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论友谊、论老年及书信集；小普林尼书信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古罗马)西塞罗,(古罗马)塞古都斯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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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论友谊、论老年及书信集；小普林尼书信集试读：

出版前言

人类对知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孔子到释迦牟尼，人类先哲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将这些优秀的文明汇编成书奉献给大家，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造福人类的事情！1901年，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联合哈佛大学及美国其他名校100多位享誉全球的教授，历时四年整理推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Harvard Classics。这套丛书一经推出即引起了西方教育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赞扬，并因其庞大的规模，被文化界人士称为The Five-foot Shelf of Books——五尺丛书。

关于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不得不谈一下与哈佛的渊源。当然，Harvard Classics与哈佛的渊源并不仅仅限于主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Harvard Classics其实是哈佛精神传承的载体，是哈佛学子之所以优秀的底层基因。

哈佛，早已成为一个璀璨夺目的文化名词。就像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学院，或者山东曲阜的“杏坛”，哈佛大学已经取得了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地位。哈佛人以“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而自豪。在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中，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从1636年建校至今，哈佛大学已培养出了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位普利策奖获奖者。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记录。它还培养了数不清的社会精英，其中包括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学者和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哈佛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同时也是世界人文的奇迹。

而将哈佛的魅力承载起来的，正是这套Harvard Classics。在本丛书里，你会看到精英文化的本质：崇尚真理。正如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正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本质和方向。

哈佛人相信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人文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永恒的智慧，所以哈佛人从来不全盘反传统、反历史。哈佛人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碍人对真理的追求。

对于这套承载着哈佛精神的丛书，丛书主编查尔斯·艾略特说：“我选编Harvard Classics，旨在为认真、执着的读者提供文学养分，他们将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人类从古代直至19世纪末观察、记录、发明以及想象的进程。“在这50卷书、约22000页的篇幅内，我试图为一个20世纪的文化人提供获取古代和现代知识的手段。“作为一个20世纪的文化人，他不仅理所当然地要有开明的理念或思维方法，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座人类在从蛮荒发展到文明的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发现、经历以及思索的宝藏。”

可以说，50卷的Harvard Classics忠实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传承了人类探索和发现的精神和勇气。而对于这类书籍的阅读，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不可错过的。

这套丛书内容极其丰富。从学科领域来看，涵盖了历史、传记、哲学、宗教、游记、自然科学、政府与政治、教育、评论、戏剧、叙事和抒情诗、散文等各大学科领域。从文化的代表性来看，既展现了希腊、罗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古代和近代文明的最优秀成果，也撷取了中国、印度、希伯来、阿拉伯、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文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年代来看，从最古老的宗教经典和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到东方，欧洲的意大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英国、德国，以及拉丁美洲的中世纪文化，其中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再到意大利、法国三个世纪、德国两个世纪、英格兰三个世纪和美国两个多世纪的现代文明。从特色来看，纳入了17、18、19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权威文献，收集了近代以来最有影响的随笔、历史文献、前言、后记，可为读者进入某一学科领域起到引导的作用。

这套丛书自1901年开始推出至今，已经影响西方百余年。然而遗憾的是，中文版本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始终未能面市。

2006年，万卷出版公司推出了Harvard Classics全套英文版本，这套经典著作才得以和国人见面。但是能够阅读英文著作的中国读者毕竟有限，于是2010年，我社开始酝酿推出这套经典著作的中文版本。

在确定这套丛书的中文出版系列名时，我们考虑到这套丛书已经诞生并畅销百余年，故选用了“哈佛百年经典”这个系列名，以向国内读者传达这套丛书的不朽地位。

同时，根据国情以及国人的阅读习惯，本次出版的中文版做了如下变动：

第一，因这套丛书的工程浩大，考虑到翻译、制作、印刷等各个环节的不可掌控因素，中文版的序号没有按照英文原书的序号排列。

第二，这套丛书原有50卷，由于种种原因，以下几卷暂不能出版：英文原书第4卷：《弥尔顿诗集》

英文原书第6卷：《彭斯诗集》

英文原书第7卷：《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效法基督》

英文原书第27卷：《英国名家随笔》

英文原书第40卷：《英文诗集1：从乔叟到格雷》

英文原书第41卷：《英文诗集2：从科林斯到费兹杰拉德》

英文原书第42卷：《英文诗集3：从丁尼生到惠特曼》

英文原书第44卷：《圣书（卷Ⅰ）：孔子；希伯来书；基督圣经（Ⅰ）》

英文原书第45卷：《圣书（卷Ⅱ）：基督圣经（Ⅱ）；佛陀；印度教；穆罕默德》

英文原书第48卷：《帕斯卡尔文集》

这套丛书的出版，耗费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心血。首先，翻译的工作就非常困难。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我们向全国各大院校的数百位教授发出翻译邀请，从中择优选出了最能体现原书风范的译文。之后，我们又对译文进行了大量的勘校，以确保译文的准确和精练。

由于这套丛书所使用的英语年代相对比较早，丛书中收录的作品很多还是由其他语言转译成英文的，翻译的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译文难免还存有艰涩、不准确等问题。感谢读者的谅解，同时也欢迎各界人士批评和指正。

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中文读本，也期待这套承载着哈佛精神、影响西方百年的经典图书，可以拨动中国读者的心弦，影响国民的情感、性格、精神与灵魂。

西塞罗关于友谊和老年的论述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古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和拉丁散文大师，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出生于阿尔皮纳姆。他的父亲属于骑士阶层，是个有钱人。西塞罗还在孩提时代，他们就搬到了罗马。在那里，这个未来的政治家在修辞学、法律、哲学方面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跟随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们学习和实践。25岁，他开始他的律师职业生涯，很快他就被公认为不仅是一个优秀人才，而且也是面对重大的政治风险时，敢于支持正义的人。做了两年的律师后，他离开罗马去希腊和亚洲旅行，利用被提供的一切机会，师从杰出的大师们学习雄辩艺术。他回到罗马，健康状况显著好转，专业技能方面也有了巨大的进步。

