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耀飞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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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赐之间：茶与唐代的政治试读：
引言
茶（学名：Camellia sinensis）[1]是风靡世界的饮品，自成为饮品至今千百年来，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人类世界的各种政治纷扰，也经常投射在茶身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学历史课本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ain Boston）。茶叶的倾销所带来的贸易逆差，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新英格兰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从而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由于其深远影响，这次事件不仅被写入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成为各种体裁的文教作品[2]之再创作对象。英国人擅长通过茶叶贸易来开拓殖民地的手段，甚至也成为一些学者眼中大清帝国衰弱的因[3]素。 虽然说茶叶这一“蝴蝶”所引发的“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并不一定如学者们所强调的那样真实，但其在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视。茶字罍图片由湖州博物馆刘荣华女士提供茶字罍（局部）图片由湖州博物馆刘荣华女士提供中国作为茶的起源地，中国人对茶各种功能的认知最早，饮茶习俗也最为丰富。在唐代之前，茶叶多被当[4]作入粥之食，或醒酒之物。 唐中期[5]以后，以“茶圣” 陆羽（733—[6]803） 对饮茶之雅趣的阐扬及其所著《茶经》的流布为标志，茶更多成[7]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高雅消遣。 随着宋代庶民社会、城市经济的兴盛，茶又开始进入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即描绘[8]有多处茶坊。 南宋末钱塘人吴自牧所著《梦粱录》除了专辟“茶肆”条详列杭州诸处茶坊、茶肆外，又在“鲞铺”条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9]亦不可免。” 可见饮茶习俗流传之广，已经深入各个阶层的日常饮食。由于材料的丰富，目前对于茶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宋以后。而在唐五代时期，因材料所限，又集中于对陆羽、《茶经》、茶诗、瓷器、法门寺地宫茶具等专题的关注，较少从政治史角度入手者。特别是茶在唐五代时期，作为已经在上层社会流行，但尚未全面普及到民众日常生活的饮品，因其稀缺性和高雅品格所产生的特殊格调，如何成为反映唐五代政治的一种象征化物品，是需要继续讨论的。因此，本书拟就贡、赐两个方面，从礼物流转之角度，来考察茶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主要内容包括：上编：贡茶。唐代贡茶之地，所在多有，但以浙江西道中部常州、湖州交界的顾渚山紫笋茶之茶贡最为知名，留下的史料也最多。紫笋茶因受到远在长安的唐天子垂青，由此形成持续一百多年的茶贡制度，且能折射出中央与州之关系的一个侧面。下编：赐茶。相比贡茶，赐茶材料虽然不多，但亦有其重要性。因此，笔者先全面梳理了唐代的茶产地、全国范围贡茶和赐茶的史料，再结合礼物理论，来探讨不同等级的茶在贡和赐的流转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同含义。其实，作为一种礼物，不独茶叶，其他稀缺物品的流转，都是值得关注的。就此而言，对于唐代的贡、赐物品的研究，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物质文化史，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注释】[1] 中文中“茶”字起源较迟，且多假借其他字形，至唐代《开元文字音义》方才定型为“茶”字，这与茶叶本身作为饮品的流行过程大致同步。参见周靖民《试论茶名和语言渊源》，《中国茶叶》1985年第3期，第37—39页。英文“tea”的语源，其实也起源于汉语，具体而言是闽南语。参见马晓俐《语言学中的中国茶称谓、发音及拼写之管窥》，《中国茶叶》2010年第3期，第38—40页。[2] 比如以图文形式教育儿童的绘本：Peter Cook著，David Antram绘：《千万不要参与波士顿茶叶事件》，嘉义：明山书局，2011年。[3] 这方面的观点，主要以颇为畅销的《茶叶战争》为主，但此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参见周重林、太俊林《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修订本，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学术性的研究参见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4] 关于茶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茶史整体概况，参见方健《关于中国茶史研究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国茶书全集校证〉导言》，氏汇编《中国茶书全集校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收入苏智良主编《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39—754页。[5] 陆羽因其《茶经》的撰写，被后世称为“茶圣”。但唐宋时期似乎并无此称呼，至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方记载：“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参见辛文房撰，傅璇琮等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0页。