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睡，这里有蛇：一个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亚马孙丛林深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丹尼尔·埃弗里特（Daniel L. Everett）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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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睡，这里有蛇：一个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亚马孙丛林深处试读：

前言

这本书谈到的内容便是后一种类型的科学研究工作，描述了我与巴西原住民皮拉罕人（Pirahã）共同生活、经历亚马孙文化严酷考验后的成长智慧。本书也描述了皮拉罕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教会我的关于科学与待人处事的知识。这些新的理念深刻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并且让我的日子变得跟以前有所不同。

这些是我学到的课程，毫无疑问，其他人也可能有不同的体会。而将来的研究人员也可能会有别的收获想分享。总之，我们都只是尽力而为，坦陈自己的所思所想。序言看！他就在这儿，神灵伊嘎凯。”“快“我看到他了，他威胁要伤害我们。”“大家都过来看伊嘎凯。快，他就在河岸上！”

我从沉睡中苏醒，不确定自己是在做梦还是真真切切听到了这段对话。1980年8月，正值亚马孙流域的旱季。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六点半，阳光灿烂，但还算不上太热。从麦茨河畔吹来微风，轻轻地拂过我河畔边的简陋小屋。我睁开双眼，看到头上的茅草屋顶，经过多年灰尘和烟尘的洗礼，棕榈已从原来的黄色逐渐变得暗沉。我的住所与两间结构相似的皮拉罕小屋相邻，里面分别住着阿侯比西一家人和科贺一家人。

待在皮拉罕村的那些日子里，许多早晨，我从皮拉罕人呛鼻的烟味以及巴西阳光的温度中醒来。温暖的阳光照在我脸上，光线因蚊帐的隔绝而变得温和许多。孩子们要么嬉戏打闹，要么哭喊着找妈妈讨奶喝。喧闹声在村子里此起彼伏，当然也少不了犬吠声。很多时候，当我睁开眼睛，从梦中醒来时，往往发现有皮拉罕小孩（甚至是大人）透过房屋棕榈木板的缝隙盯着我看。然而，这个早晨却非比寻常。

这会儿我完全醒了，被外面皮拉罕人的吵闹声惊醒。我坐起来，朝周围张望。只见一群人聚集在麦茨河岸上，在离我六米远的地方扯着嗓子大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河的对岸。我起床，想去外面看个究竟，反正这么吵我也根本没法再睡下去。

我从地上捡起运动短裤，用力抖了抖，确保里面没有蜘蛛、蝎子、蜈蚣等不速之客。然后我穿上短裤和人字拖，迅速朝外面走去。就在我家右侧的河滩上，皮拉罕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越来越激动。我还看到有衣衫不整的妇女从路上跑过来，怀里的婴儿用力地咬住嘴里的乳头。妇女们穿着无袖无领的中长款裙子，不管工作或睡觉，她们都穿着同一身衣服，上面有经年积累下的暗棕色污渍。男人们都穿着运动短裤或者仅仅缠着块腰布。他们没带弓箭，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小孩子们通常赤身裸体，因为直接曝露在大自然中，所以他们的皮肤相当粗糙。婴儿的屁股也因为长期着地而起了茧子。由于饮食起居经常要围着篝火，这里每个人看上去都灰头土脸的。穿着裙子的妇女，以及赤身裸体的气温只有22℃，虽然湿润，但比小孩起正午时刻的37℃来说，天气还算舒适。我用力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转身向我的语言老师科贺问道：“出什么事了？”他就站在我右边，肤色黝黑，身材健硕，全身紧绷着盯着对岸。“你没看到他就在那边吗？”他不耐烦地说，“住在云端的伊嘎凯就站在对岸朝我们叫嚣，说我们一旦敢走进丛林，他就要杀了我们。”“在哪里？”我继续追问，“我没看到他啊。”“就在那里！” 科贺生气地说道，眼睛一动不动，盯着明显空无一物的河岸中央。“在河岸后的树林里吗？”“不！就在河岸上。看！”他又恼怒地说道。

与皮拉罕人一起待在丛林里时，我经常看不到他们已经发现了的野生动物。我这双毫无丛林经验的眼睛无法像他们一样敏锐。

但这次不同。我可以确信，距离我们不过90米的白色河岸上真的什么都没有。然而，我有多确定那里什么也没有，皮拉罕人便也多确定那里有什么。也许那儿曾经有过什么蛛丝马迹，而我不小心错过了。但他们坚持说伊嘎凯还在那里，他们正盯着他看。

大家继续向河岸边看去。我身边六岁的女儿克里斯疑惑地问我：“爸爸，他们在看什么？”“我也不清楚，爸爸跟你一样，什么也没看见。”

克里斯踮着脚尖，朝河对岸望去，接着又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那些皮拉罕人。她跟我一样困惑。

我和克里斯离开那些皮拉罕人，朝家里走去。我刚刚目睹了什么？从那个夏日的早晨算起，已经20年过去了，我一直试图理解两种文化碰撞的意义：欧洲文化和皮拉罕文化的现实如此不同，这代表什么呢？我无法向皮拉罕人证明河岸上什么也没有，而他们也无法说服我那里真的有什么东西，更别说是神灵了。

作为科学家，客观性是我笃信的价值观之一。我曾经认为，要是我们更努力一些，自然就能看到其他人眼中的世界，也能更容易尊重彼此的观点。但是我从皮拉罕人身上学到的是，即便是我们对环境的感知，也都受到自身的期望、文化和经历的左右，而显现出不同文化无法克服的量性。