公元前76年，他当选财务官吏一职，被分配到西西里岛的利里巴耶姆省，他执政的活力和公正为他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感激。公元前70年，正是在当地居民的要求下，他担当了维勒斯案的公诉人。维勒斯作为西西里岛的执政官，掠夺和压迫西西里人民。在这件案子中，他表现得非常成功，结果维勒斯被定罪，遭到流放，而他自己也因为这件案子的成功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公元前67年，他成了一名行政官员，并在公元前64年以多数票当选为罗马执政官。他执政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喀提林阴谋”。这个臭名昭著的、有着贵族血统的罪犯和许多人密谋去夺取国家的主要职权，并且通过掠夺城市来使他们摆脱由于荒淫无度造成的金钱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困难。他们中许多人是出身高贵但却沉迷于酒色的年轻人，西塞罗推翻了他们的阴谋，其中五个卖国贼被处决，并瓦解了准备聚集起来支持已死的科提林的军队。西塞罗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救星，他的国家似乎此刻应该感谢他。

但是事实正相反，当时正值政坛上三人组——庞培、恺撒和克拉苏（他们被称为“三人执政团”）执政时期，西塞罗一个叫P．克洛迪乌斯的政敌，提出了“驱逐未经审判就把罗马公民判死刑的任何人”的法案。这旨在针对西塞罗，因为他参与处理了科提林阴谋。公元前58年3月，西塞罗离开了罗马。同一天通过一项法律，他被驱逐除名，财产被掠夺和破坏，他城里房子的原址上竖起了一座自由神庙。流亡期间，西塞罗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昔日的刚毅。他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另一个地方，寻求高官的保护以免被暗杀；写信敦促他的支持者鼓动召回他，有时指责他们不冷不热，甚至背信弃义，哀叹他的国家忘恩负义；他为导致他权益被剥夺的做法感到后悔，并且为与妻儿分离而极度悲伤，他的政治抱负也破灭了。终于，公元前57年8月颁布的一项法令，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地位，次月他便回到了罗马，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三人执政团的交替执政使西塞罗在政治上被排除在领导集团之外，他重新开始了他的法庭事务。他最重要的案子也许是为米洛辩护，起因是米洛被控谋杀了西塞罗的最棘手的敌人克洛迪乌斯。这篇演说词，我们看见的是其修订版，虽然其原版未能确保米洛无罪，但它被认为是演说艺术的最优秀的范本。与此同时，西塞罗也投入很多时间从事文学作品的写作，他的信件表露出了他对政治局势的沮丧和对国内的各党派摇摆不定的态度。公元前51年，他去了小亚细亚的西里西亚国当地方总督，在处理民政事务方面，他办事高效而廉洁，并在军事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次年年末他返回意大利，元老院对他的工作公开表示感谢，但他希望胜利的愿望没有实现。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政权争夺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日益明显，在公元前49年恺撒率领他的军队穿过卢比孙河后终于全面爆发。西塞罗犹豫良久，站在了庞培一边，然而后者次年在法萨罗战役中被推翻，而后在埃及被谋杀。西塞罗回到意大利，恺撒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一段时间内他曾致力于哲学和修辞写作。公元前46年，他与结婚30年的妻子特瑞提亚离婚，然后为了减轻自己经济困难，他和年轻且富有的普布里利亚结婚，但不久她也和他离婚了。恺撒当时已经成为罗马最高统帅，在公元前44年被暗杀。虽然西塞罗没有参与这个阴谋，但他似乎赞成过这次行动。在接下来的混乱政局中，他支持了反对安东尼的阴谋事业，结果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三人执政成立后，西塞罗被放逐，并于公元前43年12月7日被安东尼的手下杀害，头和手被砍下来在罗马展出。

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最重要的演说是14篇《菲利皮科斯》，是抨击安东尼的演说，这种敌意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同时代的人眼里，西塞罗主要是伟大的律师和政治演说家，他有58篇演讲让我们见证了他的演讲技巧、机智、口才和激情，这些造就了他的卓越成就。这些演讲涉及了许多细节，需要欣赏它们的人充分了解当时的历史、政治和人物。另一方面，无论是在风格还是在对当时事件的处理上，他的这些信件都不够精细，然而它们用极其生动形象的方式使人了解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天里罗马人的生活，这也有助于展现他的个性。西塞罗作为一位名人，尽管自负，在绝望的危急时刻政治立场有过动摇，曾抱怨他那个时代的不幸，但他仍然是位杰出人物，诚实正直，是位爱国的罗马人。他一生致力于阻止共和国的衰落——要知道它的衰落是无法避免的。那些暗中破坏共和国的邪恶行为和那些威胁今日美国公民和国民生计的行为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他的作品对当今世界的贡献绝不只是具有史学价值。

作为一个哲学家，西塞罗最重要的贡献是让他的同胞了解希腊思想的主要流派。与他其他的原著相比，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大多不甚在意。但他在宗教理论方面，以及如何把哲学理念应用到生活中这些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直接的贡献。本书从这些作品中选了两篇论文：《论老年》和《

论友谊

占卜官昆图斯·穆丘斯·斯凯沃拉过去常常讲起他岳父盖乌斯·莱利乌斯的事，他记忆精准，讲述生动，每次提到岳父，都会毫不犹豫地冠之以“智者”的称号。我刚穿上托加袍（古罗马的成年服）时，父亲就把我引荐给斯凯沃拉。借此良机，只要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有暇，我就尽我所能地待在他身边，结果我记住了他许多的论述和简洁精辟的箴言。简而言之，我竭力学习他的智慧。他去世后，我又师从大祭司斯凯沃拉。无论是从能力方面还是从人品方面来看，我敢说他都是国人中最杰出的。但是关于后面这个斯凯沃拉的事，我以后再谈。现在谈谈占卜官斯凯沃拉。在诸多关于他的事情中，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跟往常一样，他坐在花园里的一个半圆形的凳子上，当时只有我和他的几个亲密的朋友在场，他碰巧把话题转到一件当时许多人都在议论的事情上。阿提库斯，你和普布利乌斯·苏尔皮西乌斯关系非常亲密，你一定还记得，他从前与执政官昆图斯·庞培的关系很亲近，感情深厚。可是后来他当了护民官后，却与昆图斯·庞培反目成仇，成了死对头，为此人们感到非常惊讶，甚至愤慨。这次，斯凯沃拉碰巧提到了这件事后，他便向我们详细地转述了莱利乌斯有关友谊的论述，那是莱利乌斯在阿非利加努斯死后没几天，对斯凯沃拉和他的另一个女婿盖乌斯·范尼乌斯——马尔库斯·范尼乌斯之子说的。那些论述的要点，我记了下来，并把它们整理在本书中。为了避免重复记叙文中的那种“我说”“他说”的字样，我把谈话者本人带到了我的舞台上，从而使得论述具有一种使读者置身于正在聆听他们说话的意境中。

