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德胤,黄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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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清源城试读：
前言
清徐，古称清源，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北距太原约35公里。它是旧清源县的县城，也是清徐县现在的县城。现在的清徐县，是由以前的清源县与徐沟县合并的。我们之所以对清源古城感兴趣，是因为知道了那里是山西的“醋都”——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既然是“醋都”，想必是有不少醋坊的。这些醋坊有多少留到了现在？它们在建筑上是否有不同于其他工商业建筑的特色？它们又是如何分布的？是不是对清源的城市格局产生了影响？……怀揣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了清源。“醋都”确实有很多醋坊，其中不少还留到了现在，而且在建筑上也很有特色。我们相信，撰写一篇关于制醋业与乡土建筑的论文，一定是有趣的，也一定是有价值的。然而，有过乡村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调查者经常面临的困难，是被采访者往往答非所问。这种“跑题”的现象，有时候真的让人干着急。我们在调查清源的醋坊时，不出意料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对付“跑题”，最好的办法并不是立刻把被采访人“拽回”事先设好的主题（这样很可能会让谈话中断而且无法继续），而是顺其自然，让他（她）畅所欲言之后，再设法引导回来。
彻底“跑题”、引导不回来的情况也是时常有的。这倒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是乡土建筑调查最有魅力之处，因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这样不经意间，出人意料地“冒”了出来。
调查清源醋坊，我们就得到了几个大大的意外收获。
第一个意外收获，是了解到清源城居然和我们一年前做过调查的张家口堡子里有着某种程度的密切关系。清源不在晋商发达的晋中地区，但距离不远。历史上，清源也出了不少晋商。晋商向北方发展，有“走西口”、“走东口”和“闯关东”三条路线，其中“走东口”就是指过张家口。张家口与包括清源在内的很多山西县市，有着休戚与共的命运。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与俄国开通边境贸易，并将张家口列为出入蒙地经商贸易的孔道之一；清源城的商业便是在此后的乾隆朝步入兴盛期。20世纪初西伯利亚铁路和海参崴港建成之后，经张家口的中俄贸易锐减，清源城的商业也在此后不久走向衰落。
第二个意外收获，是发现清源城除了醋坊之外，还保留有数量不少、种类多样而且形制独特的工商业类建筑，比如粮行、当铺、驴驴店、骆驼店等等。其中粮行大多集中在察院街和牌楼街，形成一条专门的“粮店街”。这几种特殊的建筑，都是我们在过去的乡土建筑调查中较少遇到的。
第三个意外收获，是通过对清源城外白石沟、盐碱地、葡萄业、蔬菜业和城内东湖、土盐业、火炮业和架火民俗活动的关联分析，我们对洪水在清源城市格局和城市产业中的深刻影响有了全新的认识。关于这一点，本书绪论部分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我们在做现场调查时，得到了许多热心人的帮助，其中必须提到的三位是郭维忠老先生、郭会生老师和赵永清所长。郭维忠老先生出生于1928年，他关于20世纪40年代清源城与周边村庄的丰富记忆，是我们的写作得以进行的一大基础。郭老先生的长子郭会生老师，是位能干的摄影家和地方文化专家。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漂亮的照片，还迅速掌握了我们的调研方法，并以极大的热情和我们一起进行了考察采访。书中关于西山煤窑业的文字，就是在郭会生老师的调查笔记上整理而成的。赵永清所长为我们的调研工作提供了坚实后盾。在清源城做调查，我们时不时要往周边的乡村跑。每到这时，赵所长要么亲自驾车，要么委派手下干将小郭，总会在第一时间把我们送到目的地。
书中采用了数量不少的测绘图。作为对历史建筑的第一手的科学记录，这些测绘图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测绘及调查团队成员包括：罗德胤、黄靖、金楠、陈禹夙、白鹤、刘宗辉、陈莞蓉、尹璐、刘辉、佟磊、何帆、李广龙、戎筱、马晓华、梁山。
本书书稿在提交出版社之前，经过陈志华先生的三次审订。
还有很多人对本书的完成有贡献，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罗德胤2011年8月第一章 绪论
清源，晋中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方的汾河之西，现属清徐县管辖。清徐县，是1952年由清源县和徐沟县合并而成的一个新县。清源县的设置始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县治（县政府）就在清源城。徐沟县的建置始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年），县治在清源城东约15公里的徐沟镇。清源县和徐沟县，一个在汾河之西，一个在汾河之东，都是“方不过三十里”的小县。因为规模小，清源县曾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并入徐沟县。合并后的县城设在徐沟镇，清源城降为乡。直到一个半世纪之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才复置清源县，清源城也恢复为县城。
