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丽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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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路学刊(总第8期)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丝路学刊.总第8期/马丽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3
ISBN 978-7-5201-6016-2
Ⅰ.①新… Ⅱ.①马… Ⅲ.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丛刊②丝绸之路-丛刊 Ⅳ.①F125-55②K928.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14922号
新丝路学刊总第8期
主 编 / 马丽蓉
出版 人 / 谢寿光
组稿编辑 /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许玉燕
文稿编辑 / 卢敏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区域分社（010）59367078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75 字数：177千字
版 次 / 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6016-2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新丝路学刊》编委会
主 编马丽蓉
编委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健 石源华 卢山冰 宁 琦 邢广程
刘迎胜 许培源 孙壮志 杨 恕 杨富学
杨福昌 吴思科 周 烈 郭长刚 潘志平
〔巴基斯坦〕纳杰姆丁·谢赫
编辑部主任杨 阳
责任 编辑王 畅
编 辑闵 捷 张 宁 王 诚 赵 阳特稿“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新模式研究：以清华大学“丝路[1]大篷车课堂”为例李希光【摘要】“写在丝绸之路上的大篷车课堂”这一课程在清华大学设置20年，该课程通过探索丝绸之路上的沙漠之路、草原之路、佛教之路等路线，以旅行、阅读并撰写其风土人情等方式鼓励跨文化对话。作为清华大学首批挑战性课堂，“丝路大篷车课堂”是融体验式教学、现场教学、团队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为一体的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大篷车课堂”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和历史使命。本文通过分析“丝路大篷车”课堂的教学模式和运作机制，旨在为丝路学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借鉴，为“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关键词】“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 丝路学 人才培养【作者简介】李希光，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巴基斯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
西域，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丝绸之路，一条多么令人遐想的路线。长期以来我就像一名学习新疆和西域史地的小学生，对那遥远的一切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在过去的20多年里，无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一名教育者、普通的旅行家抑或摄影师，我往前的每一步都与整个西域、整条丝路的人文历史地理有密切关系。我的第一本画册《梦幻尼雅》是关于塔里木的；我的第一本书《找回中国昨日辉煌》是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走西域记日记的总结；我的第一个影展“沙埋佛教王国摄影展”，拍摄了从威尼斯到尼雅古城的千里行程。我在清华教书的20年时间里，或者带学者、学生，或者独行，先后9次去西伯利亚写作，20次去喜马拉雅山南坡和西端写作。2015年从北坡到南坡穿越喀喇昆仑山，到罕萨山谷调研，采访了末代坎巨提王国埃米尔；2016年从南坡往北深入兴都库什山调研，采访了末代斯瓦特王子；2016年从北坡往南坡翻越4个喜马拉雅山雪山山口，到藏南地区采访调研；2017年秋天，从南坡走进喀喇昆仑山腹地，调研了“小西藏”通往新疆莎车的贸易通道；2017年冬天，从南坡往北坡翻越5个喜马拉雅山雪山山口，到世界上最封闭的原木斯塘王国所在地调研，采访了末代木斯塘王子；2018年1月只身去兴都库什山考察了开伯尔山口；2018年6月，从鸭绿江入海口走到图们江入海口，翻越长白山，完成采访写作；2018年7月，环绕阿尔泰山四国，重走连接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古代游牧路线；2018年10～11月再次深入位于喜马拉雅西端的印度河和喀布尔河交汇处，采访当地部落区；2018年11月，在没有任何安全护卫的情况下，再次进入斯瓦特山谷，找到了唐朝与吐蕃和西突厥打仗的古战场和鲜为人知的佛塔佛像遗存。古丝绸之路的文明对话已经融入我的人生，成为我学术基因的一部分。
当年在丝路上，我有一位为师的榜样——巴基斯坦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哈桑·丹尼教授。我就如同学徒一样，跟随师傅考察丝绸之路。今天，当我成为师傅，带领着学生重走我当年的道路、开启新的征程时，我觉得有必要将这种学习模式、这种教育理念发扬光大。当今“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丝路学这一门百年显学也迎来了复兴。“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拥有自身的特点与内涵，“一带一路”建设中热点和难点并存。如何在把握这两者共性和特性的基础上，培养具有中国特色，拥有世界视野，同时掌握学术和实践能力的丝路学人才，是一个摆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我希望通过分析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对人才的独特要求，结合自身20年“大篷车课堂”的教育实践，对丝路学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一 “丝路大篷车”课堂概况“大篷车课堂”是一个在丝绸之路上延展的体验式课堂。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个民族、多个种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更是一条“文化带”。
