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业
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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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的生意谋略试读：
第一章言必言商，广东经商史
广东人具有天生的经商意识，在当今社会中几乎成了财富的代名词。他们开拓变通，敢为人先，他们政治淡泊，利益至上。广东人有着悠久的经商历史，他们言必言商，言必言利，是当代最富有的一群人。
广东商人的辉煌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明清时代，他们就位列十大商帮之中，只是不及晋商、徽商出名而已。当晋商、徽商相继黯淡时，广东商人不仅长盛不衰，而且后来居上，成为首屈一指的粤商。
一、粤商的兴起
广东在明嘉靖以前，还是个蛮荒之地，历代官员都不愿到广东做官，认为广东是一个“瘴疬之地”，只有流放与被贬的人才会到那里去。
明代以前，唯有广东的航海业还值得一提。
唐朝贞观年间，广州便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多达40艘，船舶主要来自南洋与波斯湾。当时，中国与南洋及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6条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航线是自广州——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诸国，这条航线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联系起来，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
这条路线与泉州路线合在一起，被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宋代与元代，广州的造船业规模更大，建造的大船高有四层，可以同时搭载上千人，卧室、客厅、货仓、厕所一应俱全。当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多达140多个。广州到世界各地拓展了三条航线，一条可到达爪哇北岸，一条到地中海亚平宁半岛，后来又开辟了一条非洲东海岸航道。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向全球扩展，实现了广州与世界的海上运输大循环。
明代，航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航运业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广东的经济才慢慢跟上中原发达地区，并开始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广东商帮应运而生，将广东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地区与海外地区。
广东商人最初的商业行为就是靠运输物产来从中获利，在广东农业结构中，经济作物占的比重很大，其中荔枝、烟草、槟榔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
广东的水果最为有名，有“水果王国”的称号，香蕉、柑橘、荔枝、菠萝为广东的四大名果。尤其是荔枝，早在汉朝就有南越王尉佗向汉高祖进贡荔枝的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的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有很多欧洲人没有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都产自广东省与中国的南部。当地人把这些水果叫做荔枝和龙眼，味道都十分鲜美。”
除了水果，广东的丝织业、茶业也非常兴旺。
广东地区普遍养蚕植桑，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在明末就已经出现了“桑基鱼塘”的耕作制度，形成了种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的科学耕作方式，成为农业生产的一大特色，这种制度发展到清代更加成熟，以致广东成为全国出产丝织品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如佛山有18家丝行，是岭南丝织品生产基地。广州则是丝织品生产的另一个生产基地。据乾隆《广州府志》载，当时广州的丝行专门从杭州请来师傅传授技术，鼎盛时期丝行有织工三、四万人。
丝织业的空前兴盛，带动了珠江三角洲桑树种植热潮。1830年，清朝从广州出口生丝共7053担，其中广东丝为3068担，占该年生丝出口的一半以上。
广东茶业也很发达，茶树种植遍及城乡，其中南海西樵山、潮州凤凰山居民多以种茶为生。有关茶叶的加工场也逐渐兴盛起来，广州有专门的茶叶加工场，雇用大量男工、女工和童工。女工和童工从红茶中挑拣茶梗和枯残的叶子，男工的工作是发出毛茶及收回拣剔过的茶叶。而制茶师傅则进行茶叶熏烤工序，制成各种熏化茶、乌龙茶等。
经济作物的发展，还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材料，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广东的榨糖业、丝织业、织席业等迅猛发展。此外，广东的冶铁业、陶瓷业、酿酒业、造纸业，以及粤绣、剪纸、竹木藤器、硬木家具、烟花、爆竹、成药等手工业和工艺产品也日益发展起来。
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交换与流通的发达，一大批贸易场所兴起，像中山小榄，在明代只有两个小圩，到清代乾隆年间，“林步酒家，灯烛辉煌，彻夜不灭”。而南海县九江乡，至光绪年间，“万货丛集，百工填委”，商铺达到了1500余家。
清代中期，广东商人开始取得了商界的翘楚地位。史书上说：“广东一省，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广东的经济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民间商业异常兴盛。
广东商人真正进入极盛时期是清乾隆二十二年，这一年，乾隆下令封闭全国海关，仅留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这样一来造成了“东西南北中，一齐到广东”的局面，广州成了“洋货”与“土特产”的集散地。广东商人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成立了十三行，大展身手，一大批豪商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二、粤商史上的四大类型
历史上的广东商人以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在类型上，可分为海商、牙商、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和侨商四大类。他们在经营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一)海商形式最为丰富
明清时期，为了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从而实行海禁，尽管如此，但明清时期广东仍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海禁对广东商人的打击尤其大，广东商人正要利用明代中期以后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扩大海外贸易。但海禁令一出，使他们的愿望成了“黄粱美梦”。