辛氏此文或得自耿湋与陆羽的连句诗《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一句，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卷七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982页。可知陆羽被当时人称之为“茶仙”，而“茶圣”是后起的说法。相比“茶圣”一词更适合形容陆羽对茶道的创始之功，从而固定于陆羽一人，“茶仙”称号更加随性，指嗜茶且行事无拘无束之名人，如后文讨论杜牧修茶贡时，即自称“茶仙”。而目前被广泛联系的“茶仙”则是卢仝（795—835），参见李菊月《茶仙卢仝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6] 关于陆羽生年，大致取开元二十一年（733）的说法；卒年，则可确定为贞元十九年（803）。对于卒年，陈耀东根据嵊州出土永贞元年（805）《唐故云骑尉吕公夫人周氏墓志铭并序》提及的“沙门鸿渐撰”，论证陆羽即“沙门鸿渐”，卒于永贞元年后。参见陈耀东《陆羽的卒年》，《文献》1989年第4期，第280—282页。不过殷玉娴据宋僧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和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中的记载，确认为贞元十九年（癸未），可从。参见殷玉娴《陆羽卒年考述》，《农业考古》2007年5月，第195—196页。[7] 陆羽《茶经》为所有茶史著作必不可少的征引对象，自问世以来，也发展出上百种不同的版本。由于本书并不集中于《茶经》研究，故对诸家版本的异同，除了特别需要加以注明之处外，皆依方健汇编《中国茶书全集校证》所收《茶经》。[8] 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1—162页。[9]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茶肆”条，第262页；“鲞铺”条，第270—271页。上编 贡茶：中央与州的关系
越窑青瓷盏托（宁波和义路码头出土）采自：李军编著《千峰翠色：中国越窑青瓷》，宁波出版社，2011年，第106-107页法门寺茶具——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图片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梁子先生提供贡茶，指的是处于下位的地方政府或个人，向处于上位的中央朝廷贡献茶叶的行为。贡茶亦可称为“茶贡”，“贡茶”侧重于对制度的实践，“茶贡”可用于称呼制度本身，故下文中并未严格区分，视行文而定。无论如何，其核心在于“贡”字，即明确指向中央朝廷所代表的王权纳贡，以得到王权所回馈的政治名义，甚至经济利益。之所以将“茶”作为贡品，则是出于茶在唐代北方的稀缺性，远距离运输条件的不畅也进一步增加了茶的价值。虽然根据本书下编的统计，唐代产茶州分布广泛，但在以陆羽为代表的文人眼中，茶、水的等次更加重要，清明节这一时间点也十分关键。而常州、湖州交界处的顾渚山，其在清明节前所采摘的紫笋茶，因被陆羽评定为“上”而成为贡茶中之著名者。紫笋茶在成为贡茶并形成茶贡制度之余，更映射出唐后期中央与州的关系。一 唐代湖州茶贡兴废
目前涉及湖州贡茶的茶史研究，或以唐代长江下游为范围，或以现在的浙江省为范围，或以太湖流域为范[1]围，皆只是涉及而非专门深入。更[2]多的研究围绕陆羽及其《茶经》。关于唐宋茶业最为系统的学术研究，当属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李晓《宋代茶业经济研究》三部著作，后二者虽然以宋代为研究范围，也兼及唐代乃至[3]整个古代的茶法演变。但是茶贡与茶业经济并不是一回事，对茶业经济的研究并不适用于茶贡研究，一些研[4]究对此二者有所混淆。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茶经》图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宋一明先生提供事实上，关于湖州茶贡的研究，目前以湖州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关注最为集中。特别是自1991年3月以来每年一或两期的《陆羽茶文化研究》，这是由成立于1990年的湖州当地学术社团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印的主要反映地方学者关于陆羽茶事及湖州茶文化的刊物。不过这个刊物虽然截至2018年已经出版35期，但一直都以内部刊物的形式发行，唐史学界知之甚少。唯一正式出版的是蔡一平主编《茶苑撷英——〈陆羽茶文化研究〉论文选编》，收录了选自《陆羽茶文化研究》中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但因截至2001年，未能反映最近十余[5]年的研究情况。当然，就笔者所见，这一刊物登载的学术论文过于注重陆羽本人及涉及陆羽行踪的湖州境内唐代地名如杼山等，关于湖州茶贡史的关注不够。当然，也有不少好文章在其中，故在下文中，笔者会摘引其中一些论述。此后，还有散见于其他书刊的研究，比如2013年为纪念被认定的陆羽诞辰1280周年，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又出版了一部研讨会论文集《陆羽〈茶经〉与湖州》，颇可反映最近[6]的研究进展。作为陆羽家乡的湖北省天门市，早在1983年就成立了天门市陆羽研究会，并于1984年8月开始出版《陆羽研究集刊》，但至2014年，仅出版12期。在此期间的1986年，因召开了首届陆羽学术讨论会而出版了论文集，作为《陆羽研究集刊》的增[7]刊印行。这些研究，也是参考的对象。关于湖州茶贡，一般作为陆羽写作《茶经》的背景附见，专门关注茶[8]贡的文章并不深入。比如李锦绣在其《唐代财政史稿》中不同章节分别涉及紫笋茶贡，但限于全书结构，并[9]不系统，亦有遗漏。梅维恒（Victor H. Mair）、郝也麟（Erling Hoh）从全球视野简论唐代茶史，惜[10]提及茶贡时仅注意到宜兴县。巩志编著的《中国贡茶》涉及了唐代贡茶、唐代帝王茶事、顾渚山贡茶院等[11]内容，甚为简略。钟鸣、张西廷主编的《湖州茶史》按照朝代对远古至现当代湖州的茶文化予以编排，但留给唐代的篇幅主要局限于对陆羽及其[12]《茶经》的介绍。此外，唐史学界关于唐代土贡的研究中，也有多多少少涉及湖州茶贡的，详见本书下编开篇的梳理。顾渚山摩崖石刻国保碑2017年7月作者摄颇具规模的研究，则有谢文柏编著《顾渚山志》，其首次对顾渚山的自然地理环境、紫笋茶的品种特性、陆羽与顾渚山的关系、唐代贡茶院的兴废、顾渚山摩崖石刻以及历代与顾渚山茶贡有关的诗文，全面作了整理，并附录一些研究性论文，比如谢文柏本人的《大唐贡茶院壁28刺史人名[13]考》，首裴清，末源重。