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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2 17: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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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锦荣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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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梦溪笔谈

中信国学大典·梦溪笔谈试读:

《梦溪笔谈》导读

知识爆发时期的理性产物梁万如

一、沈括的生平

十一世纪的北宋知识界,上至帝主,下至士大夫官僚,都呈现出致力于“大宇宙”探索的思想倾向。在这宏大的思想氛围下,他们尝试对社会与自然界的事物进行全面的分类与综合,企图以“理”“气”“数”等观念阐发天地、万物背后的“体”及其相互关系之中的“用”。沈括出生两年后,即景祐元年(一○三四),宋仁宗(赵祯,一○二二至一○六三在位)系统地把其植基于《尚书·洪范》“建用皇极”的帝王学理念推衍到天文、律历、五行等领域及相关文献编纂的事业上去。他在康定元年(一○四○)更亲撰《洪范政鉴》十二卷向群臣展示。

沈括(一○三二至一○九六),字存中﹐北宋钱塘人,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出身自官宦家庭,父亲沈周曾任侍御史,又经历多次外迁,沈括都随行。虽然都不是显要职位,但这些经历却丰富了沈括的阅历。沈周死后,沈括以父荫获授沭阳县主簿的小官,可是他并不满足于此,特意要循科举之途进入官场,在嘉祐八年(一○六三)三十一岁时,登进士第,正式由士人的途径晋身官场。其后获推荐入京任昭文馆编校,后迁馆阁校勘。其间,又参与详定浑仪的工作。昭文馆的官虽然不大,但因缘际会,他得以阅读到北宋初年聚集在京师的大量典籍,而详定浑仪的工作,又使他接触到天文、历算以至观测仪器的设计和制作等范畴的专门知识。沈括自己对各种学问也有浓厚兴趣,加上他无论做事治学,都一丝不苟,因此这段时间,他的学问进步很快。

四十岁服母丧期满后,沈括再度回京,任大理寺丞、馆阁校勘,又充检正中书刑房公事。这段经历,又使他对北宋的司法制度有所认识。其后,他奉命提举疏浚汴渠,由于工程需要,他努力研究测量方法,提出了分层筑堰法来测量汴渠的高度。这段时间,他又兼任提举司天监,负责改制浑天仪和编修新历的工作。他大胆推荐布衣卫朴入监参与修历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沈括除了阅读大量天文书籍外,还重视实测。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观测极星位置的变化,绘图二百多帧。

熙宁六年(一○七三),因王安石之荐,沈括负责两浙水利。次年,安石罢相,但沈括的仕途并没有因此而受阻。同年,擢为知制诰,又为河北路察访使,兼判军器监。熙宁八年(一○七五),沈括受命出使辽国,跟辽人谈判宋辽边境问题,取得成果。使辽期间,又对沿途所见所闻详细记述,著成《熙宁使虏图抄》。同年,他又诏为权发遣三司使,参与国家财政工作,对北宋的财政和税收制度提出了不少建议。

熙宁十年(一○七七),沈括因事被劾,出知宣州。元丰三年(一○八○),改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奉密旨练兵,以备对西夏用兵。翌年,宋廷发兵攻西夏。元丰五年(一○八二),因徐禧轻敌大败,沈括受牵连,以“坐始议城永乐,既又措置应敌俱乖方”,贬为均州团练副使。自此,沈括仕途便告结束。往后数年,他辗转回到润州,居于梦溪园。元祐七年(一○九二)前后,他写成了《梦溪笔谈》,过了几年,绍圣三年(一○九六)六十五岁卒。

沈括在朝廷当过不同的官,都有所建树。而且,对于各个官位的沿革和所需知识,他也是认真学习,遇到不明白处,又不厌其烦地问个究竟,因此造就了他学问知识的广博。《宋史》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正正反映了他治学严谨认真的特点。而晚年写成的《梦溪笔谈》,正是他广博学问的全记录。

可惜的是,沈括的著作大多散佚不存,犹幸的是他晚年居于梦溪园,把平日所见所闻和思考的事情逐条记录,成《梦溪笔谈》一书。当中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自然科学方面,包罗了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地理、地质、生物、化学、建筑、工程、医药等科学内容;人文科学方面,记录了古今文学艺术、史学考证、语言文字、音乐绘画等的数据;政治兴革上,他对制度沿革、外族兴衰、名臣言行等也多有记载和评议。

像《梦溪笔谈》(以下简称《笔谈》)这类笔记作品,唐宋时期有很多,例如沈括在《笔谈》中多次提到唐人段成式撰的《酉阳杂俎》便是相类的作品。可是段氏之书,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评《笔谈》则说“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于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所究心”,“汤修年跋称其目见耳闻,皆有补于世,非他杂志之比。勘验斯编,知非溢美矣”。是书与别书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集人文与科学知识之大,而且所记所录,都是沈括自己耳闻目睹之事或读书心得,虽然有些内容近似迷信,但都是当时宗教信仰的反映,对于荒诞不经之事,他是鲜少记录下来的。至于各种现象,沈括也尽力解说。如果不明个中原因,就清楚说明。这比其他虚实不分的笔记作品,无疑是更具理性批判和可读性的。

由于沈括对所记事物抱着认真谨慎的态度,因此《笔谈》所记载的典章制度、人事官政等政治数据,以至唐代至北宋初期关于音乐、诗歌、绘画等人文艺术的趣闻逸事,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当时政治、艺术和文化的认识。此外,《笔谈》还记录了大量关于数学、天文、历法、工程、建筑、医药等科学范畴的材料。当中不少题目,更是沈括自己的科学见解和新理论、新方法。这正是《笔谈》与一般的笔记作品不同之处。我国古代的文人笔记著作,大都以记录事件为主,作者往往将一些趣闻逸事或考证补遗的意见条列而出。当中人文艺术的内容很多,但记录科学知识的却相对鲜少。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作者多为文人,对科学知识了解不深,难以实录,自然有所取舍,把焦点放在熟悉的文人雅趣或者考证补阙之上。即使是称为博物学的作品,也多是将道听途说或古书所载之事笔录一番而已。《梦溪笔谈》内容赡博,尤其沈氏对科学问题的各种洞见,更为人所称颂。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一九○○至一九九五)视此书为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而沈括更是“中国整部科学史最卓越的人物”。