于是，一些广东商人纷纷组织武装船队，采取武装贩运方式来反抗明政府的禁令。他们结成了广东海商商帮。著名的海商有东莞的黄秀山、何亚八，潮州的诸良玉，澄海县的林道乾、杨四，饶平县的张琏，梅县的林朝曦，大埔县的萧雪峰。以这些著名的海商形成的海商商帮，随着清政府开海贸易，更加壮大起来。
经营海外贸易是由广东商人专门从事的。明代海禁时他们从海上走私谋生。开禁后他们就从事海上贸易做进出口生意。到了明清时期广东商品货币经济快速发展，受到巨额商业利润的刺激，一些广东官吏和封建地主豪绅利用手中权势，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活动。他们一般不直接参加贸易，“而是利用他们豢养的义男、义儿以及下属官员出海经营贸易”。所谓“义男”、“义儿”，实际上就是家内奴隶。
有些海商资金有限，自己家没有远航大船，便向豪绅大贾之家租赁船舶，再雇用水手揽载其他商人运货出海贸易，从中获利。
海南岛的豪族海述祖是明大臣海瑞子孙，家有一艘全长28丈、桅杆高25丈的大船。沿海海商38人共同租赁了他这只大船，载货到南洋去进行贸易。
这种租赁海船出海使三方受益，海述祖由于租船可以得到租金；海商靠剥削水手和舵工取得剩余价值和获得商品贸易的商业利润；水手和舵工因为可以携带少量商品贩运海外而获利。
有雄厚资本的海商一般都自己制造船舶，招募水手，远涉重洋。靠从事海外贸易，广东人从中赢利丰厚。
澄海县海商林道乾，自己为船主，招募船员，统率船只100多艘。船员上千人。浩浩荡荡向海外而去，从海外贸易中大获其利。
资金不足的中小商人通常采用合资造船购船、购货的方式出海进行贸易。除了他们共同集资采购的“重货”出海贸易外，大家还可另用资本购货随船出去贸易。被邀集来的船员除火长、财富、总杆和重要船员给予工资补贴外，其余人员一律不发工资，而是可以按规定在随船出海时挟带一些私货，贩卖所得的利润充作工资。这样无论是船舶的合资者，还是雇员，都是以主人的姿态在船上经营贸易，大家同舟共济。从中取利。这种资源共享、合作经营的组织形式也不是永久固定的。每当一次出海贸易结束后，旧的合资形式可以宣告结束，又根据新的情况及各商人的意愿重新组合投资。
(二)牙商专营外贸
牙商包括明代贡舶、市舶贸易的牙行商人以及清代的广东十三行和晚清逐步形成的买办商人。
牙行由封建政府特殊的中间商人开设(官牙)，或依靠地方封建势力开设(私牙)。官牙由政府发给牙贴的商人开设，而能够领到牙贴的多是当地富商大贾或地主豪绅。封建政府用牙行来监督商税，登记和监督商人活动，牙行实际上是封建政府的爪牙。牙行在产地、集散地或销地市场上成为法定的或强行插入的中介人，妨碍商人与生产者直接进行接触，因而严重地阻碍自由贸易和商品的自由流通。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官府在广州设立的垄断贸易的广州、徽州、泉州十三家商号，明末已发展为广东三十六行。这已经不是单纯买卖的中介入，而主要成为了主持和操纵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商业团体，即牙行商帮。
清康熙二十三年后，广东商帮中的牙商则发展成为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商。所谓“十三行”，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殊机构的总称，实际上行商并不一定就是十三家商行。
清代广东十三行商是清政府直接控制下的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具有官商性质。他们的经营方式是以外贸批发商的身份代外商购销货物，是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及外商交易的居间者。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广东粤海关独口贸易的形成。给广东十三行商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他们从中牟取暴利，迅速膨胀起来的钱袋使他们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人：怡和行商伍秉鉴的家产，在道光十四年时，已达2600万元以上。咸丰十年同孚行商潘绍光的家产总额也达1亿法郎以上。
广东十三行商不仅垄断了对外贸易，他们还要代外商缴纳关税，代办一切交涉事务并且监督外商在广州的活动，是外商与清政府联系的媒介，具有经营对外贸易和经办外交事务的双重职能。
牙商是广东商帮中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的商人。明代的广州，不管“官牙”、“私牙”，他们的职能都是在对外贸易中充当贸易中人，从中收取佣金。无论买卖双方是盈是亏，他们都稳当地从中赚到一笔钱。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专营牙行的商人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乾隆开放海禁之后，广东的牙行商人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纯粹的买卖中介人而成为包销外国进口商品和本国商品出口的商业团体。
广东三十六行行商的经营方式是：每当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牙商即以评价者的身份登船估价货物，介绍买方，充当外商与国内批发商交易的中介人，从中收取佣金，即“牙钱”，获得30％～50％利润。
这种盈利，既无本钱，又获重利，真可谓是无本万利。
(三)批发商进行长途贩运
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一批将外省货物运回广东销售并将广东货物销往全国各地的商人，成为长途贩运的批发商。明中期以后，广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通商口岸。中国内地的商品就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出口，而外国商品也通过广州销往全国各地。广州成为“洋货”和“土特产”的集散中心，而佛山则成为“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清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广州成为中国独家通商口岸，全国的外销商品和外国的内销中国商品全都汇集广州，广东商人成群结帮把洋货贩运到全国各地，并购买大批“土特产”回广州出口；同时外省商人也成帮结队把本地的土特产贩运到广州出口，而把“洋货”、“广货”运回本地销售。这种千军万马齐奔广州做生意的情形，当时人称之为“走广”。
在“走广”的过程中，广东国内长途商帮也就逐渐得以形成。为了更好地“走广”，为了维护商帮的利益和了解沟通商业信息，广东商帮纷纷在全国各大都会或要津商埠建立分馆，在广州、佛山建立的行业会馆更是到处都是。
长途贩运批发商人是广东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途贩运批发商的经营方式是到省外或省内的边远地区收购货物贩运回广州、佛山等中心市场，再通过牙商向外商批发，或是批发给当地零售商。他们将商行设置在广州、佛山，进行商业经营。
同时，他们又把广东的货物贩运到外省或省内边远地区批发给当地的中小商人。他们通过全国各省的都会、要津设立商号或会馆进行经营。
广东长途贩运批发商的主要经营项目是米、盐、糖、丝、茶叶以及洋货等。他们的贩运都是大进大出，吞吐量很大。如番禺县商人林大桥，到广西贵县附近各镇采购米、花生油、豆类、花生及其他土特产，每批达十多万斤，用船运回广州、佛山批发。广东商人从广西苍梧县运贩的大米每天达到20~30万斤。广东盐行销往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每年仅广东商人运销广西的食盐就达1.82亿斤。湖南的红茶也是广东商人去组织货源，并引导当地人依法仿制，将大批经过加工后的红茶贩运到广州以供出口。
