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套装共1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学勤、 郭志坤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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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套装共12册)试读：

中华文明的开端：夏

版权信息

序一

序二

导语

01 五帝时代和先夏史

万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步

延绵千年的五帝时代

龙山文化和“龙”文化

作为“百里之诸侯”的先夏族

先夏史是五帝时代的文化亮点

02 早中期的治水英雄鲧

旷日持久的洪水大泛滥

鲧的治水业绩

鲧的个性及悲剧结局

03 大禹：‘三代’第一王

“三过家门而不入”

治水十三年功成

“唯禹之功为大”

成为“三代”第一王

04 禹定九州和铸九鼎

天下九州的划分

禹贡制度

禹铸“九鼎”和王权建设

禹，一个新历史时期的领军人物

05 夏王朝的建立

禅让和禅让制度的衰微

传子制度的确立

夏启艰难的建国历程

“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06 夏王朝的兴盛

太康失国和“五子之歌”

后羿代夏

少康流亡中的砥砺

“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

07 夏王朝的衰亡

孔甲“乱夏”

“武伤百姓”的夏桀

商汤代夏

08 夏王朝的权威

“王”字内涵的变迁

王城——夏王朝权威的旗帜

“夏后氏官百”

宽严相济的夏代法制

09 夏朝划时代的文明进步

新时代和新文明

历法时代

青铜时代

玉石时代

10 为礼仪之邦奠基的夏礼

夏礼和中华传统礼仪

“始诸饮食”的夏礼

夏礼的基石：孝礼

“以天下养”的养老思想

“慎终追远不忘祖”

11 夏代民生掠影

养民“九功”

“邑”和“邑人”

邑人的食谱

尚黑右衽的夏装

“开道”与“筑梁”

12 典籍中的夏代

《诗》《书》等典籍中的夏代

先秦诸子对夏代的追记

司马迁的考察报告《夏本纪》

13 二里头遗址昭示的夏代文明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分布地区

二里头文化昭示的夏代文明

附录

附录一 夏大事记

附录二 夏代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结束语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李学勤2014年8月17日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回忆起吴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这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编纂。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于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于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佐证历史。“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部“丛书”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于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有的还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教师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易懂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把握中心。细讲中注重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选择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对本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郭志坤2014年8月19日导语

中国考古学会前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有这样一段经典式的表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认为，这一表述是明确的，也是准确的，它粗线条勾勒出了文化中国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

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矢志于“通古今之变”，开创了具有“实录精神”的中华史学传统。嗣后的两千余年间，史著汗牛充栋，记述着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然而也难。有文字记载的殷商以来三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还较易梳理，而对更前面的夏代以及先夏期的历史，则长期浮游在是真实的信史、还是飘渺的传说之间，难以让人定夺。就拿夏代来说吧，大圣人孔夫子一面说“夏礼吾能言之”，一面又慨叹于“文献不足征也”。说白了，单凭现存的那些被太史公称为“不雅驯”的文献资料，要想叩开早已逝去的上古文明的大门，简直是不可能的。

然而，希望还是有的。一种文明一旦产生，即使再久远，它也会在后人的记忆库中留下某种若隐若现的印记，这就是神话、传说故事的由来。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思想，不能离开神话传说。”更为重要的是，“昨天”和“前天”的文明，虽说它会由于某种难以解读的缘由而会在地平线上消逝，但它往往会在大地的深层留下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旦人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去除掉厚厚的历史尘埃，就能撩开历史的神秘面纱。近百年来的地下考古发现，包括近年来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让沉睡在地底下数千年的先人“起死回生”，重新站立到历史的前台来诉说当年的史事。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让原先迷惘混沌的夏代文明史，陡然清晰起来了。

偃师二里头一带，是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故事中多次提到的夏民居住和繁衍的地方。当这里出土的属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六世纪的耒、耜、凿、锛、锥、钻等“先进”农业工具放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还会怀疑一个进入农耕社会期的夏代的存在。当这里出土的铜片和铜鼎、铜爵、铜觚、铜斝、铜盉、铜铃、铜泡和其他铜饰品，以及使用了合范法浇铸的铜范等物放在人们的面前时，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对“禹铸九鼎”的传说产生怀疑。当总面积有一万余平方米的被世人誉为“华夏第一都”的大型宫殿基址被发掘出来后，也很少有人还会对夏代文明的领跑地位提出质疑。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不只给夏代是否存在的争议打上一个大大的历史休止符号，同时使更多的人们对夏王朝之前的先夏文明，对五帝时期的历史，对更古远的六千年、七千年，甚至一万年前的文明起步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

本书作者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建立了华夏王朝，实现了“天下一统”。这个王朝绵延了四百多年，它影响了中国整部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这个王朝虽说早已成为历史，可直到当今，世界各国还是称中国人为“华夏人”，简称“华人”。

