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良镛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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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镛求索试读：
总序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人文28），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高等学校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19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讯、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的、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请他们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于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有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自序
我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已经70年，一直未离开这个岗位。我的专业是建筑学，为了教学之需，一直从事科研和相关实际生产，产学研三者互相促进有助于业务的提高。这点对很多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如此。
自1946年到清华建筑系工作算起，刨去“文革”期间10年不算，我做了长约25年的教学行政工作。这一时期的工作很特殊，作为副系主任、系主任，涉及方方面面，尽管这时间段是我精力旺盛的时期，投入行政事务，化解难题成分太多，原拟除一些重要的事有必要做一定的交代外，其他均简略谈过。后经友人建议：“这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从初创到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你一生投入了辛勤劳动的重要阶段，不应草草而过。”我接纳了这一忠告。
我少时得恩师栽培，在中学打好基础，入大学后得名师的引领，后又应梁思成先生的召唤在清华任教，并得到赴美两年的学习机会，回国后立即回到教学岗位，跟上了清华“营建系”的辉煌阶段，又参加了一些新中国学术团体的组建，如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1981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及其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并参加国外学术团体活动，从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国际建协第四届会议，此后直到20世纪末，我与国际建协有不少交往，增长了专业认识上的阅历，有助于专业视野的提高。
我的觉醒是在“文革”之后，墨西哥、美国之行与西欧之旅为我打开了一度封闭的眼界。特别在1981年改革开放后，作为新获选的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我基于自己专业的社会责任感，认识到“建筑要走向科学”。1984年，我在62岁时卸去行政职务，初创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开始“进军科学”的探索。
回眸我的人生之路，可以说大致由三个30年构成。从我出生到而立之年，主要是1922-1950年这一时期，可以作为我的学习成长时期。我在“一战”后出生，就读小学时东北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高中时家乡沦陷而颠沛流离，对祖国，对家园，对人民怀有无限的感情，这30年，一方面是学习知识、增长见识，另一方面是在动荡的时局中树立了理想和信念。三十而立，为我毕生的事业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1983年，是第二个30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在祖国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我从美国留学归来，走入建设祖国的行列中，将个人的力量都投入到清华建筑系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中，有豪情，但也有困惑，到“文革”中断约10年。1978到1983年，我担任建筑系主任，重整重灾后的建筑系，这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无论在工作还是业务上均有较多的进步。这两个30年是我事业和学术的重要阶段，我追随着国家的发展，努力成长，既受客观条件所左右，也从未放弃个人主观的努力。从改革开放至今是第三个30年。1984年我在卸去行政工作后，成立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到2014年恰好30年。这可以说是向科学进军的30年。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菊儿胡同的落成与获奖，若干重要科研项目的推进，都是在这30年中完成的。这30年可以说是一生中的“黄金时代”,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授予可以说是对这一阶段工作的肯定。
在90岁之后，来写这本书，严格地说，是一个自述，不能算作自传，因为我无意面面俱到，而主要着眼于我业务追求的历程，知识的追求，道路的追求，对一己缺点、不足的自省。曾国藩对自己的书斋称“求阙斋”，就是知不足。这里只记录人生的主要经历、艰难曲折的道路，是一个对过去的归纳和总结，说明收获与困惑，以求解之心面对严峻问题，以诚朴之心记录专业实践，并以期望探索之心展望未来。
