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元周,徐鹏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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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空间、权力结构与文化衍生试读：
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内社会史研究内在路径的演进以及海外城市史研究范式的引入，中国城市史逐渐成为社会史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城市的发展既应该自在，也应该自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工商业汇聚的人口聚落而存在，即城市一定要有其城市景观，有其作为市（或城市）的实体地域与行政地域。近代中国城市，延续了其作为各级政治中心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而其政治生态，则更加纷繁复杂，城市亦成为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交锋的主战场。与此同时，城市也衍生出具有鲜明特点的城市文化。
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主体，通常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城市史主要关注城市营建史、市政发展史，而广义上的城市史，则可以理解为城市中发生的历史，包括城市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故而，城市既是一种聚落、一种景观，又是一种场域、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方法。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决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第二届“历史与社会”研究生工作坊，并将主题定为“城市：生活空间、权力结构与文化衍生”，旨在为国内外从事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以期互相砥砺。
此次研究生工作坊自2016年年初确定主题并发布征稿通知以后，先后收到参会论文70余篇。经过三轮审稿，共选出其中26篇优秀论文，并邀请其作者来京参会。26位代表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澳门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
工作坊于2016年10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召开，开幕式上，首先由工作坊的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元周教授致辞。王元周教授指出，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作为社会史与专门史的重要领域，城市史愈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凸显，更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研究。此次会议邀请到了一批从事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王元周教授也希望各位参会代表能够多交流，共同推动近现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参加工作坊的嘉宾还有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刘一皋教授、欧阳哲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韩策博士、赵诺博士。此外，工作坊举办期间，著名城市史学者、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教授应邀为参会代表作了题目为《西方关于新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现状及问题》的讲座。会议结束后，经过整理，我们共收录了14篇优秀论文，围绕
城市景观与空间
、城市权力结构、城市文化三个专题向读者呈现。专题一为“城市景观与空间”，共收录5篇论文。城市景观方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洪瑛媄的《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传统”建筑物——〈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之前奏》一文，重点探讨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民族主义激昂，南京国民政府便迎合这种民族主义情怀而推动《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将北平的古建筑塑造成“传统”建筑物，与此同时，创造了北平的“传统”文化中心形象，使得“传统”景观走向“民族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宸所撰《民国时期成都银行的建筑形态与日常空间》一文，以民国时期成都的银行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从地理区位、大楼、宿舍及仓库等方面考察成都市银行的建筑形态；另一方面从银行职员状态、业务经营及通货膨胀下的存款危机为例，从空间与社会的层面考察成都市银行的日常生态。近代中国城市，政治对城市的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影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杰的《从新集寨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根据地的城市建设》一文，以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为研究对象，探讨革命时期的城市与社会建构。作者认为，首府地位的形成与新集城内社会形成密切互动，市内各级政权机构先后设立，城市人口迅猛增加，社会治安体系日趋严密健全，民间群团组织活跃，舆论导向明确，宣传动员效果明显。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小东的《天桥、东安市场、庙会——近代北京平民的公共空间的形成与运作》一文，以近代北京平民的公共空间，如天桥、东安市场和庙会等三个平民进行消费娱乐活动的主要场域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公共空间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使得政治与社会、精英与平民、国人与洋人都能够各取所需而非尖锐对立。但是，公共空间内的娱乐和消费活动并没有催生出一个完全独立于政治、实现完全自治的社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刘静垚的《清代中后期北京戏曲娱乐中的公共与私密空间——以舞台和私寓的变化为中心》一文，认为在清代中后期北京娱乐空间的变化中，公共舞台经历了一次从退隐到回归的过程。通过对舞台的退隐与回归过程的揭示，有利于探讨清代中后期笼罩着北京各阶层的时代风气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专题二为“城市权力结构”，共收录5篇论文。