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印复旦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复旦大学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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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印复旦园试读：

责任、爱心、奉献——序《心印复旦园》

在我兼管退管会工作不久，陆昌祥同志就将编辑出版《心印复旦园》纪实文集的计划报给了我。我仔细看了计划和《心印复旦园》的征稿启事，觉得复旦大学退管会、退教协、老教授协会和退大分校合作编辑出版这本书很有意义，我赞成这个计划，并乐意出任本书编辑委员会主任，以表示我竭诚的支持。

在退管工作联络员、退教协理事、小组长和书稿作者的热情支持下，经过两位主编、几位执行主编以及编委们的将近一年的辛苦努力，《心印复旦园》集稿111篇，即可交付出版了。这是我们学校老龄工作的又一个令人欣慰的丰硕成果。我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对此表示祝贺，并对为这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委和作者表示诚挚的慰问和感谢！《心印复旦园》分为4篇，即“

风范篇

旧中国积贫积弱，文化科技事业十分落后。无数志士仁人奋起努力，但由于统治者的无道而不可能真正改变面貌。新中国是在旧时代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复旦、上医大的一代代专家教授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为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医疗、卫生事业而奋发有为地工作，在建设复旦和上医大，在为人民服务和为祖国服务中，表现了自觉的责任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2000年，复旦和上医大强强联合，合并成新的复旦大学，激发了新的活力，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新复旦继承先前的优良传统，在科教兴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心印复旦园》书写和颂扬的正是这种优良传统精神。我们知道，生命是个时间的过程，历史总是从过去走来。我们复旦大学的这棵生命之树，也是在历史过程中生存、延续、发展和壮大的，也是从过去走到今天的。复旦今天的辉煌，是在复旦和原上医大一代代人的努力和积累的基础上铸造而成的。《心印复旦园》就是对这种努力和积累的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书写，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创造历史的复旦人的敬礼！

这里的“风范篇”，是献给复旦和上医大资深专家学者的颂歌。一位校友曾说过，何谓大学？大学就是要有大师。我们复旦大学虽不能说已是群贤毕至，但也是大师迭出，英才荟萃。那些杰出的学者、科学家和资深专家教授，他们在科技和学术上的探索和创造，为学校厚积了学术和科技财富；他们那不畏艰险、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那为人群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他们安于清贫，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我们、为复旦大学的后来者涵育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心印复旦园》记述他们的业绩，歌颂他们的精神，不只是为了怀念、赞扬和感谢，而有着更深的期待。那就是希望他们的精神之泉，能真正化为滋润今天复旦大学年轻人的雨露，使他们所铸造的复旦人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风范篇”中还有着对复旦大学一些管理干部的素描。由于作者书写角度的不同，烛照截面有大有小，他们的身影有深有浅，但他们都在复旦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这些管理干部中，有的本身就是专家学者，有的是专职干部。这些专家学者，用精深的专业造诣、创新的精神和学者的风范教育学生、影响学生，举薪传承，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当他们站到了“领跑者”的位置上时，他们又承担起管理学校的职责，推动学校的发展。至于专职干部，他们原先并不一定熟悉教育，但是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善于学习，他们以自己的热情、睿智、胆识和魄力，把复旦推向前进。他们在职时，恪尽职守。他们退下来以后，依然在为我们的事业、为群众服务。复旦这棵绿荫如盖的大树，有着他们辛勤浇灌的汗水。《心印复旦园》的“创业篇”，是我们复旦创业者自己书写的诗篇。解放初和院系调整后，我们复旦和上医大的规模如何，有多少系科、多少专业，有多少值得自豪的科技成果？历史前进了50年，复旦已今非昔比了。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它以挺拔的英姿，站到了共和国教育事业、科学、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前沿。忆当年，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学科或科技空白，被我们的创业者发现后，就自担责任，自加压力，刻苦攻关。在资料信息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自己坚强的决心、百折不挠的意志、创造的激情和智慧，攻克难关，填补空白，成就了新的实验室、新的学科，或者为新专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创业者，在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条件下，他们想的不是生存的艰难，而是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有攻关任务，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哪怕顶着精神镣铐跳舞，他们也会在所不辞！他们是复旦的赤子，人民共和国的赤子。《心印复旦园》在这里记述了他们很多生动而感人的事例，就是要将他们摆在历史的香坛上，给予叩拜，衷心说一声：谢谢！《心印复旦园》的“师泽篇”，谱写的是复旦师生情浓、薪火传承的乐章。唐代古文大家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虽然他所说的“道”和“业”都是有特指的，用于今天并不合适；但是如果我们赋予“道”和“业”以新的内容，作为老师的职责，大体上也是可以的。我们复旦的老师在教学、科研和育人中，是尽职尽责的。他们把上好课和指导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乃至青年教师，视为神圣的任务。他们关心和爱护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以他们的远见卓识，为他们指明学有专攻的方向，或者在重大课题的合作中促使他们成长，乃至作为他们在研究上获得重大成果的催生婆。他们以自己治学的经验和心得，帮助年轻人培养优良的学风。复旦大学之所以人才辈出，是与良师众多分不开的。所谓良师者，不仅要自身丰厚、教育得法，还要待生以德。我们复旦的老师就是这样的。而这种师德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对学生的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的老师对他们仍然胸怀爱心，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无保留地教给他们知识和技能。师恩难忘，这是我们许多复旦人的共同心声。胸怀开阔，情操高尚，儒雅风范，无愧于为人师表。这就是我们复旦的老师！为他们树立了一块光彩照人的师德丰碑，这也是《心印复旦园》所要做的。《心印复旦园》的“缤纷篇”，所取的是日月光华，缤纷绚丽之意。我们复旦大学，是文、理、医综合性大学，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机体。我们有学者、教授、医学专家，也有工程技术人员。我们第一位的任务是育人，而育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第一线的老师从事教学，指导科研，还有众多的管理工作（包括规划管理、教学科研管理和思想生活管理等），来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学生、为老师服务，为在职的人员提供支持，为那些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复旦现已荣休的教职工服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复旦为老服务的工作生气勃勃。维护退休教职工的合法权益，鼓励退休老同志老有所为、老龄工作制度化建设和落实两级管理都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特色。如果说在我们的老师中人才辈出，那么我们的管理人员中，也是人才济济。他们岗位不同，但理想追求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为把复旦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红花绿叶，相映成春。这就是复旦大学落英缤纷、色彩斑斓的境界。《心印复旦园》的“缤纷篇”所辑录的，就是我们学校各种岗位上教职员工所书写的光彩业绩，以及渗透在这些业绩中的热情和忠诚……并为之高歌一曲！《心印复旦园》，她不以史书的面貌出现，但又是历史见证者的口述历史，可以说她是复旦校史的组成部分。她生动具体，有血有肉，感人至深！《心印复旦园》，是一座丰富的精神宝库。现在，我们复旦大学在中央和市委的领导下，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遵循科学发展观，为把复旦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心印复旦园》的出版，将是对我校师生的精神激励，必将给我们平添无限的力量。

这就是我读《心印复旦园》后的一些感想。

是为序！风范篇

滴水当涌泉——怀念王中先生

悠悠岁月，人生几何。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在不经意间偶遇某人某事，遂决定了其人生道路和命运。对于我来说，王中先生的知遇之恩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每当忆起和恩师王中那段相遇、相识、相处、相离的往事，我的心境就难以平静。

1949年上海解放，我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考入“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学习，时值王中先生作为上海军管会新闻室的军代表接管了中国新专，并筹建华东新闻学院，成了我们的师长和领导。他穿一身洗得快发白的黄军装，军装长得近膝盖，看上去有些土，但一把挎在腰间的小手枪，却显出了他的威风。他直率坦荡，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初次接触革命军人的青年人极具吸引力，当时在我心中升起一种对“人”的全新感觉，觉得“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他给我们作的第一次讲话，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是来干革命的，是来吃苦的，我们欢迎。我们刚刚筹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你们谁要是吃不了苦，没有信心的，可以走，我们欢送。”而后，他又讲了当年“延安抗大”和一些其他革命学校的教学生活情况。大家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很快投入了编班、座谈、听讲座的新生活，当然，也有个别意志薄弱的人偷偷地开了小差，溜走的。我和后进入复旦中文系的杜月邨同志编在四班，经济系的洪文达同志在五班，复旦附中的赵成德同志则在一班。杜月邨是班干部，新闻系余家宏教授是辅导员，王中为教务长。我接触最多的是王中，听他的报告和讲话也最多，尤其是我作了学生会干部，致使他对我有一定的印象。

1956年春天我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教务长办公室找到王中先生，时隔七年，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当时校总务处长孙保太正在向他汇报工作，我就坐在一边等候。孙保太和他的谈话结束后，他点上一支烟，就问起我的近况来。我说，现在已从部队复员回老家，并把自己在部队的工作情况和表现，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因历史社会关系等受审查的详细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当时我因在肃反中受了点委屈，情绪有些冲动。我说：“肃反结束后部队要我转行到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不能再搞新闻摄影，我一气就要求回老家种田，连复转回上海都不来，但回家后却陷入了困境。”瞧着我那种情绪，他当即批评了我：“干革命哪能闹情绪，记得参军时我是怎么嘱咐你们的？”我无言以对。

他开门见山地问我：“现在你想怎么办？”我说：“我想重回新闻队伍，来新闻系读插班生。”他顿了半晌，认真地说：“书就不用读了，现在新闻系正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人，你在战场上搞过摄影采访，也许我们能用得着。”他又问：“你的档案现在在哪里？”我说：“在江阴民政局。”他一挥手说：“你回去吧！我们研究后会把结果告诉你的。”我回江阴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了复旦大学的调令。1956年，一场向“科学进军”的运动在全国迅猛开展，王中在复旦举起了新闻改革的大旗，我就是在这场新闻改革运动的热潮中，被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

来复旦后，我被分配在摄影教研组工作，王中先生嘱咐我好好向舒宗侨、郑北渭两位先生学习，他们一个是老专家，一个是从国外回来的洋专家。我遵照他的教导，为自己订了个学习计划，一面当舒、郑两位先生助手，一面补读自己没读完的课程，同时也随堂听舒、郑两位先生的“新闻摄影”和“图片编辑”课。当时摄影教研组才5个人，舒、郑是正副主任，教师有马棣麟、谢恩光和我。大家都很配合，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

1957年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年，王中先生意气风发，四处呼吁，树起新闻改革大旗，我则埋头补课和进行实践拍摄，大鸣大放阶段，我也只作应景发言。不料第二天团支部干部就好心地告诫我说：“你初来乍到，不了解复旦情况，说话要小心。”当时的暗示，可能叫我不要靠拢舒宗侨先生，我一头雾水，一放暑假就回江阴老家搞农村拍摄去了。

暑假尚未结束，我即接到新闻系的紧急通知，要我立即返校参加“整风”揭发批判王中，我不禁茫然。时任新闻系主任王中先生被错划为新闻界党内大右派后，受到了批判。在新闻系所有整风批判的大会小会上，我都躲坐在角落里打瞌睡，后来我逢会必打瞌睡的习惯也许就在这时形成的。

1958年春，我被下放到宝山大场葑溪乡，背着“王中追随者”的问题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此我和王中先生两隔，直至1960年5月，我从葑溪乡返校，才在新闻系资料室见到了王中先生。当时两人相对无言，我告诉他我已调到校图书馆采编部工作。

1961—1962年是“三年困难时期”中百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响应国家号召，把自己每月28斤的定量，上交一斤，肉票也全上交了。因为我是个共青团员，国家有困难，理应共甘苦。但是，我想“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是毛主席倡导的“南泥湾”精神。于是我就在家养鸡养兔，在图书馆周边的空地上（今理科图书馆）种植瓜、豆、蔬菜，如丝瓜、扁豆、蓖麻等等，更在图书馆和“四幢楼”之间开了一块空地，和同馆来自农村的王鸣楚种植了一大片山芋。张世春也迎头赶上，在馆后种了一大块南瓜地。我们三个人来自农村，种过田，也吃得起苦，一下班就接着干。当时这些作物长势良好，硕果累累，解决了很大的“肚皮”问题。这时我常去王中先生家，他上有老母，儿女尚幼小，吃口多，看着他家的困难，我总是带些丝瓜扁豆之类的东西去，并和在出版科工作的王师母陈毓英同志拉拉家常。我在部队时在山东住过一阵子，因此说起山东荒年时的情景。她说：“山芋藤是个好东西，荒年时可救过不少人的命！”此时我那块山芋地正长势旺盛，我就成捆地把山芋藤的嫩头部分往王先生家送。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王中先生相遇时，绝不再谈工作。也许人们不喜欢在困难时期再去多想那些懊恼与悲怆，而是更愿意回忆一些美好和奋发的日子。我始终没听见王中先生再谈论反右，好像他把这些不公正、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各自忙于学习和改造。咫尺天涯，难得一见。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拨乱反正时，馆里来了个副馆长，在欢迎会上，我一看竟是王中先生。真想不到，转了一圈，他又变成了我的“同行”，我不禁感慨系之。

直到1979年的一天，他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再次出任新闻系主任时，他找到我说：“古时候，一人犯法，有株连九族之说，想不到五七年一案，竟把你当‘十族’诛了。”

他问我：“你还想回新闻系吗？”时过半百的我，人虽未老，可心却有些累了，俗话说：“当作家是愈老愈好，当摄影记者是愈年轻愈好”，搞摄影教学，自己也缺乏坚实的基础，何况这二十年的荒芜，也跟不上趟了。我就说：“王先生，这些年来，我在图书馆也习惯了，这是个好地方，我在这里读了不少书，挺安心的。”他见我已无去意，淡淡一笑说：“那也好，人只要有决心，有志向，总会过得很充实的。”就这样，我又一次离开了王中先生。生活就是这么平淡，更无须怨言。只是后来，我在先生创办的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系兼了门“报刊工作”课（后改名“期刊管理”），并在新闻系兼开了“新闻摄影专题”课，更在复旦新闻系创办的“新闻大学”和“新闻学译丛”上写过几篇有关摄影方面的文章。

不过，我这一生，是永远联系着王中先生的，尤其在他的晚年，在我看来，他的晚年有些悲凉，我为这曾经掉过伤心的眼泪。

上世纪80年代，当王中先生精神焕发，身担重任，对新闻学研究取得多方面成就，正拟向新的目标奋力前进、为新闻学界作出重要贡献的关键时刻，他病倒了，患了脑萎缩症。从1985年起病情逐渐严重，言语遭遇困难，生活更难自理，虽时有新闻系的师生前去看望和安慰，然天长日久，总有困难。他子女还都在上班，总不能日夜陪侍，虽为他请了个住家保姆，但总是难以找到一个合适而尽责的人。

我每次走进他的卧室，总有一股尿味扑鼻而来，室内凌乱不堪。待到后期他的饮食全吃半流质，杂七杂八一牛奶锅，由保姆喂食，保姆没耐心，一匙不停地快往他嘴里送……我目睹此景，不免心酸。后来，我给他找了个浙江姓张的阿姨，侍候得尚可，尤其在他住华东医院期间，一连数月，日夜都在病房陪护。我去探望过几次，他虽言语困难，但精神依然舒畅。出院回家后，张姓保姆因患肝病回乡，使先生又陷困境。自回家后一连找了四五拨保姆，少则几天，多则半月，总嫌他家脏累报酬不高，掉头离去。有一次我去他家探望，王先生仰卧在床，20岁样子的小保姆，放着王先生不管，却在门外和别人大侃“山海经”。时间快到十一点半了，我问王先生，中饭吃了吧？他无奈地摇摇头，我不禁伤心泪落。

晚上，我和他小儿子王力商量，他也叹着气说：“我正在重新找呢！”后来，又找了个年过半百的老阿姨，室内似乎有了些热气。过了几周，我外出归来，再去探望王先生，室内就更热闹了，大人、小孩济济一堂，正在包饺子呢！老阿姨说是从乡下来的兄弟和孩子，要住一阵呢！王先生一个人还是孤零零地躺在他的角落里。在和王力商量下，我决意为王先生重找一个合适的保姆。我多方联系，终于在福建武夷山市（崇安县）找到了一个中年妇女邢丽贞。介绍她的人是我的学生，这下我才放下心来。邢丽贞来后，室内室外，立时有了改观。三顿饭食也调融了，房中的尿臭也散去了，王中先生的病体似乎有所好转。有一次去看他，他用含糊的语句告诉我，他要出去走走，他要买瓶“发蜡”把头发整理一下。“王先生没有垮！”我心中升起一丝欣慰。于是，我和邢丽贞用车推他从国年路转到了政肃路上，在复旦百货商店门前，他让我去买发蜡，恰好没货，没买成，此事终成遗憾。

后来，邢阿姨告诉我：“老先生虽然疾病缠身，但精神依然洒脱，并无半分悲观，虽然言语困难，但神志依然清楚。他很有兴味地听我讲述自己家乡的民间传闻与琐事，而且听后总是若有所思。他体恤下人，因长期卧床，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清洁卫生诸多不便，要求起床便溺，我一人力弱，扶持困难，他叫我用布带捆扎床头木架上，自己用手拉起身子，而后由我扶起。”

我由衷地钦佩王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关怀后辈和对生活的坚毅。正如1993年在复旦召开祝贺王中教授从事新闻工作五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他在台上麦克风里用沙哑的嗓子喊出的一句话：“我还活着，这是一大胜利。”

1994年10月的一天，我去探望先生。一进宿舍大门，就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2号门前，门里人影杂乱，王中小儿王力和邢丽贞等人，正慌乱地搀扶着先生走出门口，先生满脸通红，已处于半昏迷状态。邢丽贞苍白的脸上流着泪，匆匆地对我说：“王先生中风了。”我来不及说什么，眼看汽车扬长而去。不几天，王中先生在华东医院病逝，先生家前的匆匆一面，竟成了永别。

王中先生去世时是81岁，而我现在也是近80岁的人了，他离世已经12年了。但是，先生一生的光明磊落，爱护同志的精神，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

高山仰止说望老

让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们1956年级语言专业举办学术讨论会，邀请老师参加，陈望道先生也来了。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在讨论会上说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想不到望老竟支持我的观点，会后他鼓励我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使我深受感动，他的教导激励了我坚持自己观点的勇气。1959年，望老把我这个还差两年才能毕业的大学生调到他主持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开始时叫“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协助他从事语言研究工作。这一干就在他身边工作了将近20年。复旦大学第九宿舍东南角那幢四周被绿树和草坪环抱的独立别墅里，楼上是望老的卧室和书房，楼下就是望老主持的语言研究室。当时望老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固定的学术例会，参加例会的，除了我们几个专职的年轻研究人员外，经常来的还有郭绍虞、吴文琪、乐嗣炳、胡裕树、李振麟、濮之珍等先生，在会上一般由他作主题发言，然后大家讨论。平时，他还随时下楼给我们讲学术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随时上楼向他请教。我们写的文章，他也逐字帮我们修改。望老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肃，但是接触多了，会觉得他很亲切随和，还不时地说出一些风趣和幽默的话语，他关怀我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他的为人和学术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终身受益。我现在有这样的成就，是和他对我的关心和教诲分不开的。

陈望道先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1920年起他就任教于复旦大学，先后担任过中文系、新闻系的主任、文学院院长和校长等职，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公职。他不仅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为中国语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德高望重的语言学家。

他在语言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参加过白话文的讨论，发起大众语运动，为我国进步的语文运动作出了贡献。1932年《修辞学发凡》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地位。此后他就把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语法学。有些人只知道陈望道先生在语文运动、语文教学和修辞学上所做出的成绩，不知道他在语法学上的成就，其实他在语法学上的贡献也很大。他从1918年起就开始研究语法，先后发表了50余篇关于语法方面的文章。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他在语言研究上的主攻方向是语法，他想亲自写作一本比较系统的创新的语法著作——《文法新论》，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但由于建国后社会工作繁忙，后又加上年老体弱身体欠佳，宏伟的写作计划一时难以完成，最后只能在我们的协助下整理成《文法简论》一书，1977年7月他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最后定稿，但1977年10月29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值得告慰的是1978年4月该书正式出版，这本语法专著也就成了他的遗著。我们复旦大学在语法学研究领域里一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语法学界素有“北有北大、南有复旦”的美名，这是因为陈望道先生在语法研究中做出了成绩，为复旦的语法研究树立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特色。语言学界公认陈望道先生是语法研究的“大家”。复旦语法学的“品牌”地位是望老给我们“闯”出来的。由于篇幅关系，下面只能扼要说说他在语法学上的研究成就和贡献。“功能”说在语言学界独树一帜。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他以非凡的勇气高举文法革新的大旗，发起了汉语语法学史上著名的“文法革新讨论”。这次讨论目的在于革新当时汉语语法研究中那种“机械模仿、照抄照搬”西洋语法的风气。他主张“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由于词类区分问题是构建汉语语法体系的“第一关”，所以当时着重讨论汉语的词类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应该根据什么标准区分汉语的词类。在讨论中，陈望道先生提出词类的区分要以词的“语法功能”为标准。他的“功能”说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语法问题的精辟观点为构建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我国语言学界展开了词类问题大讨论。有学者认为，西洋语法根据“形态”区分词类，而汉语没有词尾形态，所以汉语也就没有词类的分别。陈望道先生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词的尾巴”这种形态作为标志固然可以识别词类，但它不是词类的本质所在，不是区分词类的根据。他说：校徽作为标志可以区分教师和学生（戴红校徽的是教师，戴白校徽的是学生），但是教师、学生不戴校徽，也还是有教师和学生的区别。可见教师和学生的区别本质上不是根据带什么颜色的“校徽”。词类区分也是如此，区分的根据是词的语法功能，而不是形态标志。他用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当时还有些学者依据苏联专家的“词汇语法”范畴理论，主张多标准区分词类，这种多标准分类的思想影响到后来我国学校的语法教材。陈望道先生说，从逻辑上讲，多标准等于没有标准。所以他坚持根据单一标准（功能标准）区分词类。他说：在词类区分问题上，我们不主张“意义”说，不主张“依句辩品、离句无品”说，不主张“形态”说，也不主张“多标准”说，我们主张单一标准“功能”说；如果要论我们在语法学术上是什么派，那我们就是“功能派”。

从上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很多高校语法教科书根据多标准区分词类。但在复旦大学的语言教学和科研中，望老的“功能”学说一直传承了下来，我们始终坚持词类区分的单一标准“功能”说。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以及我们研究室集体编写的《语法述要》等著作，都旗帜鲜明地阐释“功能”学说，坚持单一标准，并根据这个理论来区分汉语的词类和构建汉语的词类体系。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汉语词类区分的单一标准“功能”说终于在语言学界取得支配地位，现在，根据语法功能来区分汉语词类并以此构建汉语语法体系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由此可看出望道先生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极大，也可以看出他在汉语语法史上的地位。

陈望道先生十分重视研究语法的方法，他经常教导我们研究语法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比如在事实和理论的关系上，语言学界过去有人认为复旦的语言研究属于“海派”，北大的语言研究属于“京派”。说京派重视事实忽视理论，海派重视理论忽视事实。实际上，陈望道先生既重视理论研究，也重视事实研究。他认为理论来源于事实，所以要重视事实的调查和搜集。他说：我们平时见到的是具体的语句，语法研究就是要在具体的语句中抽象、综合出语法的规则或规律，上升为理论。他主张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以语法事实为准绳，必须根据语法事实立言。语法研究要“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搜集事实、罗列事实；讲道理就是根据事实来阐释理论。他认为理论很重要，没有理论，语法学不能成为科学。他指出，单靠罗列事实不是科学的方法。有人发表名为《打雅》的文章，收集了“打”字的8000多个用例，就说“打”字“意义含混”，说它是个“混蛋到了头顶”的“混蛋字”。陈望道先生批评《打雅》只是罗列事实而没有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他说如果进行抽象概括，“打”字的普通用法不过三种。据此他认为语法研究除了最广泛的收集事实之外，还必须有抽象综合的方法，才能上升为理论。又比如，在如何对待继承和创造的关系上，他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研究”，主张学术上应有独创见解，切忌故步自封。但他也提出要重视“继承性研究”，认为继承性研究是做学问的基础，创造离不开继承。他用体育运动中的接力比赛来作比喻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做学问就像接力比赛，一棒一棒接过来、传下去；前人的语法研究成果就是学问前进的接力棒，提倡继承性研究，就是把前人的棒头接过来，但不是停下来，而是要继续跑，跑得更快。他反复强调做学问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造，然后再传下去再不断创造。这把做学问的继承性和创造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说得既生动又透彻。

他要求我们在语法研究中树立一个好的优良学风。他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实事求是”的学风，“刻苦、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

他主张学术上要百家争鸣，在争鸣中要坚持真理，不要人云亦云，反对“扣帽子、打棍子”。他自己身体力行，如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讨论语言学有没有阶级性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一般人怕犯政治错误，都“宁左勿右”，违心地说语言学有阶级性。陈望道先生认为语言学没有阶级性，指出真正科学的语言学，哪个阶级都可以用。在那个时代持有这样的观点是要有莫大的勇气的，我非常钦佩望老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在对待外国语言理论的问题上，他反对那种不顾汉语事实的对外国语言学亦步亦趋的学风。在1959年8月3日研究室例会上他对我们说：近年来语言研究中学风有很大的毛病，有些人对中国自己的语言学不尊重，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从外国的成说成论当教条出发，照搬照抄人家的现成结论，这不是科学的态度。1964年我陪同望老在青岛疗养期间，他跟我谈了语法研究上的很多问题，其中也谈到如何对待外国学说的问题。他说语言学界有的人言必称希腊，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这种学风不好。那种据外论中、以洋律中的奴隶思想必须坚决反对。他指出：“闭关自守”和“盲目接受”都是不好的学风。我们提倡批判地吸收外国的语言学成果，借鉴外国理论中的有用的东西，但不应该生搬硬套。他说西方的很多语言理论是总结西方语言得出的，不一定符合汉语的情况。针对这种照搬外国理论的倾向，他提出语言学要“中国化”，指出我们学习外国理论学说时，“屁股应该坐在中国的今天”。这和今天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极其相似，对当前语法研究中的盲目迷外倾向仍然有着警钟意义。

他提倡“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学风，教导我们不要说空话，不要急着写文章，先要从写卡片收集语言资料做起。如研究“单位词”时，他就亲手写了几万张资料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研究室的年轻人注意扎扎实实做学问，一方面学习有关的理论，另一方面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语料、做资料卡片。

语法研究需要传承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胡裕树先生的带领下，我和胡先生接过望老传给我们的接力棒，在继承他的功能学说和辩证研究方法基础上，根据汉语语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积极倡导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理论（也称“三维语法”，即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不同的平面加以区别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个理论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已为多数学者接受，认为这“标志着中国语法学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对汉语语法学的直接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以后的任何西方语法流派的影响”。全国《语法研究座谈会纪要》指出：这个理论“不仅拓宽了语法研究的领域，而且为深化语法研究指出了一条新路”。应该说，此理论是我国很多学者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但就学校而言，在完善和发展这个理论的过程中，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语法研究团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可以说是理论建设的主力军，这个理论已经成为我们复旦语法学的一面新的旗帜，这是大家公认的。“薪火代代有人传”，在这个理论的建设队伍中，除了胡裕树先生和我以外，还有我们的一代一代的研究生。除了胡裕树先生和我的论著之外，复旦研究生也发表了大量有关此理论或运用此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的学术论文，还出版了30多部有关的语法专著。

今天复旦大学的语法研究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地位完全是陈望道先生确立的。我的成长也是他带起来的。作为陈望道先生的弟子，我们已经把他的接力棒接了过来并传承下去。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期待我的学生们能将我们中文系的语法学术传统和特色发扬光大下去，保持复旦语法研究在全国前列的地位，这样才不辜负望老对我们后辈的殷切期望，这也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

“正谊明道”的遐想

每当我漫步在枫林校区，不时被校园内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景致所吸引，常常驻足观看：在东一楼这座历史建筑的西侧，“医学生誓言”的展示牌赫然在目；展示牌附近的草坪旁新辟了一条“正谊路”，路南边耸立起一座新建的教学科研大楼——“明道楼”。这条路和大楼的名字，不禁使我想起原上医大的校训“正谊明道”，联想起我在上医大的以往岁月。“正谊明道”这个校训说起来话长。早在1936年颜福庆任医学院院长时，在一次院务会议上教务主任朱恒璧首次提出这个校训。“正谊明道”一词源于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一段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思想行为要符合正义公正的道德行为规范。自这个校训提出后，历届院领导都十分重视、践行，现在又把它作为路名、楼名昭示全院，意义很是重大。去年肿瘤医院召开向沈镇宙教授学习的大会上，校党委副书记燕爽同志在讲话中就指出，沈教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是老上医“正谊明道”、“服务人群”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新复旦精神的宝贵财富和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正谊明道”的宗旨正得到弘扬。但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对这个校训还不完全认同。院党委领导曾要九三学社开会讨论，老一辈教授多少有些疑虑，年轻的又不完全认识它的深刻含义，以致多数人不敢轻易表态。当时我连它的字面意思也不甚理解，更不要说深刻含义了。事后我查了词典，方知“谊”，可以与“义”相通，意为“正义”、“公正”；它和“利”相对，如“见利忘义”，又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作“义”解比较容易理解。再说第二句，“道”意义较多，可以作“道路”或者“道德”解，这里姑且作“道德”讲；“道”和“义”是近义词，如“贵（重视）义而不贵惠（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两句合起来，“正谊明道”就可以解释为明道义而不谋功利，这就和“为人群谋幸福、为人群服务”相一致了。我这样理解可能牵强附会，希望得到指正，但我想总的精神是接近的。

当时我觉得，作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医学院，这个校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有特色的。但想到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怕被视为复古守旧，曾建议在“正谊明道”之后，加上“为人民”三字。这个不伦不类的意见，不被采纳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想起这事，不少人觉得好笑，但这也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想法。现在，与时俱进，传统文化可以作现代解读，画蛇添足就完全不必要了。

老一辈上医人对这个校训，是牢记在心、身体力行的。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和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一心为公，不计私利的精神处处彰显着校训的精神：热爱祖国，艰苦创业，提倡“公医制”，普及公共卫生，为人群谋幸福等。他们身体力行，不顾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和丰厚的待遇，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即使在国外，也不忘祖国和母校；他们放弃收入较高的私人开业行医，如不得已必须开业时，亦不忘为学校尽义务。

颜福庆是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完全可以在国外工作，但他决心回国，创办中国人自己办的医学院，创立中华医学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医学卫生事业。他的学生，如1934年毕业的药理学家张昌绍，在抗战最困难的1941年在哈佛大学进修时，谢绝美方挽留，毅然回国，住进学校泥巴墙架起的小屋里，为内迁的母校做了不少教学和科研工作。还有1935年毕业的苏德隆，1944年在美国进修，1945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当研究生，导师留他在英国工作，他却于1948年赶回祖国迎接解放。

颜福庆一贯反对私人开业，自己也以身作则，从未开业行医。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开业医师来上医担任专任教师后，都自动放弃私人开业。当然，不是说不计功利就不能在国外工作或开业行医，如1939年毕业的张治道，在美国行医几十年，自己生活俭朴，把节省下来的积蓄100万美元捐给母校，建造了矗立在正谊路北端、高十二层的治道楼。这种明道义不计功利的事迹在上医校友中是不胜枚举的。他们有的功成名就、誉满全国；有的勤奋工作、治病救人，都在践行着“正谊明道”的校训。正由于老一代上医人身上的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教育着一代又一代，涌现了无数德技双馨的医药人才，创造了不少令人感动的光辉业绩。想到这些，我深感作为原上医大一员的无尚荣光。联想到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想法，上海医学院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现在又成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老上医校训重新定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院训，以便和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一脉相传，昭示着我校的办学传统。

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正谊明道”的精神却愈加感昭我永不停步，对医学院的情感愈加深沉。想到当前医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思想感到很沉重。我想，今天更应该宣传校训的精神，将它和胡锦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努力培养学生成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学精英，为人民服务。我来上医工作后，更体会到这个西方作为利他主义事业中医德的重要性。我作为英语教师，既非政治教师，也非医学教师，但医学和文学两门学科有共同之处，都是“人学”。我在选择文学作品作为英语教材时就很注意表现医德教育的内容，如《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等，为学校培养德技双馨的医学人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使上医“正谊明道”校训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弘扬。