二、知识爆发时代下的学问世界

《梦溪笔谈》反映了沈括广博的学识,这点毋庸置疑。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个时期会造就了沈括这样的博学型学者?沈括本身对学问的兴趣当然起了主要作用。沈括置身的时代,中国的知识传播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便谈到: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

北宋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长足发展,书籍刊布流通愈加容易,也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从前难得一读的古籍,在印刷本出现后,变得轻易可得。虽然实际上不是所有书籍都会像《史记》《汉书》般日传万纸,但这类本来难得一读的作品,北宋时期的士人已经容易获致,也使私人大量藏书变得容易。更重要的是,印刷本大量出现后,本来借由抄本而做小范围流传的书籍传播方式,被印刷本的大幅度的传播取代,数量增加之余,制作书籍的速度更为惊人。沈括生活的时代,正是印刷本开始蓬勃产生的时期,这正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材料。

沈括阅读典籍之丰,涉猎范围之广,也跟他年轻时已进入宋代皇家藏书机关——昭文馆——工作有莫大关系。他于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因张蒭的推荐,获召赴京编校昭文馆书籍。昭文馆是北宋皇家藏书阁之一,隶属秘书省。太平兴国年间,与史馆、集贤院总称为“崇文院”。其中昭文书库在东院廊,集贤书库在南廊,史馆书库在西廊,其后又在中堂建秘阁,因此称为“三馆秘阁”。当中收藏的图书,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还有不少是民间难得一见的“天文、占候、谶纬、方术书五千十二卷”。此外,秘阁还接收了不少由内库拨送的书画,这也是一般民间士子所难以一睹的珍贵墨宝。其间虽然因丁母忧回乡守制三年,但回到京师后,沈括一直都有参与馆阁图书的整理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等职,虽然官职上属于馆阁小官,但对于热爱学问的沈括而言,能够在北宋的典章政书储存机关工作,并且阅读到大量难得一见的秘籍,对他本身学问的进步有莫大裨益。

三馆秘阁,可以说是北宋的皇家图书馆和画廊。立国初期,宋太祖已颁布诏书,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典籍图谱字画等重要文化财产,聚集到汴京。最初这些文物保存于史馆,后因物品众多,地方不敷应用,于是别建新馆舍来收藏,这就是新建的崇文院中堂,也称为秘阁。

当时秘阁收藏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庾亮、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书法作品,也搜罗了顾恺之、韩幹、薛稷、戴崧等人的作品。而太祖又喜欢向大臣展示这些作品,以至于大臣欲一睹作品风采,太祖也不吝答应。例如学士李昉、宋琪、徐铉欲观看秘阁藏书,太宗将图籍、古画悉数令其观览。这种将藏品公开给大臣观览的做法,固然有其管治策略上的需要,例如淳化三年(九九二):(太宗)幸新秘阁。帝登阁,观群书齐整,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赐坐命酒,仍召三馆学预坐。日晚还宫,顾昭宣使王继恩曰:“尔可召傅潜、戴兴,令至阁下,恣观书籍,给御酒,与诸将饮宴。”潜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

谈到学问材料,也不能不谈到北宋初期政府推动的类书结集。我国著名的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是北宋初期出现的。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说: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太平御览》)。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

沈括生活的年代,药物学也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方剂学方面,北宋初期,朝廷除了编订类书之外,也大规模搜集民间药方。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王怀隐主编的《太平圣惠方》完成了编纂工作。该书凡一百卷,针对一千七百多种病症,收录了一万六千多条处方。该书于淳化三年和元祐三年(一○八八)先后刊布了两次。太宗雍熙年间,又命贾黄中等编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此书与其余各大类书一样,由史局的翰林官员负责,虽然编成后,不像《太平圣惠方》一样刊布天下,但与之有关的资料,仍留存于史局中。沈括对药理、方剂以至本草的认识之深,对各种草药的区别有深刻认识,相信与到京后有一段时间在史局工作、能翻阅到这些材料不无关系。

方剂学之外,本草学在北宋时期也有所发展。例如开宝六年(九七三)由刘翰、马志等编修的《开宝本草》二卷,比唐代《新修本草》多收录了一百三十余种药物。仁宗嘉祐六年(一○六一)掌禹锡等又修成《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又增加了一百种药物。除了药物数目不断增加外,北宋的本草书,又加添了草药的图录。例如与沈括同时代的苏颂,其《图经本草》便开始为草药绘图。而《图经》中对植物各部位的细致描述,以至对很多动植物的生长形态的观察,都可见北宋人对植物和动物学知识已经认识很深。图经中也有化石的记录。这类记载,正正反映了北宋时期知识界对各种事物的多元化研究和记录,这不仅是沈括个人才有的突出表现。不过,沈括比他们优胜之处,在于其他人的记述往往集中在一二课题上,但沈括的《梦溪笔谈》,则可谓多元知识的作品。

三、《梦溪笔谈》与沈括的治学特色

《笔谈》之所以获得如此称许,可归因于沈括科学家本质的治学特色。他不但记录了自然现象,而且对这些现象进行各种各样的观察、实地测验和实验活动,从而总结和诠释。从《笔谈》中,我们可以欣赏到沈括严谨的治学态度。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不蹈袭古人成说

