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廉·鲍莫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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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试读：
前言
如果19世纪的经济政策制定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知道了实现强劲的长期增长与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通常要强于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培育竞争性的市场，这种市场奖励创新且将政府的作用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经济学人》，2000年10月7日，第21页
知识，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其特点是结构具有整体性，同时，其产权并不容易界定。从理论上说，知识的扩散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福利，但对私人的回报却是不利的：如果知识的创造者不能独享由知识带来的哪怕是部分的租金，那么就没有人会在创造新知识上进行投资。与创造和传播知识有关的各种制度总是在这样的权衡取舍中被塑造出来。——纳瓦雷提、达斯古普塔、马靳和西尼斯卡尔科，1998，第1页
本书很像考试时不改变考题只改变答案的教授，书中的一些内容[1]再现了我在早期著作中所述的内容，但是本书的重点却有很大的变化。在以前那本讨论增长问题的书中，我主要关注企业家及供给的神秘性质。这种生产要素有时会突然枯竭，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有时又会由于某种不确定的自发产生过程而出乎意料地增加，从而促使经济起飞。我的结论是，市场机制和制度安排对企业家资源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寻租）追利行为之间进行配置的方式，将为上述两种不同结果的存在提供解释。企业家作为一个团体并不会在某一原始沼泽中突然出现或消失。相反，他们能够而且也正是根据经济条件和环境进入（或退出）某些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从表面上看并不具备创新活动的性质，这是由于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企业家活动（enterprising activity）必定是生产性活动导致的。但是，企业家同大多数人一样，对财富、权力和地位的欲望是其主要的激励因素。而且，同其他任何行业的人一样，企业家受道德以及公众福利问题约束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如果制度安排不巧将更多的报酬给予了大胆的寻租活动，或破坏性活动，诸如战争或有组织的犯罪，而将较少的报酬给予了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时，我们可以预料一个经济中的企业家资源将被配置在更具生产性的事业之外。在早期的书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一个社会而言，最有希望推动创新活动的方式，就是减少非生产性或破坏性寻租行为的收益。在得出这个一般性的结论之后，我又进一步详细说明了此类政策措施。
本书的定位与我早期的著作大不相同。本书的目的是分析对自由市场经济来说（我们所处的经济类型）最重要的属性：它能够激发一系列实用性创新，并且使其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经济类型在任何时期所能获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本书的中心论点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所有其他经济体系最鲜明的差别就是自由市场中存在的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因为创新对许多企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标准福利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效率特征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性。更准确地说，无论是对史学家来说，还是对外行而言，资本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创造了非同寻常的经济增长纪录；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源源不断地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物质财富。
此外，有一点看来是无可争议的，这种令人羡慕的增长纪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创新。但是，资本主义的什么特性使得它在创纪录的创新中具有如此巨大的优越性呢？我在这里给出的答案是，在经济的关键部分，竞争的主要武器不是价格，而是创新。企业承担不起让偶然性和运气支配创新的风险，相反，市场压力迫使管理者们系统地、大规模地支持创新活动，而任何一个企业因努力创新而取得的成功又会迫使其竞争对手努力开展创新活动。其结果是，在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企业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军备竞赛，其中最重要的武器便是创新。与此同时，一家创新企业可以通过以合适的价格将其专利技术转让他人使用来获得收益，从而导致企业之间在传播最新技术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而这又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加速原有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更新换代。我个人认为，这些进步与发展是解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增长成就的关键因素。
这并不是说企业家的地位不重要。恰恰相反，他们始终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和其他形式的至关重要的增长激励。然而，关键在于，除了企业家自身史无前例的行为以外，在创新的寡头企业中正在进行着一整套全新的、系统的、制度化的高效率活动，它们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技术更新的风险。正是这套活动将创新和增长从一个充满偶然性的过程转变成一种强大的机制——一部生产创新和增长的机器。
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表明这种机制是如何改变发现与创新的过程。在早期开采石油的日子里，那些开采者们被生动地称为“野猫”（wildcatters）。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仅仅是依靠直觉、迷信以及求助于巫术来决定他们将在何处开始开采活动。在今日，这种开采过程仍被称为“野猫行动”（wildcatting），然而，开采的地点却是在远方的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决定的。在纳入考察范围的开采地点中，哪些能够提供最光明的开采前景，将通过计算机对所有地点的地理特征进行复杂的分析，进而得出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这种系统化的发现和发明方法处于创新装配线的核心位置。本书的目的就是探索什么样的经济力量不仅促使了这种变化，而且将继续使这种变化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相关文献