清源城之所以能成为县城，和它所处的位置大有关系。清源县位于晋中平原的西侧边缘地带，西接吕梁山，东临汾河。清源城东北面距省城太原约30公里，西北面距吕梁山东麓的古交县约40公里，西南面距也是吕梁山东麓的交城县约20公里。在古代，30～40公里是一天的步行距离，正好让旅客打尖休息。所以，清源城是吕梁山区和太原城之间的一个中转站，也是太原城去往汾河以西更南面市县的一个必经之地。
清源城和汾河以东的榆次、太谷和祁县的县城，距离都在30公里左右。不过，因为中间隔着汾河的缘故，清源城和这几个地方的交流要少一些。清徐（清源）在山西的位置清徐（清源）在中国的位置《清源乡志》卷一《疆域图》一、一个“养活穷人”的县
清源所处的晋中地区，在清中期至民国初年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汾河以东的榆次、太谷、介休和平遥等县的县城，都因为票号云集而成为商业发达的城市。和这些城市相比，清源的商业水平无疑是大为逊色的，因为它位于汾河之西，一河之隔，便把它挡在了“金融商业圈”之外。
在山西重商的大气候之下，清源也出了不少在外地做买卖的商人。和其他县市的晋商一样，发了财的清源商人们也喜欢在家乡大兴土木，修建“豪宅”。这些住宅大都位于乡村，不在县城。清源城里少有外地商号设立的分号，也无辐射外地的商号总部。清源晋商对家乡经济的贡献，不是直接在县城开设店号，而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比如生活和住房消费。
清源的农业条件也是比不上晋中汾河以东的几个县的。汾河湾，是山西最富饶的地区。清源虽然也靠近汾河，但是它和汾河离得太近了，只剩下几里宽的狭长地块（为清源的粮食生产区）。汾河东面的几个县，都是宽数十里的平地。(1)
然而，商业和农业都不发达的清源，却是一个“能养活穷人”的地方，因为它有几项利润不算太高、却很适合穷人谋生的行业。
首先是蔬菜种植业。清源城的北、西、南三面，有大面积的菜地。这些菜地很肥沃，如果拿来种粮食，一点也不比汾河边上的农田差。但是，种蔬菜比种粮食的收益要高得多。粮食只能一年一熟，蔬菜却可以一年种三茬。这些蔬菜不但供应清源本地人，还大量“出口”到邻县。清源是晋中地区最重要的蔬菜基地。种植蔬菜的人，不仅有清源城外的村民，还有很多城里人。
其次是葡萄种植业。清源城西的吕梁山麓，背风向阳，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再加上沙质土壤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很适合葡萄生长。在这里，有几十个长期以栽种葡萄为生的村庄。清源的葡萄除了供应本县及邻县外，还做成葡萄干运销东北。
再次是煤炭业。同样是在清源城西的吕梁山麓，尤其是在西马峪村的郭家沟内，分布着丰富的煤矿资源。晋中汾河以东的祁县、平遥等地缺煤，每当冬季来临，这里的很多商户都要派出马车，到清源城西的煤矿来拉煤，回去当取暖的燃料。挖煤属于“贱业”，“金融大鳄”们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清源西山脚下的不少人却以此为生。
还有熬盐业。清源的土地是盐碱地，盐分很高，其中又以城内街道上的土为最。把街上的土挖来，加水熬煮，便可得到土盐。食盐自古以来为官府控制的行业。不过，清源的土盐实在是质量不高，官府懒得管，所以清源城里便有了几十户以熬盐为生的人家。
蔬菜、葡萄、煤炭和土盐都是清源重要的输出物资，其中蔬菜和葡萄的交易市场是在清源城南关小西门外的“菜市坡”，土盐坊都集中分布在清源城内的东湖边。煤炭的交易场所虽然不在清源城内，但拉煤的马车很多是以清源城内的旅店作为中转休息之地的。从煤窑上挣了钱的窑主和矿工们，也需要到城里来购买粮食和生活用品。这几个行业都为清源城商业做出了贡献。《清源乡志》卷二《八景》之青堆烟草。东青堆、西青堆和南青堆这三个村庄，均位于清源城的东南方向，这里地势平坦，是清源的粮食主产区(2)
作为县城，清源城的商业当然不止上述几项。依靠着县级行政地位和一县人民之需求，清源城内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商业，比如杂货店、粮店、绸布庄、点心铺、饭店、车马店、醋坊、中药店、当铺和钱铺等等。这些商店分布在清源的主城及三个关厢内，形成主城、南关、西关和北关四个商业区。南关商业区最繁华，其次是主城，再次是西关，北关的商业功能最弱。二、规模与格局
清源城的规模不大。据旧志记载，其周长为“六里二百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150米。从现在的地形图上测量，清源城东西宽约1200米，南北长约900米，面积约为0.82平方公里。这些数据都是指不包括关厢的主城的。南关、北关和西关占地各约0.23、0.04和0.07平方公里。清源主城内有一个东湖，面积约占主城之半。东湖的面积比三个关厢加起来还大，所以清源城的“有效使用面积”只有0.75平方公里左右。
清源城的朝向是南偏西33°左右。这个朝向和汾河的流向基本上是平行的，可使清源城避开汾河水的直接冲击。清源城的形状不是华北地区常见的矩形，而是“五角四阳城”。所谓“五角”，是指清源城的轮廓是五边形。所谓“四阳”，是指清源城除西北边的一段城墙之外，其余四个边都可以被太阳照射到。
清源城一共有七个城门。三个在主城的西、南、北面城墙上，分别称西门、南门和北门。东面城墙在历史上曾经开过东门，但终因洪水堵塞而废弃。还有四个城门，分布在南关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上，(3)分别称作延昌门、小东门、小西门和小南门。不管是主城还是南关，城门都是互不正对的，也就是说，南边的门不对着北边的门，而东边的门也不对着西边的门。(4)
每个城门都对应着城内或城外的街道。主城西门外有西关大街，门内有西门街。主城南门外有南关大街，门内有南门大街。主城北门(5)外有北关大街，门内有北门大街和察院街。小南门内有永定街。小(6)西门内有小西门街和猪市巷。猪市巷联系着南关大街和永定街。察院街与南门大街之间也有一条街道，叫牌楼街。延昌门内有顺城街，小东门内有小东门街。这些街道，除了西门街和小东门街因处于住宅区而没有商业功能之外，其余都是布满店铺的商业街道。《清源乡志》卷一《乡城图》清徐镇航拍影像，底图由清徐县建设局提供，图中红线表示城墙位置三、清源城的建筑