能够做到如此全面的科学解释,在于沈括具有深厚的科学知识根底,能够了解天文、历算、乐律等的深邃理论,并且屡有发明。因此《笔谈》不但记叙前人于科学知识上的真知灼见,又能指出当中缺失处,并且提出新颖的见解。他绝不以蹈袭前人旧说为满足,经常亲自验证,提出理论,以解决前人的错误。例如卷七有一条谈刻漏的问题:

古今言刻漏者数十家,悉皆疏缪。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于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余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梦溪笔谈》卷七)

他治学上又不盲从,对于古人成说,也经常指出当中不合情理的地方。例如卷三有一条关于舜帝二妃的叙述: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以二帝化道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姒之德。考其年岁,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岁矣。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梦溪笔谈》卷三,四十七条)

他是从数学常识出发,计算出二妃在舜帝陟方时,已近百岁,而不会是诗人墨客笔下的少女。《梦溪笔谈》的价值,不少人都重视其科学知识,指出沈括无论在数学、物理、天文、历算等学问上,都达到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这固然是《笔谈》带给后人的重要科学材料。但读者阅读这部作品时,更需注意和学习的,是沈括怎样把自己推到领先的水平。或许从书中的一些条目,我们可以认识到沈括的治学态度怎样令他在芸芸北宋学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人文与科学知识皆有成就的博学家。(二)理性审视问题

沈括秉持理性态度,审视各种事物。例如《神奇》中有以下一条谈到“前知”的问题:

人有前知者,数十百千事皆能言之,梦寐亦或有之,以此知万事无不前定。予以谓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时,即是今日。中间年岁,亦与此同时,元非先后。此理宛然,熟观之可谕。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迁避之。”亦不然也。苟可迁避,则前知之时,已见所避之事,若不见所避之事,即非前知。(三五○条)

这是从逻辑上说明没有所谓前知。沈括的论点很简单,如果说事有前定,必然要待事情应验后才能说,但既然应验了,那么便是当下才知道的事。对于那些认为可以前知而规避的说法,他更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因为从逻辑上说,可以规避,就说明也会前知已避之事,那事情根本就不会出现;如果见不到所避之事,那就不是前知了。(三)重视实证观测和研究

沈括对各种事物抱有浓厚兴趣,而且不是停留在书本的记载上,而是喜欢亲自观察和研究事物。例如他出使辽国时,看到一种奇特的兔子:

予使虏日,捕得数兔持归,盖《尔雅》所谓“蟨兔”也,亦曰“蛩蛩巨驉”也。(《梦溪笔谈》卷二十四,四二六条)

这正是科学家应有的重视实证的精神。《笔谈》中有很多是他亲自观察和做实验来证明事物真伪的记录。例如卷三有一条记录了他参观冶炼作坊:

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人,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然而天下莫以为非者,盖未识真钢耳。予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鍜一轻,至累鍜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五十六条)

从实地观察认识真钢与伪钢的分别。这种对事物认真观察的态度,也见于他对虹能饮水这个传说的追寻。卷二十一《异事》有以下一条记载他观测彩虹:

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熙宁中,予使契丹,至其极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帐。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予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绡縠。自西望东则见,盖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久之稍稍正东,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复见之。孙彦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三五七条)《笔谈》中也有沈括进行天文、历象观测的数据,其中有一条(一二七条)谈到他观察极星,绘制了二百多幅观测用的星图,最终得到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的结论。(四)观察敏锐和联想能力惊人

在古代中国,文人游历是很平常的事,沈括也不例外。沈括跟一般文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把自己的眼光仅局限于山水景致的欣赏上,而是始终保持着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而且展示出十分惊人的联想力,能够把看似没有关系的自然景物联系到地理变化,从地质学的角度解释一般人不以为意或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例如熙宁六年(一○七三)至七年(一○七四),他在两浙之间游历,又到过温州的雁荡山,他看到的却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在这次游历中,沈括敏锐地观察到雁荡山的地貌,“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廉、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四三三条)准确地以冲积理论解释了这种地貌形成之原因。

奉使河北时,沈括经过太行山一带,看到“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因而联想到“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并且以河流积解释了海洋变成陆地的原因:“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四三○条)(五)重视亲自实验

沈括不仅能看到一般士人不注意之处,而且对于自己的想法,往往亲自验证。例如《杂志》中有一条谈到“石油”时说:“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四二一条)

又例如《补笔谈·乐律》中有一条谈到应声问题,属于声学上声音共振的课题。沈括就做了纸人试音的实验来证明其原理:

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五三七条)《器用》中也有一条关于出土的古代弩机的记载,沈括不但能用算术上的勾股理论解释其设计,而为了验证这个计算方法套用在弩机上是否切实可行,他自己做了实验:“余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并因此推论说:“设度于机,定加密矣。”(《梦溪笔谈》卷十九,三三一条)