历史上，每一个帝国的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治理的最远边疆、交通运输所能到达的最边区、宗教文化所影响的最远边地、贸易所达的最远国家。2015年暑期，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和帕米尔上课前，在家里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苏联时代的小说《朱拉》。这本小说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起帕米尔高原古商道上的故事。读到小说第156页，看到吉尔吉斯老族长取出他用红宝石从喀什商人手中换来的《禹贡》寻求占卜，我困惑了。为什么中国商人要带《禹贡》去荒寂的葱岭西部做生意？翻开《禹贡》，我发现这部两千多年前的经典讲的是最古老的地缘政治、周边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天子所在都城外五百里称甸服，靠征税治理；甸服外五百里称侯服，即内臣，靠分封诸侯实行政治控制；侯服外五百里为边疆地区，称绥服，即外臣，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靠教化和军事控制；绥服外五百里称要服，即朝贡国家，为周边国家，靠政治、军事和文化同盟治理；要服外五百里，为荒服，为蛮荒之地，古称戎狄蛮夷，让其放任自流的地方。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圈应该属于《禹贡》里描绘的绥服和要服地区，中国跟这个地区的关系维持需要[2]文化影响和政治军事结盟。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王子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乌仗那（白沙瓦）和塔克西拉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西拉，求取佛教真经。自古以来，从古代高僧、商队，到西方探险家往来丝绸之路多走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瓦罕走廊。但是，除了法显、宋云、玄奘和斯坦因等中外旅行家留下的文字外，很难找到更多的书籍。因此真正地学习、感悟丝绸之路，如果缺乏双脚的丈量，将会是非常遗憾的。“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大篷车课堂”基本上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上课。过去的20年中，“丝路大篷车”共计出征20余次，有超过900名学生参与了“大篷车课堂”。上课的部分路线和地点包括：塞外寒地行（2019年春，山西大同）、环阿尔泰山文明考察（2018年夏，中国新疆、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探访最早的邮驿（2018年，鸡鸣驿）、穿行西伯利亚走廊（2017年夏，堪察加、伯力）、探访有争议的克里米亚半岛（2017年夏）、探访东北亚“一带一路”（2016年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库页岛）、考察印中孟缅经济走廊（2016年初，喜马拉雅山南部的玄奘印度和孟加拉国求法路线）、穿越中巴经济走廊（2015年秋，喀喇昆仑雪山）、探访河中地区的古丝绸之路（2015年夏，乌兹别克斯坦）、荒原列车去漠北（2014年夏，蒙古国哈拉和林）、探访远逝的唐努乌梁海（2012年夏，南西伯利亚的图瓦）、西伯利亚蒙古游牧故地和贝加尔湖（2008年夏，俄罗斯）、“远征乌苏里江珍宝岛”（2005年秋，黑龙江）、塞北凤凰城（2005年春，山西）、长城脚下得胜堡（2004年秋，山西）、科尔沁草原深处（2003年秋，内蒙古）；穿越法显海上求法之路（2013年夏，斯里兰卡）、探访玄奘西天取经地（2012年春，巴基斯坦）、喜马拉雅无媒体生存（2010年夏，尼泊尔）、沿着古长城走丝绸之路（2009年夏，甘肃）、坐着火车找寻香巴拉（2007年春，西藏）、重走藏区红军雪山草地路（2002年夏，四川）、罗布泊里探楼[3]兰（2000年夏，新疆、内蒙古、甘肃）。2019年8月，“大篷车课堂”再次出发，前往俄罗斯远东重镇雅库茨克，登上勒纳河的考察船。“大篷车课堂”不局限于一百多年前德国探险家划定的丝绸之路，而是扩大到了更广的疆域：“走向塞外漠北和高加索的草原丝绸之路”和“走向西域和藏区的佛教丝绸之路”。这其中具体包括沙漠路线、草原路线、海上路线、游牧路线、佛教路线、藏传佛教路线、伊斯兰路线等。
所谓沙漠路线，就是从洛阳出发一直往西，到今天的喀什。这条路线到了吐鲁番后分成了两道：一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线；一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线。南线出阳关，进罗布泊，到楼兰，或者去民丰往尼雅方向走；北线是，往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方向走，到喀什，再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古印度，或者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尔泰游牧线是今天的中国（新疆）、蒙古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大片土地，阿尔泰山山脉横贯其中。人类学家相信，突厥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发源于此。这条道路可以从蒙古西部的科布多，经乌里雅苏台、翻越杭爱山，沿着鄂尔浑河，到哈拉和林，最后到乌兰巴托。沿途，学生可以看到明清时期中国古城的废墟、藏传佛教寺庙的遗址，看到北洋政府的军队为捍卫国土最后为国捐躯的战场。也可以带着学生，从西伯利亚启程，从北往南采访，翻越萨彦岭，进入唐努乌梁海大草原，采访那些身着清末服装、留着长辫的游牧人，听他们用豪迈嗓音演唱的呼麦。这条路线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路线，沿途学生可以采访到古丁零人、匈奴人、回纥人、契丹人的后裔，观察其文化遗存。“大篷车课堂”的沙漠路线主要是指从新疆出发前往中亚、西亚方向的路线。2000年前，张骞通西域，打通了河西走廊，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张骞使团最远到了大夏和信德河流域。这是中国第一次与中亚产生政治联系，并通过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治理了新疆，影响了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的中亚。通过实现对中亚的治理，带来了大汉王朝的稳定和繁荣。
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天山西段、瓦罕走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上课，发现帕米尔高原绝不是荒服之地。帕米尔高原不仅是天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汇聚之处，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西亚、南亚文化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例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的母亲河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两千多年来，该地区孕育了多个中亚王朝和汗国，如阿契美尼德、大夏、贵霜、萨珊、粟特、萨曼、花剌子模、察合台、帖木儿、布哈拉和浩罕等。
中亚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东西方文化交流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在精神上，塔克拉玛干南北两线的贸易大道承载着多样化的文化，有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萨满教；有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我是新闻学教授，但是，我利用“大篷车课堂”，给学生在世界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讲新闻传播史。在讲报纸的诞生时，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的怛罗斯在唐代发生的一场中国军队与阿拉伯军队的战争讲起，接下来讲到在怛罗斯被俘的中国战俘被押解到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帮助阿拉伯人造纸，阿拉伯人把纸张卖给欧洲人。后来欧洲人从撒马尔罕偷学了造纸技术，几百年后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在讲古代的“记者”时，我从敦煌壁画里的唐玄奘画像讲起——他是第一个带着记者的眼光走向世界的僧人。我沿着玄奘的足迹走进了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尼雅佛教古城，我带着学生去巴基斯坦北部的犍陀罗佛教古城遗址上课，那都是唐僧西天取经经过或去过的地方。