晚上，当皮拉罕人回去睡觉时，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些人只是说：“我得走了。”但他们通常会说：“别睡，这里有蛇。”这句话乍听起来会让人惊讶，但逐渐地，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晚安问候。皮拉罕人这样说，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相信少睡一点能“让自己变得更坚强”，这是他们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第二，丛林里危机四伏，熟睡会让他们失去戒备，无法对付村子里时刻出没的食肉动物。皮拉罕人的夜晚充满欢声笑语，他们很少一次睡很久。夜里的村子很少完全寂静无声，也很少有人会一口气沉睡好几个小时。多年来，我从皮拉罕人身上学到很多，而这恐怕是我最喜欢的一课。诚然，那里生活艰难，危机四伏，我们可能得时不时地牺牲睡眠，但既然生活还在继续，那就不妨承受其中的甘苦吧！

我26岁来到皮拉罕部落，现在，我已经老到可以享受老年人优待政策了。我把自己的青春给了他们。我患过很多次疟疾。我也记得，有好多次，皮拉罕人或其他人威胁到了我的生命。我已记不清，多少次我曾背着沉重的箱子、袋子和木桶，艰难地穿越亚马孙丛林。但正因为那段难忘的丛林岁月，我的孩子们知道了皮拉罕人。我孩子的成长过程也少不了皮拉罕人。而且，我还收获了一群跟我一样年迈的朋友。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他们曾威胁要杀掉我，却都在后来的生活中成了我的生死之交。

这本书记载了30多年来我研究皮拉罕人，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所思所学。那段时间里，我竭尽所能理解他们看待、理解和谈论世界的方式，并把学到的知识传达给我科研界的同事们。在这段旅程中，我看到了许多迷人的景色，也经历了这辈子再也不愿经历的困境。但我依然感恩自己经历的一切，正因如此，我才得以拥有更宝贵的视角去看待生命和语言的本质，才能学到从其他方式中没办法得到的珍贵想法。

皮拉罕人教会我，即便没有天堂的舒适与地狱的恐惧，面对生命和死亡时，我们也能够有尊严并感到心满意足，面带微笑驶向生命的混沌深渊。这一切，都是我从皮拉罕人身上学到的，我在有生之年对他们深怀感激。第一部分　生活第1章　皮拉罕人的世界标巴西。1977年12月10日，一个天朗气清的早晨，我们坐在美坐国暑期语言学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以下简称SIL）提供的一架小型六座客机上等待起飞。飞行员德维恩·尼尔（Devin Neil）正在做飞行前的最后检查，看装载是否平衡。他步行绕机一周，评估其外部受损情况，并从油箱中抽取一小瓶燃油来检验。他还检测了螺旋桨的性能，看其是否运转正常。多年以后，这样的仪式我已司空见惯，像每天刷牙一样习以为常。但那时，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颇感新奇。

在起飞前，我开始拼命想象皮拉罕人的模样。这个亚马孙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该如何与之共处？我需要怎么做，该如何行事才算妥帖？他们第一次见到我时会有什么反应？我又该如何回答？我脑补着各种可能的画面。这个我即将见到的族群，与我们有诸多不同，有些我可以预料，而另一些则恐怕不能。实际上，我不辞辛劳，远赴万里之外，绝不仅仅是为了见他们一面而已。相反，我身负传教的艰巨使命。我受聘于美国福音派教会，负责给亚马孙流域的皮拉罕人“洗脑”。我要说服该部落的人信仰上帝，像我们一样接受基督的洗礼和教化。尽管我从未见过皮拉罕人，对他们知之甚少，但我依然坚信自己能够改变他们。而这，正是绝大多数传教工作的要义。

德维恩坐在驾驶舱里，我们低着头，听他祷告，祈福飞行平安。接着，通过敞开的窗口，他朝机舱外大喊：“注意避让！”随后，他启动引擎。发动机预热完毕后，德维恩用对讲机向波多韦柳港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汇报——波多韦柳港是巴西朗多尼亚州的首府，以这里为中转基地，之后我多次往返亚马孙流域。得到相应的指令后，飞机开始滑行。跑道上瞬间尘土飞扬，德维恩顺势加推引擎。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砖红色的瓦砾跑道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我们身后。

在我们下方，这座城市的大片空地逐渐被丛林取代。波多韦柳港的开阔平地渐渐消失，树林变得越来越密。风景已然改变，飞机越过浩瀚的马代拉河，地面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郁郁葱葱的树木如菜花般向四面八方尽情生长。我不由得浮想联翩，树林里都有些什么动物呢？如果飞机掉下去，我们不会被美洲豹吃掉吧？曾有不少报道指出，许多坠机事故的遇难者并非死于事故本身，而是死于丛林里的野兽袭击。

我即将见到的皮拉罕人神秘而特殊。我对该族群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语言异乎寻常。研究他们颇具难度，不少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教士都望而却步。他们的语言与其他人类语言毫无关系。而我对皮拉罕语的了解也几乎只是皮毛。我仅仅从磁带上听过其发音，看过一些语言学家和传教士对它的研究。皮拉罕语跟我听过的任何语言都截然不同。显然，掌握这门语言是我首先面临的一大难题。

随着飞机不断爬升，冷风逐渐从我头顶上方的小通气孔灌进来。我调整一下坐姿，努力让自己更舒适一些。我把身体向后靠，开始思索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以及这次旅行的目的与其他人有何不同。飞行员只要完成他的日常工作，就能及时回家吃晚饭了。他的父亲也随同而来，就当作是一次旅行。传教机构的机修工唐·巴顿（Don Barton）也陪我一起过来，他正好可以度个小假，从平日里枯燥繁忙的维修工作中得到暂时的喘息。只有我一个人任务艰巨，朝着余生将要致力的工作和事业而去。我将见到那些我打算与之共度余生的人，我希望能带着他们走向天堂。要做到这一点，我首先要学会流利地使用他们的语言。