有很多文献与本书内容相关，其中的大多数都相当有价值，我从中受益匪浅。然而，让我觉得好奇的是，虽然这些文献也明显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解释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创纪录的增长速度。但是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熊彼特三人简短的讨论外，我却没能看到直接就我所研究的主题进行讨论的文献。必须强调的是，我这样说绝对不是批评我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文献。毫无疑问，其他作者选择同我探讨不同的主题没有任何过错。然而，所有文献中关于我要探讨的问题所存在的空白还是很值得关注的。
读者很可能会问这种评价对那些资深经济史学家而言是否公平，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阿布拉莫维齐（Moses Abramovitz）、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保罗·大卫（Paul David）、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等，他们都对相关问题写过很有启发性的著作。的确，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并且很有针对性的贡献，然而，仔细想想，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研究的是一个虽然紧密相关却又不相同的主题。用兰德斯的话来说，作为历史学家，他们研究的主题是“我们是怎样到达这里的”或者在罗森伯格和伯泽尔（Birdzell）看来，历史学家研究的主题是“西方国家是如何致富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什么力量导致经济增长机制的建立。尽管在本书中我将从一个很业余的历史学者的角度就上述主题阐述我的观察或者说是推测，然而本书的主题却不是探讨这种经济增长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它为什么在西方产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我所关注的是，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的前提下，我要证明“这里”的经济实际上就是由我所刻画的那样一部增长的机器所支配，与此同时，我还要去解释这部机器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一来，一些现象，诸如将创新作为武器的寡头竞争，或者技术许可和交易的利润激励本质，对我所要描述的增长机器而言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历史学的描述中无可厚非地只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虽然定位不同，但我却非常感激这些历史学家们，他们激励我产生了很多想法，同时他们所描述的事实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罗森伯格，他仔细地评阅了我的一些资料，还有戴维·兰德斯，特别是他那令人鼓舞的结论，关于中世纪西多会修道士（Cistercians）的工业革命，以及为什么中世纪有着非常丰富的发明的中国在后来却没有获得任何重大的实用性创新，我给出了与他的结论相似的解释。
当然，那些很有价值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学文献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其中包括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等人富有开创性的著作。我在本书中指出，他们的模型与历史的关联不大，而且内生化的创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有待打开的“黑匣子”。但是我这么说也并不是要批评这些我非常崇拜的著作，相反，他们采用了非常适合于其研究目的的模型，只是他们所探索的领域与我所选择的并不相同。
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文献与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也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谢勒（F.M.Scherer）的著作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最后，那些正式的微观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文献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卡尔·希尔（Karl Shell）是这个领域最早的研究人员之一，后来又有了赫尔普曼—格罗斯曼（Helpman-Grossman）和阿吉翁—豪伊特（Aghion-Howitt）的研究，还有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重要著作。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FEEM）以及熊彼特协会的资助也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上述所有这些，我想说，作为许许多多对经济增长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中的一员，我很感激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他们同我关注的是不一样的主题。
[1]Baumol（1993）致谢
我想衷心感谢那些对本书观点的形成以及出版的准备工作做出贡献的人。我所列的名单通常都很短，这并不是因为帮助我的人寥寥无几，而是因为我得到的帮助太多、太广泛。我研读了与本书主题有关的大量书籍和文章。包括肯尼斯·阿罗、卡尔·希尔、保罗·罗默，以及其他很多人的著作。其次，还有一些经济史学家的非常有益的著作，特别是戴维·兰德斯、内森·罗森伯格、保罗·大卫，以及乔尔·莫基尔。理查德·纳尔逊、谢勒和博扬·约万诺维奇（Boyan Jovanovic）也给予了我很多直接的帮助。对上面提及的所有人，还有两位匿名评论家，我确实要致以最深的感谢。其他那些直接或间接贡献了思想的人可以参见参考文献。
我还必须特别感谢迈克尔·温斯顿（Michael Weinston），感谢他在1999年的一期《纽约时报》上对我尚未完成的这本书做了详尽的报道。那篇文章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似乎使本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注意力（我第一次见到那篇文章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晚会上，两位客人在文章刚发表的当天下午从互联网上下载了它，并将下载的文章带到了晚会上）。
然而，还有另外两个人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特殊的作用。其中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经济学编辑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他仔细通读了本书的初稿，就文中的部分阐述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并在本书的整个创作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他合作确实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另外一位是安妮·布莱克曼（Sue Anne Batey Blackman），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并肩合作。她总是准确无误地向我提供观点、数据、文献和相关的论据。实际上，她也对我的原稿进行了修改，删掉了其中晦涩难懂、冗长而且不规范的内容。我信任她的工作，在几年前由一位知名参议员在其办公室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上，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做出的判断与Sue Anne的一些数字相矛盾，当时我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说：“先生，你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总而言之，我只能表示我的感激、信赖和深深的谢意。第一篇资本主义的增长机制第1章自由市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7