百岁老人蔡尚思先生的治学之道

1970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第二年，蔡尚思先生在第一教学楼梯形教室给我们上中国思想史课，期间，他曾向我们传授过自己的治学方法。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到有关他的治学之道，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1974年我留校任教后，也多次听过他给学生讲授中国思想史专题讲座。1981年我毛遂自荐到资料室工作，蔡先生因研究需要，常来找我帮忙查些资料。1991年他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休后，壮志不已，继续从事中国古代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也少不了让我到学校图书馆为其查找资料。此时由于我与蔡老同住在第一宿舍，他的工资及信函，开始由王明根老师帮忙带给他，其后改由我送到他的府上，每次都曾得到治学方面的教诲。2005年是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蔡老因柳诒徵馆长特许，于1935年曾住读过该馆，遍读历代集文，所以该馆同仁在我陪同下，前往华东医院对其采访时，蔡老仍念念不忘这段苦读书的经历。几乎在所有上述过程中，蔡老无一不与我谈及他的治学方法。蔡老有自己一套治史治学之道，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资料找不全，不动笔。这是蔡老几十年来治学之道最突出的一点。他1982年因腿伤动了手术，出院后回家休养，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把太平洋书店出版的近五百万字《船山遗书》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摘出原始资料一大堆，并根据这些资料写出了《王船山思想体系提纲》一文，在此基础上编著了《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在为蔡老此书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在数以百计的研究王船山思想的著作中，蔡尚思同志所著的《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至少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是别人往往只是看过船山著作的一部分，遽尔发为议论，而此书作者则是把将近五百万字的《船山遗书》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分类摘出原始资料后，才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结论，写成这部书的；二是别人读船山的书都只取其一面，随意发挥，所以所作评价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正确，而此书作者由于全面掌握了体现在船山全部著作中的船山思想的各个方面，所以就能做到正确地阐述船山思想的整个体系，既指出其进步的精华的一面，也指出其落后的糟粕的一面，作出既是全面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正是由于本书具有这两个特点，所以本书不仅是王船山研究著作中的一个典范，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典范。不把一个古人的著作全部读完而轻率地作出评价，甚至取我所需，抓住它的一点，任意作片面宣传，这是学术界由来已久，相当普遍的一种通病。蔡尚思同志的这部书，矫正了此种不正之风，无疑是值得广大学术思想研究工作者学习的。”这是谭老对蔡老力求将资料搜集完整，否则就不动笔治学之道所作的最好的评价。

其二，自得其得而不得人之得。蔡尚思先生在学术界取得一定地位后，当回眸几十年学术生涯所走过的道路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治学之道，首要在于多读书。”“读书就是要讲一个‘苦’字，就是要苦读。”每每与人谈及读书的话题，他总是要列举1934年曾在素以藏书闳富著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日夜苦读，下狠心按照该馆的《图书总目》，系统地读完它的“集部”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的资料就达二百多万字。

1935年8月的一天，蔡老曾同破例准许其“住馆读书”的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讨论中国各个时代读书最多的人的问题，蔡先生说，据他所知，春秋时代是孔子，战国时代是庄子，西汉时代是司马迁，东汉时代是郑玄，南宋时代是朱熹，清初是黄宗羲，清中叶是钱大昕，一个超过一个。然后，他请问柳先生，这是否合乎事实？柳先生答道：“你说得不错，我还补充一下：古来学者，最多读的书是经部书，有的最多读的是史部书”，不过“像你这样住在大图书馆按照我馆编出来的《图书总目》集部五大册，一部一部地翻阅下去……既前无古人，后也恐怕难有来者了”。蔡先生马上说：“柳先生太夸奖了，实不敢当！”柳先生还是摇摇头说：“我说的是老实话，怎么是夸奖呢？”蔡先生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过：“他（指柳诒徵）对我遍读历代文集的一段话，正好用来做我住馆读书的总结。”“遍读历代文集，真所谓此中‘自有乐趣’，‘妙不可言’。”自从上世纪30年代离开南京国学图书馆后已有五六十年，他还经常自恨没有第二次住大图书馆读书的机会了。蔡老之所以念念不忘这段经历，是因为他就是从历代文集的那“一大堆资料”中，一点一滴地写作《中国思想史通论》书稿的。

不过蔡老读书从不迷信和轻信原始资料，他一再强调“读书更贵创新，书而不呆”，“生平最牢记袁枚说的著书立说最忌‘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坚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前进”，“只讲唯民，不唯旧传统和各种迷信”，以自己的眼光去看书、著书，从不人云亦云，并请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将袁枚的话与王国维、梁启超的话，书写成条幅挂在自己寓所二楼客房内，以此不断激励自己。

其三，做学问的六个要不得。蔡尚思先生除采用上述“竭泽而渔”式搜集资料的读书治学方法外，还结合本人学术研究经历，现身说法，传授他的治学经验。为此，他于1983年在《高教战线》第八期上，发表了《做学问的六个要不得》一文。“六个要不得”是指“小足式的做学问”、“瞎子式的做学问”、“顶峰式的做学问”、“市面行情式的做学问”、“隐恶扬善式的做学问”和“述而不作式的做学问”。蔡先生在具体解释上述“六个要不得”时这样写道：“在民国时代，妇女的足有小足（即缠足）、放足（缠后再补）与天足的不同，我们做学问，也可作如是观。”“小足式的做学问”，是指做学问缺乏博大的基础和孤立地研究问题。“瞎子式的做学问”，即是对只知间接读书而不直接读书者一味盲从的形象化的比喻，说到底就是不要迷信权威学者。所谓“顶峰式的做学问”，蔡老认为，高峰再高也有顶点，人们做学问却没有顶点，也不应该有什么顶点。“市面行情式的做学问”，系指做学问的投机取巧，迎合迁就的一种风气。“隐恶扬善式的做学问”，系指做学问、写史书、当新闻记者的报喜不报忧。不要“述而不作式的做学问”，即后人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必须是有批判地继承，而在继承之后还必须有新的创造与增益，亦即应当“述而又作”，在述古的基础上有所创作，代代人人如此，才有进化史、发展史可言。

其四，终难毕业，永葆青春。蔡尚思先生是目前曾经受过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三位大师直接教诲和赞誉的唯一健在学者。他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从青年时代到耄耋岁月，他身上总有着一股不断向前奋斗、仿佛使不完的劲。他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并非一帆风顺，亦曾备尝艰辛，但他自始至终以自勉诗“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之句，激励自己。

1968年，当他经过30多年一点一滴写成的《中国思想史通论》书稿于“文化大革命”中被多次抄家遗失后，在痛心疾首之余，又经过20年的回忆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三书，若加上30年代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即可成为《中国思想史通论》原稿的主要部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这些书再加上《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补编）、《王船山思想体系》、《周易思想要论》和《蔡尚思自传》等，是最能反映蔡老生平学术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蔡老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已长达半个世纪。但直至80余岁，他自认为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还只是起步，远没有毕业，而且认为“永远不会毕业”。并寄希望和相信后辈后人承先启后，后来居上。

蔡老曾将其一生学术生涯，治学之道，总结为下列四句话：从苦中来，唯民是尊，终难毕业，永葆青春。

蔡先生从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生涯中总结出来的上述四点治学之道，正如金冲及先生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蔡尚思全集》前言中概括的那样，他同蔡先生接触中的感受最难忘的有两点：“一是勤奋，一是率真。”然而“同勤奋和率真相对立的，是浮躁和趋时”。金先生接着指出，浮躁和趋时“这两点还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蔡先生治学的那种勤奋和率真，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一剂良药。

蔡老的上述治学之道，对我个人在学术上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例如1981年我到资料室工作时，资料室在王明根老师带领下，正在酝酿编纂一部前人不曾编过的《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作为本书的副主编，我曾与大家一起放弃一个又一个寒暑假双休日，从1200种书目报刊资料和2500种论文集中寻找从1911年至1949年成名的18000余人的传记资料，共计8000余条，经过8年艰苦的努力，此书终于在1990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1992年全国首届社科情报优秀成果三等奖。这就是受了蔡先生说的：“读书就是要讲的一个‘苦’字，搞科研编书也一样，‘贵在创新’，‘书而不呆’。著书编索引时，应该尽可能将资料收得完整些。”

我在经过参与主编的第一本大型的工具书之后，接着又参与汪熙主编、由本人作副主编的《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一书的编纂工作。此书比之前一本书不仅收编时限长，即从1823年至1990年，而且跨度大，涉及中、美、日三国语言的专门资料。除此之外，三种语言要互译成两种中英文字；日文要求更高，先译成中文，再转译成英文。资料翻译工作完成后，还要对近8000条资料中的每条内容进行分类编排为20个大题，61个子目。后输入电脑，打印校勘，查考核实，统一体例。这一过程历时10个春夏秋冬，最终在2005年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向百年校庆献礼的百本书之一。这正符合蔡先生说的“高峰再高也有顶点”，做学问却没有顶点，也不应该有什么顶点。如果编完一本工具书就沾沾自喜，不想再有所作为了，这与蔡老的治学之道是不相符的。

2005年由复旦亚洲研究中心立项的由本人独立从事的《日本统治朝鲜时期的汉籍出版品研究》一书，在资料搜集，文字处理，版本校勘，书目流传，作者考订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许多难点有待分析与探讨。其难度是前两本书不能比拟的。此时我已快到退休年龄，正高职称也已解决，夫人及亲属朋友，都不希望我从事这一项目，认为难度太大，非一日之功。但想到蔡先生的“终难毕业，永葆青春”，“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的誓言，最后还是将项目接下来，现已完成了近50万字的资料搜集校对工作，已在核心刊物《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日本统治朝鲜汉籍出版品研究——以高丽学校中央图书馆（1982）汉籍目录为例》，赢得了学术界的好评。

本人从1981年在《历史研究》上刊载“盛宣怀档案中关于‘东南互保’资料”，迄至2006年，共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编著五部，参与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1—5编），出席国内外学术讨论会50余次，所有这些成果无不与这20多年来同蔡先生接触过程中，受他上述治学之道的影响有关。借此机会，我要向蔡先生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本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与蔡先生“生平共著专书二十多种，文章三百多篇”，还相差甚远，故仍需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金陵遽逝　业绩永存——痛别华中一教授

2007年4月25日，是一个毕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复旦大学前校长华中一教授（偕师母）和我，应东南大学邀请，到南京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一路上华先生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意趣盎然。可谁知病魔杀人，强势突袭，是夜11时50分左右，华先生心脏病突发，虽经全力抢救，但终因回天无力，遽然仙逝，使我师生永诀。泪洒金陵城，遗恨何绵绵！

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时现眼前；种种往事，历历在目。抚今思昔，更加深切怀念华中一教授。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与其他少年学子一样，胸怀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抱负，考进复旦大学物理系求学，而后留校任教。从此与复旦大学结下了一世情缘。风雨人生50年，华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

学海泛舟，书山寻趣，复旦校园留下了我们难忘的回忆。当我还是一个三年级大学本科生的时候，在大搞科研、创办新专业的热浪中，我有幸被选为“预备教师”，进入实验室与老师们一起搞科研，有幸认识了华中一老师，并进入他所领导的科研组，从此在他的领导下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长达近50个年头。

我们敬仰华先生，因为他是我国真空科学与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特别是复旦大学电子离子与真空物理专业（现为物理电子学专业）的创建者和缔造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参加周同庆教授医用X光管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初，医用X光管是美国对我国的禁运物资，而当时我国广大百姓深受“肺痨”疾病的侵害和威胁，医用X光管是肺部透视预检肺病的重要部件，对老百姓的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卓有远见地全面开展了真空技术的研究，率先在国内设计和研制出了多种国家急需的真空获得设备、真空测量与分析设备以及真空材料，奠定了复旦大学真空研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接着，华先生又以超前的认识，提出并开展真空电子学的研究。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相当严峻，国际军备竞争十分激烈，远程和超远程雷达及微波通信导航设备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军事装备。为了国防的需要，华先生带领我们开展雷达和通讯导航中的重要部件——微波电子管的研究，在国内率先试制成了第一只用于微波前置放大的低噪声行波管。这也是我参加科研工作后与大家一起获得的首项成果。

我们钦佩华先生，因为他对新事物十分敏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和不倦追求。他博览国际最新科技文献，关注国际最新科技动态，总是在我国科研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提出具有开创性的科研规划并组织实施。在“文革”后期，华先生就觉得高校应该尽快恢复科研工作。他为改变国防和国计民生急需，但国内仍十分落后的夜视、电视显示和摄像器件技术落后的状况，带领我们开展电子光学CAD的研究，在当时的719计算机上进行摄像管、显像管的电子枪设计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华先生当年在我校数学系600号楼719机房内亲自上机操作、通宵达旦运算的景象，至今仍然在年长的教师中传为美谈。他亲自将有关成果撰写成科研报告，并将其用于教学中，使我校成为我国高校中率先开展电子光学CAD研究并开设相关课程的单位。我们电子光学组的科研成果获得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早的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1978年科学大会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华中一先生立即部署新的科研规划。他根据我们教研组真空工作基础，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表面电子谱仪及应用的研究，试制出了“出现电势谱仪”，是当时国内第一个表面分析仪器。包括创制的“共振光电子出现电势谱（RPAPS）”，被美国西北大学A.J.Freeman教授誉为“一项真正的令人震惊的新发展”。2000年初，华中一教授以最快速度获悉引起国际轰动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的国家纳米技术倡议（National Nanote chnology Initiative，NNI）报告，拨出专项资金支持开展纳米技术的研究后，就高瞻远瞩地向有关方面提出我国也应该迅速加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他在复旦率先成立了纳米技术发展中心并任主任，还担任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会员和上海市纳米科技发展与产业化促进中心专家组组长、顾问，在纳米电子学的前沿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其科研生涯的晚年，又为我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中一教授不仅在科研上多有建树，硕果累累，而且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学根底，知识广博，才华出众。当他在26岁时，写了一篇“论惠特曼与格律诗——与孙大雨教授商榷”的论文并在《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1期上发表，作为理科的一名青年教师，居然能以西方文学中艰深的格律诗与我校外文系英美文学权威孙大雨教授商讨，随即名播校内外。他为普及我国科普事业撰写了许多富有文采的科普论文，特别是《硅谷夜谈》和《头脑风暴》更是享誉海内外。他一生治学严谨，工作十分细致认真，笔者曾经看到华先生当年用英文手写的实验报告，不仅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而且书写极为工整秀美，极见功力，甚至比目前激光打印的文稿更显生动，真是一件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作品。

我们尊敬华先生，还因为他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忠诚。华先生执教50余年，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的学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所开创的复旦电子物理专业的多门课程的教材，都是由他首先撰写的，现在已成为我们专业的经典。他亲自为我们授课讲学，上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早年的著作《高真空技术与设备》是我国第一本有关真空技术的专著，它与另一本《真空技术基础》，是当年我国真空科技研究工作者必读的专著，一位知名人士说，“我国已退休的真空工作者，无人未读过这两本书。”他还十分注重跨学科培养研究生，以拓宽研究领域作出创新性成果。从复旦大学电子物理专业毕业的学生中，有两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都认为在华先生主持的专业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复旦电子物理专业的教育是他们成为院士的阶梯。

华先生担任系主任与学校副校长、校长10余年，为学校的建设、人才培养、科研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不居功，不自傲，心无旁骛，始终保持教师本色和科学家的风范。在他校长卸任回到教研组后，依然极其专注地、精力充沛地投身到科研和教学中去。华先生的这种精神深深感动着复旦师生。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的家乡无锡一个颇有名气的大学，曾多次邀请他去出任校长或名誉校长，与他联系相对较多的我们这些学生，也曾劝他办学，但是他都一概婉言谢绝。因为他始终把复旦看成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岗位，他曾动情地对人们说：我对复旦是充满感情的。因为他始终坚守自己早年的信诺：教育不能办成产业，即使在当年教育是产业的论调甚嚣尘上时，他坚持认为，我们献身教育就应该忠诚教育事业，要对莘莘学子负责，要守住这一方净土。华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他所热爱的科教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时光倏忽，我们所崇敬的复旦大学前校长、华中一教授离开我们已百天了！华先生，你亲自教过的学生都在怀念你。如今，每当我们像往常一样经过你的办公室时，再也看不到你的身影，听不到你的爽朗的笑声了。你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你钟爱的事业，但你永远地活在学生心里，你音容犹在！你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忠诚，对新事物的敏感，在科学研究道路上的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不倦追求的精神和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风范犹在！你为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2001年元月，在庆祝华中一先生执教五十周年暨七十华诞活动时，我曾拟寿联致贺。抄录如下，以志深深的缅怀：

学富五车，昔作“硅谷夜谈”，文采飞扬，远播宏论卓见于海峡两岸。世纪相交，又掀“头脑风暴”，再领风骚。

才高八斗，首创真空基业，华中独步，集融电子表面为科技一家。壮心不已，展拓纳米新域，争攀新峰。

附注：《硅谷夜谈》与《头脑风暴》均为华先生的著作，“电子表面”意为电子物理与表面科学的简称。

高风垂范　音容永驻——深切怀念吴常铭同志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臧克家

每当吟诵臧克家这一警世的铿锵诗句时，我们总会心弦震颤，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名字：吴常铭。他不就是我们心中虽死犹生的人吗？

吴常铭曾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教务长、副校长以及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国际政治系（马列主义教育系、政治学系）主任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等职。他因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疯狂迫害，疾病加重，于1970年3月4日不幸逝世，至今已有37个年头了。岁月无情流逝，思念不会磨灭。他的音容笑貌与高风亮节时时浮现在每一个爱戴他的复旦人的眼前。

历史储藏的闸门一旦开启，澎湃的思潮便会一泻千里。

育人励志　殚精竭虑

1938年吴常铭抱着年少一腔热血，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尔后在抗大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多年。1954年7月，他调任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那时他40岁左右，身材修长，儒雅，平和，戴着一副眼镜，更增添了几分学者的风度。吴常铭的亲密助手、老复旦人余开祥说，吴常铭是位“懂行”的老革命，他到任后紧紧依靠党委和广大师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复旦的政治理论教学很快出现了新气象。吴常铭亲临教学第一线，给文科学生上课。他经常到学生中去了解思想情况，讲课时常常联系自己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斗争历史，联系学生和学校的实际，讲解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既有的放矢，又引人入胜。对于那些重大的、复杂的理论问题，他能深入浅出讲解得简明易懂，生动有趣，使马列主义真理入耳、入脑、入心。吴常铭不赞成教师上课前对学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反对备课时一瓶浆糊加一把剪刀拼凑讲稿，讨厌上课时照本宣科，一潭死水。他说：“政治课要贴近学生，要了解对象。首先教师要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是照搬照抄。上每堂课都要有兴奋点，如果学生兴奋不起来，说明效果有问题。”他切中肯綮的见解使教师们深受教育和启发，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吴常铭是复旦作党课报告次数最多，也是最受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欢迎和称道的领导干部，对复旦的党建工作作出了贡献。他总是根据党员和群众实际思想状况确定党课内容，因而教育的针对性很强。例如有些同学在工厂劳动看到工人师傅身上这样那样的缺点，便对“向工人阶级学习”的要求产生了怀疑。吴常铭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从生产力、生产方式、阶级与个人的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有很强说服力。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纸张紧缺，决定停办校刊。吴常铭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开拓新路，把“无纸”的宣传工作依旧搞得有声有色。他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帮助团委、学生会办好学生广播台。他亲自指派了一名党员教师担任台长，并且亲自审查广播计划，审阅重要评论稿件。每当看到学生好的来稿，他便会高兴得“呵呵”地笑起来。二是办好全校黑板报。他说：“黑板报这形式好，一支粉笔几分钱，既省钱又有效。”他建议把全校的黑板报集中到校门内大道两侧，既造了声势，又能起到互相推动的作用。那时曾大规模地宣传了几位全校性的先进学生和教职工，有些口号，如“学老乐，赶小张”，至今许多老复旦人仍记忆犹新。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的先进事迹最初也是通过这种宣传形式传播开来的。

吴常铭非常重视政工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强调“教育人的人一定要先受教育”。他要干部首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正确使用权力，“权力是老百姓给的，一定要将权力用于人民”。他要求干部正直，有原则性，“不要有两个口袋装两种不同的材料，看领导面色办事，领导喜好什么就拿出什么”。他告诫干部不要讳疾忌医。他风趣地说：“人家说你脸上有点灰，你不要说自己的脚很干净。”他还强调干部应该注意工作方法。60年代初，时任外文系党总支书记的郝孚逸和吴常铭带领学生到郊县参加夏收劳动，他们每天晚上分头到学生住处去访问。他对郝孚逸说：对学生的思想情况的收集，既要面上的情况，诸如听各系的汇报等，更要亲自抓点上的情况，抓第一手情况。点面结合，情况才较真实、可靠。几十年过去了，郝孚逸对吴常铭的指点至今还铭记心中。

爱惜人才　不遗余力

对青年教师热忱指导，悉心栽培。

1960年为了创设马列主义教育系，在党委的部署下，吴常铭从经济、哲学、中文、历史等系抽调了25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预备教师进行培养。当年的预备教师徐豫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良多。他是从经济系抽调来的，党史的基础不太好，吴常铭鼓励他“急学急用”，认真备课进行试讲，经老教师听课、评课，帮助提高授课水平，并最终按照教学标准开出了理科党史课。系里还破格让他担任了“毛泽东思想教学小组”组长。预备教师童彭庆被安排到留学生班教政治课，吴常铭和他一起讨论教学大纲，他写的厚厚一叠的一学期的教学讲稿，吴常铭不仅仔仔细细地看了，而且逐段逐句地进行修改，连漏、错字也一一加以纠正。1962年马列主义教育系改名政治学系，吴常铭把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担子压到了两位预备教师的肩上。他亲自带着他们到胡曲园、蔡尚思、严北溟三位著名教授家里拜访、请教。吴常铭提出要把预备教师不仅培养成学科教学的生力军，而且培养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力军，他们必须学会教书育人，又红又专。所以，在让他们进行教学实践的同时，还让他们深入基层，兼任政治辅导员，或参加系党总支、学生支部的工作以及其他的宣教工作。这种“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培养方式，使预备教师们在早期便打实了成长的基础，日后在他们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如大学党委书记、大学校长、知名教授和学者等。

对青年教师学习与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吴常铭强调读经典原著，而不能依赖“简介”、“解析”之类的“二手”资料。他组织他们按几个专题编辑毛主席语录，从而促使他们训练思维逻辑，提高理论水平。学习中央文件与人民日报社论，也要他们学会分段，归纳每段的中心思想。为了更好地推动培养青年教师的步伐，吴常铭亲自树样板，提倡“唱好一台戏”（即上好一堂课）。王邦佐教授回忆说，当时他要讲的课是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吴常铭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到授课的各个环节对他一一给予指导。在吴常铭的亲自设计下，学校教务处还配合布置了一个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展览会，从而扩大了影响。

对专家学者情同手足，挺身保护。

余开祥教授曾经有过两次难忘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整风反右”期间。他受到“双百”方针的鼓舞，思想比较活跃，对某些受到批判的民主人士的有些观点表示同情。他有可能被划为右派分子，但他逃过了这场劫难，原来是吴常铭保护了他。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间。在批斗会上，余开祥和吴常铭经常被绑在一起，有时以吴为主，余陪斗；有时以余为主，吴陪斗。在这种充满凶险的日子里，有时两人在途中相遇，吴常铭常以眼示意：要挺住！还有一次在校门口邂逅，他见身旁无人就亲切地同余开祥打招呼，并轻声说：“不要悲观失望。要相信组织，组织上会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文革”初期复旦刮起了“斗鬼风”，人人自危。吴常铭内心十分焦急，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密切注意学校动态，又见缝插针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知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被造反派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他的夫人已因受迫害自杀身亡，几乎无人敢走进他的家门。一天晚上吴常铭特地去了谈家，要他经受住考验，千万千万不能走绝路。谈老听从了吴常铭的忠告，顽强地挺过了十年动乱。劫后余生，谈老不止一次地说，“吴常铭同志冒着危险到我家里来做工作，使我非常感动。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他是我的恩人，我要永远记住他，学习他的高贵品质。”

对莘莘学子循循善诱，寄予厚望。

吴常铭非常关心学生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前途。在上世纪整风反右期间，他尽其所能对一些思想敏锐、大胆发表政见的学生加以保护，使他们避免划为“右派”或者被划为“右派”后依然力所能及地给予关怀。

吴常铭很重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教育。他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是为了培养国家的建设人才，而不是为了培养官老爷。他还说，你们毕业后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要服从需要，党要你们去穿草鞋时，你们就得去穿草鞋，党要你们去穿皮鞋时，你们就得去穿皮鞋，做一个既能穿草鞋、又能穿皮鞋的人。

国政系历届学生中外地来的学生比例较大，相对说来他们因外语基础较差，有畏难情绪。吴常铭多次与他们座谈，有针对性地结合所学专业阐述学好外语的重要性。他说，你们要目光远大，面向世界。你们毕业后按照专业培养要求和党的工作需要去工作，其中有些同学可能去外事部门工作，对外语的要求较高。学好外语是国家和人民向我们提出的培养要求，不仅仅是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吴常铭的讲话使同学们深受教育并努力学习外语，从而国政系被戏称为“复旦第二外语系”。

吴常铭对学生怀有深厚的爱，在“文革”中国政系六六届的一些学生打听到“造反派”准备批斗吴常铭的时间与地点，特地向他报告，请他躲避。而吴常铭却不惊不慌，除了表示感谢外，反过来劝慰他们要学会保护自己，还说，政治运动是有时间性的，总会过去的，你们不要怕，要有信心。

身正德高　有口皆碑

吴常铭既是领导，又是学者，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官老爷”，他不喜欢别人称他“副校长”、“部长”，甚至不要学生称他“老师”，而称“同志”，“既然是同志，就是为了共同目标，相互平等，相互学习的。”或者干脆直呼其名。于是在国政系出现了一种校内罕见的“礼仪文化”：对一位老革命、校领导、系主任，不仅老师们，而且学生们也都称呼他“吴常铭同志”。

吴常铭谦虚坦诚，对自己的副手余开祥非常敬重。讲到工作成绩时，他说：“这是开祥他们做的”；讲到教学效果好时，他说：“我备课时参考了开祥的讲稿”；讲到写文章时，他又说：“我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你们要向开祥请教。”尊重人是他最大的特点之一。任何下属包括学生干部向他汇报工作，他都一一认真记录下来，他家里专门有个本子作记录用。曾任政治课教师的李幼芬忘不了每次与吴常铭谈工作，他总是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作记录，并不时地提问。

吴常铭严于律己，在他担任副校长期间，因母亲回乡，家人要了公车送往车站，他多次主动作自我批评。有一次吴常铭在北京开会期间生病了，回上海时宣传部的同志去火车站接他。按他的级别可坐软卧，接他的同志便在软卧门口等他，不料他从硬卧车厢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满脸倦容，接他的同志关切地问为什么不坐软卧，他笑笑说：“省一点是一点，硬卧也行，反正睡一夜，这不就到上海了。”接他的同志感动得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吴常铭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后十年里连续遭遇了两个“祸害”的折磨，他奋力进行了抗击。一是抗击病魔。1964年间，为了筹建国际政治系，他到北京开会时被传染上了肝炎，以后肝病转重，可他仍然奋不顾身，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病痛坚持工作，以后转成肝癌。其实，在他患肝炎之前，还患上了肾病。在一次全校形势报告会后，师生们都已离去，大礼堂已经空了，他仍坐在椅子上迟迟没有站起来。工作人员想他肯定是太累了，于是建议他到旁边的沙发上休息一会，他说：“我肾病犯了，走不动了。”二是抗击“人祸”。他在“文革”期间遭到“造反派”的精神凌辱和肉体摧残——无休止的批斗。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脚软颈肿，无法直腰，几乎滚倒在地。吴常铭尽管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坚信并期待着正确路线终会取得胜利，党的干部政策终会落实，并以此勉励周围的同志。可是他没有能等到“四人帮”垮台的那一天。

吴常铭同志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无私地奉献给了复旦大学，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当时师生们众口同声地称他是复旦任务最重、工作最忙、工作最细致深入的党政干部。他崇高的品格和非凡的业绩，永远铭刻人们心田，彪炳复旦史册！

归来又复坐书城

每当我到数学科学学院（原数学系和数学所）图书资料室，总要在苏步青教授的半身铜像前站立片刻。这尊铜像是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赠送的。从1986年起，苏步青先生就兼任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对协会的创办和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91年，为庆祝苏先生执教65周年暨90岁诞辰，协会特地请艺术家创作铸造了这尊铜像，其间还经过多次修改。记得在准备铸造的时候，协会曾派人将模型送到苏先生家中，请他最后审定。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笑着说：“还有点不太像。”“哪一点不像？”大家惊奇地问。“我的两个眼睛不是一样大的，右边的一个大，左边的一个小。”

大家仔细地看了看模型，又端详了他的慈祥的笑容，都会心地笑了，立即决定对模型进行修改。

铜像送到复旦大学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就进了图书资料室，安坐在阅览大厅里。这大概是苏先生自己的意愿。在这里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有着无穷的情结。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1937年10月杭州沦陷了，浙江大学西迁，从浙江经江西和广西，最后到达贵州。一路上他特别关注图书资料，每到一处，都要检查图书资料有无遗失。听到搬迁命令，他就与老师们把图书资料一捆一捆地扎起来装箱，在他精心照料下，一批珍贵文献从杭州搬至贵州湄潭，抗战胜利后又搬回杭州，丝毫无损。1952年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数学系并到复旦，他和老师们把一大批图书资料从杭州带到上海。几十年来，他十分关心图书资料的订购和管理工作，又将世界各国的同行好友赠送给他的图书杂志，都送到这里。1990年2月，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由校长华中一陪同视察了数学资料室，苏先生和数学系（所）领导向他们反映数学资料室的情况，苏先生请他们察看了每个藏书室，向他们介绍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也如实地谈了经费和房子的困难，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改建了藏书楼并增加了图书经费。

仔细地端详这尊铜像，好像他面对图书资料室的门口和书库的门口，他满意地看着莘莘学子攻读文献、上网查阅最新资料以及认真思索的神态。有时我会感觉到他那睿智的目光，慈祥地看着我们，好像刚刚讲完一个定理，期待着我们的提问；又好像刚刚向学生提出了一串问题，等待着我们的回答。这使我想起苏先生的一首诗。1990年，他到北京参加院士大会回来写道：“丹心报国依然在，白发迎春分外明。五日飞回四千里，归来又复坐书城。”他始终坐在书城中，读书教书，著书译书，爱学生爱图书，这是他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良好习惯，他一生以书为伴。

先生博览古今中外各种书籍，运用多国文字撰写论文和专著。他的文学才华使我们钦佩，人称数学家中的文学家。他的外文能力更让我们羡慕，日文和英文得心应手，他还给我们教过日文。他学习日文和意大利文的故事已广为流传。他的许多论文或专著就是用日、英和意三国文字写的。他还翻译过德文和俄文的数学著作。他在一首诗中回忆了学俄文的情景：“忆昔杭申辗转秋，苍颜衰鬓旧衫裘，初哼俄语常侵夜，爱读洋书不说愁”。他刚从浙大到复旦，发现苏联的数学水平很高，年过半百的他就立刻攻读俄语。自1952年到1956年的5年内连续翻译了3本著作，即莫斯科大学和师范学院的教材《几何学基础》、苏联工科院校用书《解析几何学》和几何学家菲尼可夫的专著《嘉当的外形式法》。