这是一个自觉尚称勤奋的老年建筑学人，近90年来的个人求索心得和反思，是对自己的内省、心得与认识，不表功，不盗名。
在祖国改革开放面临转型和深化的新阶段，90岁之后的我仍希望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保持勤奋的精神，继续求索，贡献一己有限的智慧和力量。
本书既成，适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70周年，亦以此为庆，因为我的学术人生也可以说是从清华开始的。第一编成长之路第一章童年岁月
1922年农历五月初七日，我出生于南京，属狗，后来为了好记，一般都记作公历五月七日。时局动荡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很小的时候，南京的时局稳定过一阵子。现在看来，是北伐战争结束后的那段时间，当时的《首都计划》在拟定变化中，南京城有不少工程建设，盖了不少房子，修了政府大楼，修了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专门修了中山路，以便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迁到南京。这些建设方面的零碎记忆，对我后来选择建筑专业有些影响。
没过多久，时局就变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对华北虎视眈眈，汉奸殷汝耕说要自治，也不安宁。我还记得当时在南京日本大使馆的一个官员突然“失踪”了，日本就派军舰到下关，解开炮衣准备开战，以此相威胁。后来中国警方在中山陵园找到了这个“失踪者”，闹剧被揭穿，“失踪者”被送回日本，此事悻悻收场。1932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又是“一·二八”事变，上海打仗。这样的大动荡接二连三。当时的国际联盟派李顿爵士来南京调查，学生列队欢迎，我住在老城南，要去城北迎接，当时我个子小，跑得慢，还被老师打过耳光。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见到报纸上“经济不景气”的字样。我家里原来是做缎业生意的，这曾是南京的优势行业。历史上南京丝织业很发达，但在这样的时局下也受到了影响，商铺纷纷倒闭。我家的缎业也凋敝了，当时最多能向云南地区卖一些，因为当地的土司还有些需求。家道中衰
我家居住在城南门谢公祠，现在已经成了大杂院。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第一个院子中央的石盆上有荷花，院西南有腊梅一株，正厅中悬有朱伯庐治家格言，隐约记得在第三进屋子西侧的一个院子有一棵石榴树。有两口井，一口自用，另一口通向墙外供邻居用。
我家过去也有字号，叫“吴德泰”。听我母亲说，我的祖父名吴有禄，号“寄梅”，做缎业为主。祖父有一个理念——“积财不如积德”，热心于公益事业，冬季办粥厂，夏季备解暑药，救济穷人，家中大门门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他也是个社会活动家，1914年间，南京曾举办“南洋劝业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国际博览会，目的在振兴实业，我祖父是绸缎业公会的副会长，是社会上的活跃人物，口碑很好。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让我去街上买菜，我还记得有人指着我说：“这是‘寄梅’的孙子。”
听母亲讲，祖父生意好的时候，家里条件很好，我父亲还在念书，祖父希望他在国学上发展，后来祖父去世了，生意垮了，父亲到别家缎号帮着做事，先在“于泰”，后来又去了上海帮一些缎号管账。我父亲每个月寄来20块钱，我母亲又把首饰等物件抵押到外祖父那里，每个月能再多拿17块钱，这样总共37块钱就是全家的生活费。
我的兄长吴良铸，长我十岁；妹妹吴素娟，小我两岁。一家人每个月靠这37块钱过活，非常紧张。我母亲用每个月所得既要买柴米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包括一桶煤油，晚上点灯，油灯上面还要热菜，此外还有应酬等，生活非常困难。靠母亲操劳，各事安排得体，得到亲友的敬重。我还记得我母亲营养不良又过度操劳，一度双腿站立困难，后来靠吃麦芽糖拌着米糠恢复元气。
我哥哥书念得很好，在金陵中学读书，毕业后教书，做家庭教师，努力进取，后来考取金陵大学。读书学费的来源是任家庭教师所得，外祖父家，我三舅舅、舅母与我母亲相处很好，能够接济一些，但事后必定归还。还有一个姨娘王民华，曾任大行宫小学教师，后做小学校长，终身未婚，也能帮一点，就这样支撑了哥哥上中学、大学。
我外祖父名李耀南，字号“李光廷”（缎号）。外祖父六七十岁的时候营业很盛，家里很热闹，有很多字画匾额，但后来传至他三个儿子经营不善，逐渐衰败了，生活也大不如前，完全符合中国的谚语“富不过三代”。外祖父早年在南京九儿巷有一处豪宅，有花园、花厅，院落很大，饲养有鸽子、金鱼，后来经营不善，都衰落了。这组豪宅本来应做文化遗产保存的，比现在作为文化遗产的南捕厅“九十九间半”某房要宏大精致得多，但在新中国成立初被拆除，着实可惜。还有件事也值得一提，即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三表兄，名李惠成，与我同在南京钟英中学就读，后病死于外症。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党的干部来访告知，惠成当时是地下党，在日伪时期做了一些革命工作。
我家一直都是比较穷困的（房子现在还在，尚未被拆除）。有时我母亲常住在外祖父家，我与哥哥中午能买一碗馄饨和一个咸鸭蛋已不错了，还得分中、晚两顿食用。我就是这种困难的境况中慢慢熬过来的。母亲安于贫穷，她常说：“生儿不如我，要钱有何用？生儿比我强，要钱有何用？”但母亲一直教育我们要争口气，做人要有骨气，要奋发有为，衣服要整洁，仪表不能垮掉，不能为人家取笑。这也影响了我和哥哥读书的态度，我们一直很努力。在那个时候，父母送我们上学，进的是“洋学堂”，要顶着保守的缎业生意人的种种闲话，父母亲一直鼓励我们兄弟读书。我名字中的“镛”字，意即大钟，我在小学时父母为我取别号“振声”，又名“如响”，取“君子如响”“大扣之则大鸣”之意。若干年后，其他一些亲戚的孩子多穷困败落了，我们家总算克服种种困难，跟上了时代。我还有个叔父也受到我母亲的影响。我父亲成家时，我叔父六岁，母亲把叔父带大，比较有感情。他“学生意”，即帮人家从学徒、店员做起，以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蚌埠一家纸店的老板，抗日战争八年，父母亲、妹妹，包括带我及妹妹长大的孙奶奶就寄居在叔父那里（直到孙奶奶病死在蚌埠，我父亲将她的灵柩运到南京南郊牛首山我家的祖坟中安葬，墓碑：义女吴素娟立）。虽说是寄居，并未闲着，我父亲帮助料理店务，母亲里里外外照应。两位老人这八年最为欣慰的事即在我父亲五十大寿时，叔叔办了两桌酒席，为我父亲庆寿，给两位老人无限慰藉。抗战八年，两个儿子不在身边，总算熬了过来。早年教育