接近中午时，飞机开始受到上升气流的猛烈冲击，在亚马孙流域的雨季，这很常见。晕机，这一更为严峻的问题粗鲁地打断了我的幻想。在接下来的105分钟里，我们在森林上空飞行，微风吹来，我不禁感到一阵恶心。我不停地搓揉小腹，努力不让自己吐出来。德维恩递给我一份金枪鱼三明治，上面铺满了洋葱。“饿不饿，要不要来一块？”他体贴地问道。“不用了，谢谢。”我答道，一股酸水在口中不停地打转。

接着没多久，我们来到了波斯多诺沃地区附近的皮拉罕村，飞机开始绕着跑道盘旋，这样飞行员就可以巡视周边，找个合适的地方降落。这一举动使我的胃翻腾得更加厉害，为了不让自己吐出来，我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在着陆前，有几个时刻简直黑暗到极点。我甚至忍不住想，宁可飞机坠毁爆炸，也比被晕机症状折磨得死去活来要好。我承认这种念头很短视，但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两年前，史蒂夫·谢尔登、唐·巴顿以及美国教会的一些青少年已经在丛林中修了一条跑道。要在丛林中开辟这样一条飞机跑道，首先要砍掉1000多棵树，并且要把它们连根拔起，否则树桩烂在地上会使周边的泥土松软——如果这样，飞机降落时容易失去支点和重心，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把树根清除后，要在方圆几米内用泥土填补留下的空隙，然后还要在没有重型压平设备的情况下确保跑道水平。如果这一切都搞定了，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步：把跑道弄成9米宽、550～650米长。我们马上要着陆的跑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降落那天，跑道上的草大约齐腰深。我们无法知道草坪上是否有原木、狗、锅或其他可能会损害飞机，伤害我们的硬物。德维恩已经在跑道上空“嗡嗡”地绕了一会儿，他希望皮拉罕人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史蒂夫曾向皮拉罕人解释过，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应该立即跑出去，检查跑道上是否有危险的碎石（跑道中间曾有皮拉罕人建房子，为了让我们顺利着陆，房子被拆除了）。果然，几个皮拉罕人走了出来，他们离开跑道时，带走了一些虽然细小，但却足以让飞机侧翻的树枝。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安全平稳地着陆了。

飞机停稳后，丛林的湿热朝我袭来。我眯着眼走出机舱，感到一阵头昏眼花。皮拉罕人围住我们大声地嚷嚷，他们微笑着，显然是认出了德维恩和唐。唐用葡萄牙语告诉他们，我想学习皮拉罕语。尽管皮拉罕人不太懂得葡萄牙语，但他们也似乎明白了，我是来取代史蒂夫·谢尔登的。谢尔登上次离开时，也用皮拉罕语向他们解释过我的来意，他说将会有一个矮矮的、满头红发的男子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还说，我想学习他们的语言。

在前往村子的路上，我们意外地遇到了沼泽。沼泽中的水温热、浑浊且漫过膝盖，我扛着物资在其中行走，担心会有东西咬伤我的脚踝。在雨季快结束时的麦茨河洪峰中，这份忐忑是我初到皮拉罕村时的独特体验。

我第一次见到皮拉罕人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他们很快乐，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没有一个人面色阴沉或沉默寡言。他们也不像其他文化中的人那样，遇见陌生人时通常会表现出排斥和距离。他们热情地和我们说话，向我们介绍他们认为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头顶飞过的鸟儿，他们狩猎时常走的路，以及村里的小屋、小狗等。一些男人戴着印有政治口号和巴西政治家名字的帽子，穿着亚马孙流域的商人卖给他们的浅色衬衫和运动短裤。妇女们都穿着相同的短袖上衣和长度略微过膝的裤子。这些衣服最初都颜色不同、图案各异，但现在都被他们小屋里的灰尘染成了棕色，变得脏兮兮的。不满十岁的儿童在村子里赤身裸体地跑来跑去。每个人都在欢笑。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都轻声缓步地向我们走来，仿佛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新宠。我从未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温馨的欢迎仪式。人们纷纷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虽然大部分我都没能记住。皮拉罕人并不排斥与陌生人的接触

我记住的第一个人叫科西欧（Kóxoí）。在一片右边有条小路的宽阔干净的空地上，我看见他头顶艳阳，正蹲着用火煮东西。科西欧衣衫褴褛，穿着破烂的运动短裤，光着脚，没有穿上衣。他很瘦，身上连块肌肉都没有，深棕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是皮革。他的脚掌很宽，脚底起了一层厚厚的、仿佛坚不可摧的茧子。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然后叫我到他那里去。那是一片被太阳烤得炙热的沙地，他正在那里烧的东西，像是一张大老鼠的皮毛。晕机带来的恶心感还没有消退，烧焦的动物皮毛的气味成为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开始忍不住干呕起来。这只动物一直在滴血，它的身上满是泥灰，舌头悬挂在牙齿之上。

我把手放在胸口，向他说道：“我叫丹尼尔。”

他辨认出这是一个名字，作为回应，他立即也摸着胸口，并说出了他的名字。然后我用手指了指他正在焚烧的动物。“Káixihí.”他心领神会地回答。

我立即重复一遍他的话。同时心想，天哪！难道是9千克重的老鼠汉堡？谢尔登曾告诉我，皮拉罕语是有声调的，就像汉语、越南语或很多其他语言一样。也就是说，我除了要注意辅音和元音外，还得仔细聆听每个元音上的音调。我得好好说这生平第一个皮拉罕单词了。

接着，我俯身捡起一根木棍，指着它说道：“Stick（木棍）。”

科西欧笑了，说：“Xií.”