孔颖达在为《左传·定公十年》作疏时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这是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对“夏”与“华”的最为经典的解读。“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孔颖达说的“礼仪之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个“礼仪之邦”的“大”起于何时呢？很明确，就起于夏代。无怪乎在二里头发掘中有那么多的礼器了。以鼎和爵为代表的精美礼器，实际上在向我们说明：夏代是开创了礼仪之邦先河的了不起的时代，中国和世界记住这个王朝的缘由也在于此吧！二里头“华夏第一王都”碑

实际上，孔圣人早已点明了中华礼仪之邦是发轫于夏代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说的“因”，就是继承。孔子是在说：殷朝的礼仪是从夏朝那里继承来的，周朝的礼仪是从殷朝那里继承来的，有这样一种继承关系，“百世”以后的中华礼仪也是可想而知的。从孔子到当今，差不多“百世”（中国传统称三十年为一世，百世为三千年）了，可我们不少的中华人，甚至史学工作者，还不知“礼仪之邦”的“根”在哪里呢！“礼”之发轫于夏代，以宏阔的视野观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万“邦”（原始氏族公社）林立到整合万邦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阶级社会，夏“国”亟需有一套制度、手段、象征来凝聚邦国，如此，结合当时风俗习惯而对人的行为做出规范的“礼”便不能不呼之欲出了。

研究夏史有许多事要做，但我们以为追寻“夏礼”的来龙去脉，剖析“夏礼”的实质内涵，指出“夏礼”在整个礼仪之邦建设中的杰出贡献，应该是一个中心议题。夏礼不是简单的条条框框，而是深刻具体地作用于国家的建设，作用于人的品格养成的具体行为。因此，它渗透于农耕农事，渗透于住宅和宫廷建筑，渗透于慎终追远的祭祀，渗透于新兴的传子制度，也渗透于人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这些都是要求我们花大力气去加以研究的。我们这部《夏史》要表达的新意也在于此吧！01　五帝时代和先夏史万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步

一万年，对人类，尤其对已经在神州大地生息、繁衍了几百万年的中华人来说，是一个吉祥如意的数字。

万年陶、万年居、万年稻、万年猪、万年货、万年祭……这些与“万年”相关联的厚重的名词，都在告诉世人：在地球的东方，早在一万年前，中华人就迈开了向文明进发的第一步。

万年陶。被称为“华夏第一陶”的陶罐（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江西省有个万年县，万年县有个大源镇，大源镇郊外的一座小山巅上有个宽敞而深邃的仙人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学家进入了神秘的仙人洞，在洞中采集到了两百余块古朴的陶器残片。经碳14测定，不得了，这是一万年前我们祖先制作出来的陶器的残片。专家们将其命名为“华夏第一陶”。之后，考古学家又在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江苏溧水县神仙洞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广西南宁豹子头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同样古老的陶器残片。

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创造发明，出现在华夏大地那么广袤的幅员里，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一万年前，世代居处生息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华人，取一方净土，制作出了中国——不，也许是世界上的第一件陶器。中国被世人称为“陶瓷王国”，现在看来其起点就在大约一万年前。

万年陶，这是人类第一件真正称得上是创造的大事。历史因这一创造而显得分外的精彩。正如恩格斯所说，“陶”的发明，使先民一[1]下脱离了稚嫩的蒙昧时期，进入了野蛮时代。陶品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语”和人类的“通用语”。万年陶让世界认识了中华，同时又让中华走向了世界。

万年居。

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而猿是居住在树上的，最初的人类也是居住在树上的。中华神话和古典文献中说的“有巢氏”，实际上是对人类婴儿期生活的依稀追忆。后来，地球上的气候条件发生了剧变，大批森林消失，于是，人类走向陆地，在严酷的自然和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下，不得已住进了洞穴。

以洞穴为家，人类一住就是几百万年，占据了整部人类居住史的99.99%。

然而，洞穴绝非人类永远的洞天福地，洞穴的阴冷、潮湿，极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考古资料表明，穴居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岁左右，不少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

洞穴绝不是久居之地，走出洞穴、走向大地是早晚的事。

大约在一万年之前，中华人终于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出现了长期定居的村落。在河北省邯郸市的磁山遗址中，发现了距今八九千年的“半地穴”建筑。先民们在地面比较坚实的地方挖上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坑，将地面夯实，再铺上点小石子，四壁用火烧烤，使之“陶”化，然后在坑上的地面盖上屋面。如此低矮的半地面半洞穴建筑可是人类的一大创造啊，它既可防止风雨的侵袭，又可享受阳光。万年居让华夏人享受到了更多的光明，也让人类开阔了视野。

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一幢幢民居开始升起在华夏大地的地平线上。从半坡遗址（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姜寨遗址（今陕西省临潼县城北），人们可以约略看到当年地面建筑的英姿。房间的面积扩大了，从十多平方米到二十多平方米不等。在建筑上有“基”有“础”，有“门”有“窗”，有“框”有“架”，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动足了脑筋。再后来，有了“高干栏式”建筑，有了“榫”和“卯”的发明。