成吉思汗西征路线，也是“大篷车课堂”的草原路线。从阿尔泰地区向西经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到土库曼斯坦，途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这些天方夜谭里的故事的发生地。我也曾带学生深入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游牧路线的核心地带读书写作，如布里亚特、贝加尔湖、南西伯利亚、哈卡斯草原、萨彦岭、图瓦、叶尼塞河谷、乌苏里江河谷、额尔济纳河谷和居延海等地。
针对草原路线，学生需要读《蒙古秘史》、20世纪30年代马鹤天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20世纪90年代初李希光在香港报纸连载的《蒙古游牧记》考察报告，还要读金庸的“射雕三部曲”。这三部书虽不是专门写蒙古的，也不是社会科学书籍，但均涉及蒙古，从中可见华人心目中的“蒙古意象”。这可以让学生在出发前积累足够的知识，建立基本的认知框架。
这些草原王国不仅承载着游牧文化，还承载着中原文化。例如，元代的道人丘处机从北京出发，越过戈壁，在兴都库什雪山的行宫中给成吉思汗讲道，成就了“一言止杀”的历史佳话。
文化多样的西域是追求人文主义写作的新闻学生极佳的学习和实习场所，为记者们报道跨文化交流的古今故事提供了源泉和不尽的素材。同时，还有更令人神往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大篷车课堂”，即佛教路线。
佛教路线是我带着学生重读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法显的《佛国记》，在法显和玄奘的西行路上读写古今。
2012年寒假期间，我带清华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去了一趟唐玄奘西天取经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犍陀罗佛教学院遗址。冒着蒙蒙细雨，我和学生们考察了当年玄奘上课、思考、读书、讲经的地方。在玄奘的僧舍内，我在当年的佛龛里点上香火，怀着百倍的虔诚和学生们一道怀念这位东西方文化伟大的传播者和记录者。我们一边思考，一边问自己：玄奘在西天取经学习期间，讲的是什么语言？是梵语，还是怯卢文？我们从玄奘后来翻译的佛经看，多是用汉字作为梵文的音符。如果要真正理解玄奘带回来的这些佛经，是否需要先将汉字翻译成梵文，然后再从梵文去学习和理解佛经？
2013年暑假我带着20多名学生组成“斯里兰卡远征队”，在原始雨林中穿行了近10个小时后，终于到达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里记载的无畏寺。这趟行程穿越了法显的海上求法之路。《佛国记》详细描述了这条古代佛教朝圣路上沿途的地理、交通、气候、商品、人民、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通过将法显的记录与学生的旅行笔记相比较可以让学生自己发现他们写作中的不足，以及观察、聆听上的问题，这也是通过博学、慎思、笃行培养学生的不二法门。
我曾到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敦煌参加莫高窟举行的犍陀罗文化研究班，实地考察了犍陀罗艺术的东传之路。中国和意大利学者通过比较巴基斯坦北部发现的犍陀罗佛像，认为莫高窟石窟的佛像传承了犍陀罗艺术。例如，莫高窟里的马拉日神、裸体像等多受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影响。有学者猜测，也许当时有来自犍陀罗的希腊匠人参与了莫高窟佛像的雕塑绘画工作。后来，我去韩国考察了隐匿在光州海边一座山里的一处犍陀罗风格的佛教寺庙（法圣浦寺）。我多次带着学生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到了韩国东海岸的灵光郡法圣浦寺。在“丝路大篷车”课堂重走东北亚佛教路线时，我就带着学生，翻过一座小山，穿过草丛，找到了东晋时代一位名叫摩罗难陀的来自塔克西拉的胡僧修建的法圣浦寺。山脚下的平房里收藏了几十件来自塔克西拉的佛像。[4]
在2018年暑期阿尔泰山“大篷车课堂”教学中，学生们沿着10条主题线路采访和搜集第一手资料：阿尔泰游牧路线；阿尔泰岩画、鹿石及石人像走廊；成吉思汗西征路线、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路线；藏传佛教阿尔泰山和西伯利亚传播路线；康熙大帝西征路线与彼得大帝东征路线；俄罗斯通向中国的古代道路——丘亚大道；俄罗斯邻近中国西疆和北疆的现代公路和铁路线路；与阿尔泰山四国相关的“一带一路”项目与廊道；萨满教路线、呼麦路线；西伯利亚母亲河溯源路线。
这十条路线就像果树的树枝，可以把沿线采集的素材根据上述主题，分别挂上去。最后，有一根树枝果实累累，那根树枝将成为你这趟旅行的写作主线和主题。“大篷车课堂”是独辟蹊径，走中国古人的道路，学习法显和玄奘开拓的苦行僧似的行记写作，鼓励新一代大学生复兴中国古代学者严谨的学风，走入边陲、迈进域外周边大山里去写作。
每天在草原上、蒙古包里或者大巴上讲课是阿尔泰山“大篷车课堂”的特色。蒙古国的最后一夜安营在巴彦乌列盖的高原湖畔。夜里11时，团队在蒙古大帐里支起了幕布，打开投影仪，倾听我讲《从喜马拉雅到阿尔泰的行记写作》。这次为期半个月的流动课堂，每天到了营地，无论多晚多累，学生们都要朗读当天或头天写的行记，由我进行点评。或者由我做一场相关讲座，或者在夜幕下，在草原上支起银幕，放相关主题的露天电影。“丝路大篷车”是融合体验式教学、现场教学、团队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为一体的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戴雨果（Hugode Burgh）曾说：“2007年夏天，我跟随李希光的大篷车课堂去西藏。我惊奇地发现，李希光的教学方法是中国和欧洲古老[5]哲学家的教学方法与富有魅力的实用技能的美好结合。”也许“丝路大篷车”和当年苏格拉底在稻田里与学生互相问答，通过实践、引导、启发的“催产术”教育模式，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二 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丝路大篷车”新闻写作教育特色
与大多数新闻采访实践不同，“大篷车课堂”的采访没有一个确定的开始时间，也没有严格规定采访地点，对采访的主题和题目更是不做限制，从而最大化激发学生们的好奇心，让他们在真正的生活中产生灵感，走在路上的同时进行叙事实践，训练新闻写作能力，从而写出能够展现相应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真实生活的原创作品，而不是把采访当作任务，进行无意义的文字堆砌，完成一篇篇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更没有第一手素材的稿件。
2000年，我带领“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学生赴新疆罗布泊、楼兰故地采访，主编《跟我去楼兰》一书；2002年暑期，带领学生赴四川黑水重走长征路采访实践，合著出版《找故事的艺术》；2003年秋季学期开始，我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新生研讨课“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成为清华大学首批新生研讨课之一。2003年以来，我每年两次带领“新闻与采访写作”课程的学生赴边疆及域外上课采写，其中包括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新荣得胜堡、乌苏里江珍宝岛、青藏大铁路、河南农村、古丝绸之路、贝加尔湖、巴基斯坦塔克西拉玄奘西天学经处等地。