我跟着说：“Xií.”然后我扔掉棍子，说：“我扔掉了Xií。”

科西欧看着我，想了一下，然后迅速地说道：“Xií xi bigí káobíi.”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棍子它地上掉了。”

我复述了这句话，并拿出口袋里的本子和笔，用国际音标把它们记了下来。我把“Xií xi bigí káobíi”翻译成“棍子掉到了地上”或者“你扔掉了一根棍子”。之后，我又一次性捡起两根棍子，然后把它们同时扔在地上。

他说：“Xií hoíhio xi bigí káobíi.”一开始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两根棍子掉到了地上。”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正确的意思是：“更多的棍子掉到了地上。”

我又捡起一些叶子，然后依样画葫芦，重演了整个过程。我演绎了一些其他的动作，比如跳、坐、敲击等，科西欧热心地当着我的启蒙老师。

尽管谢尔登建议我忽略他的工作（因为他不确定那是否准确），但我还是听了他记录皮拉罕语的磁带，看了他编纂的简短的皮拉罕语单词列表。然而，听皮拉罕语的发音和看它的书面语言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它们完全对不上号。

为了检测自己辨别音调的能力，我又问了他几个我知道的皮拉罕单词，这几个单词在不同的语调下有不同的意义。

我问他“刀子”怎么说。“Kaháíxíoi.”他说。

接着，我又问他“箭杆”怎么说。“Kahaixíoi.”当我指着放在旁边的一柄箭杆时，他说。来巴西之前，我在美国暑期语言学院里学习一门叫作“领域语言学”的课。这门课我修得相当不错，在此以前，我从未察觉自己具备如此良好的语言天赋。在与科贺及其他人（当然，还有许多感兴趣的皮拉罕人前来围观）一起工作的一小时里，我证实了谢尔登以及阿洛·海因里希斯的一些早期研究发现：皮拉罕语中大约只有11个音素（或音位），最基本的句子结构是SOV（主、宾、谓）。在世界上的所有语言中，这种句子结构是最常见的。但皮拉罕语的谓语动词却非常复杂，现在我才知道，它的每个动词有至少65 000种可能的变式。随着我对这门语言的了解逐渐深入，我不再担心自己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语言学习之外，我还想了解这个族群的文化。我首先注意到的在是这里房子的空间布局。乍一看，似乎村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格局。从机场跑道到史蒂夫·谢尔登的住所（现在是我的家），一路上，这些小屋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但后来我发现，所有房屋都修建在更靠近河流的路边。这些房屋外边，都能看到蜿蜒的河流。每一座小屋都建在河岸附近不超过20步的地方，并且在纵向上彼此平行。村子里共有10间小屋，每间小屋都被丛林或灌木包围。依照此地的习俗，兄弟一般都会相邻而居（后来我还了解到，在有些村子里，姐妹之间也会尽量住在相邻的地方。但在另一些村子里，邻居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们一行人把给养从飞机里搬出来并运到谢尔登的家里。我和唐在储藏室里整理出了一点空间，以便存放食用油、汤料、罐装咸牛肉、速溶咖啡、咸饼干、面包、大米和豆子等生活用品。德维恩和他的父亲四处转了转，拍了些照片，然后他们准备回去了，我和唐又陪着他们回到了飞机旁边。飞机起飞时，我向他们挥手告别。飞机慢慢地向上爬升，皮拉罕人兴奋地尖叫起来，他们齐声大喊：“Gahióo xibipío xisitoáopí（飞机正起飞离开）！”

那天下午两点钟，和皮拉罕人住在充满大自然气息的麦茨河边，在某种前所未有的力量的驱使下，我生平第一次萌发了想要冒险的冲动。史蒂夫留下了一艘进口的渔船（一种宽敞稳定的铝制船，有近一吨的载货能力），我和一群皮拉罕男子坐在房子的前屋，看见唐把那艘船推到了河里，测试其发动机是否运转正常。这是一座典型的“皮拉罕式”房子，只不过面积更大一些。房子用木头支起，就像建造在高跷之上。房子的墙只有一半，没有门，也没有隔断，除了孩子们的卧室和储藏室外，没有任何封闭的空间。我坐在这里，拿出便笺本和铅笔继续学习语言。每个皮拉罕男人都很健康，他们虽然瘦小，但很壮实，仿佛身体只由肌肉和骨骼组成。他们笑容可掬，仿佛沉浸在彼此的幸福之中。“丹尼尔”，我重复自己的名字。一阵窃窃私语后，卡布基（Kaaboogí）站了起来，用蹩脚的葡萄牙语说：“在皮拉罕语里，你叫欧吉艾（Xoogiái）。”于是，我拥有了一个皮拉罕名字。

此事在我预料之中。唐之前就告诉过我，他们会给所有的外国人起名字，因为他们不喜欢叫外国名字。后来我得知，他们给外国人命名的方法，是看外国人与哪个皮拉罕人外貌相似。那天，人群中有一个名叫欧吉艾的年轻人，不得不承认，我们看起来确有几分相似。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的皮拉罕名一直是欧吉艾。直到后来，为我取名的卡布基——现在叫阿侯阿帕蒂（Xahóápati）——告诉我，我已经太老了， 欧吉艾不再适合我，于是他们又给我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艾碧凯（Xaíbigaí）。而大约六年之后，他们又给我改了一个老人的名字——鲍艾西（Paóxaisi）。后来我了解到：皮拉罕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改自己的名字；当皮拉罕人在丛林里遇到神灵时，他们通常也会与之互换姓名。河边一所典型的皮拉罕房子

