫瑰等漫长的一生。那是真实的情景，但并非全部；是一种精挑细选后的“真实”。或许，正像诗人所描述的，在“掬水”的那一瞬间，你感觉“月”真的“在手”。可这月色，值得格外珍惜，一不小心，水从指缝间漏走，月也就消失了。

我对自己以及诸位的期待是：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开“大学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思考与实践。2009年1月30日，破五的鞭炮声中，据记录稿整理成文（此文节本刊《解放日报》2009年2月9日，全本刊《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

校园里的真精神——老北大的故事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

比如，当老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小路上第一次携手时，你感觉如何？是不是觉得太生动、太戏剧化了？没关系，“无巧不成书”嘛。再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信不信由你。只要不对这所学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会加入传播并重建“校园风景线”的行列。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飘渺；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北大旧事》在难以实证。但对于曾经生活或向往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却极有魅力。世人之对“红楼内外”感兴趣，有各种各样的机缘。我的最初动因，竟是闲聊时的“争强斗胜”。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全部课程）来，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正因为有在别的大学就读的经验，我对北大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开口闭口“我们北大”，不只表明身份，更希望提供评判标准既充满敬意，又有点不以为然。试着虚心请教：让你们如此心迷神醉的“我们北大”，到底该如何描述？有眉飞色舞，抛出无数隽语轶事，令人既惊且喜的；也有引经据典，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蔡元培到毛泽东，让我重新回到现代史课堂的。后者可以帮助确定北大在百年中国政治史上的位置，只是叙述姿态过于僵硬；前者补阙拾遗，而且引人遐想，可惜传说多有失实。

希望能够兼及“宏伟叙事”与“小品笔调”，我选择了“回到现场”的研究策略。比如，同样谈论北大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五四，我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何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至于史学家不大关注的北河沿的垂柳、东斋西斋学风的区别、红楼的建筑费用、牌匾与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围的小饭馆味道怎样、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让我入迷。

于是，我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来。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竟无多大出入。考虑到关于老北大的旧文散落各报刊，寻找不易，不可能是众多八旬老人转相抄袭。唯一的解释是，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因而追忆者“英雄所见略同”。借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一个人如此，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

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关于北大的回忆文章，都是作者离开母校之后才写的。而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更是个绝好的机缘。正因远离红楼，方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细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1940年代出现一批相当优秀的回忆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这么一段话：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在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里，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我的师友同学讥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同学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副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这幅像，这个古老的厅堂，也许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踏进那青苔铺阶的古老厅堂，更何况那厅堂已经失落在敌人手中，难怪远游的学子频频回首，并将其相思之情诉诸笔墨。

抗战胜利了，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校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对一所大学来说，校址的迁移，并非无关紧要，往往成了撰写校史时划分阶段的依据。抗战南迁，对于北大日后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而，将“老北大”封闭在1898—1937年的设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对于习惯新旧对举、时时准备破旧立新的人来说，只要与“今日北大”不符者，皆可称为“老北大”。这种漫无边际的概念，为本文所不取。为了叙说方便，本文将“老字号”献给南迁前的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京师大学堂。

从1918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渐浮现。有趣的是，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都是褒奖与怀念。对于母校之思念，使得无数昔日才情横溢尖酸刻薄的学子，如今也都变得“柔情似水”。曾经沧海的长者，提及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大学生涯，之所以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大半为了青春，小半属于母校。明白这一点，对于老学生怀旧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尽管我已经剔除了若干过于离奇的传说。至于或记忆失误，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众多版本，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因而也就不会有完全统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见略同”，这里又说是形象塑造无法统一，二者岂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异”的治世格言：对“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没有根本的区别；差距在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与评判。“北大老”与“老北大”“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传在北平学界的口头禅。就从这句“读法不一”的口头禅说起吧。

首先是叙事人无法确定，有说是择校的先生，也有说是择婿的小姐。择校与择婿，相差何止千里！与叙事人的不确定相适应，北大之“老”也难以界说。有说是北大人老气横秋，办事慢条斯理的；也有说是校园里多老房子、老工友，连蔡元培校长的汽车也老得走不动的；还有说是历史悠久，胜迹甚多的。第三说最有诗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认可。朱海涛撰写于1940年代的《北大与北大人·“北大老”》，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

说“陶冶”没错，说“古老”则有点言过其实。比起巴黎、牛津、剑桥等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名校，北大无论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两则在校生写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极力论证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该“倚老卖老”，更不该“老气横秋”，因为有牛津大学等在前头。

