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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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洗礼：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开展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掀起改造运动
●周恩来说：“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
●周恩来明确地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元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
●顾颉刚感慨地说：“我从周总理的身上，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周恩来作知识分子改造报告
1951年9月29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在报告中，周恩来说：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关于立场问题，周恩来说：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
关于态度问题，周恩来说：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的觉悟。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
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周恩来说：
知识分子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就是要为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也就是说要照顾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这次报告长达5个多小时，周恩来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到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共讲了7个方面的问题。
这份报告是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经过深思熟虑，认真准备的。周恩来讲话坦诚、实在，情真意切，充满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信任。内容丰富生动，旁征博引，历史与现实并陈，动人心弦。道理讲得通俗易懂，精辟透彻。
周恩来的报告在高校教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高校教师政治学习运动转变为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起到了导向作用。
北大校长马寅初后来感慨地说：
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
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增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后来说：
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有好些话正中我的毛病，真是搔着痒处，我更觉得彻底清理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从头学起。
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后来说：
听了报告后，我才开始思索，要求思索，才认真参加了这次京津高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
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教授说：
自从听了周总理亲切感人的报告后，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在新中国一切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如果还不诚心诚意地来改造我们的思想，学校的教育就会变成“误人子弟”的工作，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对自己来说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行为。
周恩来的动员报告，推动了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使教师转换了思想观念，并自觉地把政治学习作为思想改造不可或缺的方式。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京津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教育部成立包括主要大学负责人，以及有关方面代表的“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并在天津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学委会”。
教育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任总学委会正副主任，马寅初、林砺儒、陈垣、叶企孙、陆志韦、孙晓邨、茅以升、杨石先、刘锡英、张国藩、曾毅、胡传揆、李宗恩、蒋南翔、刘仁、黄松龄、刘子久、胡耐秋、张宗麟、张勃川、郝人初等20人为委员。
天津总分会由黄松龄担任主任委员。
紧接着，各大学相继成立分学委会，集中地统一领导京津两地高校的学习运动。
参加这次学习运动的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辅仁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华北大学工学院、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津沽大学、中国矿业学院、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北水利专科学校、外国语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20所院校。学习时间定为4个月。
在学习的过程中，总学委会出版《教师学习》周报，作为领导学习、介绍经验、推动工作的工具，同时还及时地印发很多学习文件，提出学习时间因实际需要，由4个月延长到5至6个月。
自此，一场全国性教师思想改造运动，首先在京津两地高校中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委员180人，出席会议的委员143人。毛泽东首先致开幕词。
在开幕词中，毛泽东肯定了知识分子“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
毛泽东说：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出的指示，是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总动员令，对已经开展的高校教师思想改造起到了推动作用。
10月23日，为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短评。
短评强调：
如果高等学校教职员没有认真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没有抛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庸俗观点和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那么，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就必然遇到种种阻碍和阻力。因此，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
短评还指出教师的学习方法：
必须把革命理论和学习者自己的思想意识密切联系起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避免教条式的空论和无目的的漫谈。
短评认为：
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对于全国高等学校，具有示范的作用。希望中央教育部能够把这次学习的经验，及时推广到全国高等学校中去。
根据《人民日报》短评的要求，京津高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的方法就是听报告和各种动员，然后联系学校实际和个人实际，进行自我批评。
彭真、胡乔木、钱俊瑞等领导应邀，先后为京津教师作辅导报告。李达、华岗、艾思奇等人也在各地高校中作讲演。