广东商人的这种大进大出长途贩运商品，其资本的雄厚和经商的魄力使得外省商人非常羡慕。广西北海人说这些广东商店(设在北海)中没有一家从事零售交易的，他们的交易完全是整批。把零售生意让给当地商人去做。广东商帮中的海商、牙商、长途贩运商虽然经营的项目不同，经营方式也不同，但都是获得厚利的行业。他们利用各自自身的条件，尽量利用各种外部环境，创造出切合自己实际的经营方法，从中牟取厚利，发财致富。
(四)华侨商海外经商
广东商人发展起来后，不少商人到海外经商而成为侨商。侨商是广东商人的一大特色。侨商的出现，标志着广东商人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崭新的广东海外商帮使得广东商人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华人外出南洋等地经商的时间较早，明代在南洋一带形成一股从事贸易经商的华人势力，到清代，侨商的势力就更大了。广东潮州人有许多在泰国经商，并且得到了泰国国王的封爵，他们对泰国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很大。广东嘉应商人罗伯芳在乾隆年间出国，到达印尼婆罗洲，凭借他雄厚的资本以及他助手吴元盛的大力支持，在加巴士河中游一带筹建华侨公司，经营农、矿、渔业和制糖业，商业大获成功，其势力遍及婆罗洲。
明万历八年(1580年)开始，西班牙殖民者看到当地华侨势力强大，对当地经济发展关系影响重大，特在马尼拉对岸巴色古河沿岸地方，为中国商人建设丝绸市场，其间从事贸易的有许多广东商人。他们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明万历年间，中国丝绸、瓷器由商人贩运到墨西哥等拉美地区，还有不少华人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从事造船和其他行业。清代，粤人侨居海外分布极广，日本、朝鲜、吕宋、越南、马来、缅甸、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英、法、荷、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好望角等地，都有广东人的足迹。广东人散布海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而海外流传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明清时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广东人，在大工业较少的国家，主要从事商业。以中等商人和小商小贩居多，他们对沟通当地城乡关系。促进商品流通，发展工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以及城市的建设和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明清时期，广东有许多人移居国外，其规模之大，令人惊讶。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广东雷州人郑玖等明朝遗臣率部数千人投奔安南王，曾为安南王开辟疆土，他们在现今柬埔寨王国的何仙之外，建立了石迪和歌毛两个市场。
由于全世界普遍处于资本积累时期，广东在海外的侨商因人数众多而显出势力，但就个人拥有的资金来看，鲜有商业巨子出现。
对于广东侨商来说，清代后期，尤其是清末民国年间，是他们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广东人出洋侨居更是成为了一种风俗，出洋的范围也扩大了。其中经商致富者不乏其人，出现了许多大获成功的商业巨子。1841年前后，当时马来西亚的三发、坤甸一带盛产黄金，广东籍商人世间就进入该地从事开采金矿的活动，还成立了“大港公司”进行经营，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商人。1846年，广东潮州人刘建发，赴沙捞越(现为马来西亚婆罗洲岛西北部的一个州)不久，即携同乡亲种植柑蜜、胡椒，还与同乡沈亚尧共创义顺公司于古晋，除从事出口贸易外，兼营硕莪粉厂等，后成为富商。又如近代南海商人简照南于清末创顺泰轮船公司往来日本、南洋及欧美各大商埠，并在香港创办南洋烟草公司，后回上海投资建厂，拥资1500万港元，成为名著上海的侨商巨子。侨商在经商过程中积累起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又多转化为产业资本，为获取丰厚稳定的利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商业资本大量向产业资本转化，而不是向土地资本、宗族资本、官僚资本、高利贷资本大量转化，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侨商走在广东商人的最前面。
三、粤商的地域风格
广东商人从地域的角度也可分为四大类，即广府商人、潮汕商人、客家商人以及当代的新客商，身上还保留着来源地的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但又受岭南文化影响的新客家商人。这四大类商人各自具有独特的经营风格。
(一)头脑灵活广府商
广府商人精明开放，勇于冒险，他们接受新鲜事物快，商业头脑发达。广府商人指以广州为中心、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商人。广府商人说广府话，也称广州话、广东话、省城话、白话，即粤语。但粤语的流通范围还包括广东境内的西江流域和部分北江、东江流域，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及海外广府侨民聚居之处。
广府商人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典型的广东商人，他们是广东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具有开放性格，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商品意识强，具有务实、精明、精干、敢于创新等特点。
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口岸之后，广州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广州人的价值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更新，他们的现代意识也逐渐产生。如开放、竞争、惜时、平等、变革等观念渐渐深入人心。然而，也有一部分广府商人没有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其价值体系仍然在低层面上停留着，集中表现为缺乏较高的文化素质；缺乏法制观念及社会责任感；缺乏深谋远虑，没有长远观念，没有大理想、大目标；一旦生活舒适，就开始满足现状。
广府商人经销的手工业制品精美，被称为“广货”，并与京货相提并论；“京广杂货”脍炙人口，受到高度好评。其中广绣闻名全国，与苏绣、湘绣、蜀绣媲美。广州玉雕、牙雕、石雕、木雕、角雕精美绝伦。清代道光年间，广州玉石工艺制品已成行成市，大店铺有200多间，广州玉石雕刻行业和销售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广州牙雕始于晋代，距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1915年的万国博物展览比赛会上，广州象牙球便获得了大会颁发的工艺特种奖。广彩艺术风格独特；广式家具选材名贵，雕工精美。
(二)善于经营潮汕商
潮汕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富有极强的老乡认同感。
潮汕人是指居住在广东最东端，包括潮州、汕头揭阳地区的人。潮汕位于韩江三角洲，接近福建，当地居民原属闽越。汉朝以来，闽南、中原和各地人士不断迁徙过来，逐渐形成近似闽南话的潮州话，也称汕头话、福佬话，流行于韩江、东江流域部分地区和沿海一些地方，以及海外潮汕侨民聚居之处。潮汕风俗习惯也与闽南相近，所以宋朝王象《舆地纪胜》说：“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可见潮汕与闽南在文化上同属一系。