关于紫笋茶修贡刺史的名单，丁克行也有考证，[14]认为有40人，首裴清，末杜牧。夏星南制有《湖州、常州刺史任职年月序列表》，也列出28位湖州刺史，[15]首裴清，末萧岘。此外，沈慧研究了从唐至清的湖州茶贡历史，从修贡时间、贡茶品种、修贡的组织形式、茶贡规模及数额、贡茶运送方式等角[16]度进行了梳理。冯罗宗考察了湖州、[17]常州贡茶之争的情况。李斌城、韩金科简要梳理了唐代全国贡茶情况、顾渚山题刻，并首次归类了修贡官员[18]的各种不同心态。鉴于学界对茶贡本身的梳理并不清晰，本节先就茶贡的起讫时间、反映茶贡的石刻史料和在任上曾具体负责茶贡的湖州刺史名单等做基本的史料整理。唐代的茶贡，属于每年常贡中的季节贡，李锦绣即举了李郢《茶山贡焙歌》中两句，“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来说明季节性的贡奉随产随贡。但李氏并未就此诗写作背景深入展开，以致认为：“此歌虽为后期，但推测唐前期贡茶情况也[19]如歌文所言。”又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湖州开元（713—741）贡为“丝布”，元和年间（806—[20]820）贡为“布三十三端”，并无茶叶，认为直至长庆年间（821—[21]824），紫笋茶方入贡籍。事实上，此诗为大中年间（847—860）湖州刺史杜牧的友人李郢随杜牧至茶[22]山修贡时所写。因而，此诗首先反映的是唐代后期湖州顾渚山茶贡之事，不能说明唐代前期的情况。目前关于唐前期湖州茶贡的情况，并无记载。南宋谈钥曾引北宋左文质《吴兴统记》关于湖州土贡的记载，并讨论如次：《统记》云：龙德三年，贡布三十端，供御服折造布二百九十疋。紫笋茶一万串，出长兴县，大历六年始进。木瓜糁，大历元年；木瓜煎、单黄杬子，二年；白蜜三石、重杬子，五年始进，州司并以两税钱和布充。黄糙米，贞元十三年；糙糯米，十四年；砂盆，十五年始进。元年（和）五年，减米六十六石。本郡未尝经兵火，架阁典籍具在。《统记》，（太平）兴国中摄本州长史左文质赞，有可考据，故所[23]载年代数目，可以补史之遗缺。此处“龙德”当是“武德”之误，《嘉泰吴兴志》后文有“武德三[24]年，布三十端”的记载可证。对于这段话，赵庶洋根据其错误点校，认为：“《吴兴统记》关于唐代湖州土贡的记载反映出唐代湖州的土贡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具体来说，就是武德三年只贡布、折造布、紫笋茶[25]三种。”不过此处关于紫笋茶的记载并不属上文“武德三年”对贡布的叙述，而应该与下文“大历六年始进”连读。总之，并无史料记载有唐前期湖州贡茶的情况存在。黄正建通过对《通典》所记贡物的全面梳理，已经指出，唐代前期并无湖州茶贡，唐代前期皇帝也并未将茶作为饮料，而是作为与治疗“风疾”和“头痛”[26]有关的药物。谢文柏也曾就巩志《中国贡茶》一书对唐代贡茶始年的[27]误载，予以纠谬。事实上，可为附证开元二十六年成书的《唐六典》，其“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详载全国贡赋，其中并无茶叶，且记载湖州的[28]土贡为白纻布。即可知至少在《唐六典》成书之前，并无以茶入贡者，或即便有入贡，亦未引起关注。至于茶入贡籍的时间，《元和郡县图志》有“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29]顾山紫笋茶”的记载，知至迟在贞元年间（785—805）即有紫笋茶进奉。事实上，湖州常年茶贡起始于大历五年（770），据钱易（968—1026）《南部新书》载：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尝，实所叹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后开成三年，[30]以贡不如法，停刺史裴充。这里说到茶贡起源于大历五年，则大历五年这一年当即有茶贡，且在[31]陆羽影响下才开始进贡。不过陆羽直接影响的是常州茶贡，此点下文再作分析。《嘉泰吴兴志》载：“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32]岁有客额，鬻有禁令。”可知湖州茶贡在常州影响下，每年一起造茶，同时进贡。随着茶贡常年化，贡茶院等与茶贡有关的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首先，茶贡的基层单位是县，总之于州后进贡，《新唐书·地理五》湖州条土贡有“紫笋茶”，又于长城县[33]下小字曰：“顾山有茶，以供贡”，即谓此。不过，所谓基层单位，其实并无实际意义，只是表明茶产地的具体位置。茶贡制度本身，是由常州、湖州二刺史共同监造，总之于浙西观察使后进奉，详见后文。其次，茶贡的日渐规模化。据《嘉泰吴兴志》所引《吴兴统记》：长兴有贡茶院，在虎头岩后，曰顾渚，右所（斫）射而左悬臼。或耕为园，或伐为炭，惟官山独深秀。旧于顾渚源建草舍三十余间，自大历五年至正（贞）元十六年，于此造茶，急程递进，取清明到京。袁高、于頔、李吉甫各有述。至正（贞）元十七年，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引顾渚泉亘其间，烹蒸涤濯皆用之，非此水不能制也。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34]日入山，暨谷雨还。可见，湖州贡茶不仅有贡茶院及其工匠，还形成了清明前到京的递进时间规定，以及在此影响下刺史入山修贡的时间表。特别是贡茶院还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大历五年（770）至贞元十六年（800），以顾渚源的三十余间草舍为贡茶之所。贞元十七年（801）以后，以吉祥寺为贡茶院。据《舆地纪胜》卷四《安吉州》：“贡茶院。在长兴县西北四十五里。正（贞）元十七年，刺史李词置，以吉祥寺东廊为院。修贡堂在院内，有唐贡茶刺史题[35]名二十八人刻石堂上。”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描述：“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36]累月方毕。”可见贞元年间，不仅仅贡茶院从草舍发展为寺庙，工匠也从千余人发展为三万人。当然，这些工匠的工作是有时令性的，每年清明前后造茶之时，方才需要三万人，事毕当即遣散。产茶方面，据《嘉泰吴兴志》载：“会昌中，加至一万八千[37]四百斤。”可知茶贡规模一直在扩大。即便唐穆宗元和十五年（820）三月，因鄂岳观察使李程之请，“罢[38]中州岁贡茶”，但常州和湖州的茶贡依然在进行。唐末王仙芝、黄巢之乱虽兴起于北方，东南地区亦饱受兵火。特别是湖州长兴县，正处于黄巢集团先后两次或乾符五年（878）六、七月间南下，或广明元年（880）六月北上的[39]要冲之地。但在黄巢集团离开之后，茶贡依旧进行。《咸淳毗陵志》曰：“僖宗幸蜀，间关驰贡。