作为“大篷车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开设的“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课连续近20年组织同学们走出教室，走进现今媒体鲜有报道的历史文化胜地，在亲身采访与考察中产生灵感，并从灵感中生发出故事，使学生们笔下的故事变得有血有肉，最后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像美丽的西方古典油画、中国的山水画，或者精美绝伦的雕塑作品，这种作品读起来本身就有一种美感。这种美感可能让人读了之后变得非常平静，也可能很激动，甚至想流泪，这样引发出读者真情实感的文章，才能算作真正的艺术。我希望在学生的故事当中能够看到有血有肉的、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
也许你会问，同学们在参与这门课进行新闻实践的过程中，明明走在同一条“路”上，大家都用眼睛观察同一片景致、都用耳朵倾听同一段故事，如何写出不同的作品？进行有价值的采访，关键在于“交流”——通过选择合适的问题、采取恰当的提问方式、精妙构思的提问逻辑，让受访者能围绕我们看到的东西讲出独特的故事来，然后把他们讲的话通过直接引语的形式或者作为背景材料，写到我们的故事里。
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我带领同学们前往山西进行考察采访，两次造访鸡鸣驿，一次前往得胜堡。当然，我第一次带领同学们去鸡鸣驿和得胜堡采访要追溯到2001年，同学们的作品非常精彩，《北京青年报》专门给了我们一个整版——那时候还没有现在如此发达的社交媒体，甚至手机还没有普及，报纸仍然是大众媒体的主流。“大篷车课堂”的新闻写作教育发生的最佳地点是在“路上”。就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课程来说，第一，我要求学生们在火车上采访陌生人。可以是坐在对面的人、擦肩而过的人、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等。我注意到参与我课程的基本是大一的学生，而这样的采访要求对于这些刚刚进入大学环境的孩子来说是具有很大难度的，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处在被学校和家人保护的舒适圈中，而这样的教育方式能够从心态开始对学生们进行锻炼，在采访中提升胆量的同时训练自己对于新闻故事的嗅觉，提高敏感度。
第二，我要求学生们统一乘坐硬座，并选择上午或下午的时间段。这个要求看似平淡无奇，却也是经过精心的课程设计以及具备一定挑战性的。首先，上午或下午的时间段能保证在整个行车中，学生们能够清晰明朗地观察到沿途的景致，自我训练“看”与“写”的实时转换能力。我们知道，在新闻采写中，观察以及描写的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这样的时间设计能使这两种能力的发挥最大优化。其次，硬座的选择限制使同学们能够处在火车上“最接地气”的环境中，采访基数较大，人物多种多样，可选取素材范围大。无论如何，学生们在陌生环境中进行采访，也是对自我保护能力的一种锻炼。三 “丝路大篷车”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建设“一带一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丝路学，需要大量的青年人才投身其中。丝路学所需要的人才涉及广泛，包括历史学、新闻学、社会学、民族学、国际关系等，可以说，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所有的门类都可以与丝路学建立直接的联系。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建立起一个既掌握本专业能力，又兼具丝路学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讨论，这已经涉及教育甚至哲学的深层次问题。如果我们将丝路学所需要的人才看作像新闻记者那样只关注解决当下“热点”“难点”问题的工具型人才，那就错了。人们有太多时候认为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关于一个学科我能够教授或学到“什么”，而不是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专业视野限制而放弃了宽广的大背景，因为刻板说教而放弃了提问精神，因为乏味的案头研究而放弃了让人兴奋的实[6]际体验。新闻学教学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丝路学人才培养中亦如此。国家要求“讲好丝路故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而是要学会并实践中国古人开创的纪事学——“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
丝路学是一门百年显学，其中包含着各文明、各民族、各宗教的诸多学问。这其中，外来的、内生的、杂糅的知识都存在。从新闻学的角度看，如今的社会充斥着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的各类消息，学生越来越成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在这个媒介化社会中，学生被分为两种类型。人数多的那一类会对外来文化做出直观回应，并反映在他们的思维和写作上。他们容易看到表面上的东西，写的文章没有深度。如果在封闭的温室里教他们背诵书本上的条条块块，他们离开温室、[7]走进社会阳光下的那一瞬间，就会枯萎干瘪。被动学习的学生是无法在丝路学框架内找到真正的学问、达到思维突破的。他们会迷失在卷帙浩繁的书海中，如同罗布泊里的骆驼，即使能坚持也无法找到出路，难逃渴死的命运。大多数跟随我的“大篷车课堂”旅行的学生，在过去的学习中更多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死记硬背课本，大多数人是第一次体验这种实践式教学。
还有一种学生，他们会用更理性的分析方式看待不同的文化与人类，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摆脱大众媒体刻板成见的束缚去搜寻异国他乡的故事。丝路学呼唤的，是这一种学生。丝路学教育更应该是面向世界、培养开放型人才的阳光课堂。学生需要“知行合一”，用自己的双脚、双眼寻找真相，在了解历史、知晓理论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思维去解构当代媒体、西方学界对于“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的话语霸权和认知陷阱，建构新的中国形象，讲好新的丝路故事。今天的学生在理想追求、价值观念、胸怀视野等方面面临严峻考验。“丝路大篷车”把学生带到“亚洲边地”有两层意义：一是从中国中心看边地；二是从边地中心看中国。究竟谁是谁的边疆和域外边地？这是让学生站在不同的位置去理解不同文化和民族[8]的中心、边疆、边陲、边地、国家、世界和天下。
因此，在此基础上，我越发认为，旨在将学生的头脑当成身体上的肌肉一样进行锻炼，通过去丝路各地进行田野调查、阅读并撰写其风土人情来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大篷车课堂”是一种可行的丝路学人才培养模式。“大篷车”概念的提出借用了古代商人和朝圣者历史中的一些概念。“大篷车课堂”是共同探索，是由好奇心驱使的开阔眼界的旅行，其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写作能力。不仅如此，事先的阅读积累，进行中的实地访谈，事后的分类汇总、分析总结等，都能提升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和素养。“丝路大篷车”是一种融体验式教学、现场教学、团队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为一体的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每次“丝路大篷车”活动的开展，都需要精心的策划和长期的准备。“丝路大篷车”模式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广泛阅读，激发好奇心