一旦神圣的理论将质量竞争和营销努力融入其内，价格这个变量的支配地位就将被取代……然而，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同教科书中所描述的并不相符，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书中所说的那种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要求竞争者必须掌握决定性的成本和质量优势，与此同时，这种竞争冲击的并不是现存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产出能力，而是它们的基础和生命。这种竞争比所有其他方式都要有效，这就好比用大炮轰一扇门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约瑟夫·熊彼特，1947，第84页
创新活动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中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新具有了强制性，对企业而言，它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同样，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中，新技术的扩散是以一种很缓慢的速度进行的，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技术传播扩散的速度却有了显著的提高，原因很简单——时间就是金钱。简而言之，这些就是本书要讲的内容，它解释了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能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机器，这部机器的主要产品就是增长。事实上，就此作用而言，资本主义的有效性是无可比拟的。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尝试着去解释这部机器是怎样运转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潜在的规则：这部机器所创造的创新与增长的非凡纪录绝非偶然之事。它也不是外部事件[1]的结果，例如工业革命开始后结束了“小冰河时期”（little ice age），这有可能极大地促进农业产出的增加。关键在于，一旦资本主义形成并开始运行，那么一系列的创新以及随后的生产率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就必然会发生。不论自由市场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都有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优秀的，那就是制造经济增长。
此外，同市场经济的其他成就一样，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刻意决定或计划的结果。一旦充分消除了所有不利于其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自由市场就会自发地成长，并自动地成为制造大规模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机器。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构成自动地确保了这种结果的产生，这一点将通过本书的论述得以表明。这也意味着，本书所做的分析，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在实践中将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适用于那些尚未分享到市场所提供的增长好处的国家，那里的相对贫困似乎还在加重。
增长机器在一个经济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重？如果我们仅仅分析这部机器的中心组成部分——它的研发活动（R&D），那么这个比重并不大。在1998年，美国各行业研发活动的总支出约为2270亿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这个份额一直在增加，但速度很[2]慢：在1953~1998年的45年里，平均每年增长1.4%。
然而，这只是这部增长机器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已有的估算表明，美国60%以上的劳动力在“信息部门”（尽管这个部门很难明确地界定和衡量）工作——远远超过在制造业和农业就业的人数，后两者加在一起也不过占劳动力总数的20%。“信息部门”包括信息的加工、记录、分析和发布。它也包括对那些将来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当然，“信息部门”的很多活动与增长的联系不大，但是，如果将所有这些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持和辅助作用的工作也视为是整体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构成部分，这确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尽管增长机器中核心活动在数量上并不大，但是在家庭以外从事经济活动的美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至少是在相关的外围领域运作着这部机器。
工业化市场经济与其他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其所取得的惊人的、史无前例的增长速度——生产率以及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工业革命前大约1500年的历史中，平均增长速度约为零。尽管在10世纪左右，经济确实开始增长，但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那种增长是以一种如同龟速的缓慢速度前行的。在工业革命以前，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费者所能够拥有的商品种类，事实上也没有超出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商品范围。实际上，古罗马时期较为富有的人可获得的许多消费品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已经消失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过去的150年里，在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人[3]均收入以百分之几百到百分之几千这样的速度增长！