从寄居于天然的洞穴，到用双手营建起房舍，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的文明进步啊！

万年稻。“民以食为天”。从自然的植物采集，到食用植物的人工培植，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万年稻”的发现，证明华夏人早在一万年前就迈开了走向农耕社会的第一步。

大约在陶器发明的同时或者略晚一点，原始农业就萌生了。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万年稻是在浙江上山遗址的一只“陶料”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料”是一种计量单位，又是一种计量的容器。将稻粒放置在“料”中，本身就说明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人工培植的水稻有了一定的规模，不然何必用“料”来料一料呢？新石器时代猪纹黑陶方钵（河姆渡遗址出土，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继“万年稻”之后，又发现了八千年前的“八十垱古稻”。“八十垱遗址”位于湖南澧县梦溪乡，与出产“万年稻”的浙江上山相隔万水千山，说不上有何传承关系。它们都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在并不太大的“八十垱遗址”范围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约一万粒大小不一的稻粒，说明当地的种稻业已有了不小的发展。

差不多与南方的“八十垱古稻”同时，北方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发现了最早的粟种植的痕迹。在那里共发现了四百七十六个灰坑和窖穴，其中八十八个盛有炭化的粟粒。这些灰坑和窖穴可以看做是“磁山人”的粮仓，更多的粟米应当是被他们食用掉了。八十八个“粮仓”中推测可存粟米五万斤，如果这个村落有三百口人（那已是不小的村落了）的话，那么村民平均年剩余粮食当在一百六十斤上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万年猪。

猪为六畜之首，它是人类最早驯养和食用的动物。在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随葬猪，“万年猪”之称由是而来。在这一遗址中，整体随葬的猪有六十七头之多，可以想见在当时当地养猪业是何等发达。

很有趣，汉字中的“家”，写成“宀”下加一头“豕”。“宀”是房屋的象形，“豕”就是猪。这说明，在很古的时候，中华人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生活观念：只有家里养头猪，家才真正的像个“家”。这也说明了，“猪”这个家畜中的龙头老大，对中华人的发展是何等重要。

万年货。“货”者，商品也，财物也。中国人把财物称作“东西”，这是很有意思的。把东边的物品运往西边，用西边的物品去换取东边的物品，这就是“东西”观念形成的初始。“万年货”的存在说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早在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懂得货物流通的重要性了。

大约在一万年前，闽南人就走向了台湾，理所当然的，台湾人也走向了闽南。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猪龙

祖国宝岛台湾有个台东县，台东县有个长滨乡，长滨乡海边有个八仙洞。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洞穴中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工具以后，专家们认定，这是台湾地区最早的文化，定名为“长滨文化”。原来在一万年前，台湾是个荒无人烟的处所，这时一群闽南人冒着风险渡海来到了这里，带来了人烟，带来了货物，当然也带来了象征文明进步的石器。

在台湾海峡的南部，有一道横贯东西的浅海带。在漫长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中，海水有涨有落，在落水的岁月中，浅海带曾数度露出海面，成为陆桥。这座陆桥起于福建东山，因此称为“东山陆桥”。勇敢无畏的闽南人就是踏着“东山陆桥”来到“八仙洞”的。他们带去的是先进的文化，带回的是亚洲象、犀牛、熊、野猪、水牛等物种。

在中国新疆、西藏、内蒙，一直延伸到东北边陲，大约有数千公里的一条文化带中，留存了大量有着新石器工艺的游牧人遗址。这些游牧人早在一万年前就沿着一条有点有线的古道进行“货”的交换了。人们能在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新疆和田玉，证明了“货”的观念已经注入了我们边远地区远古祖先的头脑。

万年祭。

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指的是认真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指的是虔诚地祭奠列祖列宗。曾子说的当然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情状，而指的是一种传统，一种起自一万年前的传统。“慎终”的前提是对谁是自己的父母要有明确的认知，“追远”的基础是对家族系统要有明晰的认同。到一万年前，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舞蹈纹彩陶盆（青海西宁宗日遗址出土）。盆内壁有十五人携手并肩翩翩起舞。由此可以想见先夏时先民的娱乐生活。

考古学资料告诉人们，人类产生死亡意识，开始对死者进行埋葬，大约已有十万年的历史。那时已有了葬仪，要为死者穿上衣服，佩戴珠子、兽牙、鱼骨之类的装饰品，有的还会献上一束鲜花。到了一万年前，葬祭才有了一套制度。沧源崖画“古不墓祭”。这里说的“古”就是指一万年前。那时的人相信灵魂的存在。死就意味着灵魂出窍。墓葬只意味着“入土为安”，而死者的灵魂早已飞向西方世界去了。因此，祭祀是对灵魂的召唤，于是就有了“招魂”、“招神”的种种仪式的产生。在祭祀时，还“杀牲献祭”，让亡者得到充分的“享受”。