潮汕文化发达，号称“海滨邹鲁”。潮汕临海，很早就有人出外谋生，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侨居地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香港开埠以后，19世纪50年代，潮人就到香港，在香港商业发轫期华人最重要的行业南北行中占多数。潮商大多数经营转口贸易，设商号作为南北贸易的中转站，经营大米药材、瓷器、纸、茶叶、菜籽、凉果、饼食、柴炭等。到20世纪60年代，香港各主要轻工业如塑胶、纺织、制衣等都有潮商活跃于其中。70年代以来，在进出口、金融、地产、交通运输、货柜码头、电讯、电力等行业更少不了潮汕商人。“华人首富”李嘉诚是潮汕人的骄傲。
由于独特的语言环境，潮州人老乡认同感极为强烈，相互之间不分等级，贫富同等交往。海外说起潮州帮，人人惧其三分。尽管潮州话属闽南语系、潮汕人行政上归广东，但海外的潮汕人总被视为并列于福建帮、广东帮的一个帮派。潮汕人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各类社团。潮人社团包括会馆、商会、同乡会和各种艺术、娱乐社团及宗教、慈善团体等。目前潮汕人在香港登记的社团已达100个，单是比较重要的商业团体就有潮州商会、潮商互助社、汕头商会、潮侨塑胶厂商会、香港零售米商联合总会、潮侨食品业商会等。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紧密团结，维护共同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共识以及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互相提携的人情观，也是潮汕人经商的特性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香港经营南北贸易的潮商大多实行一种代客买卖的所谓“南北行例”的经营方式，这种寄售代佣方式必须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因此买卖的双方大都是同乡或亲友。以南北行为代表的香港潮汕贸易线之所以能形成体系，在洋商优势竞争面前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与这种亲戚同乡环环相扣，相互提携，人情味极浓的经营方式是分不开的。香港的120多家潮汕药材店，其中相互之间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大约有100家。这些店东有的是子侄、亲戚、朋友、伙伴关系，有的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伙伴的伙伴。他们多数出身学徒，摸通了药材业的门径，并且有了一定积蓄。再经亲友赞助，便自行创业，另立门户。香港一些行业，潮商占的人数特别多，经营情况较好，其原因大概得益于此。
潮汕人具有超人的经商智慧。
他们从小生意做起，逐渐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喜欢穿州过省的潮汕人，因为没有太多的根基，往往从小商小贩的方式开始创业之路。如果他们有10块钱，通常用50％去申办有关手续，50％做成本，因为他们很乐观并且充满信心，从来只相信成功，不相信失败。这种发家致富的途径和方式，对潮汕人而言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他们为钱走四方，天马行空。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没有固定的市场，他们生来就像是商场上的“世界公民”。潮汕人匆匆奔波，使他们学会了机敏地对付各种突发的生活和生意变故，他们对各地的市场行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结交了天南地北的贸易伙伴。正是因为这种漂泊不定使他们的生意触角更敏锐，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当今社会，商场如战场，而潮汕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往往可以出人意料地取得成功。他们经营的生意是各式各样的，从贸易到工厂，从海路到陆路，从批发到零售，从高科技到劳动密集型，不管何时何地，潮汕人总能在商场上独辟蹊径、出奇制胜。
他们大方与精于计算并举。在经商交易中，潮汕人有时非常慷慨，有时又精于计算。对于顾客，他们为了赢得对方的好感，常常让小利，宁愿自己吃小亏，放的却是长线，这样回头客自然就多了。但是在谈判过程或讨价还价过程中，他们却非常仔细，对于利润的一分一厘，都计算得极其清楚。慷慨大方与精于计算并举是潮汕人善于做生意的诀窍之一。
他们惜时如金，消息灵通。“时间就是生活，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可以今天做完的事情，潮汕人绝不等到明天才来做。另外，潮汕人消息是很灵通的，他们赚钱的神经非常敏锐，触之即动。例如他们很懂得去捕捉市场，知道什么在市场上是最赚钱的，什么市场可以快速获得一桶金。潮汕人知道如何去做大多数人的生意，也就是大范围的市场，例如“女人的生意”，“批发的生意”，“嘴巴的生意”……所以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人知道粤菜中有一种特色菜就是潮菜，这和潮汕人对潮菜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
商者无域。“商者无域”，是说潮汕人头脑灵活，什么赚钱做什么。表现在开店方面就是随时准备变化。灵活适应市场。在深圳，当年的怡景花园小区刚刚建起，潮汕人看准新居家装的空当，立即潮水般在周围开起了系列店铺。各种装饰材料店、五金店、窗帘店等都是，而一两年后，待小区居民已经住稳。潮汕系们又及时改头换面，纷纷将原有店铺变为餐厅、药店、发廊等，其灵活经商头脑可见一斑。
潮汕人往往在生意之余三五成群盈立店里喝喝功夫茶。每每这时聊起来的是谁怎么发财、哪里又有赚钱的机会等，小店此时变成了“信息中心”。当时怡景花园南门边的“荣昌记”五金店便是典型的潮汕会所，他们操着难懂的汕头话聚在那里喝茶，并争论不休。忽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装饰店全部向日杂店、服务店“转轨”。仿佛经过开会决议一般。潮汕人开店喜欢将店面与仓库连在一起，表面看去很杂乱，到处堆满货物，甚至难以落脚。有些人可能觉得店堂存货影响形象。其实有时反而会在有利销售。在典型的“潮商区”，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那里人头攒动，极为热闹。他们在店铺大量堆货，并将店铺墙体打通。制造货源充足、人气旺盛的境况。
(三)商文并重客家商
客家人经商以注重商业道德，崇尚文化著称。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两晋时期起中原人陆续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一带，唐末五代时期迁至广东北部、东部，南宋时期继续迁徙，明清两朝迁往广东中部、西部以及广西、四川等地。
客家人有自己的独特语言——客家话。客家有句谚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所以客家话是中国的诸多方言中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客家人富有群体精神。客家人的先民，在迁徙途中，扶老携幼，合家而行，同甘共苦，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团结一致的精神，是一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移民群体。若不是这样，身体不好的女子很难一同迁徙，种族繁衍就成问题了。再加上落居闽粤赣边区之后，山区中经常有野兽和土著侵袭，他们便以加强自身的团结，来提高对外的防御力量。