王守枳诗云：‘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40]进心。’”唐僖宗于广明元年底因黄巢占领长安而出幸蜀中，第二年即中和元年（881）三月的茶贡，当是直接进入蜀地，写诗的“王守枳”当[41]即主持此年茶贡的常州刺史王柷。常州如此，湖州亦同。《文苑英华》收有唐末杨夔《送杜郎中入茶山修贡》一诗，末句曰：“谢公携妓东[42]山去，何似乘春奉诏行。”此诗所云即修茶贡事。此处杜郎中，当即湖州刺史杜孺休（？—890），因《嘉泰吴兴志》曰：“杜孺休，乾符六年自户部郎中授，选司勋郎中。中和三年[43]再授，后迁给事中。”杜孺休在第一次出刺湖州前后皆为郎中，杜孺休之前杜姓刺史则仅有杜牧曾刺湖，与杨夔生活年代相去太远，常州在唐代后期亦无杜姓刺史，则所谓“杜郎中”当即杜孺休。可见湖州在唐末杜孺休时尚有茶贡，唯不知两次出刺时修贡详情。至于两州刺史最后一次共同修茶贡时间，并无史料揭示。黄巢虽然被灭，全国却兴起各种独立势力，如唐末杨行密（852—905）割据江淮，占领常州；钱镠（852—932）割据[44]两浙，占领湖州，互为敌境。五代时期，常州地区的贡茶归入杨吴、南唐政权，直至南唐保大四年（946）[45]被建州茶取代；湖州地区的贡茶总之于杭州，以吴越国的名义进入中原，两州茶事分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书下篇将对此展开，此不赘述。此外值得附录的是，顾渚山上数任湖州刺史修贡时所题摩崖石刻，这不仅是唐代茶贡的实物见证，也颇能反映当时湖州刺史本人的一种心境。因此，在展开下文论述之前，先就石刻内容进行整理。顾渚山上的唐代摩崖石刻现存三组六处，其中四处（1、2、3、6）曾收入清人阮元（1764—1849）编纂的《两浙金石[46]志》、陆心源编纂的《吴兴金石[47]录》，陆氏录文更胜；另两处（4、5）可据谢文柏《顾渚山志》录入。笔者也曾于2017年7月16日实地考察了这六处摩崖石刻，虽然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但依然能证实部分录文。此外，笔者曾于2017年2月11日参观湖州市长兴县因贡茶文化而在顾渚山下所建造的大唐贡茶院景区，其中亦有顾渚山摩崖石刻，虽然是复制品，也可以作为参考。大唐贡茶院（现代）2017年2月作者摄第一组：西顾山摩崖石刻据谢文柏《顾渚山志》描述，此处摩崖石刻“位于水口乡金山外冈自然村、葛岭坞岕口，在金沙溪西侧小山的阳面，海拔20多米。石刻断面约9平方米，题名刺史为袁高、于頔、杜牧，呈三角形；袁高题字在上方，字最大，十分醒目。于、杜题在下方，[48]杜牧字形为最小。”根据笔者实地考察，此处石刻目前有人工棚架，但字迹已经模糊，又被苔藓覆盖，加之位置较高，难以逐一辨认。西顾山摩崖石刻远景2017年7月作者摄西顾山摩崖石刻近景2017年7月作者摄袁高（727—786）、于頔（？—818）、杜牧（803—852）的题字分别为：1.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诏修茶」贡讫，至」□山最」高堂，赋」茶山诗。」兴元[49]甲」子岁三」春十日。」2.使持节湖州」诸军事刺史」臣于頔，遵奉」诏命，诣顾渚」茶院修贡毕，」登西顾山最」高堂，汲岩泉」试茶荈道客，」观前刺史、给」事中袁公留」题，□刻茶山」诗于石。」大唐贞元八」年岁在壬申」春三月□[50]□。」3.□于□□□□」为大中五年，刺」史樊川杜牧，奉」贡讫事，□季春」□休来□□□」七言：嵓□□□」万木中，□□特」地一枝红。拟攀」丛[51]棘□寥寂，□」□□香感细风。」第二组：五公潭摩崖石刻据谢文柏《顾渚山志》描述，此处摩崖石刻“位于顾渚罗家自然村西、斫射山下，距顾渚村3公里。五公潭上方为石刻断面，湖州刺史张文规的题字在右，裴汶题名在左侧，刻[52]有五公潭诗的石刻则在右上方。”其中所谓“五公潭诗”，不知何人所作。在大唐贡茶院景区的复制品可以对此诗看个大概，不过字不成形者居多。至于真迹，因其位置较为偏高，[53]难以照相，暂成遗憾。另据笔者考察，五公潭摩崖真迹在马路边上，仅有两个棚架遮雨，任凭马路上的汽车尘土飞扬。五公潭摩崖石刻之张文规题字2017年7月作者摄五公潭摩崖石刻之裴汶题字2017年7月作者摄张文规、裴汶的题字分别为：4.河东张文规，」癸亥年」三月四日。」5.湖州刺史裴汶、」河东薛迅、」河东裴宝[54]方，」元和八年二月廿三日同游。」第三组：霸王潭摩崖石刻据谢文柏《顾渚山志》描述，此处摩崖石刻“位于悬臼岕的中段，两侧大山壁立，溪涧中流，霸王潭在其下，巨人膝迹在其上，有乡村公路直通其间。石壁上刻有唐杨汉公、宋汪藻、韩允寅等三处题名石刻”。霸王潭摩崖石刻2017年7月作者摄其中唐人杨汉公（785—862）的题字为：6.湖州刺史杨汉公、」前试太子通事舍人崔行章、」军事衙推马柷、州」衙推康从礼、」乡贡进士郑□、」乡贡进士贾□，」开成四年□月十五日同游。」进士杨知本、」进士杨知范、」[55]进士杨知俭」侍从行。」二 湖州刺史修贡名单
历任湖州刺史贡茶事迹，可考者不多，如前所述，仅谢文柏、夏星南、丁克行三人有全面整理。据前文所引《舆地纪胜》卷四《安吉州》：“修贡堂在院内，有唐贡茶刺史题名二十八人刻石堂上。”由此，谢文柏、夏星南在《嘉泰吴兴志》所载大历至唐懿宗时期的40多位湖州刺史中，各自筛选出28位刺史（二人名单稍异），以符合《舆地纪胜》的记载，但其中真正有贡茶事迹的仅12位（谢文柏整理）、8位（夏星南整理）。丁克行则以有任期可考的40多位湖州刺史皆列为修贡刺史，而其中真正有贡茶事迹的仅12位，且与谢文柏所考12人尚有出入。因此，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参考《唐刺史考全编》及记载唐代历任湖州刺史的《吴兴统记》《嘉泰[56]吴兴志》等方志材料，试图在确认湖州刺史任职年月的基础上，对有修贡记载的湖州刺史名单再作整理并附表于后：杜位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考证，杜位于大历四年（769）即在湖州刺史任上，其后任裴清大历六年方除湖州，而湖州茶贡始于大历五年，则湖州首次茶贡或许是杜位所为。然并无确证。值得一提的是，皎然撰于建中元年（780）的《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师塔铭并序》写道：“菩萨戒弟子刺史卢公幼平、颜公真卿、独孤公问俗、杜公位、裴公清，惟彼数公，[57]深于禅者也。”可知杜位与其他四位代宗、德宗时期的湖州刺史，都是这位慧（惠）明大师的弟子，而慧明的碑文由深谙茶道的皎然撰写，则皎然、慧明及其弟子之间都有交往，想必深于禅法的杜位对于茶事也有所参与。裴清谢文柏、丁克行皆考证裴清在大历二年（767）至六年（771）间任湖州刺史，以此把最初的茶贡加于裴清任内。但据郁贤皓考证，裴清大历六年方任湖州。又据《吴兴备志》卷四：“裴清刺湖州，始进金沙泉，表上之。清在郡时，尝撰《吴兴太守历官[58]记》。”则在其任内，不仅贡茶，也开始贡金沙泉水，《新唐书·地理五》即把“金沙泉”作为湖州土贡最[59]后一项列入。