清源城在建筑上最引人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屋顶形式有着明显的“阶级划分”——普通住宅和店铺绝大多数采用略带斜度的传统平屋(7)顶，而衙署、文庙、寺庙、市楼等公共建筑则用坡顶。使用坡顶的住宅不是没有，而是很少，比如延昌街的“陈进士家”和“韩举人
(8)(9)家”以及西关务本生醋坊的正房等。住宅和店铺之所以用平屋顶，一方面是出于现实上的考虑，比如造价低廉、夏天可乘凉、秋天可晾(10)晒粮食等；另一方面，是由于晋中地区500毫米左右的年降雨量未超过用传统平屋顶的排雨极限。而公共建筑用坡顶，除了它们不必为乘凉和晒粮食考虑外，也是有意地在制造一种身份上的差别。正因为有了那些在数量上占大多数的普通建筑的低矮平屋顶，才衬托出少量有坡顶的公共建筑的重要地位，从而造就了清源城和谐统一但又丰富多变的整体城市景观。
西关市楼及市楼西街，高耸的市楼在平屋顶的环境中显得鹤立鸡群
清源城内最重要的建筑是县衙。县衙位于主城内中心偏北处，正对南门，但与南门有430米的的距离。县衙前面的街道叫衙前街，其南面即为南门大街。除县衙外，比较重要的公共建筑还有文庙、学署、武庙、梗阳书院和城隍庙等，它们都分布在清源主城内的西部。
这些公共建筑中，保存至今的只有文庙和武庙。文庙现存泮池、泮桥、前殿、正殿以及前后院之两侧厢房，其中正殿是清源城年代最久且级别较高的一座建筑。根据文物部门的鉴定，它是一座金代遗构。武庙即关帝庙，始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建筑形制为两进四合院，大门、正殿、后殿及厢房均保存完整。武庙的大门尤为华丽，用单檐歇山顶，檐下施五踩斗拱。
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店铺建筑中，也有一些是值得关注的，比如醋坊、当铺和粮店。
清源是山西老陈醋的发源地和主产地，清源醋坊也位列本县“七(11)坊两窑”之首。清源城内曾经有几十家醋坊，保存至今的有7家。醋坊的建筑质量不高，但占地很大，布局也是按制醋的工艺流程来安排的：正房及靠近正房的厢房是制醋的作坊和放醋的库房；临街房是店面和大门；靠近临街房的厢房是住房和厨房。
粮行的一大特点，是有一个很宽敞的平面接近方形的院子。众所周知，山西的乡土院落以窄长形为常见。粮行院子大而宽，是为了让运粮的马车在里面能转圈。当然，为了让马车能进入院子，粮行大门也必须够宽才行。由于马车宽1.8米左右，所以粮行的大门都是宽2米多的大型砖拱门。大拱门，是粮行在外观上区别于其他建筑的第一要素。赶马车的人在大街上远远地看见它，不用细想，就知道是粮行快到了。
当铺建筑的特殊性，体现在多重防御的设计和措施上。当铺的建筑质量——表现为墙高、墙厚和用砖量等指标，都是超过普通住宅和店铺的，其目的是为了防盗。不过，当铺最特殊的防御措施是体现在另外两个地方。第一，和普通店铺为招揽顾客而在敞开临街面不同，当铺的临街面是高高的、严严实实的一堵砖墙；墙上只开一个大门，但在顶部却架设了一个出挑1米多、可以防止毛贼攀爬的屋檐。因为这堵墙，当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保守的，甚至是冷冰冰的。第二，当铺内的庭院上方都安装了“天网”，即一层覆盖整个院子，并悬挂有铃铛的铁丝网。一旦有人触动天网，铃铛就会发出响声，惊走盗贼，也通知了当铺的工作人员。“梯儿套檐”（摄于吴村）四、从洪水到火药
清源城和洪水的关系是尤为值得关注的。因为东临汾河，西冲白石水，旧时的清源城几乎年年都难免洪涝之害。俗语对清源洪水是这样描述的：“淹西关，带北关，城里头灌了个湖滩滩。”
为了防洪，也为了军事防御，清源人很早就修建起环绕全城的城墙。毫无疑问，城墙在抵御洪水、保护百姓生命与财产安全上的作用是显著的。不过，它同时也在提高着洪水入城的可能性。这是因为，雨季时从西面吕梁山冲出来的白石河河水，携带有大量泥沙；白石河年年涨，泥沙年年淤积在清源城外；久而久之，清源城外尤其是西、(12)北两面的地平就比城内高出好几米，使城内变成一块有城墙围绕的洼地；在白石河泛滥期间，一旦有城墙或城门破损，这块洼地就成为洪水汇聚之处。
防洪，修城墙，城内外地面产生高差，这些是在中国相当多城市都会出现的共同现象，算不得稀奇。清源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和洪水之间的“故事”有着更为纵深的发展。
故事发展之一，是清源城附近以城池为界，形成了东面种粮食、北西南三面种蔬菜的农业生产格局。东面种粮食，是因为汾河的缘故。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和华北地区的其他很多河流一样，它具有平时水浅而雨季暴涨的特点。暴涨时的汾河，容易形成水灾，还曾多次改道。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确实给汾河两岸的居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也正是由于其暴涨暴落与频繁改道，才大大扩展了汾河的泛滥区，从而造就了山西省内最富饶的一片土地——汾河湾。泛滥区里的土地，由于洪水携带泥沙的覆盖而成为适宜种粮的沃土。那些没有经过洪水泛滥的地方，则大多仍是贫瘠的盐碱地。
清源城北、西、南三面种蔬菜，是因为白石河的洪水。这里的土地，原本也是山西最常见的盐碱地，根本不适合粮食和蔬菜生长。然而，白石河带来的一层层淤泥，却将其改造成适合蔬菜种植的良田。种菜，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清源城内及附近村庄几乎每户人家都要从事的劳动。
故事发展之二，是因为城东粮食和城北、西、南三面的蔬菜都不只供自家人吃，而且大量用于销售，于是清源城出现了一条专门做粮食交易的粮店街和一个专门做蔬菜交易的菜市场。粮店街即察院街和牌楼街，街上最多时有几十家粮行，民国时期的兵站粮库也设在这里。菜市场即南关西门外的菜市坡，是旧时晋中一带最大的菜市场，除供应清源本地外，还运销太原、太谷、榆次、祁县、平遥等市县。