我知道了在场其他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卡巴西、阿侯比西、欧吉艾、白提吉、艾凯拜和艾艾。妇女们不参与谈话，只是站在屋外，不停地朝里看。当我对着她们说话时，她们也只是痴痴地笑着。我在纸上记录了一些皮拉罕短语，诸如“我的铅笔掉了”“我在纸上写字”“我站起来”“我的名字叫欧吉艾”之类的句子。

接着唐把船发动起来，所有男子立即跑出了屋外。他们都想坐着唐的船，在河里兜上几圈。忽然之间人去楼空，我抬头四处张望，发现村子里几乎没有中心地带。小屋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处，它们隐没在丛林中，只有狭窄的小路连通彼此。此时已是午后，天气炎热而潮湿。村子里鸡犬之声相闻，我听见婴孩啼哭，看到皮拉罕人的家里飘出炊烟。

既来之，则安之。我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并尽可能仔细地收集语言资料。每当我问一个皮拉罕人，我可否将会话“记录在纸上”，以便研究时，尽管他们都很乐意，但也总会告诉我，我应该跟另一个皮拉罕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他们会说：“Kóhoibiíihíai hi obáaxáí.Kapiiga kaagakaáíbaaí.”我慢慢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科贺比伊伊艾（Kóhoibiíihíai）能教我说皮拉罕语。于是，我向传教机构里的同事打听，他们是否认识这个人。“是的，巴西人叫他伯纳尔多（Bernardo）。”“为什么叫他伯纳尔多？”我问道。“巴西人不会皮拉罕语，所以他们给皮拉罕人取葡萄牙语名字。”“我想，皮拉罕人之所以给外国人取名，恐怕也是同样的原因。”他继续说。

所以，我一整天都在等科贺比伊伊艾打猎归来。太阳快落山时，皮拉罕人指着河流下游的远处大声喊叫。在夕阳的余晖中，我依稀看到一名舵手，他驾着独木舟，朝村子的方向缓缓驶来。为了避开麦茨河强大的水流，他紧靠着河岸前进。村里的皮拉罕人都朝着船上的男子大喊，他也一直大声地回应。大伙儿开心地笑着，只有我不知为何，一头雾水。等独木舟停在岸边，我才明白了他们如此兴奋的原因：船上有一堆鱼、两只死了的猴子和一只很大的凤冠鸟。

我顺着泥泞的河畔朝独木舟走去，试着用刚刚学到的短语跟这位猎人打招呼：“Tii kasaagá Xoogiái（我叫欧吉艾）。” “科贺（Kóhoi）”，他抬起头看着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面无表情地哼了一声。许多皮拉罕人都呈现出亚洲人的特征（比如， 卡布基看上去就像柬埔寨人），但科贺看上去却更像是一个非洲人。科贺头发微卷，皮肤呈浅黑色，下巴方正，留着胡须，坚毅的眼神透露出他的自信和掌控力。他身着橙黄色裤子，没穿鞋子和上衣，貌似漫不经心地躺在独木舟里。然而，绷紧的肌肉却表明他高度警觉，正迅速地打量着我。尽管他不比村子里的其他人高大，但实际上，他要更强壮一些。此时皮拉罕人欢呼着跑到他面前领取食物，他一边分发，一边划分每个人应得的部分。

第二天上午，我和科贺一起在史蒂夫的大房子里工作。下午我在村子里四处走了走，向皮拉罕人询问了一些他们语言的问题。我和皮拉罕人之间没有可以有效交流的共通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按照标准语言学的方法采集数据：拿一个物品询问当地语言的发音，并且不管正确与否，都把发音记录下来。然后，立即找其他人来验证。

皮拉罕语的一个特点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即该语言中没有用于维护社会或人际关系的句子或词语，语言学家称之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语言。皮拉罕语中没有用于认识他人或与他人寒暄的语句，也没有像“你好”“再见”“你好吗？”“对不起”“没关系”“谢谢你”之类的，表达善意、相互尊重但同时又不透露太多信息的表述。在皮拉罕文化中，他们不需要这种沟通方式。总的来说，皮拉罕语的句子都是直截了当的表意语，用于寻求、发布信息或命令。多年以来，我已慢慢习惯了这一现象，有时甚至忘记了这对我们而言是多么新奇。每当有人与我一同拜访皮拉罕地区时，他们总会问我，怎么用皮拉罕语寒暄。当我告诉他们，皮拉罕语中没有这类表达方式时，他们都惊诧地望着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皮拉罕人来到村子里，他们会说：“我到了。”但多数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说。要是你给某人一件东西，他们偶尔会说“好”或者“这可以”。但他们这样的表达更多是指“事情达成”，而不是“谢谢”。他们一般会通过回赠礼物或者一些善意的举动（比如帮你搬运东西）来表达感谢。同样，要是有人做了冒犯或伤害别人的事，他们也不会说对不起，顶多会说“我不好”，或类似的话。但实际上，这样的话他们也很少说。他们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表达感谢或歉意。其实即便在西方社会，寒暄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我在学葡萄牙语时，就有巴西人对我说：“美国人的‘谢谢’太多了。”一整天的语言学习后，第二天下午，我给自己泡了一杯浓浓的在速溶黑咖啡，坐在陡峭的河岸边凝视麦茨河。唐和几个皮拉罕人开船钓鱼去了，村子里变得更加宁静。那时大约下午5点45分，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阳光渐渐变成橘黄色，在褐色的天空和翠绿色丛林的映衬下，河水的暗影显得格外美妙动人。我悠闲地坐在岸边，一边啜饮咖啡，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忽然，两只灰色的小海豚从河里一跃而出。我被这一景象惊呆了，淡水中竟然有海豚！就在它们现身的刹那间，两艘皮拉罕人的独木舟也从河湾处迅速冲出，船上的人倾尽全力划桨，试图追上它们。这是一场追逐的游戏。