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张乐锋的《工业建设与建国初期闵行镇的归属纷争》一文，以闵行镇因工业建设与市政建设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归属问题作为切入点，探讨了一定时期内，国家政策、经济体制、地方与部门利益、城乡关系等与基层政区调整间的多重关系，进而探讨上海市由城市型政区向地域型政区的转变过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斐的《处置权、租佃权与使用权——成都青羊宫劝业会中的地租研究（1906-1949）》一文，对清末、民国初年、民国二十年代、国民政府时期几个时期官方、庙方与商家在青羊宫、二仙庵的空间权力之争作梳理与探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努丽亚·卡迪尔的《共和国初期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研究（1949-1956）》一文，通过考察1949-1956年间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与宣传情况，作者发现，以1953年为界，中苏友好协会在组织隶属上逐渐失去了其作为群众组织的独立性，中共对其控制逐渐加强；在宣传内容上，随着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逐渐成为中苏友好协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赵鹏的《群众运动中专业化倾向——1950年代治淮工程的技术问题研究》一文，以群众化运动中专业化倾向为切入点，探讨1950年代治淮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作者认为，随着1956年淮委解散，国家主导的治淮工程告一段落，治淮工程进入各地自行主持的地方治淮时期，技术专家对于技术问题的控制和把握消失。同专业化的倾向相比，群众运动自主性的一面更多地展现出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武嘉玥《建国初期（1949-1958）石景山发电厂运动问题略论》一文，从1949-1958年这一时段入手，以“增产节约运动”、“一长制”、“精简人员”运动、“先进生产者运动”、“整风运动”为研究线索，分析和论述石景山发电厂在历次“政治”或“技术”运动中不断进行革新和调整的种种努力，以石景山发电厂为例展现出建国初期工业从百废待兴至逐渐发展的过程。
专题三为“城市文化”，共收录4篇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徐鹏的《民国前期市政改革思潮研究（1912-1928）》一文，以1912-1928年间市政改革思潮为切入点，从更长的视角梳理这一时期国内市政思潮兴起的原因以及思潮对市政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刘明的《上海求志书院及其考课制度述论》一文，认为上海求志书院倡导时务与西学，士子应课不限身份，且优加奖励，成功吸引大量士子投身其中，成为晚清上海地区促进学风之转变、培养新型士子的重要学术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蔡佳宏的《再议“世界主义”》一文，以陈独秀、朱执信、杜亚泉等人为例，对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思想情形作一梳理，重点观察“世界主义”思潮在欧战期间及战后的发展情况，并试就“世界主义”源起及发展、“世界主义”与欧战之关系、时人所具“世界主义”倾向之原因等三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讨论，以期还原“世界主义”思想发展之复杂脉络及多重面相。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赵茜的《电影、都市生活与女子体育——中西碰撞中的〈体育皇后〉》一文，以电影《体育皇后》为切入点，探讨新生活运动时期的电影、都市生活与女子体育，认为该电影与国民政府塑造新国民的政策遥相呼应，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众的体育观念。
综上，此次工作坊所探讨的主题，既有狭义上的城市史，也有广义上的城市史，内容涉及近代中国城市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既有对市制、市政、政区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也有对市民生活、公共空间、城市景观等新领域的研究，一定意义上展示了目前国内从事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的基本学术素养。当然，本次工作坊参会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个案研究过多而宏观论述较少，对市政、市制等传统问题仍需要加强理论构建。从研究对象的范围来看，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宁波、徐州等几个城市，对于其他地区城市，如东北、西北，以及边疆一带的城市较少涉足，且对县下市镇、中小城市的关注度也不够。这些不足与缺憾，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本书所发表的文章，经由作者会后修订，代表了作者本人的学术见解。从会议的召开到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谨表谢忱！城市景观与空间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传统”建筑物——《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之前奏
洪瑛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提倡民族主义，以保全领土并稳定国内局势。国都建设之际，为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等城市积极推动建设“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且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价值观——简单朴素，故政府想以古建筑替其发挥政治作用，即增强国家认同感。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各界精英提倡民族主义，南京国民政府便迎合这种民族主义情怀而推动《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在将北平的古建筑塑造成“传统”建筑物的同时，创造了北平的“传统”文化中心形象。
关键词：民族主义 传统“中国固有之形式” 古建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官方与民间人士提出了不少的北平城市规划，其主要内容为将北平建设为教育、游览中心，前提则是整理名胜古迹，但由于政治、财政方面的种种原因和计划案本身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直到1934年12月，行政院会议议决通过北平市政府拟具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并于第二年正式开工修缮北平的许多古建筑，对北平进行重新定位，将这座城市形象塑造成为“传统”文化中心。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中央政府往往欠拨补助款，地方政府的窘困同样未能解决，而北平文物整理工程所需资金高达309万元，鉴于1929年至1934年度北平市平均岁出为499万元，这笔文物整理经费可谓相当庞大。那么，中央政府为何至1934年又全力支持《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了呢？南京国民政府为何塑造北平的“传统”文化中心形象，这乃是本文的问题意识之所在。