你常常请求我写点关于友谊的文章，我非常清楚，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是值得每个人来研究，而且特别适合于你我之间存在的那种亲密的交情。因此，我很愿意答应你的请求，做有益于公众的事情。

关于这个舞台的出场人物：在我献给你的《

论老年

最后，正如我把前一篇文章（即《论老年》）作为一个老人给另一个老人的一件礼物送给你一样，我把《论友谊》这篇文章献给你，就当是一个最亲密的朋友给他朋友的一件礼物。在前一篇文章《论老年》中，主讲人是加图，他是他那个时代年纪最大而且最有智慧的人；在《论友谊》这篇文章中，其主讲人是莱利乌斯，他不但是一位智者（那是人们授予他的称号），而且还以笃于友谊而著称。请你暂时忘掉我吧，设想现在是莱利乌斯在讲话。

在阿非利加努斯去世后，盖乌斯·范尼乌斯和昆图斯·穆丘斯去看望他们的岳父。他们提问，莱利乌斯作答。整篇文章都是关于莱利乌斯对友谊的论述。当你在读这篇文章时，将会看到你自己的身影。

范尼乌斯：莱利乌斯，你说得没错，没有人比阿非利加努斯更好更杰出了。但是你应当知道，现在所有人都注视着你。大家都称呼你为杰出的“智者”，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不久前，人们曾把这个尊贵的头衔授予加图；而且我们还知道，在上一代，卢西乌斯·阿梯利乌斯也被叫作“智者”。但这个词用在这两个人身上，其含义是不同的：阿梯利乌斯是法学家，由于其精通民法而被称为“智者”；加图，在处理事务方面，他经验丰富，深谋远虑，立场坚定，并且在元老院里和公众演说中常常发表一些卓有远见的见解，所以到他老年时便获得了“智者”的称号。但是你呢，虽然也被称为“智者”，但你被称作“智者”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却和他们不一样——不仅是因为你的天赋和品性，还因为你的勤勉和学识。他们给你这个头衔，并不是从一般普通人的眼光评价你，而是有学问的人对你的一种评价。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整个希腊没人可被称为智者，除了那个雅典人（指苏格拉底）；确实，他还曾被阿波罗神谕宣示为“最聪明的人”。在挑剔的批评家眼里，他们并不承认当时所谓的“七贤”能跻身“智者”之列。人们认为，你的智慧在于：你把自己看成自给自足的，并把人生的各种变化和机遇看作无法影响你的美德的东西。因此，他们总是问我，而且毫无疑问，也问过斯凯沃拉：对于阿非利加努斯的去世，你是如何承受悲痛的？本月7日我们这些占卜官照例在德基穆斯·布鲁图斯的乡间别墅聚会议事，然而你没有到会，而以前你总是准时赴会的——这一事实更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斯凯沃拉：确实如此，莱利乌斯，人们常常问我范尼乌斯提到的这个问题，但我是依据自己的观察来回答的。我说，你是以一种理智的方式来承受这位最杰出的人物和非常亲密的朋友的去世给你带来的悲痛。当然，你不可能不悲伤，因为那不太符合你温文尔雅的性格；但是，你缺席我们社团聚会的原因是由于生病，而不是由于哀伤。

莱利乌斯：谢谢你，斯凯沃拉。你说得非常正确，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事实上，如果不是我身体不好的话，我没有权利因为任何个人的不幸而耽误自己履行的职责。我还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一个有原则的人怠忽职责。范尼乌斯你对我说，大家授予了我这一荣誉称号（对于这个头衔我实不敢当，也不敢奢求），你这样做无疑是出于对我的偏爱，但是我必须说，在我看来，你对加图的评价似乎不够公正。如果说世上曾有过“智者”的话——对此我是有怀疑的——那便是他。抛开其他的事情不说，看看他是如何忍受丧子之痛的吧！我不曾忘记保卢斯，我也亲眼见过加卢斯。但他们的儿子都是在幼年时夭折的，而加图的儿子却是在功成名就的成年去世的。所以，即便是那个如你所说的被阿波罗宣称为“最聪明的人”，也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他置于加图之上。因为前者的名气在于品行，而后者的名气在于言辞。

现在我告诉你们俩，并请你们相信，就我而言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说，对于西庇阿的去世我并不感到哀伤的话，那么我就得让哲学家们来解释我的这种行为，但是事实上我是在撒谎。失去了这样一位朋友，我当然悲伤，因为我认为以后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朋友了。而且我敢说，这样的朋友在以前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我不需要药物来治疗内心的伤痛。我能找到自我慰藉的方法，主要是我能摆脱一般人在丧失朋友时产生痛苦的那种错误的看法。我相信西庇阿并没受罪，要是说有人遭受苦难的话，那就是我。如果是因自己的不幸而悲痛万分，那表明你不是爱你的朋友，而是爱你自己。

至于他，除非他想长生不老——他从没这种想法，谁能说他这一生过得不好？世人所希求的东西哪一样他没有呢？在他童年时代，国人就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后来他不负众望，证明自己勇武过人。他从不参加执政官的竞选，却曾两次当选为执政官：第一次当选是在尚未达到法定年龄之前；第二次当选，对于他来说，来得太快了，但就国家的利益来说，几乎是太晚了。他攻陷了两座帝国劲敌的城池，从而结束了当时残酷的战争，并且还杜绝了以后可能发生的战争。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对母亲的孝顺、对姐妹的慷慨、对亲戚的宽宏、对他人的诚实，这些你们都已经知道，还用得着我说吗？最后，从他葬礼中的哀悼情形，便可看出国人是多么敬重他。这样的人即便再多活几年，还能多得到些什么呢？虽然我记得在他去世前两年，加图曾对我和西庇阿这样说过，“老年不一定是一种累赘”，但这必然要减少西庇阿至死仍享有的锐气。因此，我们断言，他的一生是再幸运不过的了。他生前所得到的荣誉简直无可比拟；而且他的突然去世也让他省去了死神的折磨。至于他是怎么死的，这很难说，你们明白人们猜疑的是什么。不过，我可以说：西庇阿一生中有许多日子都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度过的，但最快乐的却是他死前的那一天。那天正值元老院开会，他由元老院议员、罗马市民、同盟者和拉丁人护送回家。他临死前受人敬重，看来他死后自然是升入天堂，而不是下到地狱。