好茶需要好水，陆羽《茶经》不仅品评天下名茶，也品评名泉，故与贡茶相伴随而来的便是贡泉。《嘉泰吴兴志》“金沙泉”下注曰：“《统记》：顾渚贡茶院侧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泉。元和五年，刺史范传正剙亭曰金沙。《旧编》云：泉在贡焙院西，出黄沙中，引入贡焙，蒸捣皆用之。杜牧之诗曰：泉赖黄金涌。注云：山有黄沙泉，修贡即出，罢贡即绝。《唐·地理志》湖州‘金沙泉’，即此泉也。刺史裴清有进表。……唐贡泉用二银瓶，国初一银瓶。今不贡[60]茶，泉亦不通。”可知金沙泉一直是焙茶用水，直到宋初都有泉水。《全唐文》收录有裴清《进金沙泉表》，仅以下数句：“吴兴古郡，顾渚名山。当贡焙之所居，有灵泉而特异。用之蒸捣，别著芳馨。信至德之感通，合太和而献纳。甘有同于沆瀣，清远[61]胜于沧浪。”唯不知史源何处，待考。布目潮 摄金沙泉采自：布目潮 《中國名茶紀行》，新潮社，1991年金沙泉2017年7月作者摄颜真卿颜真卿（709—784）的真迹一直是后世书法人士关注的对象，此不待言。对于颜真卿在湖州的事迹，也[62]有十分丰富的研究。但过于关注有字迹留存的真迹，可能会忽略那些并无字迹的内容，比如在顾渚明月峡的遗迹。据《嘉泰吴兴志》：“明月峡在长兴县顾渚侧，二山相对，壁立峻峭，大涧中流，巨石飞走。断崖乱石之间，茶茗丛生，最为绝品。张文规诗曰：‘明月峡中茶已生。’石上多唐人刻[63]字，颜真卿所书但存髣髴。”又据《吴兴备志》：“明月峡有唐人书，颜[64]真卿蚕头鼠尾碑尤巨。”又据丁宝书（1866—1936）增补《长兴县志·碑碣上》：“《卞山志》：蚕头鼠尾碑，颜鲁公书，在明月峡。峡中唐宋名人石刻最多，惟此碑尤大，州县数来摹[65]搨，土人惮费，击碎之。”可知颜真卿曾因修贡而至明月峡，并在此处留有碑刻，惜已无从得知内容。另外，在长兴县也留下了颜真卿修贡的遗迹，如：“许公桥，在县。去贡焙五里，跨巨涧。唐颜真卿修贡，尝与客[66]步月觞咏桥上。”袁高前文已载袁高兴元元年（784）三月十日摩崖题记。其中提及袁高曾赋《修贡顾渚茶山作》，又称《茶山[67]诗》。此外，袁高亦与皎然有唱酬。[68]至于宋时磊将袁高视为顾渚贡茶院始建时期的湖州刺史，纳入他划分的唐代饮茶风习传播的初具规模期（740—780），并将《茶山诗》视为这一时期贡茶规模庞大的证据，则似[69]不察贡茶史之误。崔石谢文柏、丁克行皆未提及崔石。据《唐刺史考全编》，崔石于贞元初期任湖州，所据为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贾晋华《皎然年谱》把崔[70]石编入《未编年交游考》。此诗又收录于《文苑英华》，“诮”字作[71]“请”。《全唐文补遗》收录有一方墓志铭，墓主人崔石（681—748）[72]，但时间不合，似非其人。总之，虽无法考得崔石此人，但从皎然以《饮茶歌》相诮或相请来看，崔石在湖州刺史任上亦谙于茶事。于頔前文已载于頔贞元八年（792）三月摩崖题记，据《两浙金石志》：“按《长兴县志》，有境会亭，一名芳岩。唐时，吴兴、毗陵二郡守分山造茶，宴会于此。洪筠轩云：赵明诚《金石录》有唐袁高《茶山诗》并于頔撰《诗述》、李吉甫撰《碑阴记》共二卷。湖州岁贡茶，高为刺史，作此诗以讽。高，恕己孙，《碑阴》述高所历官甚详。今袁高诗并《碑阴》俱亡，惟于頔此记存。頔字允志，河[73]南人。”其中，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所述袁高历官及于頔撰《袁高茶山述》等事，详见下文。境会亭是常州、湖州合作贡茶的见证，由于頔首创。据《嘉泰吴兴志》：“境会亭在啄木岭，唐刺史于頔建，取白居易《寄贾常州崔湖州》诗题其[74]上。”白居易（772—846）写此诗是宝历年间（825—826）在苏州刺[75]史任上，故所谓取白诗题其上，当是后人为之，而非于頔。此啄木岭的境会亭遗址于1999年被划入常州宜兴境内，今日尚存直径90厘米的石础和民国时期的境会亭碑，然不知是否确[76]其旧物。于頔还在任上请常州刺史各缓数日，以减轻常、湖二州竞争给茶农带来的压力。即《嘉泰吴兴志》所云：“贞元八年，刺史于頔始贻书[77]毘陵，请各缓数日，俾遂滋长。”李锜、李词李锜（741—807）、李词（生卒不详）先后任湖州刺史，并皆唐德宗权臣李齐运（725—796）之党。据《旧唐书·李锜传》：“以父荫，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宝货赂李齐运，由是迁润州刺史兼盐铁使，持积财进奉，以结恩泽，德宗甚宠之。”[78]又据《新唐书·李锜传》：“自雅王傅出为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齐运用事，锜以赂结其欢，居三岁，迁润州刺史、浙西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多积奇宝，岁时奉献，德宗昵之。”[79]再据《旧唐书·李齐运传》：李齐运“荐李锜为浙西观察使，受赂数十万计。举李词为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赃犯。上以齐运故，不问而遣之。”[80]可见两人作为李齐运之党，皆以善于贿赂闻，则二人在各自湖州刺史任上，定不会放过利用贡茶这一机会，何况据前文，正是李词增葺了贡茶院。姚絪关于姚絪事迹，谢文柏不详，丁克行未注出处。丁宝书增补《长兴县志》根据顾应祥（1483—1565）嘉靖《长兴县志》、张慎为（生卒不详）顺治《长兴县志》记载，写道：“斫射神庙，在斫射山，唐贞元三年立。元和元年，刺史姚絪祈雨有感。长庆中，毁。会昌中，为斫射亭，刺史张文规复置神像。”丁宝书注引姚絪《祭斫射山神文》曰：“去秋徂冬，旱既甚矣，分遣官吏，徧祷山川。爰及春旦，大降甘雨，草木滋荣，萌芽甲拆。我来兹山，躬修臣职，敬陈报礼，应显灵德。”姚絪此文亦见《全唐文》卷六二〇，然题“祭研射山神[81]文”，疑编者据《长兴县志》征引时误“斫”为“研”。姚絪，《嘉泰吴兴志》作“姚骃”，今从《长兴县志》作“姚絪”。《嘉泰吴兴志》曰：“元和元年四月自处州刺史授，卒官。”[82]而其《祭斫射山神文》又提及“去秋徂冬”因旱而“徧祷山川”，且“爰及春旦，大降甘雨”，则其卒官当在元和二年（807），可补《唐刺史考全编》。斫射山即修贡之所，前文已载张文规、裴汶题记，可知姚絪亦曾修贡。斫射山标志碑2017年7月作者摄范传正谢文柏、丁克行未考范传正。夏星南据前文提及《嘉泰吴兴志》转引《吴兴统记》载：“顾渚贡茶院侧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泉。元和五年，刺史[83]范传正剙亭曰金沙。”可知范传正在任期间，曾因修贡而创金沙亭于金沙泉旁。又据《旧唐书·范传正传》曰：“自比部员外郎出为歙州刺史，转湖州刺史，历三郡，以政事修理闻。[84]擢为宣歙观察使。”《新唐书·范传正传》曰：“历歙、湖、苏三州刺[85]史，有殊政，进拜宣歙观察使。”可知范传正在湖州刺史任上颇有政绩，应当包括修贡在内。裴汶前文已载裴汶元和八年（813）二月廿三日摩崖题记。笔者曾据《唐刺史考全编》等研究进一步确认，裴汶共历三州刺史：澧州（元和六年之前）、湖州（元和六年至八年）、常[86]州（元和八年十一月之后）。