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房龙著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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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试读：
关于本书
《宽容》是一本畅销近百年的通俗历史读本作者房龙以深厚的人文观照及尝到思想自由的精神
解析了人类为寻求思想的权利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勾勒了一副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
借助于房龙极其著名的“宽容”之眼
让我们重新发现和更深入地认识
几千年来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的曲折发展历史
和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漫长历程《宽容》的中文译文已经有近十种之多
本书选择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的译本
翻译者迮卫、靳翠微
文风优雅大气
忠实地将房龙俏皮睿智而不失典雅的风格
传递给读者
至今仍是国内最受推崇的译本
并一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时代
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精神福音
愿它能为您带来阅读和知识的双重享受第一章无知的暴虐
我们第一次耳闻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它们还处于忌讳举足轻重的发展时期。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正是出于他的命令，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才被最后压抑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惟一的一座埃及寺庙，这座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已有数百年香火了。
庙宇坐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儿就是朝拜伊西斯［注：Isis，埃及神话中司生育繁殖的女神（本书的括注全部为译者所加，下同）］的圣地，不知是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悲惨地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女神还灵光不灭。直到公元6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惟一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而现在，随着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财产，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被投入监牢。等最后一个人由于饥寒交迫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工艺便成为绝代失传的艺术。
真可惜啊。
假如查士丁尼（该死的家伙）稍缓斩草除根，把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抢救到类似“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靠商博良的天才），却仍然理解不了他们传给后代的内在含义。
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这类事情不胜枚举。
蓄有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整座整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他们曾经虔诚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言。”那时他们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解释圣灵的律法，把圣灵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他们忽而虚怀若谷，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人们稍微疏忽了如今早已无人问津的宗教礼节，就会有骇人听闻的惩罚降临在头上，这原因又是什么呢？查士丁尼像（电脑制作）这是一幅根据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壁画复制而成的查士丁尼肖像。这幅由电脑还原着色的绘画虽然有失拜占庭艺术的魅力，但却可以让人将这位文明史中不宽容的“首犯”看得很清楚：至少从面相看，他并非天性刻薄，甚至还有些怯懦。他的目光清澈，表明了他的虔诚，这种虔诚往往能直达偏执。菲莱岛上的伊西斯圣殿平版画 戴维·罗伯特 作于1851年 私人收藏19世纪画家戴维·罗伯特现场描绘的这些巨大石柱，是被东罗马皇帝关闭了1200多年后，几乎沦为废墟的菲来岛上伊希斯圣殿的一部分。石柱上的各种埃及神灵和象形文字仍清晰可辨。揭开古埃及文字之谜商博良肖像 绘画 18世纪 石碑残片公元前196年发现于埃及亚历山大城附近大英博物馆藏法国人商博良借助一个法国远征军上尉在埃及罗塞塔发现的一块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及希腊文的石碑，加上自己的天才，他破解了困扰考古学界很久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他的主要著作《古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是第一批埃及学学者的典范。下图即为著名的罗塞塔石，该石用三种文字刻写了同一段法令，最上面用的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间是通俗体的古埃及文字，最下则为希腊文本。尼尼微浮雕浮雕公元前7世纪发现于尼尼微古城大英博物馆藏尼尼微作为亚述王的王宫，以其宫殿墙壁上精致的石刻浮雕而闻名，这些浮雕可以看作是亚述王国的编年史，表现了亚述王的对外战争、获取战利品、宫廷生活、祭神仪式及外交活动等等。这幅浮雕表现的是亚述士兵押解俘虏的情景。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微（注：Nineveh，古代亚述的首都），在西奈的沙漠上发掘古迹，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足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前门的钥匙。埃及沙漠中的考古队平版画 戴维·罗伯特 作于1846—1850年原载戴维·罗伯特所绘 《埃及和努比亚》1822年，法国东方学者商博良揭开了早已失传的埃及象形文字之谜，随之而来的考古热席卷了所有古文明地区。这幅平版画生动地概述了当时的情景：成群的考古队伍、致命的沙漠热风、壮丽的吉萨金字塔和司芬克斯。
突然，也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去。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是坐落在阿卡德或孟斐斯（注：Akkad，古代位于巴比伦城北面三十英里的商业中心，闪米特人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来到此地，使商业迅速发展起来。Memphis，古埃及的一个城市，位于尼罗河西岸，在早期罗马时代之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城市）附近。
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徒寺庙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风雨不透。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接触了他们乐于称之的“野蛮人”。