四、《梦溪笔谈》的历史文献价值

(一)说明北宋时期政制变化《官政》记载了很多有关北宋财政的资料,例如当时各种税法如茶税、盐税的变革情况,汴京吏员俸禄建立的因由,历朝铸钱数目的变化等等。税制变革可以说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课题,尤其是沈括身处的时代,王安石推动的熙宁变法中,很多项目都是环绕着税制改革而进行的。而沈括在这个时期,受到王安石变法集团的青睐,也登上了他的仕途的最高峰,出任了权三司使的要职。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视为计相,是丞相以下的重要官员。他对北宋各种财政制度了如指掌,而且思量孰优孰劣,这在他对茶税、盐税等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二)官员的惠民德政《官政》中也记录了北宋一些官员的惠民举措。当中既有大名鼎鼎的范仲淹,也有不甚著名的地方县令。对沈括而言,无论官职大小,只要能做出对百姓有益的事,就是好官员。其中范仲淹的一则,记述了他处理江南地区灾荒的手段,与一般人的思路不同,更凸显出范氏的政治智慧。按一般官员的想法,灾荒之时,由政府赈济是最直截了当的做法;可范仲淹却另辟蹊径,采用宴游和大兴土木的方法,广兴徭役,使灾区百姓能够从事劳动以获取金钱,不致出现大量游手好闲的饥民,令社会不稳。沈括是拳拳服膺范氏处置灾荒的策略的。(三)法治精神的展现《官政》中有几则关于北宋法律的材料,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官员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情况。其中有一条记载的是皇帝的近侍犯案,虽未至于死罪,但朝廷大臣大都认为非杀不可,只有范仲淹一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不能为求一时快意,就绕过法律规范,任意加重刑罚。由此可见,虽然律例俱在,但当时的官员大都没有强烈的维护法律意识。朝廷大员没有法律意识,而地方官员也对律令条文理解不足,以致出现错判的冤案。《官政》中记载了刑曹对两起地方案件判决的批驳,正反映出一般官员未必能够完全了解法律例文的含义。

五、《笔谈》的文化价值

(一)保留重要的社会史数据

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外族统治,汉文化与外族文化不断冲突、融合,形成了隋唐时代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特色,体现在宗教、音乐等领域。其中佛教更深入民心,更成为汉族的宗教信仰,至宋复与儒、道合流。虽然中唐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复兴,到北宋时期,理学思想形成,更逐步取代佛教,成为士大夫的核心信仰。不过,当时一般的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影响。《笔谈》中也有一些关于北宋时期士大夫与佛教信仰之间的记录,其中有当时流传的故事,也有沈括亲身从亲友之间听到的事迹。例如《神奇》中有一条关于菜花生成佛相的故事:

菜品中芜菁、菘芥之类,遇旱其标多结成花,如莲花,或作龙蛇之形,此常性,无足怪者。熙宁中,李宾客及之知润州,园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数。暴干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笃,因有此异。”(三四四条)

这段故事给我们几项信息:首先,沈括对植物遇到干旱天气时,往往会长出怪异形状的现象有充分了解,并且认为是植物的常性。其次,当时传闻李及之的菜园中菜花结成莲花状,各有一佛坐其中。沈括认为是与常性有异的神奇事件,因此记录下来。再者,为了解释其事,沈括把这种现象联系到宗教信仰上,认为是李氏诚心礼佛而出现的异事。这类无法解释的现象,在《神奇》中还有很多。其中有很多都不是道听途说之事,而是沈括亲身经历或者从他的亲友那里获知的。以沈氏科学知识造诣之深,对于虚假的传闻,自当有以解谬,但在《神奇》中,他却煞有介事地把这些事写下来。例如郑夷甫预知死期,“予与夷甫远亲,知之甚详”(三四九条),这还可以说是远亲的传闻,那么其中两条关于神怪对象的记载,则是他自己的见闻。其中一条与佛牙有关,那是熙宁年间,他经过咸平县时,与刘先一同在佛寺中的经历。当时他取佛牙“视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飒然涌出,莫知其数,或飞空中,或堕地”(三四三条)。(二)保存珍贵的科技资料《笔谈》的内容不仅反映出沈括的知识广博,而且反映了北宋前期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当中既有北宋以前的各种科学技术,也包括了沈括本人的发现和发明,对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沈括对低下阶层科学家和民间智慧的记载。这些人物或技艺匠人,不见于正史之中,也鲜为士大夫所关心,但却因沈括的《笔谈》,使得其中一些重要的数据保存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记录。

北宋是中国印刷术最重要的时期。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出现,到了北宋时期,由于国家重视文教,对书籍的需求殷切,出现了庞大的雕版印刷书籍巿场,因而令这种印刷技术得以蓬勃发展。胡应麟(一五五一至一六〇二)《少室山房笔丛》便说“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北宋时期,印刷业又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那就是印刷技术的改良。这得归功于一位民间印刷工匠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本来,雕版印刷制版工序繁复费时,例如后唐时,宰相冯道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九经,由开雕到印刷成书,前后费时二十一年之久,始雕版印刷出经文和注释一百三十卷。这样旷日持久的事业,只有国家才能应付,但对于印刷业的全面发展,以及应付巿场的庞大需求,却起不了多大作用。而毕昇却另辟蹊径,采用活字模印刷的方法,来解决制作雕版时间长的问题,从而缩短制版时间。可惜的是,毕昇只是一介布衣,他对印刷工艺的改良,当时得不到重视,而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没有在宋代流行。犹幸《笔谈》里的一段文字把整个活字印刷术的原理记录下来,否则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件事: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三○七条)

又例如五代、北宋时期著名的建筑师喻皓,虽然曾经负责修建开封开宝寺的宝塔,却因为本身只是工匠阶层,因而缺乏关于他的详细记录。他曾经写了部《木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建筑学著作,但已经失传了。至于他营建的开宝寺宝塔,在当时属于极为巧妙的工程,尤其以倾斜塔身来抵御风力,将建筑物与周遭环境和气候影响的各种因素考虑到设计之中的周详营造规划十分高明,可惜在庆历年间烧毁。现在能够看到关于喻皓的数据,便是《笔谈》中的记录。关于《木经》的文字,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只有《笔谈》中的两段。

六、《笔谈》的不足之处

《笔谈》博大精深,但也不是没有缺点的。首先,这部著作属于笔记体作品,尽管内容渊博,涉猎之事颇广,而且饶富洞见,但缺乏完整的学问体系,尤其当中谈论天文历算的部分,若读者不熟悉相关课题,很难在短短的文字里对天文历算之学有深入认识。

