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汛鸽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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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市场经济：德国为例试读：
引言
20世纪中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作出了独特贡献，而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乃至19世纪。20世纪中叶至末叶，源于和平主义的绿色经济政治思想，作为成体系的世界思潮在欧洲从初见端倪到汹涌澎湃，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跨越21世纪至今犹存并在延续。其中，德国的“生态市场经济”（生态社会市场经济）探索独树一帜，而德国绿党可谓率先垂范。本书试图构建探讨德国生态市场经济新的逻辑框架：从分析德国绿党生态社会市场经济价值观，到讨论其平民社会政策实践，进而勾画出其欧洲和世界战略，力图初步较系统地探讨世界绿色经济政治思潮的德国典型。
本书“生态篇”试图表明，作为一种独立特殊政治力量的信念，在德国绿党看来，世界性的绿色经济政治运动已经使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生态创新成为普遍的议题。如何使对自然生存基础的保护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日程而受到人类的高度重视，并且取得具有实际意义的进步？显然只有把思想理念和实际政策有效结合起来，理念和政策才都可能具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德国绿党把“生态的政策是社会的政策”作为树立自己“改革党”形象的旗帜高高举起。德国绿党认为，谁希望保护自然生存的基础，谁就必须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改革。
本书“社会篇”强调，德国绿党“希望创造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人不会受到限制，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这个社会里儿童受到欢迎、老人不会受到驱赶、残疾人不会被排挤，在这个社会里贫困将成为过去，在这个社会里未来将不会只是计划而是积极地得到塑造。”同时，德国绿党在德国政坛长期的论战中，在文化、教育、科研领域和其传统的妇女政策领域里，不断扩展深化着自己社会民主的思想，使作为其思想路线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民主理念不断增添着新的内容。
如果说本书“生态篇”分析了德国绿党生态社会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社会篇”讨论了德国绿党社会政策的政治理念与实践，“全球篇”则试图说明德国绿党的欧洲和世界战略目标。这样的思路，也大致勾画了笔者对德国绿党问题研究“一家之言”的逻辑框架。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在21世纪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外交政策持续的中心议题。在这一背景下德国绿党对未来的展望，是“根据人权、生态、社会、民主、和平和自由的标准，为逐渐形成新的国际制度承担起政治的责任；通过反对针对其他国家的地区性或国家集团的霸权主义，为实现对全体人民开放的世界民主作出贡献”。
今日之中国，发展的曲线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时空区间。一个利益多元、观点多样、充满活力的社会已经形成。“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习近平，2013）。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如何保证基本的社会秩序？在各方竞逐的市场领域，如何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在意见碰撞的观念世界，又如何保证基本的理性标准和文明底线？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乃至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的征途上，靠什么突破历史三峡的激流险滩、实现国家和人民的长治久安（任仲平，2014）？本书谨期待，试通过对生态（社会）市场经济德国典型实践及文献的陈述和分析，作为一孔之见参与相关讨论和研判。
绪论
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绿色经济政治现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很快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蔓延成为世界性的绿色政治思潮（理念）、绿色政治（生态）运动，以及相应的绿色政党（组织）的发展。诚然，按照“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辩证唯物史观，绿色经济政治从理念到行动（政策）最具典型特征的发展、发生并继续根植于欧洲。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德国绿党在欧洲绿色经济政治思潮的发展和绿色经济政治运动的推进中，发挥了极其重要[1]的作用，并且继续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在德国政党政治体制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德国绿党经历了理念与政策极端性向务实性的重大转变，体验了从反对党到执政党地位的历史转折：通过历史性地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德国绿党在德国政坛率先垂范地实现并继续实践着自己的绿色经济政治理念与政策行动。
本书试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把德国绿党的绿色经济政治理念与其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实践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角度。这既在一般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考察了德国绿党在“思潮”“运动”和“政党”相互作用中的发展，也在政党政治特定内涵的构架里较系统地讨论了德国绿党绿色经济政治理念与其建党纲领和路径从“吻合”“冲突”到“调整”的过程。对德国绿色经济政治范畴发展和过程的考察与讨论，对于在政党政治的重要原则和原理的层面上探讨德国绿党如何从“反对政党的政党”转变为“在政党体系内选择的政党”，进而在政党政治实践的路径选择中，分析德国政党制度和分权制衡运作机制，及其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无疑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关于德国绿党的研究，一方面具有“泛欧洲特征”，即伴随着国际绿色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际上主要是在欧洲涌现了大量研究绿党的文献和资料；这些文献和资料主要又是以欧洲绿色政治为研究对象，对德国绿党的研究自然而逻辑地包含在其中。另一方面是“本土化倾向”，即对德国绿党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德国国内。其中，占主流地位的有著名绿党政治学者拉施克倡导的“建设性批评式”研究，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绿党：演变与现状》（1993）及《绿党的未来》（2001），因围绕德国绿党执政前后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较为客观公正和系统全面的分析而具有较大影响。同时，德国社会中以“超党派意识”分析德国绿色政治现状和发展的主张以及相关的文献，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