学校领导，如北大校长马寅初、清华教务长周培源等，在讨论会上带头进行自我检讨，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联系学校实际和个人实际进行自我批评。
在各大学校长的典型示范下，教师们纷纷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华罗庚教授以《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为题，检查批判了残存在清华大学的小宗派思想、“清华精神”的思想，以及过去“天才教育”、“选民教育”的错误的教育方针。
华北大学工学院胡为柏教授，发表题为《我迫切需要学习和改造》的自我批评文章。胡为柏批评自己以前是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以求学研究作为手段，存在改良主义的“工业救国”和“专家”思想，认为只有“科学建设和工业化”，才能使国家富强的不问政治的纯技术思想。
1951年11月2日，京津高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召开各校分学委员会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院校已由开始的20个增至24个。
总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勃川，报告了一个月来教师学习的情况，指出参加学习的人数已由3000余人增至6500多人。
1951年11月16日，京津高校教师总学习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在这次会上，提出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分为5个学习阶段。
第一阶段，即“学习动员”阶段。
学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以立场、态度、为谁服务等问题为重点，充分发扬民主，初步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提出问题，作为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准备。
第二阶段，即“分清敌我”阶段。
学习彭真的《关于三大运动的一些思想问题》的报告，着重揭发反动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明确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第三阶段，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阶段。
学习胡乔木关于共产主义的报告和陈伯达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报告，着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羁绊观念，明确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
此时，京津高校教师学习周恩来报告的阶段已经结束，进而进入下一步的“分清敌我”的学习阶段。
新华社发表评论剖析思想
1949年8月1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无可奈何的供状》的评论文章，抨击美国政府在8月5日发表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
此前，即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发表白皮书而致函总统杜鲁门，明确宣称：
要扶植“民主个人主义”者，以此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
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中，字里行间浸透着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以及对中苏关系的憎恶、诅咒和污蔑，公开宣称：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美国政要们把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寄希望于“民主个人主义”者，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中间势力和知识分子，这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警觉。
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外宣布“一边倒”向苏联的策略，对短期内打开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不抱有任何希望。
因此，在白皮书发表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反映强烈，立场坚定。并且以此为契机，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美教育运动，广泛动员党内外人士，对白皮书展开批判。
从1949年8月12日至9月16日，新华社连续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6篇评论，称为六评白皮书。
这6篇评论除《无可奈何的供状》之外，其余5篇都是毛泽东所撰写。
其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三文，专门针对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而写，批评了他们对美国的幻想，希望他们彻底抛弃对美国抱有的幻想。
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文章，斥责和批评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
文章指出：
我们亦不能不感谢美帝这本白皮书，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把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司徒雷登们在中国售卖的西洋镜完全看穿。即令还有对美帝尚存什么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所唤醒。真正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必能站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来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1949年8月24日，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发表驳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即《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
声明指出：
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白皮书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看到声明后，函告胡乔木：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当日，毛泽东还立即致信黄炎培，称赞声明写得好。毛泽东说：
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两天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再次致信黄炎培：
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这两封书信厚重，浓烈，行书如行云流水，短信似蒲湘源长。
毛泽东在信里充分肯定民主党派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而且提高到建立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高度。
尽管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及所属的知识分子都表态批驳白皮书，但是毛泽东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担心在国际势力的策动下，国内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时刻会动摇新政权的根基。
因此，如何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不但成为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各项社会改革事业能否顺利进行，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能否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大问题，而且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此外，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还普遍存在着亲美、反苏和疑共的倾向。