我不是现代哲学家，因为现代哲学家们坚称，我们的灵魂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逝，人死后什么都没了。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古代的看法，或是我们祖先的看法，他们为死者举行隆重的哀悼仪式，如果他们相信死者已完全消亡的话，他们显然不必这样做；或是那些在大希腊繁荣时的哲学家们的看法，他们的箴言和学说教育着他们的国家（虽然现在已经毁灭了），也曾到访过这个国家；或是被阿波罗神宣示为“最聪明”的那个人的看法，他始终不变地（大多数哲学家的思想总会有些变化）教导人们：“人的灵魂是神圣的，它离开肉体后便回归于天，最容易升天的是那些最有德行、最公正的灵魂。”西庇阿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就在他去世前几天——他好像预感到什么东西要发生似的——他谈了三天国事。参加那次谈话的有菲勒斯、曼利乌斯和其他几个人。斯凯沃拉，我也带你一起去过。他谈话的最后部分主要涉及灵魂不朽，因为他告诉我们的是大阿非利加努斯曾经托梦给他讲的话。如果一个人越善良，在他死后他的灵魂就越容易摆脱肉体的桎梏，那么还有谁比西庇阿更容易升天呢？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对他的去世感到悲伤，这是嫉妒的表现，而不是出于友谊。但如果事实是肉体与灵魂一起消亡，不再有什么感觉，那么，虽然死没有什么好处，但至少也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一个人没了感觉，那他就好像从未出生过一样；但是这个人曾经出生过，他的出生对我来说是一件喜事，而且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也将永远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因此，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的一生是美好的。我却不如他，我比他早来到人世，也应当比他早离开才对。不过当我回想起我们的友谊，我觉得很高兴，以至于认为自己的人生也是幸福的，因为我的一生有西庇阿为伴。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我们都相互帮助。在罗马我和他住在一起，后来我们又一起到国外服役。我们的兴趣爱好、追求和观点完全协调一致，这才是友谊的真正秘诀。因此，我一想到这些我们友谊的回忆将能永世长存，我就觉得由衷的高兴，而范尼乌斯刚才提到的我在“智慧”上的声誉——特别是因为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根据——并不能让我如此愉悦。我更加在意友谊的原因是：历史上自古以来真正诚笃的朋友只有三四对。我希望西庇阿和莱利乌斯的友谊也能像他们一样在后世流传。

范尼乌斯：当然，那肯定会是这样的，莱利乌斯。但是既然你提到了友谊这个词，而且现在我们也闲着，请你和我们谈谈友谊吧。如果你能像通常谈论其他问题一样，谈谈你对友谊的看法、友谊的本质，以及关于友谊所应遵循的原则，我想斯凯沃拉也会赞成我这一提议的。

斯凯沃拉：我当然举双手赞成。我也正想提出这种请求，但范尼乌斯却抢先说了，我们两人都很愿意听你谈友谊。

莱利乌斯：倘若我觉得自己对友谊这个问题很有把握的话：我是不会拒绝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话题，正如范尼乌斯所说，我们现在也闲着。但是，我算什么呢？我有什么能耐呢？你们所提议的完全是专业的哲学家才能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希腊哲学家，不管你突然提出什么问题，他们往往都能侃侃而谈。这是一件相当难的任务，需要接受过很多的训练。所以我认为，你们要想聆听关于友谊的正式论述，就应当去请教专业的讲演家。我所能做的就是，劝你们把友谊看作人生的头等大事，因为世上没有东西比友谊更合乎我们的天性，或者说，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友谊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但首先我得确立这样一条原则——友谊仅存在于好人之间。不过，我并没有像某些哲学家一样严格地贯彻这一原则，他们把自己的定义搞得过分准确。也许他们自有其道理，但这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我指的是那些哲学家，他们宣称，除了“智者”以外没有一个是“好人”。我接受这种说法，但是他们所说的“智慧”并不是凡人所能得到的。我们看事情必须根据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来考虑问题——不是凭想象或理想。甚至连盖乌斯·范尼乌斯、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和提贝里乌斯·科伦堪尼乌斯（我们的祖先认为他们是“智者”），我也会按照他们的标准宣称这些人是“智者”。那么，就请他们收回“智慧”这个词吧。它激起了每个人的不快，没人能理解它究竟指什么。只要他们承认我所提到的这些人是“好人”就行了，但是，他们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他们说，除了“智者”以外谁也不能得到这个头衔。那么让我们把他们排除在外，并且像俗语所说，用我们自己“有限的智力”来做好吧。

我们说的“好人”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无疑是高尚、清白、公正和慷慨的；他们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而且他们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例如，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这样的人一般被认为是“好人”。让我们也同意这样称呼他们吧，他们尽人之所能顺从“自然”，而“自然”则是美好人生的最好向导。

现在在我看来，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生活在世界上，我们彼此之间会形成一种纽带，把大家联结在一起，而且彼此越亲近，这种纽带也就越牢固。所以我们在感情上喜爱自己的同胞甚于喜爱外国人，喜爱自己的亲戚甚于喜爱陌生人，因为对于自己的同胞和亲戚，彼此之间自然会产生一种友谊，尽管这种友谊缺少些永久的成分。友谊胜过亲戚关系，因为亲戚可以是没有感情的，而友谊则绝不能。没有感情的亲戚名分上还是亲戚；而友谊没有感情就不成其为友谊了。你通过考察以下事实便可更好地理解这种友谊：仅仅就那些联结人类的自然的纽带而言，它们可以是无限的，而友谊却是非常集中的，它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只有两个人或者最多几个人才能分享这份情感。

我们现在可以把友谊定义为：对有关人和神的一切事物完全一致的看法，糅合相互之间的那种亲善和挚爱。除智慧以外，我倾向于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友谊，它是不朽的神灵赋予人类的最好礼物。有些人喜欢财富，有些人喜欢健康，有些人喜欢权力，有些人喜欢官职，许多人甚至喜欢感官的快乐——最后一种是兽类的理想；至于其他各种，我们可以说，它们也是脆弱不定的，它们主要是依靠变幻莫测的命运，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干。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德行是“最美好的东西”。这当然是一种崇高的见解。但是，他们所说的德行正是友谊的孕育与保护者；没有德行，友谊就不可能存在。