故事发展之三，是清源城西的吕梁山麓诞生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葡萄产业，有几十个以栽种葡萄为生的村庄。吕梁山的山坡和山脚，原本就具有适合葡萄生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不过，这里500毫米左右的年降雨量对葡萄种植来说还是不够理想。幸好在山脚和中低山区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弥补了这一缺陷，使葡萄产业的发展壮大成为可能。这些地下水资源，和白石河为主的多条山间溪流有着密切关系。山间溪流，也具有平时水浅而雨季暴涨的特点。暴涨的溪水渗入地下，又在地势较低或压力较大之处形成泉水，最终成为灌溉葡萄的水源。
故事发展之四，是清源城内在明代末年时出现了一个占地500余(13)亩、“广居邑城之半”的大湖。大湖在城东，故名“东湖”。东湖的形成，是拜城内外的高差所赐——由于城外地面大大高于城内，而白石河仍年年往清源城附近的地下注水，这导致清源城内的地下水位抬高至接近地面，并有泉水在城内出现；持续供应的泉水，和雨季时无法排出城外的雨水，全都汇聚在地势相对较低的城内东部，最终形成了东湖。
东湖的出现，大大改变了清源城的城市格局和景观面貌。在华北地区，因为普遍缺水的缘故，大型湖泊是很少出现在城市之中的。清源城，却“违反”了这一惯例。因为罕见，也因为景观作用显著，东湖在形成之后不久便跻身“清源八景”之列，成为清源城最具标志性的元素。
清源城的地下水位较高，也是这里醋业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制(14)醋要大量用水，而清源城内打井容易，所以醋坊在自家院内都挖有水井，随时可汲水。
故事发展之五，是导致两个新行业的诞生——熬盐和制作火(15)药。山西多盐碱地，清源更是“土性泻卤”。在盐碱地里，存在着一种季节性的“脱盐”和“返盐”现象，这会使地势低的地方盐碱(16)度进一步提高。在清源，由于白石河洪水的作用，城外表层土的盐分在不断地向城内转移，这使得城内表层土的盐碱度越来越高，并最终可以用来成规模地熬制土盐。于是，清源城里就出现了一批靠熬盐谋生的人——熬盐户。熬盐户工作的场地和作坊，被称为“土盐坊”。
盐分高的盐碱土还有利于得到一种副产品——火硝。火硝是制作烟花爆竹和炸药的重要原料。由于火硝的价格大大高于土盐，清源有的土盐坊便转而以熬制火硝为主。火硝的产量之大，又使得清源的(17)火药业也成为一个规模不小的行业。南关永定街的“阁儿”一带，就是传统的火药生产集中地。和熬盐户不同，制作火药的匠人并没有专门的作坊或店铺，他们主要是在自家的院子里工作。
清源的火药产品有三种：炸药、火枪药和烟花爆竹。前两种产量都不大，烟花爆竹才是清源火药业的主产品。清源的烟花爆竹，远销至晋北和黄河两岸。
故事发展之六，在火药业的带动下，清源人“创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活动——正月十六的“架火”。正月十五元宵节“闹红火”，全国普遍，清源也不例外。对清源城的火药匠人来说，这一天却是个关口。元宵节过后，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里，再没什么重要节日让人们集中地燃放烟花爆竹了，而火药是很难“熬”过潮湿的夏天的，一旦受潮，就会失灵。所以，元宵节之前没卖出去的烟花爆竹，一定要尽快想办法处理掉。既然留不住，何不来个痛快？清源的火药匠人们索性联合起来，在正月十六的晚上一起燃放火炮。
在燃放这些火炮时，火药匠人们并不是简单地点火了事，而是用(18)多张长方形桌子做骨架，一层一层叠起来，竖成高台，再把爆竹和烟花绑在高台上，由下至上依次燃放。这项活动，在当地就叫“架火”，也叫“桌子火”。它既是火药匠人之间的比赛，也是一种广告，为来年的销售打下伏笔。
架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给清源人隆重的春节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隆隆的鞭炮声中，在璀璨的火树银花下，人们过节的心情得到了极大满足。于是，越来越多的清源人接受了这项活动。不知从何时开始，火药匠人之外的清源人也加入了“架火”的行列。他们以社区为单位，每到腊月就集资购买原料，并请火药匠人来制作烟花爆竹，最后在正月十六的晚上架起桌子，集中燃放。
在清源，由于“架火”的存在，正月十六已经成为比正月十五更加重要的一个节日。清源人也从这项特殊的节庆活动中获得了极大的“文化认同”——在其他地方都已偃旗息鼓之际，清源人却仍然在等待着一个新的高潮，这该是多么让人自豪的一件事！
这些年，由于政府的安全管制措施，清源城已经不再生产火药，但“架火”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下来。为了庆祝这个“火药节”，清源人不辞辛苦，远赴千里之外的湖南浏阳，从那里买回大批的烟花和爆竹，在自己家乡的街头路边燃放。永定街的“架火”。出于安全考虑，政府规定城关内不得“架火”，永定街的居民改为在地上燃放烟花爆竹2010年东湖边的“架火”（郭会生拍摄）“醋都”彩门。春节搭彩门也是清源的习俗之一。架火只在正月十六晚举行，彩门楼则持续整个正月县政府大院的彩门老房顶上的小女孩。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县城一样，清源城的老房子也正在被现代化的建筑蚕食（陈莞蓉摄于南门街7号院）