他们的相遇并不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还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手枪作为回敬。
从那以后，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群信奉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的废物，任何灾难对他们都是应得的报应。最早的字母文字刻字泥板 公元前14世纪 发现于叙利亚 大英博物馆藏这块泥板上刻写的22个字母，最早出现于叙利亚沿岸的乌加里特，是腓尼基在借鉴了埃及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字母文字，也是今天几乎所有欧洲文字体系的最初母本。崇拜鳄鱼的女祭司纸莎草纸抄本 发现于埃及 开罗博物馆藏原始的信仰相对来说自由而且功利，如果一个氏族碰巧居住在河边，就完全有可能去崇拜令他们胆颤的鳄鱼。图为底比斯主神阿蒙的女祭司在阴间向代表水神的鳄鱼朝拜。早期人类的工具这种经过粗砺敲制的石制品是生活在大约35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的制造的工具，它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早期人类的生存状况。制作这种粗砺的工具，是人类走出蒙昧状态的第一步。类似的石制工具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发现。
以后便是18世纪的转机。让·雅克·卢梭首先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观察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了，也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行列。
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谈及的题目。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三千年的腐败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如今，至少在特定的调查领域里，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在研究较高级的家禽，其实二者并无大区别。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总能换来果实。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他们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懂得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深入彻底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了解人类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很多怪异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深深地埋藏在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惯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并不总能为我们的自豪感增光添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了解了自己已经摆脱了的环境，欣赏了我们已经完成的许多业绩，这只能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要采取宽容态度。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的书。
但是宽容是个很大的命题。
偏离主题的吸引力会很大，我们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将在哪儿歇脚。
既然如此，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恰如其分地解释我所谓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都是武断的。因此无名小辈的学生就应该拜倒在一本书之下，因为它的权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
我说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不过就这本书的目的，我不妨把《大英百科全书》的话作为引线。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把自己束缚在某个明确的宗旨上，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身上，告诉你我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人们通常以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声简单的咕哝，原始人的自由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才消失。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北极地区和波里尼西亚进行调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一句话，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为死者的舞蹈墓碑 公元前490—前470年 出自意大利 大英博物馆藏这样的纪念碑常常立于坟墓前作为墓碑，墓碑上雕有浅浮雕作为装饰，这些浮雕所表现的都是死者生前最喜爱的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死者能像生前一样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黄金时代三联画 里昂·弗里德里克 1900—1901年 奥塞美术馆藏几乎每一个民族的传说中都有类似图中的“黄金时代”。远古原始状态下的人类必须结成紧密的集体，以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谋求种族的生存。图为20世纪初的法国画家所描绘的希腊传说中的黄金时代的三联画，分别表现了原古的人们在早晨、夜间和傍晚的生活状态。不幸的是，真实的远古集体生活远没有画中田园诗那般的美好。
对野蛮人的通常想像是一群红肤色人悠闲自得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讲的却似乎和这种想像相差很远，不过这更接近于事实。
事情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介绍奇迹的书。
但是它们缺少一个奇迹人类能够活下来的奇迹。
这些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居然抵御了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最后成为万物的主宰，他们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到这些的，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单独完成的。
当时的人为了获取成功，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在复杂的部落生活中。
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即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古埃及医用处方纸莎草纸 约公元前1325年 出自埃及 大英博物馆藏古代的医学通常是药物治疗和巫术治疗的混合体，疗病者大都由祭司或术士充任。在这张出土于埃及的医用的处方上，既有开出的药方，还有一些用于疗病的符咒，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疾病是由魔鬼侵身所致，只有用咒语赶走这些魔鬼，病症才能得到根治。
这有许多困难。