可知裴汶离任湖州后就任常州。贡茶之余，裴汶还撰写了一部《茶述》，又名《茶录》。此书已佚，《续茶经》保存了《茶述序》一篇，可知裴汶主要出[87]于推广茶的药用功效。薛戎谢文柏、丁克行、夏星南皆未指出薛戎（747—821）与茶贡的关系，但薛戎与紫笋茶确有渊源。据元稹（779—831）为薛戎所撰神道碑：“公讳戎，字符夫。父曰湖州长[88]史、赠刑部尚书同。”可知其父薛同曾任湖州长史。又据《旧唐书·薛戎传》：“薛戎，字符夫，河中宝鼎人。少有学术，不求闻达，居于毗陵之阳羡山。年余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观察使李衡辟为从事，使者三返方应。故相齐映代衡，又留署职，府罢归山。[89]福建观察使柳冕表为从事。”《新唐书·薛戎传》亦曰：“客毗陵阳羡[90]山，年四十余不仕。”而李衡任江[91]西观察使在贞元八年，可知在此年之前，薛戎一直居住于常州阳羡山。之所以选择阳羡山隐居，则与其父亲薛同曾任湖州长史有关。关于薛同，韩愈（768—824）志薛戎之文曰：河南令薛缣“有子四人，其长讳同，卒官湖州长史，赠刑部尚书。尚书娶吴郡陆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迹，[92]其达者四人”。可知这支薛氏在薛同这一代已移居湖州，故薛戎似也从小在湖州长大，对于临近之常州阳羡山当不陌生。那么，薛戎对于每年茶贡当有亲身体会，出仕后刺湖，自然也会修贡。崔玄亮前文据《嘉泰吴兴志》引及白居易《寄贾常州崔湖州》一诗，即《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93]因寄此诗》。崔湖州即崔玄亮（？—833），贾常州当指长庆四年（824）至大和元年（827）刺常州的贾餗，二人当是共同主持造茶，故而会于境会亭，以白居易宝历元年（825）五月至二年（826）九月在苏州刺史任上的时间来看，当是宝历二年三月。白居易又有《夜泛阳坞入明月湾即事，寄崔湖州》一诗，内有句“为报茶山崔太守，与君各是一家游”，自注曰：“尝羡吴兴每春茶山之游，洎入太湖，羡意减矣，故云。”[94]可知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颇为羡慕湖州刺史每年入山修贡之事。此外，白居易曾为崔玄亮撰墓志铭，关于崔在湖州的政绩，写道：“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羡财而代逋租，则人不困；谨茶法以防黠吏，则人不苦；修堤塘以备旱岁，则人不[95]饥。罢氓赖之，如依父母。”可见崔玄亮在湖州的统治十分尽职，这自然也包括修贡在内。不过此处所谓“茶法”，当是唐德宗时期开始的税茶[96]之法，而非修茶贡。庾威丁克行、夏星南未考，谢文柏据丁宝书增补《长兴县志》辑得庾威造茶史事一条，不过丁《志》所据为张慎为《长兴县志》。其文曰：“斫射山，去县西北五十里，高五十二丈，周十里。土人善樵斫射猎，亦名斫射岕。[97]刺史庾威亦于此造团茶以进。”然不知张慎为此条记载又从何而得。裴充关于裴充，前文已据《南部新书》提及：“后开成三年，以贡不如法，停刺史裴充。”不过在《册府元龟》中并非如此：“（开成）三年三月，以浙西监军判官王士玫充湖州造茶使。时湖州刺史裴充卒，官吏不谨，进献新茶不及常年，故特置使以专其[98]事。”《嘉泰吴兴志》亦曰：“裴充，大和九年八月自大理少卿拜，卒[99]官。”关于造茶使下文再论。从《册府元龟》《嘉泰吴兴志》可知，裴充并非因贡不如法而被停湖州刺史一职，而是他本人在开成三年（838）三月造茶之前去世，其属下官吏未能谨慎从事。杨汉公前文已载杨汉公开成四年（839）二月十五日摩崖题记，阮元《两浙金石志》考证道：“是时，湖、常二州争先赴朝，以趋一时之泽。袁高有《茶山诗》备述当日扰民之害。开成三年，刺史杨汉公表奏，乞宽限，诏从之。”又引述钱大昕（1728—1804）《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对于杨[100]汉公刺湖史事及其子嗣的考察。此不备述。唯杨汉公表奏宽限茶贡时间初见于《嘉泰吴兴志》：“开成三年，刺史杨汉公表奏，乞于旧限特展[101]三五日，敕从之。”惜其表文不传。杨汉公及其两位夫人的墓志近年出土，其中关于他刺湖经历仅仅写道：“转湖州、亳州、苏州，理行一贯，[102]结课第考，年年称最。”事实上，除了奏请宽限时间外，杨汉公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据《嘉泰吴兴志》所引《吴兴统记》记载：蒲帆塘“西接长兴县，入大溪，长八十里。入茶山修贡行此。又唐开成二年，杨[103]从重开，尝于此获蒲帆。”其中“杨从”当为杨汉公之误。蒲帆塘是从湖州府城通向长城县修贡的必经之路，杨汉公予以重开，显然是出于便利修贡之目的。张文规前文已载张文规会昌三年（843）三月四日摩崖题记。又据《嘉泰吴兴志》：“斫射神庙，在顾渚。唐张文规《庙记》云：‘斫射神，图籍所不载。会昌二年，予入山修贡，先遣押衙祭以酒脯。及到山，茶芽若抽，[104]泉水若倾，因建祠宇。’”结合前文关于姚絪的考证，可知张文规任职期间重建斫射神庙，用以在修贡之前奉祀，以祈求好的收成。另外，张文规在任上还撰有《湖州贡焙新茶》一诗，其中“传奏吴兴紫笋来”一句，使湖州紫笋茶名广为天下知。前文亦据《嘉泰吴兴志》引有张文规“明月峡中茶已生”残句，当其《吴兴三绝》诗中之“明月峡中茶始生”一句。而《全唐诗》据明代成书《吴兴掌故》所辑残句“谁云隼旟吏，长对[105]虎头岩”，亦描述修贡事。可见张文规不仅对修贡结果甚为在意，亦表露于诗文。至于所谓署名张文规的《造茶杂录》一卷，初见于陆廷灿《续茶经·九之略》，但不知从何而知。王河、虞文霞认为此当是张文规《吴兴杂录》中一种，亦仅存目而[106]已。姚勖谢文柏曾提及姚崇（650—721）五世孙姚勖（785—853）曾改葬姚崇于顾渚山，然无确证，不从。[107]不过姚勖在湖州刺史任上（843年左右）当有茶贡事宜。大和八年（834）春，姚勖族父姚合（777—843）撰写了《寄杨工部闻毗陵舍弟自罨溪入茶山》一诗，其中有句曰：“试尝应酒醒，封进定恩深。”明显描述毗陵即常州刺史从罨画溪入茶山修贡事宜，所谓“毗陵舍弟”，吴河清认为是工部尚书杨汝士族弟常州刺史[108]杨虞卿，可从。作为姚合的族子，姚勖曾在会昌三年八月之后给姚合写[109]过墓志铭，对于姚合诗作应当熟悉，这一年正好也是姚勖在湖州刺史任上，则姚勖在湖州刺史任上入山修贡亦能想见。杜牧前文已载杜牧大中五年（851）摩崖石刻。缪钺已据杜牧《题茶山》《茶山下作》《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110]等诗作描述了其任上修贡场景。又据《两浙金石志》：“牧又有玲珑山题，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今未见。”[111]所谓“未见”，当为未找到题刻原石，实则玲珑山题记内容尚见载于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112]来。”