本书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史无前例和无可比拟的增长表现，并且提出一种虽不完美，却真实可信的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效率理论。书中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的这种表现主要归功于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它迫使经济相关部门中的企业坚持不懈地投资于创新活动，与此同时，这种压力为在整个经济中不断地传播和交换新技术提供了激励，这与人们广为接受的观念恰恰相反。最后，本书试图将增长理论融进主流经济学分析的主体当中。显然，创新在很多关键性企业和行业中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现有理论性文献对创新作用的说明。本书的目的是说明如何调整分析企业决策的方法，以缩短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现在，让我来逐一说明本书的主题。解释自由企业的增长奇迹
尽管近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却没能清楚地解释自由企业经济神话般的经济增长纪录，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带来了技术革新，所有这一切成绩都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这些现象的详尽阐述是已有经济增长理论最值得注意的一项空白。我未能发现任何系统化的理论著作试图解释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纪录，也未能发现任何关于这个经济体系与以前所有其他经济体[4]制在提高生产率上有如此大的差异的研究。
我将集中分析几个能够解释上述问题的经济现象，包括一个有效运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的一些前提条件，这样一种经济的存在可能产生的一些结果，以及一些既是前提又是结果的现象。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条件如下：
1.寡头竞争。一些规模较大、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商业企业将创新作为主要的竞争武器，以此确保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动得以进行，从而非常合理地保证了其自身的增长。在这种类型的市场中，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操纵着某一特定市场，在很多重要的行业里，创新已经取代了价格成为竞争的主要规则。计算机行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断更新的计算机品牌层出不穷，每一个生产商都竭尽全力以期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2.创新活动的常规化。企业通过将这些创新活动常规化，使它们成为企业活动中一项常规的甚至是普通的组成部分，从而将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最小化。据估算，美国大约70%的研发支出来自私人行业，这种支出大多被纳入企业的日常活动费用。
3.生产性的创新精神。通过给企业家提供激励，以使他们投身于生产性的创新活动，而不是创新性的寻租行为（非生产性地追求经济利益，如企业之间的法律诉讼），更不是从事破坏性的职业，如某些犯罪行为。
4.法治。包括确保合同的执行以及保护私人财产免受（国家的）任意征用。
5.技术的自由交易。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主地寻找机会通过传播它们的创新产品以及出让使用产品的权利以获得利润，也可以采取许可的方式，甚至可以直接对它们的竞争者进行指导。
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所具备的特征；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中，这些特征要么干脆就不存在，要么就是处于非常微弱的地位。我的观点是，这些特征对于解释自由市场所取得的卓越的增长成绩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它们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它们的起源绝非偶然，而是包含着一些能够用经济分析来解释的因素。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完美但高水平的经济效率和增长速度
我的第二个主题是对自由市场经济增长过程的经济效率进行粗略的分析。在教科书的论述中，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趋向静态的效率。也就是说，市场压力驱使企业采用可行的和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并提供最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组合。但是，依照这些论述，这种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它极端地背离增长过程的效率条件。最为显著的是，巨大的创新溢出效应——未曾为创新做出任何贡献的人却享受着创新所带来的相当一部分好处——可能导致创新活动的规模远远低于其[5]最优水平。这一观点认为，如果发明者能够保留更多的获利，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发明，现有的发明者也会在发明创造过程中投入更多的努力。然而，当我们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就实际上是其辉煌的、无可匹敌的增长表现而非相当可疑的静态效率时，上述结论似乎就不成立了。
一个人并不一定非得是经济史学家，他才能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同在它之前以及近来试图取代它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真正巨大的差别，并不是与静态效率的不一致。毫无疑问，中世纪的中国和苏联同样也背离了静态效率的规则，例如，在这两个国家，生产投入的价格经常不能够导致劳动力和原料的最有效率的使用。但是，当今的美国、日本和德国通常也不具备这种有效率的定价。而且，即使这三个国家更加接近这个标准，我们也不能确定它将给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多大的好处。
这些观察构成了本书一个有些离经叛道的主要结论的基础：尽管资本主义的增长过程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最优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然而，有理由相信这种增长过程远比一般的经济理论所描述的更加接近这些必要条件。溢出效应确实有碍引入社会效益（不像它们的私人回报）超过成本的创新。然而，我的观点是，一旦考虑创新溢出的这种有益的分配效应，那么从我要说明的这个角度来说，结果就很可能是接近最优的。最后，出租专有技术使用权的收益，加快了经济向当前的技术前沿前进的速度，也就是说，朝着大多数或者所有厂商都采用最新和最合适的技术和产品的方向前进。这些力量共同导致有效率的增长，虽然这种效率远非最优，但也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增长分析纳入主流微观经济学理论