大约距今八千年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明显留存有人类早期祭祀活动的痕迹。在遗址405号房子以西，有一座相当别致的小型建筑，这所房子的地面和墙壁都抹有一层相当厚的灰浆，显得非常圣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内火塘后面的地面上，画有一幅颇大的祭祀画。祭祀开始时，先要在房子正中的火塘里燃起熊熊烈火。火塘里的火苗跳跃着，似乎在召唤着亡魂的回归。想象中的亡魂在祭台上入座后，就由最亲密的亲人或氏族中最有权威的人献上祭品。奉上祭品后，就由氏族中的职业祭师围着火塘跳舞，这种舞蹈一直要跳到祭祀结束。舞蹈不仅是生活的娱乐，也成了祭祀的仪式。据测定，沧源崖画产生于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崖画中一些化装舞蹈人形（如头插羽毛者、身披羽毛者）祈求丰产，不仅指生产的发展，也包括自身的繁殖。这些画面，就是当时宗教活动的实况。“开弓没有回头箭”。文明是只有起步没有终点的一种长途跋涉。从大约一万年前的文明起步期，到五千年前的早期文明期（“五帝时代”），其间有五千年的时间。这五千年间，我们的祖先一直没有停止过向文明迈进的步伐。从简陋的“万年陶”发展到了精美的彩陶、黑陶；从半地穴的“万年居”发展到了有大至可居四五百人的大村落；从籼粳不分的“万年稻”，发展到了“南稻北粟”格局的形成，然后再进一步冲破“南稻北粟”的格局，形成稻粟南北交叉种植的新格局，“五谷丰登”，谷物的品种也大大增多了；从野性尚未全脱的“万年猪”，发展到“六畜兴旺”；从为数不太多的“万年货”，发展到盛极一时的“海贝之路”，有人将产于台湾地区的环纹货贝不远万里带到了西部的玉门关外；从粗犷的“万年祭”，发展成为有祭台、有祭仪的祭奠模式，这直接为后来的“夏礼”奠下了基石。

文明的起步，是与中华人的伟大的创造精神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历史总是加速度前行的，愈到后来发展愈迅猛。在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前的短短五千年间，中华先人发明了陶器，培植了“五谷”，驯养了“六畜”，建造了房舍，创制了祭礼，这些成就大大超越了过去人类三百万年取得的成就。

当中华人站立到距今五千年的新的起跑线上，迎来令人向往、又略带神秘色彩的“五帝时代”时，历史又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来呢？延绵千年的五帝时代

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前文所述中华文明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起步，那是属于文明的探路阶段。这探路阶段是漫长的，可以说这一“探”就是五千来年。这五千年的特色表现在：一是出现了许多属于文明范畴的新要素。如陶的发明和制陶业的发展，原始村落的形成和定居生活的实现，原始农业的萌生和神农氏时代的到来，人们从聚族而居到城市雏形的应运而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出现，等等。这些崭新的要素，为中国社会正式跨进文明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二是中华文明散漫的、多元化的并进状态。过去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后来扩展为黄河长江的“两河文明”，现在看来，那都是不确切的。考古发掘告诉人们，中华文明是多源的，不是单源的。从距今一万年到距今五千年的漫长跋涉中，从长城内外到岭南边陲，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从四川盆地到蒙古草原，我们的祖先都“各自为政”地在追寻着走向文明之路。许多地方的文明先进程度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三是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按照《史记》的说法，黄帝时代已“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的观念也渐次形成了。黄帝像

我们说的“五帝时代”，是通过战争和社会治理手段打通地域隔阂的时代，是树立时代“英雄”以掌控全局的时代，是以新的“天下”观开阔世人眼界的时代。[2]

有学者把“五帝时代”定义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那也是可以的。前面一万年到五千年是起步，是探路。到了五帝这个“英雄时代”，尤其是黄帝时代，“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既然是“人文始祖”，说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五帝”指的是哪五帝？历来说法就很不一致。有的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有的说是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有的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少皞、太皞，还有说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的，在《庄子》一书中，上古时代的古帝一下举了十多个呢！这些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其实，“五帝”并不是一种实指，只要记住那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公有制的氏族社会走向私有制的阶级社会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时代符号就可以了。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已看出“五帝”不一定就是确切地指具体的五个称帝的人，而是由五个时间段叠加成的一个时代的符号。荀子在《非相篇》中就说过，表面看来好像五帝那个时代除了他们五人外，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贤人了，那是因为时代太久远的缘故，在那个时间段里，英雄好汉还多着呢！现在看来，五帝值得夸耀的政绩没有多少留存下来，那也是因为时代太久远而不易口口相传的缘故。荀子说的是对的，事实上，“五帝”只是个时代的符号，当时可能有上百、上千个自称为“帝”的人，只是被后来厚重的历史尘埃湮没了。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学者们很多人都称述“五帝”，可五帝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难以记清，《尚书》只记载着尧以来的史实，而各家所叙说的黄帝，由于文字简略又不规范，士大夫们也很难说得明白，但司马迁明白指出“其所表见皆不虚”（《史记·五帝本纪》）。

根据文献记载，“五帝时代”可能是文字、青铜、城市、礼仪中心的生成期，应是通过战争手段造就时代大英雄的时期，应该是产生出“天下共主”的伟大时代，也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它应该有一千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它的第一个千年就是“五帝时代”。