国内关于德国绿党及相关生态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政策的研究，首先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事实求是和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逻辑相一致的。在对国内思想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几乎同步地及时报道和分析了德国绿党的兴起、成立及其基本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轨迹；其次是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内围绕德国绿党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德国其他政党的关系，以及在德国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变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展开了有一定深度的讨论和研究。这种讨论和研究，大多见诸于专业性的杂志，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同时，在对欧洲绿党开始较系统的研究中（郇庆治，2000；刘东国，2000），对德国绿党的研究也占有一定的分量。最后是从总体上观察，国内对德国绿党的研究目前在学术范畴里主要集中在绿色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主张的政策效应（或者绿化的程度）方面，研究工作尚缺乏系统性。
不过，从学术研究工作的视角考量，近年来上述情况已经与时俱进地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其一，研究工作在相关大学院校逐步细化。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在硕士或博士培养机制中，渐进地开展[2]了对德国绿党乃至相关绿党政治经济以及生态理念的研究。从已经公开发布的研究工作资讯中观察到，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其二，研究内容在相关领域逐步深化。例如，继续研究德国绿党崛起的原因及影响（沈素红，2007），研究生态政治理论体系（黄晓云，2007），研究绿党的伦理思想及启示（纪已睿，2010），研究生态主义视域下的绿党政治（王华薇，2011），研究生态经济的哲学意[3]蕴（骆鹿，2013），等等。[4]
其三，研究趋势：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例如，研究生态运动下的企业环境责任，观察、研究、论证了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制化进程（郭晓明，2013）；研究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带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促进该区域生态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王文浩，2013）；研究了退耕还林背景下安塞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问题，探索提出安塞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持续稳定发展的措施（郑业军，2013）。
尽管如此，国内学术理论界对德国绿党，乃至德国生态社会市场经济尚缺乏系统、全面、有深度研究的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虽[5]然已经有学者从政党建设的高度就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事实上，在政党建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建设的思维取向下，以德国绿党的历史发展变化和实践中的政策纲领演进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或许既能在一般政党建设理论意义上考察政党的发展、政策制定与社会变迁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动态的表现形式，也能在德国绿党案例范围内揭示一个政党如何通过调整和革新自身的行动方式、政策纲领，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现[6]实，实施和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
所以，选择德国绿党及其生态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相关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也许依然具有创新或者原创力的含义。这主要是指：第一，作为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相伴随的全球性经济政治思潮之一，绿色思潮或理念以及相关的绿色运动，通过绿党的政治实践而取得了世人有目共睹的政治成就，德国绿党是这一人类重要政治实践活动的典型，[7]尽管它在创建之初曾受到人们的漠视甚至讥笑。第二，国内在欧洲乃至德国政党问题的研究方面，对绿党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重视对德国绿党这类“小党”“弱党”的研究，对改善国内外学术界“大党至上”“执政党至上”的传统学术氛围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本着参与具有原创力意义研究工作的初衷，本书在总体研究内容的安排设计方面没有因循“发展历史”“生态政治观”“理论基础”以及“政治前景”的构架，而是直接从德国绿党“绿色理念”与“行动政策”切入，直接从德国绿党党纲及其绿色理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入手，讨论德国绿色党人的价值观。这种讨论对于从更一般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分析认识绿色经济政治思潮，绿色经济政治运动和绿色政党组织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或许具有创新特质。如果说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现代世界经济是所谓“新经济”，那么以“生态现代化”理念为本质内核的全球性绿色经济政治思潮、绿色经济政治运动，以及与其休戚与共的绿色政党组织被认为是“新政治”或者至少是“新政治”的范畴或内涵之一，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一）