海豚显然也乐在其中。它们总是时不时地浮出河面，在恰到好处的地方躲开独木舟的追击。就这样，这场游戏持续了近半个小时，直至夜色降临才落下帷幕。独木舟和岸上（这时已经有许多人聚集在这里）的人都大笑不已，而当他们停止追逐时，海豚也消失在无尽的河流里。（我一生中曾多次目睹类似的较量，我从未见过它们被“抓到”。）

我意识到自己身处于亚马孙流域，这是一个奇妙的自然世界。能够生活在皮拉罕人的魔幻世界里，是大自然给我的恩赐，我倍感荣幸。我刚来这里两天，就已经有了许多新奇的经历：听到了犀鸟的尖叫和金刚鹦鹉刺耳的哭泣，闻到了从未见过的植物所散发的香气。下来在皮拉罕地区的日子里，我一边学习皮拉罕语，一边观察接他们的生活日常。皮拉罕人的一天通常在早上5点就开始了。不过他们的夜间睡眠很少，这是新的一天，还是一天从不结束呢？我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更为确切。作为一名外来者，我总是被小屋里的女性闲聊声吵醒。她们总是大声地谈论当天要做的事情，没有特定要跟谁说话。这个女人会说谁和谁将要出去打猎或钓鱼，然后盘算她想要得到怎样的猎物；那个女人则会在自己家里大声喊出她们想要煮的食物。

打鱼是男性最常见的活动。他们大都在天亮之前出发，划船几小时到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钓鱼地点去。如果打鱼需要持续一整天，他们还可能会带上家人。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单独前往或与一两个朋友结伴而行。要是河水干涸形成了一个池塘，很多人都会聚集在那里，因为那里肯定有大量无法逃脱的鱼。皮拉罕人主要用弓箭打鱼，也会使用通过交易获得的渔线和饵钩。他们通常黎明时出发，在划船的欢笑声中开始一天的征程。不过，他们至少会留一个男人在村子里看守家园。

男人出去后，妇女和儿童也会陆续离家，去丛林里割草或者拔木薯（又称树薯，是一种块茎类植物）。这项工作辛苦耗时，需要持久的耐力。但和他们的丈夫一样，妇女们也在丛林里说说笑笑地干活。她们通常会在下午早些时候回家。在男人返回之前，她们就会拾掇好柴火，以备烹饪丈夫捕捞回来的猎物。天之后，我的访问就匆匆结束了。1977年12月，巴西政府命令：几所有传教人员离开印第安保留地。我们不得不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尽管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无论如何，我已不枉此行。我近距离地接触了皮拉罕人，切身感受了他们的语言。在那最初的日子里，我还学会了一点点皮拉罕语。

由于是被迫离开，所以我担心自己无法再回到皮拉罕地区。SIL也同样忧心，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试图帮我绕开政府的禁令。他们向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以下简称UNICAMP）发出申请，让我成了一名该校的语言学研究生。SIL希望能通过UNICAMP获得政府授权，允许我长期逗留在皮拉罕地区。尽管我向UNICAMP发出申请是为了获得授权，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研究氛围。

如SIL所希望，我在UNICAMP的工作得到了回报。巴西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Brazilian National Indian Foundation，简称FUNAI）的主席伊思玛斯·德·阿劳霍·奥利韦拉（Ismarth de Araujo Oliveira）将军允许我携带家人返回皮拉罕地区，进行6个月的数据搜集以完成我的硕士论文。那一年的12月，我带着妻子凯伦、7岁的大女儿莎伦、4岁的小女儿克里斯以及年仅一岁的儿子卡莱布，从圣保罗乘公共汽车前往波多韦柳港，开启了我们一家人的皮拉罕村之旅。3天后，我们抵达波多韦柳港，驻扎在这里的SIL的传教士可以帮助我们前往皮拉罕村。我们在波多韦柳港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为即将到来的探险做心理层面的准备。

对一个西方家庭而言，到亚马孙流域生活并非易事。实际上，在前往皮拉罕村之前，提前好几个星期，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传教士们在波多韦柳港帮我们订购了不少物资，以备不时之需。我和凯伦必须把能想到的，丛林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东西都买好。东西很多，事无巨细，从洗衣皂到生日礼物、圣诞礼物等，不一而足。从1977—2006年，我多次往返皮拉罕村，在此期间，我们满足自身医疗需求的同时，也需要为当地人提供医疗上的帮助。购买药物所费不赀，购物清单上的药物有阿司匹林、抗蛇毒素，以及乙胺嘧啶、氯奎宁、奎宁一类的抗疟疾药。傍水而居的皮拉罕人

我们还要给孩子准备教科书和学习用品，以便他们可以在村庄里自学。每次我们回到波多韦柳港的驻地，孩子们都要参加由SIL主办的考试，考试结果受到加州政府的认可。学习材料和一大堆生活用品打包在一起，这些东西包括：一整套百科全书和字典，好几百升的汽油、煤油、丙烷，靠丙烷保温的冰箱，罐头肉、奶粉、面粉、大米、豆类、卫生纸，以及用于和皮拉罕人交换的物品等。