1929年，我念了半年多私塾，对私塾我有两点难忘的记忆。第一，我母亲为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书包，绿色的粗布，在一个角钉了一个铜钱，书包内放了一本书（大概是《幼学琼林》），两支毛笔。毛笔是我母亲从某处觅得的，是为菩萨佛像眼睛开光用过的，据说用这支笔启蒙写字，将来字写得好。第二，上私塾的第一天，老师带我向天地君亲师和孔夫子牌位叩过头，此后老师一直待我很好，从未打过手心。
当时江苏省的中小学教育是很优秀的，水平比较高。我的小学是在离家很近的“荷花塘”附近，原来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祠堂（俗称“曾公祠”，现在被拆除了），院子里面有两棵老梧桐树，有钟、鼓，有匾额，题字“是之谓不朽”，办得挺好。我是第一班的学生，校长章星南写得一手好字，不时有人来求字。他的儿子跟我同班，因此我们班得到较多关注。书法绘画老师叫周金声，他一直鼓励我搞绘画、工艺美术，彼此有很深的感情（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重庆街道上还碰到过）。当时我的画曾送到国际联盟去展出。幼时留影
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印象很深，同学们问我能考多少，我说七八十分吧，后来得到了五十分，五年级的年级主任仇眉轩，他在路过时听到了，在课堂上狠狠地批评我：“吴良镛骄傲了，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七八十分，而是五十分！”我那时候真感无地自容。这个教训到现在九十多岁了还记得，让我认识到一辈子一定要兢兢业业的，稍有放松可能就会出问题。
在小学时期课外读物一为谢冰心的《寄小读者》，一为丰子恺的漫画。直到我上大学时还注意谢冰心的文字。
小学毕业，我没考上市公立的学校，就在私立钟英中学读书。钟英中学很有名（2014年该校恢复原校名并隆重纪念成立110周年）。当时都传说“数理精，进钟英”，校长是南京有名的数学家余介侯。在当时的政局下，钟英还重视童子军和军训的训练，所以又传说“要当兵，进钟英”。在钟英中学，我只是念到初中，教导主任陈重寅、国文教员邱建中、数学老师曹敦厚、英文老师谢良德、史地老师詹子政（后来是镇江中学的教导主任）、美术与绘画音乐老师於韵秋，我对他们很尊敬，有深刻印象，这些教育奠定了我的文化基础。学校请来的专题讲演，我特别感兴趣，我记得有次请到的是中央大学地理学家张其昀，他讲的题目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真相”，我得到的认识是“地大物不博”，这是第一次受到很深刻的国情教育，至今印象深刻。中学二年级学习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一次考数学，我正交卷子，校长走过来（这位校长常被称道，据说每个学生的姓名都记得），校长问数学老师这个学生怎么样，曹敦厚说我是“中等水平”。就这一句话，对我的一生都很有影响，我总觉得自己是中等水平，不敢骄傲，不努力就要下滑。
小学时，东北失陷，中学的时候，华北也出了事，日本打到绥远。傅作义军队抗日，学生就将募捐所得援助绥远，支援抗日军队。后来傅作义还写信到我们学校，专门表示感谢。那时候，北京正当“一二·九”运动，之后就有部分大学生南下，向政府请愿。在南京的学生呼应，一同请愿，并且还在中山墓“哭陵”，向中山先生哭告。当时学校很怕学生闹得不可收拾。国民党政府、学校，虽然都鼓励拯救民族危亡，但学生运动一起来，政府还是要干预，严肃对待，怕出乱子。
在抗日的大气氛下，有的高中学生就去军校参军了，初中学生积极参加童子军露营、操练。我也参加童子军，在露营中设计过一个“地图灶”，是依中国地图外形的灶台，中间圆形放锅的地方寓意“中原鼎沸”，东北方向排烟的烟火寓意“东北烽火”。这在总结露营成绩的全校大会上很受赞赏，也算是我小时候做的最受表扬的设计了，我父亲在他的晚年还记得这件事。
西安事变爆发，令人震惊，我还记得当时报纸上头条消息是“劫持统帅，妄作主张”，但是年龄小，具体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当时还听说过江西的共产党政权，但也只是听说，没有太多了解。
我高中在镇江中学（江苏省立二中），但只读了一个月后，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上海战事失利，就匆匆离校。
总体说来，中小学阶段的学习为未来打下了基础，很多优秀的老师起到重要作用，我一生都感激他们，时局的动荡我也一直关心，但对大局认识很模糊。父母兄长
我小时候时局不好，父亲工书法，通国学，却找不到职业，在上海的商号待过，在律师事务所待过，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待过，充当职员，无定业，常常不在南京家中。因他基本不在家，仅在我幼年为我讲解过《孟子》、《古文观止》少数篇章。父亲为人很厚道，一直受亲友的敬重，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我一家躲在江宁县元山镇，我外祖父李光廷家，两人志趣相投，熟知典故，共读过北宋《纲鉴易知录》，引经据典，相谈甚欢，我仿佛才领会这两位老人熟读经史的学术根底。1970年代全家合影