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界主要是欧洲学术界、尤其是德国学术界开始对德国绿党展开初步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绿党在欧洲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广；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绿党中不乏一些绿色[8]政治理论家，他们通过著书立说积极地宣传绿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如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巴赫罗在1982—1986年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幸存者》《社会主义，生态学与乌托邦》《由红到绿：与〈新左派评论〉的对话》《建造绿色运动》等文章和著作。国际上介绍德国绿党的著作还有，1984年美国学者卡普拉和斯普雷纳克所著《绿色政治》；帕帕达基斯所著《联邦德国的绿色运动》；1988年英国学者赫尔斯勃格所著《德国绿党：社会政治概览》；1989年英国学者克林斯基所著《联邦德国绿党：组织与决策》；1992年美国学者吉恩·弗兰克兰和休恩梅克所著《抗议与权力之间：德国绿党》；1994年英国学者沙夫所著《德国绿党：对共识的挑战》；1998年迈尔和伊利所著《德国绿党：运动与政党悖论》等。如前所述，德国学者拉施克的著作《绿党：演变与现状》（1993）和《绿党的未来》（2001），迄今为止在关于德国绿党的著述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通过这些著述使世人了解到，德国绿党虽不是成立最早的所谓“生态政党”，但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生态政党”。在国际绿色政治舞台上，德国绿党一直起着领导作用。德国绿党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鼓舞和刺激了世界其他地区绿色政治的发展，它的建党原则和纲领、[9]政策及斗争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绿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著述使德国绿党成为世界绿色政治的一个重要窗口，人们通过德国绿党的主张关注着世界生态运动的走向；这些著述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对各国绿党开展综合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促使人们对国际绿党的整体发展特点与各国绿党相互作用的关系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些著述还在不同程度上从哲学和思想理论基础的角度，探讨了生态运动的兴起与社会革命主题转换的关系，以及绿党对其他传统政党的冲击，进而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进程的深刻影响。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和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学者当然敏锐地观察到并较前沿地研究了包括德国绿党在内的欧洲绿党的历史发展、欧洲绿党的生态政治观、欧洲绿党的理论定位以及欧洲绿党的政治前景，较客观地分析了同样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绿党的诞生、新崛起的议会政党、绿党早期的派别斗争与路线定位、绿党在西欧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与执政、绿色创新与绿党的价值[10]观、绿党与欧洲一体化以及绿色政治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等。如果专门就德国绿党的研究而言，中国学者的视野或者着重点之一，是从德国国家体制的联邦制和政党体制的多元化切入的，即是从德国绿党产生的制度性原因开始分析问题的。即使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各种原因的限制而具有如前所述分散性和非系统性的特征，但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来说，在中国对德国绿党问题的研究，其起点和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所谓从制度性原因分析问题，是指应当看到，德国具有实行联邦制的悠久历史传统。从1871年德意志统一国家形成以来，德国一直实行联邦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是在总结魏玛共和国失败和希特勒第三帝国法西斯独裁统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基本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联邦德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社会的联邦国家”，确立了政党的宪法地位，实行以政党政治为运作基础的议会制。联邦国家由各州联合组成，具有统一国家的一切属性；各州保留制定宪法、选举议会、组织政府、设立法院等高度自治权，形成独具一格的德国联邦共[11]和制国家结构。
德国之所以实行联邦制，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首先，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众所周知，“三权分立”作为西方国家政权理论与实务的基础，其本质内核是国家权力的平行分工。联邦制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是对国家权力平行分工的补充和发展。联邦制加强了地方与中央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从政权结构本身加强了协调合作与相互监督机制，强化了分权与制衡。其次，是可以更好地促进公民参与民主政治。联邦制的实行，将使公民的基本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直接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国家政权紧密相关，使公众对政权的监督得到机制性的贯彻落实。最后，是有利于实现政党政治的良性循环。在联邦制的构架之下，通过竞争选举产生不同政治组合的联邦议院和州议会，然后在政党政治机制运作的基础上产生由不同执政党或执政党联盟控制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即使是联邦议院的反对党，也有机会在本党势力占优势的各州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由于联邦与州的执政党可以不一样，各州的执政党也不尽相同，从而可能使联邦[12]与州以及州与州之间的竞争建立在健康有序的制度安排之上。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考察，根据《基本法》，德国联邦议院承担并具有以立法形式表达国家意志的功能。联邦议院既监督联邦政府，是制约政府的重要力量，又独立行使立法权，是联邦德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和监督机构。联邦德国的立法、联邦总统和联邦总理的选举以及国家大政方针的确定都与联邦议院密切相关。联邦议院中多数党对联邦政府的组成起着决定性作用。通常情况下，联邦总统只能选择联邦议院中多数党领袖作为总理候选人；联邦政府各部部长由联邦总统根据联邦总理的提名任免。而在决定联邦政府的组成人选时，联邦总理一般都要尊重本党议会党团的意愿，所以多数党议会党团领导成员往往[13]起法定性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组织政府主要由多数党议会党团包揽，监督政府的职能则更多地由反对党议会党团承担。