创新和增长当然是起源于个人和企业——微观经济分析的对象——的经济活动。因此，如果不将增长纳入微观经济学理论，那么就没法彻底地理解它。然而，微观经济分析主体的核心部分却基本不涉及增长这个主题。我将在本书中提出并证明，将创新纳入标准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比我们想象的更直接、更容易。市场上的竞争压力有可能迫使企业将创新融进它们日常的决策过程和活动中，从而使创新受到标准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约束。此外，对一个追求利润的企业而言，研发方面的投资仅仅是其众多投资选择中的一种，而且研发成果仅仅是创新的所有者和其他企业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一种中间投入品。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更方便地确立创新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我也一直致力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与应用，因此，我当然不想诋毁微观经济学的巨大成就。相反，本书正是运用了微观经济学文献提供的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很明显的是，微观经济学分析将创新置于次要地位，而且未能将其视作竞争的主要武器，因此，在理解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所取得的成就方面，微观经济学只是浅尝辄止。在微观经济学文献中，创新一直处于外围地位，不属于经济分析的主体结构。尽管也有很多从微观角度论述创新的文章，这些文章也很有启发性，但是，通常而言，它们所涉及的主题范围比较狭窄（尽管很重要），没有阐述创新活动在整个理论结构中的地位。本书同样也处于微观经济分析的主体结构之外，微观经济分析的主要部分以前也被称为“价值理论”。价格和其他一些直接相关的变量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而创新理论依旧处于外围。当然，通读任何一本大学一年级学生用的经济学原理教材，我们会发现，其中大量的章节都是阐述价格机制，有时（仅仅是有时）书中也会有单独一章来专门讲述创新。这样看来，在经济分析中创新只处于从属地位，并被排除在经济运行的中心领域之外，这样的说法确实并不是夸大其词。
我希望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空白的关注，但我并不是在重复一个老套的关于经济理论“现实主义”（经济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远非最优这样一种意见。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最有创造性的经济学文章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对此进行了批评。然而，本书的论点却恰恰相反。书中的观点表明，一旦将花费在创新活动上的支出视为企业自主做出的一项普通投资，那么，资本和投资理论已经提供的分析逻辑和工具就可以使我们很快缩短现实和理论之间的大部分差距。一旦做到这一点，创新就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微观经济分析文献中的一个中心内容，就像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样。结果是，既有利于分析和理解实际的经济情况，也有助于提高它在应用中的效用。
一个完整的创新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处理很多问题，这种理论将进一步提高创新在微观理论中的重要性，使其更加接近于价格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地位。关于创新的分析应该能够解释在创新上要进行多少金额的投入，并且应该能够说明这种投入如何符合相关市场模型中的其他变量的决定。它同时还能够分析创新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福利分析等理论中的作用。本书在上述每一个领域都提供了一个起步性的研究，也许某些观点还存在不准确之处，不具备什么权威性。我所期望的是，全书能够就主题提供一张初步的全景图，让大家知道本书的主题还有待于其他人做进一步探索研究和更加深入的分析，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将本书即将说明的方法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微观理论的核心部分之所以没有“创新”，原因之一在于它未能考虑到发明和创新活动的常规化，这个问题我们还会在下文中再次提到。将发明和创新活动常规化使我们更容易将创新竞争融入微观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核心部分。相对于无常的、无法预料的那种“天呀，终于被我发现了！”的罗曼蒂克式发明来说，对常规性的、规则的和可预测的创新活动进行系统分析要容易得多。常规化创新完全改变了罗曼蒂克式的发明，因为常规化创新的决策过程及其竞争性后果，同其他任何形式的投资决策过程及其后果几乎没什么区别。一个企业的管理部门面临的是一个普通的预算分配决策，它要在诸如厂房、设备、广告、研发等各项用途上分配投资支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对企业而言，都可以概括为赚钱的机会。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支出是现在发生的，而这些支出的（具有风险性）回报却是未来的。企业决定购买某种全新的大型设备，本质上并不是出于设备的设计是多么具有独创性，或者它能够节省燃料等诸如此类的原因，而仅是这项设备日后到底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经济回报。同样的道理，当决定是否应该在营销或研究上投入更多的资金时，企业也是根据上述原则做[6]出决策的。这样一来，那种标准的并且已经很完善的投资理论就可以立刻扩展到常规化的创新过程中。
总之，相对于某个具有很大偶然性和不可预料性的创新过程的分析而言，对常规创新活动的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并且能够产生更加清晰的微观经济学结论。事实上，这种分析能让我们踏上“完整的创新理论”之路，这种理论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的运行，也有助于我们将这种分析应用于更广阔的范围。资本主义促进经济增长的特征：哈姆雷特再现
人们很容易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近期的增长理论回避对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做出任何系统化的研究，这就好比上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时，却没有了那位丹麦王子，没有了剧中的主角。奥菲莉娅、波洛纽斯以及哈姆雷特的母亲和叔叔都在台上，而单单没有哈姆雷特
[7]本人。当然，关于增长的文献中也充满了很有价值的分析。但是，当这些分析被用来区分资本主义和所有其他经济体制所取得的不同增长成就时，却不是很适宜。因为，这些分[8]
析基本上脱离历史，而且抹杀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所有独特性。
本书试图脱离这种定位，通过把握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独特性，朝着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历史定位迈出试探性的一步。总之，下面指出的关于自由市场经济中创新所具备的特征，更加充分地表明了我的分析逻辑，这一点在前文已表明。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创新而非发明
尽管很多其他经济类型中也有惊人的大量发明，然而，它们都没有这样一种能够源源不断地产出创新的机制，更不用说将这种机制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常规，而正是这种机制下产生的创新成为自由企业的一种特征。这里，我用的“创新”一词是有别于“发明”的，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意味着识别出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改变的机会，并且不停地追寻这样的机会直至它们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特别是，识别出经济上可行的发明，并且尽一切可能将这些发明引入市场，或者，[9]通过某些其他的方式来确保这些发明得到有效的应用。中世纪的中国和古罗马也曾有过大量的、令人惊叹的发明，但是，由于缺乏一种系统化的创新机制来保证它们不走向凋零，这些发明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应用。在适合创新的部门中，发明是资本主义企业生死攸关的大事