清源城从洪水到火药的“故事”，历经地理、经济和文化三个阶段，形成一个连贯而有机的链条。这个故事再次提醒我们，建筑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研究建筑现象时，如果能把视野拓宽一点，把思维放广一点，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1) 郭会生先生语。郭会生，1952年生，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清徐地方文化研究者。(2) 在降为乡期间，清源城尽管不是县城，但由于清源乡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清源城仍为此方圆三十里范围之商业中心，也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功能。(3) 在南关东城墙上，小东门之北。(4) 旧称通商街，现又分市楼东街和市楼西街两段。(5) 这两条街道现在合并为森泰大街。(6) 现合并为小西门街。(7) 如果是院落，常见的组合是正房用双坡顶，厢房用单坡顶。双坡顶以硬山和悬山为主，少数用歇山。(8) 后院正房及厢房用单坡顶。清源人形象地称单坡顶为“撅臀顶”。(9) 兼作住宅，其主人是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乔万选。(10) 清源城居民种菜的多，种粮食的少，所以对晒粮食的功能需求不强。(11) 指醋坊、盐坊、油坊、磨坊、粉坊、豆腐坊、酒坊、煤窑和砖窑。(12) 这一点在清源西城墙附近最为明显：城墙外海拔约770米，城墙内海拔约763米；一墙之隔，高差就达到7米。(13) 和羹修，王灏儒纂，《清源县志》上卷《山川》，顺治十八年（1661年）。(14) 根据高廷森撰写的《清徐传统食醋生产工艺》（《醋》，清徐县醋文化研究会内部资料，第42页），高粱是主要的制醋原料，而每100公斤高粱要配340公斤水。(15) 和羹修，王灏儒纂，《清源县志》上卷《形势》，顺治十八年（1661年）。(16) 雨季时，盐分随水渗入地下，这是脱盐。晴天时，因为毛细现象，盐分随水上升，这是返盐。反复的脱盐和返盐，会把地势较高处的盐分转移至地势较低处的表层。(17) 南关永定街和猪市巷的交叉处，原先有一座楼阁式的小型庙宇。(18) 特制的无桌面只有框架的桌子，高2尺2寸，长2尺8寸，宽1尺4寸。第二章 左挹汾河，右枕白石
清源城的地理位置可用旧志上的八个字来形容：“左挹汾河，右(1)枕白石”。一、汾河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发源于忻州的宁武县，贯穿山西省南北，流经静乐县、古交市、太原市、清徐县、祁县、介休市、霍州市、洪洞县、临汾市、侯马市，在河津附近汇入黄河。作为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全长716公里，流域面积达39000平方公里。山西有民谣：“欢欢喜喜汾河湾，凑凑付付晋东南，哭哭啼啼吕梁山，死也不出雁门关。”汾河湾，是山西境内土地最肥沃的区域。
不过，汾河并不是一条驯服听话的河流。它有涨有落，还时常改道，给两岸居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在旧志中记载的发生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和清光绪六年（1880年）之间关于汾河的事件就有8起，其中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和三十一年（1603年）就发(2)生了两次改道。
由于河流的性质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形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汾河经常改道的特性决非只出现在明清时期，而应该是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古人在最初决定清源城的选址时，完全可以根据之前汾河改道的历史经验，选择一个避开汾河直接冲击的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源城，恰好是在汾河湾的西端，也印证了这一点。清源水系《清源乡志》卷二《八景》之汾河晚渡：图中绘有渡河的马车、推车和行人二、白石河“右枕白石”，指的是清源西边有白石山。白石山是吕梁山东麓的一座小山，距离清源城约5公里，海拔1080米，山高不过280米。这么一座高度和尺度都不引人注目的小山，为何在旧县志里和大名鼎鼎的汾河并列呢？原因在于，从白石山的山谷里，流出了一条对清源城意义非同寻常的河流——白石河。
关于白石河，清源的旧志里有不少记载，其中大多数也是关于它泛滥成灾的。白石河频发水灾，首先是因为白石峪的地势比清源城高，清源城头顶悬河。其次，白石河在流出白石山之前已经汇集了众多溪流。地势高而源头多，自然容易形成水灾。
白石河的水患如此严重，为什么古人还要选择在正对白石河的地方定居而且建城呢？从白石沟看清源城
在光绪版《清源乡志》对白石河水患的描述里，我们可以找到部分原因：(3)“白石河，在城西三里。源出白石峪，夏秋遇雨即涨，奔腾顷刻，直冲西城城外，各园圃并受其害，因修石坝以障之。北流支派三，南流支派二，向来并归城东南范家庄入汾。今汾河迁徙较远，任其漫溢。水性肥，土人有一水胜粪之说。近城渠道倏成倏废，唯牛家寨、(4)柴家寨以及贾兆、油房堡等村之渠均利赖焉。”
这段话说明，白石河并不只有害处，它也有益于清源人的一面，那就是灌溉。文中提到的“园圃”，就是菜地。清源城西面是盐碱地，怎会有菜地？原来，白石河的“水性肥”，用来浇菜地，效果甚至不比大粪差。清源城西的很多村庄，比如牛家寨、柴家寨、贾兆、油房(5)堡等，都是靠引白石河水来浇灌菜地的。直到今天，清源城西的六合村仍有大面积菜地，许多菜农还在以种菜为生。清源城里，也有很多种菜的人家。他们有的是全职的——不从事工商业者，基本上只能靠种菜为生；有的则是“兼职”的——部分行业有季节性，淡季(6)时要靠种菜来填补收入。蔬菜种植，是清源的一个大产业。《清源乡志》卷二《八景》之白石云松：图中有白石河，河边有白龙庙。在河之出水口建庙，有“镇压”洪水的作用。白石沟西山口的白龙庙《六合村史》在解释村落形成原因时就说到：“六合村……缘于白(7)石河水冲刷，积成沼泽滩地。”所谓“沼泽滩地”，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湿地了，生态作用很重要。所以，白石河的好处不止灌溉，它更大的作用在于改造土地——白石河水涨时携带的大量泥沙，漫溢并堆积在清源贫瘠的盐碱地上，将其改造为可以种植蔬菜瓜果的“沃土”。三、三个因素
除汾河与白石河之外，清源城的选址还和三个因素有关系。