我母亲受过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仅能识字、阅报，但是看到南京缎业衰落的情况，坚持孩子继续走教育、读书的道路，体现一身正气、铁骨铮铮，以每月37块钱支撑了整个家庭，哥哥的就学、孩子的成长都要照顾，坚持“人穷志不短”，还要在亲友中保持一个“面子”，很不容易。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抓得很紧，教育孩子要立志、向上、有正气，教育为人要有正义感。1965年印度尼西亚右派政府派人冲击中国使馆，我哥哥留守，我家人建议母亲出面申请能否以照顾老人为由让铸哥回来，母亲说“不能这样！先有国后有家”。后来外贸部来人慰问，对我母亲非常尊敬，当周总理派飞机接外交人员归国，在欢迎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红色外交战士”的参与者列队中，我母亲列为家属第一名，周总理从她身边走过，微笑致意。我哥哥晚年还专门赋诗一首，怀念母亲的教诲：慈亲遗训永难忘，律己从严待友宽。忠孝难全先报国，成仁取义卫家邦。
我母亲一生困苦，但她终生引以为豪的是她曾随梁思成登上天安门旁观礼台遥见过毛主席，并在北京饭店前群众队伍中见到朱德总司令阅兵，还见到周总理。在临去世前她还提起此事，堪以告慰。1973年与兄长吴良铸合影父亲旧照
还要缅怀哥哥吴良铸的提携，他比我年长十岁，扶持我成长。家庭衰落，哥哥中学毕业就当了家庭教师，以此贴补家用，并依靠自己奋斗得以在金陵大学经济系及外国文学系（辅修）就读。品学兼优，毕业时获得斐陶菲励学会奖，奖章有一定含金量，家贫拿不出这笔钱，奖章一直存放在金大校中，这件事是由我侄子从南京大学档案里查得、证实的。“斐陶菲奖”在当时学界堪称崇高荣誉，有不少那个年代的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林秉南都获过此奖。哥哥人品卓越，为人称道，我自幼奉为楷模。在我读初中时他教导我，“读初中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要力争上游”。为了补习英文，我住在他的大学宿舍，他为我温习功课后，我即睡在他的被窝，他作业弄完，与我同被就寝。1937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如果不是他带我离开南京到后方，这一生的经历很难想象。1948年我出国留学，虽然有奖学金，但是船票等开销还需要帮助，哥哥当时在社会混乱的情况下鼎力资助我，后来对我的事业也一贯扶持，谆谆教导。他的第二个孩子吴昕天资聪颖，自幼即留在我身边，由我母亲照料长大，直至清华附中毕业，意在报答其父对我的教导之情。吴良铸字画：黄山书画题赠第二章抗战、流亡与就学抗战爆发“七七”事变之后，我们不敢在南京家里待着了。为躲避飞机轰炸，我一度住在南京浦口一个亲戚的田家油坊的后院，和外祖母一起，后来外祖母因异地生活不便病故，我又到南京南郊元山镇的外祖父家。后来考入镇江中学，八九月份学校开学，我遂入学读书。学校在黄山，新建的校舍很好，在山坳，在那儿念书的时间总共仅一个月。学校的校长沈亦珍，原来是上海中学的教师，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在学校威望很高，教导主任是我的初中老师詹子政。课程很紧张，化学课是用英文课本，教师也用英文讲，听起来很吃力，其他的功课也都不轻松。一个月后，上海战事越发紧张，学校通知停课，我也就匆匆忙忙迁回南京了。当时我哥哥在金陵大学经济学系教书，兼在图书馆工作，战势更紧的时候金陵大学也决定内迁，哥哥就带我跟着金陵大学迁走。至今仍能回忆起“逃难”前夕的情形。父亲在屋中来回踱步，嘱咐我：“以后的道路要自己走了，要努力向前，人穷不能志短，要尊敬兄长，要记得‘兄友弟恭’”。母亲含泪在我的棉衣内缝进一个金戒指，以备万一走散了，供不时之需。大难临头，家家都在准备逃难，父母和妹妹都到南京元山躲避，抗战八年又在蚌埠叔父的店里工作生活。南京失守以后我和父母、妹妹一直也没有联系，直到我到了重庆一两年后才恢复通信。
我随哥哥跟着南京金陵大学内迁，先是匆忙坐船到了武汉，一起逃难的还有我母亲的表妹一家和小学老师王民华。船到武汉后才发现，我的行李丢失，非常沮丧。从此一直到第二年四月只能跟哥哥合盖一床被子。在武汉的那段时间，我无事可做，没有学校可以上学，报纸上也找不到招生或招聘的信息，不知何去何从，跟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非常彷徨。我们在武昌胡林翼大街上的开明书店后面租了两间屋子，那时候除了在武昌、汉口走走转转，最多的时候是在开明书店看书，我站着看摆在台面上的各种书籍。后来，我又跟哥哥安顿在华中大学，期间也住过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的校舍还是新盖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才知道是由美国建筑师墨菲（Murphy）设计的。总体上，这段时间是漫无目的，由于没学上一直很失落，总像是在阴影里走不出来。
在武汉也就安稳了一个月，金陵大学又进一步内迁，我们坐船从武汉到沙市、过宜昌，沿着三峡到了重庆。到重庆时，正好是1938年元旦。沿途路过小城镇，当时江水急，很不安全，未及黄昏，船即靠岸，得以登岸参观。张飞庙最大，在暮色苍茫中蔚为壮观。1980年代修建三峡大坝前，眼见这些风景绝佳的城镇点就要消失，我曾安排一位清华硕士研究生对这些小城镇作调查。因为要修坝，这些城镇经济衰败，增加了调查工作的困难，结果不理想，未留下相关资料，非常可惜，至今他本人认识到这一点也感到懊悔。当时我其他工作忙，后来也为没有与他同去感到自责。
这个时期，江苏省政府组织战区流亡教师和学生登记，开始酝酿筹办国立中学，在合川建立国立二中（一直到抗战胜利搬回江苏省的常熟，改为常熟中学），起初有女子部、初中部、高中部分散在北碚和合川间，后来都集中在合川了。我在重庆住了四个月的时间，等到学校开学，就从重庆来到了合川。在合川国立二中学习
合川原来是中等规模的县城，在嘉陵江和涪江交汇之处，本身就很繁荣，学校兴建起来之后就更加繁荣。我在二中继续了高中的学业，开学的时候是从高一下半年念起，从1938年到1940年，念了两年半。这个学校当时是江苏省组织扬州、苏州、上海、南京中学等流亡的教师一起建起来的，师资水平高，流亡教师教导流亡学生，非常精心，教学质量很高。
校长周厚枢原是扬州中学的校长（扬州中学当时是江苏省最有名的学校），镇江中学、南京第一中学的校长等七八位中学教育名人都任校委，他们后来又都去了其他学校，如交大、复旦等大学任教职。我记得扬州中学著名数学老师汪桂荣，数学教学质量高，不仅每次讲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上课都口头复习，连数学题目哪个大学考过都娓娓道来。物理老师姓卢，没多久就应聘某大学教授了，走之前还差两个月放假，舍不得学生，加紧把课上完了。国文教师戴劲沉，是江苏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是名师，字写的是类康有为体，课讲得非常好。化学老师戴之还在其他学校兼教国文和英文，得空还吟诗。这些老师深得学生敬重，学生们也都非常用功，全国战火熊熊，能有这样的学习条件实在难得。