我再次强调，让我们按普通人接受的词义来使用“德行”一词，而不是用那些言过其实的语言来定义它。让我们把这样的人——譬如像保卢斯、加图、加卢斯、西庇阿和菲勒斯——看作好人。就日常生活来说，这些人已经够好的了，我们无须因找不到完人而苦恼。

对于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友谊的好处多得不胜枚举。首先，用恩尼乌斯的话来说，生活中如果没有朋友间的相互亲善中的恬静，活着还有什么乐趣？你对一个人绝对信任，什么事情都对他说，就像跟自己谈话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呢？如果没有人能够与你分享快乐，那么你的成功不是失去了一半价值吗？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人比你自己还着急地为你分忧，那么你有了灾难就会难以承受。总而言之，其他的欲望都有特定的目的——财富是为了使用、权力是为了赢得尊敬、官职是为了荣耀、娱乐是为了感官的享受、健康是为了免除疾苦和充分利用身体的各种功能。但是友谊有数不尽的好处。无论走到哪里，友谊近在咫尺。它无处不在，而且永远不会不合时宜，永远不会不受欢迎。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对友谊的依赖程度，不下于水与火。我现在所讲的不是普通的或泛泛的友谊（虽然这种友谊也是快乐和裨益的一个源泉），而是那种真正的友谊，它存在于少数几个名人之间。这种友谊既能使成功增色，也能通过分忧解愁减轻失败的痛苦。

并且友谊的好处很大也很多，它无疑是一个绝好的东西。友谊能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能驱除懦弱和绝望。一个人真正的朋友就是他的另一个自我，所以说，他的朋友与他同在，如果他的朋友很富，他就不会穷；虽然他很弱，但他朋友的力量就是他的力量；他死后仍然可以在朋友的生活中再次享受生活。最后这一点也许是最难想象的。但这是朋友的敬重、怀念和悲悼跟随我们到坟墓的结果。它们使死亡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而且给生者的生活增添色彩。但是，如果你把这种感情的纽带从世界中排除出去的话，家庭和城市将会消亡，甚至土地的耕作也将无法进行。如果你不明白友谊与和睦的好处，那么，你通过观察仇恨与不和的后果就明白了。有哪个家庭、哪个国家能够坚固到能够不被敌视与分裂彻底摧毁呢？这就告诉我们友谊的好处有多大。

据说阿格利琴托有一位哲学家，他在一首希腊诗歌中，以一个预言家的权威口气提出这样一种理论：自然界和宇宙中不可变的东西，都借助友谊这种结合的力量才如此；凡是可变的东西，都是由于倾轧这种分离的力量才如此。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人皆知且事实上已为经验所证实的真理。要是有人忠实于友谊，当朋友遇到危难时能挺身而出，或与朋友分担危险，那么，每个人都会拍手叫好的。在我的朋友和宾客帕库维乌斯所写的一出新戏中，有一幕赢得了整个剧院的喝彩。其情节是：国王不知道两个人中谁是俄瑞斯特斯，愿为朋友而死的皮拉得斯说自己就是俄瑞斯特斯，但真正的俄瑞斯特斯则坚称他才是俄瑞斯特斯。当时，剧院里的观众都站立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虽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们想想看，要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有这种事情出现，他们又会怎样做呢？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决心这样做，但却认为别人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

关于友谊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毫无疑问还有很多话可说），要是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去请教那些专门讨论这类问题的人。

范尼乌斯：我们还是愿意听你讲。尽管我也常常请教那些人，并且也很高兴听他们谈，但是你的言论似乎另有一种风味。

斯凯沃拉：范尼乌斯，假如前几天我们在西庇阿的乡间别墅讨论国家问题时你也在场的话，你就会说得更多了。当时他坚持正义，驳斥菲勒斯的诡辩，真是太了不起了！

范尼乌斯：哎呀！对于最正义的人，坚持正义自然是很容易的。

斯凯沃拉：那么，友谊是什么？谁能比一个在维护友谊方面最忠诚、最执着、最正直，因而享有盛誉的人更轻松地谈论友谊呢？

莱利乌斯：你们实在是强人所难。这跟强迫有什么区别，你们就是在强迫我呀。因为拒绝我女婿的要求，尤其是正当的要求，不但很难，而且也不合情理。

在思考友谊这个问题时，我常常想到，最主要的是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追求友谊是不是因为脆弱或贫乏？我的意思是友谊的目的是不是互惠，以便相互取长补短？或者，虽然互惠是属于友谊的好处，但友谊源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因，这种原因从时间上来说更加古远，从性质上来说更加高尚，而且更直接地出于我们的本性，这难道就不可能吗？“友谊”（amicitia）这个拉丁词来源于“爱”这个词（amor），而爱无疑是相互之间产生感情的原动力。对于物质上的好处，事情常是这样的：即便那些人用虚情假意博得别人好感，或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获得别人敬重，他们也能得到好处。但是，本质上，友谊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它是自发的、真诚的。因此，我认为，友谊是出于一种本性的冲动，而不是出于一种求助的愿望。它出自一种心灵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某种天生的爱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出于可能获得的物质上的好处的精打细算。你甚至可以在某些动物身上看到这种情感。在某一段时期内它们非常爱它们的后代，它们的后代也很爱它们，可见，它们都有这种自然形成的情感。对于人类，这种情感就更明显：首先，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那种自然的情感，除非由于极端的邪恶，这种感情是不会破裂的。其次，当我们发现某个人的脾气性格与我们相同时，我们便会对他产生一种爱慕之情。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在他人的身上看到一种我可以称之为“美德”的东西。没有什么比美德更可爱、更能赢得人们的好感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对于那些未曾谋面的人，因为他们的诚实和美德，我们也会产生爱慕之情。比如，虽然人们从未见过盖乌斯·法布里齐乌斯和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但谁能想起他们而不会产生爱慕之情呢？或者反过来说，又有谁不憎恨塔尔昆·苏帕布斯、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斯普利乌斯·梅利乌斯呢？为了保卫帝国，我们曾经在意大利同两位著名的将军——皮勒斯和汉尼拔——打过仗。因为前者正直，我们对他没有太深的仇恨；而后者由于残忍，我们全国人民将永远憎恨他。