其次,沈括对于自己熟悉的课题,往往能够详加发挥;但也有些条目只是记录了一些现象,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例如《笔谈》中有一条提及指南针不常指南的现象,沈括最后以“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四三七条)作结,并没有进一步追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而这一条又经常被引用作为沈括发现磁偏角(magnetic deviation)的材料。可是,细阅原文就会发现,沈括叙述的是怎样令指南针常指着南面的方法: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四三七条)

按文意,沈括感到困惑的,是方家用磁石磨的针,虽然指南,但常微偏东。他没有认识到这是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反而觉得有问题,因而思量怎样改善指南针的设计。最后提出以蚕丝加蜡悬吊于无风处,就能够做到“针常指南”。由是而言,对沈括来说,磁偏角并不是正常的现象,反而这种偏差不合情理,必须纠正。事实上,关于磁偏角的发现,应为北宋司天监官员杨惟德(一作杨维德),而非沈括。北宋仁宗庆历元年(一○四一)三月五日,杨惟德在其奉宋仁宗敕与由吾公裕合撰的《茔原总录》卷一《主山论第八》提及罗盘“磁偏角”的存在及校正测定方向误差的方法,他说:

客主的取,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午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取方直之正也。

意谓要测定坟地四正的方向,必须取丙午方向的针,等到针摆动停止时,中而格之,才能得到正确的方向。杨惟德所说丙午向,即定磁偏角在7.5°以内。与杨惟德同时代的王伋(字肇卿,约九九○至一○五○)《管氏地理指蒙》亦言“磁者母之道,针者铁戕。母子之性以是感,以是通。受戕之性以是复,以是完。体轻而径,所指必端。……针之指南北,顾母而恋其子也”。王伋的《针法诗》(仁宗天圣八年[一○三○]撰)也说:“虚危之间针路明,南方张度上三乘。坎离正位人难识,差却毫厘断不灵。”

此外,不少关于沈括的研究作品,都把他发现“石油”视为重要贡献:

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四二一条)

若说沈括首先用“石油”一词来形容这种液体,并且指出石油将大行于世,这点固然不错;但沈括只是认为石油可以用作松墨的代替品,而跟现代人利用石油作为燃料,继而引发能源革命的用途相去甚远。这是因为身处北宋社会的沈括,根本不会有化石燃料的观念,因此,我们阅读这些条目时,也需要注意沈括的“发现”并不就是我们心目中期望的“发现”。

引申阅读

一、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

二、胡道静、金良年、胡小静:《梦溪笔谈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

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钢铁公司《梦溪笔谈》译注组:《梦溪笔谈译注·自然科学部分》(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七九)

四、[日]梅原郁译注:《梦溪笔谈》(东京:平凡社,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

五、Nathan Sivin,“Shen Kua.” I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edited by 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Vol. 12,pp. 369-393.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5.

故事——追本溯源

本篇导读

《梦溪笔谈》第一和第二卷共四十一条,加上《补笔谈》中的十条,合共五十一条,说的都跟宋代官制、礼仪、舆服等话题有关。沈括所选的条目,并非重要的制度或礼仪,而是一些当时已经鲜为人知的事情,或者以讹传讹,谁也搞不清楚是怎样开始的典章制度。内容上属于掌故考证,说的都是旧制度或旧习惯。

这些旧制度、旧习惯在北宋初年还影响着政治、文化生活,但是一般人只是依样画葫芦,人云亦云地生活于旧习惯或旧制度之中,对于为什么这样做,是否值得这样做,甚至这么做对不对等问题,一概置之不理。沈括却不然,他仔细研究,深入探索,反复思考这些旧传统,将当中的起源、沿革、流变以至前人的误会一一厘清,来个正本清源,令读者知道各种旧传统、旧制度和旧习惯的来龙去脉,以及唐宋时期一众官僚是怎样把误会变成生活习惯的。

沈括花心思去检核这些旧事物,不是简单的学究式考证工作,而是要揭示给当时的人知道,不明就里、不知所以然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继承下来,其实是无知而且危险的。展示给读者看,原来一些习以为常的传统(故事),其实也不过是从前某个时期把更旧的传统推翻的新习惯而已。当中不言自明的意思,就是无论礼制、法度以及生活习惯,都不断改变。而沈括选择叙述的故事,又往往是一些在变化过程中丧失了原意,把制度、习惯变坏的事实。

卷一·故事一

123

上亲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456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7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郊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8事于上帝,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9告』,余皆谓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谓『正祠』。按[001]注释

按 :段末编号为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本条目编号,以便读者延伸阅读。下同。

1 亲郊庙:亲身进行郊祀(祭天)和庙祀(祭祖)。

2 恭荐:恭,恭敬。荐,祭祀用的物品。

3 景灵宫:宋代供奉本朝历代帝后的皇家祀庙。北宋真宗开始进行祭祀。

4 太庙:中国古代皇室祭祀祖先的宗庙。

5 南郊: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的活动,在冬至日举行。

6 《郊式》:指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沈括奉敕编修的《南郊式》。

7 预:参与。

8 太清宫:祭祀老子的庙观。

9 正祠:法定的正式祭祀活动。

译文

皇上亲身进行郊庙祭祠仪式,典册记载都说“恭荐岁事”。首先祭祀景灵宫,叫作“朝献”;其次太庙,叫作“朝飨”;最后才到南郊进行祭祠仪式。我在整理郊庙祭祠的仪式时,曾经参与过讨论,当时怀疑这个次序安排,如果先祭祠的最尊崇,那么南郊的祭典不应该在太庙之后;如果以后者为尊崇,则景灵宫的祭典不应该在太庙之前。探究这个次序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有所因袭的。按照唐朝旧法,凡是祭祀上帝,都预先派遣使者向百神预先祭告,只有太清宫、太庙,则由皇帝亲自前往。典册和祭文都记载说“由于某月某日有祭祀于某处,不敢不向神明禀告”。祭祠太清宫、太庙的叫作“奏告”,其余都称为“祭告”。只有于南郊进行的祭典,才是正式的祭祠。到了唐玄宗天宝九载,下诏书说:“‘告’字是上向下宣告的用语。从今以后,太清宫适宜改称‘朝献’,太庙改称‘朝飨’。”自此之后,便失去了“奏告”这个名称,无论典册、祭文,都把这些祭典叫作“正祠”了。