每年“丝路大篷车”路线确定后，教师都会提前确定并向学生讲解调研行程安排、考察目标定位、学习任务布置和安全注意事项。在“大篷车”上路之前，学生们必须完成所有关于他们要写作的地方的课前阅读。不过课前阅读对这些精通社交媒体的学生来说往往是一个问题。他们对人文历史、地理类的书籍读得越来越少。但是，为了能够在采访中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在荒凉的亚洲边地写出具有人文关怀的故事，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阅读大量的中外书籍。我也会要求学生阅读一些经典的新闻式作品，如佛教旅行者法显于5世纪早期写的《佛国记》，以及玄奘于7世纪写的《大唐西域记》。
我课堂上的同学来自不同的专业，而无论是理工科还是文科的同学，要想获得更大的成就，乃至成为一个大成就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好奇心。
我十岁的时候，读了一本叫《朱拉》的书，在上文也提到过。这是1953年苏联的一本长篇小说，1955年翻译成中文版，由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为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我常常在“大篷车课堂”出发前，介绍这本小说。这本书在我手里已经整整50年，看了50年。这本书跟我的成长、我的追求，包括我在清华大学上这门课20年，都有情感上的关系，通过对它内容及价值的一些阐释，也能更好地展现“大篷车课堂”的精神。
也许有学生会问：“一本书看了50年，你都倒背如流了，还有什么能激发你好奇心的？还有什么值得你去学习的？这老师怎么这么笨，50年这本书还没读懂吗？”
真正的学习不是通过“死读书、读死书”来获得知识或所谓理论的，而是靠好奇心驱动的。学习写作、历史，更不用说学习物理或是数学，均需要好奇心驱动。《朱拉》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就是它一直在激发我的好奇心。从我第一次在十岁的时候拿到这本书，一直到我准备要给同学们讲好奇心驱动的丝绸之路写作的时候，它对我好奇心的激发从未停止。时隔50年，我再次翻阅还会发现有很多东西需要我学习。
书里的主要人物是男主角吉尔吉斯少年朱拉，还有他喜欢的少女席勒以及老酋长——当然，只有这几个人物，故事是无法展开的。新闻写作更是如此，如果要激发你的好奇心，就应该有悬念。而好的故事就是悬念。这就好比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或数学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需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
悬念意味着有冲突。而冲突的种类有很多：男人和女人的冲突、老人和年轻人的冲突、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冲突、寒冷与温暖的世界的冲突、各个部落的冲突，还有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等。但是这些冲突必须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来表现，人物之间冲突，有爱情，有仇恨，有亲热，有打斗，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了更多的人物——一个匪帮的头子，这本苏联的小说把它叫匪帮。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宗教组织，这个宗教组织叫伊斯玛仪。
小时候读《朱拉》，我认为这本书是给儿童读的，带有冒险色彩，那时候我只是单纯被故事内容所吸引；而今天再读起来，却发现它并不是那么“虚构”，相反，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真实”，值得新闻教育者学习。
伊斯玛仪就是伊朗的什叶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大的冲突背景——苏联继承了沙皇的势力范围，从沙皇时候与大英帝国在中亚，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区展开了大国博弈。但是大国博弈过程中，从俄罗斯到大英帝国，他们在争夺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是间谍也好，商人也好，外交官也好，必须经过或聚集在丝绸之路上最繁华的城市——新疆的喀什。
通过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喀什是一个“世界大都市”，而那个时候，无论去印度的孟买，还是去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然后再远到土库曼斯坦，甚至再远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是非常畅通的。
这本小说的发生地在帕米尔高原。帕米尔是天山、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交界的地方。这本书中的故事就发生在天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交界的地方。伊斯玛仪代表伊朗，而伊朗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从孟加拉国、印度到锡金王国，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当时全部是英国的领土。小说里故事发生的年代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那个年代，中国和大英帝国是接壤的。
这本书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知识，会令现今的中国读者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无知，激发很多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其实直到今天，我也发现自己仍然是无知的——我小时候看《朱拉》的时候不仔细，因为下卷讲了很多政治的内容，我就没有看，只跳着看朱拉和席勒两人的爱情故事；而50年后的今天，我再次阅读的时候，发现在小说里竟然有一个中国人。
男主角朱拉在一次被匪帮打昏后在监狱里醒来，发现旁边的狱友是一个中国人。二人交谈后，男主角被告知被关在喀什下面的一个县的监狱里。看到这里，我十分疑惑为何主角会碰到中国人，他们还谈到了有关红军长征的内容，便去查询资料，发现书中提到的“喀什下[9]面的这个县”当时是中国的领土，现在是在塔吉克斯坦境内。而在1930年，甚至苏联作家写的书1953年出版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是中国的领土。
所以说，我发现这本小说的“真实”——如果这个作者没有到喀什采访，没有采访类似朱拉这样的人，他写不出这样的情节，写不出这本小说，他没有想象能力去想象，在一个中亚的雪山监狱里，一个吉尔吉斯人会碰到一个中国人，并发生了那样的对话。这些情节的创作需要实地考察，大量的采访、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方面的知识。这再一次体现了，真正的叙事艺术，是来自小说家自身所经历的“路上”。