正直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仅能爱素未谋面的正直之人，甚至还能够爱一个正直的仇人。那么，当人们认为他们在那些可能与其能亲密结交的人身上看到了美德和善时，就会产生一种爱慕之情，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不否认，得到实惠、觉察到一种乐意效劳的愿望，以及密切的交往都能使爱慕之心变得更加强烈。当这些与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心灵的最初冲动结合时，就会产生奇异的爱慕之情。而如果有人认为这种爱慕之情是出于一种脆弱感，以便使别人帮助他实现特殊需要，那么我能说的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他坚持认为它是产生于贫乏时，他把友谊的动机看得很低贱，而不是出自一个高贵的思想。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一个人越穷，他就会越是想得到友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一个人最自信时，当他因具有美德和智慧感到很充实，无须求助于人，完全能够独立自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是最喜欢结交朋友最珍视友谊的。是否阿非利加努斯有求于我呢？一点也不！我对他也是一无所求。在我看来，我爱他，因为我钦佩他的德行；他也喜欢我，也许是因为他对我的性格也有好感。密切的交往加深了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虽然友谊的确产生了许多物质上的好处，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才互相爱慕的。正像我们慷慨行善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感恩，我们不是把行善看成一种投资，而是遵循一种慷慨的天性。因此，我们把友谊看作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也不是因为日后能得到回报才对它感兴趣；而是相信：它所给予我们的东西自始至终包含在情感本身之中。

有些人如野兽一般将一切都归因于感官上的快乐，他们的观点则与此大相径庭，这是不足为奇的。当然思想卑劣的人不可能看到任何崇高而神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不谈论这种人。让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爱慕和喜欢都出自一种自发的情感。只要是正直的存在，就会产生这种情感。一旦人们对他人有了爱慕之心，他们当然会试图依附他们所爱慕的对象，而且会越来越接近于他。他们的目的是他们可以平等地互敬互爱，并且乐意为对方效劳而不求回报；他们之间应当有这种高尚的竞争。那么，双方就会以诚相待。我们会从友谊中得到最大的物质好处；当友谊是出自本性的冲动而不是出自需求感时，它就会越发崇高，越符合实际。如果友谊是靠物质上的好处维系的话，那么，物质上的好处的任何变化都会使友谊破裂。而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真正的友谊是永恒的。

对于友谊的起源就讲这么多，也许你们早就不愿听了吧。

范尼乌斯：不，请继续讲下去，莱利乌斯。我有权代表这里的朋友说话，因为我比他们年纪大。

斯凯沃拉：你说得很对！让我们继续听他讲吧。

莱利乌斯：那么好吧，我的朋友们，我就给你们讲讲我和西庇阿讨论友谊时常常提到的一些观点。但是，首先我必须告诉你们：他常说，终生不渝地保持友谊是世上最难的事情。朋友之间可能会发生许多这样的事情：利益的冲突，政见的不同，人的性格也常常会变化——有时是因为遭遇不幸，有时是因为年龄增长。他常常拿儿童作比喻来论证这些观点，因为童年时的友情往往随童装一起被抛掉。即使他们设法将儿时的情谊保持到了青年时代，往往也会由于成为情敌，或者由于相互争利而决裂。即使友谊被延长到了青年时代以后，如果两人碰巧都想争取同一职位，他们的友谊往往也会受到猛烈的冲击。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友谊最致命的打击是贪财，但就上层人物来说，对友谊最致命的打击是争夺名利，它往往会使最亲密的朋友变成最大的敌人。

此外，还有一种反目是情有可原的，此种情况源于要求朋友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比如说，要他去煽动他人邪恶的欲望或帮他干坏事。当这种要求遭到拒绝时（虽然这种拒绝是完全正确的），被拒绝的一方往往会指责对方不够朋友。正是这种人的反责，往往不仅破坏友谊，而且还会产生持久的敌意。他常说，事实上这种厄运大量地威胁着友谊，要想完全避免，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好运气。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让我们探讨一下这样的问题：个人感情在友谊中应当起多大的作用？例如，假定科里奥拉努斯有一些朋友，难道他们都应当和他一起去侵略别的国家？再拿维色利努斯或斯普利乌斯·梅利乌斯来说，难道他们的朋友都应当帮助他们篡夺王位？现举例说明，我们知道，当提比略·格拉古试图发动革命时，昆图斯·图贝罗和一些与他年纪相仿的朋友都背弃了他。但是，斯凯沃拉，你家的一个朋友——年迈的盖乌斯·伯劳西乌斯却附逆了。当时我是莱努斯和鲁庇利乌斯两位执政的顾问，负责审问这些谋反者。伯劳西乌斯要求我宽恕他，其理由是：他对提比略·格拉古非常敬重，以至于把提比略·格拉古的话奉若圣旨。于是，我问他：“要是他叫你到朱庇特神殿去放火，你也去干吗？”他回答说：“他绝不会叫我去干这种事情。”我说：“但假如他叫你去呢？”“那我也会去干的。”你们看，他的说辞有多邪恶！而事实上他做的比说的更有过之，因为他不是受命于提比略·格拉古，而是他们的主谋，不是一个狂热的支持者，而是一个领导者。他昏聩的结果是：他由于害怕受特别法庭的审讯，逃到亚细亚投靠了敌人，因为背叛祖国而受到了严厉惩罚。所以口口声声说为了朋友才犯的罪，这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因为，友谊是源于对一个人美德的信赖，如果他抛弃了美德，那么友谊也就很难继续存在了。但是，如果我们断定朋友间有求必应是对的，那么，要是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话，我们就得假定双方都有完美的智慧。事实上我们不能假定这种完美的智慧，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是通常遇到的朋友，无论是我们确实见过他们，还是听人谈过他们——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人。我尽量挑选最接近于我们智慧的那些人来举例。例如，派帕斯·埃弥利乌斯是盖乌斯·路斯奇努斯的密友。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曾两度同任执政官，一度同任监察官。另外，据记载，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和提贝里乌斯·科伦堪尼乌斯与他们关系非常密切。毫无疑问，这些人是不可能要求朋友去做有损于其名誉、有悖于其誓约或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的。就他们而言，下面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即便有人提出这种要求，他们也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人，提出这种要求和接受这种要求都是违背宗教义务的行为。但是，盖乌斯·卡波和盖乌斯·加图的确曾追随于提比略·格拉古，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当时虽然没有追随他，但现在却是他们中最狂热的追随者。