本文对“传统”文化的观点基于霍布斯鲍姆和兰格的《传统的发明》一书，霍布斯鲍姆主张：“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该书将“传统”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起来，梳理“传统”的形成与传播，进而指出了被近代民族国家“发明”的“传统”之政治作用。本文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将对“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的关注转移到北平古建筑上的过程，进一步考察“传统”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图。
建筑学界以往有关这一时期建筑形式演变的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发展过程，但均把重点放在传统和现代、中式和西式建筑的二元对立上，似乎没有注意到“中国固有之形式”不是传统本身，而是一种“发明传统”的过程。而历史学界已有研究，虽早已指出《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是“发明传统”的一个例子，但很少关注《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与“中国固有之形式”有何关系。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报刊和政府出版物，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一、“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发明”
英国历史学家盖儿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定义：民族主义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1912年，近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成立后，面对外国列强的威胁，为保全领土，政治决策者们从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路线走出来，走向更高的目标，即中华民国单位和中华民族单位的一致。显然，中华民族则是安德森所说的“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被认为应该拥有统一的民族认同。基于此种认识，南京国民政府决定采取“发明传统”的策略，对历史进行重新诠释，积极推广民族国家体系。正如在19世纪英国重建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采用哥特形式，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首都计划》，并规定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
所谓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大抵以中国式为主，而以外国式副之，中国式多用于外部，外国式多用于内部”。外部采用中国式的主要目的，是以谋求崇闳壮丽的效果，易于引人注目，故“中国固有之形式”的最大特点，则是施用宫殿式造型的大屋顶。据霍布斯鲍姆的分析，“发明传统”的背后，通常隐藏着“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的目的。那么南京国民政府为何采取参照旧宫殿式来“发明”“中国固有之形式”呢？
南京国民政府声称：“文化之为物，大都隐具于思想艺术之中。原无迹象可见，惟为思想艺术所寄之具体物，亦未始无从表出之。而最足以表示之者，又无如建筑物之显著，故凡具有悠久历史之国家，其中固有之建筑方术，固当保存勿替，更当发扬而光大之……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藉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不难看出，“中国固有之形式”从此“被发明”为中华民族共同感到骄傲的伟大“传统”建筑形式，南京国民政府将以此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力。
国民政府倡导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在建筑界掀起了民族主义思潮，决定了新建筑的价值取向。1930年，在上海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前锋》月刊，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发表了《中国的建筑与民族主义》一文。该文以各国建筑为例，归纳出：“民族的精神伟大，其建筑物亦伟大；民族弱小，其建筑物亦简陋”的结论，从而主张“以民族主义及民族精神为中心，为中国的建筑物来开辟一条出路”。在《中国美术建筑之过去及其未来》一文中，建筑师刘既漂亦认为：中国建筑的惟一出路便是新作风，为修成新作风，应该注意“新文化表现之发源点”——南京，借着建设南京的机会，“寻求一条新路出来”。对于所谓的新作风，曾任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的范文照，指出：“研究新派的建筑师，他们推倒西方不良的艺术及参杂东西不齐的建筑，……他们利用科学化来布置房屋，又能保存中国数千年的古代美术。”简言之，新作风是指“中国固有之形式”，也就是以“大中华主义”为核心的“新传统”。
其实，官方建筑形式的复古趋向，从1925年中山陵的设计就显现出来了。嗣后，随着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南方城市出现了一批带有北方式大屋顶的建筑物。然而，创新并维持“新传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1925年5月，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公布《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规定建筑预算为30万元，但到1931年6月为止，仅建设费一项就超过94万元，再加上工程费和购地费分别为约221万元、23万元，中山陵工程完全落成前，总造价已高达338万元。孙中山奉安大典时，陵墓第三部工程就是因国库支绌而未能完竣，据负责第三部工程的总理陵管会报告，其经常费、临时费一直入不敷出，“以致经济时感困难”，至于工程款项，“需款孔殷，而款项来源几濒绝境”。“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宏壮伟丽，导致该形式建筑的总造价高居不下，财政窘困的南京国民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削减建筑事业开支。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拨中英庚款中的约60万元为建筑外交部新屋之用，随后新屋计划开始启动，“初议以60万建造外交宾馆，20万建造临时办公大楼”，并完全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建造“可与铁道部（典型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笔者按）相伯仲”的建筑。但至1932年，“为求紧缩起见”，决定放弃建造外交宾馆，并以现代建筑的平屋顶取代宫殿式的大屋顶，在局部加上中式装饰，“以合乎实用不求华丽为主要目的”。最后，南京国民政府以39余万元的经费完成了外交大楼。