买好物资之后，为了给孩子们的到来做好准备，我和传教士迪克·尼德（Dick Need）决定提前去皮拉罕村收拾房屋。从早上6点开始，我和迪克每天都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带上的食物很少，因为必须带的工具太重太多了，飞机无法负荷。我们几乎完全依靠坚果为生（也许我们可以找皮拉罕人要一些鱼肉，但由于我们还不熟悉当地文化，不确定这样做是否会太过唐突。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吃皮拉罕人主动送给我们的巴西坚果）。我们修理了房子的屋顶和地板，建了一个新的橱柜。在几个皮拉罕人的帮助下，我们还清理了机场跑道，以便迎接飞机的到来。我了解自己的孩子，对他们而言，房子的第一印象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他们愿不愿意留下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感到十分内疚。我向他们要求得太多了。因为我的缘故，他们不得不离开熟悉的朋友和城市生活，在陌生的语言环境和丛林中，与皮拉罕人生活数月。

家人将要到达的那一天，我天不亮就起床了。在黎明的曙光中，我走到机场，检查跑道上是否有由水位下降而引起的凹陷。我还仔细排查了跑道，确保没有皮拉罕人无意间掉落的大块木材。我很兴奋，因为我在皮拉罕村的使命即将开始。但如果没有家人做坚强的后盾，恐怕我无法坚持下来。我们需要互相支持，这也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即将来到的这个世界，没有电力供应，没有医生，也没有西方世界里的娱乐生活，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仿佛是时光倒流，回到了远古时代。这对孩子们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我相信他们能处理得很好。我知道凯伦能够对这样的生活应对自如，她经验丰富，孩子们也能从她的一言一行中获得信心和力量。凯伦在一个叫萨德乐玛（Sateré-Mawé）的印第安部落长大，从8岁起就在亚马孙流域生活。她喜欢这样的生活，在这里传教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很多时候，我也从她那掌握一切的信心中获得了力量。她是我见过的最坚毅称职的传教士。

在飞机降落的5分钟前，皮拉罕人开始大喊着朝机场跑去。两三分钟后，我感受到了这份躁动，也兴奋地跑了出去，迎接来到这片丛林的家人。飞机降落后，凯伦和孩子们热情地朝大家挥手。飞行员打开了舱门，我走过去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凯伦走下飞机，开心地笑着，并试图与皮拉罕人交流。莎伦、小狗“眼镜”、妹妹克里斯和弟弟卡莱布也一起从舱门里走了出来。孩子们虽然有些不知所措，但看到我后还是很高兴。他们也向皮拉罕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等飞行员准备返回波多韦柳港时，迪克一边登机一边说：“丹尼尔，今晚我就可以在波多韦柳港享用美味多汁的牛排了，我会想你的。”

在皮拉罕人的帮助下，我们把所有物资都搬到了房子里。短暂休息后，在我的带领下，凯伦和孩子把家的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房子还需要好好收拾一下，几天后，我们就能在此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了。

我们把物资包打开，开始布置房子。凯伦做了蚊帐、可以遮盖菜肴的桌布、衣服和其他物品。她负责照顾我们的家庭，让孩子们在家里接受教育；我则全身心地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去。想要把美国基督徒文化带到皮拉罕村，我们一家还要做许多的功课。

我们所有人，甚至凯伦在内，都没有想过即将面临的会是怎样的新生活。第一个夜晚，我们全家人在煤气灯下共进晚餐。漆黑的客厅中，我看到莎伦的小狗“眼镜”正在追逐一个跳来跳去的物体。那东西正朝我跳了过来，我停止了进食，想看清楚是什么东西。突然，那黑乎乎的东西跳到了我的膝盖上。我拿起手电筒，一看，是一只灰黑色相间的狼蛛，直径至少有20厘米。但我有备而来，并不害怕。因为担心这里有蛇虫鼠蚁，所以我一直带着一根硬木棍子。我没有用手拍狼蛛，而是迅速站起来，借助腰部的力量用力一甩，把狼蛛扔到了地上。这下，我的家人都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和这个毛茸茸的家伙。我一把抓过木棍，朝它猛地一击。前屋里的皮拉罕人一直看着这一幕，我打死狼蛛后，他们问我那是什么。

我说：“Xóooí（狼蛛）。”“我们不杀蜘蛛，”他们说，“它们吃蟑螂，而且不伤人。”

一段时间后，我们才慢慢适应了类似的文化差异。当时我们觉得，承蒙上帝的庇佑，我们才得以幸存。而这类经历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皮拉罕小孩子然我是一个传教士，但我的首要任务是语言学研究。首先，我虽要弄清楚皮拉罕语的语法，记录研究成果，然后再把《圣经》翻译成皮拉罕语。

很快我就发现，语言研究不仅仅需要才智，更要全身心投入其中。它要求研究者沉浸于敏感且不太愉快的外国环境，这个环境我们并不熟悉，一般人恐怕难以应对。对于一个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来说，因其长期生活在一个新文化中，他的身体、思想、情感，特别是自我意识都会变得非常紧张，而且文化的差异越大，这种紧张感就会越强。

我们来思考一下田野调查人员面临的困境：在一个新环境中，你可能空有一身本领而无法施展。你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与你原先习以为常的，地球上其他生命所持的观念不同，甚至截然相悖。这就像电视剧《迷离时空》（The Twilight Zone）中的桥段，你无法理解周边发生的事，它们猝不及防，完全超出认知之外。