市场机制下通过经济利益上的激励来获得效率，并满足消费者的愿望，即通过给那些效率更高、产品最适合消费者需要的企业提供更高的回报。显而易见，同样的机制以更强有力的方式推动着创新。对于经济中高科技部门的寡头企业而言，创新事实上决定着其生死存亡。如果企业任凭其竞争对手在产品和工艺创新方面远远超越自己，那么死亡就离它不远了。企业必须创新，否则便是死路一条。用约翰逊博士的话来说，不是生就是死的预期会强有力地激发出丰富的想象力。不可抗拒的压力使公司的常规化创新成为独立创新活动的补充
为了使自己免受上面提到的风险的侵袭，商业企业将创新活动纳入它们的常规运作过程中。这样的创新活动将不再是一个很难预料的过程，社会心理的变化将不再支配那些拥有创新所需要的决断和灵感的个人的偶然出现。尤其是在经济的高科技部门，竞争性市场上的压力驱使企业将创新过程系统化，并且尽可能地从这项事业中“排除所有的偶然因素”（伟大的喜剧演员W.C.Fields流传至今的一句话）[10]。
正如熊彼特和其他人已经注意到的，创新越来越成为一个常规性的和可预测的过程。企业系统地决定它们要在研发中投入多少资金，系统地决定在这个领域它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与竞争对手相互往来，甚至系统地决定公司的实验室应该发明些什么。
在大企业支配市场的寡头垄断部门中，创新已经成为备受青睐的竞争武器。事实上，这种生产更好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竞赛，成为一种激烈的军备竞赛，竞赛中的失利不断地威胁着企业的生存。
在这样的竞争下，如果企业还是主要依赖独立的发明者们不可预测的工作，来获得新产品和新工艺，那么将承担巨大的风险。所幸的是，企业已经将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研发转变成一种内在的、有管理的、有控制的过程，例如，医药业、计算机业，甚至是摄影业。换言之，它们都已经将创新常规化了。反馈：创新激发进一步的创新
一旦创新开始，这里不仅仅指发明本身，也包括它们的成功营销以及可获利的应用，将为进一步的创新工作提供方便和激励。一个显而易见的联系便是，已显示出来的能够带来利润的机会势必会吸引其他的发明者、投资者和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任务就是确保发明被投入有效的、高回报的用途中。
但是，一项成功的创新还能够以其他的方式激发出更多的创新活动，并且有助于确保这些进一步的努力获得成功。正如大家已经普遍认知的，新产品常常能够使他人想出其他相关的新产品，这些相关的新产品可能是更好的替代品（例如，喷气式飞机取代了螺旋桨式飞机），或者是先前发明的新产品或新服务的补充品（例如，电冰箱就是在有了电流网络后研制出来的）。一项发明同时也可能揭示出生产其他新产品的更加便捷和经济的方式。最后，创新过程本身能够提高所进行的研发的水平，从而为进一步的创新提供了另一个激励。总之，创新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累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创新都给下一项创新做出了反馈；一旦自由市场开动了它的创新机器，机制中固有的结构将推动这部机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和越来越多产。促进创新快速扩散的市场激励
某项创新的垄断者可以视价格情况，将这项创新作为自己最终产品的投入品，也可以专门将其出租给别人作为他人生产的投入品，通常而言，后者能够给创新的垄断者带来巨大的利润。有的时候，一项创新的所有者可以通过将这项发明既作为自己生产的投入，与此同时，又将其出租给他人使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美国和其他一些技术发达的国家中，技术交易和某公司专利技术的许可使用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企业并不是将技术据为己有，而是很积极地把技术交易和转让视作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这种技术的扩散，作为追求利润的商业行为，有助于推广最新技术的使用和最新产品及服务生产的扩展。它加快了陈旧经济活动被淘汰的速度，此外，技术扩散所产生的经济报酬，有利于将创新过程的外部性内部化。这么说夸大了创新的作用吗
创新理所当然是资本主义增长奇迹的一个主要根源。创新始于[11]“小玩意儿浪潮”（wave of gadgets），大规模的创新浪潮早在14世纪便开始积聚力量，在19世纪早期开始飞速发展。可以这样说，18世纪以来出现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可以归功于创新。
然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将上述说法视作一种夸张。比如，正如经济增长文献中所强调的，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增强个人能力方面的投资，即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特别是通过扩大教育，通过干中学，以及通过多年累积学习的一种溢出。类似的还有，在厂房和设备上的巨额投资对经济增长也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但是，几百年前，在那些极度贫困的社会里，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对它们而[12]言，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上述两种投资中的任何一种。对于早期社会的大量人口而言，勉强维系生计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使得社会仅存在极少量的资源，可以用于教育和生产力方面的投资。创新最初发生在农业和采矿业，而后在制造业上带来了生产的剩余，正是这些剩余，使得在不动产和人力资本方面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成为可能，而这两种投资被广泛看作为经济增长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我们不仅可以合理地说，创新在增长过程中做出了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创新，资本主义的增长过程将不具备任何重要的意义。贪婪的作用
我经常听到一些聪明的观察者（他们不是经济学家）这样说道，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繁荣和增长固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这个过程却被随之而来的贪婪所玷污。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事实上，它与一场文艺复兴时期的争论有关，那场争论是当时的一些主要思想家在宗教领域发起的：一个仁慈和万能的上帝怎么能够任凭这样一种令人讨厌的动机来支配人类的行为呢？亚当·斯密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为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即使在今天依然很有启发性。
实际上，斯密论证了竞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能够很有效地解决。这就是《国富论》中著名的（但也是经常被误解的）“看不见的手”那段话真正要说明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竞争是一种可以在最低限度被接受的解决方案，它阻止了贪婪的“商人和制造商们”从他们不良动机驱使的行为里攫取过多的利润，从而使他们并没有得到由其贪婪所驱使的努力所预先期盼得到的成果。
但是，依照斯密的观点，那仅仅是神奇的竞争的开始。因为，竞争不仅使贪婪的行为没有得到任何过多的报酬，而且，它反过来驾驭着贪婪，让这种欲望服务于公众的福利。在竞争中，贪婪的生产者们必须要竭尽全力地在更优惠的价格上，提供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他们必须明白消费者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并且使自己的产品满足于这样的需求。他们必须在市场上提供足够多的产品，以促使消费者们在竞争性市场通行的低价位上接受那些产品。