生活上，教师对学生也非常关心，可能是因为都是流亡他乡。由于我被子在武汉丢失，又没钱买厚被子，与铸哥同盖一床被，直到他去成都后，我靠新购的薄被过冬。戴之老师注意到这种情况，就为我准备了新被子，并专门对我说：“不必说出去，因为学校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为别人添置了”，当时我感到说不出的温暖。流亡教师关怀流亡学生，别有一种感情在心头。后来经济越来越困难，学校的伙食也从一张桌子四碟菜变成了两碟，但是学校还是克服困难，做了很多的努力。老师们也越来越清苦，很多老师都兼授其他学校的课程，雇用人力车，在二中下课就赶至其他学校上课，如戴之老师就这样。
当时生活条件困苦，营养越来越差，肺病是很大的威胁，差不多每年班上都有一人因肺病死亡，而且都是自己很要好的同学，他们病危前我还照料过他们，现在想起仍颇为神伤。
学校还搞了些建设，我都有印象。学校高中部背临唐代濮岩寺，有碑刻和石窟佛像，多已风化不堪，我依稀记得从宿舍院外就能抬头望见远处的摩崖石刻。由于学生增多，供水困难，当时曾专门从城里用毛竹管找坡引水到濮岩寺，差不多十多公里的距离，又在学校用石头砌了个池塘，作为饮用水源，池塘边上就是人工小操场。当时为纪念鸦片战争一百周年，凄风苦雨下，在操场上举行纪念会，由万颖香老师讲述这段历史。后来学校又在合川城边上，蟠龙山脚下新扩建了高中部，山顶上稍削平，盖了四栋长排的房子，山下为大操场，女子部、初中部共同使用，它就紧邻合川县城，现在建有纪念亭。合川濮岩寺远瞰（1938年绘）
我曾经在武昌暂住的开明书店不久也搬到合川了，无锡排骨店也搬过来，学生要进城，吃点排骨也能解解乡愁。四川还是比较富裕，开明书店办得挺好，当时一度出现过一部珍本书五臣注《杜甫全集》，是几种色彩套印的。我每次进城，一再翻看，爱不释手，但无力购买。县城还有图书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我借阅了上册，但看不懂，这时期有一度大武汉保卫战很吃紧，但这里环境比较安定，我度过了充满回忆的高中三年。
合川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地方。合川城中有两座宝塔，春天出了城，遍地菜花，那娇嫩迷人的柠檬黄望之使人精神振奋，人行花丛中，花高过人。学校濒临嘉陵江和涪江交汇处，每年冬季水枯，河水退去，岸边滩地露出，会形成自然的集市，非常热闹。记得有一次春水提前涨了，集市淹没，相当数量的人溺亡。
合川附近有一个地方名钓鱼城，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蒙哥曾带领兵攻打，进攻多次，没有成功，蒙哥战死在钓鱼城。这个故事很有名，有一次历史老师在课堂上专门讲，我和同学也去过，登上城址，远看江流平野，景色非常开阔。
合川的附近还有大足，石刻和壁画很有名，当时没去过。1980年代有一次去重庆特意前往，岩石上有佛像，卧佛很壮观，周边有塔和寺庙，现在已经是驰名的胜地了。那个时候的合川已经受到了一定现代化的影响，由于卢作孚的经营，民生公司的船沟通合川和重庆，交通便捷带来了繁荣。城中的道路是用三合土，利用当地的桐油加石灰拍打而成，很光滑，雨后也不泥泞。当地的饮食业也很发达，随学校办起来，军队等单位搬过来，更加繁荣。文化方面也很活跃，我记得1938年，著名的戏剧家洪深带团来合川，演出了他用四川方言排练的话剧《包得行》，戏剧团有一个钢琴家指挥演奏《云雀》（Lark）。有些学者来合川与学生座谈、演讲，数学家余介石来过，校委沈亦珍用英文来讲演，学生不懂，教导主任又解释一番。学生社团也很活跃，因为流亡，有学生排练《三江好》话剧，表达对东北的思念，还有有名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学校的校歌为李清悚作词，开头是“我们别离了三千里外的家乡，弦歌起舞在嘉陵江畔……”，非常能够引起学生的乡思。学校里面也有学生思想比较活跃，我记得有个学生名季耿，思想偏左，曾经跟校长周厚初公开争辩，批评学校是奴化教育……
在学校，教师和同学有很深的感情，记得有一次我得了疟疾，泻肚，体质很虚弱，校医陈君朴看我体力太差，专门派人到他私人诊所拿了葡萄糖针为我恢复体力，还让食堂师傅特别给我买猪肝滋补。
这一段时光让我非常留恋。在抗日战争的不安定环境下，还能够比较安静地读了两年多书，非常难得。
1940年，要毕业考试了，大学入学考试在7月25日至27日三天，考试最后一天，我记得天气很不好，考完试很累，我躺下来就睡着了。没多久，警报响了，我们急忙往蟠龙山下的防空洞躲避。刚入洞，就地动山摇，防空洞里面碎石脱落。等一两小时后，出了防空洞，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整个城市漫天大火，近半个合川城都在燃烧。听说学生被炸死了两人，国文教员戴劲沉和他儿子都被炸死。夜里，从蟠龙山远瞰，大火一直不灭，远远传来街道上“狗哭”时呜咽、号叫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这种悲惨情景永远难忘。我至今一想到这一幕，就感觉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来。幸第二天清晨下雨将大火浇灭，繁华的小城半边被毁了，我难受得不得了，几天后就离开了，去北碚小学我姨母处。两个月之后，同学告诉我，我考取了中央大学，我就离开北碚到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寄居在一位任分校图书馆馆员的亲友蔡先生居住的阁楼上。这时还有一两月才开学，正好可以在图书馆中随便翻书，有次知名学者宗白华差人挑一箩筐书籍来还书，又按书单另借一箩筐回去。我瞄了一眼，多为美术、历史类书籍。当时宗白华为了避日本飞机，住在柏溪对岸，我当时心想，原来大学教授是这样看书的。这是我即将跨进大学之门时获得的第一印象，也是读书教育。在重庆中央大学学习
1940年至1944年，我在中央大学读了三年半书。1940年至1941年，我在柏溪校区，重庆西南几十里，是分校，大一的学生集中在这里。校址在嘉陵江边，有溪水从山坡上流下来，汇入嘉陵江，我们常常顺水边的石级过桥，台地上就是分校校舍，环境很美。1941年二年级之后迁往沙坪坝校本部，在重庆大学旁边。学校有一个山包，山包由环形路围绕，教学楼部分面向嘉陵江，宿舍靠近小龙坎。后来中央大学改名变成了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学习的时候，原来国立二中的校长孙为霆转任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主任，所以我对人文环境一点都不陌生。