赏析与点评

这是《梦溪笔谈》的第一条笔记,谈的是皇室祭祀的问题。沈括从自己征集郊祀仪式的亲身经历谈起,揭示出唐、宋之间皇室祭祀仪式和用语的变化。12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345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其通禁67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8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合门,9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10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11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004]注释

1 初命:首次任命。宣召:皇帝遣使传达谕旨,召入供职。

2 学士:即翰林学士,负责替皇帝起草诏令的官员。

3 禁中:皇宫禁地之内。

4 内臣:负责皇宫内事务的官员,多指宦官。

5 复门:即重门。

6 北扉:扉,门;此处指在北面设门。

7 浴堂:即浴堂殿,也作玉堂殿,唐、宋君主时常在此殿召见学士官员。

8 合门:北宋皇宫正殿文德殿的东西掖门。

9 西掖:皇宫的西面。

10 挽铃:唐制,进入学士院之前,必须先摇动铃索通报,获院官准许,方可入内。

11 文具:徒具虚文。

译文

唐朝制度,由宰相而下,首次任命时都没有宣旨召见的礼节,只有学士官才会宣旨召见。原因是学士院在禁苑之内,如果没有内臣宣旨召见,便没有理由可以进入,故此学士院的门口另筑建重门,也是因为它直通禁庭的缘故。另外,学士院开北门,是因为它位于浴堂殿南面,方便应召。现在学士第一次拜官,由东华门入宫,到达左承天门下马等待诏见,院吏由左承天门并排引领到合门,这也是沿用唐朝的旧制度。唐朝宣召学士官,由东门进入。那时候学士院在皇宫的西边,因此自翰林院的东门赴召,并不是现在由东华门进入的啊。至于挽铃的旧制度,也是因为他们身处禁宫之内,虽然是学士院的官员,也只能到达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想而知。现在学士院在皇宫外面,跟其他官署并无不同,但也设铃索,全是徒具虚文的旧制度罢了。赏析与点评

这条记述古代君主任命大臣时进行的宣召之礼,当中谈到唐初学士院学士获宣召的因由、觐见路径和在北宋时已徒具虚文的挽铃制度。

关于汴京宫城“东华门”和“左承天门”的位置,可参考图1、图2。图1 北宋汴梁宫城图[出自陈元靓元至顺年间刊本《事林广记》后集(宫室类)“宫阙之图”]图2 傅熹年据《宋会要辑稿》及元王士点《禁扁》等绘制之“北宋汴梁宫城主要部分平面示意图”[出自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二百九十六页]1

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23于百官前横列。王溥罢相,为东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遂令供4奉班依旧分立。庆历中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参用旧制也。[007]注释

1 两省:指中书和门下省。供奉官:中书和门下省的官员。

2 王溥:字齐物,九二二至九八二,北宋并州人,官至宰相,乾德二年(九六四)任为太子太保,隶东宫官属,谥文献。

3 东宫:太子居住和处理事务的宫殿。

4 贾安公:贾昌朝,字子明,九九八至一〇六五,北宋获鹿(在今石家庄市)人,卒谥文元。译文

唐朝的制度,两省的供奉官,(朝贺的时候)东西对立,叫作“蛾眉班”。大宋开国初期,供奉官横列在百官的前面。王溥被罢免宰相改为东宫(官)后,一品官员排在供奉官的后面,于是下令供奉班像唐制一样分立。庆历中,贾昌朝做中丞,认为东西班对拜于礼不合,于是又命令他们横行。到今天,最初排列班次的时候分立,到百官的班次排定后,便转班横行;百官参奏事情完毕后,又再分开列队,百官按次序退朝后,才离开。这是参考旧时制度的做法。123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

45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678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910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11121314。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1516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秋根,即今1718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正观时犹尔,开元之1920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009]注释

1 衣冠:衣服和帽子。

2 胡服:少数民族的服饰。

3 绯:红色。

4 长靿靴:长筒靴。

5 蹀躞(dié xiè)带:系有多个垂挂小带子的腰带,用以系挂各种随身小件物品(如小革袋或饰物,见后图)。

6 涉草:走过草原。

7 茂:丰盛。

8 寝:睡觉。

9 深荐:荐,野兽吃的草。深荐,指茂盛的草原。

10 袴:同裤。濡:湿。

11 沾:沾到雨水。

12 帉帨:手巾。

13 算囊:盛载算子的袋子。

14 刀砺:佩刀和磨刀石。

15 衔:紧扣。

16 秋:拴在牛马大腿后的带子。

17 带銙:金属或玉制器具,用作带扣。

18 正观:即贞观。犹尔:还是这个样子。

19 褒博:宽大。

20 顺折:有所沿袭(顺)和改革(折)。译文

中国的衣服饰样,自从北齐开始,就全部采用胡人的样式。窄袖、绯绿的短衣、长靿靴、有鞢躞带,都是胡人的服饰。窄袖有利于骑射;短衣、长靿都是便于在草丛中穿梭。胡人喜欢茂盛的草地,习惯在草地上睡觉生活,我出使北方时经常看到,即使王庭也在茂密的草丛之中。我到胡庭的那天,刚下过雨,经过草地时,衣服衫裤都被弄湿,只有胡人都没有被雨水沾到。带衣所挂着的蹀躞饰物,大抵是想用来紧紧系着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后来虽然没有蹀躞这种饰物,但还是保留着那个环,这个环是用来扣着蹀躞的,就像马有秋根一样,那就是现在的带銙了。天子必须用十三环为节。唐朝武德、贞观年间还这样做,开元之后,虽然沿用旧习惯,而稍微宽大了。可是带钩还是穿带本为孔,本朝有所沿袭和改革,礼制文明更为丰盛。图3-1、图3-2 蹀躞带[出自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十六页]1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2345。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678、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9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010]注释