一方面，外交部外交大楼设计方案的改变，便为政治界、建筑界对“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反思打响了第一炮。官方对新建筑的要求也随之有所变化，建筑界对该形式的评价，就充分反映了这一转变。作为《中国建筑》的编辑，一贯积极提倡该形式建筑的麟炳，不得不承认：“古典派建筑在近代衰落之原因，经济上耗费，实为极大之关键。”在同一期刊上，时任中央大学建筑科教授的张镛森则指出：建筑虽然“间接关系民族盛衰”，但其意义在于效用、坚固和美观，其中，效用和坚固都跟经济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一方面，1934年，蒋介石积极开展“新生活运动”（以下一律简称为新运），宣称其目的在于“保卫国家，发扬民族，使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永远适存于世界，不再受外国人的侵略压迫，或遭受任何的轻视和欺侮”，从而主张新运则是“今日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具体而言，蒋介石要求全国国民的日常生活合于礼义廉耻，尤其强调“尚节俭，惜物力”，并且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和确实为新生活的标准，在食衣住行方面，提倡节制饮食、服色朴素、家具简单、利用废物、减少应酬等要则。遂乃简单朴素的建筑形式在建筑界逐渐受到欢迎，建筑师们便进一步指出，崇闳壮丽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之问题，如《建筑月刊》主编杜彦耿曾批评：“此种建筑尚有未能使人满意者，如地位之不经济，造价之太耗费，不合时代需要，不易普及民间及其他繁盛区域。”
而中央政府对纯宫殿式的放弃，也并不意味着对“民族”倾向的放弃。1934年，上海市政府还是采用“现代建筑与中国建筑之混合式样”兴建了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充分显示中国建筑色彩”。但中央及各级政府开展新运之后，“中国固有之形式”的确加快了走向现代主义的步伐，于1935年设计的南京国民大会堂、国立戏剧学院、国立美术陈列馆和南京中央医院等建筑物，都以局部构件、装饰纹样代替了整体的“中国固有之形式”。
新运期间，尽管各级政府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就在于迎合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积极倡导民族主义，但其结果却导致“中国固有之形式”的简化，实际使这“被发明的传统”之政治影响力大打折扣。为了弥补此政治损失，在财政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考虑充分利用先人遗留的古建筑，以代替“中国固有之形式”新建筑。
二、超越“封建”的“传统”建筑物
那么，南京国民政府起初为何没有利用北平的古建筑，而是利用“发明传统”的方式来传播中华民族认同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首先梳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北平的文物保护及利用工作。
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早在1928年公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随后于1930年行政院公布第一个文物保护专门法规《古物保存法》。从此，北平市管辖的文物处于该法规的保护范围内，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长期处于仅有法律而缺乏执行力度的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固然是市政府尚无足够的保护及修缮经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北平的决策者不与中央保持一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实际上，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派军阀势力仍在割据。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得胜利前，历任的北平市市长不是冯玉祥的亲信，就是阎锡山手下的将领。因此，1930年前后，北平的决策者对待文物的态度未能同中央达成共识。然而，更直接的原因是，作为革命的继承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与封建时代的遗产保持一定距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有些政治界人士甚至认为，北平的文物是革命的对象。
1928年，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函请北平市政府：将封建皇城红墙改刷青白色，同年8月，市政府复函称：“业已饬工务局遵办”。行政院所属“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得知消息后，便函询市政府有无此事。市政府立即声明，报载“殊非事实”，并解释经过情形，称：“当经令行工务局查勘具报，去后嗣据呈复，并拟具拆去及保存二种办法，请予批示前来。当以现在经费支绌，建设不易，拆除之后，不加整理，殊有化整为碎之嫌，将所拟拆除办法，暂从缓办。复以保存办法，结构颜色，均有美术价值，观瞻所系，亦宜番慎讨论，复经令行该局会同本府艺术专员严智开，切实讨论，呈候核夺。迄今尚未据复”。
北平市长张荫梧（1929年6月至1931年2月在任）亦曾想以拆毁城墙展现自己的革命精神。他认为中华门、地安门、西安门、东西长安门等“封建之门楼，极无须存在之必要，应即打到，以示革新”，兹令工务局拆除此“障碍物”，以利交通。但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张荫梧的意向最终未能实现。
建筑界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论调，尽管“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采用了封建建筑的象征——宫殿式，但充满“革命热情”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是与封建时代的遗物划清界限。1930年，有国民党背景的《前锋》月刊中，曾刊有对古建筑的这样一段批评：
过去的中国建筑物，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帝王的建筑物，一部分是属于僧道的建筑物。属于帝王建筑者，为宫室宗庙等等；属于僧道建筑者，为寺观寺塔等等。但是这两种建筑物，所能代表的，不过为当时的思想与文化，至于民族的精神与主义，则实在谈不到。为什么？因为帝王建筑物，是代表帝王的淫威与极奢侈，不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僧道建筑物，是代表僧道的封建势力与宗教的气焰，不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站在时代的立场上，不得不承认过去的中国的建筑物，与民族主义绝对不发生丝毫的关系。
北平市指委会、张荫梧和上述文中的这位知识分子对待古建筑的认识以及态度，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宁愿“发明传统”，也不利用北平古建筑的原因。对于此问题，霍布斯鲍姆分析得十分透彻，他以英国为例，指出：“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因此，由于有意识地使自己反对传统、支持彻底改革，强调社会变革的19世纪自由意识形态就未能提供以往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和权威纽带，而是产生了需要由发明实践填补的空隙。”