他们尊师重学，崇尚读书。客家人尊师重教的思想，源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但与客家的生存环境也密切相关。《舆地纪胜》载，南宋绍兴年间任梅州知州的方渐曾说：“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人们唯有以读书为途径，求一技之长，作为谋生手段；通过读书可以走上仕途。为摆脱贫困而往外地和海外谋生，也是靠自己的文化知识。有这样一首客家儿歌：“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无老婆。”人们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读书才有出头之日的价值观。
由于客家人重视教育，因而历代英才辈出，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商界的有爱国华侨实业家姚德胜、张弼士、姚美良、曾宪梓等。
(四)开拓进取新客商
新客家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在语言风俗上与本土广东人有较大的差别。新客家人极富冒险精神，敢想敢干。勇于开拓，要不然就不会有发展。他们有来自江浙的善“商”族，也有来自北方的善文族。这些人在广东得到了进一步锻炼。新客家人往往具有较高学历，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于传统的广东商人而言，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对未来的大势判断更清晰，也更胸有成竹。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没有一些传统广东商人的目光短浅而是将眼光放得更远。他们让人感到了做大企业的气势与魄力。
新客家在功成名就之前大都经历了“碱水的浸泡”，他们甚至还在企业的最低层，和底层员工一样经历种种艰辛，从外来的普通员工到今天的企业决策者，新客家人的人格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人格魅力，不但影响到了整个企业，甚至对行业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的传奇经历，也使他们成为众多南下淘金者梦里的偶像。对于新客家人而言，他们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风险。人格光环一旦遇到了一些严重的挑战或偶然的事故，都可能导致整个企业的迅速崩溃。同时他们成功的传奇经历在激励着淘金者的同时，也引发了员工的雄心，从而导致员工特别是中局层员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成为企业发展中随时可能致命的隐患。
尽管新客家人是在广东发迹，但他们对于环境。仍是保持着相当的戒心。他们虽然带着人格光环，也经常语出惊人，却很少招惹本地的同行，绝不过度张扬。他们深知，名气是双刃剑，他们在广东这块丰沃的土地上，容易站立起来，但也可能随时倒下去。
四、天生是经商的好材料
广东人具有经商的传统。他们虽然个头瘦小，他们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识，全民皆商，你很难分辨出谁是商人，谁不是商人。
广东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台风常常肆虐南粤，仿如猛龙过江，地势虽非险峻，但丘陵遍地，出门见山极为平常，到处森林密布。对人类生存而言，这样的环境的确太恶劣，远不如中原土壤肥沃，河水甘甜。因此古粤人要学会顽强生存的本领，这是第一位的，相对而言，文化需求较少一些，这样，自古粤人抱一种实利主义态度面对人生。
一条东西横亘的岭南山脉，将广东自然而然地切割为一个小小的独立单元，阻碍了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的交流，秦汉、宋元虽有大量汉人南迁至此，中原文化对广东产生了影响。但即令其传入广东亦是在途经湖南、江浙时被“南方化”之后，才进入广东的，已非正统。如宋元时的程朱理学及后来王船山、王阳明对它的加工，实际上已剔除了正流儒学中钳制思想与创新的部分，而代之以“心”与“理”的概念。因而南粤人少一点儒家的理想、中庸等级观念，而更多的是一种实利主义。南方女子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善于精打细算，家务、农活全由妇女承担，而男人则志在经商出外赚钱。“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南粤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广东相对独立，背山靠海的自然地理条件渐渐促成了广东人开放、自由的文化传统。由于相当一部分人靠海为生，使其富有冒险精神，又由于远离中原文明中心，文化相对落后，故登科取仕气氛不浓，至今广东人仍不“倾”政治。相反，除了发达的农业外，便利的海运、河运交通，丰富的海产、亚热带果品，倒为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使得条件。广东的先民自能出海与海外人进行交易之时起，商业活动就没有中断过，从这个角度看，广东人是商人的后代。
广东人出海远航，与南洋各地来往密切，因此，广东籍华侨在南洋很多，同时广东地处南大门，广东人极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广东古代受东南亚文化影响相当深，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在广东也广为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后，惠能创立禅宗南派，完成了世界和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空前变革，在广东产生很大影响。近代史上频繁的海外贸易、华侨出入使西方大量先进的经营方式、生活方式、建筑制造、工艺美术率先传入广东，使广东人在封建社会的迷雾之中仍能看到西方文化的闪耀，没有完全封闭。乃至广东成为近代西方民主革命思想摇篮。
开放经商的传统使广东人性格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浓厚，和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相比，排外性不强，通常只是以一种商人的眼光和方式热情接待每一个南来北往的客人。
有人这样总结广东商人的性格：
开拓：广东人祖先远行千里开发祖国边疆，要在广东荒山野岭中扎根就必须开拓。
变通：古时广东是瘴疠之地，又兼一路追兵，广东人祖先学会了兔子般的灵活变通性格。
实在：广东人祖先深深意识到生存的重要和生存的艰难，因此很实在。
开放：因广东对外交流历史悠久，与外联系甚广，这种不同民族的交融与眼界的开阔，使广东人富有开放的因子。
淡泊政治，厌恶斗争：因饱受战乱之苦，好不容易山高皇帝远，因此来广东后努力营造平和安定的社会环境，连做学问也讲究实用。久而久之，广东人性格平和，广东文化不是政治文化，而是一种实用的农耕文化，大众文化、市民文化、经济文化。
在广东人的观念中，有了钱，就意味着有了财富，可以满足自身各种需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了权力同样可以做到支配别人，支配各种资源。但是，广东人远离政治中心，政治对他们的影响很小，通过政治获取支配地位的人很少，这使得广东商人干脆漠视政治，远离政治成为商界传统。
由于这种“政治观念”，广东商人与政治往往是离得远远的，甚至其中一部分人厌恶谈论政治，因此与广东人做生意时，谈论政治引不起广东人的兴趣，甚至谈论政治可能会引起一些广东生意人的反感，认为你有政治背景，而不愿与你合作。
曾有一位大报的知名记者到广州的企业采访，发现这里的企业作风明显与外省的企业不同：第一，不善于介绍经验。厂长经理介绍情况很少会滔滔不绝，没有“宣传”的“准备”。第二，保密观念强。许多能表现企业经营业绩的数字往往不告诉记者，怕记者写出来透给了同行业，影响竞争，有的企业某项经济指标明明已在全国领先，但偏不愿让人知晓。第三，对上门谈生意的人的热情大大超过对记者采访的热情。记者采访结束后，几乎没人送“纪念品”。遇到吃饭时，也简单实惠，决不铺张。