在考古学上，与五帝时代相对应的是：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四川的三星堆文化等。黄帝战蚩尤（汉代石刻图）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时，“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五帝时代就是这样的“英雄时代”。

在五帝时代，先是“万国”争雄。有一万个氏族和部落集团，就有一万个英雄。为了打败对方，英雄与英雄之间既联合又斗争，最后形成若干个部落联盟集团，出现了若干个大英雄。从史书上看，这些大英雄中最著名的有炎帝、黄帝、颛顼、共工，还有偏安西南的古蜀国国君等。

你争我斗，最后是靠战争解决问题。最有能耐的，当然要数五帝了。谁不听话，五帝就出兵打谁，打到都听话为止。

有一种传说认为黄帝与炎帝这两个大英雄原是血脉相通的兄弟。两人的父亲少典相传是上古帝王，娶有蟜氏，生下了黄、炎两人。两人成人后，分别成为各自的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在今陕西的岐山一带活动，炎帝神农氏则统治着渭水一带。后来两人都向东发展，在中原黄帝偏于黄河北面，炎帝偏于黄河南面，并兼有山东一带。山东原是东夷集团的地盘，哪容得了炎帝的进入？于是就有了炎帝与东夷族首领蚩尤间的战争。据传蚩尤兵多将广，武器先进，把炎帝打了个落花流水。炎帝势弱，不得不退出山东，固守黄河中游的南部地区。落败的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率领各部族的联军，与蚩尤展开了长期作战，双方各有胜负。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反映出蚩尤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

终于决定性的战役到来了，这就是著名的“涿鹿之战”。这场战斗激烈到什么程度？从一些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战争中天气条件对各自战况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可能也涉及上古时期的祈雨、止雨等巫术活动，而黄帝一方居然已经发明了“指南车”，这可是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啊！最后，黄帝毕其功于此役，在冀中地区打败东夷，并杀了蚩尤。

黄帝杀蚩尤后，控制了中原地区的大部分，这样与同样想在中原发展的炎帝集团发生了矛盾，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炎黄“阪泉之战”（大约在河北境内的保定、磁县一带）。黄帝除了有精兵强将，还派出“熊罴貔貅貙虎”等猛兽为图腾的部落助阵，战斗何其惨烈！“三战，然后得其志。”最后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集团最后不得不退居长江中游地区。

据《史记》记载，最后的胜利者黄帝成了“天下共主”，成了“人文始祖”。“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能出现“万国和”这样的局面是不容易的。五帝时代的战争，已经从原始部落间争夺食物、地盘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争夺“天下共主”地位的阶段。但是，战争虽可解决谁是“天下共主”的问题，能不能坐稳“共主”的“宝座”，关键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建设。《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炎黄大战时，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可看作是黄帝打仗的同时重视调治水土以发展种植业——这可是民众关心的头等大事，黄帝最终能“抚万民，度四方”，这一定也是重要的原因。五帝时代的特色不在于英雄们的拼死争斗，而在于谁能在这个由原始氏族制度解体到国家建立的社会转型中抢得先机。

从政治角度看，五帝时代的一千年，大致上有三个阶段，而三个阶段又大致上各占有三百多年，可谓是“各领风骚三百年”了。

第一阶段是黄帝阶段，也就是黄帝族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段，时间上大约是三百年，这不是笔者凭空想出来的，在古代文献上有“黄[3]帝三百年”的说法。在这三百多年中，也许有多个被称为“黄帝”的首领站出来主导社会。黄帝族打败了夷族的蚩尤集团，打败了姜姓的炎帝集团，登上了天下的最高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天子”的名号，而且是诸侯们“咸尊”的。有了“天子”这个尊号后，黄帝就进行两项建设：一是“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二是“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五帝本纪》）。第一项是中央机构的建设，选拔对象有着很高的标准：要雷厉风行的人（风后），要全力以赴的人（力牧），要敢于为天下先的人（常先），要胸怀大志的人（大鸿）。第二项是地方监察机构的建设，对地方（万国）的那些英雄们进行必要的监察。效果很好，达到了“万国和”的目的。

第二阶段是颛顼、帝喾阶段。在《史记》中为了强化“天下一统”观念，说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这是没有多少依据的，也是司马迁的一种牵强附会。不过其中也透出这样一个信息，从黄帝到帝喾，中间间隔了好几代。我们设定颛顼、帝喾时代也延续了三百多年吧！当时，神州大地上开始进入大洪灾时期，这样历来以治水闻名的共工氏的地位一下提高了，出现了“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现象。后来共工还“与高辛（帝喾）争为帝”。可能是共工氏只想争权夺利，没有把精力放在治水上，因此也就失去了民众，也失去了争帝位的资格，“共工为水患，故诛之”（《淮南子·兵略训》）。颛顼（高阳氏）像帝喾（高辛氏）像