上世纪60年代，这位闻名中外的数学家刚过60岁，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负责教学和科研。他接连为数学系本科学生开设两门基础课，数学系重视本科生基础课教学是有传统的。1960年，数学系《关于综合大学数学专业课程革新的建议》以及一整套本科教学的新编教材，获得了全国的荣誉。苏先生为100名数训班学生讲授《高等几何》，又一次产生了名师效应。他自编讲义上大课，由两位青年教师担任辅导。他在上课时介绍了各种几何系统，当他讲到有限个点有限条直线的几何时，特别生动风趣，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修过这门课的学生至今还记得一些细节。第二门课《解析几何》是1963年9月开的，同时讲授《数学分析》课的是系主任陈传璋教授，讲授《高等代数》课的是谷超豪先生，为这一届上课的教师阵容是学生们引为自豪的。在上课的时候，苏先生还鼓励学生克服经济生活的困难，认真读书。记得有一次他在第一教学楼1233教室的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两句诗：“穷不卖书教子读，老犹栽竹与人看。”苏先生实事求是地看到自然灾害给国家带来困难，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带来影响，语重心长地教育学生振作精神，学好功课。

1978年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之后，更是日夜操劳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直接领导我们计算几何小组的工作，记得一次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给我6张纸，他在上面写着7页关于光顺问题的思考，他把古典的方法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当我读完这7页手稿，发觉第6张纸与前5张不一般大小，原来是一张复旦大学的便笺，第7页背面有他的秘书为他写的备忘录：8：30在工业展览馆开政府工作会议，7：45出发；下午5：30在友谊电影院宴会厅会见杨振宁博士，5：00出发。老师是在百忙之中坚持着研究工作，我被深深地感动，于是我将含有这7页手稿的6张纸珍藏着，并在复旦百年校庆前送档案馆留存。

1988年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经常谦虚地说：“你们是第一线，我帮你们敲敲边鼓。”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的同时，仍笔耕不辍，撰写了多部教材。1988年9月，出版了《微分几何学》（新一版），它是由旧版改写而成的，将过去的用坐标方法表达的方式换成向量分析法，改写工作由他的学生姜国英博士和他共同完成。1990年12月，出版了《应用几何教程》一书。1991年12月，出版了《高等几何五讲》，1994年该书由台湾洪叶文化公司用繁体字重版发行。1993年和1994年，他用毛笔每天抄写自己的诗词，字体工整，《苏步青业余诗词抄》在1994年12月出版，那时先生已93岁高龄，离他住进华东医院仅一年。

苏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经常教导我们“搞研究不要怕坐冷板凳”，“屁股要坐得住”。从1990年到1995年，他在家里读书写书的时间多起来了，他关照经常去他家的学生：“我耳有点聋，读书时听不见门铃声，你们可以在南边的窗口玻璃上敲几下，我就会来开门了。”这个办法真灵，成了我们之间的联络信号。

老师永远坐在书城中，以学生为伴，以书香为伴。

沉思前事忆师恩

今年10月29日是陈望道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不禁引起我的一些回忆。1964年我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上望道先生的研究生，从事语法、修辞以及逻辑学的学习，1968年5月毕业离校。

一天，望道先生约我与另一位同级研究生林兴仁见面。我们早早地去了先生家附近，在田野的小路上来回踯躅，但等时间一到就准时来到了先生那幢小洋楼朝东的正门。此时只见先生已经站在门前等候着，与先生一起的还有吴文祺、胡裕树两位老师和先生的秘书邓明以、兰聚萍及师兄陈光磊等人。这天先生穿着一套中山装，身姿挺拔，一看到我们就热情地迎上来，边同我们握手边说“你们来了”，接着为我们介绍另几位老师（因为林兴仁不认识这几位先生）。这时邓明以老师说：“望老早在这里等着你们了。”先生把我们让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放着几张沙发，还有一张茶几和几把椅子（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会客室也就是“语法修辞研究室”的会议室）；沙发茶几上放着些茶点、水果。就座后，保姆为我们倒好了茶水。望道先生坐在正面对门的沙发上，说：“你们考上研究生，很不容易，今天见面很高兴，以后我们就是师生了。今天请了吴文祺先生和胡裕树同志一起与你们见面。吴文祺先生是‘语法修辞研究室’的主任，胡裕树同志是你们的指导老师，这次我是与他合招的。你们除了学习语法修辞，一定要扩大知识面，进一步打好基础，语言学理论基础必须打好，在这方面以后请吴文祺先生给你们讲普通语言学，语法方面先由胡裕树同志跟你们定出计划，指导你们学习。有问题可随时来找我。以后你们可来参加研究室的学术活动，在实际的研究中进行学习。”

这天先生跟我们谈到的问题很多。先是谈了语法修辞学习与语言学理论的关系，要我们进一步学习好普通语言学，在学习语法修辞时必须重视语言学理论。接着谈了语法和修辞的关系，又谈了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先生十分强调，文法研究必须要从事实出发，要以事实为基础，从繁复的例句中找出简单的文法规律。先生也同我们谈了学习外语和古代汉语的重要性、外语学习与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语言风格的研究等问题。这天先生兴致很高，虽说75高龄，却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竟然未曾休息过，几次说到兴奋处还从沙发上站起来讲，有时用手抚摸着自己的右颔，那是因为先生曾经小中风，在不间歇的讲话之后大约又疼痛的缘故！在座的几位先生几次请他休息一下，他并没有停下，直至讲完。然后，先生又请吴文祺和胡裕树两位老师讲话，就我们今后学习上的一些具体事情作了安排。看得出，先生为这次见面是做了认真准备的，我不由想到：原来先生对与我们这两个学生见面一事是那样认真，看得这样郑重、正式，并不因为我们是学生，是两个毛头小伙而敷衍了事。这第一次正式见面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日后激励和鞭策我学习工作的巨大动力。

望道先生自己是优良学风的积极倡导者和真正的实践者，对于我们研究生更是经常告诫说，考上了研究生这也就意味着可能要同语言学打一辈子交道，与科学研究打交道，而语言学的研究是相当艰苦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靠的是对大量事实也就是材料的掌握，靠的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靠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就有一个学风问题。科学研究当然希望出成果，但有没有科学的态度和好的学风直接影响到科学成果的产生，所以必须要在一开始就养成好的学风。

先生十分强调作为研究生在学习的阶段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一定要重视打基础，不要急着发表文章；即使取得了成果并写成了文章，也不要急于马上发表，而是应该反复斟酌、推敲，特别不要为赶时髦而写文章。但是在“文革”前夜，正常的专业学习开始受到冲击。支部把我们这些研究生按不同专业方向组成政治学习小组，并要求大家在学习“文革”文章的基础上写文章对学术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进行批判。我的师兄便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对一些有影响的修辞学著作中的在他看来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进行批判；其中用相当长的篇幅对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的有些观点进行了批判。文章写好之后，他交给了先生看。不久，就接到望道先生约见的电话。这天他一到先生家，先生早已等在那里，看得出这天先生的脸色颇为凝重。先生把他让到了自己的书房，也没有多说什么别的话，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文章已仔细看过，接着就跟他谈对文章的基本观点的看法，同时先生带着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几乎是逐个地看了书架上数量可观的藏书，并且边看边谈，而谈话的主旨则变为应该怎样做学问。记得师兄事后对我说，先生跟他说了做学问一定要能静得下心来，仔细地理解把握作者和作品的真正意思；先生又再次强调了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在真正有了心得时可以把东西写下来，但不要急于发表，搁置一段时间，反复对问题进行思考，尽可能把问题考虑得透彻成熟一些。记得在跟我说了以上这些话后，他当时还说，看样子望道先生并不赞成写这篇论文。后来，在一次与胡裕树先生闲谈时，裕树师给我讲了望道先生怎样以委婉的方法劝阻他发表文章的事，这时我顺便问起有关“文革”前那位师兄的文章一事，才得知原来望道先生的意见并不仅仅在于文章本身，而是透过这篇文章看到了一种值得注意并应该及时纠正的学风，所以颇为不快，那天的谈话实际上就是这种心绪的反映，但又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青年学生，所以用的是一种相当委婉的方法，而不是直接的批评。先生“一生最爱的是学生”（陈振新、朱良玉《父亲，我们怀念您！》），先生反复的告诫，实际上包含着寄望我们成才的拳拳之心。

按正常的毕业时间，我应该是1967年7月毕业。但由于“文革”，直到1968年5月我才被分配到市里的一所中学任教。1977年11月4日，我收到了由“陈望道同志治丧委员会”于1977年11月2日寄来的《讣告》，得知先生已于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逝世，并定于11月5日（星期六）上午十时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追悼会。手捧“讣告”我反复地看着，不禁泪流满面，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我不相信先生竟是这么快地就走了！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现在学术上尚有许多未竟的事需要先生来指导、来完成。

1976年9、10月间的一天下午，我去华东医院探望先生。那天，刚好风雨交加，我骑自行车穿雨披，到医院时裤腿已是湿漉漉的。到了医院，稍事整理了一下衣着，我从楼梯走到望道先生的病房前，这时陈光磊师兄已经等在门口，他把我引进了病房。一跨进病房门，只见先生正斜靠在床靠上，这时先生也已经看到我了，但见他俯身向前，说道：“你来了！”听得出，先生的气息精神已经不如从前；但看得出，先生对我的到来是高兴的。我走到床沿前问候先生，但此时不知怎的，心情多少有些激动和紊乱，说了句“望老你好！”之后竟呆在那里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倒是先生指指旁边的椅子说“坐吧。”这时先生的公子陈振新正好从卫生间出来，同我握了手——在我读研究生时，因师母已经过世，有时是振新搀扶着先生从楼上下来的，见过几面，但不是很熟悉。这时振新对我说：“光磊对爸爸说你要来，他早已坐着等你了。”这时先生还是指指旁边的椅子让我坐下，并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听到先生父子俩的话，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研究生毕业后的种种遭遇不禁涌上心头，但我知道先生在“文革”期间虽然因周恩来总理的提名被列入了保护对象，而实际上还是遭受了很多磨难——“文革”时复旦工宣队派人到我工作的学校当着单位工、军宣队的面要我汇报“同陈望道的关系”，要我“反映陈望道的情况”。何况此时先生的健康状况又是这样，我又怎能向先生倾吐自己的苦水呢？我只是说了些在中学教语文的情况，倒是先生开导我，要我注意身体（我因带领学生劳动被倒塌的墙壁压伤，后又累及肝脏，人十分消瘦），不要丢掉专业。这时先生要上洗手间，他想自己下床穿鞋，但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振新、光磊扶着先生，我俯身给先生穿上了鞋，我们搀着先生进了洗手间。从振新和光磊的讲述中我才知道，从这年的春夏之交开始先生病得很重，经抢救才脱离了危险，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调养，现在情况已好多了。身体好些后，望老就一直想着要把文法上长期思考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这时先生又断断续续地跟我说了些文法上的和别的事。我实在为先生对学术的这种执著所感动，也为毕业以来因为境遇的不太顺利而在事实上几乎是放弃了学术研究而感到惭愧。由于那天风雨不止，天也暗得特别的早，才不过4点多钟，病房中已经亮起了电灯；我也恐怕先生太过疲劳，所以再次向先生问候之后就早早地告别了先生。事后得知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先生在病榻上，一面自己不断地思考，一面把自己思考的东西同研究室的同志讨论并请他们记录下来。在先生的指导下，先生长期思考的一些有关文法研究上的想法，终于化为了系统的文字，一部有着鲜明特点的文法学论著——《文法简论》终于面世。《文法简论》是陈望道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一部有着完整系统性、革新特点鲜明的语法学论著。这是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另一笔学术财富，这当然是无比珍贵的！但我也想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留给先生去从事他所热爱的学术事业，那又该多好！2005年，许是机缘巧合，我们得到了一部版本颇为罕见的《修辞学发凡》，发行所为中国文化服务社。这一种版本的《修辞学发凡》是我们之前所未曾见到过的，而更重要的是，该书第一页有着一篇《〈修辞学发凡〉第九版付印题记》，是为《陈望道文集》和《陈望道修辞论集》都未曾收录过的，正是这个“题记”，透露了有关先生在文法研究上的深刻思想和可谓“宏大”的目标：“我因为修辞学中有许多部分与文法学有关，要彻底建立科学的修辞学不能不彻底建立科学的文法学，又因为中国语文问题常与中国的国运连同升降，每逢国运艰难，就有无数远见的人士关心语文问题，誓愿扫除文盲文聋，而要真正解决语文问题扫除文盲文聋乃至建立科学的语文教学法也有赖于科学的文法学的建立，故于本书（指《修辞学发凡》——引者）印行以后我就从事中国文法学的研究，辛劳十年，颇有新得，正拟编著一部《中国文法发凡》，与本书相辅而行，但因无人助理，进行颇慢，或许要到海内清平的时候才能有成。”

从这篇“题记”中可以看到，在研究修辞学的同时先生长期以来对文法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思考，不仅成绩显著——“辛劳十年，颇有新得”，并且已经有着撰写新的中国文法学专著的具体打算——“正拟编著一部《中国文法发凡》”。但先生的愿望在解放前“因无人助理，进行颇慢”；而先生所寄望的“或许要到海内清平的时候才能有成”，又因着种种的原因，先生并没能给我们留下又一部《发凡》，而是这部《文法简论》。

感受创业者的胆识与胸怀

弹指间，复旦附中老校长姜拱绅同志逝世已经10周年了！这位毕生献身于复旦附中（长达45年），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校长，以其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忠诚与热爱，一丝不苟、平易近人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以科学的教育观（含德、智、体、美育）、人才观和管理观，为复旦附中培养了一批批高素质人才苗子，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教师和管理人才，承先启后，为复旦附中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关他的办学成绩，众口皆碑，用不着我在这里赘述。我只想就自己与他共事的41年间，亲身感受到他在爱才、识才、用才、护才和容人等方面的可贵之处，从而体现一位创业者的卓越胆识与博大胸怀，并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与哀思。

我是1955年8月从上海财经学院工农速中并到复旦大学工农速中的。当时，姜拱绅同志任校长室秘书主任，具体负责处理两校合并后多余教师的去留工作。他后来告诉我：他在审阅财经速中各位教师的档案材料时，发现我在1952年夏高校教职员所写思想改造总结颇有思想境界和文采（一般人只写三四千字，我写了一万余字），就对我特别器重。1958年工农速中改为复旦大学工农预科，他第一年任主任助理，第二年方宗坚主任调大学部任职，他升任主任。第一届预科共招收两个文科班、六个理科班，他亲自兼文一班班主任，教政治；我任文二班班主任，教语文。这一届预科生有如下有利条件：①每周语文课8课时，比理科班和普通中学的语文要多出2至3课时，而数理化的要求则较低；②不受普通高中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的约束，可自定教学大纲，自编教材；③毕业后由复旦大学党委认定合格后，即可直升复旦大学各系，个别不合格者，仍可参加统一高考；④我和全班学生都有大胆探索语文教学新途径的兴趣。于是，我构想在第二学年（这届预科生仅为两年，以后统一改为三年）试行研究性教学。具体做法是：根据自愿报名，将全班学生分为四个小组，即文学创作组、文学评论组、古汉语研究组、现代汉语研究组。每周8节语文课，我上课2至3课时（主要讲授经典作品及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其余课时，学生自己阅读各种课外读物（我替他们统一向图书室和大学图书馆借来多种参考书，并具体指导他们如何看书，如何治学，如何质疑，如何写读书札记等），从事小说与诗歌写作、写评论性文章、写读书札记、写研究成果。每周举行大组讨论交流1至2课时，出一次墙报，汇报研究工作进展情况。一学年下来，学生普遍感到收获多多，学生掌握了治学的钥匙，为升入复旦大学攻读各专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此一尝试，得到老姜的支持和鼓励，还不时询问研究进展情况。不过，他认为这是试验性质，所以并不要求教文一班语文的刘彦青老师也这样做。

1962年，复旦大学预料奉命改为复旦大学附中，老姜任校长，我为副教导主任，仍兼语文教研组长。他客气地说：“你是复旦附中一支笔，要借重你多作点贡献。”此后，我就成为他的“左右手”之一，除白天从事各自的工作，常在夜间（老姜当时住在学校里）和星期天一同讨论拟订学校工作计划，逐个分析毕业班学生的德、智、体情况，建议班主任具体指导毕业生如何根据自己特点填写高考志愿。有时，我们也下几番围棋，玩几副双人桥牌，作为精神调剂，并不在乎胜负。他还和我谈一些教师的特点、特长和不足之处。他常说：“人才难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求各方面都十全十美，这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而且必然会使人才失之交臂。做校长的必须在知人的基础上，善于用人，扬长避短，还要有容人之量，倾听不同意见，择善而从。”这些话使我亲切感受到一位创业者的博大胸怀与卓越见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件事令我由衷赞赏老姜的知人善任。“文革”中因仗义执言，直接批评某些造反派打、砸、抢恶行而被活活打死的前教导主任朱本初同志，在担任劳动中学教导主任时，工作很有成绩，当劳动中学停办，关系转入复旦附中后，有的人因受到论资排辈的影响，认为朱本初不是党员，主张只让他当副教导主任。老姜力排众议，以立党为公、用人唯贤的道理说服大家，让朱本初同志任教导主任，而让三名党员做副手。果然朱本初同志竭忠尽虑，在1964—1966年上半年，学校有五位干部（包括老姜本人和两位党总支副书记、一位团委书记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先后被抽调下乡搞“四清”运动期间，他偕同留校工作的党政干部，把学校工作开展得相当不错。“文革”中我和老姜的命运几乎相同。数次被抄家，多次挨批斗，乃至受凌辱毒打，同关三年“牛棚”，每天请罪汇报。有一个时期，造反派把我们二人关在一起，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们得以交谈对时局、对形势的看法，对国家前途和学校现况、前景的担忧，从此成了知心朋友，常常为彼此的遭遇担心，真有点“相濡以沫”的味道。记得在中共九大新党章公布时，许多报纸大肆宣扬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作为继承人是一种了不起的创举。老姜当时就曾私下对我说：“这确是一种创举，但是一个贻笑大方的创举。古今中外的党章都不会这样写。因为由谁来当领袖，应该由全体党员来决定，而不是由谁来指定或由某些利益集团私封。说句笑话，谁能保证，指定的接班人，中途不发生变故。”对此，我深有同感。这次谈话，我又一次感受到老姜看问题的敏锐和对我的充分信任。

粉碎“四人帮”后，老姜恢复校长职务，大权在握，但他对“文革”中批斗、凌辱过他的一些“造反”师生，大度为怀，从不计较，常说“这是历史使然，不能苛责”。他一如既往地一心只想如何把学校办得更好，如何让全体教职员工团结得更好。

1977年至1978年间，原先在“文革”期间被停办或合并的一些高校，先后复校。为解决恢复高考后考生大量增加（应届毕业生及“老三届”毕业生）的需要，好些高校还创建分校。为此一来，师资严重缺乏。我和过传忠同志在语文界有一定知名度，所以先后有好几所高校向复旦附中商调我俩去任教。老姜都婉词回绝，并分别同我俩谈心，说：“复旦附中需要你们，上海的中学语文教育事业也需要你们，在附中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希望安心留在附中。”我们感老姜知遇之恩，且对复旦附中富有感情，所以都乐于继续在附中任教。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老姜自己全退后，还力排众议，多次向复旦大学党委推荐过传忠同志继任校长，经过几多曲折，终于在张蔼珠同志调回大学部后，老过正式被任命为校长，开了非党员任正校长的先例。这又一次使我感受到老姜的爱才、惜才、护才的可贵。

1980年2月，我荣幸地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晋升为特级教师（首批），过传忠同志在1990年也晋升为特级教师（第三批）。在这中间，1986年，我校数学、外语、地理各有一位教师晋升为特级教师（第二批），而老姜自己，也于1984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校长光荣称号（首批，全市仅十位校长获此殊荣）。1990年，我校还各有一位化学老师、生物老师晋升为特级教师。特级教师人数之多，比例之高，为全市所有中学之最，引人瞩目。这些教师在教学上虽然各有特色和成就，著述也较丰富，但在这以前三十多年强调“政治挂帅”期间，他们在有些人眼中，往往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如民主人士派头啊，自高自大啊，走白专道路啊，只能使用、不能重用啊，等等，其中有一位在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老姜都能慧眼识人，本着“用人唯贤，用人唯才”原则，不受干扰，既能用其所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并为之创造条件，使之在全校成为无可争议的学科带头人，在全市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又能以朋友的身份，在政治上帮助他们成长，善意规劝他们自觉改正某些缺点，弥补不足之处。老姜在《我的教学生涯》一文中，总结自己办好学校的经验，归纳为校长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明，用才之能，护才之胆和容人之量”。这几句话，说得何等好啊！和这样的校长共事是幸福的，我也深感当年不坚决要求调进高校的选择，是正确的。

还有一点，老姜这位校长有别于某些校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十分注重对教师的感情投资，十分重视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自觉性，不喜欢用死板的规章制度来压人，他礼贤下士，甘为人梯。而且由于言传身教，善于带好一班人，因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传统延续至今。因此，大家乐为之用，“不待扬鞭自奋蹄”，复旦附中的教职员工能同心同德，凝聚力强，共同为办好复旦附中而努力。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深切怀念谢希德先生

我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到复旦物理系求学的，谢希德先生也是那时候回国来复旦任教，她那时担任数学系理论力学的主讲。后来我们班有幸听她主讲的两门课：《分析力学和流体力学》及《量子力学》，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得到难忘的教益。她的讲课概念清晰，逻辑严谨，条理和要点分明，板书整齐清丽，学生较容易记笔记、课后复习和完成作业。更可贵的是，两门课她都写了讲义。她还指导了我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给我读麻省理工学院分子和固体研究室G.F.Koster写的研究报告，带我到图书馆查阅文献，鼓励我做个力所能及的小题目。

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谢先生任教研室主任的固体物理教研组。她为下一届学生开设的固体物理导论和固体量子理论课也都编写了讲义，内容大体上分别与C.Kittel和R.E.Peierls的著作相当。不过由于她生孩子，第二门课由郦庚元先生来代课。我旁听了这两门课，算是对固体物理有一个入门基础。

1956年秋到1958年秋，五校联合在北京大学创办半导体物理专门化，由黄昆先生任教研室主任，谢先生任副主任。这两年我没有去北大，留在复旦任助教，感谢郑广垣先生惠允借给我他在北大听讲半导体课的部分笔记，在寒假里阅读了一个月。1958年他们返回复旦时正好“大跃进”热火朝天，复旦办起了半导体工厂和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所的前身）。我没有什么专题项目，就参与了后勤采购工作，等到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我才参加半导体物理和固体物理课的辅导，边干边学。

20世纪60年代，黄昆先生和谢希德先生共同倡议开展固体能谱研究。在复旦，王迅等教师开展了顺磁共振实验条件的建设和研究；在理论方面，谢先生招收好几名研究生，领导大家开展群论和固体理论的研究。她亲自编写群论讲义并给大家讲课，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气氛非常活跃。谢先生的研究生以及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进修教师也参加报告会，可谓盛极一时。这时，她把本科生的半导体理论课交给我来讲，并要我协助她管理教研组内青年教师的培养，了解和检查他们的进修计划。一些50年代大学毕业的进修教师的计划则由她自己管理。她曾出题考我将英语翻译成中文的能力，后来才知道，原文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齐曼（J.M.Ziman）为他的名著写的序言，论述科学知识像一种化合物经过再结晶而纯化。她还单独出题考核我进修群论的情况，题目是求符合硅晶体对称性的平面波的对称组合函数。我花了6个小时完成了这道毫不含糊的大问题，用上本课几乎所有关键要素。我的成长和谢先生的关怀和培养是分不开的，真是师恩难忘啊！

正当谢先生领导的研究组在群论和半导体能带理论计算不断出成绩，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赏和好评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所热爱的事业不得不中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给她的灾祸真是太多了，“文革”中她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十年里又三次罹患癌症，身心的伤害和折磨真是难以想像，然而她坚毅不拔，积极乐观忠于党的事业。她坚持科学调研，当“文革”结束时，许多人都茫然不知如何有所为时，她却胸有成竹提出开展表面物理和表面科学研究的倡议，并得到了领导和科学家的赞赏和支持。很快复旦建立了以表面物理为研究重点的现代物理研究所，她亲自任所长，指导各研究室协同开展科研，并先后主持举办了全国性的“固体理论讨论班”和“表面物理讨论班”。浓厚的学术空气和活跃的学术交流，让与会者兴奋不已，复旦很快成为国人瞩目的园地。她本人也因卓有远见和有出色成果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

谢先生非常注意发挥中青年教师的作用，华中一、杨福家、章志鸣、李郁芬、倪光炯、王迅、陶瑞宝、孙鑫等各自发挥所长，开展各项研究，取得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她还积极鼓励优秀青年如侯晓远、金晓峰、黄大鸣、陈良尧、资剑等脱颖而出，茁壮成长，各有优秀成果。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几年中，谢先生对我的关切令我一生难以忘怀。第一件事是1978年庐山物理学年会之前约半个月光景，她要我准备一份报告谈半导体物理的最新发展。我很为难，她鼓励我并建议讲三个问题：二维电子气、电子空穴液滴和非晶半导体。我只得努力查阅文献，临时抱佛脚，勉强完成任务。第二件事是固体理论讨论班时恰逢几位英、美著名学者来访，她要我和其他青年教师上台翻译，他和方俊鑫先生等在旁帮助翻译那些我没有听懂或难译的内容。那时真是有赶鸭子上架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难得的锻炼机会啊。第三件事是当时教育部管理教材的部门希望她和方先生重新修订他们的固体物理学教材，我当时正在崇明农场劳动锻炼，她与方先生商议建议由我与方先生合作主编新教材，于是我提前从农场返校。后来我们请她编写非晶态物质一章时她欣然同意，使该书生色增辉。1988年该书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也正是在这一年我才被评为教授。

1996年我退休了，休闲下来有时间想将20多年的讲稿整理成书，于是起草了一份大纲并请谢先生当主编。她认真审定，认为这大纲可行并建议我找几位年纪较小一点的教师参加，因此约了车静光、资剑、叶令和徐至中诸位教授合作，完成书稿后呈送谢先生审定。那时她很忙，身体似乎又在亚健康状态，约经过了10个月光景，她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我们一一加以落实。我写的部分大多是文献的综合，她审阅得特别仔细，提出GW近似不宜只从数学上来推演，应当从物理的角度来阐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还应增加最新发展的复合费米子内容。依照她的要求我做了重写和补充，第二次审阅时她认可了，于是才交付出版社。这本《固体能带理论》于1998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得到同行的好评，并于1999年获得两项全国性奖。巧得很，本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电子密度泛函理论，该理论的建立者科恩（W.Kohn）于199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本书中讲述了分数量子霍耳效应及其理论，这一著名物理现象的发现者崔琦（华人）和斯托默以及理论阐明者劳夫林同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说明《固体能带理论》取材与学科发展的潮流是合拍的，也表明这个编写组这班忘年同学都不贱。1998年底，我拿到此书，有几分感慨写了一首小词记念，现录于下：

杏花天

平生多在淞荘住，

时常跨越邯郸路。

复旦名学诚无数，

偏爱固体能谱。

三径就荒劳编述，

万象纷呈闲相顾。

老了英心何寄语，

新物妙理堪诉。

谢先生已走了，她留给我们一份永存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崇高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

心灵的回荡——我与王零的陈年故事

十五年过去了，王零同志的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回荡。

那是1992年暮春的一个傍晚，我跟王零同志一起在宿舍的院子里散步，闲谈中他突然这样问我。我惊疑中蓦然抬头，看着他略显苍黑的脸。他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的，因为他脸上洋溢着只有王零特有的眼梢上挑的真诚的笑容。“没有啊。”我不假思索而又坦诚地回答。

说完，我们继续散步，愉快地聊天，谁也不再提这个话题。然而，这个对我来说曾经是沉重的话题，像一枚石子投进了我的心海，激起了层层涟漪。

王零同志原来是我们复旦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在“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实际上主持着复旦大学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被调到同济大学任党委书记。也许是他对复旦有着深深的恋情吧，他的家仍然住在复旦第一宿舍，复旦的许多老同事会经常来看望他，特别是理科的一些教学科研骨干，会时不时地来与他聊天。我也住在第一宿舍，是他的邻居，晨昏之间常常见面。有时一边欣赏他小园子里的各种花卉，一边看他锄草浇水。有时也登堂入室，跟他下几盘象棋。虽不是杯酒言欢，倒也尽兴而散。因忙于工作，我与他过往并不密切，但在我心里，他依旧是我们的老领导，无论“文革”前后，我对他始终心怀敬意。

我1950年参加工作，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五年，因热爱文学而考进了复旦。1960年春，校党委把我从中文系调任为校团委副书记兼青教部长。我中断学业，到“四幢楼”工作。“四幢楼”即是现在行政大楼前的小楼，原有四幢，现已拆除了一幢。1959年前，这里是中文等系的办公地点，此后变成了党政机关的办公室。简陋的小楼，却是学校党和行政的决策中心。我进入这个中心，虽不是核心成员，但也常常列席党委常委会议。那时杨西光同志任市委教卫部长，兼任复旦的党委书记，复旦的大政方针都由他拿主意。复旦党委的常务工作，则由王零同志主持，因而我与王零同志有较多接触。记得有一次会后，他把我留在了他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面对王零同志。他问我：“小季跟你谈过了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小季，是季宝卿，原来的团委书记，新一届党委委员，党委青年部副部长，是党委青年工作的主管。她的确给我交待了工作任务。“任务明确，那就好好干。”王零又告诉我说，这届党委设立了青年部，团委设立了青教部，是学校发展的需要。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后，由于“向科学进军”的召唤，复旦的科教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大批青年人充实到了教师队伍，在理科还留有一大批“预备教师”。如何更好地培养这批青年人，使他们快快成长，已是摆在学校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王零对我说：“办学校靠什么？靠人才。没有大学者，没有名家，就没有吸引力。一个戏班子里没有漂亮的青衣、花旦，谁来看戏？所以，我们学校文科不但要有陈望道、郭绍虞、刘大杰、周谷城，还要有更多的青年学者；理科不但要有苏步青、陈建功、卢鹤绂、谈家桢，还要有更多的青年科学家成长起来。”在说到“预备教师”时，他似乎特别兴奋。他告诉我，因为实行五年制学制，1959年复旦没有毕业生，1960年有毕业生，但教育部下达可以留人的编制很少，远不能适应复旦发展的需要。他向西光同志汇报后，就到北京去找蒋南翔部长。他对蒋部长说：“按部里要求，三五年内复旦将有大的发展，现有教师加上新增的一些肯定不够用。而教师能上讲坛，成为良师要有个成长过程，没有三两年是不行的。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复旦想从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一些优秀者作为预备教师，让他们参与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工作，边干边学，在岗位上成长。他们可以不算正式编制，但要点人头费。”王零笑着说：“我变着招儿要人，但是，我没有硬要增加编制，不打乱教育部的计划；同时，我说得在理，所以蒋部长很爽快地同意了。”

第一次单独面对王零，我感到了他身上的热力。觉得他是经验丰富，极具智慧的领导，他关注的中心是复旦发展的关键——师资队伍的建设。尽管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的形势下，有这样那样的运动干扰，但他和复旦党委的一些同志，始终不忘紧紧抓住这一条。王零他们手上有个小本本，或心里有本账，记的是各系，特别是理科各系各专业骨干教师的名字。他们不仅寄希望于这批骨干教师本身在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做出名堂来，还希望他们成为专业或教研室的核心，带动和影响年轻教师成长。王零虽然并不熟悉理科的业务，但由于他能经常深入到系科和专业中去，与老师们座谈，向大家请教，所以对一些新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方向，他心里基本有数。这样，在新专业的建设上，他就能帮助年轻的同志下决心。有时他会把一些年轻人推上关键的岗位，并压上重担，放手让他们创业。这一点，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走过来的、复旦理科的许多老师，都是有体会的吧！