当然，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的的广东人也不是一心只问盈利事，两耳不闻他人言，期货商或者炒股票的人也关心政治，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完全是出于对钱的关心。谁叫他们天生就是经商的料呢？
第二章独具慧眼，敢为天下先
广东人富有开拓精神。在历史上，近代凡是与西学有关的事和物，大都是由广东人最先尝试。在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上，广东被人称为“思想家”的摇篮，其中康梁变法曾震动中华。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广东人。有人用句通俗的话来形容广东人和东北人：广东人是文胆大，东北人是武大胆。
广东商人做生意的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广东人喜欢标新立异，喜欢做新的生意。因为新才没有竞争，没有对手，才可赚取垄断利润。广东人深谙坚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他们有胆识，为了赚钱，天不怕，地不怕，只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他们永远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
一、勇做吃螃蟹的第一人
广东人在很多方面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
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就民族性问题比较过沿海和内陆不同的环境对人思维特征的影响。他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主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趋然万累之表，而行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有利也，然求利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以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气，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梁公所言时代未必完全科学，然广东人的确拥有中原居民所缺乏的一些特质。广东远离中原，所以传统文化对其影响并不深。广东人出海远航，频繁的海外贸易将西方的思想观念植入他们的脑海中，也正因如此，广东被称为“近代史上思想家的摇篮”。广东人勇于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意识，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广东人勇于开拓、踏实肯干，他们努力寻找着发展的机遇，一旦机遇出现，他们立刻抓住不放，从而成就一番大业。
还有许多广东海外商人，凭着自己的精明，在机遇来临之时，审时度势，果断决策而成为商界精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人充分发挥其“敢为人先”的精神，处处走在了他人的前头。
当北方人还在为改革后股份制姓“资”还是姓“社”而争论不休时，广东人已全面改革国有企业，放下包袱大干了。他们早已认准，只要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干，先干了再说。敢为天下先，使广东这个昔日经济上的小老弟变成了今天的老大哥。一个敢字，一个先字，既让广东人饱尝了开拓者的艰辛，更让广东品尝了成功者的喜悦；同时粤商的“智慧”和“胆量”是一对相伴而行的“夫妻”，彼此相扶相携，相互遏制盲从。
如今，在广东乃至全国，一提起“壹加壹洋服”及其开发者——陈展鸿的名字，人人赞不绝口。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二十年间不仅成为亿万富翁，还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名利双收，可谓事业有成，人生辉煌。他的辉煌，主要得力于“一枝独放”的创业冷门。
在平凡的生活中蕴藏着无数的商业机密。有成就的商家善于用独特的“注意力”去发现，从人们忽略或不屑一顾的“小本经营”、“小生意”入手，却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可谓天地广阔，尚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有眼光、有心计的人们去开创新的商机。
敢立潮头的广东商人陈展鸿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中看到了女性压抑了一个世纪的羞怯的笑容，那羞怯的笑脸上，透露着女性爱美之心正在这改革春风的吹拂下慢慢绽放。于是陈展鸿“异想天开”，自己设计、自己剪裁、自己缝制出有生以来的第一件连衣裙。这个处女之作一面市，便得到时尚靓女的垂青，在时尚靓女的带动下，女性们一个个走出了封建的怪圈，在美丽的光环下开始打扮自己。于是陈展鸿抓住改革开放给女性带来的再次“青春”的爱美之心，用第一个“1”树立起创业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1985年，他以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的胆量，在广州友谊剧场成功地举办了“青年时装展”。时装展在羊城产生了轰动效应，他一下子出了名，紧接着就创办了“壹加壹时装设计公司”。“壹”是最基础的数字，比喻事业要从基础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随着时装展览的成功举办，壹加壹的招牌也打出去了，生意开始红火了，真可谓旗开得胜。
就在陈展鸿胜利前进的时候，传来了全国第六届运动会筹备召开的信息。机会难得，千载难逢。于是陈展鸿眼疾手快，果断买下了六运会会徽和文化衫的使用权以及六运会入场式向导的服装设计和生产任务。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得到省政府为解决六运会资金不足而发行的奖券搞得不好的信息。
于是，服装、奖券这两个互不搭界的信息在他的脑海里展开碰撞!两者的交叉结果是：争取同步进行，即服装照常干，奖券发行抓过来。他认为，机遇稍纵即逝，一晃而过，谁能抓住它，谁就能取得胜利。
为此，他立即组织手下的员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分析，用最短的时间，写出了可行性报告：决定将原奖券2元一张降为5毛一张；每月8日开奖，绝对说话算数；设大奖5万，激发人们的购买愿望；在奖券上印有“感谢你为六运会做出贡献!”的文字；最后是以600万元作风险担保，若砸锅宁肯倾家荡产乃至坐牢，可见粤商的智慧和胆量真不愧为是一对相伴而行的“夫妻”。
陈展鸿分析道，发奖券也要遵循“薄利多销”的原则，这是做生意的关键问题。降为5毛钱，谁都能拿得起，既能为全运会做贡献，又能碰碰运气，万一碰上5万元的大奖，那也真够“刺激”。一句话，采取降价措施，就能极大地扩大发行量；再加上风险担保，上级肯定能批。
果然不出所料，他的方案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兵贵神速。陈展鸿乘势前进，立即组织员工和有关人力，奔向全省各地。东南西北，马不停蹄，整整两年，深入到每一个城镇、乡村，将5毛钱的奖券一举售空!不仅赚了大钱，还出了大名。这是他在看透了“大”和“小”的辩证关系后，将2元降为5毛的胜利，是对当时广大市民心理分析的结晶!是正确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胜利，“第一个吃螃蟹”的智慧结晶！