正如斯密解释说：
当每个人尽其所能，努力使其行业的产出获得最大价值之时，每个人也必然是在尽其所能，使这个社会的年均收入（它的GDP）尽可能地多。一般说来，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是想要提高公众的利益，也不知道他到底为此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他在其所处的行业里，以一种尽力使它的产出获得最大价值的方式工作，他想要得到的仅仅是他个人的财富……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13]促进社会的总体利益。（［1776］1904，第481页）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以及本书所要讨论的，并不是到底应该将这种动机力量赞许地看作“追求利润的良好动机”，还是应该更适合地将其归入极度罪恶的“七宗罪”当中。相反，本文分析的出发点是将追求利润的动机视为一种活跃的，而且广泛存在的现象。它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人们的主观厌恶而消失。因此，相关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能否有一些制度安排能够阻止贪婪可能带来的最让人讨厌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安排能否重新指引贪婪所产生的力量，从而达到造福社会而不是危害社会的目的。斯密的答案是，这样一种制度是存在的，它就是竞争。但是，他也提醒我们，由于竞争有其局限性，因此总有人试图规避或损害它，我们需要捍卫竞争，使其免于受到这种可预料的（而且很普遍的）侵害。
凡此种种非常适用于自由市场的创新和增长。如果没有追求利润的创新企业竞相生产出更好的捕鼠器或更好的计算机，并以比其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价位，将产品投入市场；如果不存在有利可图的技术扩散机会，使得技术进步迅速在整个市场中普及，那么市场经济的增长纪录将会多么平庸？所有这些，都是由被某些人称为是“利润动机”的东西所公然驱使的，尽管也有一些人厌恶地将其称为“贪婪”。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贪婪，使其尽可能高效而又[14]卓有成效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同时实现繁荣和增长。自由市场经济好比一部创新机器
上文中的陈述已经指出，在经济的重要部门中，企业的管理者，似乎很显然地将创新而不是定价放在了首要地位。且市场持久地驱使企业这样做。但是，微观经济分析的主体部分主要关注价格的决定，可以合理地说，这种做法有可能将近期竞争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给遗漏掉了。进一步说，这种遗漏拆除了连接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之间的桥梁。
当然，在主要的经济模型中，价格合理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为市场传递着信息，在一般均衡理论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变量。然而，我要论证的是，在企业和竞争理论中，创新至少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且，尽管近期的宏观增长模型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内生技术变迁上，但是，它们并没有试图研究自由市场增长过程的核心部分，这个核心部分就是迫使企业去创造、追寻和促进创新。对于一个令人信服的内生技术变迁理论来说，必不可少的是对市场力量的作用做出明确的分析，这种市场力量同价格和其他相关变量，一同构成创新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
自由市场经济同世界上所有其他经济类型具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卓尔不凡的增长表现。本书研究的正是可以解释这种表现的机制。我引用了很多不同的理论、历史事实和数据，试图提供一种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分析资本主义增长本身，而且还说明了对创新的分析如何能够从企业和产业理论的孤立边缘部分，重归它原本应有的中心位置。
[1]科学家把17世纪末地球遇到的寒冷天气称为“小冰河时期”，由于当时太阳黑子数目非常少，而太阳的活动亦异常低，在北欧，寒冷的天气持续50年之久，而11年周而复始的太阳黑子周期，似乎停顿了下来；在1800~1803年，太阳黑子的数目又突然减少，使地球再遇上寒冷的天气，科学家称1816年为“没有夏天的年份”（The Year without a Summer），这个时期，也是大文豪狄更斯的故事里所描述的寒冷的伦敦冬季的年代。在这里，作者意指工业革命前经济极不活跃的时期。——编者注
[2]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2000）。
[3]见鲍莫尔、布莱克曼和沃尔夫（Baumol，Blackman和Wolff，1989）。诺德豪斯（Nordhaus，1997）用照明的历史来研究实际工资的长期增长率；他发现1992年1个小时的劳动所能购买的电量，若是在1900年却需要花费1800多个小时的劳动所赚的工资。
[4]就我迄今为止的发现而言，对这个问题的直接阐述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中的4页文字，以及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7）中的6页文字，本章开始引用了其中的两段话。这些评论试图将我所要阐述的主题同已有的大量历史和理论著作区分开来，它们大多很深奥，主要论述的是资本主义在西欧诞生的历史，以及创新在增长中发挥的作用等。每当看到这些主题，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戴维·兰德斯、内森·罗森伯格、乔尔·莫基尔、理查德·约尔逊和F.谢勒。但是，我在这里特别关注的是将资本主义视作一部非常强大的增长机器。我的任务是研究这部机器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运行得如此有效。
[5]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晶体管，它是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后来被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拥有。出于种种原因，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动的，AT&T允许其他公司无偿使用这项发明，这种行为成为信息时代最关键的贡献之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项重要发明仅仅是为其创造者带来好处的。事实上，在所有的发明中，无论是钟表，还是电流，抑或电话，受益最多的应该还是公众。
[6]当然，用于研究与开发上的投资比那些类似扩建厂房的投资具有更大的不可预见性。但是，对于分析这两种投资的决策过程而言，其间的差别仅在于承担的风险不同，而且这种差别只是程度上的。
[7]“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演出”这句话是几十年前在英国很流行的一种说法，约瑟夫·熊彼特也用过这句话。