我在团委工作的1960、1961年，是我们国家经济生活最困难的两年。粮食紧张，副食品供应不足，一个月的食油只有二两半……如此岁月，苏步青教授家煮的粥，也要定量分配给子女吃。那些年轻的教师们呢，不少人也面有菜色。怎样才能让他们过得好些？王零也很着急。复旦校园长不出粮食呀！但他终于想了一些办法，比如他将一批骨干教师集中到当时归生物系管的植物园去休养，让总务处弄几天好菜好饭，给他们补充营养。他又让我和党办的一位同志到中灶食堂去协助工作，尽可能把这个管几百号单身教师伙食的食堂办得好一些，让青年教师能吃饱、“吃好”。当时的中灶食堂，地处国权路口，是现在美国研究中心的位置。毛竹的骨架、油毛毡的屋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我去了不久，因改变了“公碗制”而冲撞了王零。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食堂用餐的碗筷都由食堂提供，但用后洗刷完了无消毒措施，很不卫生。那年月又常常流行肝炎，这样的用餐方式，正是肝炎传播的一个途径，因此必须改变。我征得相关领导和食堂师傅们的同意，决定凡用餐者，都自带碗筷，自我保洁。谁知这措施遭到了一位党总支书记反对。在党委召开的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会议上，她向我发难。说陆士清自作主张，让大家去买碗筷，造成了五角场物资供应紧张。王零听了很生气，当场点名质问：“陆士清，这个事我怎么不知道？”我没想到会遭此突然袭击，但从容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回答说：“这事我没有错。第一，公碗制有可能传播肝炎，必须改变，这是对单身和所有用餐的老师的健康负责；第二，所谓造成物资供应紧张，这是夸张。事实上大多数青年教师都是从学生走过来的，他们都有闲置的碗筷；第三，你不在家，所以我向刘洁同志汇报了。不信你可以问她。”刘洁是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分管学校总务和生活。我话音刚落，刘洁就说：“陆士清向我汇报过，是我同意的。”王零听了，马上调转话锋：“陆士清你做了件好事，不过好事也要多宣传。”我知道，王零的后半句话是在给那位总支书记找台阶。

这场争论的事情本身并不大，但也反映了领导人的胸襟。王零有时批评起人来挺“凶”，机关的不少干部见到他怕；但是，他是个有原则的人，是讲是非曲直的人。面对他的批评，你如果觉得他说得不对，只要你敢于申辩，而且辩得真有道理，他也会立即改变看法，一如上面的例子。尽管王零有个口头禅：“党员要懂得吃饭的规矩”，那就是强调要服从组织，做“驯服工具”，但实际上王零喜欢有思想、敢于讲话的人，唯唯诺诺者，他并不喜欢。

杨西光、王零同志，他们对复旦大学青年教师，特别是一批骨干教师的关怀和培养，远不止这些。正是他们的努力，为复旦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根基。“文革”以前不必说了，“文革”以后直到上世纪末，复旦邯郸校区蓬勃发展的依靠力量，包括管理干部、教学科研骨干，可以说多数还是“杨王时代”的佼佼者。我说这些并非是要为杨西光、王零争功。我只是觉得应当尊重历史，记下这一页。同时，作为曾在复旦党委机关工作过，曾经忝列他们同事的我，深深地崇敬和怀念他们的这种精神，希望这种精神得以发扬。

当然，在我说自己“忝列他们同事”的时候，我内心深怀歉疚和羞愧。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官位比我高而我自愧不如，我虽位卑，但在政治上和人格上与他们是平等的，无羞愧可言。而是因为在1962年春夏之交，我辞去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回中文系当助教了，我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望。

然而，我的辞职风波，这也可能是在30年后，王零对我有此一问的原因吧。

我离开团委，根本的原因是我的专业情结甚深。王零因为我懂得一些财务，而可能将我放到管理总务的岗位上去。1961年春，在我参与对膳食科财务审查后，他就有意要我接下膳食科科长的职务，我没有同意。当然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我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后，趁王零去北京开会时，提出了辞职。在当时的政治挂帅的气氛下，党委机关的一个党员，竟然提出不想干政治工作了，这对党委领导的冲击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领导很生气，但仍想挽留我，我也觉得闯了祸而有些后悔。机关党小组召集民主生活会议，希望一起谈谈心。我想，如果到会的同志劝我留下工作，我将回答：我提出了要求，但我将服从组织决定。可是到会的同志谁也不说话，等待我先开口，而我则不想再次申述自己想离开的理由，因为有了新的想法。我沉默着不发一言，这在他们看来，陆士清是铁了心要离开，劝也多余，所以，他们也不说活。他们不说话给我的印象是：机关有没有陆士清并不重要。的确在人才济济的复旦，不识抬举的我算得了什么呀！小组会沉默了40分钟后结束，我的后悔药也没有吃成。几天后，一位党委副书记通知我：“你不愿意与我们合作共事，我们也没有办法。党委同意你回中文系当助教。”听后，我既感动又伤怀得差点儿掉眼泪。

我辞职离开团委，可以说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竟有近十位系总支学生委员要求离开政治工作岗位，使得不愿做政治工作成了一种倾向。一种倾向发生了，还能不批评？而这种倾向的始作俑者是我，所以在大约半年时间里，在党内的大小会议上，王零把我作为个人主义典型进行了甚为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当然会一次次触动我，但我并无任何怨言。因为即使在今天，我也并不认为我的辞职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在官本位侵袭下，如有复旦大学团委副书记一职，可能有许多人求之不得呢！还会辞职？），何况造成了如此不好的影响，批评是应当的。然而，在经过一次党内整风学习后，王零就再也不提我的事了。在学习中，我主动认真地检讨了自己，又在一位较亲密的同志的建议下，去王零家谈心。他为我泡茶，朋友似的接待我。他不仅不再批评我，反而宽慰我：“过去的事，认识了就行了，不要背包袱。”他又说：“人是要有专业知识的，热爱自己的专业并没有错。”他还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安徽，一贯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他小学毕业的时候，村镇上的乡镇长和族长主持隆重仪式祝贺，家里张贴标语对联，还有鞭炮、锣鼓和酒宴，像中了状元似的……“可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将我塑造成了半个‘职业革命家’，服从革命需要”。我向他表示，今后，只要工作需要，我服从安排和调动。那天我们谈得融洽和愉快。随后他送我出来，从第一宿舍一直送到政肃路口。说实在的，我很感动。大概是1965年初吧，宣传部长易人时，新任部长对我说，党委考虑要我接任宣传部副部长与他搭配。这个方案，不仅由于“文革”的爆发而搁置，而且成了某些反戈一击者攻击复旦党委的口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与王零过往的种种牵绊，虽然已作为历史的一页而翻了过去，但我没有忘记，不过我记住的不是怨恨，而是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那么，在时隔整整30年后的1992年，他为什么还问我：“你还怨我吗？”“文革”结束后，王零恢复了工作，复旦百废待兴，也正当用人之际。正是在这时候，他曾两次邀请我到机关工作，但我因青春已经过去而委婉推辞了。也许因此他觉得我对他还有意见吧？

也有另一种可能，在王零去了同济，感受了新的人际关系的冷暖以后，再回首复旦的人和事、对自己进行新的审视时，或许觉得当年对我的批评可能言重了，我可能会有怨言的吧？！我有无怨言，已不必重复了。令我感动的是，30年后，王零还在反思当年，可见他心里装着历史，也可见他对生活的认真。不管他反思后的结论如何，反思的本身这是智慧的表现，是人生境界的升华！当然，这是我推测。

推测有时可能是荒谬的，但对他的挚念则是真诚的。

我的老师周同庆先生

1952年下学期，国内大学刚进行了院系调整，我考进复旦大学物理系。进校后不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认识了物理系的多数教授和老师，其中就有周同庆教授。周先生白皙的面庞，架着黑边眼镜，瘦瘦的身材，说话不多，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当时正带领几位青年研究人员研制X光管。1953年，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复旦大学研制成我国第一个X光管的报道时，登载了周同庆教授和方俊鑫先生手拿X光管的大幅照片。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上周同庆先生讲授的原子物理学。周先生不仅给我们上大课，还亲自给我们上习题课。他总是要求学生多提问题，写条子给他。他在习题课上不是简单地解答学生的问题，还不厌其烦地指出学生们所提的问题中不恰当、不合逻辑的地方。周先生不仅自己讲课思路清楚、逻辑严密，也重视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对学习和科学研究都是特别重要的。

原子物理学的考试是我大学学习的转折点。当时考试的方法是口试，记分是5分制。学生抽题，准备半个小时，然后到老师面前口头回答考题，老师还要提问。轮到我进入考场，抽出考题一看，觉得很有把握。但是在回答到第二道题时，我表述不严密，周先生抓住不放，我被追问得狼狈不堪，冷汗直冒。幸而第三题答得还不错。周先生说：给你3分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了鼓励鼓励你就给4分吧。这一番话给我很大的刺激，我各科的考试成绩虽然没有把握一定得5分，但考4分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次连4分都差一点得不到，何其难堪！走出考场时我觉得很委屈，埋怨周先生太严厉了。后来慢慢想想，就感到自己确有不足，周先生严得好。从此以后，我更加用功读书学习，并改进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学习有了较大的进步。大学毕业后，一位老师曾对我说：“大学一、二年级时，我们对你没什么印象；到大学三、四年级时，我们对你的印象好起来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的变化、进步，周先生所赐！

大四时，我又听周先生的分子光谱学。上课我用心听讲、记笔记；课后，认真阅读周先生指定的英文参考书，悉心领会周先生的思路。考试的时候，我按照周先生讲课的逻辑回答了考题，周先生二话没说就给了我5分。大学毕业，我有幸成了周同庆先生的研究生。

当时，研究生人数很少，没有专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代之以自己学习导师指定的专著和文献。作为研究生，我定期到周先生那里汇报和请教。有一次，周先生在指导我阅读一本英文专业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字他也不认识。他当着我的面找来字典，查阅以后给我讲解。堂堂的一位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当着学生的面坦白承认自己不认识这字，并立即查字典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坦荡胸怀，是真正的科学家的风范。

在我1956年9月开始做研究生到1957年夏天的一年中，复旦大学物理系光学教研室在周同庆先生领导下开展了许多学术活动，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当时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先生来做了研制光栅的学术报告。列宁格勒（现在的彼得堡）大学的潘金教授来复旦讲学，讲授《气体放电光谱学》一个月。北京大学光学教研室主任赵广增教授带了他的两位研究生也来复旦参加潘金讲学活动。潘金还带来一块苏联制造的光栅的次品赠送给我们。我在周同庆先生和潘金指导下设计了一台用这块光栅作色散元件的光谱仪，并请金工场的杨雅南师傅制造安装。

那时光学教研组还有一位叶蕴理教授。叶先生年纪较大，身体也不好，所以光学教研组的担子都落到周同庆先生一人肩上。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教研组不仅要开出专门化课程，还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在1956年到1957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周同庆先生讲授了分子光谱学和光学专题讲座，其他几位老师也都分别开了高等光学（叶蕴理先生）、应用光学（周雄豪先生）、实验光谱学（毛清献先生）等新课程。那个时候，虽然已在周同庆先生领导下研制成了我国第一个X光管，但基础科学研究还十分薄弱。作为学部委员的周同庆先生要带领一批青年人改变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落后面貌。他自费订阅了俄文的物理杂志，每期都仔细研究，了解世界上物理学和光学的最新进展。他常对我们讲：搞科学研究就要开垦处女地，要能提出合适的、别人没有做过的题目。

当时，周先生打算在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光谱学，这是周先生比较熟悉的领域，光学教研室也有一点基础；另一方面是固体发光，固体物理学是当时比较新的学科，周先生要把它和光学结合起来研究。光学教研组的教师和研究生都积极地围绕着这两个方向开始做准备工作，我也为周先生给我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做准备。

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夏天开始了反右运动，一切工作都停了下来。到1957年底，我和同班同学、周同庆先生的另一研究生贾玉润和许多青年教师一同下放到农村。半年以后，物理系的青年教师都调回学校，唯独周同庆先生的研究生我和贾玉润留在农村，且整整待了一年，全复旦也只有此一例。当时，周先生正好去印度参加学术会议，未得周先生同意而将他的两个研究生调开，是公开表示对他的不信任、不支持。对于我来说，当时当然是要听党的话，“义无反顾”地到农村去了。但是，当周同庆先生从印度回来，发现两个研究生已不告而别，心里的滋味可以想象。光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不仅要求导师提出研究课题，也需要有学生配合，完成大量的实验工作，没有研究生，老师孤掌难鸣。

我们在农村期间，听说周同庆先生在学校受到批判、斗争，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到1958年底，我们在农村劳动了整整一年后又回到了学校，名义上仍然是研究生，但立即被分配担任教学和其他任务，事实上已不再是研究生了，也没有见到周同庆先生来实验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去看周先生，他也不便于找我们。1960年初，我接到人事处通知，将研究生学生证换成教师工作证，就此结束了我的研究生生活。论文没有写，副博士学位当然也没有。那时学位制度已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必须取消。

1960年，“大跃进”终于结束了，一切又逐步回到正路上来。周同庆先生重又来到实验室。1961年，周先生参加了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摘帽”的广州会议，情况开始有些好转。周先生积极性也高起来，他打算通过组织教研组学术讨论会把教研组的科学研究组织起来。但是，因为大家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很分散，对讨论会的兴趣不大，不久就不了了之。周同庆先生虽然是学部委员，但也得不到充分的研究经费的资助以及研究人员的配备。

有一次，周先生突然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在光栅光谱仪上为他做一点试验。当时我有比较多的基础课教学任务，还有些其他的工作，就婉言推辞了周先生的要求，心里还想：你周先生平时不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也不为我争取一些研究经费，要用到我的时候就来找我了，再说这又不是教研组正式安排的任务。现在想起这事，觉得当时情况确实很微妙。周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却不能正式安排我的工作，只能以个人的名义要我帮忙。要说周先生不关心我，也不能责怪周先生。自从反右、“大跃进”以来周先生实际上已不再全面指导教研组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了。

1963年，光学教研室中一位党员教师提出研究激光，得到校党委的支持。按照周同庆先生的学术造诣，他在物理学界的地位，理应请他出来主持、指导激光研究。这对于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对于青年教师的培养都有好处。但是，周先生始终没有参加进来。我当时也是研究小组成员，明显感觉到有关人士并不欢迎周先生参加这项研究，我在组内也只能打杂、跑腿。周同庆先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又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如不诚心诚意地请他来指导，他自己又如何提出要参加该项研究呢？其实，周先生是很关心激光研究的。我在协助周同庆先生的子女整理周先生的遗稿时发现周先生从那时候起读了许多关于激光的文献资料，还准备写有关激光的文章。

周同庆先生过世多年以后，我曾和当时光学教研室的一位党员负责人谈起当时没有充分发挥周先生的作用时，他也认识到这种做法对我们自己、对复旦，以及对科学事业都是损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同庆先生首当其冲。他和毛清献先生一同被学生揪出去批斗，他们被墨汁淋头、戴高帽、拳打脚踢，受尽了精神上的凌辱和肉体上的折磨。当天晚上，毛清献先生就以自杀来抗争。周同庆先生总算坚强地挺了过来。

在“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周先生和学校内理科其他几位老教授曾被吸收到“理科大批判组”翻译外文资料，这是一段比较安定的日子，周先生抓紧这个机会阅读了一些有关激光的文献，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保持着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1970年以后，周同庆先生开始显现出早老性痴呆的症状了。那一段时期，运动稍微平静一些，开始“复课闹革命”。人们常常看到周先生到物理系图书馆看书、查阅外文资料。他还念念不忘“文革”以前交给他的编书任务。我们以前从来未曾听他唱歌，这段时期总听他哼着那时流行的调子。有一天，我在物理楼二楼走廊里，周先生在走廊另一头喊我的名字，叫我过去。他说：昨天我在图书馆问他的英文字他已替我查出来了。我诧异地说：我昨天没有问过你英文生字，也没有去过图书馆。他反而责问我：怎么会没有呢！我们都已发现他有点不大正常了。

后来，周先生不来图书馆看书了，每天在校园里散步。我见到他，向他打招呼，他会说：“我认识你的脸，但是名字已经想不起了。”再过一段时间，在校园里见到他，他只是两眼瞪着我，不说话，大概脸也认不出来了。后来周先生家里派了一位保姆跟着他出来。再后来，只好把他关在家中。“文革”结束后不久，物理系一位同事打算出国留学，慕周先生的名望，要我帮他找周先生给他推荐。我把这位同事带到周先生家里，周先生完全不认识我，神情木然，外孙女奚青照顾着他，但他还会在指定的地方工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周同庆先生逝世前几年就被送进华东医院。我去探望其他老师时也去探望周同庆先生，周先生神智完全不清楚了。照顾他的保姆告诉我，周先生喜欢吃香蕉。下次我就带了一串香蕉去看他，保姆俯在周先生耳旁高声叫道：你的学生来看你了，给你带来香蕉。说着把一只香蕉塞到他嘴里。只见周先生嘴里哼哼发出声音，几口就把香蕉吃下去了。那时他大概还有味觉，知道吃东西。见到这一幕，我心里感慨万分。想当年，周同庆先生脑子特别敏锐，思维条理清楚。他60岁稍多一点，早老性痴呆就开始发作了。周同庆先生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青年时期就表现出不一般的智力，学业和事业都一帆风顺。但是50岁以后就不那么顺利了，加上“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极度创伤，这些是否是加速他的早老性痴呆症发生的因素，这就要待今后的医学发展来解释了。

在我72岁的时候回忆这些往事，许多情景犹历历在目。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对各种事情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我是个一辈子担任教学和科研等业务工作的人，回想起来，我的本领都是老师教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在老师们的教育下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学问，学到了工作方法，打下了工作和学习的基础。想到我和我的老师们都同样怀抱着要在一生中为科学、为祖国作出我们最大的贡献的愿望，可是大家都还留下不少遗憾。记得在卢鹤绂教授80岁的庆祝会上，卢先生表示了没有能为祖国、为科学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遗憾。如果周同庆先生到晚年神志仍旧清楚，他也一定会发出同样的感慨。

没完没了政治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在科教兴国的方针指引下，我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有更宽松的环境，更优良的工作条件，我国的科学技术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指日可待。周同庆先生的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理想在他学生的学生的一代一定会实现。

半个多世纪的复旦情结——缅怀吴征铠老师

2007年6月27日从北京传来噩耗，敬爱的吴征铠老师驾鹤仙逝，令复旦人深感悲痛。吴老临终前留下的遗言是：“丧事一切从简，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吴老家属原定遗体告别就在北京宣武医院举行，但中核集团公司领导考虑到吴老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和铀扩散浓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核武器用的高浓铀235生产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决定于6月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对吴老的逝世，胡锦涛表示深切哀悼，江泽民、温家宝、曾培炎和钱学森、朱光亚、程开甲、王大衍等送了花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中核集团公司总经理康日新，以及张存浩、徐光宪等院士出席了遗体告别。复旦大学和校长王生洪以及吴老的很多学生、友人敬献了花圈和花篮。我和化学系主任唐颐以及徐燕、袁竹书四人专程赴京向吴老遗体告别。遵照吴老遗嘱，告别仪式简单隆重。前来悼念的人们在沉沉的哀乐声中，向躺在鲜花中的吴老鞠躬告别，并对吴老的夫人杨艳先生和家属表示慰问。

吴老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躺在鲜红党旗下的吴老，在他的儿女陪同下去“完成”最后一个为祖国科学事业的使命，将遗体捐献给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据他的女儿说，在1999年吴老已办好捐献遗体的申请手续，并在登记表上注明还要把角膜一起捐献。吴老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献给了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最后又将遗体献给了医学科学事业。大智无畏，高山仰止。

吴师远去，往事犹在。从北京归来后，让我回忆起吴老长达半个世纪的复旦情结。吴师是1952年院系调整从浙江大学调到复旦大学的。当时有浙大、复旦、交大、同济、沪江、大同和震旦七个大学的化学系合并，集中了十多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全系学生共有近500人，是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系。陈望道校长任命他为化学系主任。吴师到任后，就全力以赴，决心为复旦干一番事业。他是一位敢说敢做的系主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狠抓基础课教学，亲自讲授《物理化学》课，同时通过教研组集体讨论有关的教学内容。他十分重视实验教学，规定带实验的老师不管资格多老，必须把每个实验都做过，并有实验记录。一个助教最多带20—25个学生，要求对学生的实验、记录和写实验报告都必须严格把关。为了提高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吴师鼓励他们每周有1—2个晚上去校玻璃工场向蔡祖泉学习吹玻璃，要求能吹制成一个冷凝管才算合格。

吴师十分重视教师的科学研究，认为光教书而不搞科研的老师，是很难教出好学生的。1955年复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实现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全部做毕业论文。他的这一大胆的举措，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而且大大促进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记得我们这些没有搞过科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在接受了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任务后，压力很大。当时在500号楼上的化学系图书室内，几乎每晚都是人头济济，查文献，选题目，相互讨论，将化学系的科学研究气氛提高了很多。

吴师到复旦后，发现院系调整后化学系的教师队伍是“头重脚轻”。著名的教授有十几位，而讲师和助教却很少，特别是助教。因此，他曾向高教部要求在1953届毕业生中留十名助教和十名研究生。这届毕业生是因我国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迫切需要人才而提前一年毕业的。吴师的这一要求，校领导都表示难办，而他亲自去高教部据理力争，最后还是成功了。此后，他又在1955年以后的几届毕业生中留了几十名助教和研究生，并对留下的教师精心培养。后来，在这些青年教师中很多都成为化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骨干。

吴师在复旦短暂的8年期间，还为学校办了两件实事。一是在1956年负责建造了一幢化学楼，二是在1958年又建造了一幢原子能系实验楼。为了这二幢楼的建造，确实花费了他不少的心血和精力。那时，对建造化学实验室，特别是放化实验室，在国内非常缺乏设计和建造的经验。吴师在担任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的同时，与设计和施工单位的同志共同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特别是实验室的通风和地面、桌面材料，他动脑筋提出了不少好主意。这两幢实验楼的建成，为化学系和原子能系师生及时提供了教学和科研的场所。吴老在离开复旦后，经常怀念这两幢楼，并赞扬当时复旦校领导的工作效率高，两幢实验楼从设计到建成都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质量水平都是国内一流的。

1960年，为了发展我国核武器需要，吴师调离复旦去二机部工作。在1960—1964年间，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仍情系复旦，有机会出差到上海，总会来复旦看看。1978年以后，他担任核工业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实事不多。1980年吴老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后，研究兴趣转到了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一些新课题，如激光技术用于研究分子光谱和分子反应动态学等。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受聘来复旦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与过去的学生共同培养了8位博士。那时他经常来复旦，住在第九宿舍的招待所（陈望道故居），并和当时的校领导和老朋友苏步青、谈家桢、王零、郑子文和邹剑秋等交谈甚欢，也为学校提出不少好建议。

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的老领导和化学系不少同志都希望他回复旦，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教育部已经同意，核工业部刘伟部长也与吴老谈话，表示可以去复旦。但由于种种原因，吴老的愿望未能实现。这件事是吴老晚年最大的遗憾。他说：“自己对复旦很有感情，原因很简单，一是自己最大的兴趣在教育，我喜欢和学生讨论各种问题，到复旦可以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二是我这个人，一生说话随意，复旦的老领导对我很宽容，在复旦觉得一切很痛快！”

由于吴老与复旦的悠悠情结，1993年欣然同意复旦为他举行八十寿庆活动。吴老在我国化学界德高望重，前来参加寿庆的来宾中有很多院士和事业有成的学生。令他非常高兴的是有五六十年交情的好友：王应睐、汪猷、苏步青、黄耀曾和黄维桓，以及原复旦的校领导王零、郑子文和邹剑秋等都前来参加。在寿庆活动中，吴老还即兴赋《八十抒怀》诗一首，并泼墨书写后印发留念：

八十何曾老，桑榆景色佳。

夕阳光更好，灿烂胜朝霞。

老骥伏枥下，常存万里心。

本是寻常马，未必应房星。

半生树桃李，离离子满枝。

秋来堪采摘，佳果荐明时。

在1995年以后，吴老由于腿疾而行动不便，没有再来复旦。但他仍十分关心复旦的发展，特别是化学系的教学改革。吴老再三强调，21世纪的化学将成为一门内容广泛的分子学科。他曾要我转告复旦化学系主任，在教学计划中要考虑开设有关分子科学新课程。2003年吴老在愉快地度过九十华诞之后，曾多次在电话中向我表示他年事已高，要将个人的积蓄捐献给复旦大学，以鼓励青年教师开展分子科学的基础研究。2004年11月，他写信给王生洪校长，决定捐献50万人民币在复旦大学设立“分子科学基础研究基金”。我受吴老的委托，与范康年、郑成法共同负责该基金的申请和使用。

2006年初，吴老感悟到对自己的一生经历有新的认识，不顾虚弱的病体，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亲笔在稿纸上以隽秀的小字写下了几万字的回忆录，并认真审核了过去写的五十四首诗词。他希望我能负责整理和编辑，由复旦出版社出版。这又一次体现吴老的复旦情结。后来，中核集团公司领导获悉此事，曾再三与吴老商量，他才同意此书由我负责编辑，原子能出版社负责出版。值得庆幸的是，汇集了吴老的自述、诗词、书法和重要著作的《我的一生》一书，在2007年初出版了。吴老不仅对该书表示满意，还亲自分送给各位亲友。我作为他的学生，为自己能圆满地完成吴师委办的最后一件事而感到欣慰。另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是，2006年10月下旬，中央电视台在《大家》节目中播放了《吴征铠：成才未可忘忧国》。在该节目中记录了吴老栩栩如生的形象，并再一次体现了他的开朗、直爽，刚直不阿，不随波逐流和一辈子说真话的性格。吴老《我的一生》一书和这一影像光碟，将是我们学习我国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吴征铠先生的最好教材。

吴征铠老师，复旦人将永远怀念您！

我心中的两位院长

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但在人生的长河中有些场景会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永不忘却。

那是1955年秋，正当我沉浸在大学毕业的喜悦之中，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留校工作的通知，宣布我脱产搞行政工作——当黄家驷副院长的秘书。这意味着我一心想当临床医师的理想将难以实现。秘书工作该怎样做？我能胜任吗？此时的我，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那个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尚没有卫生管理专业，毕业生中脱产搞行政的似乎还没有先例。但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是当时对每个毕业生的起码要求，更不要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黄家驷副院长是我的老师，讲课精辟，有口皆碑。时任医学院业务副院长，主管教学、医疗、科研，又是著名的心胸外科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曾担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总队长，奔赴前线创建军医外科，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成为学生们心目中的又红又专的崇拜偶像。

报到那天，我难免有些紧张。他见到我立刻起身相迎，和蔼地双手握住我的手说：“任务很紧把你调来，你没有思想准备吧！”看到我很拘谨，他又说：“现在学校发展很快，业务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都很重要。学校需要自己培养的优秀医学毕业生来参加行政工作”；“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们一起为党工作。不要担心，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寥寥数语，顿时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打消了我的一些担心和顾虑。他还告诉我苏联专家即将到校，要我把苏联专家管理工作抓起来，并分担他一些秘书工作。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除了指导我工作，还不断安定我的情绪，关心我的成长，告诉我担任行政工作不必完全脱离业务，建议我选一门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的专业。当我决定选择病理解剖学时，他亲自向病理解剖学教研室主任谷镜汧教授打招呼，安排我为半脱产的病理解剖学教师，每周去教研室几个半天，参加教学和解剖工作。

尽管很忙，他还抽空带我去图书馆，教我如何查文献资料、做文献卡片，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学医的特别需要勤奋学习，医学发展很快，不学习就要落后。我们的事业可是人命攸关啊！”直到后来他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一年多后，还没有忘记给我争取名额，去京参加该院举办的由苏联病理专家主讲的“动脉粥样硬化动物模型短训班”。

跟黄副院长在一起工作虽只有短短三年，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他日理万机，全面负责学校医、教、研工作，还兼中山医院院长，定期参加讲课、查房和手术。还有许多社会工作，如筹建上海市胸科医院等。这么多工作怎么忙得过来？我仔细观察，发现他对案头上的“一周工作日程表”十分重视，每格排得满满当当，有的精确到几分钟，一切都井井有条，循序进行。

我十分清晰地记得：一个隆冬的深夜，我在办公室看书，黄副院长匆匆从外面赶来处理公文。只要他在沪，每天不管多晚都会来办公室检查一遍，当天的事绝不积压到次日，把桌面理得清清爽爽，这是他的办事准则，也是他的工作作风。工作处理完毕，尽管已很晚，他还留下来与我聊聊。他微笑着说：“我已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我主刀的手术，必须当日立即完成手术记录，了解病人术后情况，并不分昼夜地多次去探视，绝不马虎，这是一名外科医生起码的责任，不然我会睡不好觉的。”他还说：“每晚8至10时是我最愉快、最享受的时光，可以静下心来遨游书海，摆脱喧嚣杂念，看书写文章，有时不知不觉到深夜，一点也不觉得累。”讲这话时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那夜的长谈，使我理解了为什么他整日精力充沛，处事干练，有条不紊；领略到一位科学家的执著追求和伟大情操。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渐渐养成了爱看书、爱记笔记的习惯，从此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尽力做好他的秘书工作。

我从那晚的长谈还联想了很多：他要我和他一起自学俄文，请了俄语老师滕嘉丽每周辅导一次。三个月后他竟译完一篇俄文文献，而且是在出差的旅途中完成的，而我却连看完一篇短文还有困难。他那种工作和学习的认真、高效真令我佩服。他很善于利用点滴时间看书，做文摘卡片，评审学术论文，争分夺秒，硬是挤出时间做出许多事情来。后来他主编的几部大型教学参考书，都是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完成的。

黄副院长淡泊名利，遵守在校工作不开业、不在外兼职的承诺。他外出会诊的报酬都悉数上缴组织，从不拿“外快”。就连外宾送的小礼品，也都叫我一一登记造册，悉数上缴。我们同在一个党小组，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准时赶来参加组织生活，以一个新党员的身份向老同志学习。他这么忙，观察事物却很仔细，不知何时他发现我喜爱集邮，过年时特意送我一本集邮册，我珍藏至今。

在与“科学家型”的黄家驷副院长相处不久，我同时与“政治家型”的陈同生院长也开始了零距离的接触。在我参加工作两个多月后，卫生部邀请的三位苏联专家陆续到沪，来学校分别担任院长顾问和系主任顾问。在此以前我们已成立了苏联专家办公室，配备了翻译和打字员，制订了规章制度，我因参与接待的准备工作，从而有更多机会接近陈院长，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那时，陈同生院长刚到任不久，我对他并不熟悉，只知他是位革命老干部，高级新闻工作者，还担任过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等。在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屡建殊功，敌人的酷刑给他留下经常发作的伤痛。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又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和院长。我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很激动、很荣幸。但想到以后我要和他一起工作，心里难免又紧张起来。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他原来是位温文尔雅、热情善谈、平易近人的长者。

一天，陈院长从隔壁办公室过来与黄副院长商量工作，期间他问我们：“继承和发展哪个重要？”我奇怪他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原来当时全国正刮起向苏联学习“一面倒”之风。陈院长说：“国家把三位苏联医学教育界的权威请来，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学到手固然重要，但我们是有近三十年办学历史的老校，名师荟萃，经验丰富，我们不要拣了一头丢了另一头。”他高屋建瓴提出这个指导思想，对我们做苏联专家工作很有帮助。以后在每周的顾问会议上，他热忱地请苏联专家介绍经验，充分讨论。会后一定要再找人分析论证，对适合校情的才予以采纳，而不是盲目照搬。这样，学校先后采纳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如建立教学研究室、学术委员会、院务委员会，举办学术讨论会，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等。苏联专家提出的“青年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工作，学校要为他们发表论文创造条件”。陈院长感到言之有理，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出版了《上医学报》、《上海第一医学院院刊》等。这种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使苏联专家十分惊讶和赞许。至于教材，两位院长认为学校有雄厚的实力，始终坚持应由教授自编讲义或教科书为主，苏联教材仅作为参考书。后来上面一度硬性规定用苏联的“砖头书”，我校还是顾及另一头，不丢掉上医传统，坚持发教师自编的讲义。在上医，既学习巴甫洛夫、米丘林学说，也开设孟德尔、魏尔啸讲座。坚持了“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学风。这与学校领导的正确掌舵大有关系。不久，卫生部吸纳了我校许多教授主编全国统一教材，人数达国内医学院之冠。