到了1948年，校长胡适为“纪念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仍是强调“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可笔锋一转，擅长考据的适之先生，谈论起另一种计算年龄的办法：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体制以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塑造与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此说来，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参见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实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当然，校史的建构，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需求或个人的良好愿望。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千方百计拉长大学历史的“常规”，历来激进的北大，之所以“谨守上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是因为“学风严谨”。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重要文献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至于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提醒读者，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了无干系。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可以不循，制定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大学”。京师大学堂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后，学生如何习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有些条款现在看来“纯属多余”。比如用相当长的篇幅强调课堂上必须依次问答、不可抢前乱说、声音高下须有节制等。最有趣的，还是以下这条禁令：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

想象当年的大少爷们，如何“忍气吞声”，逐渐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将此等琐事写进规章。可在“西学东渐”史上，“不随地吐痰”，也算是颇有光彩的一页。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1902）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的大学生（时在1907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为学校网罗人才，在遭时忌、多掣肘的环境下恢复京师大学堂，功不可没：“我们现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此说不无道理。1905年，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第一任监督的张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职演说，被学生不断追忆。这里选择邹树文颇为戏剧化的描述：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此种轶闻，很合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谁都乐于传诵。至于当初张监督为何如此“言简意赅”，是否别有苦衷，也就无暇计较了。

大学初创阶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为作官的阶梯，仕学馆录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学于是乎与官场没有多大差别。学生可能地位显赫，因迎銮接驾而挂牌请假；运动场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这些佚闻，全都查有实据。可笑谈终归是笑谈，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并没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谓“奖励举人”，与“升官发财”根本不是一回事。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指责，便是学生无心向学，沉缅于花街柳巷。陶希圣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其中有一节题为“二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顾客”，写尽民初国会参众两院及京师大学堂的丑态。可据千家驹回忆，30年代的北大学生，也颇有经常逛窑子的（《我在北大》）。学风之好坏，只能相对而言。想象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师生，都是“官迷心窍”，或者整天在八大胡同冶游，起码不太符合实际。

不说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颇多正人君子；就说新文化的输入与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始于1917年蔡氏之莅校。不妨先读读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顿与革新：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民初北大“启革新的端绪”者，多为章门弟子。从学术思想到具体人事，太炎先生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除上述沈兼士、钱玄同、周氏兄弟外，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还有朱希祖、马裕藻、黄侃等。据误被作为太炎门徒引进的沈尹默称，章门弟子虽分三派，“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和北大》）。这种纠合着人事与思想的新旧之争，在蔡氏长校以前便已展开，只不过不像以后那样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而已。读读林纾、陈衍、马其昶、姚永朴等人有关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非“新旧”二字所能涵盖。

京师大学堂尚有独立的面貌，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1912—1916），则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除了以上所说的“革新的端绪”外，还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国初建，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由，准备停办北大，校长严复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一是袁世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学界传为美谈；再就是1916年9月，校方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紧挨着皇宫的大学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1935年12月30日，刚刚结束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三万太学生讥议时政，裁量公卿，北大红楼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制约着朝廷的决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对于“党锢之祸”，史家评价不一，但将其作为统治者镇压学生运动的开端，则不会有异议。此等“清议”之风，为自视甚高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生徒所继承，因而成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过，历代虽有严禁学生干政的禁令，太学生的政治激情却从来没有熄灭，这与其一身系天下兴亡的自我定位有关。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国子监而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即便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仍自认作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时，不愿从东汉太学讲起；学生闹学潮，反而攀上了“党锢之祸”。

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予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确实不无联系。所谓“京师大学堂”，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师”二字，径呼“大学堂”（有“大学堂”牌匾为证）。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将京师大学堂直译为Capital College，远不及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准确传神。“皇家大学”，这才是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慕皇宫。

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北大河”》）。40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滩》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

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大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游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换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的功过，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由北大及其他高校发起的学潮，我赞同目前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即大多数参与者是出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目标。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学校当局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除了校园内部的风波，校长必须承当主要责任，绝大部分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学校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学潮一旦发生，教授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校长则夹在政府与学生中间，处境相当尴尬。历任北大校长，从张百熙到胡适之，大都采取保护学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几十年间，党派在学潮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北大校长实在不好当。办教育者的心情不难理解：在“理”与“势”间保持某种平衡，以求得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作为武器，这一点，并非每个校长都能够并愿意做到的。