一般而言，当多数党议会党团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产生分歧时，反对党议会党团可以利用机会给联邦总理或某位联邦政府部长制造麻烦、施加压力。反对党议会党团对联邦政府的监督作用，一是表现在反对党议会党团在联邦议院的各类会议上对政府官员的质询。这种质询能使联邦议院的辩论更加深入，能及时向各议会党团通报情况，从而使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二是通过联邦议院的辩论，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及其背景情况。三是随时警告联邦政府要保证自由，保护少数，维护法制。四是动员舆论，对联邦政府的政策实行有效监[14]督和制约。正是鉴于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德国的《基本法》对政党的法律地位作出了明确的原则规定，将政党正式纳[15]入国家的政治体制。例如《基本法》第21条规定：“各政党应互相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愿望。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诸于众。”“根据政党的宗旨或者党员的行为表明，某些政党企图侵犯自由民主的宪法秩序，或者推翻、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生存，均属违反宪法。由联[16]邦宪法法院来裁决它们的违宪问题”，等等。
在《基本法》的原则规定指导下并基于德国政党政治丰富的实践活动，1967年7月德国制定了《关于政党的法律》，即被称为在西方[17]国家“最为典型和完备的”政党法。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关于政党的定义：政党必须具有下列要素，即由一定数量的公民组成，有书面章程和成文纲领，目的是实现人民的政治愿望，代表人民参加联邦和州议院的选举。如果一个政治团体的大部分成员或执行委员会成员是外国人或者其领导机关所在地在国外，则其不能成为政党；任何政党如在6年内提不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联邦或州议院的选举，则失去作为政党的法律地位。
第二，关于政党的地位：政党是自由民主基本制度在宪法意义上的必要组成部分；政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取得法律地位的政党一律平等。
第三，关于政党的任务：政党的任务是对人民的政治愿望施加影响，经常、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
第四，关于政党的组织：党员大会和执委会是政党及其地方组织的必要机关，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组织。党员大会决定党纲、党章、纪律处分、党的解散或合并等事项，同时选举党的主席、副主席、执委会成员。各党内部必须设仲裁庭，协调和裁决党的组织和党员之间的纠纷，以及因解释和运用党章而发生的争议。
第五，关于政党的经费：国家对提出参加联邦或州议院选举的政党提供必要的补助经费，补助金额为每个选民2.5马克。参选党获得补助经费的条件是在参选区得到第二轮选举5%的有效票，或者得到一个选区第一轮选举10%的有效票。为了防止发生舞弊行为，必须坚持经费公开原则；在1年内捐款2万马克以上的个人，必须公开姓名[18]和金额；所有政党的账簿必须保存5年，等等。
正是在总体上透明、规范的法制环境中，德国逐步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多党制，或者说多党林立、互争政权的温和多党体制。其主要特征是：政党数量多；多数政党间意识形态或政策主张逐渐趋同；政党间相互产生“向心力竞争”；允许出现联合政权并具有鼓励联合政权[19]的政治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在德国西部地区曾有500多个组织要求建立政党，尽管受到西方盟国的限制，实际仍成立了[20]150多个政党。而到1998年，按照规定有资格参加联邦议院大选的[21]政党达到40个，显然实际存在的政党则更多。（二）
在德国，政党林立是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22]包括宗教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党派斗争得到缓和与控制，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矛盾与对抗导致的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和政党的产生，民族主义主张德意志民族统一与地方主义代表诸侯国利益的冲突孕育出形形色色的地方党，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矛盾尖锐化所产生的各类维护居民利益的政治组织，以及在工业社会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对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产生剧烈冲击的深刻背景下出现的农民党，或者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纲领的形形色色的小党，等等。
在联邦制所构建的基本国家政治体制与政党政治体制的相互作用下，由于历史、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德国多党政党体制逐步出现集中化趋势，即产生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为一方、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基社盟）为另一方的所谓“左右两大政营”，进而又出现由于小党（如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绿党）地位上升所形成的所谓“三党鼎立”局面。这种德国独特的“二元制下的三角均势”政党体制格局，从政治学一般规律的角度或者从制度安排一般意义的含义来观察，至少有几个方面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其一，议会制程序与轮流执政的相互关系，或着说究竟是什么机制保证通过议会程序法制化和政党轮流执政规范化来实现国家政权运作的正常化？其二，二元体制与三角均势的关系，即二元制的内涵如何发生变化、三角均势是否继续稳定？其三，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是，大党与小党的关系，即小党从何而来、小党地位何以上升、小党何以影响大党和整个德国政局？