陈院长特别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他既注意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与他们的关系始终很融洽，更注重发挥老专家专业技术作用，关心老教师生活起居和身心健康，经常家访，促膝谈心，作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每逢开学迎新、温课迎考、下厂下乡，他都要亲自深入课堂、宿舍、食堂等地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记忆的镜头切换到1962年冬，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的时期。寒冬腊月，我校300多名师生参加崇明岛围垦、填海造田劳动。大家整天泡在泥浆里砍芦苇、挖泥运土、筑堤修路。海边风急雨大，劳动强度大，伙食定量少，食不果腹。晚上睡在四面透风的大窝棚里，铺盖卷铺在烂泥地上，脚下全是水。饥寒交迫，生平从未尝过这种苦头，对我们这些文弱书生是很大的考验。但是谁都没有料到，正当此时，陈院长风尘仆仆下来看望我们了。那时他健康状况不太好，却拖着不时发作的病体，身披雨衣，脚穿“草窝子”，踩在泥浆里和大家一起劳动。别人休息时他还到一个个窝棚里访问病员，比大家还辛苦。他一连几天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每到之处一路谈笑风生，送来股股暖流，大家深受鼓舞。更让大家感动的是他想方设法从市里调拨到一点大米、咸肉，亲自运下乡来，让我们吃了几顿咸肉菜饭。这菜饭又香又油又鲜又糯，回想起来，至今口舌生津、回味无穷。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一幕幕生动的场景便呈现在眼前。

从一开始对这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仰望，到近距离一起工作，平等相处，就发现他们原来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有幸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就得到这样的良师指导，给我留下一个个难忘的印象。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和热，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桑榆微霞见情怀——老年志愿者钱冬生

学会了使用电脑，是老来的一大乐事。

我没有上过电脑培训班，但我有四位指导老师，其中一位就是钱冬生同志，我常亲切地称他“老钱”。他退休前，是校党委书记，我与他接触大体上是在全校党员大会上听他作报告。他说事实在，语调平和，没有职业革命家的煽情；但是从他所涉及的材料和信息量看，他的带有书卷气的报告稿，绝对是他亲笔所为，所以也有另一种抓人的力量。具有教师本色的政治工作者，这是他留给我的印象。他退休了，除了还有一个“退休老干部”的称谓之外，已无任何刚性的党和行政职务，实际上也跟我们一样，是一介平民了。有些领导干部，一旦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一旦离开了下属的侍奉和阿谀，成为一介平民时，就会深感落寞和孤独；但老钱却平静地接受这种变化，就像公交车到站换车，绿茵场上换位那样自然。而且似乎还有先前是为安排的工作活着，现在要为自己的喜好活一把的样子。

他喜好什么？喜好做一个“老年志愿者”。

他熟练地掌握了电脑运用技术，深感老同志掌握电脑运用十分有益。他为《简报》写过一篇指导老年人学电脑的稿子，阐述了学会电脑的好处，希望大家学会运用电脑来充实退休生活。我为他的呼吁所动，买了一台手提电脑。然而怎么开始学着使用呢？2004年秋天，我请他指导，他极为爽快地来到我家，从最基本的知识和运用教起，教到上网、下载、发送电子邮件……上午和下午足足忙了六个多小时。中午我请他到饭馆吃饭，想多点几个菜，可是他说他喜欢吃面，一碗菜汤肉丝面就可以了。我真的点了菜汤肉丝面，外加两三个冷热菜，算是招待了他。我有些过意不去，他却吃得很愉快。临回家时他还对我说：“有问题可以找我，随时上门服务。”好一个上门服务！相信得到老钱上门服务的老同志，除我之外，还有不少吧？！

老钱喜欢西洋古典音乐。“文革”前每个星期日的上午，他总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经典音乐作品的“星期音乐会”。拨乱反正之初，一次听到电台传出《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心中涌现出一股兴奋和愉悦的强烈感情。他花了600元钱（当时他每月工资才90多元）从别人手里买了台立体声收录机来欣赏和翻录音乐作品，逐步积累了一些古典音乐曲目，从贝多芬到柴可夫斯基都有一点。退休以后，竟然形成了对业余音乐爱好者来说比较充足的西洋古典音乐作品库。如今，只要一打开他的“博客”，那来自挪威和爱尔兰两人组合乐队“神秘园”的《春天小夜曲》的旋律，就如沾着月光的微风，沁入你的肺俯，宁静、安详，悄悄倾诉着对春天的希望：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2002年，他从一个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变成了老年大学古典音乐欣赏班的老师。尽管他谦虚地说：“叫我来上音乐欣赏课，是滥竽充数”；但是，四五年内，他已编出了约30万字的资料发给学员，并和大家一起聆听了大量的各个时代的世界名曲。他使学员们在不知不觉中跨进了高深的古典音乐之门，从陌生到喜欢，从喜欢到逐渐听出门道。这个班的学员也从原来只招收25人扩展到招收40人，而且还有许多候补者等待着报名。今年7月7日，他的“博客”贴上了一篇《释梦——关于音乐的梦》的短文。这里我录下请大家欣赏：

音乐欣赏班的老年朋友们差不多到齐了。忽然想起DVD播放机没带来，赶快到家里去拿。沿着老街一个门、一个门地找过去，就是找不到我的家。转了一个弯，终于看到了我家的门。进去拿了一台播放机就朝音乐欣赏班跑。看一看，准备播放，啊呀！这是台破旧的机子，不能用了。对大家说：对不起，拿错了机子，再回去拿一台好用的，一会儿就回来。可是，还像刚才那样，越急越找不到家！这一急，把我急出了梦境，紧张心情顿时消失。这是昨晚的一个梦。

老钱在解说这个梦时说：“我们一帮子老年人真的有一个音乐欣赏班，我也的确有几次忘了带钥匙和CD，临时回家去取。不过，这个班和我的家都不在三四十年代的老街，前者是在学校工会的社团活动室，后者是在学校的宿舍。”老钱又说：“音乐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音乐当然首先使你愉悦、放松。音乐可以会友。音乐欣赏班里一些‘常客’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亲密朋友之间还可以借助现代网络工具在虚拟空间共享彼此的音乐。”他还在“博客”的封面上引用了亨德尔的话作为格言：“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我很遗憾，我的目的是使人们高尚起来。”

陶冶高尚情操的音乐，使老钱乐此不疲，乃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

无论电脑指导，或是音乐老师，对老钱来说，都不过是他作为老年志愿者的活动内容，而活动内容最丰富、分量最重的要算他担任的校关工委的工作了。复旦、上医大两校合并前后，他都受聘担任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在一定范围内协助学校党委做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今年6月19日校关工委整理了一份《钱冬生同志先进事迹》材料，长达2000多字。阅看这份材料，就可以看到了由许多数字组成的、老钱的一个个闪光的足迹——

他先后两次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动各院系和附属医院关工委的建立和工作的展开。

他重视和发挥学校老教授、老专家的知识优势，请他们就国际、国内的时政问题、思想修养等问题给学生做讲演或座谈。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他组织校关工委报告团的25位老党员分头到4个院、系进行了29场座谈，对青年学生、青年教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生、青年教师有600多人参加。

他根据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和学校工作实际，把参与学生党建工作作为老同志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点，并通过调查研究，探讨退休老同志如何参与学生的党建工作，催生了老同志接受院系党总支聘请，担任学生党建辅导员的新的工作模式，受到学校领导充分的支持和肯定。

老钱是复旦大学关心下一代报告团团长，为学生和青年教师做报告或参加座谈是他工作的重要部分。仅2006年1月—2007年5月，他先后为复旦学院、管理学院、数学学院、网络学院、外文学院等院系的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作报告，听报告者近千人。

老钱认为，在信息时代，要使得我们对学生的教育受到欢迎，为他们所接受，或者至少能引起他们的思考，收到实效，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一是要武装自己，丰富和充实自己；二是要努力接近学生，了解他们接触些什么信息，他们想什么、关心什么；三是在讲解和回答问题时，不能只讲书本和文件中的一般原理和一般道理，而要有针对性，做到实话实说，平等交流。老钱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能熟练地使用电脑，有较好的英语阅读能力，几乎天天上网浏览国内外主要媒体，搜索需要的资料，掌握比较多的信息；他注意了解、思考和研究青年的思想动向，对学生中可能提出的问题，包括一些深层次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他在讲座和回答这些问题时，既能从实际出发作恰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又能高擎理想的旗帜给青年们以引导。以理服人，循循善诱，学生很愿意听。同时，每当他做讲座时，他都使用自己制作的演示稿，并将电子信箱和“博客”告诉学生。学生听后感到惊奇，一个耄耋老人竟玩得转电脑，还写“博客”，活得跟年轻人一样潇洒，不觉产生了亲切感，乃至兴奋地为他鼓掌，有的还要求与他建立网络联系。最近他给复旦学院（新生）约300名积极分子做了题为《我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讲座后，就有多位学生给他发电子邮件，要求他把讲稿发给他们。

青年是党的事业的未来，是祖国的明天，中华民族的成败兴衰，系于他们身上。老钱认为，作为从辉煌而又搅和着曲折历史中走来的知识分子、老师、党员干部，有责任来帮助和引导他们，将他们培养成社会栋梁，使他们真正能挑起建设国家的重担。所以老钱自担责任，自压担子，积极主动地开展关工委的工作。

说到写“博客”，那可说是老钱人生中的精彩之笔。他以真名写“博客”，所关注和涵盖的面相当广泛，大凡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中的热点和思想道德建设的问题，都有所涉及。他写了《我的小故事》，从孩提时代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约有两万字的传记故事中，渗透着他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并纷纷发表评论。“看了您的日志，对我们孩童时代听说或经历过的，增加了许多真实的印象，更多的是增加了理性的思考。”“通过您的日志，了解了你青年时代的社会和我们没有经历的那些岁月的沧桑。”“看了您的求学经历，真的感叹现在生活真的太幸福了！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地学习！”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问题后，他写了《我说八荣八耻》2篇、《荣辱观杂谈》3篇（约8000字），阐述“八荣八耻”的基本精神，与网友们就考试作弊、医院收红包等社会公德进行双向交流，总体上取得共识。一位医科研究生评论道：“我不愿意让病人觉得我对他们认真负责是因为收了他们的红包。这样是贬低我的信仰，贬低我的价值，医生高度的责任感和职业精神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陈良宇腐败问题公布后，他在高度肯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取得成果的同时，以《陈良宇被立案检查说明了什么？——人心大快之余的思考》为题，连续写了3篇短文。第一篇，他指出陈良宇腐败问题，说明我们还没有解决好权力过分集中的老问题；我国的政治体制本身缺乏刚性，它不足以监督“一把手”。第二篇，他认为陈良宇们扭曲了改革观和权力观。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是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深层原因。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发展也好，必须与反腐败斗争同步进行。第三篇，他批评似是而非、掩护和诱导腐败的舆论。他的这几篇短文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反响，我校的一位中年教师在他的“博客”上留言说：“文章对权力监督缺乏刚性的看法很深刻。”这组文章还被另一个网站选为优秀“博客”日志。网友还将之转贴到自己的“博客”网页上。

针对《冰点》刊登的极为错误的文章，老钱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醉翁之意不在酒》和《中国不能乱，国人当自强》为题，从该文的错误方法论、错误实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着笔，写出了他自己的看法，长达8900字。

现在一些年轻的朋友，虽然大多对历史不甚了解，但他们都反对站在西方列强的立场来否定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他们认同保持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反对照搬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所以，老钱的这些文章得到了年轻的网友们的真诚的认同。“博客”朋友在留言中写道：“从1980年初开始，就从不缺（少）和×××、×××一样认为西方社会制度尽善而万能的人。过了20多年……他们为什么不去阿根廷看看……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的从发达国家沦为发展中国家的（原文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去黑非洲看看……1994年卢旺达内战的时候，80万—100万的人被屠杀，国际社会在哪里？CNN、BBC在哪里？人权卫士们在哪里？”一位留学法国的年轻人为老钱的文章写了约500字的评论。“同意您所说的这些。尤其身在国外更能感受到安定的可贵。”“什么言论自由，什么民主……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法国这么多游行，这么多罢工，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吗？我不是党员，但是我永远是个纯粹的中国人。希望我们祖国在慢慢改进中完善，快快的强大起来！”

今年年初，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连续刊登了《中国人误读世界》和《中国人为何误读世界》两篇文章，把误读世界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所谓的“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此，老钱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他写道：“‘偏激的民族情绪’，说到底，根子不在中国人，而在于那些过去侵略中国、欺侮中国，现在还不肯承认（至少心里不愿承认）的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客们。主张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是什么情绪？妖魔化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是什么情绪？它的间谍卫星天天对你搞侦察，还声称唯独它具有太空的行动自由，对此不需要解释；你用导弹打掉了一个自己的老旧卫星，他们就大造舆论，揪住不放，非要你说清楚。对于诸如此类的霸道行径，一个中国人能没有点‘民族情绪’？如果连这点‘民族情绪’也没有了，恐怕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就麻木了。”

针对我校关于通识教育的大讨论，从2002年开始老钱即着手研究，连续写了5篇文章。最近他将这些文章整理发表在“博客”中，也引起了反响。

老钱在“博客”中也不全是谈论严肃的政治社会话题。有一位女青年网友说，自己的工作没意思，感到孤独，有忧郁感。他没有讲多少道理，而是把一首歌词翻译出来送给她。并送给她几句话：“日复一日的工作，如果了解了自己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就会有成就感。失去一个朋友，如果把眼光放远看，就会有更多朋友呈现在眼前。医治忧郁的最好办法是从自己的爱好中得到乐趣。”她回应说，“谢谢您的开导。”

丰富、精彩，这就是老钱的“博客”！

老年志愿者，这是老钱的喜好。这个志愿者的内涵中，有人间的温情，有真理和正义的闪光，有着对党和国家的关爱……老年志愿者，我要为你喝彩！

在复旦学报复刊的日子里

在1978年的复旦校园里，解放思想的春风和拨乱反正的潮流，使教学和科研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更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勃勃生机。《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刊，就是这方面一个耀眼的亮点。

就在“科学的春天”一步步走进校园的时候，老校友、老复旦夏征农以新任党委书记的身份再次踏进了复旦校门。深受新气象鼓舞的夏老，很快就认定，办好新复旦的希望，全在于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有一个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好环境，而这种好环境的营造，绝对离不开学术园地的建设；而当时围绕着真理标准讨论所展开的尖锐斗争，也使他深感尽快建立舆论阵地，恢复学报出版的无比重要。有了学报，可以更好地发动和组织复旦教师投入这场斗争，使复旦的文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得到最好的历练；有了学报，也可以使复旦在上海市和全国党内外正激烈进行着的政治较量中，发挥良好的作用。他深信复旦文科具有巨大的思想战斗力量。于是，1978年8月，校党委就根据上班不久的新书记的提议，通过了《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刊的决定。根据党委的决定，文科科研处马上给教育部打了办刊登记报告，同时又立即着手文科学术委员会和文科学报编辑部的筹建，复刊号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同时开始进行。10月，复刊第一期就以崭新的面貌问世了，夏老亲自为它撰写了《复刊辞》，表达了他对复刊后的复旦学报的殷切期望：坚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勇于创新，敢于立异；既要刊登学术界有名望的老教授的文章，也要注意反映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大学生的科学研究成果……

以后，夏老经常给学报编辑部提要求，出题目，鼓励编辑人员解放思想，大胆组织稿件，如果出什么问题，由他承担责任。他还带头为学报写作重要文章。他把编辑同志请到家里，交谈自己正在思考的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请编辑同志记录、整理成初稿，然后再亲自动笔，进一步修改、补充，成为正式的文章。在复旦学报上发表，并得到许多报刊转载的著名论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等，就是夏老用这样的方法写出来的。

为了发动更多的教师关心和支持学报的工作，夏老还在学术委员会和学报编委会上亲自动员大家为学报多作贡献。

正是因为学报的复刊顺应了思想解放的大环境，适应了文科教师的大心愿，它的出版，很快得到了广大教师热烈的欢迎和支持。周谷城、朱东润、陈子展、胡曲园等许多老教授把过去不想在有生之年公开发表的论著拿给了学报，使学报能够不断发表引人注目的重量级学术论文；许多青年教师都以最大的热情和毅力给学报投稿。他们刻苦钻研，努力把自己已有的学术积累和在教学、科研中获得的新体会、新见解写成论文，又和编辑一起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力求成为精益求精的好文章；有的还经常帮学报出点子、提建议，推荐自己看到的好稿子。学报因他们而充满生气和活力，他们也因学报提供的园地而得到了更好的磨炼。一批“文革”结束以后新出现的学术新秀陆续涌现。在复旦文科今天的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中，有许多就是当时通过学报崭露头角，茁壮成长起来的。

正是靠着社会环境所提供的大好舞台，靠着广大教师空前热情的支持、帮助，新复刊的复旦学报很快受到了全国各方面的关注和赞赏。邮局订阅的数量曾达到13000多份。发表的文章被各种报刊转载、介绍的转载率，曾经达到过全国第一。胡耀邦总书记还曾经专门给高级党校的《理论动态》批示，要他们转载复旦学报的好文章。

学报编辑部的同志得到党委领导和广大教师如此巨大的支持，自然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干劲从事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当时，由于印刷技术还没有告别“铅与火的年代”，印刷周期很长，一期学报的稿子全部发到印刷厂以后，起码要一个月以后才能拿到刊物。为了保证及时出版，学报的同志争分夺秒地抓紧每一个印刷环节；为了早点拼版，他们经常到印刷厂去自己动手打小样和大样，帮助排字工人拼版、改样。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到复旦来讲课，学报征得他的同意，将其讲稿《少吃现成饭——谈文艺理论的学习》发表在学报上，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王老先生有个不断修改文章的习惯，给他看小样，他大改特改，工人看都看不清，编辑就细心腾清了再给工人，给王老看大样，他还是大改，工人师傅意见很大，编辑就一方面耐心解释，一方面站在师傅身边，帮做各种辅助性的事情。为争取刊物早点与读者见面，印刷完成以后，编辑同志总是力争第一时间就把刊物运送到邮局去。当时，有许多刊物都因为种种技术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按时把刊物送到邮局，复旦学报却很少脱期，因此受到邮局和读者的表扬。

由于当时的文科经费很少，学报每年只能得到两万元的办刊经费。因此，编辑部不能不十分注意开支的节约，许多费用都精打细算，防止浪费。如给校内的领导和教师寄送刊物用的信封，一律不用新的信封，而用已经用过一次的旧信封，苏步青校长很赞赏这种做法，曾经为此表扬过学报；送五角场邮局去邮寄的刊物，宁可用自行车推过去，也不花钱雇货车运。但与此同时，编辑部却舍得经常用有限的财力物力召开作者座谈会，加强与作者的联谊，并借以不断征求大家对学报的意见和建议。还举办读书报告会，请作者给大学生作学术报告。在这样的条件下，编辑部本身不可能有任何福利待遇可言，向校领导申请一点编辑费也完全是为举办作者、读者活动用的。但是，编辑同志们都乐观敬业，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我有幸参加了学报复刊的全过程，现在回想起当时和同志们一起工作的日子，还经常感觉到喜悦和欣慰。

忆恩师谭其骧

其骧师毕生工作劳瘁，沉疴难治，于1992年8月28日，撒手人寰，溘然长逝。回忆追随先生30多年，从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图工作，往事历历在目，不时萦绕于脑海，而今人间天海，不禁为之凄怆！呜呼，哀哉！

1957年初，在北苏州河路河滨大楼一套二室内，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参与编图的是其骧师和章僎、吴应寿、邹逸麟、王文楚五人，绘图者三人，八人之中，无一是中共党员，时值整风运动，有人提出这里是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没有政治挂帅，故于当年9月迁至校内历史系。不论是在河滨大楼或历史系，其骧师勤于所事，乐之不倦，每天都来工作室编图，成了常规。1958年“大跃进”时，他和全室同志一样，除每天上班外，还加夜班，一天三班，经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以室为家，不论寒冬和酷暑，坚持不懈。

我于1957年初从师学史地之学，在其骧师悉力教导和培育下，参与了编图工作。我在大学读书时，并未对史地学有兴趣，毕业后缺乏历史地理知识，只能边学边干，一面聆听其骧师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课，一面工作实习。编制历史地图既繁琐，又要认真仔细，稍不注意，就会出错，无论是排政区表和编图，经常有误。其骧师从不嫌弃，有问必答，有错必纠，每次审稿，逐一指正错误所在及其原因，他态度和蔼热忱、诲人不倦，极大地鼓励我继续努力的信心。经过多年的磨砺，随着知识的日益丰富，学业的不断增进，熟悉了治学门径，终于卒成其业。我与逸麟兄合作分工，编制了西晋政区图，又编著了全国分裂时期的十六国和五代十国稿，获得其骧师的肯定和赞许。

1957年9月的反右斗争中，其骧师的妻子和大儿子遭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对其骧师而言，是个沉重的政治包袱，身心受到重大打击。但他仍以高度的责任心，全力投入编图工作。1958年秋，因编图任务繁重，复旦党委为加速进度，决定选派当时历史系三年级学生和一位年轻教师参加编图。其骧师把培育年轻一代视为己任，祈望多出人才，快出成果，不仅在审阅每一位的编图，指出错误及其原因，他一人审阅十多人的初稿，忙得手足无措，但毫无怨言。并每隔一段时间，作有关编图方面和历史地理学的学术报告，充实和丰富编图者的知识。每当有编图工作成绩突出者，予以表扬；凡编图有差错疏误者，直言不讳，予以批评，是一位令人敬重的严师。这样，在他长期精心培育和严格训练下，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推动了编图工作的进展。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其骧师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打入牛棚，受尽了欺凌和折磨，编图工作全部陷于停顿，他对在“文革”中浪费的时间、精力和才能，深感惋惜和痛心。三年之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编图工作重新恢复，他被宣布为“一批二用”，思想上无间断的批判，精神上受尽耻辱，身心受到摧残，但他仍认真地编制地图，忘我工作。经过四五年艰难曲折的奋斗，终于在1973年完成全部编稿，自1974年起，分八册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

1981年夏，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对内部试行本进行修订。其骧师制定了修订的原则、办法及具体方案，撰写图集的前言和后记，约请有关人员负责修订。修订的图稿完成后，按图册集中交其审阅。当时预定计划八册图于1984年底起，以近四年时间全部公开出版。其骧师于1978年2月患脑血栓后，半身不遂，且年逾古稀，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不辞辛苦地忘我工作，仔细认真地审查每册修订的图稿和图组编例，详予订正，一丝不苟，有时为了按时交稿，不影响出版日期，不得不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甚至拂晓，严寒酷暑不辍。我负责修订的是第二册秦二汉图和第八册清图，因第二册秦二汉图是修订的第一批图稿，要严格按规定日期交稿，我连续数月时间修改、订正和补充，于既定日的凌晨携带修订后的图稿，赴其骧师家，交与审阅。他因昨夜为图集工作而通宵达旦，刚睡不久。这种忘我勤奋、辛苦工作、坚韧不拔的意志，实在令人惊叹和敬佩。正是其骧师和全体参与修订图稿的同事们共同艰苦奋斗，含辛茹苦、全力以赴，历时八年半，于1989年1月公开本全部出齐，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年高德劭　行为世范

上海医学院建院80年了，可谓年高；上海医学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有众多的一流的老专家教授，学风的严谨，医德的高尚，可谓德劭。在他们的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动影响、带动下，上海医学院培训出一大批高级医学专家，发扬了救死扶伤革命的人道主义，为祖国医学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

上海医学院在建国后的迅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与老一辈专家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医德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上医的前辈们经历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吴淞校舍被毁，搬迁来市区；随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上海沦陷，又被迫离开新校舍向内地逃难，最后落脚到重庆歌乐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如今的校址；接着三年的解放战争，物价飞涨，法币和金圆券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但是上医的教工们始终坚持不兼职、不私人开业，以坚守清苦的医学教研岗位为荣，所以能有出色的累累医学硕果，赢得了全社会的赞赏。

不仅如此，上医的老前辈们个人道德品格非常高尚，尤其难能可贵的表现在担任领导和医术带头人时不谋私利，在对自己儿女的培养和前途的问题上，可说公私分明，以身作则，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优越的职位为儿孙谋取金钱与地位。这类事倒真是不胜枚举：

创办人颜福庆老院长一心办好上医，绝不存私心，儿孙两代都未能入学上医念书。儿子颜瑞清仅在上海市结核病防治所任生物化学检验员；孙子颜志渊，报考上医时，成绩离录取分数线只差3分，上医招办人员拟通融接受，但为颜老拒绝，决不破格录取而降低上医的入学标准。

建国前上海医学院末任院长朱恒璧，也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儿子朱天申是经过两次入学考试才录取上医本科的。1947年夏，朱天申高中毕业报考上医时成绩不到录取分数线，而被燕京大学录取去北京读了一年大学，第二年夏再次投考上医，考分优良才被录取，但仍从一年级读起，6年后毕业，毕业分派去最艰苦的东北边疆，在内蒙古牙克石林区行医，直到退休。

学院领导大公无私、行为世范，名教授们也是如此起带头作用。一级教授徐丰彦是生理学专家、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基础医学部首任主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时期的院长顾问。他的大女儿徐元秀，是上医药学系优秀学生，1954年毕业时，虽然徐教授身边无其他儿女，父母都让女儿服从分配去西安扎根。还有一级教授谷镜汧是病理学专家，上医创办人之一，病理学教研室主任，我国病理学科奠基人之一，抗战胜利后曾任教务长和代理院长等职。他的儿子谷伯起，1946年考入上医，1952年医本科毕业后分配去了哈尔滨，而谷教授夫妇老两口身边也就没有儿女了。谷伯起教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从事病理解剖教研工作，造诣很深，和他父亲同一专业，理论上是天经地义的病理泰斗的接班人，学校想将他调来上医大，但是谷老不愿他儿子来上医，说儿子在同一科室自己的主任就难当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谷教授受到极大冲击，非正常死亡，剩下师母一人年老无靠，所以直到拨乱反正时，人事部门才将谷伯起调来上医，照顾老母。

王有琪教授也是上医建校的一员，任解剖教研室主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有两个儿子，大儿胡松，1955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分配去革命老区延安。二儿王健瑚1959年高考被上海铁道医学院录取，但他的高考分数还在上医录取分数线之上，上医学生科拟将他从铁医调来上医。但是王教授认为不妥，孩子的前途和发展不是决定于学校的水平，而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类似的事例还很多，不再一一介绍。老一辈的学院领导、教授专家们，这种秉公办学、严于律己、坚持原则、教导儿孙服从国家需要的动人事迹，为建国前后上医教职员工和学生所共知，奉为表率，至今一经提起，总是令人肃然起敬。这种优良的传统，希望与后学们共同永远继承。

师德长存　爱心永忆

顾翼东教授1903年出生在江南苏州吴门望族的一个书香世家，受其外祖父清末翰林王同愈的影响，喜爱文学和自然科学。1923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25年和1932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硕士和化学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受聘母校东吴大学教授，时年23岁。1938年至1952年间历任苏州东吴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同大学、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医学院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自交大来到复旦任教授，担任无机化学教研室主任和稀有元素化学教研室主任。顾先生学识渊博，文理兼长，基础雄厚，教育着重启发诱导，培养了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有12名成为中科院院士。在先生的影响下，一门三代有15人从事化学事业，堪称化学世家。

1953年夏，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做研究生，有六名同学分到无机组由严志弦教授和顾翼东教授挑选，我和徐燕师姐有幸被老师选中，自此程门立雪，侍师五十余年，如沐春风。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恩师的言传身教，对我一生成长起到关键作用，永铭不忘。老师在学术上的造诣和贡献，已有许多记载传世，不再赘述，这里仅就平日跟随老师所看到的、想到的和经历的一些事写出来，下载一点老师的家学与家风，聊以抒发一丝缅怀思念之情而已。

一、家风有德写人生

顾先生从他的先人及外祖父那里，继承了优良的家风，在临睡前必要安神养心，自问当天有没有做过亏心事，有没有对不起朋友的事，是否有人帮过忙……如此睡眠安稳，翌日更觉神清气爽。

他的外祖父王同愈，饱学之士也，做到翰林编修，经常教他为人要忠厚诚实，推己及人，切勿爱虚荣，不要求名利，先生一生淡定闲适，豁达开朗，与人为善，忠实地实践了前辈的嘱咐。

顾先生的人生格言是：与人无忤，与世相争，即对人要友好宽厚，对真理却要争个明白，有了这种观点与思想，才能团结大家和谐共事，才有毅力克服困难与阻碍，完成他的科学研究与创新。

顾先生常以家风教育子女，既仁慈又严格，他的长子回忆说：“在1947年夏季，自学校毕业，即将远出谋生，在离沪前夕，一日自外回家，正欲登楼赴卧室就寝，即被唤至客厅内，见父亲独坐室中，谓有话要与我谈，顿时觉得气氛沉重，因幼时对父亲向有敬畏之心，但话语开始后，即感到他的仁慈，是在给我行前亲切的叮嘱。他告诉我在外工作时，要和人友好相处，勿宜争长，勿自作聪明，因为聪明人到处都有；待人必须忠厚诚恳，工作务须足踏实地，取得成效，务实报导，切勿夸张自耀；勿任意交往女友，要选择适合有可能成家者，再接近之……这是父亲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可以此世代相传。”

顾先生与夫人相濡以沫，恩爱情深。1992年师母去世，老师非常悲痛，但能自我宽慰，可从他为爱妻撰写的挽联看出，挽联是：“伴君百年终有别，幸得子女齐成材。”顾先生又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和教育事业中。

二、养生有术健精神

顾先生年逾九十，身体健康，很少生病，行动灵活，反应敏捷，80岁还亲手做化学实验，眼明手不抖，转移试液非常准确。“文革”中在农村劳动，一次夜行军，工宣队要他和年轻人一道走田埂，跨独木桥，越小溪，行程2小时，他轻松自如，尤其感到得意的是他能走过狭小的独木桥。有人问他有什么养生健身的秘诀，他说人体有三件东西要特别保护，一是心脏，二是眼睛，三是胃。人如机器，不宜超负荷工作，心脏如有特殊感觉，需要即行休息，他的经验是当工作或阅读过久后，心脏频率会不正常，此时需放下书本或手头的工作，休息半小时后待其恢复正常，如若坚持工作则可能会发生意外险情。人们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命，可见眼睛的重要和珍贵。先生在20岁前，近视200度，在配眼镜时技术员告诉他两点：一是在家中不戴眼镜，二是眼镜配光时，光度不要配足，验光250度，镜片使用200度，这样能使眼珠保持机动性，不致增加深度。他说人过了45岁眼睛往往开始老花，坐的椅子要低一些，可以渐渐克服老花现象。因此年过八十，他还能书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能阅读文献、报纸。他经常对子女说：一日三餐，不宜吃得过饱，七八分就可以了。尤其是晚饭不要吃很多东西。可是老师对饮茶却很喜欢和讲究。早晨喝绿茶，他特别喜爱家乡的碧螺春，午后喝红茶或咖啡。绿茶提神，红茶暖肚，在黄梅天更宜喝红茶，乌龙茶更好。这是很符合科学的。俗话说：日喝一杯茶，年与茶寿，这茶寿指的就是108岁！此外保持心情愉快、不生气，与人接近沟通都是防老延年的要则。在东吴大学求学时期，美籍教授E.V.Jones告诉他一则美国俗语：No worry，no hurry and take things easy（勿烦恼、勿心急、放轻松）。他还加上：做事要有信心，则可达“船到桥头自会直”的境界。下述一些事例可以作证：

1958年前后，顾先生向校领导争得10余名青年教师跟他一起搞科研，他非常高兴，准备大干一场。可是，后来其中有些人被调去做其他事情不能再跟他一起搞科研，他很有意见，但他能以大局为重，接受现实，诙谐地调侃说：我的人又被“管道化”了，表示他的无奈心情（注：管道化是“大跃进”中上海化学化工领域摒弃锅炉等大型设备，让化学反应都在管道中进行，从上面加料，通过管道反应，下面即可得到产品，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狂想，当时许多工厂、高校化学实验室都在搞，后来不了了之）。“文革”中开批斗会，大家高呼口号打倒他，气氛紧张。后来有人问他怕不怕，他回答说，有些怕又有些不怕，说怕是因为群众很多，感到压力；说不怕是因为喊口号举手的大多是我的学生，他们是了解我的，他们是不会打倒我的，所以我又不怕了。