在每所大学中，作为主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奋斗的目标自然不会一致。而在北大这样极为敏感的地方，如何处理源源不断的学潮，对校长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众多回忆录中，蔡元培成了唯一支持学潮的大学校长。这种描述，与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较大的出入。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反对学生示威游行。可以将蔡氏自述，与蒋梦麟的回忆相参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后蔡元培的辞职南下：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指责北大学生沉醉于权力、不断的学潮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此乃校长的立场。至于大学生眼中的校长，则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读读当年学潮积极分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多有校长、院长的“漫画像”。

蔡元培长校十年，一半时间在外，与学生直接冲突较少，可也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据说，曾有学生几百人集合示威，拒交讲义费，请看蔡校长如何处理：“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为国家大事而抗议，与争取个人福利，二者不好相提并论。可是，“校园政治”的微妙之处正在这里：你很难分辨主事及参与者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谋求私利。学潮一旦爆发，必然鱼龙混杂，而且很容易“转化”。有感于此前之谈论学潮，多从学生角度立论，方才强调引进校长的视角，以供参照阅读。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

开口闭口“我们北大”，而且擅长“闹学潮”，人们往往因此而推断，北大人有很强烈的“集体意识”。此说大谬不然。除了重大历史关头，可能有过“万众一心”的绝佳表现，平日里，北大人恰好以“不合群”为主要特征。

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召，撰《我观北大》，对于被指认为“北大派”不以为然，可也不以为忤：“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可惜北大本无派，有的只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校格”与“精神”。

自从新文化运动名扬四海，世人多以“民主”与“科学”嘉许北大。可在我看来，在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没有“北大派”。前者作为公共的思想资源，为每一个北大人所选择或拥有；后者的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与老校长蔡元培所标榜的“兼容并包”原则相违背，故“不得人心”。

北大虽无派，却并非一盘散沙，要不怎么闹得起学潮；不强调“集体”与“统一”，只是为了突出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利。这么一种“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传，几乎牢不可破。在许多人眼中，校方管理混乱，教授我行我素，学生自由散漫，作为一所现代大学，北大实在缺乏必要的规章与纪律。时人多以北大与清华作比较，后者的整齐划一、井井有条，恰好与前者的长短随意、不衫不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趣的是，每到这个时候，北大人总要竭力为其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辩护。从1940年代谢兴尧攻击蒋梦麟校长之以“整齐划一”的清华精神改造北大（《红楼一角之二》），到1980年代张中行盛赞北大“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课堂教学惯例（《红楼点滴》），都是强调学生有独立判断及自我设计的能力。用张氏的话来说，别看北大人表面上吊儿郎当，“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空气”的感染，是否真的比“制度”的约束更有效，实在不好说，关键在于你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1944年，朱海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则谈论北大人的妙文，题为《“凶”“松”“空”三部曲》。单看题目，你就能大概猜到其立意。考进北大很难，在北大混文凭则很容易。这似乎是相当严厉的批评，没想到作者笔锋一转，大谈“北大之‘松’却成为了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对于许多人更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抗毒素”云云，实在有点勉强；至于“发挥天才”，则不无道理，尤其是当世人习惯于把清华与北大作为两种教育思想的代表时，更是如此：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你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朱文此说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自立，故能出特殊人才。清华着眼于教学的标准化，平均水准自然较高。这两种教育风格的区别，早在30年代便多有评说，可见并非50年代院校调整的结果。

清华原先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立的，其教育思想明显打上美国的烙印。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模仿的是日本学制；蔡元培长校，带进来了德国的大学理念。可我依稀感觉到，更适合于作为比较的，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北大人喜欢谈牛津，不见得真的对英国大学制度有多少了解，而是不喜欢正行时的美国式标准化教学。有两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作家徐志摩和林语堂，对宣传牛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前者译出了幽默大家李格（Stephen Leacock）的《我所见的牛津》，后者则撰有《谈牛津》一文，进一步发挥其注重“熏陶”的教育思想：学生们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

除了点起烟斗熏陶天才一说，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笔下的牛津，活脱脱一个“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对这种自由闲散的大学教育情有独钟，林语堂的解释颇为在理：除了不满“水木清华”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古代中国“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识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等）在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希望借传统书院精神来补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无论从历史渊源、办学方向，还是教授的知识背景、学生的来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资格谈论此话题。