第一个因素是清源和太原的位置关系。清源是太原南面、汾河以西的一个重要集镇。清源北距太原30公里，是半天多的步行距离。行人一早从太原出发，沿着汾河西岸往南，午后即可进入清源城休息。从清源往南，是旧时的一条官道，沿途设有驿站或递铺；往西南，则是进入吕梁山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清源西关的商业以及居民区，就是因为清源与古交、娄烦等地之间的物资交换而发展起来的。《清源乡志》卷二《八景》之平泉流碧。平泉村因饮马泉和不老泉这两眼泉而
得名。饮马泉位于图中右上方，不老泉位于图中上方的一个院落中
第二个因素是地下水丰富而易得。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泉水多，地下水位高。清源城及其附近，是泉水比较丰富的地方。清源之名，就是因为它西北面五里处有两眼泉——“饮马泉”和“不老泉”。因从平地流出，它们也被称作“平泉”。平泉有很重要的灌溉作用。“平泉流碧”为清源八景之一。
在清源城西约三里处，有蒙泉水；城西南十里，有梁泉水港。清源城内，也有泉水，而且不止一处。比如西城根、西门洞、北城根和(8)北门洞等处的泉眼，在清末时还都出水，20世纪50年代才枯竭。清源城内的泉水，以西南角的芹馥泉最重要。清源城内有7个面积在几亩至十几亩不等的莲花池，都是由它提供水源的。7个莲花池之间，有水渠相通。芹馥泉之水最终汇入的东湖是一个占地500余亩的大湖。
清源城内外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泉水，与白石河有着密切关系。频繁泛滥而且裹挟着大量泥沙的白石河，一方面把清源城外的地势逐渐抬高，使清源城内成为洼地；另一方面又不断把水渗透入地下，使清源城附近的地下水位上升，这一上一下的“两相夹击”，终于让一部分地下水在清源城内寻得突破口，涌出地面，形成汩汩清泉。
第三个因素，是清源城西的吕梁山麓分布着众多山间溪流。除了白石河，旧志里提到的西山溪流还包括榆林沙河、马沙峪河、梁泉沙河、屠谷水、杂鱼河，贺鹅塘水、方山河和壶屏石河。这九条溪流中，(9)有五条是明确记载在雨后要涨水的。屠谷水（即都沟河）、杂鱼河（也称泽渔河）和方山河这三条河，根据我们对当地村民的采访，在雨后也会发大水。这就意味着，在清源城以北十里到以南三十里的范围内，全都面临着雨季水灾的威胁。既如此，西山河流的防洪在清源城选址中反倒成为一个不必考虑太多的因素，因为不管在哪里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除非放弃在这一带居住。毫无疑问，洪水可能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不是灭顶之灾。
只要洪水带来的损失小于收益，人们就会继续在这里居住。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一是如何提高收益——其中最重要的是选择适宜开展生产活动（种粮食、蔬菜）的地盘；二是如何降低水灾时的损失——这就要说到城池和堤堰了。————————————————————(1) 和羹修，王灏儒纂，《清源县志》上卷《形势》，顺治十八年（1661年）。(2) 和羹修，王灏儒纂，《清源县志》上卷《灾异》，顺治十八年（1661年）；王勋祥修，王效尊纂，《清源乡志》卷十六《祥异》，光绪八年（1882年）。(3) 原文如此，应为五里。(4) 王勋祥修，王效尊纂，《清源乡志》卷三《山川》，光绪八年（1882年）。(5) 西山其他溪流在旱季时都干涸或只有极少量水，唯有白石河可常年引水灌溉。(6) 关于蔬菜种植，详见本书第八章。(7) 杨拴保，李中．清源古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187.(8) 清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清徐县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54.(9) 王勋祥修，王效尊纂，《清源乡志》卷三《山川》，光绪八年（1882年）。第三章 城墙及堤堰
在中国古代，修筑城堡通常有两个作用：防敌和防洪。对清源而言，这两个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城墙防御
清源城墙在军事防御上的重要性，与其所处的大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清源属于农耕文明区，但距离北边的游牧民族生活区却不算远。两大民族之间的斗争，在晋中地区也留下了烙印。尤其是在明代，退居漠北的蒙元势力依然强大，不时越过长城实施侵扰。骑兵一旦突破晋北长城防线，便可顺势南下，直插晋中和华北。为了保护晋中，更为了从侧翼护卫京师，明朝在北部边疆修筑东起山海关、西至(1)嘉峪关的“外长城”，又在京师西侧修筑了一道“内长城”，同时(2)(3)将山西镇列为“九边”之一。
相比而言，大城市拥有较完善的防御体系和较强的防守力量，所以游牧民族骑兵常避开府城和州城，直扑小城市和村庄。与太原府仅数十里之遥的清源城及其周边的村庄，就属于易受游牧民族骑兵侵袭之地。东高白村贾状元祠堂，门前桅杆上有三个斗（郭会生摄影）
其次，清源（以及整个晋中地区）还容易遭土匪和叛军袭击。这与整个华北地区的地势较平，便于土匪或叛军流窜有关，也和晋中多富商，易成盗匪劫掠目标有关。而清源西面的吕梁山区，以及更往西的陕北山区，由于生存环境恶劣，正是盗匪易出之地。比如光绪版《清源乡志》卷十六《祥异》载：“崇祯六年，流寇破南关，杀居民百余；八年，流寇掠刘家山，杀城官梁凤翔”；“顺治六年四月初二(4)日，交山寇破汾州，以陕西举人李昌言为伪知府……约半月，东破清源。”明末清源南关有一位名叫吴用极的举人，因为组织群众抵抗流寇而捐躯，得入祀乡贤祠。