因此所有其他欲望都得服从于最高的要求—活下来。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却至关重大。部落是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力，为己谋利，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问题比刚才说的还要复杂。我的话只适于可以看到的世界，但是在人类发展初期，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不足挂齿。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如果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的疏忽，派人去请医生，并让孩子赶快弄走那些东西。辨明原因效果的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止痒，清除毒藤可以避免痛苦的事情再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死去的首领变成了上帝，死去的邻居变成了精灵，仍然是家族中看不见的成员，步步陪伴着活着的人。他们与死人仍然同吃同睡，一同看守大门。是避免与他们亲近还是争取得到他们的友情，这是活着的人应考虑的问题，否则就立即会遭到惩罚。由于活人不可能知道怎样才能取悦于精灵，便总是害怕上帝把不幸作为报复降临在自己头上。
所以，他不是把异常的事情归结于最初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精灵的涉足。他发现臂上的皮疹时，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小声嘟囔：“我得罪了上帝，他来惩罚我了。”他跑去找医生，不是去讨抵消藤毒的膏药，而是要一张符，还必须比愤怒的上帝（不是毒藤）甩给他的那张符灵验百倍才行。
至于使他遭罪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像往常一样生长。如果偶尔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它烧掉了，他还会骂他招惹麻烦。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切事情都被认为是由看不见的生灵操纵的，那么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能平息上帝怒火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看法，律法确实存在。祖先创立了律法，把它传授下来，这一代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完美无缺地传给下一代。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荒诞无稽。我们相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改进。
不过，“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而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是，人们认为现状已经完美无瑕了，没有理由再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的世界。
如果上面所说的是真的，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已定的社会形式有所变更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靠及时惩处拒不把公共条例看作是上天旨意具体体现的那些人，说得露骨一点，就是靠僵化的专横制度。埃及的节日油画 埃德温·朗恩 1877年 英国卡特赖特·霍尔美术馆藏在古埃及，人们在举行节日盛宴时，可能会将死去家人的木乃伊“请”出来分享快乐。对一个崇拜死、相信复活的民族来说，生死的界限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小。也许是出于对死亡的无法理解与恐惧，他们才想出了如此绝妙的方法来安慰自己惊恐的心灵。受到神保护的界碑约公元前1125年—前1100年出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英博物馆藏这块石碑上的文字宣布了一个叫古拉－埃拉什的人对一块玉米地的合法拥有权。保护这一拥有权的是界碑上方的众多神及对那些对此采取轻视态度的人的诅咒之词。被请来的神有十八位之多，古代令人目不暇接的多神崇拜此可窥一斑了。
如果我由此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本意也不是侮辱他们，因为我马上要加上一句，在他们借以栖身的环境里，专横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他们一意容忍，用来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头脑纯洁和部落生活的许多清规戒律遭人践踏，便会陷入灭顶之灾，这可是最大的罪过。
但是（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又是怎样保护了一整套靠口口相传的条例呢？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却仍然觉得连推行一点普通法律都困难重重。
答案同样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精明地估算出用武力不能推行的东西。
他们发明了“忌讳”（塔布）这个概念。
也许“发明”这个词有些文不达意，这类东西很少是一时灵感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实践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玻里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忌讳”这个概念，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忌讳”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如今的世界里也充满了忌讳，也就是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譬如在吃饭时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不过我们的忌讳都没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只是一些礼节，不会扰乱生活的幸福。
对于原始人，忌讳则甚为重要。
它意味着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用希伯莱语说）是“神圣”的东西，人们绝不能冒着即刻死去的痛苦或永恒磨难的代价谈论或涉及。对于胆敢违抗祖先意志的人可以大骂特骂，切不可表示怜惜。
究竟是教士发明了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产生教士，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比宗教更为源远流长，因此很可能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婆问世之前忌讳就存在了。但是巫师一在世上露面，就成为忌讳的顽固支持者，以巧妙的手法大肆盗用这个概念，使忌讳成为史前的“禁物”象征。
我们第一次耳闻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它们还处于忌讳举足轻重的发展时期。粗糙原始的忌讳并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而是带有“汝不能……”这样字眼的戒律。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的否定式准绳，就像我们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的六条一样。
不用说，在那些国度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概念完全不为人知。
我们有时看到的宽容，其实是由于无知导致的漠不关心。