德国绿党作为“小党”“生态党”及“运动党”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进行相应的研究和分析，大体上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23]是对德国绿党异军突起以及对二元政党体制挑战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以平衡生态环境为主要纲领的德国绿党开始活跃在德国政坛。作为“反对政党的政党”，德国绿党的成员有的来自德国过去的共产主义组织和社民党左翼，也有的来自无党派的小资产阶级营垒或自发的市民组织。1983年3月，德国绿党第一次通过联邦议会选举后得以进入联邦议院，打破了联邦议院一直为社民党和基民盟—基社盟所把持的局面；以特殊的激进思想小党身份进入联邦议院，德国绿党着实在德国政坛掀起了一场针对德国政党二元体制的革命。尽管这场革命直到今天仍未能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推翻”德国政党政治体制“二元化”的根本构架，但是由于德国两大政党的轮流执政主要通过与小党结盟才能实现，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德国政坛政治力量的对比，“革命”仍在政治制度创新的意义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小党不小”，是对这种制度创新的生动写照。也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创新效应的深化，德国政党体制近年来分别在东部[24]和西部出现“三党制”或“三党鼎立”现象（即由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和绿党形成的西部“三党制”或“三党鼎立”和以社民党、基民盟、民社党组成的东部“三党制”或“三党鼎立”），其实质是以新的政坛构建样式，反映了大党和小党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之间新的重组。德国绿党在这种新的“政治洗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身就证明了其适合德国国情而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
其次，是对德国绿党从绿色团体向作为新政治政党转化进而对欧[25]洲政坛乃至世界经济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分析。德国左翼学生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过激进发展而陷于停滞和分裂状态，然后逐步与反对破坏环境、反对增加核电站的市民运动相融合。在学生运动中曾经发挥重大影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市民运动中涌现的强调个人发展和精神活动、强调适当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绿色理念”相结合，为新出现的绿色政治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相应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核能问题与核武器部署问题的凸显，执政党对非传统政治运动及其代表的新政治议题的消极回应，德国对获得0.5%以上选票的政党给予财政补偿的特殊选举规定等，成为形成有利于德国绿党成为新政治政党的政治契机，进而促成德国绿党从绿色团体向绿色政党的转化。1979年3月，由自由主义和保守派的生态学家组成的“独立德国人行动委员”和“未来绿色行动”组织一起，联合当时德国最大的反核能和生态组织“德国市民生态组织联合会”共同成立了德国绿党联合会“选择政治联盟—绿党”。1980年[26]1月，德国绿党正式成立。目前占主流性质的分析认为，德国绿党虽然不是欧洲第一个成立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型绿党，也不是欧洲第一个进入全国议会和政府的绿党，但却是欧洲乃至世界最有影响的绿
[27]党，欧洲绿党联盟甚至对德国绿党以母亲党相称。
最后，是对德国绿党作为以绿色政治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典型进[28]行研究。德国早期新社会运动中形成的“公民创议”组织，其成员数量曾经超过正统的政党。这些公民运动组织大多奉行议会外反对派路线，反对组建政党和参加议会选举。他们主张通过直接的民主参与方式实现社会变革，主张政治要简单化、非集中化和权力分散化，主张现行的政治制度要多一些“人性的力量”，少一些“支配的力[29]量”。由于新社会运动的主要运作方式是民众抗议运动，其不可避免产生的暴力行动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旦失控，是各种社会集团和阶层都无法承受和容忍的。于是，社会变革本身客观规律的内在压力，迫使新社会运动又逐步走上合法的议会政治道路。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德国多数州都出现了积极参加议会选举、规模较大的绿色政治组织和团体。1979年首次举行欧洲议会选举，这为德国组建全国性的统一绿党提供了重要机遇；经过当时各大绿色政治团体的讨论协商，80年代初德国有了全国性统一的绿党。应当说，基于上述历史进程的相关研究工作是有一定的[30]广度和深度的，包括：后工业社会阶级结构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分析德国绿党作为新的社会变革力量的意义；从环境恶化与生态运动兴起，分析德国绿党在生态启蒙和生态组织方面对绿色价值观的思想基础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从学生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和平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分析德国绿党从“运动”“组织”到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以及对德国政党体制、议会民主、经济政策、社会公正乃至外交路线等涉及经济社会体制全面“绿色创新”的深刻影响，等等。（三）
如上所述，可以认为，1977—1980年是德国绿党酝酿初创阶
[31]段。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历经反核市民运动、左翼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等非传统政治运动，德国（西德）出现了“市民生态组织联盟（1972）”“未来绿色运动（1978）”“选择政治联盟—绿党联合会[32]（1979）”等绿色团体。1980年1月，德国绿党在德国卡尔斯鲁厄正式成立，大约10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当年3月在约有800名代表出席的德国萨尔布吕肯党代会上通过了绿党政治纲领；在同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绿党获得1.5%的选票，未能突破5%的法定限额。1981—1983年，德国绿党处在建设和积极活动时期，党员人数增加了60%；[33]到1982年底绿党在西德11个州中的6个州议会里有了自己的代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多次组织了大规模有影响的反核示威活动。1983年，德国绿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216万张，占5.6%的选票和联邦议会27个席位。
1984—1986年，德国绿党进入内部结构重组时期。在欧盟、联邦及各州各个层面上，绿党内部就党的纲领、内政外交政策以及与其他党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产生了众多的派别。1987年的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德国绿党获得8.3%的选票和联邦议会42个席位。1987—1988年，是德国绿党两极分化的时期。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德国统一问题上偏激的立场，以及内部组织机构的严重不和谐。1990年德国统一后的第一次全国议会大选中，西德绿党未能达到5%的选票标准而失去了在联邦议会的代表权；东德绿党由于获得东部地区6%的选票而在联邦议会取得8个席位。