上文中的“崇祯六年（1633年），流寇破南关”，可能就是指李自成带领的农民军，因为这一年李自成收纳了王自用的遗部，又与张(5)献忠合兵，转战于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李自成起事的地方是甘肃榆中，但他的老家却是陕北米脂县。顺治年间的“交山寇”，则是吕梁山区的土匪。“交山寇”既然把一个陕西举人奉为汾州“伪知府”，说明他们和陕西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战争与匪乱频生的环境，对清源的社会文化上也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清源乡志》描述清源风俗，就有“不甚机巧，人物劲悍”、(6)“强悍好斗，勤俭少文”之语。在科举成绩上，清源的武科相当好，清代还出过一个武状元——贾廷诏（1713—1765年，东于镇东高白村人，乾隆七年壬戌（1752年）科）。在出去当官的清源人中，也以武职的成绩较突出，如五代时任河中节度史的索自通、南宋时官至太尉的赵密（1094—1165年）、明朝曾率民兵抵御鞑靼的举人陈琦和清代出征大小金川并官至提督的温承弼等。清源历史上最著名的(7)人物，当数罗贯中。罗贯中是文人，但他的名著《三国演义》讲的是军事斗争。清源民间盛行武术活动，有“武术之乡”之称，是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长拳、少林拳、弓力拳和燕青拳的流行地。二、城墙防洪
城墙在防洪上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不是规模特大的洪水，城墙都能拒之门外。清源城的历史上曾经修建过瓮城。瓮城既有军事防御的作用，也有防洪的功能。光绪《清源乡志》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知县高登陛修西北两门瓮城，西瓮城长十七丈，北瓮城(8)(9)十二丈，壬防白石水患。”这里特别强调了瓮城防白石水患的作用。
城墙在防洪上也有消极的一面，这或许是初建城墙者始料不及的。白石河泛滥时携带的大量泥沙，由于有城墙阻挡，大都淤积在城外。久而久之，清源城外的地势就越来越高，而城内的地面却变化很少。这使清源城成为一个洼地，越发容易遭受水灾。
城墙带来的“洼地效应”，还导致清源城内地下水位的抬高。地下水位抬高，固然是方便了人们打井取水，但同时也让城内很多地方成为潮湿之地，甚至影响到建筑地基的稳固性。在旧志里，就不乏公共建筑因“水患”而重建的记载。比如：金代创建又经元、明两代多次重修的清源文庙，到清顺治年间时已“卤湿圮坏，鞠为茂草”；位于县衙东侧的察院，“因近水为患，顺治十六、十七年知县和羹重修二次”，于光绪初年废弃；同样位于县衙东侧的布政司、按察司和府馆，顺治年间已三废其二，光绪初年时更是全部消失，其地“汇为莲(10)花池”。三、创建与重修
清源最早的城，也许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清源古称梗阳，在春秋时期是魏国梗阳大夫魏戊的一个食邑。清源南关正街以南的一段，直到光绪年间还叫“梗阳街”，街上还曾经有过梗阳祠。
隋初置清源县，新县城位于老梗阳城的北面。隋初以降，清源县(11)的建置有过几次兴废，还曾在金代一度作为晋州的州治所在地。一般来说，等级越高的城市，越可能拥有等级较高的衙署、文庙、书院等官式建筑。清源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降为乡，直至民国初年才恢复为县。然而，清源城有文庙、县衙、学署、梗阳书院和城(12)隍庙等形制较高的传统建筑，原因就是它曾经有较高的行政级别。
在明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严重威胁，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很多都经历了加宽、加高和包砖的过程，清源城也不例外。根据《清源县志》和《清源乡志》的记载：明初至明中期时的清源城墙“阔一丈，基倍之，高一丈八尺”；嘉靖年间重修后，城墙“高至四丈，厚(13)至三丈”；万历年间，南关城墙“复一律增高，并于东西城上各建敌楼一”；崇祯十四年（1641年）和十六年（1643年），分别包砖(14)一百一十丈和一百丈。
根据现场测绘，清源西城墙的截面尺寸是：顶宽9.2米，底宽14(15)～15米，高9.5米。和旧志里的数据做对比，现存城墙的厚度是相符的，高度则稍有减少，这应该是清源城的地面已经被抬高的缘故。
清源不只有南关，还有西关、北关和东关。西关和北关曾经有城(16)墙，但早在顺治年间就已经成废墟了。居住在西关和北关内的人们，靠筑石堰来抵挡白石洪水。东关，则因“湖水阻隔，车不能行，(17)地洼下，屡遭水厄”，一向少人居住。旧志有开东门并建东关厢(18)的记载，但没提到修建东关城墙之事。
入清以后，尽管游牧民族的威胁已不存在，但城墙防洪和防御土匪的作用依然相当重要，而且城墙的形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它已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因素。顺治十七年（1660年），知县和羹又再次重修了清源城墙。
光绪版《清源乡志》中，有一幅“乡城图”（见本书第6页），反映的应该是晚清时期的清源城。从这幅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源城墙的大致构造：包砖的部分，包括七个城门和主城西半部城墙；南关的城墙和清源城东半边的城墙，依旧是土墙。此图说明，清源城在明后期几次加高、加高城墙和为城墙包砖的举动，首要目的是为了抵(19)御白石河的洪水，其次才是军事防御。四、城墙建筑
清源城（不含关厢）周长为“六里二百步”，面积约0.83平方公(20)里。这个规模，和一个县级行政区划是相符的。晋中的几个县城，除了太谷城和文水城之外，其他如榆次、交城、祁县与徐沟，都和清源城差不多大。(21)
和规模相比，清源城的朝向和形状更值得我们关注。清源城(22)的朝向，是南偏西33°左右——与其说是南偏西，倒不如说是坐东北朝西南更为准确。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偏角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清源城和汾河的关系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清源城的朝向，和汾河流向基本上是平行的，这可以让清源城避开汾河水的直接冲击。清源城内所有的建筑，不管是形制不高的住宅、商店，还是形制较高的县衙、文庙，也都因此与子午线形成25°～40°的夹角。