而作为中国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知道自己国家周边的历史，了解地理、文化、人口的变迁，从中找寻属于中华文化的灵感，写出真正具有价值的中国故事。丝绸之路写作如果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便容易被浮躁的气息感染，丧失应有的艺术内涵。而除了实地考察，阅读是我们创作灵感的又一源泉，大量的阅读则是我们接触真实的历史和文化的必要途径。
2.教学相长，随采随写
行程开始后，学生们会以两三人的小组为单位行动，“大篷车课堂”要求学生随时随地记笔记，每天晚上还要整理一篇不少于900字的日记。在一般的采访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因为固有知识匮乏以及经验不足，即时获得的知识点等零碎信息在大脑中不能同时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加工，采访的内容很容易产生重要细节丢失、重大事实错误等问题。但是，记日记本身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很有效的补充解决方式。
我相信身教重于言教，我在丝路课堂上带头写行记，每趟旅行跟学生一样时时刻刻在记笔记和写日记。20年来，我沿途记录了一百多万字的古丝绸之路笔记，拍摄了近二十万张古丝绸之路照片。
在“丝绸之路课堂”上课，教师必须跟随至少一组学生，并聆听他们的采访。白天，学生们在边远山村走动并与陌生人交流。他们不仅学习与外部社会开展文化交流，还学会了在小组内持续地交换想法和经验。如果学生问出了不合适的问题，教师应该即刻在现场提出正确的问题并纠正学生的错误。晚上，所有小组都回到营地之后（这个营地可能是一顶毡房、一间咖啡屋或者一家旅馆），整个班的人都会集合，由教师负责组织及引导讨论，学生汇报他们白天发现的有趣的人或者故事。
每天晚上，我带着学生走到下一站的营地，都会以旁观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安静地聆听学生们汇报自己白天的发现和所得。我不会做出任何评判，但是会用指导性的问题打断学生，帮助他们找到故事的焦点，或是挖掘更多细节，或是形成一个更相关的写作主题，以便第二天进一步调查研究。
3.师生互动，兴趣导向
学生在“大篷车课堂”的学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学徒”身份，与经验丰富的记者和从业者一起旅行、工作。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与伟大的巴基斯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哈桑·丹尼教授在丝绸之路上旅行的两年中，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他的徒弟。白天我观察他做田野调查，早上和晚上我都会帮助他搬运沉重的行李。我们一路在喀什、阿什哈巴德、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停留时，丹尼教授都会凭借自己对中亚历史的广泛了解，将那些有趣的、重要的、相关的故事讲给我听，勾起我的好奇心，并让我更加渴望阅读、学习和写作中亚的历史和故事。与学生一起旅行时，教师的职责就是激发学生对所有他们看到、听到的事物的好奇心。在学生记录这些有意义的画面、见过的人和听到的话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提供持续的指导来帮助他们。“大篷车课堂”的优势也在于此：动态的、相互的、辛苦的。知识因为这种不一般的课堂经历而有了更长的“保质期”，历史在我们的行走与交谈中变得鲜活，时间与空间在笔直的直达天际的沙漠公路里无限延伸，对于“丝绸之路”的过往、当下与未来，学生们在讨论与静默间有了更深邃的思考。
如今，我带领着学生行走在路上时，一直都以丹尼教授为榜样。当大篷车停留在塔克西拉、阳关、罗布泊、楼兰、贝加尔湖、哈卡斯和图瓦等重要地点时，我们就会停下来，在当地找一块草地、一顶蒙古包、一个古墓地、一座古城遗址，现场授课，尽力激起学生对丝绸之路腹地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
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郭雨萌这样描述“大篷车课堂”：“大篷车课堂不同于学校里静止的教室与灌输式的教学，它是动态的、相互的。大篷车课堂环绕阿尔泰山走了八九千公里，在行走的路上，我们观察到最真实的今日丝绸之路，并将所见所闻与李老师的讲课相结合，从而有了更深的所思所想。但与此同时，不同于设施先进的教室，大篷车课堂的环境是比较辛苦的。没有教室里漂亮的桌椅和舒适的空调，我们盘腿坐在深夜冻人的小广场上看纪录片，深夜十二点在满天星辰下裹着衣服抱着胳膊看鹿石，在带着羊膻味飞着蚊子的蒙古包里，也在晃晃荡荡的大巴车里听李老师讲课。这是辛苦的，也是铭心的珍贵的经历。”
4.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丝绸之路腹地——亚洲边地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课堂，也是新闻学教育的一间巨大的实验室。学生们阅读、讨论、听课的地点不是在舒适的教室里，而是在长城上、雪山上、蒙古包内、佛塔下、沙漠的水潭旁、白杨树的树荫下、集市的茶馆里或者博物馆里的木乃伊旁边。
在“丝路大篷车”课堂里，我让学生用实践的方式学习中国古代的纪事学，即纯粹的描写与无偏见的记录，没有鼓动性的语言，没有意识形态标签和价值判断，也没有隐藏的商业或政治议程。在中国古人的纪事作品中，学生会学习到丝绸之路写作最基本的要素——“记”。例如出发前让学生阅读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这些书不是历史的“第一稿”，而是作为历史的终稿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记录。举例来说，为了确保自己的记录精确，玄奘用他的步长来测量距离。在他17年跨越138个国家的旅行中，他测量的误差小于1英里（约1.61千米）。法显和玄奘的写作是叙述性的旅行日记，即对其旅行经历的仔细记录，写作中包含丰富的地理与人文信息。他们用自己的第一手观察来描写中亚与南亚，书中充满了不寻常的景象与生动的细节。
与某些现代新闻强调批评一切、怀疑一切、毫无忌惮地侵犯隐私不同，在写作中，法显和玄奘倡导同情心和慈悲心。作者教导学生，同情是丝绸之路写作的核心。丝绸之路写作不是给人带来痛苦与摧毁他人平静的生活和幸福，而应该是摧毁他人的痛苦。好的丝绸之路作品永远是在苦海中飘零的人的避难所，这也是“丝路大篷车”课堂作为“思想大篷车”的教育初衷与归宿。
清华大学英语系学生刘诗璇形容“大篷车课堂”“野、苦、有趣”。她觉得大篷车的特点即优势，两者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她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大篷车课堂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亲身体验。书本上的知识来得太容易，空旷的道理也显得太虚无，真正踏上那一片土地，才知道什么是戈壁、什么是草原。之前阅读李老师的日记，说在漠北蒙古旅行，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路。我当时以为没有沥青公路，大家可以走水泥路。公路里程短，不去那些没有路的地方不就行了嘛。真正走到堆满大石子、穿过浅滩溪流的泥土路上，才知道他们的生活原来是这个样子。这种现实如若不亲身体验，是断不会了解的。‘苦’则是这趟行程中另一个关键词。路程苦，环境苦，漫长的等待苦，深夜的饥饿苦。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吃下多大的苦，就像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的路一般。‘有趣’这个评价，并非是苦中作乐的自我安慰，而是回归到原始环境中大家本心相待的欢乐生活。这一路有趣的不仅是从未看过的风景，更是形形色色的一群人。三人行，必有我师，从每一个人身上学习到的品质与习惯，足以让人受益终身。”四 “丝路大篷车”与“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大篷车课堂”以沿线地带文化生存状况为事实基础，结合对丝绸之路历史和边地文化交流现实的探究，启发参与者们对“一带一路”获得更独特、更全面的理解。