不过，自1989年之后，德国绿党逐步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虽然1990年在联邦议会大选中失败，但在1990年12月东、西德绿党实现了合并；1993年5月完成了与“联盟90”的合并。1994年，德国绿党在联邦议会大选中获得7.3%的选票和议会中的49个席位。1995年，德国绿党党员为46410人；1996年为48034人；1997年为[34]48980人；1998年达到51812人。在1998年的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德国绿党获得6.7%的选票和47个联邦议会席位，有3人进入联邦政府内阁，并实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国性“红绿执政联盟”目标。成为执政党以后，德国绿党面临新的挑战。为了克服矛盾，增强党的战斗力，在全德各州绿党机构组织党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2002年3月17日，德国绿党在德国柏林召开的党代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绿党[35]2020——我们思想到后天》，正式取代1980年建党时的党纲。2002年9月，德国绿党在联邦议会大选中获得8.6%的选票和55个联邦议会席位，和社民党一起继续作为执政党开始2002—2004年的联合[36]政府任期。
德国绿党初创时，曾力求实现“反对一切政党”的极端主张，力图建立一个反对等级制、非职业化的、与传统政党完全不同的政党；[37]基层优先、非集中权力和男女平等成为其党规的重要特征。随着德国绿党理念在德国政治实践的深化，党内外“向中间靠拢”的呼声日益高涨，使德国绿党逐步“回归”到传统政党政治的路径，同时依然保持着自己“特立独行”的政治特色。德国绿党建党初期的生态政治主张，经过长期斗争的“磨合”，逐步演变为包括“可持续的环保政策与工作机会、自然保护与交通运输、绿色综合体与推进城市和区[38]域的协调发展”等理念的“新生态政治经济主义”。努力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与创造就业之间的逻辑联系，并把这种逻辑联系的本质内涵界定为“生态经济”的基本要素，是德国绿党的一种创造。
同时在德国，近年来几乎只有绿党始终不渝地极力主张必须结束近十年来优先发展汽车交通，以及相应的扩建汽车道路的政策。在这一重要领域里，德国绿党的政策主张无论“在野”还是“执政”，其要点是铁路、公共汽车、轿车、自行车和步行这些交通方式首先应当与环境紧密相连；一个能使社会与环境和睦相处，并且在社会与环境之间依据合约承担相应义务的交通政策，将能保证所有人的出行自由；这一政策必须同时减少能源和土地的消耗，以及有害物质和噪音的产生；通过合理的环境计划和城市的发展，包括居住、工作、公共基础设施在内的生活领域将更加合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避免交通的混乱。
众周知所，德国绿党能源政策的尖锐性、极端性举世闻名，而且并未因其成为执政党而在本质上有根本性的弱化。德国绿党认为，一个以原子能和在大发电厂燃烧生化性质的能源（简称生化能源）载体为基础的能源经济，是没有前途的；这种能源经济对于子孙后代来说，是充满风险的、挥霍浪费的和极端玩世不恭的。德国绿党认为改变能源方式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主张新的、非中央集权结构的能源经济。同时，德国绿党“生态经济”主张的“绿色内涵”之一，是在能源与农业的传统逻辑关系中寻求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径。从这一角度观察，对德国绿党提出“是避免垃圾而不是垃圾管理”的主张，可以认为是其对上述逻辑关系探讨的延伸。在德国绿党看来，其垃圾政策的最高前提是尽量避免垃圾的产生。
此外，德国绿党始终关注居民的国内迁徙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在德国绿党看来，这一发展过程的生态性后果是不断增加的土地消费和土地的封闭，以及自然空间和土地面积的减少，而自然空间和土地正是在居民住地附近的野外修养或气候保护所需要的。由于居民越来越多地通过开车去工作所在地的城市、开车购物和开车度过自由时间，增加了交通和环境的负担。所以，德国绿党主张可持续的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是指在一个充满“绿色内涵”的、包括“生态经济”诸多范畴的综合体内，城市与区域平衡协调的发展。
作为德国绿色党人价值观念的基本内容，“生态政治”和“生态经济”无论作为政策主张还是理论分析，都已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很难、似乎也无必要对此作截然具体的“分拆”。“生态（政治与经济）”与“社会公正”、“自主决策”、“可持续性”等理念继续旗帜鲜明地被写入德国绿党新的行动纲领之中。这个新纲领，继续以思想路线的方式肯定了“生态政治”与“生态经济”的“绿色党性观念”。生态经济的核心是生态；生态政治的本质是政治。德国绿党建党路径从“生态政治”向“生态经济”的倾斜和调整，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其“绿色的政治信条”，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其“生态政治”的基本政治主张。德国绿党依然把“生态即意味着可持续”作为其价值观最基本的、第一位的理性要素，视其为立党的根本。
考察德国绿党的创建、成长与发展，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权主张”和“非暴力政策”作为两条基本政治原则，既体现了德国绿党价值观导向的中心含义，也是其相关政策外延的基础。除了生态/经济环境保护主张之外，德国绿党初创时期的其他政策主张还包括外交和平政策、保护妇女和解决社会边缘人群问题以及经济合理化要求等。此类政策主张后来又被概括为德国绿色政治四原则，即生态学、[39]基层民主、社会正义和非暴力；而在1998年德国绿党竞选纲领中，这些原则进一步被阐述为绿党的指导方针和思想路线，即可持续性、[40]社会公正、民主和平等。依然是遵循着这一方针和路线，德国绿党力图在战略上“胜出”其他党派的重要举措，就是借助“我们思想到后天”的基本原则纲要，主张在“解放的社会政策”构架下，通过消灭贫困、建立社会伙伴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深化健康医疗政策改革等，实现具体的人权；呼吁“进入科学的社会”，以倡导新的教育改革、实施终生教育和培训、加强科研力度和提高信息化水平等，力争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化之林独树一帜；从公民权和民主参与、国家与社会、政党多元化、法制国家自由主义、媒体在民主国家的作用、技术发展和信息的自主处理、联邦主义和地方自治等多个层面，鼓动“民主的创新”；通过主张“公正、自决、民主地处理性别关系”，包括消除家庭暴力、在职业领域实际体现男女平等以及正确对待信息时代对妇女的特殊挑战，创建“性别公正的社会”；与“生态”“人权”和“非暴力”密不可分的绿党外交政策，是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新挑战，继承“人权运动”“南北团结运动”以及“和平运动”的传统，“重新确定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作用”，[41]承担起“世界社会”的责任，等等。