清源城的形状，不是华北地区常见的矩形，而是“五角四阳城”。所谓“五角”，是指清源城的轮廓是五边形。所谓“四阳”，是指清源城除西北边的一段城墙之外，其余四个边都可以被太阳照射到。为什么古人要修一个五边形的城？答案或许在白石河。清源城的位置正对着白石河，如果清源城的西北端是一个直冲白石河的直角，那是无法长时间承受洪水冲击的。
从《清源乡志》的“乡城图”上看，清源城一共有八个城门：四个在主城，分别是东门、西门、南门和北门；四个在南关，分别是延昌门、小东门、小西门和小南门。除南关的小西门和小东门只是个门洞外，其他六个城门上都建有城楼。其中主城北门和南门的城楼以及南关大东门的城楼都是重檐歇山顶，而西门、东门和小南门的城楼则是单檐歇山顶。
主城的东门创开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其后屡次被洪水堵塞，(23)最终在清末民初时彻底废弃。其他七个城门以及城门上的城楼，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拆除。
清源城墙上有三样东西，是和军事防御的关系密切而与防洪关系不大的，那就是敌楼（或敌台）、雉堞和城壕。敌楼可登高望远，起料敌之用。城门上的城楼，可归入敌楼之列。雉堞是立在城墙外侧的砖垛子，其作用相当于固定的盾牌。守城军士站在雉堞后面，可躲敌军之箭，同时又可伺机从雉堞之间的空隙往城下投石或射箭。城壕是城外的沟，有水的叫护城河，无水的叫城壕。根据旧志记载，清源的城壕曾经达到“一丈二尺”深，也就是3.6米左右。万历十九年（1591年）修城墙，在重开东门、建东关厢的同时，也曾“挑壕深阔(24)以资守御”。可以想像，要长久保持三、四米深的城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白石河洪水频发，且携带大量泥沙，很容易就把城壕填塞淤平了。
曾经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为清源人阻挡住无数次洪水和兵灾的清源城池，如今只剩下西城门及其北面约500米长的一段了。其余部分，都在1950年后的40余年里陆续拆除。五、白石堰
清源的防洪设施不只有城墙，还有堤堰，尤其是城西白石堰。对于清源城而言，白石堰才是洪灾中的第一道防线，城墙是第二道防线。
白石堰的防洪作用实在重要，所以两部旧志都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记录它。其中光绪版《清源乡志》卷三《桥堰》条载：“白石堰，在城西一带，以障白石河。每年霖雨泛溢，直啮城垣。洪武二十四年，主簿杨克俭申准筑石坝，东西长二里，阔二丈五尺，高一丈五尺。弘治间知县仝进、李景先继修，岁以为例。顺治十八年，于城西北隅俗名‘吊桥河’复筑土堤二百八十丈。遇河涨，城关派夫堵筑，唯迤西石坝，西关独任之。此外南北两河经流之所，北至平泉、北营界，南至西留村、北村界，石堰、土堰随圮随修，劳费滋甚。”
从上文可知，白石堰常坏常修，而且每次维修的劳力成本都极高。明末清初的一段时间，或许是时局动乱之故，白石堰失修，致使清源城频遭水患。顺治十八年（1661年），县令和羹重修了280丈土堤，号称“坚可持久”。但实际上每到水涨，依然要发动全城百姓堵筑堤堰。
和大人的浮夸之辞，差点让他的一位继任者上了大当。康熙十四年（1675年）到任的清源知县储方庆，因为相信和大人修堰之后“可数十年无水患”的说法，狠狠地训斥了前来打报告修白石堰的下属。后经现场察看，才发现“堰悉颓坏，其阔处至数十丈，唯当城之(25)冲者尤塌毁无遗迹”。
不过，储县令仍不愿意发动群众修白石堰。他想出一个“巧妙”的方法——到西山脚的白龙庙去拜求神灵。次年春天，奇迹居然发生了。白石河“改道而南去城下十里，东行放于汾河，秋水泛溢不及城郭”。又过一年，奇迹再次出现——“秋岁大旱，祈祷辄不应，予登山谒白龙庙而得雨者再，岁复大稔”。储县令于是感慨：要是以前清源的老百姓和官老爷们早点开窍，年年来给白龙神烧香致敬，清源(26)何至于有水患？
储县令的话自然是无稽之谈，但他的文章却告诉我们白石河改道的时间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从那以后，白石堰的位置和线路也随之发生改变，清源西关及其附近人民的生活也深受影响。而原先在城西一带的一些建筑，比如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和八蜡庙，也都废弃或移建他处。
改道之后的白石河洪水，并不像《清源乡志》卷一“疆域图”中画的那样，简单地分成两条河流，而是分成五股水流，绕过清源城，在城东南方汇合之后流入汾河。相应地，白石堰也不再是一条线，而是由多条长短不一的堤堰组成的防洪系统。
彻底治理白石河水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了。1967年，政府采取堵绝南河、扩展北河的方法，修筑、加高了拦河坝，并挖通1400米长引河，将白石河引入汾河。工程竣工后，解除了白石河水(27)患对县城和周围村庄的威胁。六、附：碉楼
清源的城里人依靠城墙来保护他们的家园，乡下人又靠什么呢？在光绪版《清源乡志》卷二《八景》的“平泉流碧”图中，我们找到了答案——碉楼。“平泉流碧”图，描绘的是清源城北的平泉村，泉水四溢，山光秀美，山脚下的村庄建筑也是高矮相间、错落有致。在这些造型优美的建筑中，就有高高的碉楼。
这种碉楼，曾经是清源西边山一带相当流行的一种建筑，寺庙和大户人家都可能修建。刘文炳（1876—1954年）《徐沟县民俗志》描述碉楼：“又有百尺矗楼，自二层至三四层，四面各通小窗，便于远(28)(29)(30)眺。上有女墙备能固守。盖为防卫套寇、流寇、交山寇时之(31)遗物。”
郭维忠老人也说，清源西山一带之所以有众多碉楼，是因为吕梁山里容易出土匪。西山村民不像清源城里的老百姓有城墙可依靠，只好修建这样的碉楼来躲避强盗。
西马峪村狐突庙东侧的普济寺，至今保留有一座碉楼。碉楼平面为正方形，边长约3.5米。楼高三层，通高约10米，墙厚约60厘米。一层有门无窗，墙体用大蛮石砌筑。二层和三层也只开小拱窗，墙体用青砖垒砌。东马峪村北面山腰上的香岩寺，也有一座类似的碉楼。旧志中的碉楼，取自《清源乡志》卷二《八景》之平泉流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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