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老北大的“管理不严”与学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这一点，不妨以偷听生的理直气壮和宿舍里的纵横分割为例。

1921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

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偷听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1933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20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的独立性，最为形象的说明，莫过于学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锦称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琐忆》）。如此叙述，还不够生动。千家驹的描写稍为详细些：“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我在北大》）但最具戏剧性的，还属朱海涛的《北大与北大人·住》。小房间里，“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大屋子呢，“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作者于是下了个大胆判断：“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确实，从日常起居到课堂教学，北大人的“散漫”，与其说是出于对规章制度的蔑视，不如说是出于追求“自由”与“独立”的天性。

正因为尊重个性，强调独立，沙滩或者马神庙，多的是怪人与轶事。“狂妄”、“怪诞”与“不羁”，在其他大学或许会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则很可能得到无声的鼓励。在北大人眼中，有个性、有趣味、有教养，似乎远比有成就更值得羡慕。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校园里代代相传的“老北大的故事”，与校方所修“正史”拉开了距离。比如，写校史不会给辜鸿铭多大篇幅，可要说北大人物，辜氏绝对不可缺少；钱玄同当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上不会提及其只管传道授业解惑，而拒绝为学生阅卷。至于陈汉章不当教授当学生、朱谦之不要文凭要学问，诸如此类的奇人逸事，几乎每个北大人脱口都能说出一大串。“轶事”之不同于“正史”

作为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北大文、理、法三院各具特色，也各有千秋。如果撰写中国教育史，谈论北大对于传统学术及书院教学的突破，后两者或许更有代表性。可要说“老北大的故事”，则基本上属于前者。

就学校总体实力而言，理工医农的发展极为重要，故每回校方组织的纪念册上，都会强调实验室的建设，以及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比如， 194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在“学术讲演概要”及“论文集目录”部分，排列顺序都是理、文、法、医、农、工。可到了校史陈列及名教授遗著展览，理科教授榜上有名的唯有兼及政治文化的丁文江，余者全是人文学者：蔡元培、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黄侃、吴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兼士、孟森、马廉、徐志摩。至于学生会主持的纪念册，更几乎是文学院的一统天下。

据曾任教物理系的李书华回忆，由于一批学成归来的教授们殚精竭虑， 20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毕业水准，比美国大学本科毕业（得B. Sc.学位，以物理为主科）水准为高，比美国得硕士（M.Sc.）学位的水准为低”。这对于创办不到三十年的北大来说，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笔书写。可即便如此，李书华依然称：“北大的人才，以文科方面为最多。”（《北大七年》）这只能说是一种误会：科学家与文学家的贡献，其实无法比较；所谓人才云云，也就很难说文科为多。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北大文学院的教授们尽领风骚。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能够得到公众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不可能是学术史，而只能是《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老北大的故事”。

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独特的精神气质。陈诒先追忆后来归并入北大的译学馆同学时，有句妙语：“无一伟人”，但“皆能以气节自励”。这可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别有怀抱：与功业相比，人格更值得夸耀。以鉴赏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来品鉴人物，人文学者因其性格鲜明、才情外显，比较容易获得好评。柳存仁述及校园中常见的“话题”，多选择文科教授，除了北大人特有的傲气，更包含某种价值判断：在这个俯拾即是“要人”，同学多半不“贱”的古城老学府里面，很少──我甚至于想说没有──人会引以为荣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荣”的或“伟人”的史迹。……也许偶然会有人谈到黄季刚，刘师培，辜鸿铭，林损，陈独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欢讲他们的逸闻轶事的，似乎总是出之于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时候为多。（《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不向当红的胡适之、顾颉刚点头鞠躬，只谈论已经病逝或退出学界者，这种不成文的规矩，目的是维护校园里的平等与自尊。拒绝当面捧场，而将过去时代的教授，作为传说人物，在不断的“再创作”中，寄予自家的趣味与理想。至于校友的追忆文章，则又另当别论，因其不在现场，没有献媚之嫌。