[8]很明显，保罗·罗默（1990）和罗伯特·卢卡斯（1988），还有其后不久的吉恩·格罗斯曼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Gene Grossman和EIhanan Helpman，1991a和b），他们在罗伯特·索洛（1956）的基础性研究之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创建了一套正式的内生创新理论。我在这里要说的同他们所写的没有任何冲突。事实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他们的研究与我的研究是互补的，这些研究一同为分析创新提供了基础，这种分析完全应该被纳入经济学的主体部分。然而，他们的研究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同其他经济类型在增长表现方面的差别。他们的分析与历史的关联不大，是宏观性的分析，而没有突出常规化的创新活动同其他类型的内生创新活动的区别。凡此种种并不能视作他们模型中的缺陷，因为他们研究的目的与我研究的目的有所不同。
[9]根据市场需求来准备发明并且负责销售的创新者们，经常不是发明者本身。这样一来，詹姆斯·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很显然是博尔顿—瓦特蒸汽机的市场策划者和营销者；同样，也许这么说会引起争议，与其将爱迪生看作一位发明家，还不如将其视为进行创新的企业家。“尽管流行的美国传说中将爱迪生的地位置于他的所有同行之上，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在（电学）技术上做出任何的突破性贡献（他于1882年发现了碳丝灯）。第一盏电灯早在1845年就出现了……爱迪生将技术上的灵感同商业上的努力相结合，在1882年研制出电，并将它从纽约珀尔街的电站中分销出去。”（Nordhaus，1997，第37页）
[10]一个新手（Fields试图引诱他玩牌）对“游戏的概率”的可信度表示怀疑，Fields迫不及待地向他的牺牲品再次保证说：“年轻人，你和我玩牌的时候，一切的偶然性因素都已经被排除了！”这个词组就是这么说起来的。
[11]根据阿什顿（T.S.Ashton）1948年关于工业革命的经典小册子，正是学徒们发明的“小玩意儿”决定了这场革命。
[12]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和固定生产设备上的投资，都不是使自由市场经济区别于其他类型经济的独有特征。比如，这两种投资也大量地存在于苏联的经济中。因此，强调这两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导致了很多增长模型具备了脱离历史实际的特征。
[13]本段文字虽没有明确地提到竞争，但文中的内容却明确地体现出竞争的作用。
[14]当然，对于环境保护、防止失业以及其他很多角度的反对者来说，竞争可能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和促进公众利益。我并不想贬低从这些角度进行考虑的重要性，仅想指出这些考虑并不在我论述主题的范围内。第2章资本主义增长的“准优”特征：寡头竞争和常规化创新
熊彼特脑中的创新很少是巨大的突破，而是存在于新的生产工艺或产品中的小的进步和改良，这些新的生产工艺和产品中蕴含着真正的新鲜事物，以及不易觉察的相互之间略有差异的模仿。——布劳格（Blaug），1999，第110页
因此，资本主义创新体系为什么能够有如此好的表现，这让人有些迷惑不解。这里当然不存在一种类似福利经济学两定理的理论来支持资本主义“不能被打败”这样一个论点。——纳尔逊（Nelson），1996，第54~55页“准优”（somewhat optimal）这个词组看上去是个矛盾的说法，但事实上，它很有效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增长过程。实际上，主张在增长过程中自由企业经济自动趋于满足理想经济效率的要求的说法，是没有理由的。然而，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很难将自由企业形式的经济组织所取得的卓越增长成绩归因于一种偶然，而且，这种增长成绩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自由市场施加给企业的压力，它迫使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进行慷慨而持续的投入，并将其创新成果提供给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人。此外，我还想指出，资本主义增长机制所具备的福利特征，比迄今为止所有经济学文献所阐述的，还要令人向往。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增长绩效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均收入在一个世纪里增长了8倍（正如梅[1]纳德·凯恩斯在1932年预言的那样）。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得让人难以理解。假设我们现在过的是中等家庭收入的生活，如果此时突然将这份收入的7/8拿走，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相反，据估计（当然是很粗略地），在18世纪英格兰的富足时期，实际人均收入已经重新达到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曾经达到的水平。文字根本无法准确描述出工业化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成绩。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惊人无比的增长率却能明显地将自由市场经济同所有其他经济体系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没有其他哪个经济体系的公众平均收入增长的程度和速度接近北美、西欧和日本。尽管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强迫人民将资金大量投入工厂和水电站的建设中，但它还是没能像自由市场经济那样，生产出足够多的物质产品来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
自由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经济之谜，对将来能达到的繁荣程度至关重要。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世界上贫困国家急切想知道的。本书第一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一些别人未曾给出的解释——阐述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自由市场成为生产创新和随后产出增长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机器。本书将着重强调这种解释的三个组成部分：经济中的很多企业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力求生产出更好的引人注目的新产品，或以更好的工艺生产原有的产品；创新过程的常规化降低了企业对偶然幸运发明的依赖程度；竞争压力促使企业自愿散布专有技术——当然是为了得到一份适当的回报，或者是牵着竞争者的鼻子走。
特别地，我认为常规化的创新过程受到标准的企业决策原则所引导，这是整本书一个关键部分。美国商业企业研发支出占全国研发支出总额的2/3，所以，这些创新过程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会越来越重要。这是自由市场创新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本书要着重强调的内容。因此，本书关注的是经济中不断产生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来源，这种来源与那些被普遍视作技术变革主要创造者的独立发明者们相比，要更加可靠。未被常规化的内生创新依然重要
然而，常规化创新行为关键并且日益增长的地位并不意味着独立[2]创新不再发挥重要的作用。谢勒（Scherer，1980，第438页）列举了一长串由新成立企业引进的重要的技术发明，这些企业的员工大概并没有受到原来的大企业所能感受到的常规化创新的压力。他举的例子中有白炽灯、交流电、无线电电报和电话、拨号电话、同轨通信卫星、涡轮喷气发动机、有声电影、自冲洗照相技术、计算器等，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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