玲珑山在湖州弁山附近，即杜牧罢任时游经之地。杜牧罢任时又游经明月峡，并留诗一首，详见后文。郑颙谢文柏、夏星南据《嘉泰吴兴志》揭示郑颙行迹：“上吉祥院，在县西北三十五里水口。额本陈大建五年置，在武康。唐贞元十七年，刺史李词表移，置贡茶院。会昌中废。大[113]中八年，刺史郑颙奉敕重建。”李词事迹与前文所列史料合，郑颙事迹仅见于此，颇珍贵。需要注意的是，谢文柏认为郑颙重建的是贡茶院，事实上，会昌年间所废者应当指遭遇会昌法难的上吉祥院，而非贡茶院。据前文所引“会昌中，加至一万八千四百斤”可知，会昌年间茶贡一直在进行，则贡茶院不会随上吉祥院一起废弃。疑贡茶院在这一时期不在上吉祥院，直至郑颙重建寺庙后，方才复原。不过这并不影响把郑颙列为修贡刺史，且郑颙重建在大中八年（854），《唐刺史考全编》对郑颙任期的考证仅在大中七年（853），故可据此加一年。越窑青瓷侧把壶（宁波和义路码头出土）采自：李军编著《千峰翠色：中国越窑青瓷》，宁波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张搏据《嘉泰吴兴志》载：“唐陆龟蒙，字鲁望。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来湖州，从刺史张搏游，搏辟以自佐。又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茶租，[114]自判品第。”可知张搏在刺史任上，辟陆龟蒙（？—881）为僚佐，并且允许其在顾渚山下置茶园。又据《文苑英华》所收晚唐诗人曹松《春日自吴门之阳羡道中书事》一诗，有句曰：“千室绮罗浮画檝，两州丝竹[115]会茶山。”曹松与陆龟蒙颇有交往，撰有《浙右赠陆处士》《拜访陆[116]处士》等诗，已为学者所揭示。此处曹松从吴门往阳羡，或即寻访隐居于顾渚山的陆龟蒙途中所作，而所谓“两州丝竹会茶山”，显为湖州、常州刺史在茶山修贡之事。但此诗具体写作时间不详，尚不能确认是在张搏任上。杜孺休前文已经考证，杜孺休可能为唐代后期最后一位修贡的湖州刺史。通过整理，可以得到如下列表。需要说明的是，湖州百年茶贡史的前数十年，大部分刺史都与茶僧皎然有交流，但除非直接与茶事有关，不再标明；另外，在后数十年，只要是三月、四月在湖州刺史任上的人物，基本可以认定主持了修贡，但除非有确切史料反映，否则亦不标明。表一 唐代后期湖州刺史茶贡表（大历五年至咸通年间）续表1注a：丁克行据《吴兴志》作“顾防”，郁贤皓据《宋高僧传》卷二四《唐湖州法华寺大光传》作“颜防”，并按曰：“‘顾防’乃‘颜防’之讹误。”《吴兴备志》卷四亦以颜防为准，并论及颜防在常州刺史任上参与平定李锜之乱有大功，而此后却寂寂无闻。不过陈思《宝刻丛编》卷七有记载《颜防墓志》，曰：“唐同州刺史颜防墓志。唐胡证撰并书，元和四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四册，第18201页）可知颜防殁于元和四年（809）左右，终官同州刺史，似离任常州后刺同州，不久即殁。惜《颜防墓志》今不传。注b：《唐刺史考全编》据白居易《张聿都水使者制》列之，然《白居易集》卷五五原文为“前湖州长史张聿”（第1161页），非郁贤皓所引“湖州刺史”。且《唐刺史考全编》于衢州卷长庆元年（821）亦列张聿，所据为白居易《张聿可衢州刺史制》。不知郁氏为何抵牾，疑此年张聿在衢州刺史任上。续表2注a：〔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一三《亭》有：“烟雨亭，在府西南八十步。……咸通五年，刺史姜源重再修，自为《烟雨亭记》。”（第4740页）此处“姜源重”当即“源重”之误，则源重任期可延长至咸通五年。源重事迹亦见两《唐书·杨严传》。续表3注：1. 谢文柏、丁克行、夏星南三人所考湖州刺史皆在《唐刺史考全编》所考湖州刺史范围之内，故本表以《全编》为参照系；2. 谢、丁、夏所考湖州刺史各为编号，其中加△者为谢、丁、夏明确给出贡茶事迹者；3. 末附本文所考有贡茶事迹之湖州刺史，加△者确有其事，加◇者疑似。三 茶贡责任人再梳理
唐代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涉及两方面：中央与藩镇和中央与州。其中中央与藩镇如今探讨比较多，不仅有专门著作，还有大量个案研究。[117]而中央与州的关系，虽有研究整[118]个唐代州（县）制度的论述，也有关注某类州，以及对单个州（包括藩镇治州和属州）的个案研究。但单个州千差万别，它们与中央的关系尚有更大空间予以探讨。特别是唐代后期作为财赋供应地的江南各州，它们在具体承担各自职责方面，是否千篇一律？不同职责又反映了怎样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它们与自身所隶属的观[119]察使藩镇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与中央之间的三角关系又是如何？都需要通过个案研究来丰富我们的认识。上文已经整理湖州茶贡史料。在此基础上，尚需对持续一百年的浙西茶贡史做一通盘考察：先厘清茶贡的责任人，然后考察百年间不同责任人面对茶贡的不同目的，最后讨论茶贡所反映的中央与州的关系。湖州茶贡持续了一百年左右，但茶贡并不仅仅与湖州有关。沈慧曾据《嘉泰吴兴志》整理了湖州茶贡的六条内容：1.唐代湖州茶贡以设置官焙的方式焙制，官焙地点在长兴（长城）顾渚，贞元五年（789），又置合溪焙和乔卫焙；2.官焙茶叶源于顾渚山区域诸乡；3.茶贡每年有定额，在保证定额的前提下禁止茶叶私卖；4.?贡茶至京的时限规定：第一批贡茶主要在每年清明前赶送到京，以供祭祀，其余限四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长安；5.茶贡由湖、常两州刺史主持，浙西观察使总负责；6.刺史在立春后四十五日亲自入[120]山督造贡茶，谷雨后返回。其中第4条说“以供祭祀”似误，贡茶的用处仅仅是清明宴上的点缀。最值得注意的是第5条，其来源当是《嘉泰吴兴志》所载：《旧编》云：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客额，鬻有禁令。法门寺茶具——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图片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梁子先生提供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121]使总之。这段材料提示我们，茶贡之事由两方面负责：刺史、观察使。刺史包括湖州、常州二刺史，观察使即浙西道观察使。这也证实了李锦绣对于湖州茶贡由观察使署名进上的猜测。[122]因此，在前文厘清湖州刺史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察浙西观察使和常州刺史。那么常州的茶贡又始于何时呢？据《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之邦侔矣。