其实，为填补这“空隙”，在中华民国成立之时，政治家早已“发明”了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传统”。蒋介石也一直推行以儒家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及文化优越感的宣传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便“以唤起民族意识，复兴民族精神，御侮自卫共赴国难为主旨”，进一步加强利用儒家文化的民族主义宣传。在此过程中，因政治上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采取否定态度，以“充分世界化”等同于文化侵略，乃主张“现在的思想紊乱和道德堕落”都是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带来的。至1935年，代表官方观点的十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声称：要恢复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紧接着陈序经、胡适等西化派学者对此主张进行严厉批评，从而产生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大论战。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所主张的文化建设方法和途径不同，但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二者所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祸首”的胡适也不例外。欧阳哲生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中指出：“胡适的大部分英文作品都以中国文化为主题。从他博士论文所表现的主旨看，从他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诠释看，从他中西文化观前后期的演变看，从他在英文语境中与西方汉学家的对话看，他在英文作品里倾注的核心主题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民族主义情怀的表现。基于文化自豪感的这种民族主义情怀，并非只是胡适个人因素使然，而是历史和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建构起来的。曾与胡适组织现代评论社的张熙若也参与这场论战，他虽然逐一驳斥了中国本位派的观点，但同时主张：“民族的自尊心是不应该打到的，民族的自尊心是不应该动摇的。”他在《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中引用如下故事宣称，北平之坛庙、宫殿式建筑的“重要作用和神圣意义”就在于此：
中国今日事事不如人，使我们和外国人谈起来总觉得有些惭愧。但是有一次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到北平，我陪他去游览三殿。我们一进太和门，老远望见那富丽堂皇的太和殿，我不知不觉的长出了一口气，陡然觉得我和他一样，不，我觉得我比他还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比他们外国人还强！
何谓“神圣意义”？张熙若认为，这些古建筑所表现的就是“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它能够证明“这暂时的晦蚀不久还要恢复原有的光明”，故想要提高“民族”自信心、激发爱国情怀，应该保护并继续发展古建筑。显然，北平古建筑身上贴着的“封建”之标签，此时已随着河山破碎的岁月而逝去了，这为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北平的文物提供了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便迎合民族主义情怀的需求，全力支持北平市政府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因为北平的宫阙殿宇“不当视为专制帝王个人之遗物，反应视为我国全民之遗产。其雄伟壮丽，代表中国之民族精神，表现艺术之特点，吾人应加予珍视保护”。蒋介石则以《旧都文物整理计划》视为“目前切要之图，希望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于是，就在1934年12月通过行政院会议议决的此项计划，至1935年5月已开始了其第一期工程。
南京国民政府从此给北平的古建筑重新贴上“传统”之标签，赋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地位，促使它彻底超越“封建”的阴影而走向“民族化”，以代替“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而增强民族认同感。进而将“传统”文物保护意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使文物保护从一个部门的工作向中华民族的任务转变，换言之，将文物的保护、修葺和利用视为发扬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责任感。中央政府对古建筑的态度变化，使处于消极维持状态的北平之文物保护工作变得更为主动积极，数百年来之古都北平的各种古建筑，在此成为进行政治宣传的有效工具。
结语
为了确保政权和领土的安全，新生民族国家中华民国，有必要将具有多元异质的习俗和地域性之各个民族，塑造成共有历史记忆和文化象征的中华民族。正如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指出：“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在国都建设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先以“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来“发明传统”，从而提高民族自豪感，试图建立统一的民族认同感。然而，就经济方面而言，“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所需经费浩大，财政拮据的各级政府无力维持下去，自从外交部新屋放弃之始，其简化倾向相当明显；就政治方面而言，“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宏伟壮丽与新生活运动所追求的简单、朴素之价值观难以并行不悖。
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利用新建筑宣传民族主义而不利用古建筑，是因为此时的古建筑还在革命与民族之间徘徊。从1930年前后“改刷”或拆除城墙的闹剧可见，“帝都”北平的文物往往被贴上“封建”的标签，对宣传民族主义的效果而言，恐怕弊大于利。而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社会各界的爱国情绪逐步高涨，对北平古建筑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便利用此机会推动《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成功地塑造了北平古建筑的“民族”文物形象，以及北平的“传统”文化中心形象，从而“发明”了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其最终目的在于调动“民族”的每一分子服从国家意志，极力拥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时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部长的黄郛，在重修明长陵碑文中显露了这一点。明长陵是《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第一期工程项目之一，黄郛为文记其事，称：
所谓民族精神者，曷寄乎？必有人焉，于非常之时，以非常之力，成非常之功。……长城内外恒为角逐之场，燕都逼近边墙，首当其冲，宜若非所以妥至尊者，成祖独毅然建北京而定鼎焉。且就天寿山起长陵，以示世世子孙永永窀穸于兹土。盖严疆也，而视为全国首要之地，竭全力以赴必守之决心。……呜呼！成祖之伟略琼哉遐矣，来者其毋忘此一长陵，实为吾民族在精神上之一大长城也。
本文围绕“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和北平的古建筑，主要探讨《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出台的背景，至于该计划的展开过程及结果，留待日后研究。
民国时期成都银行的建筑形态与日常空间
张宸（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摘要：成都的金融业历史悠久，随着近代银行的产生和兴起，民国时期成都银行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本文一方面从地理区位、大楼、宿舍及仓库等方面考察成都市银行的建筑形态，并以聚兴诚银行成都分行为个案考察；另一方面从银行职员状态、业务经营及通货膨胀下的存款危机为例，从空间与社会的层面考察成都市银行的日常生态。民国时期成都的银行，其建筑形态和空间布局更多延续着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格局，两者之间是一种延续、继承或转变的关系。这些银行建筑不仅有助于银行开展各项金融活动，同时是民国时期成都居民进行农产品交易与仓储，存贷信用活动，以及公共休闲娱乐等活动的重要空间和场所。