同时，就建党的根本战略目标而言，德国绿党已经从最初“反对政党的政党”发展为决心在政党体制内“实现战略选择”的政党。[42]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建党之初的德国绿党作为公民反核抗议运动的代表，只是所谓议会外反对派的组成部分之一；当时它很难作为一个政党而有所作为，尽管它不仅在原子能利用、和平以及环境等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而且在所有其他政治问题上都有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现在的德国绿党作为主张公民权利的政党，作为“总是不断运用自己的进步与观念的先觉者”，已经懂得并且能够作出向传统政党的路径选择和调整。这种选择和调整的目标，除坚持上述“生态政治经济”的基本原则之外，还试图通过“长期改革战略”树立“改革党”的新形象，在欧洲乃至世界政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具体表现为：其一，以“红绿联盟”为起点，构建与其他政党新型的关系。德国绿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创新和觉醒——德国通向21世纪的道路”为题的联合协议，于1998年10月20日在德国波恩[43]签署。但是，德国绿党与德国社民党政治合作乃至成为传统意义[44]执政党的尝试，早在1984年就已开始。其间，不断修订自己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保持自己已有的政治成就，始终是德国绿党政治实践的重要而基本的内容。
其二，通过废除党的职员无薪规定、修改任期轮换制及实行双主[45]席制等措施，对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渐进的改革。尽管对此类改革的效果党内外评说不一，但德国绿党毕竟是在对自身不断进行改革中寻求继续发展的活力。
其三，在事关德国前途与命运，涉及社会、文化教育、欧洲市场、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逐步改变“极端”“僵硬”的态度，以务实灵活的姿态调整“过激”的政策主张，为自己保存政治实力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在2002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德国绿党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势，有关的措施实际上于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之前1～2年就已开始实
[46]施。如针对“战略能力弱、执政能力差、内部不统一”的问题，在党内建立“战略问题中心”，组织全党讨论并通过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党纲，改选新的党主席，努力发展新党员，等等。同时如上所述，实施政策调整，加强与社民党在“行政过程”中的蹉商。就具体的竞选措施而言，除了按部就班参与传统的大选活动之外，目前德国绿党特别强调在绿党影响较强的地区如威斯巴登地区，为争取提高绿党的影响而加强小型、多样化的研讨活动，动员选民参加此类活动，提高选民的认同感。2002年5月4～5日，德国绿党在威斯巴登召开了党代会，一致通过新的竞选纲领：第一，继续主张生态现代化；第二，继续倡导经济和社会创新；第三，继续强调社会的民主化；第四，继续呼吁公正的全球化和欧洲的民主化。
和1998年德国绿党的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纲要相比较，本次大选纲要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力争在大选中获得超过1998年6.7%的选票，即希望在大选中能有“8%+X”的支持率。围绕着8%这个中心点，德国绿党拟继续实施生态和社会现代化政策的要点包括：（1）通过风能和太阳能取代原子能和石油；（2）通过消费者保护和新的农业经济获得健康的食品；（3）通过儿童基本保障反对儿童贫困并使儿童获得更好的生活；（4）通过生态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及新的劳动市场政策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5）完成移民法，促进社会一体化，保障公民权利；（6）为妇女争取50%的权利；（7）通过形成世界范围的生态和社会构架实现公正的全球化；（8）加强欧洲民主。这些要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涵盖了德国绿党所坚持的“绿色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其次，继续强调和大力倡导“生态、自主决策、正义和民主”的基本价值观。（1）生态的价值观，是指有义务为自然生存的基础提供可持续的保护；（2）自主决策则意味着在一个有具体生存机会的社会里，人们能够不受管制地自己塑造自己的生活；（3）正义的价值观念对政党的要求在于，必须为最弱社会群体的权利和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而斗争；广义的正义观念，还包括国家的平等、性别的平等和代际（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平等；（4）民主的价值观是指加强公民权力，实现民主的欧洲和强化议会的作用，等等。
最后，鉴于首次以执政党身份参加联邦议会大选，德国绿党力图以竞选大纲清新明快的文风影响和打动选民，这与其1998年竞选大纲强烈的战斗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富有创意的是，本次竞选大纲第二部分仅用“社会和经济的创新”为题，高度涵盖了传统习惯上用单独的篇幅来表述“经济”“社会”“妇女”“教育与科学”的竞选大纲内容。这一方面反映了德国绿党对德国“政党文化”的标新立异，另一方面也是德国绿党建党路径调整在“创新”含义上的体现。
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明确表示打算结束与德国绿党的联盟，甚至2002年大选前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德国绿党将在联邦议会大选中失败，但是2002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的具体结果证明：历史再次给了德国绿党一次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
同时，历史也再次使人们回想起先哲的名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无论是从历史观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我们今天观察世界绿色经济政治思潮中的德国典型，依然应当始终铭记，历史是唯物的，同时也是辩证的；我们今天研究德国政党经济政治实践中的绿党范例，依然应该实事求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依存和促进中，探索现代德国经济社会生活里新的政治关系与新的哲学逻辑。
[1]Vergl.：（1）Biologische Vielfalt.Unser Lebensstil von heute darf die Lebenschancen von morgen nicht zerstören.Wir GRÜNE wollen die Vielfalt der Natur，den Reichtum ihrer Arten und die Schönheit der Landschaften schützen und für nachfolgende Gener-ationen erhalten.01.01.2013（http：//www.gruenen.de）.（2）Hintergrundinformationen：Intakte Umwelt für alle，Kapitel I des Bundestagswahl-programms 2013.Von New York über Nagoya und Cancún nach Rio：Hunger und Armutüberwinden，die biologische Vielfalt retten，das Klima schützen！-Parteitagsbeschluss 2010.Keine Patente auf Pflanzen，Tiere und Züchtungsverfahren in Europa-Parteitagsbeschluss 2009（http：//www.gruenen.de）.