因此我们为友谊制定这样一条原则：不要求朋友做坏事；倘若朋友要你做坏事，你也不要去做。因为“为了友谊”是一个不名誉的托词，是决不会得到原谅的。这条规则适用于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尤其是叛国。亲爱的范尼乌斯和斯凯沃拉，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一切扰乱国家的事件发生。现在的政体已经有些超越了我们祖先为我们选定的道路。提比略·格拉古曾企图获得类似于国王的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曾享有了几个月那种权力。罗马人民从前听说过，或者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甚至在他死后，追随他的那些亲戚朋友还成功地对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下了毒手。一提起这件事情，我就忍不住流下泪来。至于卡波，由于最近提比略·格拉古受到了惩罚，我们已经想方设法顶住了他的攻击。但要是让盖乌斯·格拉古当了护民官，那将来的情况就很难预料了。一件事引发另一件事，一旦在堕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那就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往下滑，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就拿投票来说，起先是加比尼亚法案，两年后又出了卡西亚法案，它们引发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呀！我似乎看到，民众与元老院已经疏远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任由民众摆布。因为你们可以确信，更多的人将学会如何挑起而不是如何制止这类事情。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做这类事情非得有朋友帮助才行。因此，我们必须提醒善良之人：如果不幸和这种人成了朋友，那么就应当不顾情面，和这种背叛国家的朋友一刀两断。坏人总是怕受惩罚：无论是胁从犯还是首犯，一律都严惩不贷。在希腊，有谁比地米斯托克利更显赫、更有权势的呢？在波斯战争中他曾率领军队浴血奋战，解救了希腊。他把自己的放逐归因于他人的嫉妒，不服从他那忘恩负义的国家对他的错判（他本该服从这一判决）。他像20年前我们国家的科里奥拉努斯一样，反叛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们去攻打他们自己的国家，结果他们两人都自杀了。

因此，这种邪恶者的同盟不但不能以友谊为托词替自己辩解，而且相反，它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样就能使大家都知道：切不可为了忠实于朋友而背叛自己的祖国。鉴于现在出现的种种迹象，我倾向于认为，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所以我不但关心国家的现状，而且也关心身后的国事。

所以我们把这定为友谊的第一条规则：只要求朋友做好事，而且也只为朋友做好事。但我们也不能等朋友要求了才去做，永远要热心主动地去做，不要迟疑。我们要有勇气坦率地提出劝告。在友谊中，让能进忠言的朋友发挥最大的作用，忠言不但要坦诚，而且情况需要的话，还要尖锐。而当朋友做这种劝告时，就应当听从。

我之所以给予你们这些规则，是因为我听说在希腊有些以智慧闻名的人持有一些令人惊奇的看法。顺便说一句，以他们的诡辩无事不可主张。他们中有些人教导人们说：“我们应当避免过分亲密的友谊，以免一个人要为几个人担忧。”他们说一个人为自己的事情就已经够忙的了，要是再管别人的事，那就太烦了。最明智的方法是把友谊的缰绳尽可能地放得长一些，这样你愿意收紧时就可以收紧，愿意放松时就可以放松。因为幸福生活的首要条件就是无忧无虑，如果一个人除了自己的事情以外还得为他人之事操心，那么他便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还有一些人的看法听起来更不合人情，我刚才已经简要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断言人们寻求友谊只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而根本不是出于什么情感上的动机和爱慕。因此，越是无能和贫穷的人，就越是渴求友谊。所以柔弱的妇女比男子更希望得到友谊的庇护，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友谊的扶助，不幸的人比尊贵的幸运者更需要友谊的帮助。多么清高的哲学！他们把友谊从生活中摒除就等于把太阳从天空中摘走，因为友谊是诸神赐予我们的最好、最令人愉悦的恩惠。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种观点。这种“无忧无虑”有什么价值呢？乍一看，它似乎很吸引人，但实际上常常不得不被抛弃。因为你不可能为了避免烦扰总是拒绝去做道义上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或者虽去做了，但却有始无终。并且如果我们想要避开烦扰，那我们就必须回避德行本身，因为德行在排斥与其相反的品质时（比如仁慈排斥暴戾，自制排斥放荡，勇敢排斥怯懦）必然会产生某些思想上的烦扰。因此你可以观察到：正义的人最憎恨非正义，勇敢的人最痛恨怯弱，有节制的人最痛恨放荡。因此乐于行善和疾恶如仇是一个正直的人具有的品性。既然贤明的人也难免有苦恼（除非我们假定他们根本就没有人性，否则的话，就必然有苦恼），那么我们为什么害怕友谊会给我们带来种种苦恼而将它从我们的生活中摒除呢？且不说人和兽类的情感差异，如果你摒除了情感，人和石头、木头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也不应相信这样的学说，认为美德是像铁一样僵硬和呆板的东西。事实上美德在友谊问题上，也像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是很柔软和敏感的。可以说，它是随朋友的贫富顺逆而变化的。我们因此得出结论：虽然基本的美德会带来某些麻烦和苦恼，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摒弃这些美德。同样，虽然我们常常因为朋友的缘故导致精神上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也不足以使我们将友谊从我们的生活中驱除。

我再次强调：清楚表现出的美德，如果自然为具有同样品质的心灵所吸引，这就是友谊的肇始。在此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爱慕之心。有些人爱许多不会作答的东西（如官职、名声、华厦、丽服、宝饰等）而不爱（或不太爱）有德行的、有爱心的或能以爱相报的东西（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的话），还有比他们更荒唐的吗？其实，没有什么比爱的回报和互爱互助更能令人愉快的了。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物以类聚”用在友谊上是再恰当不过了，那么人们马上就会承认事实确实如此：好人爱好人，好人喜欢与好人交往，好像他们之间有一种天生的血缘关系。因为人的天性是最喜欢追求（或者更确切地说，渴求）与其相似的东西。所以，亲爱的范尼乌斯和斯凯沃拉，我们可以把这看成一个既成的事实，好人与好人之间必然有一种友好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友谊之源泉。这种友爱之情也会影响许多人。因为它绝不冷酷、自私和孤傲，它甚至保护全民族，为他们谋幸福。倘若它蔑视对普通百姓的爱心的话，它就肯定不会这样的了。