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颛顼时代进行了一次具有政治色彩的宗教改革。在颛顼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人人可以通神、人人可以为巫的观念。颛顼把天子的职位与巫师的神职集于自己一身，认为只有天子才可通天、通神。为了使通天之职更专业化，他设了“黎”、“重”两职。“黎”负责搜集和传达民间的请求，“重”负责把这些民间的请求代表天子传达给上帝、天神。这种政治和巫术的联姻，加速了国家建设的进程。尧像舜像

第三阶段是尧帝和舜帝阶段，我们大致上也设定为三百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是洪水泛滥的高峰期，也是治水经验的成熟期和成功期。共工的早期治水虽然有一些成功，但由于方法不对，力度又不够，因此被排斥在了治水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外。经过共工、鲧、禹几代人的努力，华夏子民终于渡过了这一大劫难。治水的成功加速了社会领导人权威的提升，加速了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阶级社会的形成和王权体制的建立已经呼之欲出了。

北方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南方的良渚文化时期，都是与中国古籍中的五帝时期相契合的。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一千多座墓葬中，大型墓不足百分之一，主人都是男性，随葬品多达二百余件，有精美的彩绘木器、陶器，还有不少礼器。而有些墓葬则惨不忍睹，非但没有任何随葬品，有的死者还是被刀砍死的，有的是被砍头后剥了皮的，杀死后就随意扔在坑里，这被一些史家称之为文明诞生时的“阵痛”。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罐（青浦福泉山出土，上海博物馆收藏）龙山文化红陶鬶（潍坊姚官庄出土，上海博物馆收藏）龙山文化和“龙”文化

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西来说”非常盛行。而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广大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总想以考古学的新成就，正本清源，还中华民族历史以本来面目。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玉龙（出土于赤峰，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代表作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28年4月4日，清华大学人类学专业二年级学生吴金鼎，出发去平陵古城考察。平陵在山东章丘，章丘是春秋时期的重要都邑，汉时济南王国的都城。吴金鼎为了考察汉文化，必须到此一游。

到平陵后，吴金鼎登上了一座高台，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个台子，很像是古代的城堡，一问，说那是城子崖。出于兴趣，他去了城子崖，在那里他发现了大量古代的陶片、贝壳、兽骨，还发现了一把完整的石斧。最使他流连忘返的是那漆黑油亮的陶片，那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山黑陶”。他把自己的发现马上告诉了自己的老师、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李济率领的考古大队1930年就开进了城子崖，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主持了这里的第二次挖掘工作。这样，尘封近五千年的城子崖遗址的真面目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彻底粉碎了荒谬不经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因为城子崖地址在龙山镇，因此它代表的文化被称为“龙山文化”。

值得自豪的是，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学者发现、并由中国人独立发掘的考古活动，后来被称为“中国考古第一案”。

这“龙山文化”所展示的农耕、青铜器、城堡、带文字色彩的刻画符号，又刚巧与“五帝时代”的龙文化相映衬。沉睡在地底下近五千年的“龙山文化”用实物证明了文献描述的“五帝时代”的龙文化的真实性。

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这一观念是十分久远的。据史书记载，上古的太昊氏就自命为龙师部落，这一部落据说有十一个龙氏族：飞龙族、潜龙族、居龙族、降龙族、土龙族、水龙族、青龙族、赤龙族、白龙族、黑龙族、黄龙族，这些龙族后来有合有分、有兴有衰，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归并为“轩辕”一族。黄帝号有熊氏，据一些专家考证，在古代“熊”“龙”同音且同义，有熊氏就是有龙氏，龙的传人传到距今五千年时，就传到了黄帝这一族的手里。伏羲氏像

对龙山文化的发掘，让人们看到了龙文化的活灵活现的展示。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发掘出墓葬内有三组大画面的蚌塑图形。第一组：蚌塑安放在死者的左右两边，左为龙形，右为虎形。上古时代是尚左的，意思是龙比虎更值得尊崇。第二组：图形中有龙、虎、鹿、蜘蛛等四物。龙头向南、背向北，虎背向东、头向北，龙虎联成一体。可能是龙、虎两个部落的联盟吧！第三组：图形中有人骑龙的图案。一人昂然骑于龙身上，双手一前一后，颇有动感。这是龙观念上的一大飞跃。人创造了“龙”这种被称为“九似”的复合图腾体，起先主要是敬畏，而现在则主要是征服了。在一些古书中，有黄帝乘龙踏云巡视天庭的说法，还说颛顼帝乘龙下海，游遍四海。据《山海经》《淮南子》等描述，颛顼极其忠于职守，凡是太阳能照到的地方，他都要亲自巡视察看，天下神鬼百姓都乐于归顺于他。据说有一次他乘龙飞到建木西边时，因疲劳过度一时眼花而从龙背上掉了下来，摔到地上停止了呼吸。就在这时，北面大风一路吼叫着刮了过来，随着风势，泉水“咕咚，咕咚”地往外涌，一眨眼工夫就变成了一片大泽，山上的蛇都变成了鱼在水中流动。鱼附在颛顼的身上，颛顼居然又逐渐醒了过来，死而复生。帝喾更有趣了，说他把龙当做交通工具，每当春夏两季时便乘龙出行。五帝时代的龙文化和龙山文化展示的龙实体，在气韵上是非常相似相通的。蚌塑龙虎陪葬图墓葬示意图帝喾像