知识分子队伍的骨干，主要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因而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
他们对美国充满崇拜和幻想，对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的能力等方面，有着种种怀疑。
为了使知识分子在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使艾奇逊的一套无所施其伎”，毛泽东加快了领导和发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步伐。
中央制定知识分子政策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中央各部委、若干主要省市党委书记及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负责人43人列席。这次会议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
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70多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毛泽东还在报告中明确指出：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对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强调“不要四面出击”，这一方针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任务，起到重大作用。
为贯彻实施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途径和方法。
方法之一就是举办各种训练班，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
建国前后，各地军管会、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纷纷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学习班。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接受革命的政治教育，参加新政权的各项工作。为部队和地方，为新解放区输送大批军政干部。到1950年，约有100万人参加了各种培训学习。
但是，对于长期受欧美思想教育的高校知识分子来说，要完全改变原来的信仰，转而接受较为生疏的思想体系，显然感到有些难。
著名学者顾颉刚，在日记中对此有所流露，他说：
但是我自己呢，心头却藏着很沉的悲哀。在反动派统治时期，社会是停滞不动的，我想突破这种空气，带着几个青年朋友乱干一阵，就觉得自己是能推动社会的。解放之后，社会突飞猛进，我想追赶上去，无论轮子转得多快，逼得我退了下来。我虽不甘心做一个落伍分子，但是事实上已不可能。在祖国的伟大发展中不能多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免发生了黄昏思想，这是怎样的悲哀！
与顾颉刚一样，这种“落伍”的意识一直伴随着一些知识分子，成为鞭策他们不断进行思想改造的动力。
在社会的变革、知识分子自身的民族主义诉求，以及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实施和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使高校知识分子对政权产生了敬佩感和认同感。
为了缩小差距，消除内心的内疚感和落伍感，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积极主动地要求改造自己的旧思想。
金克木教授说：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中来，如果不在思想上翻身，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把自己完全交给国家，怎能亲切感觉到国家是自己的？如果不坚决倒向工农兵一边，不坚决粉碎旧社会给我们的思想镣铐，而采取旁观革命的态度，怎能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在思想上翻身就是彻底改变立场，坚决站进工人的队伍，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做人民的革命干部。
面对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清明政治”和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大部分知识分子是认同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的。
但是，对于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却享受了革命果实，知识分子心里有一种“自责、愧疚”的心态。他们希望积极配合新政权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成为新政权信赖的建设性力量。
少数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虽然存有“同情了解”的期待，但是他们采取了“观望与沉默”的态度，并不无条件地拥护新政权的政策和主张。
参与、配合知识分子改造，力图融入新政权，是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的基本心态。而这些心态则成为思想改造运动得以发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央对知识分子高度重视
1956年4月，中央批准在知识分子中积极地、有计划地、较多地发展一些党员，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我们党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为绝大多数人安排适当的工作，使知识分子原本在国民政府后期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受到很大冲击与波动的生活有了可靠的经济保障。
物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和改善，促进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和感激。
同时，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以及对知识分子主人翁身份的认同，也使他们从此信仰党，愿意跟党走。
罗常培教授在听了周恩来、艾思奇、彭真等人的报告，了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罗常培教授说：
凡是以月薪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不论脑力劳动者或是体力劳动者，一律属于工人阶级。我听了这句话，当时感觉异常兴奋。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革命对象，而可以算是革命动力了。
从此，我就对于中国共产党起了信仰，愿意跟着他走！
在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想调上海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
当时就有消息谣传，说顾颉刚要求月薪500万元，才肯成行。500万元指的是当时的旧人民币。
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对顾颉刚这样的旧社会著名学者，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礼遇。
周恩来在得知此事后，明确地说：
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元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
顾颉刚在得知周恩来的表态后，甚为感动。
于是，顾颉刚立即向有关部门说明他本人并没有要高薪的意思，并表示马上进京。
顾颉刚来到北京后，在中国历史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顾颉刚事后感慨地说：
我从周总理的身上，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1953年6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提议，上海市成立文史研究馆，任命张元济为首任馆长。