当北大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时，不可能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因而，跨科系的课余活动，反而成了回忆文章的重要主题。比如，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轩的聚会（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世界语宣传运动在北大的展开（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还有学生军之组织及作用（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等。常被北大人挂在嘴边的“我们北大”，所认同的，更只能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具体的专业知识。作为象征，则是各种各样略带夸张变形的奇人与轶事。“轶事”不同于“正史”，除了叙述不一定真确外，更因其选材有严格的限制。不管是宫女话天宝，还是名士说风流，都不可能毫无选择地复制“过去的好时光”。并非所有的事件都能成为追忆的目标；没被追忆，不等于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曾存在过。比如，紧张的读书生活，严格的科学实验，还有令人胆颤心惊的期末考试，都很难成为“老北大的故事”。就连众多谈及图书馆的，也都避开必须正襟危坐的经史，而选择“雅俗共赏”的《金瓶梅》。可你要是想象北大人整天泡茶馆、捧戏子、读禁书、传轶事，或者北大人都是独立不羁，率性而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只是北大生活中“有趣”的一面。就像晋人未必都如《世说新语》所呈现的，那样永远地“风神潇洒”。

说的是轶事，又是几十年后的追忆，自说自话，心态闲适，笔调从容，还有点倚老卖老，意思是信不信由你。此类文章，在美化母校的同时，往往转而追求笔墨情趣：将“神情”与“韵味”，置于“事实”之上。这种倾向，与1930年代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结合明清小品与西洋随笔（Essay）的努力，不无联系。实际上，从三四十年代的徐訏、柳存仁、朱海涛、谢兴尧，到1980年代的张中行、邓云乡，周作人的影响依稀可辨，尽管在“漫说红楼”方面，周氏并非始作俑者。“回到现场”之艰难

与史家之注重“关键时刻”不同，随笔作家更喜欢“日常生活”。在我看来，不曾进入历史叙述的“红楼”，同样值得后人追怀。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舍的伙食费、讲义如何分发、试卷怎样评阅、课余活动及自我娱乐、教授眼中的学生与学生眼中的教授、红楼的晨光、汉花园的月色、沙滩周围的小饭铺、众名流的电话及住址，诸如此类琐碎的生活场景，不为史家所重视，却是进入“老北大”的必要门径。将众多素描、随笔、回忆录，与当年北大刊行的各种指南、影集、纪念册参照阅读，方才可能“回到现场”。

借助于各种历史资料，我似乎逐渐回到了那个已经变得相当遥远的年代，亲眼目睹了众多日后传说纷纭的人物与事件。正当我得意洋洋的时候，两三件小事的考订，使得“幻梦”永远无法成真。

对北大历史有兴趣的人，大概都会欣赏连梦青《邻女语》中的“许景澄之死”。许氏多次充任出使大臣，主持外交谈判，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事变时，正以吏部右侍郎暂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因6月27日上奏吁请保护使馆并严惩祸首毓贤等，许与袁昶同时被西太后处死。此事史书多有记载。《邻女语》之特异处，在临刑前许氏拿出大学堂40万银子存折，吩咐不可便宜了外人。因银子存在华俄道胜银行，一旦存折去向不明，洋人很可能翻脸不认帐。其时大学堂刚刚创办，每年经费才20万，不难想象这张存折的份量。要不是许大臣高瞻远瞩，日后京师大学堂能否顺利恢复，将是个大问题。每念及此，我辈焉能无动于衷？

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教员，林纾也曾用小说形式描写管学大臣之慷慨就义。可惜对这张关系大学堂生死存亡的存折，《剑腥录》中只字未提。照林纾的说法，许公临刑前有所交代的，不是大学堂存折，而是外交文书。小说如此模拟许公声口：伏法诚甘，唯吾在外部中尚有交涉未了之案，一旦身首异处，恐后此洋人不承前诺。今请笔墨书某某藏案，及外人文件，可备后人检核者，然后就刑，亦罪臣所以报国也。

于国家危急之际，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管学大臣之伏阙上书，殉了千百年来士大夫拯世济难的理想，博得广泛的同情与敬意。借助其时众多附会与传说，小说家得以驰骋想象。

大学堂确有道胜银行的存折，并在庚子事变中失落。日后之所以没被洋人占了便宜，不是因了许公的交代，而是由朝廷出面要求发还。《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所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管学大臣张百熙为华俄银行存款结算事致外务部咨呈，述及存折如何失而复得，并无任何传奇色彩。许景澄临刑前对大学堂事务有所交代，此说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北大综合档案里保存有许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为移交大学堂房屋等上内务府文二种，此前两天许公上奏，此后三天许公就刑。可见，连、林二君之叙述，并非空穴来风。