我满怀信心地开始实地调查研究工作。我受到的语言学训练，足以让我顺利完成最基本的田野调查，比如收集、储存数据，并进行资料分析。

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打至少250升的生活用水，为家人准备早餐。8点钟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搜集资料的工作了。我遵循几项不同的野外工作指南，还为自己制订了语言学习计划。回到村子的头两天，我画了一张村落房屋分布的草图，并标注了房主的姓名。图纸粗糙却卓有帮助。我想知道他们怎样生活，对他们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孩子与大人的活动有何不同，他们都聊些什么，他们现有的行为模式是怎么形成的，他们怎样打发时间。我也下决心要学会他们的语言。

我努力每天记住至少10个单词或短语，并研究不同的“语言学领域”（即对身体部位、健康术语、鸟类名称之类的单词进行归类）和语法结构（包括主动与被动、过去式与现在时、陈述句与疑问句等）。我把所有新单词都填入7厘米宽、12厘米长的索引卡上。除了按照发音把每个新单词抄写到卡上之外，我也会记录听到这个单词时的语境，并猜测它最有可能的意义。我在每张卡片的左上角都打了洞，这样就可以用圆环把10～20张卡片穿在一起，再通过这个环，将卡片系在我的裤子上。我会经常运用卡片上的单词，以对话的方式测试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我不想让皮拉罕人不断嘲笑我的发音和语法错误，这会拖慢我的进度。我深知语言学的首要目标是：找出皮拉罕人说话时，哪些发音是他们能理解，并有实际意义的。语言学家称这些发音为“语言的音位”，它们是设计书写系统的基础。

在一次与皮拉罕人进行丛林探险时，我实现了语言学习上的首次突破，明白了皮拉罕人如何看待他人与自身的关系。我指着一根树枝问道：“这叫什么？”

他们说：“Xií xáowí.”

然后,我特意指着树枝笔直的部分，重复道：“Xií xáowí.”“不，”他们不约而同地笑了，指着树枝间的连接处说，“这才是xií xáowí。”他们看着我指的那部分继续说道：“那个，叫xii kositii。”

xii指的是“树木”，所以我推测：xáowí的意思是“弯曲的”；kositii的意思是“笔直的”。不过，我还得验证我的猜测。

那天傍晚，回家的路上有一段笔直的长道。我知道xagí是“路径”的意思，所以我用手指着路，试着说：“Xagí kositii.”“Xaió（对）!”周围人立即回应道，“Xagí kositíi xaagá.（这条路是直的。）”

当小路向右拐弯时，我又试着说：“Xagí xáowí.”“Xaió!”他们一起高声回答，咧着嘴笑着说道， “Soxóá xapaitíisí xobáaxáí.（你已经精通皮拉罕语了。）”

然后他们又补充说：“Xagí xaa-gaia píaii.”后来我了解到，这句话的意思是：“路也是弯曲的。”

这个办法很棒。才短短几步路，我就学会了“笔直”和“弯曲”这两个单词。我一边走路，一边记下皮拉罕人教给我的单词：Híaitíihí（皮拉罕人）、xapaitíisí（皮拉罕语）、xaoai（外国人）和xapai gapai（外语）等。那时，我已经掌握许多描述身体部位的单词，Xapaitíisí（笔直的头）由单词xapai（头）和tii（笔直的），再加上后缀si组合而成；Híaitíihí（他是笔直的）由单词hi（他）、ai（是）、tii（笔直的），再加上后缀词hi组合而成；“外国人”是“分叉”的意思，就像“树枝中的分叉”一样；而“外国语言”则是“弯曲的头”。

虽然我进步神速，但还有更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去发现。

一开始的成功令人愉悦，但在短短几天的工作中，根本看不出皮拉罕语难以学习和分析。皮拉罕语最困难的部分并非在于语言本身，而是语言学习中需要面对的“单语”环境。“单语”的语言学场景非常罕见，意味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没有共通的第三方语言。我在皮拉罕地区一开始便面对这种现实条件，当地人只说皮拉罕语，不会讲葡萄牙语、英语或者其他任何别的语言（除了少数有限的短语）。我进退两难：在学会他们的语言之前，我必须先研究它。我不能奢求别人帮我将皮拉罕语翻译成其他的语言，或是让一个皮拉罕人用别的语言给我解释。在我到达皮拉罕村前，绝大部分“单语”实地研究的方法还只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务虚阶段。即便条件令人痛苦，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是研发出了一些办法。

然而，研究工作依然不易。一个典型的事例：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慢慢学会用皮拉罕语表达“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我指着河流上游，一个站在独木舟上的男子。“Xigihí hi piiboóxio xaaboópai.(上游的男人来了。）”“这么说对吗？Xigihí hi piiboóxio xaaboópai？”“Xaió. Xigihí piiboó xaaboópaitahásibiga.（对，上游的男人过来了。）”“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它们是一样的。”

显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两句话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由于我独自学习皮拉罕语，便也无从得知二者的区别。直到我学会了皮拉罕语才明白，第一句话的意思是：“男子从上游过来了”；第二句话的意思则是：“我看到一个事实，一个男子从上游过来了”。正是这种细微的差别，使语言学习变得异常困难。

之前我已经提到过，皮拉罕语是有声调的，这是学习皮拉罕语的又一个难点：你必须弄清每个元音的音调高低。除了欧洲人的语言，世界上的许多语言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语是没有音调的。我决定用重音符号来表示元音中的高音，而在低音上不做任何标记。我用“我”“粪便”这一对单词来做一个简单的阐释：Tií（我）中的第一个i是低音，而最后一个i是高音，也可以

写成“tiI”。Tíi（粪便）中第一个i是高音，而第二个i是低音，也可以写

成“tIi”。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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