陈展鸿，凭着在六运会发行奖券一举成功的财力物力基础，开始在洋服上大做文章。他认为现在的广州老百姓，腰包越来越满，开始讲究时髦西装了。中国人走出国门的越来越多了，这些人需要穿考究的西服。中外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加之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宾馆，西装是他们员工的日常便服。在当时广州商店里出售的西装，多是剪裁不佳，作工粗糙的大陆货，而广州还没有一家制作精良考究的西装店。至于种种特殊身形的人想买一套合适的西装，就更难了。基于这种分析：他马上举起“壹加壹西服”的旗帜，为保证最佳质量，不惜重金从香港、上海、广州等地聘请了西装名师，确立了“壹加壹西服”的特色。技术保证和质量特色有了，陈展鸿又推出占领市场的绝招：“量身订做，手工精细”和“免费终身修改”的广告!这在全国来说都是第一次。
从此“壹加壹”和陈展鸿的名字神州大地传开。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向壹加壹西服店，流进了陈展鸿的腰包。这是他屡出高招，善于捕捉信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敢于引领潮流所得来的丰厚收获。
二、嗅觉敏锐稳抓商机
市场经济最具魅力之处在于“市场”，商人的市场嗅觉是否敏锐，是否能及时地捕捉市场信息，是否能洞察市场需求变化，并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思想和产品状况，决定了这个商人能否在市场上站住脚。市场如战场，战场中的双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市场竞争对手之间也是白刃相争。战况瞬息万变，谁变得早谁就占有优势，掌握主动权。广东商人嗅觉敏锐和善于捕捉商机在全国是出了名的。
战火中生意照做。2003年4月，正当伊拉克战争如火如荼时，全世界的贸易商还没从战争的打击中回过神来，广东商人的目光已盯上了伊拉克——一个流着石油和财富的巨大市场。在伊拉克的夜色中，竟然有康佳的霓虹灯广告牌在醒目地闪耀。“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曾经两赴伊拉克的中国土产畜产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茶叶进出口部副总经理张兵说：“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广东商人真是太有头脑了。伊拉克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它和阿富汗不同。它有丰富的石油储备，而这些石油储备可以转化为强大的购买力。记得当时由于受到制裁，伊拉克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3至5美元，但是他们拿出家里的东西进行变卖时，竟都是一些钻石、名表等。阿拉伯人是一个很奢华的民族。这也表明，他们是很有钱的。当它的市场秩序建立起来以后，会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市场。”广东茶叶是1997年参与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第一个中标的企业，不过最早的贸易始于1958年，当时的贸易额是2万多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迅速，达到了几百万美元。1997年，广东茶叶刚刚中标时出口额只有150万美元，而2003年的出口额则达到了500万美元。
因为善于变化并且速度快，广货很快走俏全国。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乡镇小厂，往往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企业之星。广东顺德裕华电风扇厂，被称为“顺德一把扇”，是顺德有名的厂家。但是，它原来却是仅为一间生产酱油、豆腐的小厂，转产电风扇后，才十几年时间，就产值超亿元。其发展速度惊人之奥妙，就在于善于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而及时调整营销策略。
该厂生产的10寸小型台扇，销路一直很好，而且经久不衰。有一段时间，许多人认为国内小型台扇市场已经饱和，而且倾向大型化。但该厂通过社会调查则认为：风扇仍有大市场。随着消费者经济收入的增加和住房条件的改善，将从过去“一户一扇”向“一室一扇”、“一人一扇”发展，所以，经济实用移动方便的小型电风扇广受大众的喜爱，而且需求有增无减。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必须不断更新，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他们从海外获悉，日本人在香港市场上新推出的“鸿运扇”，美观实用，十分畅销。他们立即购进两台。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解剖。在吸收消化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研制出国内第一台DF250导风格栅无级调速座钟式“鸿运扇”，而且比国外产品具有更多优点。结果，日本的厂家也跟着改进了他们的原来产品。这种风扇风力柔和、自然、款式新颖。耗电很少，绝缘性能好，尤其适合放在蚊帐内使用，深受消费者喜爱。旺季时，工厂生产多少，就运走多少，连进仓这道程序都免了。
从营销理论上来讲，因为生活水平、社会环境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为适应这种变化，企业就应不断地开发新产品。满足这种需求。新产品开发战略是企业的一个重要战略。“广货”的成功，就是广东人以实践验证了这一理论。
三、见缝插针，抢占商机
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兵家权谋和丰富多彩的谋事方略。粤商面对风起云涌的现代商战，他们总是能将这些文化遗产运用到极致。
在商界，真正像诸葛亮那样“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具有察机观时、伺机而动的商人并不多。但广东商人却是其中的一族。
商战是最具有挑战性、冒险性的领域。广东商人是怎样在这样一种风险商境中立足，且勇立潮头而不危的呢?纵观广东商人的崛起不难发现，广东商人善于审时度势、抢占商机，将创业风险降到最小，在险中求生、在险中求稳、在险中求胜。（一）见缝插针，善抓商机
商场如战场。这就决定企业家要在商界成就一番大事业，首先必须有勇气和魄力才行。因为，有勇气才能敢想敢干、正确地捕捉机遇；有魄力才能做出果断而合理地决策，利用机遇创造财富。“工业楼宇大王”郭得胜的成功之道就充分体现了粤商谋势而为、抢占商机创大业的永不过时的传统。
郭得胜，中国香港新鸿基企业集团前主席。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石歧，自幼在家乡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就给从商的父亲当助手。日军侵略广东后，他一家逃难到澳门，战后移居中国香港，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
郭得胜来到中国香港最初，在上环找了一处门面，开办鸿兴合记杂货店，后又改名为鸿昌合记。他以广东人憨厚的微笑和务实的经营方式，赢得周围邻居的好感，再加之价格适中，他的杂货店生意日益兴隆。
随着生意的逐渐扩大，郭得胜又将杂货店改名为鸿昌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洋货批发业。销售网遍及了东南亚，郭得胜也因此赢得“洋杂大王”的称号。