专门聘请清末民初、五四以来，学术造诣闻名于世、政海浮沉、艺坛有名、名门世家眷属后裔、前清翰林、举人秀才，以及老上海年长的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担任馆员，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此举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文史研究馆这个名士云集的地方，大家各展所能，为新中国服务。
特别是张元济，他是中国出版家，誉为中国出版第一人。那还是在开国大典后的10月11日，毛泽东委托陈毅请张元济到中南海住所谈话并晚餐，粟裕等作陪。
毛泽东就建国方略征询张元济等人的意见。张元济提了一系列建议。
1953年时，张元济得知自己被提名为上海文史馆馆长，开始极力推辞，但后来接老友陈叔通的信，说任职是毛泽东提名的，他就不再推辞了。
陈毅亲自主持张元济的就职仪式。
张元济就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后，他一再将房产、家藏文物等无偿捐献给国家。
1953年夏天，张元济还将一个祖上所传的顺治年间的银质鹿鸣宴杯盘捐出，让在北大读书的孙女带到北京面交郑振铎。
在50年代初，在评定知识分子工资时，中共上海市委特别指出：
对有专长的科技界、文艺界、教育界、工程界等各方面的人士需要特别照顾。
当时评定一级工程师、一级教授、一级演员等虽为数不多，而且基本上是低工资的水平，但是比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部长级干部来，工资收入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海市委还高度重视对知识界代表人士的合理安排和使用。
上海解放后，对一些学有所长、经验丰富、声望较隆的知识分子委以重任。
有的担任高等学校领导，如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吴有训担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夏坚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孟宪承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熊佛西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有的担任科研单位领导，如生理学家冯德培，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
与此同时，上海吸收党外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士参加人民政权和人民政协工作。
1950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30名委员中有3名党外人士。
1955年5月，协商产生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党外知识分子占委员总数的26%。金仲华、黎照寰担任第一届市政协副主席。
这些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在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以及反映知识分子的意见和要求等方面，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二、参加爱国运动
●毛泽东说：“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批示：“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
●周恩来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中央作出时事宣传的指示
1950年10月26日，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层想要重塑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指示》指出：
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
这个《指示》是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略朝鲜，进而侵略我国台湾，威胁到我国安全而发出的。
而在建国初期，一些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本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大多数高校知识分子都是所谓的“亲美派”，这与党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方面相冲突。
对于这些对“美国帝国主义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说：
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毛泽东告诫他们：
美国确实有科技，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
毛泽东指出：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
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亲美、恐美、羡美的思想。恐美主要是在知识界和民主人士中，认为美国科技先进。恐美的面要宽一些，不少人觉得美国兵厉害，他们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担心志愿军打不赢。
因此，中央要花大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抗美援朝的教育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的时事教育，是在收回教育主权、清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的同时进行的，它直指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
高等学校教师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围绕“三认清”、“三确立”来进行，即：认清美国民主的欺骗性和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以确立“痛恨美帝”的观念。认清美国文化思想的浅薄、生活方式的堕落，以确立“鄙视美帝”的观念。认清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下降趋势和反动本质，强调完全可以战胜，以确立“蔑视美帝”的观念。
把这些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反复强化，帮助知识分子彻底划清敌我界限，改造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指示》的下发，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使得美国观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但是，还需要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组织街头宣传，把已经重新固定化的美国观表现出来。
南京各大学控诉美帝罪行
在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26日，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后，南京就开展了“时事学习宣传运动”。
在这时，有些学生由于思想上的幼稚，存在许多模糊观念。
有的学生思想情感很淡薄，他们认为，恨美不知如何恨法，爱国不知如何爱法。他们理论上知道反美帝爱祖国，但感情上恨不起来，爱得不深。
有些学生看法很简单、很片面，他们说：中国这么穷，美国来帮助办教育，培养了那么多人材，还要说它是侵略，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而且抗日战争中，美国是反法西斯力量，因此美国是朋友。
在部分学生中还存在一种说法：反美不要反得过火，美国不好，过去对我们还有帮助。苏联好，对我们没看见什么好处。
面对这种复杂的思想状况，要使运动进一步开展下去，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
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都是著名的教会大学，其中的外籍教师很多。在这样的学校中，想要改变中国师生对美国态度，是十分困难的。
在1950年11月的一天，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做英语作业，教师要求用position（位置，职位，立场，形势，阵地）造句。
医预科一年级学生李芸本造了这样的句子：
The war of the America with Korean will be triumph because she is in a good position, and she has had a larger people.