例如2018年，“大篷车课堂”远征阿尔泰山，半个月时间里，穿行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山道和走廊，一路考察的古驿道驿站和经停的地段和站点有河西走廊、准噶尔盆地、塔克什肯、科布多、巴彦乌列盖、桃鲁普、塔尚塔、奇彼特、戈尔诺阿尔泰斯克、比斯克巴尔瑙尔、鲁布佐夫斯克、乌斯卡缅、斋桑和吉木乃。参与者清华大学核研院博士生黄晓丹说：“正如李希光老师所说，最快且较为全面地了解一片土地的方法，是去这片土地的博物馆，那里记录着当地人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教我们学会用对方的视野看中国、看‘一带一路’。”
目前国内研究和写作“一带一路”的人难以计数，但是有关诸如阿尔泰山廊道这样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带研究仍是空白。在阿尔泰山考察的那些日子里，“大篷车课堂”的大巴无论是在草原戈壁里，还是高山峡谷里，或是高原冻土层旅行，每天走的道路平均距离中国边境不到100千米。可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阿尔泰山可能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人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那里旅行。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去阿尔泰山考察也是为了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做点调研工作。中国周边有七座大山脉：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阿尔泰山、兴安岭和长白山，这是中华大一统文化的地缘条件。但是，今天中国人对周边邻居的兴趣与了解远远不如对欧美日韩的了解和兴趣，很多人对周边邻居的知识甚至基本是零。这么多年来，“大篷车课堂”一直在周边这七座大山里面转悠，就是想通过参加“大篷车课堂”活动的学生们的写作，让更多的中国人对这些与中国山水相连的邻居产生兴趣和好奇心。
过去四年里，大篷车带着学生在北亚上课的地点，从堪察加半岛、库页岛、黑龙江、乌苏里江、伯力、贝加尔湖、图瓦、新西伯利亚、克里米亚，到阿尔泰四国山区的廊道，这些地方都是亚欧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支线和中国北方向周边国家开放的桥头堡。
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以“民心相通”的原则打造“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要求。通过“一带一路”文明圈的投入与建设，争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有人问：中国文化的主要元素儒教和佛教（禅宗）都是无神论，如何与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建成文化和价值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是因为其核心是中正平和，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战争，这是一个唯一能够团结丝绸之路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文化。中国在漫长历史上形成的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复杂国家概念，与欧洲民族国家概念不同，不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同质性的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费孝通所讲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义上的平等概念。中华文明是一个以多样性、异质性、复杂性为特征的文明，包容儒教、佛教、伊斯兰教，让三者共存、共生、共赢。这就是文化共生的体现。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一带一路”是“东西双向开放”的国际合作新举措。“东西双向开放”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从过去被动地融入世界秩序，转为今天主动布局，将自身发展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到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的“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以西域为中心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我们不再是站在太平洋岸边看世界，不再以深圳和上海为基点看世界。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站在天山或帕米尔的雪山上看世界，构思“一带一路”文明圈：那是一个突厥、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和中华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文明带。站在塔什库尔干往东看中国，用汪晖的话说，那是“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10]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边疆地带将迎来历史性的转折。
通过“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文化强国，不是宣传“中国中心论”。由于“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夹在多种文明体系中，“一带一路”文明圈是独特的跨文化的文明体系。“一带一路”很多国家都很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领袖和社会制度骄傲。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文明的共同性和多样性。因此，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是多样性文明的回归，而不是追求单一文化认同，这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适性的价值体系的支撑，即建立在尊重历史和传统基础上的多元化价值认同。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就来源于压抑认同的内在多样性，或者以某种认同的单一性撕裂[11]由多样性构成的社会，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共同性基础。比如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把世界简单粗暴地撕扯成二元对立的单一认同社会，否定历史的地缘和文化的共同性。