[2]参阅本书参考文献目录（中文部分2.文献索引）。
[3]参阅本书参考文献目录（中文部分2.文献索引）。
[4]参阅本书参考文献目录（中文部分2.文献索引）。
[5]王芝茂.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6]王芝茂.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7]德国绿党建党之初，德国主流媒体曾认为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添乱”。王芝茂.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8.转引自德国之声.风风雨雨25年，德国绿党今非昔比[EB/OL]，http：//www.csuchen.de/news，2006-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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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顾俊礼.德国的联邦共和制，载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体制比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3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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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顾俊礼.德国的联邦共和制，载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体制比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322.
[15]吴大英主编.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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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吴大英主编.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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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顾俊礼.德国的联邦共和制，载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体制比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335.
[21]K-J.Holzapfel（Hrsg.），Deutscher Bundestag，1999 Rheinbreitbach，S.38.转引自甘超英编.德国议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1.
1998年按得票率统计排名前27位的德国联邦议院参选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绿党、自由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巴伐利亚党、保卫德国自由公民联盟、2000年机会、基督教中间党、德国人民联盟、灰豹党、共和党、德国家庭党、妇女党、保卫德国马克党、德国马列主义党、动物保护党、德国民族民主党、环保法党、生态民主党、效忠圣经党、非选民党、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联盟、德国中央党、替代党。近年来，又出现海盗党、选择党。参阅：（1）刘立群，于冬冰.2013年德国大选前景评析；（2）李微.从各党竞选纲领看德国大选；（3）谢晖等.德国重要政党简介，载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第一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22]顾俊礼.德国的联邦共和制，载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体制比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333-344.
[23]顾俊礼.德国的联邦共和制，载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体制比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342-344.这种挑战的“积极作用”，至今“影响深远”。其核心意义或许在于，在德国乃至欧洲政坛，以至整个欧洲的政治生态中，“结党”并不会被简单地认为是“营私”。不断挑战现行政党体制形成的所谓“社会依赖”，成为一种“时尚”，如同德国绿党的“崛起”在德国形成政治上“第三股势力”之后，“海盗党”“选择党”又“与时俱进”挑战业已形成的所谓“三元结构”一样，政党体制“无定式”已经成为德国乃至欧洲社会重要的政治生态之一。参阅谢晖.德国重要政党简介.载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第一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24]顾俊礼.载郑秉文主编.欧洲蓝皮书：2001—2002年欧洲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64.
[25]Herbert Kitschelt，The Logics of Party Formation：Ecological politics in Belgium and West Germany，p.15.转引自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06.
[26]E.Gene Frankland，“The Rise，Fall and Recovery of Die Gruenen”，in Dick Rich-ardson and Chris Rootes（ed.），The Green Challenge：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arties in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23；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June 1996，p.2.转引自顾俊礼，2002，载郑秉文主编.欧洲蓝皮书：2001—2002年欧洲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5.
[27]Simon Hin＆Christopher Lord，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Macmillian press，London 1991，p·38.转引自高静宇.绿党与欧洲一体化，载林勋建主编.政党与欧洲一体化[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201.
[28]刘东国.绿党政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02：2-28.
[29]Horst wewes，“A Brief History of the German Green Party”，in Margit Mayer and John Ely（ed.），The German Green：Paradox Between Movement and Part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1-32.转引自顾俊礼，2002，载郑秉文主编.欧洲蓝皮书：2001—2002年欧洲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4.
[30]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73，p.14-32；p.44.转引自顾俊礼，2002，载郑秉文主编.欧洲蓝皮书：2001—2002年欧洲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
[31]Joachim Raschke，Die Gruenen：Wie sie wurden，was sie sind.1993，S.894-927，Bund-Verlag GmbH，Koeln.ISBN 3-7663-2474-8.
[32]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33-35.
[33]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73，S.898.
[34]http：//www.Gruene.De/durch/struk/mitglied/mitglied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