此外，在我看来，相信“利害关系”理论的人摧毁了友谊之链中最有吸引力的一环。因为使一个人感到愉快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朋友而得到的实利，不如说是朋友的一片爱心。只有当朋友的帮助是出于真诚，我们才会感到愉快。如果认为贫穷是寻求友谊的原动力，那就完全错了。通常最慷慨、最仁慈的正是那些最有钱财，尤其是最有德行（德行毕竟是一个人最好的支柱）因而无须别人帮助的人。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朋友之间应当经常互相帮助。比如无论在国内或国外，要是西庇阿从未需要我的劝告和协作，那我怎能表达我对他的爱心呢？所以，不是友谊起因于物质利益，而是物质利益起因于友谊。

因此我们不应当听信那些过分精明的人士对友谊的论述，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懂友谊。因为谁会选择一种虽然极其富有、但却不准他爱任何人或被任何人所爱的生活呢？那是暴君才能忍受的生活，暴君当然不会指望有什么忠贞、挚爱，也不会相信任何人的善意。对他们来说，存在的只有猜疑和忧虑，根本不存在友谊的可能性。谁会爱一个自己所怕的或者知道是怕自己的人？虽然这种人有时也会对他们装出一副很友好的样子，但这只是暂时的假象。一旦他们失势（通常这是难免的），他们就会立刻看到昔日的朋友纷纷离他们而去，这时他们是多么孤独！所以据说塔尔奎在被放逐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他现在知道他的那些朋友中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既不能报答那些真朋友，也不能惩治那些假朋友了。不过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像他这样傲慢乖戾的人居然也会有朋友。正如他的这种性格使他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一样，非常富有的人也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的财富妨碍了真诚的友谊。因为“幸运”，不但自己是盲目的，而且通常也使受其恩宠的人盲目。他们往往会忘乎所以，变得狂妄而任性；世界上没有谁比成功的蠢材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你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以前他们态度谦和，但一旦有了权势，就一反常态，嫌弃旧友而热衷于结识新友。

那些具有幸运、财富和权势的人只知道去谋求那些能用钱买到的东西——马匹、奴隶、华丽的饰物和昂贵的器皿——而不去设法结交朋友（朋友是人生中最有价值、最漂亮的“家具”，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难道还有什么人比他们更愚蠢的吗？当他们获得那些财物时，他们还不知道将来谁能享用它们，也不知道自己辛苦是为了谁，因为它们最终都会落入强者之手。而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友谊却有稳固不变、不可剥夺的所有权。尽管那些财物的确很经久（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命运的恩赐），但生活中如果没有朋友的安慰和做伴，也是不会快乐的。

接下来我想谈谈我们题目的另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必须设法确定友谊中应当注意的各种限制——比如我们的爱慕之情不能超越什么界线。就我所知，关于这一点，有三种看法，但我对这三种看法都不敢苟同。第一种是：我们应当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我们的朋友，而不应当有过之；第二种是：我们对朋友的爱慕之情应当完全对应和等同于朋友对我们的爱慕之情；第三种是：对一个人的评价应当和他的自我评价完全相同。上述三种看法我都不赞成。第一种看法是我们对自己的关心应当是我们对朋友的关心的一种尺度，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有许多事我们从不会为自己去做，却会为朋友去做。有时我们只好向卑微的人请求，甚至低三下四地恳求；有时不得不用比较尖刻的语言去骂人，用比较激烈的语言去攻击人。这一类行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则是不光彩的，但如果是为了朋友的利益，则是值得称赞的。此外，禀性正直的人还会自动地放弃（或者心甘情愿地让人剥夺）许多好处，以便让他们的朋友有机会去享用。

第二种看法把友谊限制为一种彼此间服务和情感的等量交换。这种观点把友谊降低到了一种心胸狭窄而卑俗的斤斤计较的地步，因为它要求“借贷双方”完全平衡。在我看来，真诚的友谊比这种账簿式的友谊要富足和慷慨。它不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唯恐所得多于给予。在友谊这个事上，我们不应当总是担心自己所给予的某些好处会不会白给，会不会超过了我们的限度或者会不会由于过分地致力于友谊而适得其反。

但是最坏的是最后那种看法：朋友的自我评价应当是我们对他的评价的尺度。常常会存在这样的事：一个人非常自卑或者对改善自己的命运没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朋友就不应当像他看待他自己那样看待他，而是应当想方设法使他振作起来，使他重燃希望之火，具备更健全的思想。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另一种限制。但是首先我得提一下过去常常遭到西庇阿最严厉批判的那种观点。有这样一句名言：“你在爱你的朋友时应当意识到，你总有一天会恨他的。”西庇阿常说没有谁比这句话的作者更有悖于友谊精神了。西庇阿并未受他人影响，认为这句话是出自“七贤”之一的比阿斯之口。他认为，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某个有险恶动机和野心的人，或者是把一切都看作影响他自己霸权的人。一个人如果认为他的朋友将会变成他的仇敌，那么他怎么能和别人做朋友呢？照此说来，他就应当希望他的朋友尽可能多地犯错，好让他有更多的理由反对他。反过来说，当他的朋友做出正确的行为或交好运时，他就应当感到生气、恼怒和嫉妒。不管是谁说的这句格言，它都会彻底摧毁友谊。正确的原则是择友必须谨慎，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将来我们也许要恨他，就绝不能和他交朋友。而且根据西庇阿的说法，即便我们不幸交错了朋友，我们也得维持下去，切不可伺机断然绝交。

友谊必须遵守的真正限制是：两个朋友的品格必须是纯洁无瑕的，彼此的兴趣、意向必须完全和谐一致，无一例外。因此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朋友希望（严格说来，这种愿望本身是不正当的）我们在涉及他生命或声誉的事情上给予支持，那么，只要不会导致极端耻辱的事情，我们就得在正道上做出某种让步——为了友谊，总得做点妥协。我们也不能完全不顾自己的声誉，虽然以谄媚和圆滑的话语来博取同胞的好评是卑劣的，我们也不能在处理人生事务时忽视同胞的好评这一武器。我们决不应当摒弃美德，因为它使我们产生爱慕之情。

再次回到西庇阿的话题上来，他是论述友谊的唯一权威。他曾经抱怨说：相比其他事情，没有人会对友谊那么上心。每个人都知道他有多少只羊，却不能准确地说出他有多少个朋友。可以说他们买羊时煞费苦心，而择友却漫不经心。他们择友没有特定的标准，或者说，没有适合于他们自己的评判友谊的准则。我们选择朋友应该选那种坚定、稳健、持之以恒的人。但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很少，而且不经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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