这句英文的大意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将会取胜，因为他在战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且拥有更多的人。
社会系美国籍教授费睿思，在1950年11月13日批改作业时，把America（美国）改为United Nations（联合国），并把be划去。而且他在后面还加了一句have more soldiers（有更多的士兵）。
李芸本是青年团员，因而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课后她把这件事及时地汇报给组织。
14日，李芸本写信给学校学生会执委会，指出：
费睿思这种举动、这种思想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在实践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学校里，是不容许这种盗用联合国名义实行侵略的思想在中国学校里散布。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党小组长曹婉和团支部书记李振坤，向中共南京市委反映了上述情况，引起市委的高度关注。市委负责同志在亲自听取情况汇报后，指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会把李芸本的信，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全校公布。
11月17日，该校社会工作系学生李振坤，写了一封2000字的信给学生会执委会，控诉费教授在教授“社会制度”课时，散布毒素思想，公然歌颂屠杀亿万人民的法西斯的流氓头子希特勒与蒋介石，并肆意诽谤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与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
李振坤在信中还说：
当费教授讲到美国教育制度时，竟将美帝国主义压迫黑人、解聘民主教授、美国军人及财阀代理人控制学校，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等称为“民主”与“自由”。并恶意诽谤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教育。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被发动之后，金陵大学党、团组织领导金陵大学学生，揭发该校美籍教授芮陶庵和林查理“攻击诽谤中国人民的言行”。
有人揭发说，11月4日，班上学习以辨证的观点分析时事V.T.（朝鲜），芮陶庵说自己是外国人，不便表态，后来同学要他说几句。
芮陶庵说：
如果没有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美国也不会出兵朝鲜。美国兵在朝鲜牺牲生命是支持朝鲜的反侵略和平运动。
对美国的政策要看清楚，美国是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不是侵略别的国家。
美国是纸老虎，但不是一戳就倒的纸老虎。
时任中共金陵大学支部书记的陆庆良，及时地向南京市委学区党委汇报该校的有关情况。南京市委和华东局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出由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到南京指导工作。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南京市委成立由南京市学区大专分党委、大专分团委、华东局青委和市委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机构，对外以学联开展工作。
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学区党委副书记杨致平等都参与指导斗争。
市委领导每天召集党员和学生骨干了解情况、研究斗争策略，并委派周力行、陈秀云、王庆淑、朱井熙等组成工作组，进驻金大、金女院加强领导。
在1950年11月上旬，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在AB大楼市委常委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出席的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邱一涵、宣传部长石西民、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刘述周，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史永、肖卡、杨致平等。
华东局工作组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列席会议。陆庆良作为金大支部书记，也列席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肖卡传达了华东局的指示：
就是要利用这些美国教授的言论作为反面教材，抓紧时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
会上明确指出，要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反美爱国运动，但没有确定名称，就叫反侮辱、反诽谤运动。
南京市委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事件采取“深入发动，扩大展开”的方针，采取先在校内发动，然后扩大至教会学校，以至全市的步骤。
陆庆良在市委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在金陵大学甲字楼宿舍金大支部办公室召开支委会。会议传达了上级部署，分析情况，研究办法。从下午开到晚上，开始觉得难度大，个别支委思想不通。
紧接着，由肖卡召集金大党团员在AB楼又开了一次会。肖卡作动员，强调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划清思想界限。
市委指定宣传部长石西民和宣传部副部长杨永植负责帮助金大、金女大撰写《为反侮辱、反诽谤告全国同胞书》。
对于如何发动群众，徐平羽建议采取控诉的形式。支部决定先在团员干部中进行控诉试点，控诉美国文化侵略对中国学生的毒害。获得成功后，在金大礼堂召开了控诉大会。
会后，陆庆良将许复宁、陆启鹏等控诉的录音带拿到市委。徐平羽听了说：“气氛很好，看来这个办法可以用。”
随后，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国立南京大学停课搞运动。
金陵大学从11月18日到12月7日停课，南京大学从11月27日到12月7日停课。
1950年11月28日，南京市委再次开会研究两个学校情况，决定两校同时并进，互相推动。
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重点，首先展开部署，即在策略上采取打击美籍教授费睿思，不打击已承认错误的英籍教授柯。发动学生与之作面对面的斗争，掌握有理有利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同时，注意防止破坏，孤立敌人。
对全市其他学校，则明确以具体揭露控诉美帝罪行，激发仇美情绪，树立仇美爱国思想为中心，同时抓住教会中学汇文女中突破控诉，配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的斗争。
南京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
1950年12月2日，中共南京市委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
我们应明确认识到费睿思的这种行动是侮辱中国人民公开为帝国主义反动宣传。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以此具体事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教育。首先在全市大学生中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并在时机成熟时开展反美帝反侮辱、反诽谤运动。
立即在学校党团员组织中部署这一工作。使全市学生都能对此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积极支持女大和参加这一运动。具体办法，可采用大字报的方式经常公布此事件的消息。
通过支持女大同学斗争，进一步联系本校情况，进行教育和控诉美帝的罪行，来提高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参加抗美援朝的各种具体工作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国防建设的任务。
各区应随时向市委汇报和请示，加强领导。
在12月2日之后，原来局限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事件被扩展到全市，扩展成以反美为主要目的的“反侮辱、反诽谤”控诉运动，最后扩展到全国，从而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也是在12月2日，南京市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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