因此，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要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看到中国价值和中国梦，不是狭隘地局限在西方的“文明冲突论”语境中。中国在“一带一路”中倡导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梦应该是所有共建国家、个人都想实现、都能实现的共同价值和梦想。丝路精神，就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尊重道路选择；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坚持合作共赢；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12]倡导对话和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为“大篷车课堂”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和历史使命，“一带一路”共建国凝聚着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璀璨一角，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战略价值。（责任编辑：王畅 蒋蓝辉）Research on the New Mode of Personnel Training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Silk Road Caravan Classroom” in Tsinghua UniversityLi Xiguang
Abstract：“The Caravan Classroom Written on the Silk Road” at Tsinghua University taught by Professor Li Xiguang for over twenty years explores the desert road，grassland road and Buddhism road on the silk road，encouraging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by traveling，reading，writing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etc. As the first batch of challenging classes in Tsinghua University，“the Silk Road Caravan Classroom” adopts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which integrates experiential teaching，on-site teaching，team teaching，case teaching and situational teaching. The propos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n epoch chance and historical mission for the training mode of “the Caravan Classroom”. By analyzing the personnel mod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ilk Road Caravan Classroom”，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for Silk Road Studi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ivilization circle.
Keywords：“The Belt and Road”； “Silk Road”； Silk Road Studies； Personnel Training[1]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研究所王畅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洪雁根据李希光教授的演讲和笔记整理而成，发表前，李希光教授对稿件进行了补充和修改。[2]《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光明网，http：//theory.gmw.cn/2015-11/06/content_17633505_2.htm。[3]李希光：《写在亚洲边地》（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第13～14页。[4]虽然学界对到底哪里最早出现佛像尚存争议，但犍陀罗艺术当之无愧是佛教造像艺术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犍陀罗风格佛造像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成就了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石窟等一批中西合璧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同时影响了日本、韩国的佛像艺术。参见《文化融合中的佛像之源》，光明网，http：//wenyi.gmw.cn/2019-07/17/content_33006206.htm。[5]李希光：《写在亚洲边地》（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第1431页。[6]李希光：《写在亚洲边地》（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第12页。[7]李希光：《用新理念打造国际一流新闻人才》，《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10期，第12页。[8]李希光：《写在亚洲边地》（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第9页。[9]〔苏联〕格·杜什亢：《朱拉》（下），一之译，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6，第506页。[10]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上），《经济导刊》2015年第8期，第13页。[11]《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光明网，http：//theory.gmw.cn/2015-11/06/content_17633505_4.htm。[12]《丝路精神》，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6/c413700-29519642.html。丝路沿线国别问题研究卡塔尔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研究吴冰冰【摘要】现代卡塔尔在1868年的出现，是英国主导海湾事务、强力支持萨尼家族掌控卡塔尔的产物。从1868年到1971年，卡塔尔长期依赖英国的安全保障。20世纪90年代，卡塔尔建立起对美国安全保障的直接依赖。大国依赖一直是卡塔尔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为了应对沙特的压力，卡塔尔在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之间谋求地区平衡，这是其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在卡塔尔决策层的坚定意志和外交雄心的引导下，卡塔尔在大国依赖和地区平衡的基础上，推行妙实力外交，以能源产业及以之为依托的强大财政金融实力为物质基础和构建硬实力的主要工具，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注重打造卡塔尔品牌的文化事业、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积极参与地区冲突的斡旋。大国依赖、地区平衡和妙实力外交三个基本要素共同塑造了卡塔尔小国大外交的格局。【关键词】卡塔尔 外交政策 妙实力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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