关键词：民国时期 成都 银行建筑 日常空间
近代银行建筑是随近代金融发展而兴起的公共建筑类型，同时作为金融活动的发生空间，银行建筑的演变与金融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作为社会活动发生的空间，银行建筑中也包含着大量人物的日常活动和历史发展与变迁的踪迹。
对于银行史本身的诸多方面，已有丰富的既存研究。而关于近代银行建筑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探讨建筑史本身，也有学者探讨中国金融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目前学界对上海、大连、北京、武汉等地银行建筑的研究较多，对川渝地区近代银行建筑的研究较少，而其中对民国时期成都银行的建筑形态则基本没有较为详细的既存研究。对于近代银行的日常空间，主要体现在银行的人员配置以及业务经营等多个方面。对此，既有研究较为充分，比如叶文心：《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威权结构分析》;王跃争：《国民政府时期银行职员的“养成”与职业生活（1927-1949）》;时广东：《中国近代区域银行发展史研究——以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为例（1905-1935）》等。
既存研究缺乏从银行的建筑形态去观察民国时期成都居民的日常活动与空间变化。王笛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中，对清末民国以来成都的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做了细致而有趣的描述，但王笛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室外的公共空间——街头，以此来扩展我们对街头文化、民众生活以及街头政治的认识。美国学者叶文心在《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威权结构分析》一文以民国时期上海的时钟来描绘中国银行职员的生活，但其缺乏对银行建筑本身及其与职员生活状态之间紧密联系的细致书写。总的来说，笔者在本文中尝试以民国时期成都的银行为例，探索银行建筑的形态及其中的日常空间活动，发现继承与转变的联系，努力为建筑史与社会史的书写寻找适当的连接。
一、银行的建筑形态
（一）地理分布与区位
1.传统金融区空间分布格局
早先成都最繁华的地方不在春熙路，而是在东大街。自宋元以来，一直到明清，东大街都是成都的商业中心。东大街的老街东西仅一千米长，但它并非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主街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丝绸（蜀绣产地）、茶叶（茶马古道）、皮货、纸张（夹江宣纸）等商贸活动十分繁荣。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这样描述到，“东大街是成都顶富庶的街道，凡是大绸缎铺，大匹头铺，大首饰铺，大皮货铺，以及各字号，以及贩卖苏、广杂货的水客，全都在东大街”。既然商业昌盛，伴随来的就是巨大的资金流动，除了象征奢侈品的金银首饰消费外，就是有众多的当铺、钱庄、银号以及银行等金融活动机构。作为世界上最早纸币“交子”诞生之地的东大街，不仅是商业街，同时也是成都最主要的金融街。
晚清成都城区票号的分布，与城市商业中心的繁华区位大体一致。其中30余家山西票号，集中于东大街的有17家。而清末成都市有当铺32家，其分布街区遍布成都城内，相当分散。就成都城内而言，票号、钱庄的分布格局与当铺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票号、钱庄集中开设在商业繁华的市区中心，而当铺分散开设，各当铺间保持相当的距离，绝无两家并列同一街道的情况，同时当铺多设于居民稠密的老街巷和市区通衢要津，繁华的商业中心如东大街、新街、暑袜街竟无一家。这说明，当铺面向的是广大城市居民和过往旅客，而票号、钱庄更多面向的是富商大贾，同时钱庄和票号由于其经营货币兑换和汇兑业务，空间辐射的范围不像当铺一样限制于街区，而是随贸易和金融活动延伸到更广阔的区域。清末成都对外的商业辐射，大体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面向西南的内陆贸易，既连接着西部的康藏区域，也连接着南方的云贵地区；二是向东而起的长江贸易，以东大街和东门码头为起点。
2.银行的“集聚”现象
如传统金融机构一样，成都近代银行的分布是集聚在商业中心的，主要分布在东大街、暑袜街、提督街、总府街、盐市口、春熙路等相近几条街道所构成的商业圈内，但其辐射的范围更为广泛。
其他城市的银行分布也有类似现象。如重庆的银行、钱庄和银号等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现陕西路、打铜街和道门口等朝天门一带。同重庆一样属于长江沿岸金融要地的武汉，其银行主要位于在汉口的江岸区，分布在江汉路、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上，这些都是汉口最早发展起来的商业区。大连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居东北地区之首，是近代国际知名的大城市，在经济、金融、贸易和交通等方面都非常发达。受日本和俄国的影响，大连的外国银行较多，且集中分布在以市中心中山广场为圆心的金融圈内，这种同心圆的结构与成都、重庆和武汉的沿街道集聚的区位分布又稍微有所不同。图1 民国时期成都主要银行分布图
从整个中国来看，地理形势决定了外来经济影响的传播是由东部沿海向内地扩张的，如租界就首先在广州和上海出现。而从近代银行机构的设立来看，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机构最早是在沿海城市，从东南沿海→北部沿海（包括北京）、长江中部→西部地区存在时空差异的三级阶段。北京作为近代华北城市的重要代表之一，与成都不同的是，它设立有大量的外国银行，而北京银行的建筑在地区分布及建筑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性。天津英法租界中街（今天津解放北路）是租界区最早形成的街道，因汇聚了众多的银行建筑而被称为“银行街”，形成近代天津的金融中心，人称天津的“华尔街”。
整体来说，如众多中国城市一样，成都近代银行的区位分布呈现出“集聚”的现象，又与城市商贸的传统紧密结合，同时还对周边环境和城市空间发挥着持续性的影响。比如东大街至今仍是成都的金融街，并串联比邻的盐市口和春熙路商圈，构成成熟的城市核心商务区，现如今东大街这条全长5.2千米的金融街，聚集了各类金融机构100多家，其中外资银行和外资机构占80%。
（二）大楼、宿舍与仓库
1.建筑的功能及平面布局
建筑是城市文化的空间载体，同时近代金融建筑的演变也是在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完成的，金融建筑作为实体占据着城市的空间，也作为围合体组成了城市的空间。
作为传统金融机构之一的钱庄，最初被称为“钱肆”或“钱桌”，意指在街上摆桌子兑换银钱。随着钱庄的发展，规模扩大，从街头的“一张方桌”，到从属于某商铺的“室内一角”，再到有了单独的固定的店铺。成都的钱庄发展到民国以后，都被迫经历了转变，或增资改组为银行，或被市场所淘汰。因此，只有通过对四川其他地区保存下来的钱庄建筑来探寻成都钱庄可能采用的建筑形制和风格。阆中是清代至民初四川重要的水路码头之一，南北商人聚集，经济十分活跃，众多钱庄隐匿在古民居之中。阆中钱庄建筑群采用巴蜀地区传统居住建筑的形制和风格，建筑高大，占地面积广，这种样式称为“四水归塘”，寓意财钱不外流。图2票号平面图