在山西的襄汾县东北的塔儿山的陶寺村发现了名震天下的陶寺古墓。陶寺村据说在四五千年前曾是“尧都平阳”，这里有规模浩大的一千多座古墓葬群，大多是中小墓葬，最值得重视的是在六座大型墓葬中发现了六只彩绘龙盘。彩绘龙盘的内壁经过磨光处理，并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了一条条蟠龙。蟠龙作蟠曲状，头在外面，尾在盆底的中心。绘制者在龙头上下足了功夫：方头，圆豆目，巨口，牙为上下两排，长舌外伸，给人一种威武、威严、威猛的凛然之感。彩绘龙纹陶盘（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龙头在外圈，身向内蜷，尾在盘心。图像具有族徽的含义。

从西水坡墓地的大片蚌塑龙形，到陶寺村的彩绘龙盆，其间经历了大约一千年的人世沧桑。它们以龙文化为标本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西水坡墓地时期，大约处于五帝时期的早期，甚至还要稍早一点，当时“龙”是一种图腾，在人们心目中它是民众的一种信物，一种守护神，因此人可以驾驭龙，甚至可以乘龙踏云出游。可是，到了五帝时代的中后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一千多座墓葬中，绝大多数墓主人是与龙无缘的，只有六座大墓的主人——至少是部落联盟的领导——才能在墓中绘上龙的图案。这说明，随着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地位差异的拉大，“龙”正在从氏族和部落的公共图腾，演变为部落首领的专有物，实际上为后来称帝王为“龙种”埋下了伏笔。作为“百里之诸侯”的先夏族

五帝时代的“天下共主”所掌控的疆域是相当广阔的。就拿黄帝来说，他在被各方诸侯“尊为天子”以后，曾经作过一次“天下”全景式的巡游。黄帝的足迹所至，大致上是：东面到达渤海边，还登上了山东的泰山。西边到达边远的甘肃地区，在陇右登上了崆峒山，在陇西登上了鸡头山。南边到达长江流域，登上了熊山、湘山。北边到达内蒙古一带，与匈奴的一支有所接触。在釜山与诸侯会盟后，在涿鹿山下的平原地带建立了都城。虽然我们对黄帝时代的疆界还不太清楚，但从太史公“择其言尤雅者”的述说中，大致可以推知他拥有比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更广阔的天地。

在如此广阔的“天下”，当时是诸侯林立，俗称“万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黄帝的征战，目的并不是消灭他们，而是要他们承认黄帝的“天下共主”的地位，谁也不去“暴虐百姓”，过上“万国和”的和平幸福的好日子。

既然天下有“万国”，那么可想而知一般所谓的“国”，也就是拥有一定的土地、人口和用以自卫的武装力量，而当时大多数的“国”也就无非是据有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城的氏族和部落组织而已。至于《五帝本纪》中说到的蚩尤集团，那是东夷部落联盟中的一支主力军，占据的地盘也大得很。

在五帝时代的万国中，文明程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是并时而起的“百里之诸侯”先夏族、先商族、先周族。有人会不解地想，夏、商、周，不是五帝时代过去以后相继建立起来的三个王朝吗？怎么说他们在五帝时代是“并时而起”的呢？这里要作一点分析和说明。

这里要把夏族、商族、周族和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区分开来。夏族、商族、周族是三个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形成发展而来的宗族，它的历史进程相当长。比如，在夏王朝没有建立之前，夏族早已存在了，我们一般称它为先夏族；在夏王朝终结以后，它还是长期存在着，“杞人忧天”的那个杞国，就是夏的后人建立起来的。夏如此，商、周也如此。

凡是一个族种的兴起，都有它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都有它的发展轨迹和历程。夏、商、周在后来能够建立强盛的王朝，能够在华夏大地上建国达数百年之久，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在建国之前，至少有数百年以至于上千年的历练。夏、商、周作为早期中华大地上最强盛的三个部族，进而发展为三个强盛的王朝，其先期发展的源头，就在五帝时代。这一点，早为我国的典籍和考古发掘所证明了。有人根据《礼记·檀弓上》的记述，说五帝时代虽然万国林立，但主要的还是夏、商、周这三个诸侯国在支撑局面。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色彩鲜明的一面旗帜，“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夏人打出的玄色旗，殷人打出的白旗，周人打出的赤红旗，映衬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三色世界。有了这三色世界，其他各国都相形见绌了。