大学第一年，不分科。后来分专业，我选择了建筑系，这跟当时合川轰炸、城市毁坏有关系。那时候建筑系教育接受的是巴黎美术学院（Beaux-Arts）的模式，学西方古典，第一学期要学画法几何、阴影透视，要学建筑初步，还有些讲课，下学期是建筑初步设计，还有语文、英语等其他公共课程和选修课程。
那时候的中大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有不少知名教授，可以根据自己兴趣去听演讲。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原北大的学生，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曾任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又在中大当了十年校长。我听过他作的两三次讲演，印象很深，他哑嗓子，讲演很动人，年轻的学生听了为之动容。他的文章写得也好，他的“玉门出塞歌”颇能激励我们的爱国激情。我在二年级读过他的新书《新人生观》。
学校有文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在成都）、艺术学院等。每个学院、每个系都有知名教授，这些教授定时被邀请做专题讲演。那个时期，重庆一度比较安定，文化人很活跃，讲演有比较正规的，如“沙磁区学术讲演会”，也有社团举办的，有一个社团“秀野社”，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背景，出头露面的有一个头名庞增廉，仿佛是一个公子哥，估计背后还有能人；学生会当然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基地。各种思想比较活跃，左、中、右都有。左的，郭沫若那时候刚写了《屈原》，就在学校讲《屈原》，自己仿佛是屈原的化身，讲话的潜台词皆有所指；右的，王云五，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大笔杆子；还有中间的，写《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章回小说家张恨水。朱自清也来讲过，学生好奇心强，我还专门追赶观望他的“背影”。
学校外表很平静，实际上不免受到政治的左右，我在中大读书时前后换了五个校长，罗家伦、顾孟余、蒋介石、吴有训、顾毓。我记得同学们挽留过罗家伦，挽留过顾孟余，事实是反对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教育的控制，据说陈是CC派的。
当时的教师很贫困，听说有两位相邻而居的文理学院的教授因为碰破一个水缸就吵起来，蒋介石当校长时似乎意识到教师太穷困了，就给老师补发点津贴，还为每个学生发了一套军棉衣。但尽管贫困，学术氛围还是活跃，有很好的图书馆，查资料方便，我有一篇论文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写的。
在从沙坪坝到嘉陵江中渡口的坡上，有些茶馆，可以说是生活服务中心，有卖小吃面点的，学生那时候没有地方可逗留，就泡茶馆，茶馆成为学生、老师唯一的公共空间，又变成交流学术的地方。那时候没有什么学科的概念，是茶馆文化，阅读文学、历史、哲学，大家都感兴趣。无家眷的老师课余无处可去，无家可归，整天在茶馆休息，一直到晚上才回去睡觉。老师常常跟学生聊天，学生之间也经常讨论，杨廷宝偶尔也来过，还在茶馆边买红薯佐餐。
这样的学校，这么多的学院，当然就带来了一定的活跃。特别是对自己有兴趣的学科，想听什么听什么，我就听到过顾颉刚的讲课，观赏文史学家、书法家胡小石每日清晨挥毫（他儿子胡令闻也在中大，跟我很熟），也听过他讲“书法史”、书法的要义，讲用笔、结体、布白的要诀，这对我学习书法乃至建筑构图都有启发。李剑晨曾请他的河南老乡董作宾来讲他的甲骨文研究，还有唐圭璋讲词学，孙为霆（吴梅的弟子）讲曲选。最诱人的是艺术系，第一年名义上是徐悲鸿任系主任，他访问南洋、印度去了，代理系主任是吕斯百，也是油画家，吴作人、傅抱石都在。那时候傅抱石还没有盛名，但是很勤奋，三年内连开过两次画展，山水、人物、题字、篆刻都令人刮目相看，从那时候起就引起我对他的崇敬。中大艺术系老师上课，爱好艺术的几个学生们混进去看，我看过吴作人在评论学生作业的即兴表演，勾勒人体极为准确，线条之漂亮，让人神往不已。我记得我曾在路边写生吕斯百所住的村庄，正好吕斯百路过，他开始站在我身后未打搅我，后来拿起我的画看，夸了几句，给我很大的鼓励。沙坪坝对面的磐溪，有流水，有四时运作的木制水车，别有一番意境，徐悲鸿从海外归来在此不远处办了个美术研究院。这地方很幽静，周围还发现了汉阙，李剑晨老师带我去探访他，屋子宽敞，陈列有很多名画，里面有齐白石等人名作。那时候知道齐白石的人还不多，徐先生自称是他早年在北平发现了齐白石。美术专科学校一度搬到磐溪，校长陈之佛，擅画花鸟，兼长工艺美术。当时重庆的艺术界盛极一时，张大千敦煌归来就办过一次画展，常书鸿法国归来去敦煌前，也办过画展，我都去看了。1945年4月至5月间，滇西归来，我在重庆看到李可染第一次画展，在1978年我认识他后，告诉他我早在1945年在重庆大学时就看见了他的画展，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次画展已经很少人向他提起了，他连声道：“我相信你真是艺术爱好者。”建筑与艺术对我来说可谓是两种并行的学习，从两种专业修养中受益。而这种并行的学习可以说是从中大一年级从分校返回主校区开始的，一方面是受美好自然环境的吸引，另一方面也是艺术系的课程与氛围的感染。
还有其他的课程，结构是土木系的老师讲，一位很有名的工程师狠狠批评建筑系学生对结构不重视，这也是实际情况，但辞句过于生硬，听起来很刺耳，没有起到正面效果，反而引起学生的反感。
我爱好庭园，选了庭园的课。那时候中大园艺系有一个教授毛宗良，是当时教育部部聘教授，声望很高，对观赏植物很精通，当时听课所得至今记得一些，感觉这门学科里也有大学问。