我们从没有发现国王和教士能够有一丝诚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同意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而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理想。小宇宙从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时代开始，西方哲学中就已经出现了小宇宙的思想。“小宇宙”一词意指人就是一个小的世界，宏观的世界或宇宙可以在其中得到反映。这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关注的开始及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由此说来，这本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史前的历史，或者研究按一般所称的“古代历史”。
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
在现代最伟大的新发现中，个性发现的荣誉应当归于希腊人。第二章希腊人
这座城市充满了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气氛，飘荡着饱食终日的人们的欢声笑语。希腊文明的巅峰（上图）雅典卫城中央的帕特农神庙（下图）大理石雕像 约公元前1400年原立于帕特农神庙东坡上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这组表现美神（斜依者）的雕塑（下图）曾经装饰着雅典帕特农神庙的“门面”。至今耸立在雅典中央的帕特农神庙（上图）已有3400多年的历史，是古希腊理想和文明颠峰的象征。
在地中海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近两个世纪中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这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上帝知道还有些什么。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也或多或少都要用一些时间来寻找答案。
盛气凌人的历史学家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他们总是以一种居心叵测的蔑视态度来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有用处的东西，在研究人类领域中似乎毫无用武之地。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存在。迄今我们的收获鲜微，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们探索的功夫也不够。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煮一煮，让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取出凤毛麟角的智慧结晶，而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真有点价值。
我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诚惶诚恐。这里我暂借科学家的一纸名言。献上历史原理如下。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分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概念，就是：“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动地脱颖而出。”
我举几个反面事例详细论述这个观点。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即使在天堂里也不会。
如果是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一天到晚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冰上的捕海豹洞，那么伦勃朗就绘不出图画，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假如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那他在生物学上就做不出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奴隶，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他也无法发明电话。
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的体魄却不很健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糟糕。巴比伦和亚述也是这样。后来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差得太远了。在纺织的古希腊妇女（上图）绘瓶画 公元前490年 发现于希腊雅典（下图）绘瓶画 公元前5世纪 发现于希腊雅典（上图）这个绘瓶画表现了一个用纺锤纺线的古希腊妇女。她们采用这种方法把羊毛或亚麻纺成线，然后再将纺成的线放到（下图）这种竖立的织机上织成布。这些工作大都是由妇女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古罗马社会中，妇女也是生产劳动中的重要组成力量。重农与重商（上图）石雕镶嵌板残片 约公元前704—前681年 发现于尼尼微古城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下图）图坦卡门墓室宝座靠背上的图案 雕金彩绘木板画 约公元前1330年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古埃及法老深入到陵墓的极度奢华（下图）是建立在农民的极度清贫和艰苦耕作基础上的。对于腓尼基这样的商业国家而言，这些终年划桨为腓尼基开拓出海上商品通道的苦力（上图），却根本享受不到“文明的滋润”。埃及与腓尼基算得上是古代重农与重商文明的两个范本，它们都曾先于希腊发展出极其辉煌的文明，但这些文明离人类的理想似乎都有一定的距离。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可吹嘘的，农业落后，在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地区，商业寥寥无几。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手里，这当然无益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无可厚非，而且人高马大，经商的条件也不错。然而，这个国家却遭受了经济严重不平衡的厄运。一小撮船主把持了全部财富，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这样，早期提尔和西顿（注：Tyre，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古都。Sidon，地中海黎巴嫩海岸的一座古城）的政权就落入大富豪之手。穷苦大众连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漠然。最后，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复辙，由于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而化为废墟。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公元前5世纪时，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奇怪的是，就连这也不是发生在本土上，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我在另一本书中描述了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联系，早在尚无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既通了商，又把亚洲的思想带到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上，这个地方叫以沃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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