这里集中论述先夏族。先夏族，有的说它源于黄帝族，有的说它源于颛顼族。其实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优点：各族种之间从来都不是完全割裂的，各族之间通过交往，通过杂居，通过婚姻，交融着，渗透着，这叫“说不清，理还乱”。《国语·鲁语下》中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说得恰到好处。何谓“禘礼”？孔子时已说不太清楚了，后人更难以详解了。但是，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它是一种祭祖大礼。夏后氏既然“禘黄帝”，这就说明先夏族的确是黄帝族的后裔，同时也说明在黄帝时代，先夏一族不仅已经存在了，还颇有影响呢！“祖颛顼”，是说“夏”这个族群是从颛顼族中分化出来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传统说法，叫做“五世乃迁”，就是一个大的族群经历五代，其支群就可以另立新氏或新姓了。比如孔子家族本来不姓孔，是属于宋氏家族的一支，但是，从宋姓的弗父何到孔父嘉刚巧五世了，于是经过家族长老的特许，到孔父嘉时分出了第一个“孔”姓。“夏”也可能是一样的，它原是颛顼大部族中的一支，到了某一个“五世乃迁”的机缘到来的时候，就分出了个“夏”氏族来。

事物都是由弱小向强大发展的。夏初起的时候，应该也是很弱小的，史料说它只是个“五十里小国”。有记载说，“夏人起于伊、洛之间”。如果那样，那夏族就是源于伊水洛水间的豫西了。还有一种说法，“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唐是春秋战国时的叫法，从地望上看，实际指的就是当年的夏。黄河和汾水之东，指的就是晋南。崧泽文化黑陶刻纹盖罐（青浦崧泽出土，上海博物馆收藏）

此外，还有先夏族起源于“崇”的说法。《国语》中说到过“有崇伯鲧”的话，《尚书》中还说到“禹代鲧为崇伯”。“崇”即崇山，“崇伯”即据有崇山一带的诸侯。学者大多考定“崇”就是河南的嵩山，如果是那样，“崇伯”也就是“嵩伯”了。先夏族早期被封为崇伯，与先夏族起于豫西之说并不相悖。古来将“嵩洛”并提的比比皆是，夏族以水论，可言为起于洛水，以山论，可谓之起于嵩山，应该说两者是大体一致的。在“迁徙往来无常处”的五帝时代，一会儿居于洛水滨，一会儿又息于嵩山畔，那是很正常的事。大汶口文化彩陶钵形鼎（滕县岗上村出土，上海博物馆收藏）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笼统地说，我们可以讲夏是起源于豫西和晋南的一个与黄帝族有瓜葛、与颛顼族有渊源的知名的部族。但细细分来，在豫西时，夏刚从母族中脱胎出来，只是个不起眼的“五十里小国”而已。后来辗转间来到了河汾之东后，地理条件好了些，才发展为“百里之诸侯”。

这是夏在黄帝时代和颛顼时代的基本状况。

到了尧、舜时代，夏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这是一个洪水滔滔的时代。洪水对历来与水有缘的夏部落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数百年间，先夏族长年生活在伊、洛、河、汾这些巨川之滨，有与洪水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与治水高手共工氏相邻，面对洪水的治理办法比别人多。这样，先夏族的被重用就是大势所趋的事了。后来，作为夏族的首领，禹为尧臣，“官曰司空，领统州伯以巡十二部……”（《吴越春秋》），掌管工程的时候，禹应该还很年轻，尧就让他当上了大官，这是不寻常的。禹是个聪明人，他借“巡十二部”的机会，也把夏的势力和文化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崧泽文化黑陶刻纹豆（青浦崧泽出土，上海博物馆收藏）

地下发掘本身是一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到得四千五百多年前的尧、舜时代，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在文化发展上基本并驾齐驱，且交流密切。大汶口文化与上海的崧泽文化时代相当，有相当接近的钵形鼎、圆形三角形镂孔豆、四系罐、大口缸，其中钵形鼎显然来自北方的二里头文化。还有，二里头的典型器皿三足盘，在余杭与马桥同期的良渚文化中也多次出现，并在绍兴马鞍同期考古中也有发现。在禹任司空的前后，中原与江南联系多多，夏部族的文化随着大禹巡视的足迹而不断伸展开去。我们完全可以说，此时的先夏族已不只是“百里之诸侯”，实际上已是“千里之诸侯”了。

到大禹治水成功，舜年老退任，通过禅让，大禹名正言顺地成为新一任“天下共主”时，夏的称王天下也就不远了。先夏史是五帝时代的文化亮点

现在学者大多承认，五帝时代是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开篇。在广袤疆域里并存的“万国”如满天星斗般展示着各自的文化色泽和魅力，为中华的文明发展做出了自己独有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满天星斗般的文化色泽中，先夏史是其中最夺人眼球的文化亮点。

说先夏族是五帝时代的文化亮点，有如下理由：鸟纹彩陶壶（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出土）

其一，文化根系深。

文化是不能速成的。文化需要积累、融合，更需要传承。夏所世代居住的嵩山地区、河洛地区，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有着土肥水美的生态条件，可说得上是四方辐辏的文明轴心。历史给了它无与伦比的文化底蕴。马家窑文化彩陶几何网格纹壶（半山类型，上海博物馆收藏）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夏发源的晋南豫西地区，早在旧石器时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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