1 幞头:古代的一种帽子(见下页图)。

2 硬脚:巾脚用金属线撑着。

3 方镇:即藩镇,唐代控制地方政治军事的节度使。擅命:专擅,不听从中央指挥。

4 僭:越级。

5 局脚:硬脚而弯曲的形状。

6 交脚:后巾脚交叉的形状。

7 朝天:巾脚朝向上方。

8 顺风:巾脚一向下垂,一向上曲。

9 颔:下巴。译文

幞头,又叫作“四脚”,是四条带子的意思。其中两条缚在脑后垂着,另外两条带子则由下巴折返,系在头上,使得它折曲地附在头顶上,因此也称为“折上巾”。唐代的制度规定,只有君主可以使用硬挺的带子。晚唐的时候,方镇专横,才开始僭越使用硬挺的带子。本朝的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总共五种形式。当中只有直脚是不论贵贱都可以采用的。此外,老百姓所戴的头巾,唐代人也叫它作“四脚”,原因是两条带子缚在脑后,另外两条系在下巴上,取它穿戴起来牢固不易脱落。闲来没事做时,则反系于顶上。现在人们不再系于下巴下,两条带子就形同虚设了。图4 幞头12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密院札子问宣头所起。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掌诏诰,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3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45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6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勑』;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亦用札子。但中书札子,宰相押字7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札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头子唯给驿马之类用之。[012]注释

1 及:担任。

2 密院:枢密院,管理军事机密和边防事务。札子:宋代的一种公文书。

3 密命:秘密命令。

4 郭崇韬:?至九二六,后唐将领,庄宗时任宰相兼枢密使。

5 安重诲:?至九三一,后唐将领,明宗时任枢密使。

6 勑:同敕,由中书省颁发的皇帝命令文书。

7 参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相。译文

我担任史馆检讨官时,枢密院有札子下来问及宣头的起源。据我所知,唐代的制度,中书舍人负责诏告,都会准备四本,一本为底本,一本用来宣读。这里的“宣”,是走出来的意思,没有用来做书名。晚唐时期枢密使从宫禁中承接皇帝的旨意,出来后交给中书省,就叫作“宣”。中书省承受了旨意,记录在典籍里,叫作“宣底”。现在史馆中还有《梁宣底》二卷,一如现在的《圣语簿》。梁朝最先设立崇政院,专门负责传达秘密的命令。到后唐庄宗恢复了枢密使一职,命郭崇韬、安重诲担任,这时起两个部门才开始分别领导政事,不经过中书省直接发下来的叫作“宣”,像中书的“敕”。小事则发出头子、拟堂帖。到现在枢密院用宣和头子两种。本朝枢密院也用札子。不过中书省的札子,宰相押字在最上方,次相和参政根据职位依次向下押字;枢密院的札子,首长官押字下方,副官根据职级依次在其上押字,以这种方式来分别两种札子。头子则只有给付驿马之类的事情才使用。12

唐制:丞郎拜官即笼门谢。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则拜舞于阶3上,百官拜于阶下而不舞蹈,此亦笼门故事也。[014]注释

1 丞郎:唐代尚书省的左右丞和六部侍郎。拜官:授官。笼门:聚集在殿门。

2 已上:即以上。

3 阶:台阶。译文

唐代制度,得到授予丞和侍郎职位的人成为正式官员后,便会聚集在殿门谢恩。现在三司副使以上拜官,则在阶上跪拜、舞蹈;其余各级官员则在阶下跪拜而不舞蹈。这也是聚集在殿门的成例。123

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4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021]注释

1 大驾卤簿:皇帝出巡的仪仗队伍。勘箭:宋代皇帝出行回宫时的礼仪。皇帝郊祀结束回宫时,在宫门口行勘箭之仪。金属制的箭镞由守卫宫门的金吾掌握,香檀木制的箭杆由皇帝驾前掌握,两者勘合,则开宫门欢迎仪仗。

2 勘契:古代皇帝出行回宫时的礼仪,性质与勘箭同,只是所勘之物为香檀木雕成的鱼形和凹形鱼形模版(此据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二。另据宋王应麟《玉海·器用·皇祐文德殿鱼契》,鱼契分左右,左留中,右付本司)。

3 牡:雄性,这里指插入的箭镞。

4 牝:雌性,这里指被插入的箭杆。译文

皇帝出巡的仪仗中有勘箭,像古代的勘契一样。当中插入的箭镞叫作“雄牡箭”,被插入的箭杆叫做“辟仗箭”。这本来是胡人的法度,熙宁年间被废除。赏析与点评

这条记述皇帝出巡时的一些礼仪,原来是外族的习俗。123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456黄鉴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步行学士』。嘉祐中,于崇文院置编校局,校官皆许乘马至院门。其后中书五房置习学公事7官,亦缘例乘马赴局。[027]注释

1 选人:宋代文官中最低阶的官员,属于候任官员。

2 天圣:宋仁宗赵祯的年号(一〇二三至一〇三二)。

3 为:担任。馆职:宋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供职于三馆的称为馆职。

4 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黄鉴:字唐卿,宋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宋代进士,累官至集贤院。