当时沙坪坝教授中可谓人文荟萃，各种思想派别都有，也有批判时弊的，如马寅初，在重庆大学讲演，骂孔家、宋家，用手一画，意思说都要除掉，后来失踪了，据说被关在贵阳，为此，学生还建了“寅初亭”纪念他。还有很有名的英国牛津大学回来的学者杨宪益，办了一个壁报，名“小中大”，专门讽刺时弊，讽刺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是“a man with five woods”。我后来从叶仲玑教授处得知，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还在南开中学秘密地做过讲演，他去听过。总的来说，中央大学在政治上不活跃，不能与西南联大相比（该校向来有优秀传统，并且有云南地方政治力量龙云的支持）。
我在中央大学主要潜心建筑业务的学习，重视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建筑艺术、表现技巧，热爱中国文化。那时候建筑系教师也出色，听说我来校之前有一次学潮，原来的系主任被请走了（今百岁的校友刘光华对此有详细的回忆）。老师生活贫困，难于好好教书，设计课主要教师谭垣教授，平时讲话英文夹中文，普通话都说不好，生活困难重重，也想到上海去，其他想离开的老师不乏其人。1940年，教建筑历史的鲍鼎教授接任系主任，重整建筑系，请杨廷宝来，留住了谭垣，留下了刚回国教书的徐中，并请杨廷宝写信给刘敦桢，请他从李庄营造学社回到了中大，并请来当时在美专任教务长的著名水彩画家李剑晨等，一时建筑系教师阵容大变，盛极一时。我们这一届学生是受益者。
建筑设计教学采取巴黎美术学院体系，导师带几个学生，一般五六个人不等，每组设计题目如博物馆大门等由几个教师各教各的组，最后请开业的建筑师如哈雄文、陆谦受、黄家骅、汪定曾等一起评图，平时客客气气的老师要为自己的学生争名次，像小孩子一样。作为学生，关注点并不在名次，而是看哪一个方案被评价为最好，为什么最好，自己的方案在哪方面失策。评委杨廷宝、陆谦受在学生中是最受敬仰的人物，陆谦受曾设计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复员后同学们曾去该楼探访他，工作书籍、杂志多得令人羡慕；杨廷宝当时还经营着基泰事务所，周六过来走一圈，看看图，再回到远郊歌乐山寓所，周一下山再来一次，看完学生作业就进城，每次时间都很短，学生都要很认真地听他对设计作业的评定。周六、周日还要加紧画图，非常紧张。这批学生中的杰出者如后来的戴念慈、郑孝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重庆大学建筑系的陈伯齐、夏昌世、龙庆忠，他们都有留德或留日的背景，在中大兼课或讲演，后来去了华南，我都奉之为师。
1945年中大建筑系老师中也出现了变化，刘敦桢继任系主任并工学院院长，后来童教授也来中大。鲍鼎教授在1945年就离校赴武汉，1950年初出任武汉市建设局第一任局长，对于这一段历史后来人一般不太清楚。鲍鼎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教授我们中西方建筑史、城市规划等，对我学术思想的成长影响深远，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城市规划》的第一课就讲了“广义的住”与“狭义的住”。他曾邀我去武汉工作，只是我当时已在梁思成处，故未能践邀，但几十年来，念念不忘师恩。在2007年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80周年之际，我以自己的稿费所得为他树立了铜像（石像座为东南大学配立），略表缅怀之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也特将“鲍鼎”列为一个词条，表达鲍鼎先生之贡献，师德千秋。
我进入中大后，一方面有中大艺术系名师的吸引，也有一年级美术老师邓曙光（邓白）、二年级老师李剑晨对我的栽培，我对水彩画有很大兴趣，进步也很快，作品《山村》遴选入1944年重庆举办的全国美展，后来被邀在新疆展出，可惜画不知所终。郭沫若当时很活跃，举办过庆祝五十寿辰的书法展，我曾经听过他的文艺讲座。
在三年级下半期，我感觉对建筑学术发展似乎略得一些门径，对专业的学习豁然开朗，加强了课外阅读。抗战后期沿海为日军盘踞封锁，只能从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运来的缩微胶卷中了解西方建筑动态。在阅读了西方论“二战”之后城市改建、住宅建设的文章后，认识到在西方世界烽火连天、战事正酣时，即开始讨论战后的问题，令我思想顿悟，增加了对专业的兴趣与社会责任感。当时我们班上集资办了一份油印杂志，取名《建筑》，搜集老师和学生的好文章做成集子，杨廷宝还捐过100块钱。这个杂志在重庆办了六期，现在回头来看，我似乎摸索到了建筑学术发展的道路，孜孜以求，办杂志、看书、写文章，《释“阙”》那篇文章也是那时候写成的。杂志是手写油印，第五期用石印制图，在大后方有一定的流通，传达了当时的学术讯息。我们一班年轻学生闯出来的其貌不扬的小刊物，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它是重庆唯一的建筑杂志。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伫立于重庆嘉陵江边的中大建筑系系馆屋顶被暴风雨掀走，工人在整修屋顶时原先歌声不断，但后来一位工人接触到高压线，不幸牺牲，屋顶上顿时沉寂；当时我正读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启迪了我的“人居”之梦，是懵懵懂懂的逐梦人生的开始。滇西远征与畹町会师
1944年初，在我大学生活中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大学三年级，我陶醉在业务学习中，心情很平静。约1942年初，由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滇缅路中断，缅甸日军进入国门占领怒江以西的滇西，幸我方撤退时主动炸毁在怒江上的惠通桥才阻止了日军的东进。美国派史迪威将军来华，在印度组成远征军，拟从内外两个方向打通滇缅路。在此计划下，内地各校应届毕业生都被征调为译员，任译员的工作约一年半。