在罗店解放大队劳动时，一天工宣队用脚踏车把顾先生带到生物系劳动的韩家宅大队参加批斗会。一位头扎白毛巾、卷起袖子的大姐出来揭发批判他，他听声音有点熟，便抬起头来看看，哈，不是别人，原来是他的女儿顾其敏，后来他回家告诉师母，那天在田头批斗他的那位大姐，活脱就像“刘三姐”，你猜是谁？原来是我们的丫头“慧官”（顾其敏小名），他在“偷着乐”呀！

在罗店劳动，一次晚饭吃馒头，一笼热馒头端上桌，大家便去取食，站在角落里的顾老师，大概是腹中饥饿了，便伸手从旁边一个蒸笼里拿出一个吃起来，吃了一会儿，他问一旁的教师说：“怎么今天的馒头是粘口的？”那位教师仔细一看，忍不住捧腹大笑，原来顾先生吃的是还没有蒸过的生面馒头。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消除了人们一天劳动后的疲劳。“我有个名字叫‘郗土’！”这是“文革”中发生的事。顾先生跟随师生去上海某化工厂劳动时，厂里有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课题，从含EDTA的溶液中分离Cu，大家把这个任务交给顾先生去做，他以其深厚的物理化学功底，通过平衡的计算，综合有机化学的知识，很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后来该成果在化学通报上发表，但不许他用顾翼东的名字，给他一个郗土的名字，后来顾先生很诙谐地对我们说：“我还有一个名字叫郗土！”

顾先生的豁达胸怀，未泯的童心，即使身处逆境，也能自我解嘲，安度人生！

三、爱国有义重气节

日军侵略中国，顾先生十分义愤，誓与“倭寇”不两立。日军占领顾先生的家乡苏州，顾先生全家到荡口避难，一次回苏州家，看见家门大开，室内物件洗劫一空，古籍藏书、古董文物尽遭掠夺，收藏的我国珍稀矿石标本也一石无存，全被日军或强盗掠走，深感国破之痛。他告知家人以后不买日货，不用日货，在他的实验室里也找不到日本制的仪器。

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要迁往台湾，顾先生当时任分析室主任，要他一起去，但先生看到当时政府的腐败，不愿随往，坚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消治龙（磺胺噻唑）为人们所急需，解放前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顾先生在上海光明药厂任工程师，改进了国际上通用的合成方法，过程简捷，成本低廉。后来他把成果公开，许多药厂都相继生产，从此我国消治龙不再依靠进口。

先生在国家资源委员会分析室任主任期间，开展我国储量居世界首位的钨矿研究，发现钨矿中含有宝贵的铌、钽等稀有元素，为了保护国家资源不受损失，他建议要提高钨矿出口价格。

顾先生每天除了看中央台新闻外，很少看其他电视节目，但是那年中国女排夺冠的球赛，却每场必看，而且叫大家都看，他说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是一种爱国精神。搞科学研究，需要这种精神，要大家学习。

顾先生研究稀有元素，常与光谱专家邱德仁教授夫妇交往。据邱回忆，有一次顾先生带了一袋牛皮纸袋装的样品到光谱室说，包头钢厂是苏联援建的，钢渣全部运到苏联去，现在苏联撤走了专家，钢渣不运了，做了抽水马桶出口，别的钢渣做的全部退了回来，指定要这种产品，这里面一定有宝，要他们快点分析出结果，经过光谱测定，发现钢渣中含有大量的稀土和铌、钽、锆、铪等稀有金属，他们立即将结果报告国家，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资源的发现做了件好事。

1956年顾先生与南京大学李方训教授、中科院化学所梁树权教授受国家派遣，出席在葡萄牙召开的第15届国际纯粹及应用化学（IUPAC）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出的化学代表团，国家十分重视，有关领导指示，要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要体现大国风度，尤其要注意警惕别人企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们牢记在心，因此心情特别紧张，到了里斯本会场，仔细观察，果然出现台湾当局的旗帜，他们商量后立即向大会提抗议，要求取下台湾旗帜，经过斗争，主办方取下了台湾旗帜，他们见到五星红旗高悬于会场上，才堂堂正正地出席大会，圆满完成任务。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听党的话，对祖国的忠诚。回国后受到领导表扬。然而在“文革”中，竟有人颠倒黑白要他交代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真是叫他哭笑不得，呜呼！

1951年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系毕业同学赠送顾先生锦旗一面，上书“爱祖国、爱科学”六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同学们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敬仰与爱戴。顾先生十分喜爱，一直挂在客厅的东壁上。

四、治学有道育新人

顾翼东先生教学科研70余年，有“启发式教学，探索性科研”的心得，有5个“W”的治学经验。

先生数十年来教导学生都是用的启发式，反对死记硬背。上他的课有如天马行空，信手拈来，想到哪里讲到哪里，随时提出问题问学生，师生互动，气氛活跃，即使无味的理论课也不会感到枯燥，有些启发性的问题使学生终生不忘。例如，他要学生利用相图去解决吡啶中含水量的测定是很巧妙的方法，20年后一次聚会时学生见到他还提起这道难忘的题目。可见给同学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呀！他告诉青年教师要做到启发式，首先自己得博览群书，跳出教材的束缚；其次要做科学研究，达到专与博的统一。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至于5个“W”，顾先生说做科学研究首先要了解前人是怎样做的，便是How；人家为何这样做，便是Why；问问自己有没有新见解，便是Whether，这是建立自己观点的关键，是科研中的重要一环；研究中出现新事物、新现象，便是What，要抓住不放，追下去就会有进一步的发现；新的发现、新的东西、新的方法以及提出新的观点，便是Whither。

How，why，what，whether和whither五个英文单字里都有一个W英文字母，顾先生总结出的5个“W”治学和开展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化学界特别是物理化学界和无机化学界里得到广泛认同和继承。

著名化学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先生在顾先生百年诞辰时在复旦学报上撰文：60年前（1943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三年级跟随顾老师做毕业论文，顾先生当年只有40岁，是交大最受同学们敬爱的年轻教授……同学们都想在顾先生指导下做论文，竞争很激烈，我有幸被顾先生选中，并定了一个在40年代的前沿课题为论文题目，完成了论文，顾先生给了我94分，是全班毕业论文中最高的分数，我至今仍保留着。直到80年代工业上仍用我的方法进行生产，由此可见，顾先生选择研究题目的远见。通过顾先生的指导，我学会了如何做科学研究。

岁月易逝。虽然先生离我们而去已有10余年，但他那慈祥的微笑，风趣的言谈，未泯的童心，温暖的关怀，将永远留在学生们的心中。在他的子孙辈中，有9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与复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顾老留在校园的心影，永远受学生们仰慕、怀念！

斯人已去　怀念日深

在上医大众多名师、专家中，张昌绍教授对我教诲最多、给我印象最深。记得1953年秋，我由上海市卫生局分配到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教研组工作，报到时跟我第一次见面交谈的就是张昌绍教授。当时张教授看上去很年轻，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使我原本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张教授问了我的年龄、籍贯、文化程度和爱好等，勉励我今后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学习，不断上进。由于我对医学知识知之甚少，药理学知识更是一窍不通，因此他还勉励我自学英语、有机化学、生理学等必要的医学知识，为今后通晓药理学打下基础。他当场叫我抄录一张会议名单，我记得似乎有荣独山、林兆耆、杨国亮等教授。他看了我的钢笔字迹似乎很满意，叫我今后多向别的老师学习，以期尽快适应药理教研组的工作。

我在药理教研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对张教授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张教授不仅有渊博的药理学知识，更有他人所不及的药理学试验的操作技能，这可能是张教授在英国留学时刻苦学习的结果。他谨慎的工作态度和严格的科学作风使我至今难忘。他不仅能用浅近易懂的表达使我很快掌握了很多药理试验技能，还会用生动的语言启发我探索药理学知识。所以，我很喜欢能在张教授亲自指导下做药理学试验，我在做膈神经膈肌试验时，他曾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截取带神经的大鼠膈肌，如何进行电刺激使膈肌收缩。当时我用的对照药是筒箭毒，他像讲小说似的告诉我筒箭毒历史和名称的由来，以及这个药的药理作用，并描述了这个药的作用强度可用最直观的兔垂头方法来鉴定，其毒性可使人的全身肌肉麻痹而致呼吸瘫痪而死亡。这使我想起读中学的时候，曾看到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南非土著用竹筒吹出毒针毒死无辜的案件和《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南非生番用弓箭射死野兽和敌人的故事，我国早期武侠小说中也提到有“见血封喉”的毒镖等等。这个药的传奇大大地吸引了我的好奇心，增加了我对该药研究的兴趣。

张教授是第一医学院药理学的一级教授，又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国内享有盛名，但他并不因此而自负。他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一位年轻教师上课迟到了，受到他严厉批评。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教研组的全体工作人员的楷模。他给学生上大课时，不允许有迟到或早退。他以身作则，认真备课，讲课清晰而生动，板书、挂图安排都经过精心设计，决不马虎。每逢张教授讲课，教研组的教师、进修生和技术员都争取能听课，以期获得新颖、生动的药理学知识。有的高年资的教师和进修生还希望从张教授那里学习讲课时的仪态和风度。有一段时期，我曾系统地听张教授的药理课，在上课铃响前1、2分钟，张教授已守候在讲台下，俟铃声一响，马上登台讲课，下课铃再起，刚好终止讲课，时间掌握得准确程度使听课者无不佩服。

张教授关注组内的药理试验同样使我记忆犹新。教研组时常要做大动物开胸或开腹等手术，张教授则要求手术干净利落，术后动物躺在手术台上记录各种药理指标时，手术台上应不留一丝血迹，不放一件多余的手术器械。很多进修生和技术员既盼望能在张教授指导下做实验，盼望学到张教授的药理实验技术；又怕他来指导做实验，担心自己的技术不符合张教授的要求而受到批评。张教授严格要求各类试验器械和设备都必须是一尘不染，如发现使用的搪瓷盘、针筒和手术器械不干净，他会严厉批评有关的教师和技术员。为此，教研组的全体教师和技术员对所有的器械和设备进行了彻底的大清洗，使之焕然一新。张教授还做到每月和教研组每位成员谈一次话，了解其工作、学习、生活、思想和今后的打算等，勉励、提示、启发或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时我曾一度对药理学工作缺乏信心，便坦率地对张教授谈了自己的思想，希望能换一个环境工作。张教授听后并没有责备，而是和蔼地进行规劝。他知道我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和爱好，就提到教研组内的顾汉颐教授也精通生物统计学，是国内生物鉴定著名专家，又说到前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璧教授，就是一位精通数学的药理学家，他叫我以后多向他们学习和请教，以他们为榜样。他的谈话对我启发、鼓舞很大，打消了我改换工作环境的念头。

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的几个时间段是我们教研组的鼎盛时期。当时的高师班、进修生等外来学习人员众多，人数时常超出教研组的全体工作人员，不仅有较低年资的药理学教师，更有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的教授和主任来此进修学习。全教研组学术空气浓厚，年轻教师都住宿学校，即使年长的教师也很少会提前回家，办公室和实验室内常灯火不熄。我为了提高自己，科研和读书常到深夜，这跟张教授的带头人作用是分不开的。他作风正派，学术上精益求精，图书馆管理员都知道张教授是教授中来馆看书最频繁的一位。他不欣赏那些嘴上夸夸其谈而胸无笔墨的人，很重视在学术上刻苦钻研、在业务上埋头苦干的人。

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主任教授，说他来这里进修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张教授如何领导科研和教学，如何使教研组的每个成员的水平快速提高，如何带领教研组全体人员团结一致走向兴旺的经验。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张教授在全国药理学界享有多高的威望！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备受尊敬的张昌绍教授一夜之间沦为“反动学术权威”和“阶级敌人”，作为人的尊严、友爱、互信、互谅都丧失殆尽，竟被“勒令”打扫厕所，无情的磨难使张教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一位用自己的聪明睿智为祖国药理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著名药理学家，这位对我言教身传的尊敬师长，竟这样悲惨地离开了我们，令我感到万分悲痛！时隔四十载，张教授的言谈、笑容、举止仍历历在目。今天趁张教授百年诞辰之际，我写此文，用以表达我无限怀念的深情。

深情的缅怀

渐渐地，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年岁一年一年增长，人已变老了。我从走出大学校门踏上社会，至今已有五十载。往事如烟，许多事在记忆中越来越淡漠了，但有几件事却沉淀在心底，永难忘怀。

还是在1957年大学刚毕业时，学校就指派我参加由陈同生院长亲自带队的卫生医疗队去福建前线工作。这是我踏上社会的第一站，是在很多专家、教授指导下工作，到前线直接为解放军服务；更重要的是能和陈同生院长一道工作。陈院长早年参加革命，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坐过牢，表现得坚贞不屈。后来到解放区上战场，威震敌胆，担任过新四军的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叶飞司令员和皮定均、刘培善副司令员都是他的战友，对他非常尊重。陈院长既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又是作家、记者，他知识渊博，熟悉知识分子的情况。因此，他来学校担任领导后，威望很高。青年学生视他为革命老前辈，专家、教授把他当作朋友。我在当学生时，曾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又红又专的见解。当时学生中有人以黄家驷教授为榜样，主张先专后红，有人以调干生为榜样，说应该先红后专，还有人认为政治第一，政治挂帅，红是主要的，专是次要的。而陈同生院长教导我们：红专没有先后，也没有主次，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就是又红又专。这给我们指出了学习的方向，增添了学习的动力。

在医疗队工作期间，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帮助解决了舰艇上高温和通风问题，坑道中的潮湿和安全问题，还为舰艇官兵的健康、保健、疾病治疗做了很多工作。在前线，我和海军战士一起出海，切身体会到战争的艰险。1958年炮战金门期间，站在厦门岛上可以清楚看到大担、二担岛上国民党军队的备战活动。因此，战争的阴霾笼罩在福建前线上空，这促使我树立起努力学好放射医学、参与国防建设的牢固思想。

第二件难忘的事，是1958年参加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进修放射医学专业时，见到了彭德怀元帅的情景。那天上午，彭德怀乘一辆吉普车到院部。只见他短发平头，前额突出，穿一件蓝色的粗呢便服，双眼炯炯有神，个子不高，走路很快，典型的军人作风。他参观了实验室，还专门去了炊事房和基层看望官兵，与他们交谈，最后在小礼堂作了简短讲话后，就和全体人员一起拍照留念。50年代彭德怀元帅的形象在青年人的心目中是高大的传奇英雄。小说《保卫延安》、电影《怒潮》中的彭德怀是多么叱咤风云，令敌人闻风丧胆。而我眼前所见，他是如此朴素亲切，和群众血肉相连。他鼓励我们参与国防建设要不怕困难的话，曾激励我积极投身到放射医药事业中去。进修结业回学校后，我们在陈同生院长亲自领导规划下，白手起家，新老教师结合，共同筹建了放射医学专业和放射医学研究所，为国家核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例如60年代去新疆罗布泊参加了核弹试验，80年代参与制定秦山核电事故的应急预案，以及核辐射、核同位素的工业应用、医学应用的防护规则、标准制定等。这些工作，都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尽管做这方面工作在当时还不能公开宣传，无名无利，但在革命前辈的教育影响下，我们都无怨无悔地甘当放射医学发展道路上的铺路石子。

今天，我缅怀陈同生和彭德怀这两位革命前辈，心情感到很沉重，因为他们在“文革”的遭遇都很悲惨，受迫害而离开人世。但他们为中国革命献身，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立下的丰功伟绩，却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在我永恒的记忆里。他们的优秀品质、革命精神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和献身医学事业前进的动力。

忆苏德隆教授二三事

苏德隆教授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一直铭记在我们的脑海里。他的言谈举止，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使我们终身受益。我不禁想起苏教授平常生活中的几件事，犹历历在目，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一、观察钉螺分布

大概在1958年5月的一天，我陪着苏教授乘着一条小木船，悠然的缓行在青浦赵巷公社的河道上，船上还有一位老船工帮助我们划船。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惠风和畅，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苏教授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要观察钉螺在水线上下的分布。由于虹吸现象，在河岸边水线上显现出一个潮湿带，它的宽度又因河岸的坡度大小而改变：坡度大的，潮湿带窄；坡度小的，则潮湿带宽。在这个宽窄不一的岸边上，如有杂草丛生或碎石烂瓦堆积，便成了钉螺良好的孳生地。这一微观生态的观察，使我们对钉螺的生存环境，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钉螺是水陆两栖水生物，不能长时间留在水中，亦不能长时间在旱地上生存。以后调查证实：河沟岸壁上的钉螺分布，以近水线处最多，岩壁潮湿线以上则很少，水下钉螺分布与之相反。这一观察也使我们掌握了钉螺的宏观分布：如高山地区钉螺分布有限，江湖河滩地区分布广泛，都与水域及滩涂面积大小有关，这使我们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二、一份圆满的答卷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亲切接见了苏德隆教授，在交谈中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黄浦江两岸有的地方没有钉螺孳生？”苏教授说：“我不知道，我还未研究。”从此后，主席提的问题成了他的心事，朝思暮想要研究清楚。有一天，他让我准备300只确定性别的钉螺，随他到高桥附近的黄浦江边看看。我将成对的钉螺放在解剖镜下鉴别出性别，又选出了300只雄性钉螺备用。在夏秋之交的一天，苏教授选一个潮差比较大的日子来到近黄浦江出口的江边，做现场试验。当天试验地点的潮差超过3米。经潮水冲刷的岸边寸草不生，岸表上是淤泥，胶鞋踩下去淤泥下面却是板结的土地。苏教授让我将钉螺撒在潮水冲刷过的泥面上，观察钉螺能否“立足”。过了3天再去复查，钉螺已被潮水冲走。这说明潮汐冲刷，是钉螺不能在黄浦江岸边生存的主要原因。溯江而上潮差逐渐变小，到了最大潮差不到1米处才逐渐有钉螺孳生。可见，潮差大小与钉螺孳生有关。由于苏教授和其他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对毛主席提出的问题，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三、深入渔民生活

苏教授的兴趣是广泛的，学习也是多方面的。记得1958年间，有一次我们从工作现场回来，在青浦的南门外河浜上，看到一对青年渔民结婚。苏教授便跟大家一起伫立观看。当时青浦的专业渔民，成年漂泊在水上。结婚的新房就是一条船，还谈不到是新的，只不过是一只修缮过的旧船而已。男方和女方亲友的船只分别停靠在新人船只的两侧。婚礼是在属于新人的船上举行的，先由女方亲友将新娘的嫁妆送到船上。说起来她的嫁妆非常简单，仅仅是几床被褥、化妆用品、脸盆和马桶。然后牧师上船给新人做祷告和祝福。最后新人上岸分别拜见双方亲友。简单而庄重的婚礼，至此结束。婚后的新人和他们的“新家”，将和他们的亲友的船只一起，漂游于青浦河流、淀山湖和太湖流域，以捕鱼虾为生。幼小的儿童也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在船上，直到上学年龄才离开父母，到镇上或县城里的渔民寄宿学校读书。

苏教授说，渔民和他们的子女感染血吸虫的机会非常多，受的危害也最重，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我国湖区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者。当时我们在青浦研究杀灭日本血吸虫卵的方法，需要收集含虫卵的粪便做实验，就到渔民子弟寄宿小学的厕所里掏新鲜粪便。因为当时渔民小学生的血吸虫感染率高达40%，而渔民的感染率还要高些。苏教授对我们说：“渔民好像是一个‘少数民族’，由于经年在水上作业和水上生活习惯的特殊性，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他们易受血吸虫病的感染与传播。”

苏教授博览群书，善于向书本学习，但他更注重实际、接触群众。他在“读万卷书”中思考，在“行万里路”中追寻，探索血吸虫病流行的原因和防治之路。当我读到他的《中国血吸虫病生态学》一文之后，才寻到了他思考的轨迹，使我将上述的几件“生活琐事”联系了起来。他是在用生态学观点，探索血吸虫病流行与防治问题。他研究过血吸虫毛蚴、尾蚴、钉螺、感染性钉螺的生态学，以及村庄结构和离水源远近与血吸虫病流行的关系等，就是这一思路的延续。文章的结尾辩证地论述了建设三峡工程能否引起血吸虫病流行的问题，及我国消灭血吸虫病的远景，从而为血吸虫病防治事业指出了方向。

早在1964年，苏教授在其主编的卫生专业全国教材《流行病学》中提出了新定义：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的分布、生态学和防治对策的学科。他以生态学观点研究影响疾病分布的决定因素，为流行病学谱写了崭新的篇章。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学者提出了“新观点”并建立了“模型”，以生态学观点解释疾病的影响因素。其思路是与苏教授的研究一脉相承的，但其发表时间较苏教授晚了30多年。由此，我们深深的领会到苏教授学术思想的敏锐和深邃，并为之无限感叹与敬佩！

著书立说显风范——记王运熙先生

五月中旬，语文所杨明教授接受王运熙、顾易生两位主编委托，到舍下落实《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的修订工作，因该书作为中文系教材即将重印发行。杨明同志原是该书编写组中的“中年人”，可时光流逝，今年晚些时候，他也已达到退休年限。至此，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的初创成员，除黄霖教授等一二位继续在岗，绝大部分均已退休，教学科研任务全由年轻新人担任。杨明同志的来访，拨动了我原已宁静的心境，不禁浮想联翩，那半个世纪以来的复旦生涯，那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七卷本、两卷本的历历往事，一一浮现脑际。

中文系专业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出版于1964年，“文革”期间被迫停止编写。打倒“四人帮”后，学校百废待兴，教材编写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我有幸参与此书的编写，与主编王运熙先生等的信任关爱直接有关。记得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夏天，我刚从大学文科统编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的修订组回到学校，正卧床养病，某日，王永生同志（已故）到第一宿舍来看望我。一方面，他传达系里的决定，恢复文学研究室（原为郭绍虞教授主持）、语言研究室（原为陈望道校长主持）的建制，由王运熙、许宝华两先生接任，并合并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王、许两位任正副所长。王运熙同志希望我参加研究所工作，继续文学研究室的古代文论研究。对于新所长王运熙先生，我是乐于共事，心仪已久。还是在大学读书时，经常听到萧涤非先生推崇王运熙先生，赞誉他在汉魏六朝，尤其是民歌方面的学术造诣；后来在中文系近二十年的共事中，更敬佩他的为人和学者风范。我这次有机会在王运熙先生领导的写作集体工作，可以说是圆了毕生的一个梦想，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所里的邀请。

语文所设批评史研究室，其主要任务是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继续编写原由刘大杰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册，把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王运熙先生十分注意调动室内同仁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将小说戏曲理论部分交给黄霖和我分别负责撰写。我对曲论虽有涉猎，但开掘不深，领域不广，在编写过程中困难不少。运熙先生鼓励我勤于蒐集史料，细微分析；只要史料确实，分析认真，就应该用理论比较的眼光大胆指出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他告诫大家必须实事求是，以文本为准，不人云亦云，切忌乱用阶级斗争观点硬套史料，轻易下结论，行文务求平实、客观。他经常检查我们的进度，询问我们正在研究什么著作，有什么收获，可谓大处小处都不放松，有时连错别字也不放过。一次，我粗枝大叶将明代的张琦《衡曲麈谈》中的“麈”字误读为“塵”，运熙先生当即指出，类似的读错别字，容易被人瞧不起，必须十分注意。这使我终生难忘。再后，又利用业务学习的时间，组织室内同仁开展小型学术报告会，轮流汇报近期心得，督促大家深入钻研，大胆创新，相互交流，提高学术水平。前人的批评史著作，往往叙述到近代为止。运熙先生鼓励大家，希望能有所突破，将近代也纳入著作中来，使研究领域得到了历史性的扩展，体现了科研教学与时俱进的精神。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册，分别于1981年、1985年定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被大学文科采用为教材。稍后，该书又在台湾出版。王运熙先生自年轻时起，视力衰弱，审阅稿件十分艰难，只好请杨明同志念给他听，而中下两册稿子多达七八十万字，该耗费了他们多少脑力和体力！

在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础上，王运熙和顾易生两位主编，又带领研究室同仁，承接了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研究和著述。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经过前后近十年艰辛劳动，终于在1990年至1996年间先后出版。主编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均亲自执笔各撰两卷。这套巨著的问世，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赞誉有加（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本书还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94—1995）优秀成果奖特等奖（1997）、全国图书一等奖（1997）、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奖（1998）、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1999）等多项奖励。

七卷本《通史》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其一以“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列丛书”名义出版，各卷分别以《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等命名，由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老前辈老专家朱东润先生封面题签；封面书脊均具该卷作者之名，如“顾易生、蒋凡著”、“王运熙、杨明著”……充分体现了两位主编尊敬先贤、提携后进的良苦用心。王、顾两位的书法造诣精湛，经常为他人著作题签书名，这次却谦逊地请朱先生赐题，为著作生辉，被学界传为佳话。具名方面，主编者都谦居扉页，为执笔者以后评定职称提供了条件，至今仍为侪辈津津乐道。“长江后浪推前浪”，批评史编写组主要成员先后退休，学术带头人由早已脱颖而出的黄霖同志担纲，补充了新鲜血液，又承接了“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课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进一步拓展批评史研究的领域。为适应21世纪新时代的需要，王运熙、顾易生两位主编又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之约主持了大学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的编著任务，并于2001年正式出版。

王运熙先生平时言语不多，更少谈及他的家庭和过去，但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约略窥知一二。他1926年出生于杭州湾金山县的一个临海小镇，1947年夏复旦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研究工作，他治学严谨，崇尚求真，从翔实的资料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订分析，不盲从，也不轻易否定，比较赞同“五四”以来“释古”一派的做法和学风。早在40年代已经发表论文和著作，后来沿着汉魏六朝文学、乐府诗歌、唐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轨迹，一步一个脚印，为本科、硕士、博士生开设课程，授课半个多世纪，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主要著作有《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李白诗选》与《李白研究》（合著）、《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文心雕龙译注》、《望海楼笔记》，主编多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共计30余种，论文数百篇，可谓著作等身。王先生不仅以他精深博大的学术造诣带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全体不断攀登科研高地，而且也以崇高人品、学者风范树立良好的楷模。他在文论界很有声望，担任好几个学术团体协会理事长，可他从不张扬，淡泊名利。例如80年代一次普长工资，校师资办经办人员将王先生的增加数搞错了，增加数比一般讲师都低。我们发现后反映给师资办，经办人很着急，怕王教授发脾气，主动打电话认错道歉。原以为至少王先生要责备几句，没想到王先生在电话里却安慰她，说：不必道歉，不要紧的，改正就好！“文革”中，王先生原在南市区的祖居被占，后来“落实政策”，移居到现今住处。这是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公寓，建筑标准不高，设备简陋，王先生却十分满意，还命名为“望海楼”，“聊以寄寓怀旧之情”。因为此处再也见不到童年习见的大海和沙滩，听不到海潮涨落的涛声，与牢骚、不平毫不相干，益显王先生耄耋之年的平和心态与宁静致远的思想境界。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复旦，先到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后来调到郭绍虞教授主持的文学研究室，不久又与王永生一起参加大学文科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的编写，1963年又去参加“四请”运动，一直到“文革”开始才回复旦中文系。七八年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原来从学生时梦寐以求的古代文论研究一直是可望不可及。不料由于王运熙先生的厚爱，使我有机会参加大学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册的编写工作。这是我作为复旦学人心情舒畅、精神饱满投入教学研究工作的几年，毕生难忘。1991年秋天退休前，已经完成了三卷本批评史中、下册中戏曲理论批评部分的编写，和七卷本《通史》第五卷《明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戏曲、小说、民歌等民间文学理论批评的编写任务，以及协助所长处理日常事务工作。21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改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三卷本我原来执笔部分仍由我修订增删。至此，我理想的科研写作任务都已完成，算是又发挥了一点“余热”。美好的梦想已经变为现实，辛勤的探索，终于结出了果实。比之室内其他同仁，我是自愧不如；但我已竭尽了绵薄之力，清夜自思，问心无愧。

只要有路，我还将走下去——蒋孔阳的最后十年

1999年6月26日下午1点30分，我国当代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因病经治疗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在他所向往的21世纪的门槛前永远地停下了自己的脚步，没能留下一句遗言，没能亲眼看到在住院治疗期间曾惦念多时的几部文集的出版，没能住上一天刚刚搬好的新家，只是临终前在他那满是美学智慧的眼睛里噙着令人心碎的泪水，从此阴阳相离、生死相别……

生前，蒋孔阳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社联副主席、上海美学学会会长、农工中央咨监会常委兼复旦大学总支主任委员等一系列职务。他长期专攻美学和文艺理论，对美学基本原理和西方美学的研究尤为精深。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国内历次重大的美学讨论，并善于联系艺术实践，提出自己独特的美学见解，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他生前撰写出版了一系列美学论著，代表作如《美和美的创造》、《德国古典美学》、《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形象与典型》、《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和《美学新论》等，又主编了《哲学大辞典·美学卷》、《辞海·美学分册》、《20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和《西方美学通史》等。其中，许多著作曾获过多个重要奖项。鉴于蒋先生在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上海市人民政府曾于1991年授予他“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的殊荣。蒋先生的学术成就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充分关注，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刊物都发表过有关他的著作的书评，有的国家还翻译出版了他的著作。美国、日本等国曾邀请他作学术访问和演讲。蒋先生以自己的学术成就为我国当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赢得了国际声誉。2006年，中国作协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请蒋孔阳先生“入馆”，并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收藏了蒋先生生前所用的书桌、坐椅、书橱和不少藏书，准备在该馆扩建工程完工后，在馆里布置一个蒋先生的写作室，以志永久的纪念。获此殊荣的，上海这次只有三位作家，蒋先生名列其中，这是复旦中文系的光荣，也是美学界的光荣。为了纪念蒋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社联、上海作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蒋先生逝世周年大会上还宣布设立“蒋孔阳美学奖学基金”，奖励学美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蒋先生作为一个美的探寻者，他既是一位严谨持重的学者，也是一位真诚忠厚的长者。在他成长、发展和工作的人生岁月里，无论客观生存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他总是念情于学者的斯文和学术的尊严。他努力守护一个读书人的本色，追求读书人的品格、境界和觉醒。他总是平等待人，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不但在为学上注重宽容精神，在学术观点上不排斥异己，采取“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在为人上也总是宽以待人，不搞圈子；他毕生服膺马克思关于“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的名言，在治学上博采众长，在为人上虚怀若谷。

熟识蒋先生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到，他是一位融生命、学问和美于一体的值得崇敬的老师。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探索人生和探索美学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坦然面对磨难、执著追求的一生，是崇尚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一生。他的逝世，对他的诸多学生来说，则意味着一个精神父亲的陨落。这里拟对蒋先生最后十年的学者人生之路作一番尝试性的勾画，以深切缅怀他在美学研究上的重大贡献。

1989年，这是一个对许多人来说至今都记忆犹新的年份，也是一个对中国美学影响深远的年份，由此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在总体上走入了一个高原时期。是年，蒋孔阳66岁。在这么一个或许应该六六大顺的岁数里，他的日子却并不顺利。当《哲学大辞典·美学卷》的编纂进入尾声，诸多疑难问题汇总到他这个主编手里，他就开始加班加点地工作，未料在新春过后不久的一天深夜不慎跌在盥洗室里，以致病了一场，3月住进了长海医院，直至7月份才出院。这一次住院对蒋先生的身心影响不小。应《收获》杂志社之约，在完稿于8月26日的《且说说我自己》一文中，他深有感触地写道：“坐在门前，看着庭前的阳光和绿草，感到自己体力的衰歇，不胜感叹。我们常说：人定胜天，人要征服自然，这固然是对的。但到头来，是否还是天定胜人，自然征服人？你看秦皇汉武，当时多么威风，为了建立自己的丰碑，草菅人命，弄得民不聊生。可是，他们能够胜过他们墓前的阳光和绿草吗？我们人，应当积极向上，奋发有为，报效国家，奉献社会，可是我们不能为了‘胜利’，逆天而行！我是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我唯一的用处是读书。读书的目的，是要增长知识，明辨是非，活跃思想，探寻真理，提高人的价值。但人的价值，不在于战胜他人，夺取个人的桂冠，建立自己的体系，而在于把自己提高到宇宙社会中来看，让人认识到天地之大，人生之广阔，真理不是一个人独占或包办得了的。我们应当像庭前的阳光和绿草一样，多作奉献，把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篇在蒋先生毕生所有论著中难得全面谈论自己的自述性文章，连同同年12月9日写就的《在人生选择的道路上》以及此后的《我与美学》一文，标志着蒋先生的最后十年，在总体上开始进入一个人生总结、人生回忆和自我反思的时期。