5 左掖门:宋宫城的南正门侧有“左掖门”和“右掖门”两边门。

6 嘉祐:宋仁宗赵祯的年号(一〇五六至一〇六三)。

7 中书五房:唐宋时期中书省下设的五个部门。宋代的五房,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分别为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和刑房。习学公事官:宋代中书、门下省所属部门的见习官员。译文

选人不可以乘马进入皇宫的门口。天圣年间,开始有选人出任馆职。起初,欧阳修、黄鉴等人,都是从左掖门下马进入馆舍,当时叫他们作“步行学士”。嘉祐年间,在崇文馆设立编校局,校官都获准乘马直抵院门。其后中书五房设置习学公事官,也沿袭此例乘马到局上班。赏析与点评

这条记述选人乘马上班的来历,可见这不过是当时一个新的习惯。

卷二·故事二

12

三司使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权使即与正同,故三司使结34衔皆在官职之上。庆历中,叶道卿为权三司使,执政有欲抑道卿者,5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遂立翰林学士之下,至今为例。6后尝有人论列,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合门取旨,间有叙学士上者,然不为定制。[031]注释

1 三司使:宋代官制之一。三司是宋代的最高财政机关,掌全国贡赋,长官为三司使,地位崇高,权力仅次于宰相,有“计相”之称。班:即朝班,古代中央官员上朝时站立的位置。

2 权使:宋代“权三司使”本称“三司使权使公事”,简称“权使”。虽带“权”字,仍是正式官称。凡官阶较低者而领三司使的,不称三司使,而称“权三司使”。

3 结衔:官衔的写法或称呼方法。宋代的结衔次序一般的写法顺序为馆职之前书官名(寄禄官),官名之前书特别差遣。

4 叶道卿:叶清臣(一〇〇〇至一〇四九),字道卿,北宋长洲(今苏州)人,官至权三司使。

5 职下结衔:即把官衔写在馆职之后,降敕时叶清臣的结衔是“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按:此据《宋史》卷一九五《叶清臣列传》,《宋史》未见“三司使权使公事”一词。又张富祥译注本:“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意指移“三司使”三字于“权”字之下,遂使“三司使权使公事”之称变而为“权三司使”。如此则使“权三司使”的地位又低于“三司使权使公事”一等。)

6 初除:新任命。

译文

三司使的班位在翰林学士之上。从前的制度,代理的官员便是跟正职相同,因此权三司使与三司使一样,结衔时都写在官职的最前面。庆历年间,叶道卿出任权三司使,当时的执政者中有人想打压叶清臣,于是降敕时把权三司使的官名移写在其馆职名翰林学士之后,结果排班时就排在翰林学士之下,到现在成了惯例。后来曾经有人提出讨论,虽然结衔依旧未变,不过权三司使履新到合门领旨时,其结衔权三司使偶尔会排在翰林学士之前,但不成为定制。12

宗子授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太尉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345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6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官教授刁约草表上78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9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10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复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11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12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屡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13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予与刁亲旧,刁尝出表稿以示予。[032]注释

1 宗子:皇室子弟。南班官:皇帝赐封皇室子弟的官爵,属于有名但无实权实务的闲职武官。

2 王文正:王旦,字子明,九五七至一〇一七,大名莘县(在今山东聊城市)人,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死后获封为魏国公,谥文正。

3 迁官:官位升迁。

4 稀旷:珍稀罕见。

5 普迁:普遍,一同升迁。

6 推恩:把恩惠施与别人,指皇帝借某个场合颁授官爵。

7 刁约:字景约,?至一〇八二,北宋丹徒(今江苏镇江)人。草表:草拟奏表。

8 王沂公:王曾,九七八至一〇三八,北宋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封沂国公,死后谥文正。

9 事穷:事情被揭发出来。

10 诣:到。

11 徐:慢慢。措置:处置。

12 指挥:指示。

13 缣:细绢。译文

宗室子弟获授为南班官,世人传闻是王文正太尉当宰相的时候,才开启这个议案的,其实不是这样。按成例,宗室子弟没有迁官的法规,只有遇到稀有旷世的大庆典,则一同晋升一级官位。景祐年间,刚制定祖宗并配享于南郊的礼节,宗室欲借助大礼乞请推及恩惠,指使诸王官教授刁约草拟表章上闻。后来刁约拜见丞相王沂公,王沂公问他:“早些日子之前,宗室乞请晋升官位的表疏,是谁所写呢?”刁约猜不透他的意思,就回答说不知道。回家后想想,恐怕事情最终泄露并因此获罪,于是再造访宰相府。王沂公像之前一样问他,刁约更加惶恐,不敢再隐瞒,于是把事实说出来。王沂公说:“没有什么,只不过喜欢这份表章的文词罢了。”并再三嘉奖刁约。然后慢慢说:“已经得到圣旨,另外有处理的方法。再过数天,应当会有指示下来。”由那时起,便有南班官的授予,近年每每由最初担任小将军,总共经过七次晋升,便成为节度使,遂成为定制。宗子们以一千匹的缣布答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跟刁约认识了很久,刁约曾经拿出该表章的草稿给我看。123

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中书检正官,不置吏456人,每房给楷书一人录净而已。盖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033]注释

1 大理:大理寺,古代中国的最高司法机关。

2 节案:处理案件。

3 中书检正官:中书省中负责纠正省务的官员。

4 录净:誊录干净。

5 躬亲:亲自处理。

6 格:防止。译文

大理寺的法官,全部亲自处理案件,不可以命令吏员来做。中书省的检正官,不设置吏员,每个办公室只配给一名楷书人员负责誊清文书。这是希望士人亲身处理职务上的事情,防止吏员从中作奸,并且借此磨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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