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的钱庄，晚清票号的兴盛，在于票号兼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票号业务范围的相应扩大，对外营业部分多种功能并存，所以在票号建筑中已明显出现了功能分区，柜房、信房各守一边，相互配合。票号采用商铺——外院——过厅——内院——客厅的空间序列（见左图），以经营门面为起点，随着向内院的进行而逐渐展开。但票号狭窄的外观较为封闭，仅铺面是街道上重要的活跃元素，而穿过柜房、信房，由过厅进入内院，空间性质由外而内逐步深入，自然而然地由“公共空间”转化为“私密空间”。实际上，票号是将近代商业建筑与传统民居相结合，这种前面营业后面住家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票号的商业化和专业化经营，同样也影响了票号向现代金融机构转型的进程。
近代西方银行在中国的建立，不仅是资本的入侵，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以其完备的经营制度冲击着中国旧有的金融机构。作为一种建筑文化，西方近代银行建筑是殖民主义入侵的先行产物，它的传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新的建筑样式、建筑结构、施工手段和经营方式，从而引起了本土金融建筑翻天覆地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更多体现在银行建筑的形制风格和平面布局之上。
现代银行各主要功能空间和辅助用房之间是有机联系、共同作用的，与现代银行建筑相比，近代银行的功能构成要相对简单。成都至今留存的民国时期的银行建筑大多无迹可寻，不是几经迁移，就是已经被拆毁，即便遗留下来的建筑在内部经过改造之后，其原貌已经无从考证。抗战时期，中国银行成都分行的建筑结构与平面布局是非常简单的，仅有营业厅（占整个平面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仅设有简易柜台）、经理室以及会客室。当然这样的结构并不是常态，主要是由于1939年日军轰炸成都后，位于东御街的中国银行成都分行行址被炸毁，为了尽快恢复营业，而施工修建临时行址，以适应战时的需要。抗战时期为了应对日军轰炸，成都的银行修建了很多临时房屋，其建筑形态等特点后文会提到。
2.建筑的风格及选址
相比与银行平面布局的大致相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近代银行的建筑风格并不是统一的。相比沿海地区及其他大城市中银行建筑明显的欧式风格，地处西南内陆的成都及相近的重庆，银行的建筑风格多以中西合璧为主，同时银行采用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逐渐取代砖木混合结构建筑，这与抗战以及应对日军轰炸有关系。下面从1927年成都总府街和福兴街的照片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见下图）
除了建筑的风格外，银行建筑的选址也是极为重要的。成都很多银行都是在商贸发达的街区购地自建行址，并布局在位置显著和交通进出方便的地方，毗邻城市主干道或道路交叉口的转角处。当然并不是所有银行都如重庆美丰银行一样，愿意花巨资修建银行本部大楼，更多的是利用和购买原有建筑作为行址，如成都暑袜街的原中国银行和浚川源银行旧址就先后被多次利用。1905年浚川源银行在成都暑袜街设立，辛亥革命时宣告停业，1912年元月在原浚川源银行旧址成立“四川银行”，1913年初浚川源银行恢复，1920年停业，1923年9月成立“成都官银号”，设在暑袜街原浚川源银行旧址；而1909年大清银行成都分行设立，在暑袜北二街修建行址，1915年中国银行成都支行设在暑袜街原大清银行旧址，1935年8月中央银行成都分行迁入后，中国银行成都分行行址迁往东御街。除此之外，如1917年聚兴诚银行成都分行就是在华兴街购地自建西式楼房两幢（现总府街东风饭店后面），后为扩大营业又并购隔壁土地自建铺面，建成昌福馆中式二层楼房。抗战时期，由于人口激增、用地紧张的原因，大量银行迁入成渝两地后只能收购原有建筑作为营业行址，比如重庆交通银行就是直接收购位于打铜街14号的四川饭店，然后作为办公楼使用。图3 改造后的福兴街。与旧福兴街相比，改造后的福兴街加宽了许多。从这张照片还可以看到各店铺的遮阳棚，上面写着店名，实际上也可算是店铺的招牌。资料来源：《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图4 总府街，这是成都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成都最常见的两层楼的“铺面”，一般一层用作开店，二层住家。资料来源：《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
3.抗战时期成都的轰炸与房屋修建
抗战时期既是成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同时也是银行建筑被损坏最惨烈的时期。东大街一带不仅是人口密集的区域，也是成都银行聚集的地方。1939年6月11日，日军的轰炸，给成都银行业带来了严重损失，大量银行建筑被毁。金城银行即因为原暑袜街行址被毁，在《新新新闻》上启事称，自6月19日暂迁汪家拐上街14号照常营业。（见下图）“六一一惨案”后，处于轰炸中心的盐市口、东大街一带变成一片废墟。《新新新闻》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敌机此次投下的炸弹，多未爆炸”，“在汽车烧毁的旁边，有一个手足腹肠烧焦的人骨”。日军轰炸后，成都市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疏散工作，而东大街和盐市口等商业区域的住户和商店在三天以内即搬走一空。6月20日，报载四川省防空部要求厉行疏散准则，一有警报响起即严禁任何居民在城中逗留，以减少居民伤亡。同时，针对该区域大量建筑被毁的情况，成都市政府于1939年6月19日、7月1日以及7月10日连续颁布条令，称“疏散期间所有被毁房屋暂行禁止修复，以免资作目标”；禁止“被灾区域内各住户将已毁坏之砖瓦木石堆积人行道及街面”，“以免妨碍交通”；“凡被灾区域内所有残余砖墙及损坏甚大之房屋均属倒坍堪虞，统限十日内由各业主自行拆卸，逾期遂即由本府派工拆除”。政府条令颁布的频繁和迫切，侧面也表现了受灾区域居民、商户的现时困难，在正常的商业运营、居住环境和人身的安全之间难以兼顾，甚至三者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图5 民国27年（1948年）成都市区测绘图
针对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在东御街受灾区修复行址的情况，成都市政府于7月13日函嘱该行立即停止原址上的修建工作，或是在城区外觅地建筑，以策安全。针对这一情况，7月15日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复函成都市政府要求准予建造，称：
顷奉七月十三日大函，嘱停止修复行屋，或在城外觅地建筑等，因本处遵办。惟查银行业务与普通商号不同，除必须有库房、地下室以策保存资金、账册外，复须顾及顾客收取款项之便利与安全。本行此次被毁库房幸获无恙，现借地办公，资金、账册每日往返运输，诸多不便。若于城外建筑，不但非短期可能，且于顾客不便之处甚多，建筑材料亦付缺。如本行为国家银行之一，使命重大，业务繁忙，不敢稍有停滞，经再四考虑，拟于原行址上建造极简单办公室一所，籍以利用原有库房及地下室，以期简捷，并非修复旧观，盼成都市政府准予建造。
银行的理由固然可以理解，但如果开此先例那么政府的威信和对受灾区域的统筹安排就必然会被打乱。从1939年6月11日开始，日军对成都市区进行多次轰炸。1940年日军9次轰炸成都，这是最频繁的一年；1941年7月27日，日军对成都的轰炸达到最高点，造成“七二七惨案”。在抗战期间的日军轰炸中，不仅银行建筑如此，整个成都市的商业、居民以及建筑都遭受着严重的威胁和损失。成都市政府不敢轻易同意中国银行成都分行的建筑请求。但银行方面态度坚决，1939年7月底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已经联系好基泰工程司成都办事处设计了临时行屋的修建蓝图。
最终，经过一番交涉之后，成都市政府于9月份同意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在原址的修建方案。抗战时期成都银行临时修建的行屋，式样和结构都较为简单。例如，中国银行的临时行屋为一层小平房，室内仅有少数几间办公室，主要为营业大厅，家具设施简陋。建筑用料主要由砖瓦和木材组成，风格为传统中式，对墙壁进行简单地抹灰装修。行屋地面采用了高于地平线的隔空设计，上铺木地板，主要为了通风和防潮。另外在行屋不远处修建单独防空室，与金库紧靠，皆修筑于地下。抗战时期，成都由于受到日军的轰炸，银行建筑呈现出以上的特点，这并非是整个民国时期成都银行建筑的特征，而是强烈地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