蒋先生不但在《且说说我自己》中乐于把自己的一生以“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喻，而且在《在人生选择的道路上》一文的开篇就指明自己这一生有过许多错误的选择，它们给他带来痛苦和灾难，但选择美学和文艺理论作为终身职业，还是基本上符合他的性格和兴趣的。他别有会心地指出：“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这显然是一番肺腑之言。如此平实的语言和如此澄明的道理出自蒋孔阳之口，也是自然而然的。1989年以后，他正是在时常感到体力不济的情况下，依然怀着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在学问人生之路上艰难跋涉，而他在1989年8月5日所撰的一篇序文中再次钟情于歌德《浮士德》中“人是只须坚定，向着周围四看，这世界对于有为者并不默然”的诗句，正是他的这种学人心迹的最好印证。

从1988年应邀赴英国诺丁汉大学参加第11届国际美学大会归国之后，蒋先生的学术重心是加紧《美学新论》一书的撰写和定稿工作。《美学新论》这部于1978年开始构想、1983年开始正式撰写的美学巨著，在历经10多个寒暑春秋之后终于完稿。在7月12日撰毕的该书“后记”中，蒋先生极力推崇古人所说的“温故而知新”，既强调美学问题的历史性，又注重美学的新发展和新情况，同时，他对王羲之所说的“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也称备有加，表明自己的这本《美学新论》所追求的“既不是新的体系，也不是新的名词和术语，而是力图通过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通过我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应用到千变万化的客观现实中去，使之具有我自己的特点，具有我自己的‘新意’”，而在对美学问题的实际分析和解决中，他又进一步重申了广泛联系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学研究也莫不如此：“任何事物，它的是与非，好与坏，美与丑，有时很难绝对地划分。我们应当通过多方面的联系，进行具体的分析。而就是在具体的分析中，意想不到的‘新意’，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关于如何让美学研究迭出“新意”的体会，既是蒋先生毕生研治美学的经验之谈，也诉说了一个美学家多年来在美学园地里励精图治的心曲，道出了美学的发展之道。不难想见，当《美学新论》这样一部历尽艰辛的总结性著作终于完稿的时候，蒋先生是何等的欣慰！

1991年春，应出版社之约，蒋先生编选了《文艺与人生》一书，1992年编就付梓，全书除“人生回忆”编由于系属自我剖析性的文章因而最受他本人喜欢外，收入文章最多的还是序文，其中有不少序文和读后感蒋先生自认为写得最为满意或最有代表性。对写序的事情，蒋先生早在1989年就作过一个富有意味的交待：“都是搞美学或文艺理论的，答应了这个，推辞了另外一个，不好，于是我办得到的，我都尽可能答应。给人写序，难免要说几句好话。不过，我要说明的是，一般要我写序的稿子，都是编辑部通过了的，有了清样的，有的是直接由编辑部出面要我写的。因此，质量都有一定的保证……至于讲几句好话，鼓励鼓励，我更认为是应当的。我国目前的学术界，不是著作太多，不是水平太高，那么相濡以沫，相互鼓鼓气，这对于繁荣我国的学术，不是非常必要的吗？记得过去我和一位朋友下棋，他把输赢看得很顶真，我则无所谓。我常把棋子送给对手吃。他说：‘你那么轻易地把棋子送出去，让对方吃，让对方高兴，何苦呢？’我说：‘能够让人高兴，不也是一种愉快吗？’我写序，也多少带有‘让人高兴’的意思。”透过这段文字，一个性格真实、待人真诚、为人为学都力图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学者形象就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蒋先生来说，1991年的确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是年5月2日，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奖评奖揭晓，他与朱屺瞻、朱践耳同获“杰出贡献奖”的殊荣。5月11—13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作家协会、上海社联和上海美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蒋孔阳美学思想研讨会”。这一年，在蒋先生的学术心弦上，萦绕着一个鲜明的思想主题，那就是让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振兴。1月，他赴江苏镇江参加了国内首次“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由于深感国外“对中国美学界的了解是一片空白”，所以他在会议发言中极力呼吁“我们要中西交流，没有一定的往返渠道，只引进不输出，我们不可能走向世界”。9月6日，在题赠《东方丛刊》杂志时，他又写道：“研究东方文学，去粗取精，弸中彪外，为振兴中华民族，作出贡献！”11月16日，他在参加民盟上海市委和《群言》杂志编辑部举办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专题座谈会时，谈话的主题也还是不离“迎接西方文化和现实生活的挑战”。

刘长卿诗云：“怜君一见一悲歌，岁岁无如老去何？”进入90年代初，年近古稀的蒋先生患上了一些老年慢性病，身体和精力大不如前，行动也变得不便，一方面他感到老年是一个客观的生理事实，是人生的规律，也是人生的归宿；另一方面他仍怀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依然是一副忙碌而又充实的身影。1991年的暮春三月，应《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的主编之约，蒋先生撰就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只要有路，我还将走下去》。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但重温了自己在60年代受到批判后的那种人生信念：“我们不能因为知道自己有一天要死，因此就不生活。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诚实的工作有一天会遭到否认，因此就不诚实地工作。诚实地为人类的幸福去工作，是自己的使命……”，而且还想起了早年所写的长篇论文《屈原与陶渊明》，祈望人应当“像屈原那样工作，不马虎；像陶渊明那样生活，不计较”。的确，蒋先生的最后十年正是怀着“只要有路，我还将走下去”这样一种不怕老的精神，克服看病、吃药和住院治疗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依然念情于当代中国的美学事业，笔耕不辍。1992年以来，他新撰了数十篇各式学术文章，先后在纽约《中外论坛》、香港《二十一世纪》、《文论报》、《人民日报》、《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等报刊上发表。

此外，蒋先生还力所能及地参加了各种学术活动和会议。如1993年7月8日赴美探亲，9月东游途经哥伦布市和波士顿，在俄亥俄大学和哈佛大学等作题为《唐代诗歌的审美特征》的学术报告；1994年以后，又先后出席在内蒙古等地召开的“冯契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走向21世纪：艺术与当代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审美文化与美学史学术讨论会”，以及应邀参加《文学报》创刊一千期庆祝会。每与会都撰写论文或发言稿。

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自己的学术成果得到认真、广泛的社会承认更为称心了。1997年6月和11月，蒋先生的自选集《美在创造中》和《美的规律》先后付梓。1997年底，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决定把四卷本的《蒋孔阳文集》纳入重点出版计划，蒋孔阳获悉后其欣慰之情是不言而喻的。1998年新春刚过，文集的编选问题就自然成了他的学术工作重心，至4月初，文集的编选工作大功告成，并交付出版。这一阵子，蒋先生身上的一些老年慢性病症状给他的身心也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他时有感到看出去的东西变了颜色，还时常产生幻觉，而从三年前开始出现的手腿僵硬型帕金森症状，此时也变得越来越明显。6月24日上午，蒋先生召我去看两份稿子，其中一份是他刚刚写就的初稿《怀念周谷城先生》，全文虽仅700字，却写了5天。从稿件的字迹来看，已没有往日的那种遒劲之气，不但字迹凌乱，有的甚至笔画也不连贯，可见写得异常艰苦。当天下午，蒋先生以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的身份应邀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6—1997）授奖大会”。6月26日（一年后的这一天成了令人心碎的日子）下午，蒋先生召我去商议重庆出版社拟出的《上海著名学者文集·蒋孔阳集》的编选工作，再三叮嘱我按丛书的有关要求编好这本集子，并希望我抓紧把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四卷本《蒋孔阳文集》的“代编后记”也尽快写出来。

1998年7月初的申城，烈日当空，酷暑难熬，蒋先生却仍然挥汗劳作，认真而又费力地对《怀念周谷城先生》一文作最后的修改和定稿工作。不料，7月17日他在起身接听一个电话时不慎跌了一跤，7月25日住进了医院，从此，他就再也未能回到那张与他朝夕相处的书桌，等待他的再也不是他念兹在兹的学术活动，而是与病魔之间长达11个月的殊死搏斗……

创业篇

深情的回眸　无限的企盼

今年是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成立40周年，回顾该室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思绪万千。

1964年，国务院外事领导小组会同中国社科院和高教部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成立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并确定在复旦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室。有独立的编制和经费，外汇由教育部直接拨发，专款专用，世经所2/3，拉美室1/3。有独立的资料室，订有外文报刊100多种，每年直接向国外订购一两批外文专著。拉美室由程博洪先生任研究室主任，党、政由历史系代管，筹建工作刚开始不久，因“文化大革命”而搁置。

1968年初，我和刘文龙教授作为出国储备师资从北京语言学院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俩被调到了复旦拉美研究室。因当时正是“文革”最疯狂的时期，读书无用，中文系要取消，搞大文科的传言不断，而该室有许多西班牙文报刊和书籍，无人翻阅，我们想利用大学毕业后所学的西班牙文，翻译些资料，也许是一种最佳的选择。1970年，周恩来总理在接待拉美外宾时，多次听到在拉美有许多家庭几乎都挂游击英雄切·格瓦拉的像，在拉美其影响比毛泽东还大，“游击中心”理论广为传播。总理向外交部有关人员提问：什么叫“游击中心”，其理论要点是什么？可因大家忙于运动而无人知晓。得知该消息后，我们就组织室内人员查找资料，同时开始对一屋子满是尘土的外文报刊加以整理，送图书馆装订成册。最初从报刊上找到一些格瓦拉论游击战方面的文章，以及对其观点的各种评论。我们据此编写了“游击中心论”及其主要观点的简报，交上海外办，并转交中央。从此开始上海外办需要什么有关拉美的资料，我们及时提供，并随时把有关拉美的新动态、新信息写成简报送上海外办。

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深入发展，需要我们提供的拉美信息越来越多。另外，大量书刊经过整理，发现有不少书可翻译出版。于是，主要由程博洪先生挑选，我配合组织人力翻译。室内人员不够，征得领导同意，把历史系所有懂外文的老先生：周谷城、田汝康、靳文翰、耿淡如、章巽等著名教授都组织到拉美室参加翻译。同时，经上海外办推荐，把当时在工厂劳动的林无畏、慈文华、黄奋、陆定纲等外事系统老翻译先后调入复旦拉美室工作。从古巴的《波希米亚》杂志上翻译《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开始，随后翻译英文和俄文版的《格瓦拉传》、《拉丁美洲游击运动》和西班牙文的格瓦拉的《游击战》等书，并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出版。室内人力不足，就到复旦外文系、上海外语学院及上海社科界寻找合作对象，经方幼封教授介绍，甚至到北京拉丁美洲研究所（当时该所尚未恢复工作）寻找翻译者。其中主要的合作者有：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西语系主任的孙义桢、徐瑞华，曾任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姚廷纲，担任过北京拉美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陈芝芸夫妇和《剑桥拉美史》的主要校订者徐壮飞等10多人。翻译的大量书稿经我室人员校订后出版，共出版了《卡斯特罗与古巴》、《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庇隆与阿根廷》等10多部书；另外，从外文报刊上翻译和摘编的文章，以《拉美问题译丛》和《拉美问题资料》的形式出版，共出版了20多期。这些书刊的出版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任中国驻秘鲁大使的焦若愚在回国休假时见到我室翻译出版的（秘鲁）阿尼瓦尔·基哈诺的《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兼对新帝国主义的研究》一书后，在返任途经上海时，他专门把我叫到锦江饭店，了解我室对拉美、特别对秘鲁的研究情况。他说，他在秘鲁多年，还不知道阿尼瓦尔·基哈诺是何许人？他要我们尽量多翻译出版一些拉美的书刊。我把我们翻译出版的书送他，后来他请大使馆也寄送了一批秘鲁的书给我们。值得指出的是，复旦拉美室当时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果，完全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校内外各方面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四人帮”粉碎后，拨乱反正。聚集在拉美室的老先生分别回到了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上海外事系统调入的几位也大部分先后调离了拉美室，余下人员经与程先生商定，按地区和国别进行了分工，并确立了各自的研究方向。整个室的研究重点仍以原定的“对二战后拉美政治、经济、文化等作战略性研究为主，兼及历史”。具体研究工作除继续参加撰写《世界历史长编》，向上海外事部门提供有关资料及承担《辞海》、《中国百科》等拉美条目撰写外，重点组织编写《拉丁美洲经济》和《苏联和古巴关系（1959—1982年）》两书，室内人员按各自分管的地区和国别分头撰写。在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拉丁美洲经济》出版计划时，程先生亲自撰写了该书的大纲。

程先生多次同我说，研究人员不能只懂英文或西班牙文，一定要懂两种外语，决不能只靠中文资料写文章。他还要我严把研究人员调入关，严格控制研究室规模。他说，尽管拉美有30多个国家和众多地区，但专职研究人员只要十几个就够了，一定要少而精。他多次强调研究成员尽量要从经济、国政、历史、外文等系科中选留，以便少走弯路，分别直接从事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他还说，研究成员组成要逐渐转向研究生毕业的为主，既通外语，又有专业知识和从事拉美研究的基础，有条件的再到国外进修一段时间，这样就可以独立开展研究工作了。程先生把拉美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为此，在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制度后，他率先带了两名研究生，翌年又招收了五名。这在当时众多老先生中，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这些研究生大部分不懂西班牙文，研究室专门调进了一位开设西班牙语课的教师，研究室的工作逐渐步入了正轨。

1981年，我赴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任教，1986年回国。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拉美研究室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程先生因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部分不能留在室内，因此不愿再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而退休。拉美室逐渐演变成了历史系下属的一个教研室，失去了独立编制、经费和单独招收研究生的权力。仅有的只是始终不变的购买外文期刊的外汇和每年2000元钱的科研经费。每年订购新书的工作因没有外汇而中止，原有的外文报刊因涨价而逐年缩减，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原有的许多国外学者因没有接待经费而逐渐失去了联系。研究室的工作重点也从以科研为主逐渐转向了以教学为主，但能在历史系开设拉美课程的只有《拉美史》和《当代拉美》等选修课，而且《拉美史》课开设了几次因选修学生没有达到10人而中止，众多研究人员无课可开设，发表拉美方面文章的园地又有限，争取科研项目则更难。到每学期期末统计工作量时，许多研究人员常感到很尴尬。于是，程先生和方幼封教授留下的三个研究生先后去了美国。有的人员被调离，有的自谋出路离开了拉美室，有的相继退休。随着研究人员的不断减少，资料员也被调走，后来独立的资料室由历史系资料室代管，拉美室日常资料工作由研究人员兼管。到1996年，曾一度达到近20人的拉美室只剩下了方幼封主任、刘文龙教授和我三人。

方幼封主任退休后，拉美室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我同刘文龙教授各自承担着繁重的党政、教学和科研任务。刘教授任历史系总支书记，我任系工会主席兼世界史教研室支部书记。他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世界文化交汇》和拉美史方面的课程，我开设《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研究》、《拉美与东亚现代化比较研究》及《当代拉美经济》等课程。我们还各自主持着上海社科院和国家教委批准的研究项目，并兼搞拉美资料工作。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的外文书刊散乱地堆放在系储藏室，十几年不变的科研经费，即使《大参考》同韩国研究中心合订后仍不够支付，校图书馆还不时向研究室催交所欠款项，订购的外文杂志已缩减得七零八落。目睹这一状况，我向文科科研处反映，他们认为拉美室是历史系的一个教研室，有问题应找历史系。找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他说学校没有钱，你们能搞到钱就搞，弄不到就不搞。

面对30多年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外汇的拉美室将随着我和刘文龙教授相继退休而彻底消失的趋势，我直接给复旦党委书记和校长写了一份《复旦拉丁美洲研究室告急报告》，简述了该室成立的经过，取得的成果及面临即将消亡的现状，并提出了恢复拉美室原有独立建制，增加经费投入，授予单独招收硕士生的权力和聘请兼职教授等6项建议。为引起校领导的重视，我请曾任复旦副校长的庄锡昌、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总支书记刘文龙、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金重远和外办主任沈丁立在报告上书写支持的意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现任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沈丁立把拉美室视作国宝，呼吁学校关心和支持。报告分别交校办和党办后，党委书记秦绍德很快批示，同意报告各项建议。王校长把报告批转给主管副校长和文科科研处，请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后，提出具体意见，交校长会议讨论。但这位副校长当时即将离任，已无心处置此类难题。拖到我知道校长和书记批示消息时，因我获西班牙外交部科学文化总局奖金，正忙于结束手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准备赴西班牙马德里作《欧元启用与西班牙经济》的访问考察。2000年初，我从西班牙回国，那位副校长已调离复旦。我忙于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战后拉美主要国家发展道路研究与比较》，结束研究生课程和办理退休手续。那份报告得到的唯一结果是，文科科研处仅给我室5000元科研经费而已。

上述简略的回忆，蕴含着我对加强复旦拉美研究的无限企盼。因为正如沈丁立院长把拉美室比作国宝熊猫一样，无论从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要建立三个中心的上海和力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复旦视角，还是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广大拉美地区和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需要的角度看，在中国、在上海和复旦，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人员实在太少了。如果教育部和学校对此不加重视，不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复旦拉丁美洲研究室就很难得到发展。复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成立，无疑是学校开始重视的一个具体表现，也给了拉美室一个很好发展的契机。当然，指望拉美室在短期内迅速扩大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国际问题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机构间的融合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拉美室也要总结和吸取数十年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形势下，要充分利用学校和上海两种优势，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国际、国内的联系。复旦拉美研究室的新生，必将指日可待。

汗水心智编织的青春岁月——关于复旦加速器的回忆

有关复旦的加速器，我作为一名设计制造加速器的一分子，以亲身经历来谈谈它的发展过程。

1958年11月经金兆良同志安排，我提前毕业，加入了侯旅适领导的静电加速器的研制组。那时没有节假日，每天从白天干到黑夜。我画过图，就是把从北京原子能所临摹的草图，画成加工图；也跑过器材和联系加工。大跃进时期，物资紧缺，连几瓶丙酮乙醚、几颗电石也得自己去买，氟里昂得去冰箱厂商购，买变压器，得有漆包线，要漆包线得有电解铜，要买电解铜得先有市主管部门的批准……一次深夜，错把海宁路当成海伦路，敲开门的竟是服装店，闹了个尴尬的笑话。我们处理过翻砂体的表面，磨平加速管用的玻璃圈。经过两个月的奋战，于1958年底把加速器主体安装在100号，房高不够，就把楼板凿了个大洞。随后进行调试，我负责抽真空，为解决漏气，曾多次得到华中一先生的指点和帮助，所用的真空泵和测量仪也是电真空实验室和校工厂的产品。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加速器仍不能正常运转，所以从1960年下半年起就酝酿改建，此议得到高教部支持，并预定200万元用来改建加速器。稍后在国家科委召开的锦江饭店会议上，我校的加速器改建连同外单位两台加速器一起被列入二机部军工产品计划，下达给上海先锋电机厂生产。外单位的按苏联2.5MEV型加速器图纸生产，预定单价500万元。我校的加速器由高教部拨120万元给先锋厂，图纸由我们自行设计，先锋厂认为这是非标准产品，不肯承担加速器束流能量等指标，只能以部件组装出厂。

为改建成立的设计组成员有陈炽庆、王潜智、陈兴华、吴培椿、汤国魂、谈性堃，负责加速器及附属配件的设计，总支书记徐余麟要我（笔者）任组长，并关照，改建时要利用已有的大钢筒和保留中间电极。

几经周折，我从上海电缆厂借到了加速器电场设计的原文，凭着字典自学，向倪光炯先生请教，克服了英语、数学上的难点，掌握了加速器电场计算方法。首先是加速器的总体设计，在预定指标为3.0MEV时，经计算确定加速器主体各部件的尺寸和数量（设计中考虑过中间电极使用的可能，但运转中从未用过）。再者是加速器主体上的均压环，计算表明，与圆形截面相比，椭圆形截面的均压环的电场性能要好得多。设计方案形成后先向加速器组汇报，并经副系主任杨福家审阅，将指标由3.0MEV改为2.5～3.0MEV。1961年底，由我和王潜智赴京向高教部和国家科委汇报，并通过了北京原子能所加速器专家叶铭汉、陈鑑樸的审查。

那时，陈炽庆、汤国魂、陈兴华、吴培椿去先锋厂上班，王潜智（加速器实验室负责人）负责厂校协调。先锋厂由总工周启章牵头，具体协作的是王顺发、肖玉贵、沈法良等。我们四人除设计绘图外，还参与关键部件的试制，加工工艺和工夹具的商定设计，产品加工流程中的质量监控和出厂验收等等。组内我负责加速器的总体设计，它与建筑物的衔接，拟定零部件出厂标准和明细表。为防出错，由汤国魂绘制1：2的加速器总装图。他还负责设计磁分析器和磁环境。吴培椿负责输电系统的设计和考虑加工工艺及工夹具方面的问题。陈兴华设计加速管及考虑加速器运行时的稳定性。谈性堃则负责设计离子源系统及高压电极内各部件的安排等。几年内我们共绘制了大小图纸六七千张。

我们的特色设计是椭圆形截面的均压环，椭圆的长短轴之比是40：16.4，市场上没有椭圆管，就找上海永鑫无缝钢管厂，该厂全国劳模潘阿跃的技革组答应和我们一起试验，用圆管拉制椭圆管。为了质量，我们四人硬是用锉刀、砂皮，把钢管表面的砂眼、锈蚀、擦痕等磨平打光，拉管的模具也经过多次改进，终于在1962年除夕深夜拉出了合格的椭圆管。我们又和先锋厂一起商定了均压环的加工工艺和相应的工夹具，使均压环成品形状正确、尺寸精密、镜面反射，因而对加速器电压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

解决了诸多难点之后，先锋厂从1963年起大批投料加工我们的加速器。与此同时又多方努力，校内原有的加速器也开始能在较低能区做些实验，其间我和汤国魂参与了磁分析器的调试，并联机成功。

加速器改建经历了5年，1965年10月加速器及附属配件，从先锋厂运回复旦，两个月内完成老加速器的拆卸和新加速器的安装，于1966年1月一次运转成功出束，分析器后的弯管束流40微安，能量为2.5MEV并逐年提高。最高稳定能量达3.0MEV，且能在0.4—3.0MEV范围内连续可调。此后它运转多年，为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为学科建设、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众多贡献。作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大科研设备，它接待了许多国内外嘉宾的参观访问，为复旦和祖国争了光。

这台加速器的加工费用约85万，校内各种配套也不过20万，是先锋厂加工的几台加速器中投资最省的。北京原子能所的加速器，于1958年建成，能量为2.5MEV，但它的许多零部件是从国外购进的，我校老的加速器就是参考它来设计的。我校改建的加速器是我国第一台完全自行设计、由国产材料生产的加速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的性能是国内最好的，也优于从苏联进口的2.5MEV型加速器。它在高电压、高气压和高真空状态下运行，性能优异。1977年12月荣获上海市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

回想汗洒加速器的年月，我仍深感欣慰。那种踏实苦干，不为艰苦条件所束缚而敢于创造的那股劲，今天想来，仍使我动容！

贵在坚持　重在协作——我国首例白血病病毒分离和研究侧记

1954年，卫生部决定在我国医学院校内普遍设立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于是，上医于1955年成立了病理生理学教研室，著名血液学家朱益栋教授为主任。这年2月，我被选送到北京由原苏联专家授课的“中国首届病理生理学高级师资进修班”学习，一年后结业，由原生理教研室调入该室任职。由于这是一门新设立的医学基础学科，头几年教师们主要精力用于编写教材和教学实验指导，上理论课和带同学实验等教学工作，科研工作也逐渐开展。

白血病是我国人类常见的九大恶性肿瘤之一，年发病率为2.76/10万人。但其病因、发病机理尚不完全清楚。通过对与人类白血病类似的小鼠白血病模型的实验，发现化学、物理和生物性致瘤因素均可诱发不同类型白血病，尤其以病毒病因最为明显。研究证明，逆转录病毒与动物和人类的白血病发生有关。因此，病毒已成为白血病病因和发病机理的研究热点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朱益栋教授指导和支持下，我组织和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选定当时国内还处于空白的白血病病毒病因学，集中精力进行实验研究。为此，我们研究小组不少人员几乎奋斗了一生，为我国首例白血病病毒的分离作出了贡献。

1965年我们成功地诱发L6565病毒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小鼠模型，可连续传代。1971年又在该小鼠模型基础上，建成了SRS腹水型淋巴瘤小鼠瘤株，也可连续移植。这两个模型的瘤细胞证实均含有白血病病毒，命名为SRS病毒（SRSV），皮下或腹腔注射皆可诱发不同白血病。为了对白血病病毒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分离出大量纯化的病毒，于是，我们在已建立的L6565和SRS两个模型的基础上，逐步转入细胞生物学和病毒学研究。1982年始，我们陆续建成了SRS 82细胞系、SACIIB2克隆细胞株、SRSV/3T3细胞系。后一株细胞系是我们建成的SRSV和NIH/3T3细胞共同培养建成的，而NIH/3T3细胞是国际学术界常用的非肿瘤性成纤维细胞，具有生长旺盛、较易获得纯化的病毒，也为白血病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1997年我们又建成了L6565白血病淋巴细胞克隆株。这些细胞株已送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细胞库长久保存，以便提供兄弟单位研究应用，充分发挥我们研究小组成果的社会效益。

研究小组在白血病整体和细胞生物学的研究过程中，都与学校生物物理教研室蒋有铭、郑葆芬、程关荣、曹式芳、单易非等教授紧密合作，把研究深入到分子生物学水平，证实我们分离的SRSV与RNA肿瘤病毒有关。此外，应用核酸提取、凝胶电泳、重组分子克隆等分子生物学技术，证明与国际常用的AKR和MO小鼠白血病病毒不同，表明SRSV是我国首次分离的新白血病病毒株。之后，我们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子生物学教研室（H.Fan）教授协作，还证实了SRS病毒是一种复合体，有别于西方国家已分离的白血病病毒株，并将此研究结果共同发表于美国1995年的《Virology》（病毒学）杂志。40多年来，我们研究小组坚持对白血病病毒研究，从整体水平小鼠病毒性白血病模型建立，到细胞水平的小鼠病毒性白血病细胞系和细胞克隆株建立，并深入到分子水平的小鼠白血病病毒的系列研究，终于分离研究出我国首例具有自身特点的白血病新病毒株，为人类攻克白血病作出应有的贡献。

今年我已是80高龄，离休已14年了。这40多年来与实验性白血病病毒病因学研究结下的情缘，常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与季文琴、孔宪寿、殷莲华、黄春妹、朱根发等同仁和技术人员共同奋战。这是一个非常团结协作的科研集体，大家始终坚持白血病病毒的研究方向，从不朝思暮想，即便在“文革”内乱期间，大家也都克服种种困难而坚持了下来。我们研究对象是患有白血病或淋巴瘤的活的小鼠，不仅饲养管理要求高，而且每天对患鼠都要认真观察，对每代白血病传递过程都要详细记录；一套科学的工作程序，培养和锻炼了小组人员的严谨工作态度。那时对我们小组的科研工作也有非言，认为这种实验性白血病病毒研究，纯属基础理论性研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应予停顿。我们在据理力争、排除干扰的同时，还不辞辛苦、轮流到动物房去值班，坚守在白血病小鼠的传代保种的工作岗位上。回顾这段经历，大家尚心有余悸，我们如果稍有动摇，就不能保牢白血病小鼠的传代保种了，也就谈不上以后白血病小鼠的细胞株和病毒学的深入研究，也就没有我国首例分离研究出的白血病新病毒株了。此外，白血病病毒学研究的进展和深入，还与本校生物物理教研室长期友好协作有关，在几十年中，科研彼此支持，经常商讨交流，共同发表论文和获奖，不断地把白血病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推向前进。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曾先后发表中英文论文近百篇，还两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交流会，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0余人，并获得国家教委和卫生部科技进步奖7项，主编出版的《病毒肿瘤学》专著，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些科研成果的获得，反映了我们小组人员对科研的执著精神，这也是上医人的传统。

在我们取得成果之时，我常想起我们敬爱的老主任朱益栋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的血液病专家，上世纪4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就对白血病细胞培养和化学治疗作用进行过研究。他不仅支持我开展实验性白血病研究工作，而且在研究方向、切入点和技术路线上都给以具体指导，甚至亲自参加实际工作。我还清楚记得在“文革”期间，他也和我们一起轮流到动物房值班，还抓紧时间将L6565白血病小鼠研究积累的上百张血液涂片，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进行诊断和分类。迄今，这份详细的科研资料仍保存在档案里。还有一位学校领导也使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当时主管学校科研的副院长、著名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记得那是1965年底，我们在向他汇报我们建成L6565白血病病毒小鼠模型研究时，他就明确提出要我们尽快做好总结，及时发表研究成果，以获得国内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病毒性白血病模型的创新权。这种敏锐的创新成果保护意识，为我们科研成果公开发表在时间上赢得了优势，进一步鼓舞着我们深入开展白血病病毒学研究。

白血病病毒病因、发病机理研究是我一生的追求，在研究小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在老主任朱益栋教授和院领导沈克非的支持和指导下，使我平凡的一生有了美好的回忆。

我是生物物理学的一兵

我从进复旦大学读书到1992年在复旦大学退休的46年中，后34年的主要精力是在为生物物理的发展而奋斗。这中间包括建设复旦大学生物物理学专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出版了一批生物物理学专业教材和专著；参与中国生物物理学学会的筹建，促进我国生物物理学科的发展；提出并宣传生物物理学研究中应关注物理能量的传递与转移等。上述三方面使我与生物物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春天，生物系抽调了三位教师，并由我负责，受命筹建生物物理学专业。当时我们对什么是生物物理学，不能说完全不知道，但知道的不多，因为这个学科在国际上也是刚起步不久。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我们接受了任务立刻就行动起来，真正做到了边干边学、边教学边研究。刘文龙去科学院学习了两个月的同位素应用，回来后与李宏钧一起，在半年内就建成了大学中的第一座同位素实验室。在我们的队伍得到初步扩大之后，通过分头编写教材，边学边教，开设了放射生物学与同位素应用等课程。在此基础上，又培训了一批抽调出来的高年级学生（后来成为预备教师）。与此同时，又积极开始了当时国际上热门的辐射损伤与防护的科学研究。这些都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的，确实值得回味的大跃进速度。

专业初建时，我们大部分力量是放在放射生物学与同位素应用方面，但两年后，我们转移了一部分力量，投入到生物物理其他方面的建设，尤其是教学建设。因为筹建专业当年，我们已经开始招收生物物理专业的学生，学生入校后，前两年是跟物理系的学生一起上课，三年级开始学生物学基础课，四、五年级就要学正规的专业课程，所以必须尽快做好准备。

我在专业建设中，除规划整体工作外，主要力量还是放在教学上。除开设了放射生物学与放射生物化学两门课外，紧接着又开设了普通生物物理学与专业生物物理学，这两门课都是全新的课程，没有什么现成的教材和资料可利用，全靠自己收集与编排，比前两门课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此同时，我还为教研组主持与参加编写了“放射生物学”与“生物物理学”两本教材。其后又与北大、南大三校联合编写出版了另一本《放射生物学》。此外，为了提高生物物理教师的水平，并扩大我们的影响，还举办了综合大学生物物理教师进修班，互教互学，共同提高。