这是我一生中比较重要的阶段，过去也说要抗日，但只是游行喊口号，这一次是实际参加了抗日战争。正如陆游诗词所言：“切莫轻书生，上马能击贼”。我从1944年初起应征受训。最初，我在重庆中央训练团接受了短期训练（当时出国的人都要训练）,4月赴昆明黑林铺美战地步兵训练营受步兵武器训练，我被分配至滇西远征军第二军美军顾问组，之后又从昆明沿着缅甸公路，经过大理、南邑、下关、弥渡、镇康等到一个战地服务中心，中国远征军第二军的美军顾问团联络组（Liaison Group）。当时一方面从中国云南向缅甸打，另一方面从印度、缅甸向云南打，以期会师。之所以要攻打这个通道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把沿海占领，抗日后方的海上供给已经完全断绝，大陆的对外联系要靠从印度经过喜马拉雅山到昆明被称为“驼峰”的一条路线。当时要打出去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要冲过怒江。由于惠通桥已经为了抵挡日军东进而被炸毁，我们西进是坐橡皮筏子过怒江，之后就进入丛林，相当辛苦。抵达镇康后，我被分派到第二军第九师第八团，后来随着战争的变化，顾问组间也不断调动，师部、军部都待过，骑马打仗，真正参加了抗战。滇西古道（1944年绘，中国美术馆藏）
云南的西边，真也是难得一去的地方，重峦叠嶂，有时候一天都在爬山，第二天就要整天地下坡。到了怒江岸边，借橡皮筏过怒江，马队通过就有困难了，需要提着马的耳朵，让马头露在水面外，很乖巧地跟随着筏子过江。怒江水急，筏子正对着岸找最短距离去，到达对岸有时候不知道已被冲到哪里，还要回头找路。那时候已经是雨季了，行军要穿过热带雨林，发了雨衣、皮鞋、钢盔帽子。行军很艰难，我最初没有经验，走在后面，由于没有路，又下雨，经过前面部队的践踏，泥很深，没法走，泥浆一直到膝盖。后来才明白，行军最好力争赶在前面，尽可能的“先行一步”，否则路越走越难走，体力消耗很大。“先行一步”，即在未经过大军踩踏后的道路上行走，比较省力。
这个时期走过的地方，现在也难得一去。我们走了茶马古道滇藏段，当时经过少数民族地区，印象比较深的是彝族，当地叫白彝，白色衣服，银色纽扣，衣着行路很美，我至今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的速写。我记得有某一夜晚，越走越困，黑漆漆的，越走越走不到尽头，一直爬坡，爬到一个地方困极了，最终找到一个草棚，在两根柱子间绑起来吊床（顶层是一个帆布，两边两个树木捆着，为防蚊虫四周有纱，下雨还有雨布）。早上当我醒来眼外白茫茫的一片云海，渐渐白云沉下去了，太阳出来光芒四射，像在仙境，后读前人诗“日落群山阴，晨起白云空”就是这一景色的绝妙写照。我还偷闲写了诗句描写当时的战时生活：“采得山花三两枝，破瓶清供吐幽姿。萧闲意态真无我，戎马倥偬读宋诗。”
我所在的部队主要在龙陵一带，早期滇西的战事集中在三个地点：腾冲、龙陵和松山垭口，其中松山垭口是日本军队的重要据点，驻军很强，堡垒非常坚固。中国要反攻，这是耗时费力的恶战，伤亡极大，不拿下来就打不通滇缅路。
战争中，很长一段时间松山打不下来，很艰苦。我所在的第九师（当时也是很有名的战斗师）师长陈克非是有名的骁将，在第二军有很高的声望，他在前线熬了好多天，回来之后双眼通红。最后，日本终于抵不住，还是打下来了。日军匆忙撤退，我们部队乘胜追击，美军顾问组随着中国大队沿着日本人逃跑的路朝山谷底下追，追逐的过程中我曾看到日军的战马僵直地战死在沟里，还有一个军官尸体，手被砍掉了，据说在尸体运不了时，日军只能砍下一只手携带回国作为权宜之计。
在这次部队追赶之前，我曾一度驻扎在象达，我们在山坡上，底下是个坝子，日本人正占领着芒市。为了发现仓库或其他军事目标，我跟一个韩裔美国军官一起，连续观察日本汽车的运输路线，看车子停留的据点。连续很多天，每天初亮了上山，上山时用两节竹子中间打通储水，随身携带，发现了情况就用无线电信号通告美军联络站进行轰炸。这个过程中盘踞在芒市的日本人也向山里面乱打炮，防止被监视。炮火漫无目的，其实是较安全的，但密集的炮声还是令人心慌。后来，我们真的发现了一处仓库，轰炸也成功了，这个美国少尉还得到了铜十字勋章。芒市缅寺（1945年绘）
我们追日本人一直追到芒市，就不再前进。那时候芒市刚刚经历轰炸，瓦堆里面有玉佛像的碎片，我有水彩画“劫后”以为纪念。追击的队伍一直驰向畹町，1945年1月19日，我亲历了畹町会师，当时战区司令卫立煌也来了。会场是临时开辟的，各部队汇集在一起，分配到各部队的译员们也见了面，自是一番欢庆。
会师后队伍就闲下来了，下一场战役遥遥无期，军人们闲着无聊就打牌，喝酒。我也在休整，等待命令。我除了参加部队的操练外，还会读书绘画。中大艺术系老师徐悲鸿的学生冯法祀来滇西写生“村民捣米”，我从旁观看至几近完成。后来我去北平后才在艺专进一步与他结识。当时有一个美国军官，名字是C. C. Medera，初来时对中国很不友好，时间长了他也发现译员的队伍除了征调的学生外组成也很杂。由此，我们倒还比较接近起来。我跟他说这里的战事结束了，我想回去读书，从事城市规划。他对此表示支持，帮我打了报告，联系从缅甸回来运送物资的车队，还配给我半箱美军罐头就离开了，我记得那时是四五月许。
搭车同行的还有一位熊团长，属攻打松山某部队。据他告诉我，他曾是病兵营的营长，后来因为松山拿不下来，已经面临最后关头，不得已他管辖下的伤愈的兵也应命集中上阵了。当时他对这些病兵说拿不下来我们也活不了，当时是抱着必死之心冲上去的，最后竟然攻下来了，可能这时日军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这是滇西最关键的战役，为此，蒋介石颁给他青天白日勋章，是最高级的奖章。他人很憨厚，跟我聊得很好，到一个地方，有餐馆、小饭铺他就请我吃饭，没有就用我的罐头，一路到了昆明才分手。这位战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通过他的描述才知道驰名的松山垭口最后是如何拿下来的。
车队到昆明后便转乘另一队经贵州去重庆的车队。从昆明经贵阳，经过了“二十四拐七十二道湾”，道路崎岖，都是抢修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车子正行着，突然前轮路基松动了，车子正上坡，这时有专人在关键时刻从驾驶车厢中紧急跳出来，在车的前轮下插垫木楔止住下滑。又经过贵州到达重庆，在贵州，车子停了几天，在贵阳观看了少数民族的舞蹈，现在回忆沿途所见，心影犹存，风景很是迷人，雨季的时候，满山云雾，气候的变化无常，时云雾穿插，似在画中行。在今天的安顺和晴隆一带，车子抛锚，好心的司机在汽车发动机的凝结水中滴给了我一些水，让我有机会完成了一幅水彩画。当地人相当穷困，沿途见了许多挑夫，伙食就是白米饭加点辣椒面，身背重负，拾级而登，实在乏力时，靠着石壁，在背上的重负下面垫上木棍，手扶着喘息片刻，继续攀登。目睹这种状况，我的心中感到另一种的沉重，滇黔之行看到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至今仍在脑际。途经贵州安顺速写（约1940年5月）
从1944年5月到昆明黑林铺步兵训练营，受新武器训练后，经长途跋涉至镇康作停留，过怒江前线直至畹町会师，共历时一年许。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