4.铺房、仓库与宿舍
与作为传统金融机构的钱庄一样，民国时期成都的银行也兼营商业。如聚兴诚银行，下设有聚兴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重庆林森路九十四号（现渝中区解放东路112号）聚兴诚银行总部大楼内。当然除了自营商业以外，民国时期成都的银行主要是进行工商业的投资，实力较大者从事工业投资、支援建设事业，中小银行则侧重融通商业资金，与商业店号往来较多。
除了自营或出资进行商业活动外，民国时期成都的银行多修建专门的铺房用以招租。1941年4月12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向成都市政府申请于总府街大光明商号隔壁空地修建临时铺房三间，用以招租。随后，成都市政府按照规定派员前往勘查，按照成都市区道路建设甲种路规定，由自街心起向后退让7公尺5公寸（即7.5米）为铺房墙壁外线，并要留足人行道2公尺5公寸（即2.5米），重庆银行遵照后即开始施工建设。（见图6）图6 成都重庆银行总府街空地临时铺面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在总府街的铺房紧邻于春熙路的该行行屋。由于土地资源紧张，铺房占地面积并不大，并采用青瓦顶、砖石墙的建筑结构，与总府街绝大多数的商铺用房并无二致。同时，由于是抗战时期修筑的临时铺房，在用料上也相对节省很多，墙壁由砖石和木板共同组成，这样的好处是造价低，即便被日军轰炸毁坏后也极易修复。
除了修筑铺房，民国时期成都的银行还设有大量的仓库。有些位于市区，主要存放商业物资，更多的是设在临近的县、镇以收购储存粮食和农副产品。成都平原自古为天府之国，每年所产粮食数量极大，还包括大量的农副产品，如菜籽、菜枯、叶芋等，产量丰富。民国初年，四川农村的信贷并不是十分活跃，城乡之间的商业流动缺乏有效的联系。比如川西平原大量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分散在四周乡村，不易集中，由此产生了在成都周边设立仓库，统一堆存和经营各种粮食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最先是由川西的农民主动提出，并通过成都的银行完成实现的。解放后，聚兴诚银行回复成都市军管会金融处关于各地仓库运营情况时，称：
我行原在川西的新都、赵镇、淮洲、石桥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那时一般农民，都来要求我行设立仓库，以便代他们堆存各种粮食。我行首先即在新都县属毘河、桂林镇，成都县属的三河场等地设立了仓库，继后又在赵镇、淮洲、石桥设立。农民纷纷把他们的粮食和菜枯、菜籽、叶芋、食糖等堆入了我们的仓库，我们发给了食单，随时可以提取。农民需要资金的时候，我们可以办理抵押放款。当时对于农村经济起了很大的扶助作用。
自1930年代初期开始，受到包括“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以及发源于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银行界开始倡导结束内战，发展建设，并逐渐将目光扩展到中国内地凋敝的农村当中。当时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上海工商界提倡国货面向农村，直接贷款给农家，在乡下开设办事处的同时，也设有仓库，目的是“收获时节可以容纳乡人的新谷当作押款，谷价涨时再由乡人赎出上市，这样既可免贱价出售，又可免土豪劣绅的重利盘剥”。近代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离不开银行业的支持，但银行业的这种“走向农村”的构想在民国时期受到战争的破坏、地方阻力、政府猜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未能实现。
成都银行仓库业务的正常秩序时常受到破坏。1935年前后，成都出现赌“仓飞”业务，很多银行、银号卷入其中。所谓“仓飞”，是银行仓库收存粮食（大米、菜籽、麦子等）的“仓单”，凭此单可在银行仓库提取粮食，但不少商人却把这些仓单拿到市场上买空卖空，进行投机赌博活动。川政统一，中央政府入川后，对这种交易进行了严厉的清查。抗战时期，银行的仓库业务兴盛起来。抗战前成都只有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建有仓库，而抗战中就有川康、川盐、美丰、和成、重庆、通惠、福川等多家大型私营银行以及四川省银行，均在成都城外多地修建仓库，并且在川西平原各县设立办事处并修建仓库。这些银行开办收储粮食、油料及土特产业务，同时收取仓租，各行也利用自有仓库之便，购储物资。因此，抗战时期成都市银行仓库业务发达，虽然支持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却助长了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之风。比如：1939年11月4日四川省政府派新都县长罗远猷查封了聚兴诚、川康、上海、重庆等多家私营银行在该县的仓库，勒令他们照规定价格，开仓出售；1941年，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奉令查封了成都附近除中国银行外的所有银行仓库，川康银行新都办事处主任吴绍章因为囤积大批食米和菜籽，被处以枪决。
对于私营银行的仓库业务，国民政府在民国末年对其采取了打压政策，成都的银行所设立的仓库也在混乱的局面中被迫停止了经营。1950年初，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配合国家的经济政策，号召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同时鼓励工商各业面向农村，这些都给成都的银行重新恢复经营各地仓库业务带来了希望。可是仓库业务的经营，必须依法得到政府的许可，成都解放后川西地区面临着巨大的公粮征收任务，而各县少有公仓以对公粮收纳保管。此时，川西行署粮食局颁布指令，各地政府有权支付合理的租金租用各银行在地方上设立的仓库。解放后成都的银行或由于亏损过巨，自身业务都难以维持，或被政府强行承租，或主动出售仓库等房产，因而失去了自己的仓库，押放、押汇业务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西南解放后，私营银行在与国家银行之间不仅存在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双方内在的矛盾更为激烈，最终的结局是1951年底银行业率先完成公私合营，发展不过百年的私营银行至此消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方兴未艾，同业之间竞争激烈，银行职员的工资收入要略高于其他行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沿海的银行开始为本行职员集中修建公寓，这样既能有效地保护本行业务机密，又有重视职员福利之惠，以笼络人才。随后这种风气向内陆扩散，成渝两地实力雄厚的银行开始兴建独栋的建筑，或另外买地新建，地址在办公楼附近；或将宿舍安排在办公楼中；还有的租或买已经建好的房屋直接使用。比如聚兴诚银行的宿舍楼是一座二楼一底、砖木结构的建筑，其走廊上还雕刻有拱形状窗花。该楼位于解放东路64号，就在聚兴诚银行总行解放东路122号的不远处，据称四川军阀杨森的女儿在聚兴诚银行上班期间，就住在该宿舍楼的二楼。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都分行的宿舍楼与行屋同在商业繁荣、人流巨大的春熙路上。
中国农民银行属于国家银行，其在重庆建造的宿舍楼就十分的高档。该宿舍楼属于独栋别墅式住宅，只有一层，平面紧凑，功能完善，墙面采用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式，屋顶的处理则是结合传统中国民居的片瓦屋面，并加入西式的砖砌烟囱。这很明显是属于高级经理以上职位的银行员工的宿舍。当然普通的银行职员居住的通常是集体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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