比起“小说家言”来，回忆录该可靠些吧？可照样会有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谈论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时之宽容大度，常有以礼聘梁漱溟为例者。最有趣的说法是，梁氏投考北大未见录取，转而被聘为教授。蔡元培“慧眼识英雄”是实，至于“考生变教授”的戏剧化场面，却纯属虚构。此轶事流传甚广，且被引入专业著述，虽经梁氏一再辨解，仍无法“以正视听”。在为纪念北大诞辰九十周年而写的《值得感念的岁月》中，梁氏再次提及此“失实的传闻”：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仔细分析，“传闻”虽则“失实”，却也颇有几分“神似”。没念过大学的梁漱溟，因蔡元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得以在北大讲课，这点并非误传。可就是这篇纠谬之作，同样必须正误。梁漱溟1917年始到北大任教，同年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并考取官费留学（因眼疾推迟一年赴美），所谓二人同在北大分任师生的故事，当系误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辜鸿铭任教北大的故事。几乎所有追忆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都会提及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最合适的例子，莫过于接纳辜鸿铭。此“最佳例证”，其实是蔡氏本人提供的。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撰《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逐条批驳林氏对北大提倡新思潮的攻击，最后方才亮出其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并举例加以说明：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是辜鸿铭。这例子实在太精彩了，可转相传诵的结果，却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觉：辜氏任教北大，乃直接得益于蔡氏之“兼容并包”。其实，辜氏进入北大，在蔡氏长校之前。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述及1915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辜鸿铭坐在主席台上，并即席发言。而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是在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说，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稳住阵脚，同时加聘新派人物（如陈独秀等）。蔡氏作为战略家的眼光，就体现在这不大起眼的“加聘”上。作为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学界普遍认定，正是蔡氏主校后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乐于传诵蔡氏容纳异己之雅量者，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倔强与不肯通融。一个极少被史家提及的“细节”，引起我的兴趣：就在蔡氏致林纾信发表的第二年，辜鸿铭终于还是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蔡氏不曾因政见相左而排斥异己，这点没有说错；至于作为蔡氏“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却不该如此除头去尾。辜鸿铭或许，这正是“轶事”的魅力所在：既不是凭空杜撰，也并非确凿无疑。对于史家来说，此类轶事，不能过分依赖，可也不该完全撇开。夸张一点说，正是在这些广泛流传而又无法实证的逸事中，蕴涵着老北大的“真精神”。很可能经不起考据学家的再三推敲，但既然活在一代代北大人口中，又何必追求进入“正史”？即便说者无心，传者也会有意。能在校园里札根并生长的轶事，必定体现了北大人的价值倾向与精神追求。正是基于此立场，不想强分“真伪”与“虚实”，更不敢蔑视那些半真半假的传说。在找到更合适的解读方式之前，我宁肯“多闻阙疑”，用理解与同情的眼光，面对五彩纷纭的“老北大的故事”。1996年10月8日于京西蔚秀园

附记：此文原为《北大旧事》的代序，题为《老北大的故事》；所引文章，均收入《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故不另注出处。初刊《读书》1997年4期、5期时，分别题为《“太学”传统——老北大的故事之一》、《校园里的“真精神”——老北大的故事之二》；收入《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一书时，改题《校园里的真精神》，并删去说明编辑策略的第七节“余音”。现据修改本收录。

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

将清华国学院作为“神话”来解读，虽然略带调侃，却并无恶意，不是贬抑之词。这里所说的神话，既非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起源的理解，也不是什么“无稽之谈”，而是指各种有趣、神奇、变幻莫测、值得深入探究的故事与传说。比起《汉语大辞典》和《现代汉语辞典》，还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好听些，所谓“神话和神话学”（myth and mythology），即：“神话故事叙述神或超人，叙述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人们通常经历的时代中所出现的非凡事件或环境。”早已进入文明社会的我们，依旧乐于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传播、经营此类“非同寻常”的传说。解读这些近乎神话的人物与事件，理解其寓意，阐释其可能隐含的集体无意识，还有使其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不无好处。

作为历史学家，除了辨析真伪，告诉大家那些流传久远的“传说”何处为虚，何处为实，何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更重要的是，描述这些传说形成的过程、流播的途径，以及为何被受众广泛接纳。讲述一个神奇的故事并不难——尤其是像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样本就充满神奇色彩、后世根本无法复制的学术机构；难的是分析隐藏在传说下面的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流变的印记。

以公众都熟悉的“清华研究院”为研究对象，选择“大师”以及“弟子”作为切入口，这样的论述策略，蕴涵着一个假设：理解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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