上述这些工作都是在3—4年内完成的。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我毕业后一直担任系秘书与教学秘书等行政工作，到1961年又被任命为生物系副系主任，也是分管教学，而教学这一摊工作是又多又繁杂，除出差开会外，整天就是在系内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很难在教研室坐下来，更谈不上看书和备课了，而且那时晚上包括星期天也经常开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天天开夜车备课才得以对付。所以我搞新专业建设，不仅不是轻装上阵，还挑了一副重担上阵，其吃力是可想而知的了。后来我被列为重点教师，坚持双肩挑，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我们走过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8年后，生物物理在全国范围内兴旺了一阵子，到1962年，在全国一股下马风的冲击下，许多院校的生物物理学专业先后下马。我们学生的毕业分配也出现过问题，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文革”后，复旦生物物理专业，在全体教师的努力下，很快恢复了元气，获得了新的发展，科研成果成倍增长。到扩大专业口径培养人才措施实行时为止，我们培养了近300名本科生，几十名研究生，开过的专业课有16门，出版的教材与专著13本。从办专业讲，已顺利地完成了它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使命，但作为学科来讲，生物物理学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广泛应用物理学方法与思维进行生命科学的研究，是探究生命过程奥秘的重要途径，为此建立生物物理学会，通过学会的活动，扩大宣传并进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扩大与国际的交流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在1978年生理科学学术会议上，在“文革”后生物物理同行的第一次聚会中，就决定要成立我们自己的学会。另一项决定是为了适应生物物理学发展的需要，要编写一本新的生物物理学教材，这项工作由林克椿和我负责。我们组织了全国近20位专家，经过多次讨论编审后，于1981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

经过各方努力积极筹备，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终于在1980年5月在北京正式成立，贝时璋先生当选为理事长，我被选为三位副理事长之一，分管科普与教育，并连续担任三届共十年之久。学会的成立使生物物理学的发展如虎添翼，1982年就加入了国际生物物理学会，1984年第一次去英国参加第八届国际生物物理学学术会议。这次去了十几位同行，除做报告和出墙报展示我们的科研成果外，部分人还分别参加了学会执委会及其下属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这样就迅速地将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发展推向了国际。学会的成立，理所当然地也推动了国内各项工作的蓬勃开展，各分支学科的学术会议、科普报告会、教学交流及培训班以及出版生物物理教学参考书等活动连续不断，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会不间断地工作，现在国内理工类院校及研究所，从事生物物理学课题研究的学生在大量增加，招收的生物物理学研究生不断扩大，把我国生物物理学的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对我国生命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层次的深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教植物生理学时，就对光合作用有了更多的关注。到了生物物理组，对光合作用就更加关注叶绿体吸收光能后的原初反应，因为这个原初反应（又叫原发作用）就是一个生物物理过程。具体地说，就有一个光能吸收和能量转移或传递的过程，因此，在1964年生物物理学第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就做过“生物能力学的现状”的报告，其中特别论证了三重态（一种激发态）在生物过程中的作用，并涉及能量转移问题。“文革”后，了解到嗜盐菌紫膜也是一个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的生物体，而吸收光能的物质——菌紫质又与视觉过程中的视紫质是相似的物质，从而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在1979年生物膜的学术会议上，做了“紫膜蛋白的光化学”的报告。接着在1980年生物物理学会成立的学术会议上，做了“蛋白质与核酸的激发态与能量转移”的报告。这三篇综述性报告，涉及的对象和内容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报告中都涉及激发态与能量转移问题。我是想通过这些报告，宣传并论证能量转移的概念及其在生物学中作用的重要性。后来，我们也在紫膜与细胞膜上做了些能量转移的工作。在紫膜上初步证明，在菌紫质中存在分子内的能量转移，并在第八届国际生物物理学术会议上做了报告。我提出和强调能量转移在生物体中的作用，无非是想从这个生物物理过程，切入到整个生物物理学中去。通俗的讲，就是再强调在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运动中，要更多的从物理学的观念和方法入手，才不至于偏废。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但一个专业学科的发展是无限的，对于一个学者在专业学科做出的具体贡献可能是大沙漠中的一粒沙子，而大沙漠正是由一粒粒沙子组成的，没有了无数的沙子，也就没有了大沙漠。这也就是自己为生物物理学奋斗一生的意义所在。

分析测试中心兴衰往事

1981年初春的一个夜晚，邹剑秋（时任党委副书记）、蔡祖泉（时任副校长）等四位校领导约我在科研处谈话。邹剑秋说：“王零同志说，你曾在1965年建议把大型仪器集中起来成立分析测试中心，实现共管公用，以提高使用效率，这个想法很对头。”要我牵头筹建学校的“分析测试中心”，投资规模为1000万元人民币。时值“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校领导这一构思是出于战略建设上的长远考虑，属于学校远景规划的一部分。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1964—1966年间，我曾兼任实验室管理科副科长，时任党委副书记的王零同志问我：“你对实验室管理有什么想法？”我提出了对大型仪器集中管理的问题。当时的“大型仪器”多数是分属于不同教授的。如发射光谱仪全校共有七台，总价值在700万元人民币以上，除两台为化学系教学用，使用效率较高，其余五台分属一、二级的知名教授。这是反右以后中央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一批著名教授配备的。这些仪器使用效率不高，一年使用时间不到3—4个月。700万元的仪器一半在长期搁置中虚耗，真是莫大的浪费。为改变这种状况，我提出了共管公用的建议。

当时我的基本考虑是：80年代的大型仪器，除了原子发射、原子吸收光谱仪等成分分析仪器外，又涌现出一大批解析分子结构的仪器。如核磁共振仪、电子顺磁共振仪、富里埃变换红外光谱仪、拉曼光谱仪、有机质谱仪、X射线多晶衍射仪和单晶衍射仪、扫描电镜和高压透射电镜，还有液相色谱、气相色谱等用于分离提纯分析的仪器设备。这些仪器，在科学实验中能提供分子（晶体）结构的大部分信息。通过相关谱学的联合测试和分析比对，可以提供完整的分子结构信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构/效关系，其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它不仅已从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扩大到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医药学等发展领域，还可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中的质量控制、商品检验、复杂样品的综合分析（剖析）以及地质矿产、公安侦破和考古等应用领域。这反映了结构化学这个学科自身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复杂面貌。这些仪器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功能复杂，实验数据常需要经过复杂的处理过程才能得到需要的结构参数，因而需要组建一支综合的、多学科的专家队伍。他们既需要多种基础理论知识，更需要熟练而综合的实验技能。他们要熟悉仪器，更要懂得如何利用这些仪器来解决各种不同类型的复杂的结构问题。通常，各个专业领域中的教授虽都是本领域的专家，但大都没有钻研和掌握结构分析技术，因此大型仪器的教授所有制不易充分发挥仪器的功能。建立一个系一级的分析测试中心，组织一批结构分析方面的专家来专管共用这些昂贵、稀缺又是多功能的复杂设备，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将会起到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的战略尖兵的作用，能最有效地支持学校各学科、各研究项目的发展。

我接受任务以后，就从当时学校各部门对结构分析的需要与校内其他部门设备情况出发，与校内相关学科的研究负责人经多次讨论后，决定了拟筹建的实验室以及拟购置的主要仪器设备的方案。拟筹建七个关键的结构分析实验室及三个为将来向生物大分子方向发展而预设的用于生物形态学研究和生物大分子分离提纯的实验室，即：（1）核磁共振实验室，主要仪器为MSL300型固/液体两用核磁共振波谱仪；（2）顺磁共振实验室，主要仪器为顺磁共振波谱仪；（3）X射线衍射单晶实验室，主要仪器为四园单晶衍射仪；（4）X射线衍射多晶实验室，主要仪器为12KW旋转阳极X射线多衍射仪；（5）红外光谱实验室，主要仪器为5DX型富里埃变换中红外光谱仪；（6）拉曼光谱实验室，主要仪器为氩离子激光拉曼光谱仪；（7）有机质谱实验室，主要仪器为色谱四极质谱联机；（8）电子显微镜实验室，主要仪器为60Å扫描电子显微镜和20Å透射电子显微镜；（9）显微分光光度分析室，主要仪器为显微分光光度计及图象分析系统；（10）生物大分子分离分析室，主要仪器为分析型超离心机和制备型超离心机。为了建立分析测试中心，校领导计划投资1000万元之巨，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幸运的是，这个项目得到了世界银行贷款，解决了资金问题。学校还把正在筹建的科学大楼东侧四个半层划拨给测试中心做实验室用房，并且让我和顾元壮教授参与对该大楼的设计，使大楼的构造能符合测试中心的要求，从而大大加速了测试中心的建设。

在硬件建设的同时，我们精心配备专业人员。化学系从总共七个从事结构化学教学科研的教授、副教授中，调集了薛志元、郑培菊、马礼敦、陈民勤、林子森等五位到中心的各个实验室，担任实验室主任，成为学术带头人。高分子专业调来了郭时清，生物系调来了陈仲宜、金承志、蔡沧林、彭励吾，物理系调来了郑思定等，组成了豪华的教授阵容。这些教师长期从事过某方面的结构分析工作，已积累有相当的理论基础知识和操作仪器的实际经验，所以仪器到达后，他们即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使仪器进入正常的运行状态。

科学大楼于1983年夏建成，进口的大型仪器设备中的十一台于1983年到货，最后一台核磁共振波谱仪也于1985年的6月间安装完毕。1981年春开始筹建，1983年底已基本建成，前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可见当时校领导决心之大和中心同仁之努力。

分析测试中心成立前后，对中心应否搞科研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发生争论。但我只开放两方面的课题：一是开发与仪器有关的新的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以提高仪器的应用水平；二是与开拓新的服务领域有关的课题，以扩大服务面，在科学研究中不断提高研究者的水平。我的这些观点和措施得到了当时校领导的认同和支持。

这些措施是正确的，方法学的研究确实大大提高了中心人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提高了服务质量，支援了校内各系的科学研究，成了各系向科学前沿领域攀登的技术支撑。

●核磁共振实验室15172931

薛志元和孙尧俊等人开发了用多核（N、O、Si、P）核磁共振液体谱和固体谱，为分子筛的合成过程中相互作用的机理研究和结构表征提供了一整套研究手段，使分子筛的合成工艺摆脱了“炒菜”式的传统方式，大大提高了开发新型分子筛材料的效率，为复旦大学分子筛研究集团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支撑。

费伦与江明合作，开发了核磁共振液体谱，在分子层次上揭示出了共混高分子材料真正达到共混的必要条件——二类高分子链之间氢键的形成。作为一种方法学和研究手段，为江明院士在共混高分子材料研究领域作出的重大成就提供了技术支撑。

费伦及其研究生们为配合同济大学的水泥材料研究开发用Si29固体核磁共振谱，研究水泥固化后的构/效关系，为同济大学探索用添加剂提高C3S一维长链分子的工艺条件，获得了使Si29固体核磁共振谱成为提高水泥研究水平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邵静芬等人为配合物理系制备超导材料的攻关工作的需要，改造了核磁共振探头中的线圈结构，开发Cu的固体核磁共振谱，通过测定铜原子与周围氧原子之间确切的平面结构数据，来优化超导材料合成过程中的各种工艺条件。因这一方法学研究工作，邵静芬被推荐出席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安培会议（物理学方面最高的学术会议之一）并作大会发言。

这个实验室在固体核磁共振多核谱方面开发了多种实验研究方法，其工作水平已大大超过了这台仪器原有的功能和水平，形成了服务特色，在全国同行中颇有名气。

●X射线多晶衍射实验室

马礼敦1978年还在化学系时即与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卢嘉锡院士合作开展了利用高功率转靶X射线衍射仪进行“扩展X射线吸收边精细结构光谱（EXAFS）”的方法学研究，此项研究曾获得1979年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马礼敦调来中心后继续此项研究。此项研究获得了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在研究生吕冈的努力及中心其他部门的合作下将一台老式的转靶衍射仪改造成为由微机控制运转的EXAFS谱仪，并编制了控制仪器运转及数据分析的全套软件，于1987年在市科委主持下通过了技术鉴定。马礼敦曾配合化学系邓景发、高滋及李全芝进行了复相催化剂中活性金属在载体上的分散结构研究，从技术上给予了支持。

1993年开始，马礼敦与其研究生又致力于新的粉末衍射数据处理方法——全谱拟合法的开发研究。在国内最早掌握了用粉末衍射从头测定晶体结构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技术已应用于常规粉末衍射分析服务，突破了只能依赖粉末衍射标准卡对比进行物相分析的局限，为广大校内外用户解决了不少常规法无法解决的结构分析问题。

沈孝良从1987年开始，在广角转靶X射线衍射仪上，开展了“小角散射”方法学的研究。获得了超晶格材料在0—5°范围内衍射谱的精细结构，不亚于当时国内同步辐射做的谱，为物理系王迅等开展的半导体超晶格材料的制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表征手段，他们曾引领贝尔实验室的专家来实地观看了我们的测量。

●有机质谱实验室

上世纪80年代时，我国的环境水质分析还只停留在总磷、总氮等指标上，无法在分子结构的水平上区别水中各种含磷或含氮有机物的成分，限制了对有毒污染物质，如多氯联苯和多环芳烃以及二噁英等致癌物质的分析与追踪。1987年该室接受了上海环境监测总站的研究任务，用色谱/质谱联机全面分析浦东开发区内十三条主干河道在春夏秋冬四季和上中下游水面、水中和水底的污染情况。该室当时只有一台分辨率较低的色谱/质谱联机，灵敏度不够。林子森、胡耀铭等通过方法学研究，在样品的浓缩、富集等前处理工艺上形成了特色，与当时的川沙县环境监测站合作，花了三年时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且找到了排放这些污染物的工厂源头，摸索出一整套用色/质联机进行环保水质分析测试规范，使上海的环保水质分析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顺磁共振实验室

郭时清、陈士民及研究生们，利用顺磁共振测定自由基等带有不成对电子的各种物质的极高灵敏度的特点，开展了对百万年以上的化14石样品的断代测定（C同位素的半衰期只有20万年）等；用裂解色谱等对各个朝代的漆器中各种成分配方进行测定，并帮助扬州博物馆建立了全国的漆器指纹档案。陈士民则持续与全国医务界合作，从方法学角度对输血过程中产生各种超氧自由基的机理，以及如何抑制其产生的相应物理化学条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避免对被输血者的伤害，使复旦测试中心在输血自由基的测试方面成为全国的权威单位。他还是副高职称时，已被第二军医大学聘为兼职指导博士生（有聘书）。

从上述数例可以看出，分析测试中心这种体制是有效的。起码有四大优点：一是能充分发挥仪器的功能，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向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二是仪器使用效率高，一半实验室白天、晚上连着工作，平均开机率达4000小时/年；三是仪器维护保养好，有些仪器使用寿命比在其他实验室长一倍以上；四是人员水平得以不断提高，高级人员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晋升，中、低级技术人员成长进步。1991年北大的著名教授唐有祺曾顺访我中心，发现了我中心体制的巨大优势，他就带了手下二员大将专程来我中心考察取经，回去后建立了北大的测试中心。1993年9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管国家开放实验室的领导来复旦视察时，曾提议以分析测试中心为基础建立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时任校长的杨福家也曾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布：我校将建立分子科学国家开放实验室，可惜最终未能落实。

分析测试中心的运作是成功的，但也始终为如何运作管理所困扰，集中起来即经费和人事问题。经费上是要不要收测试运行费，收多收少？收多，内用户难以承担；收少，中心运行、维护和发展的费用从何而来？虽几经调整，但始终未能很好解决，尤其是发展经费问题。在垂直拨款不足的困境下，我下决心与生命科学院合作开发干扰素。调整出中心四楼东侧的全部实验室，向各方贷款65万元钱建成一个超净中试车间及其配套设备。到1993年底，中试产品已可从二期临床试验中获得每天40万元的毛利，似乎很有希望，但因种种原因此项目未能善终。我1993年退休后，这个车间就不了了之，据说后来以30万元的贱价将全套工艺技术转让给了浦东某家生化制药厂！

人事问题主要是人员的考核与晋升问题。中心是一个服务机构，不被认同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单位，专业人员的升等升职都要到其他系去评审，当然也无法建立博士点，授予博士学位。这都极大地限制了中心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也许正因为此，今天的中心已辉煌不再，处在众多的矛盾中苦苦挣扎，让人扼腕。

我想如果能处理好前述两个问题，调整好各方面的关系，中心是可以再次辉煌的。1993年底，我离开中心主任这个岗位后，15年来，我投入探索经络物质基础的研究，并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和发现。我参与分析测试中心的工作所积累的大量经验、教训和知识，为我在经络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也算是我为测试中心付出心血的一种回报吧！

与时俱进的“医学人口学”研究

医学人口学是医学与人口学的交叉科学。它从医学，特别是公共卫生角度研究人口的数量、结构与质量的变化规律，又从人口的生育、疾病、死亡及寿命来研究与评价公共卫生问题。以前，叫它生命统计学。

我国的生命统计于上世纪20年代引自美国。最早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对医学生开设生命统计课程，并在北京东单区及河北定县开展城乡生命统计工作。以后逐步推广到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1950年扩大到全国72个市县生命统计试办区。到2000年，我国卫生部掌握的居民死因统计资料已扩大到15个省（市）的90个县及市，生育统计资料则包含了全国。在医学院校的卫生统计学中包含了医学人口学的基本内容，研究生教育中医学人口学则已成为专业课程。

我国老一辈公共卫生学者袁贻瑾、陈志潜、许世谨、薛仲三等，为我国医学人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许世谨是我国生命统计及卫生统计学的奠基人。1923年他在北京医专毕业后，到协和医学院进修公共卫生学，同时在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从事生命统计工作。1930年到上海市卫生局负责上海市的生命统计工作，在《世界生命统计》上第一次发表了我国的生命统计资料〈1934—1936年南京市生命统计报告〉。1950年，他受卫生部委托举办了全国高级生命统计训练班，为我国培训了第一批高级生命统计人才并协助卫生部在全国建立了72个城乡生命统计试办区，又指导上海第一医学院（后改为上海医科大学）保健组织学（卫生统计学）教研室的教师在生命统计方面的工作。

50年代，我们在上医的公共卫生教学区（嵩山区、蓬莱区及嘉定县）参加了城乡基层的人口出生、死亡及死因登记及统计工作，后与上海市防疫站的同事一起对上海市1951—1960年十年间人口的生育、死亡、死因及寿命表做了系统分析，并写了《上海市1951—1960年人口自然变动》、《上海市1951—1960年居民死亡率分析》、《上海市1951—1960年居民主要死因分析》、《上海市1953—1961年居民生命表分析》等系列专题报告。

60年代初，我国城市开始人口计划生育。根据当时上海市人口生育及死亡的实际情况，我探讨了我国城市的计划生育策略，写了《关于城市计划生育问题的探讨》（1963）、《关于计划生育水平及其计算方法的探讨》（1964）、《从上海市人口预测看合理的生育水平》（1965）、《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生育水平的建议》（1965）、《从上海市人口预测看合理的生育水平》（1965）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我们根据上海市的人口发展情况，在国内首次提出：（1）我国城市人口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加。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加的主要措施应是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生育及自然增加；（2）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变动起决定性影响，降低城市生育水平是可能的；（3）理想的城市生育水平是使人口净繁殖率为1，即每对夫妻生育数为2.2个；（4）根据上海市人口的死亡率水平，要保持上海市人口净繁殖率为1，应使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4‰，育龄妇女生育率控制在63‰。以上报告送到国家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为此国家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杨振亚专门来上海，与我们讨论了国家城市计划生育的政策，并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即每对夫妻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我们的研究报告也作为《国家科委研究报告（1965，503号）》发表。

1974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无锡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计划生育统计讲习班，为全国培训计划生育调查统计专业人员。我在班上讲了计划生育调查及统计方法，在国内第一次提出用“计划生育率”作为计划生育统计及评价指标。讲习班的讲稿，197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计划生育统计》书籍，1985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作为计划生育专业教材再次出版。

70年代末，上医大开始招收卫生统计学研究生，并带领研究生从事以计划生育统计为课题的研究。从此，我们还积极参与了上海市及中国人口学会的活动，写了《上海30年人口变动及今后50年人口预测》的报告，并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担任了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1980—1991）及中国人口学会的理事（1981—1997）。

1981年和1990年，我们先后在上海及青岛主持召开了全国医学人口学专题讨论会，交流了我国各地医学人口学的研究工作与成果，并组织编写医学人口学教材，在研究生教学中开设了医学人口学课程。由高尔生等主编的研究生教材《医学人口学》第二版已于2004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80年代，我参加了北京经济学院孙敬之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的编写，此外还写了一批医学人口学方面的论文。

1982年在上海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中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医学人口学研究室，由我任主任。我曾代表中国去英国伦敦参加了国际统计学会主办的世界生育率调查会议，在会上报告了中国的生育率及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多次参加了医学人口学国际会议，如1984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1990年中国深入生育力国际研讨会，1992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国际研讨会，1993年中国生育率调查国际研讨会，1997年迈向21世纪人口老龄化问题国际讨论会等。

回首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40年间，我在许世谨教授的指导下，在医学人口学（生命统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我国的医学人口学及计划生育方面做了一些贡献。因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89年为我颁发了《从事计划生育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证书。医学人口学的研究伴随我大半生。我虽然在这一研究领域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我国的医学人口学研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事要做。回顾过去，令我感慨系之，今作此文，权作一次工作汇报吧！

病理学——我一生的追求

上海医学院　郭慕依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80岁来临之际，我这位在这里已工作、生活48年的儿子，总想对她说些什么，但要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一时真不知该从何说起。“实话实说”，这可是中央电视台首先由崔永元主持的一档著名栏目名称，却也是当代媒体电视节目主持人作访谈类节目时常用的一句时尚用语。在此，不妨借过来用一下，如实地谈谈我自己对一生喜爱和追求的事业——病理学的感悟吧！

服从分配，踏进病理之门

1965年7月中旬的一天，漫长而艰苦的六年大学生活快要结束了，一心想当一名外科大夫的我，此时，也该把自己的理想说出来，填入由学校发下的毕业生分配征求志愿表。但在那个全民学习雷锋的年代里，“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的思想如雷贯耳，深入人心，因此，在我的脑海里，也不存在什么个人想法的一点点空间，一点点杂念。就这样，我接受了学校的统一分配，来到基础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报到，当上了一名病理学教师。这一干，就是42个年头，从未离开过，而且成为我一生热爱的事业，真正实现了我在志愿表上所填写的“服从学校统一分配，干一行，爱一行”的诺言。

我是如何喜欢上病理学的呢？病理学是一门很难学习、也很难掌握的学科，不仅内容多，涉及面广，而且必须在实践（如尸体解剖、病理外检、细胞学检查等）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增长才干。因此，我在任教研室助教、讲师的日子里，非常珍惜每一次参加尸体解剖、尸检查房、外科病理检验和临床病理讨论会的实践，尽力争取在每一次实践中，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将病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夯实。我不仅虚心地向年资高的老师请教，更是一丝不苟地查阅相关的书籍和文献，反复地钻研和分析每一个病例，当自己心中有数，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后，才如实地写出诊断报告或做出结论，尽力防止诊断错误的发生。我还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通读国外原版（英语）的病理学教科书，仔细地观察教研室多年珍藏的128例典型尸检病例和一套400余张各种肿瘤的教学切片，并认真地完成教研室主任（应越英教授）交给我的各种撰稿（如医学百科全书、病理学教材、家庭医学普及全书、辞海等）任务。回想往昔，我在完成一个个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病例的正确病理诊断后，心里总是充满着从未有过的自信和成就感，因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欢乐，并立下誓言，为祖国病理学事业的发展而贡献一生。

学校信任，跨出国门深造“文革”动乱的十年，“四人帮”鼓吹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思潮严重泛滥，使得我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学习、掌握的俄语丢进了垃圾箱，大学期间选修的英语知识也忘记得差不多。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学校领导考虑派遣中青年教师出国深造，以迎接“文革”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春天的到来。我经过一番突击的英语培训和多次参加教育部出国人员选拔考试之后，终于在1986年9月受学校公费派遣，走上了留学进修之路，到了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的麻省总医院，开始了一年半十分紧张而又枯燥的留学生涯。“文革”十年造成我专业上的荒废，使我初到这样一所知识的殿堂时，顿感十分渺茫和无所适从，不知该从何学起。好在我的导师——病理学系科文教授（Dr.Colvin）是一位十分善良、友好的美国人。他热心地帮我安排好食宿之后，常用极其缓慢的语速，告诉我在他实验室里即将开始的课题研究，并介绍他手下的两位女技术员与我相识。随后的几周里，全由她俩指导我学会了各种实验技术，包括给大鼠注射、检测尿蛋白、抽血，直至处死动物、取其肾脏和制作病理切片、染色等。十分幸运的是课题研究进行得相当顺利，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全部实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写出了论文初稿，并等待导师的修改。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就十分自由地学习我想要学的知识，尤其是对该室近千例肾病理活检资料的复习。因为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宝贵财富。我大约花去近半年的业余时间，翻阅和观察了该室存档的全部肾穿刺资料，使我对肾活检病理学的认识有了一次飞跃式的提高。我在结束一年半时间的美国哈佛大学的进修学习后，按时回到了祖国，把我在教研室主持的肾活检病理学诊断工作更加规范起来，使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92年10月，经国家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会的选拔和资助，我又一次赴美国德州圣安冬尼奥医学中心进修肾病、特别是开展肾小球系膜细胞培养及其生物学特性的研究，一年内我不仅学会了细胞培养技术，还掌握了部分分子生物学技术，从而为我回国后申请和完成10余项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各类科研基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校训铭记，结出创新成果

众所周知，一所学校的优劣，集中体现在该校领导和教师所继承、遵循和发扬的校风和学术氛围。上海医学院在我国早年医学教育家、创始人颜福庆教授倡导的“正谊明道”的办学理念，继而演变为“严谨、求实、团结、创新”八个字的校训的办学思想指导下，使其成为我国知名的医学院之一。这既是上海医学院前辈们所积累的经验总结，更是今天在校师生所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在这八个字的校训中，“严谨、求实、团结”是为实现“创新”这一目标而服务的。因此，创新是我校校训的核心或灵魂。曾是上海医学院一名学生，而今成为该校一名病理学教授的我，不仅熟知这一校训，更重要的是将其付之于日常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实践活动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吹进了沉默多年的校园，高考招生制度的恢复，顿时使高校焕发了青春，注入了活力。党中央为了发展边疆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原有西藏林芝县卫生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西藏医学院，并在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了七七、七八级两个班（每班约40余名）的学生。1979年春，在上海市委的统一组织下，我受学校的派遣，支援西藏，成了该医学院唯一的一名病理学教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承担了这两届医学本科生病理学课程的讲授任务，深受该校学生的欢迎，还荣获该年度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6年和1992年先后两次赴美进修学习后，我成了教研室肾病课题组的负责人。不仅担当起近几年刚建立起来的肾活检病理诊断临床服务项目，还在成功建立起肾小球系膜细胞培养技术后，深入开展对肾小球疾病和肾小球硬化机制的基础研究。自1989年至2004年，共获得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各相关部门的课题基金10余项，指导培养了10余名硕士和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获国家级、卫生部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七项，还主编出版了《实用外科病理学》、《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人与智能》等专著。最近，我又完成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肾活检病理学》一书的撰稿任务，年内将公开出版。这是一本完全由自己常年积累的资料和实践经验总结写成的专著。与此同时，我也十分重视对教学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如对基础医学专业“理科”基地班学生，实施基础医学课程的整合式教学；两度更新和充实由谷镜汧教授主编的《病理学》教材，使其成为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我主编的《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和《病理学多选题》，也深受学生的欢迎。另外，为临床博士研究生开设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实验课程，制作病理学多媒体教学课件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理科”人才培养基地实施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体现着我校校训实质内涵的无比正确。

已经历八十个年头的上海医学院，为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无数的医药卫生界权威人士、高校教师和普通医务工作者，我为她骄傲，为她自豪，我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都应归功于她。此时此刻，我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祝福她在今后的年代里，永远焕发青春，充满活力，培养出更多、更加优秀的人才，为21世纪中国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成就。

拨云见日——宗教研究的起步

研究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教育的人来说，原是一个不敢进入的禁区。但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却要求我们复旦开设世界三大宗教课程。

我们哲学系根据这一指示，开展了宗教教学和研究工作。虽然“文革”期间一度停顿，但后来又恢复了，并一直坚持到现在。特别是在2005年，还建立起宗教学专业。回顾这一段不平常的历史，从中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深远意义。

约在1964年间，毛泽东从杭州回北京经过上海时，在锦江小礼堂约见周谷城、刘大杰等教授、专家谈天。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问周、刘两位先生，复旦是否开设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课，两人回答说没有。毛泽东说，像北大、复旦这样的大学应开设三大宗教课。在座的还有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同志。会后，陈丕显向复旦党委杨西光、王零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意见。王零同志与另一位副书记徐常太（分管文科）随即告知哲学系系主任胡曲园，要系里积极筹备开设三大宗教课程。胡老接通知后，即找我（当时任副系主任）商量如何具体筹备开设这几门课程。当时关键是师资。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们认为佛教可请严北溟先生准备开设，他是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有扎实的基础；耶稣教（基督教）可请华东师大的徐怀启先生，他是原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教授，讲授这门课程完全有条件；至于讲授伊斯兰教（回教），我们感到在学校范围内物色人有困难，于是就想到上海伊斯兰协会去聘请。经过与该会商议，请到了该会会长伍特功教长（他的儿子伍必熙在复旦任新闻系副主任）。师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确定从1965年开始在高年级开设这三大宗教课程。为了使这几门课程在哲学系生根，除佛教已不成问题外，基督教则可以从外国哲学史研究生中物色人选去旁听徐怀启先生的基督教课，逐步把这门课程接下来。经过研究，选派了姚介厚、黄颂杰两位当时的研究生去听课并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和任务。开设三大宗教课程是我们哲学系宗教学科建设的起点，也可以说是第一阶段。课程开设仅仅过了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三大宗教课也随着“停课闹革命”而终止了。

1973年“文革”还在进行中，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在“研究”教育革命的过程中，公布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这份材料是毛泽东1963年底的一个关于成立外国研究所批示，但却给我们哲学系宗教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开了一个大门和有力的支持。毛泽东的批示如下：“这个文件很好（注：‘这个文件’是指1963年冬周恩来同志在出访非洲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都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水平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是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这一点请宣传部门考虑一下。毛泽东1963年12月31日。”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批示使我们了解到1964年我们开设三大宗教课程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中的重大意义，在此之前我们并未直接看到这一批示的原文。毛泽东的批示使我们当时（“文革”后期）修订课程开设计划时有了新的重要依据。我看到这个批示十分高兴，于是就向系里建议是否可以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开设三大宗教课。由于条件限制，先开基督教。经过批准后，我与外国哲学史教师尹大贻同志（他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有联系）研究后，聘请该会成员郑建业先生来讲授基督教史（他在这方面有较高的造诣）。经批准后，这门课在哲学系的三年级开设起来了。这在全国高校哲学系中是绝无仅有的。“文革”结束后，我们除继续开设基督教外，佛教和伊斯兰教也相继开设，不过任课教师有些变化，佛教仍由严北溟先生讲授；伊斯兰教请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人斌教长讲授，基督教则由我承接郑建业先生讲授。这可以说是复旦哲学系宗教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

到了1984年，三大宗教课在哲学系已开设了七八年。学生中出现了不少对宗教，尤其是对佛教、基督教很有兴趣和愿意深入研究的新人。其中尤以当时的1977级学生姚鹏、中外哲学史研究生王雷泉、邵一诞等最突出。由于有了宗教学科师资的后备力量，我就在系内建议成立宗教学研究室，经向学校备案后，于1985年正式成立该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而且我们还借用了其他系科研究宗教方面的师资力量，其中有历史系的王庆余、吴鹤鸣，国政系的徐以骅等。这样，宗教学教研室开展工作就有了较雄厚的力量。教研室成立后，我们除了在系内增开了《罗马教廷史》（由吴鹤鸣先生讲授）外，还为全校开设了公共选修课《宗教概论》。此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受国家宗教局、上海宗教局的委托培养政府宗教事务干部，帮助这些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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