综观世界商品巨头的发迹，他们的发展往往不是量的日益积累和发展，而是质的突进和突起。这一切，都需要有惊人的敏锐，才能把握随时可能降临的机遇，而有着广东血统的郭得胜正是这方面的经商奇才，他对机遇的把握近乎是一种本能。洋杂生意使郭得胜的生意经获益匪浅。当时在港经营洋杂生意的不在少数，但惟有郭得胜情有独钟地去争取YKK拉链的代理权，这不能不归功于郭得胜善捉商机、独具慧眼的敏锐。而他慧眼识珠的高明也为他事业转折点上重重的画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人们常说，机遇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事实的确如此。当时，中国香港的制衣工业迅速发展，拉链大行其道，所有成衣及口袋处都以拉链取代原有的纽扣。加上中国香港当时制衣业增产迅猛，产量成逐年递增趋势，成衣制品开始走俏，对拉链的需求量更是逐年增长。一般的洋杂生意人却忽略了这个“小拉链，大市场”的商机。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郭得胜却早看出了这个苗头，为了能借这一发现大发横财，郭得胜没有冒进，而是事先做好准备——利用其进出口公司在东南亚一带已有的零售网络，为YKK拉链转销提供了渠道，这个网络延伸至东南各地。郭得胜这些险中求稳的动作，就是为了赢得YKK拉链在港的独家代理权而预设的铺垫。
小小拉链，只因郭得胜的“独具慧眼”一下子把他的事业拉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每年经销的YKK拉链的营业额，都在1000万港元以上。同时，他又取得中国台湾良友牌尼龙丝和日本几家厂商尼龙产地的经销代理权，年营业额也有1000万港元。这一跨越已经不是经营洋杂的其他中国香港商行所能望其项背的了。于是郭得胜为立大业掘取了一桶夯实的金，铆足了乘胜而起的信心。
1958年是中国香港大发展的一年，郭得胜看准房地产市场是座大金矿，于是联络好友冯景禧和李兆基，合组永业企业有限公司，由郭得胜任董事局主席，合伙做房地产生意。当时，霍英东的立信置业房地产生意已威震全港，中国香港头号华商李嘉诚也已跃进房地产业界，英资置地产业公司更是居霸主地位，而郭得胜等三人在当时只是中等水平的业主，要去与大亨们争抢“肥肉”，确有自不量力之嫌，但广东商人向来有险中求稳、险中求胜的灵巧运作手段，并且三人论聪明与才干各有所长，才识与擅长也各有千秋。三人齐心协力，犹如三个剑客齐舞宝剑，浑然一体，相映生辉，那剑术、那气势非欲称霸“武林”不可，于是“三剑侠”的美誉不胫而走。
郭得胜凭借粤商的稳健务实的经商风格，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避大求小，以收购小地盘为主，主要以低价买进旧楼，拆掉了重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中国香港待拆的旧楼宇很多，生意不愁没得做。他们还以十年分期付款的办法，推动新楼的出售，然后再回笼现金购入新的地盘……经过五年努力，业绩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步步为营、稳步前进的起步达到了聚沙成塔的实效，同时也扩大了资金，积累了经验。
后来，永业公司改组，他们三个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取名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每人投资100万港元。但新公司仍称企业公司而不称地产公司，说明董事局主席郭得胜虽欲在地产业大展宏图，但又崇尚踏实、稳健、自谦的作风。
新鸿基企业创业之初，职员不过10余人，资本也不雄厚，但它的最大本钱是郭得胜等三人罕见的管理天才——天才来自勤奋，三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再者，郭得胜有多年经营工业原料及拉链批发的经验，他明白中国香港的山寨式工厂占九成，这类工厂需要小型厂房。于是，新鸿基伺机对症下药，大建工业楼宇，将之分层出售，并提供十年分期付款的优惠，深受山寨式工厂的欢迎。
在三年低潮期间，由于不少房地产商停产，所以1969年市面楼宇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新鸿基企业套回大量现金后，继续大量吸纳土地兴建楼宇。1970年，房地产业市场出现高潮，郭得胜适时将所建楼宇大批售出，利润滚滚而来。1965年至1972年期间，新鸿基企业售出的楼宇总值达5.63亿港元，以成立8年计算，平均每年做成7000万港元房地产生意，一个实际资本只有300万港元的公司，每年房地产做到7000万，其业绩确实十分可观。
在当时，霍英东的立信置业称霸于住宅楼宇市场、郭得胜的新鸿基则称霸于工业楼宇市场，两者交相辉映。
纵观郭得胜的创业历程，饱含了广东商人稳健务实、见缝插针、险中求胜的创业风格，虽然已时过几十年，但是郭得胜善观时势、抢占商机的机敏，仍给当今想在变幻莫测的商潮中直步青云的创业者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二)人弃我取，抢占商机“人弃我取”这一经营之道，考验的是商人的智谋、胆识。随“大流”最初给人的感觉是稳当、安全，而独辟蹊径则看起来狭窄、危险。“大流”的道路因人多拥挤越显狭窄、危险；而独辟蹊径因人少路越显宽敞、安全。因为各行各业都来争一席之地，会堵塞发展之路。而许多“有悖常理”的意念，却往往能带来丰厚的财富。这种“有悖常理”表现于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等经营模式。“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几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可谓是中国香港预发控股集团主席、“花花公子”远东掌门人陈振东先生经商道路的真实写照。
陈振东被人们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商海里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新星的冉冉升起有其艰辛劳苦的轨迹，是“向前”的信念托起了这颗新星，是“以攻为守”的人生哲学使得这颗新星越发显得光彩照人。
陈振东小时候住的是木屋，梦寐以求的就是长大了能住楼房，他打工时省吃俭用，几年之后购了一座300多平方米的小楼房。1986年为了创业，他忍痛把楼房抵押给银行，即使这样，资金仍不够，于是他父亲把因塑胶厂停工而获得的厂主发给的10万元遣散费拿出来支持儿子。就这样，陈振东在西环租了一间屋子，连他和伙计在内共有三名职员的预发公司开张营业，从事小本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当时，写字楼、货仓、接待室都在同一间屋，采购、推销、运输押送都由陈振东一个人在做。
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与美国“花花公子”运动服装在亚洲的总代理人——一位日本人有了接触，开始推行销售。由于他的努力，不久便从日本总代理处取得了“花花公子”服装在港澳的分销权。他的第一张订单是几打对袜，数量虽少，但是他终于有了一个开始。
陈振东知道“花花公子”这个牌子是美国的名牌，其亚洲总代理是日本人，此外知道得并不多。但他认为既然是名牌，必然有其“名贵”之处，抛开其他不说，就其商标本身也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一种预知感使他对“花花公子”产生了兴趣。经过反复观察，他认为日本代理商出口的“花花公子”服装质量上乘，做工很好；只是品种欠缺，款式跟不上潮流，而且尺码不合东南亚市场的需要，因此销售额很难上去。但他认为一个销量不好的名牌，一定有他的发展潜力，于是便产生了挖掘这一品牌潜力的意念。这种意念的产生，在于敏锐、细微而全面的洞察力，然而洞察力带来的是巨大的商机。陈振东的事业便起色于他对商机的洞察力。
于是，他又鼓起勇气写信给美国“花花公子”总公司海弗纳家族，把这些意见详加陈述，并直截了当言明中国人的市场应由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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