[123]每岁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云。李栖筠（719—776）为常州刺史，在永泰元年（765）至大历三年（768），可知常州贡茶比湖州早了几年。常州茶贡数年之后，即由湖州分山造茶。惜反映唐代后期常州刺史和浙西观察使参与修贡的材料不多，仅能就有确切联系的予以揭示。就常州刺史而言，李栖筠之后历任常州刺史中明确有材料能够反映其参与修贡的有以下几位，谨根据《唐刺史考全编》所考唐代后期历任常州[124]刺史在任年限，附以对涉及程度不同的相关材料的考证，列表如下：表二 唐代后期常州刺史贡茶事迹表〔唐〕独孤及：《慧山寺新泉记》，《全唐文》卷三八九，第3950页。郭树伟对独孤及的交游考中，并未列出陆羽，不知为何，见郭树伟《独孤及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3—219页。〔宋〕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卷二七，第3198页。又据《咸淳毗陵志》卷一五：“东泻溪，在县东南三十六里。……李守栖筠置茶舍于此，亦名东舍。……亦名罨画溪。”第3093页。则似李栖筠初置茶舍即在罨画溪，待考。〔宋〕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卷二九，第3206页。续表根据表二，可知常州刺史在任上一直参与着与湖州刺史一起修贡的事实，不过能够找到的材料并不多。能够确证参与修贡的，有李栖筠、韦夏卿（743—806）、裴肃（生卒不详）、贾餗、杨虞卿、王柷（生卒不详），他们或开启茶贡，或移置茶舍，或撰写《茶舍碑》，或与湖州刺史共修茶贡，或在皇帝播迁时继续进贡于行在，都对修贡之事甚为在意。特别是裴肃，《旧唐书·食货上》载：“其后裴肃为常州刺史，乃鬻货薪炭案牍，百贾之上，皆规利焉。岁余又进奉。无几，迁浙东观察使。[125]天下刺史进奉，自肃始也。”这里提到的进奉，是诸州在土贡之外，因刺史个人原因而向唐廷额外进贡的形式。其之所以出现，则是一般的土贡无法满足刺史向唐廷表示忠心，以邀权、利的需求。可知，裴肃对于茶贡之事，定有关注，甚至会增加其贡额。注a：〔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三六《纪梦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52页。此条谓“乐天云……常州太守忘其姓名，和云……”，《全唐诗续补遗》卷五载入此句时据白居易在杭州任上之时，系于贾餗名下，可从。见《全唐诗：增订本》，第10658页。前引王枳诗句则似化用此句而来。注b：〔唐〕白居易：《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白居易集》卷三一，第712页。注c：关于姚勖在常州的史料，有一则姚勖于大中四年（850）二月四日在常州善权洞的题名，见《江苏通志稿·金石六》，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三册，第9576页。但陈尚君《全唐文补编》误作“义权洞题名”，见《全唐文补编》卷七七，第955页。其他刺史，也有或多或少涉及他们曾经参与修贡的记载，特别是从湖州刺史调任常州刺史的几位。关于这一现象，下文再予以分析。另有独孤及（725—777），因其与陆羽有交往，故列之；李衡，因其曾辟署薛戎，亦列之。总之，虽然就留下的材料而言，不如湖州修贡刺史留下的多，但也能看出常州一直在延续着修贡的事实。就浙西观察使而言，首先需要明确，浙西一道并不是一直由观察使治理。自至德元载（756）韦陟出任江东节度使至唐末，浙西藩帅的头衔在浙西观察使与镇海军节度使之间频繁交替，辖州也颇有变动，大致可列表如下：表三 唐代后期浙西地区观察使、节度使列表注a：本表根据吴廷燮、王寿南、郁贤皓、李碧妍、任记国等人的研究制成，分别参见者，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五《浙西》，第742—767页；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第814—822页；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三七《润州》，第1859—1870页；同前卷一三九《苏州》，第1901—1914页；同前卷一五六《宣州》，第2223页；同前附编《升州》，第3454—3455页；李碧妍：《唐镇海军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26—28、71—72、126—127、201—209页；任记国：《唐代浙江西道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79—82页。注b：李碧妍据常衮《授魏少游洪吉等州团练使制》推测至晚大历二年，饶、江二州已属江西观察使所辖，今因其近于大历元年浙西罢领宣、歙二州，乃并书之。见李碧妍：《唐镇海军研究》，第206页。续表通过此表可以发现，若不计最早的江南东道节度使，浙西观察使（镇海军节度使）的发展历程，基本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司空袭礼出任浙江西道节度使至韩滉出任浙江东西观察使之前（757—778），这一阶段，浙西地域基本以升、润、苏、常、杭、湖等州为主，不时置废宣、歙、饶、江等州，治所以苏州为主，藩镇性质以观察使为主，特别是后期十三年趋于稳定。第二阶段，韩滉（723—787）任浙江东西观察使、镇海军节度使时期（779—787），这一阶段，浙西地域扩展至浙东、宣歙，前两年在苏州属观察使藩镇，后七年在润州属节度使藩镇。第三阶段，自白志贞（？—787）出任浙江西道观察使至萧寘（？—865）离任（787—858），这一阶段，浙西地域再次缩小为润、常、湖、苏、杭、睦等州，且一直稳定，治所也一直在润州，藩镇性质虽多有反复，但大部分时间为观察使藩镇。第四阶段，自李琢出任镇海军节度使至周宝（814—887）被杀（858—887），这一阶段，因时局动荡，浙西大部分时间为镇海军节度使藩镇，但地域和治所延续了前一阶段的稳定性。第四阶段结束后，钱镠出任节度使，并随后迁移治所至杭州，开创了吴越国的雏形，不在考察范围内。至于浙西观察使（镇海军节度使）任上与茶贡有关的观察使（节度使），若从常州始贡茶开始算，第一位有关联的当属韦元甫（？—771）。且韦元甫正好是第一阶段后期最稳定时期的第一位浙西观察使，在这时候开始的每年一次的茶贡制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浙西政治形势已经基本稳定。当然，以浙西观察使总茶贡的具体情况，还需要通过史料来进一步发掘。下文表四即史料所见与茶贡有关的浙西观察使（镇海军节度使）列表：表四 唐代后期浙西观察使（节度使）贡茶事迹表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