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新理念新思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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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新理念新思路试读：

「第一章」“十三五”时期的新环境、新使命、新思路

一、新环境：“十三五”时期的世情、国情

世事如棋局，善弈者谋势。只有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引领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综观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世情和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变化孕育着机遇，也伴随着挑战。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近年来，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加快演变之中。美国前副财长罗杰·奥尔特曼在《外交》双月刊2009年第1期撰文指出，金融经济危机是美国和欧洲遭遇的重大地缘政治挫折，世界重心加速偏离美国，全世界正脱离单极体系。基辛格也认为：美国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它不能再单独进行政治领导，它只是一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与美国的变化相反，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过去10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五成，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带来了全球治理方式的改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肯定，中国将在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全球经济和贸易持续低迷，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世界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强国战略的优先任务，抓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推动变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搞政权更迭、武力干涉一国内部事务，仍是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全球发展不平衡仍旧明显，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很大。在传统安全问题无法消除的同时，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世界仍然很不安宁，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总言之，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这辆高速列车也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逐步放缓。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GDP总量从1978年的3650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80万亿元，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我国GDP总量则增长到63.65万亿元，而同期美国的GDP总量为17.42万亿美元。由此，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同时，社会内部与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掣肘，而传统出口、投资亦不能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中高速增长。经济规律告诉我们，经济规模增长至此需要换档。近年来，我国GDP增速从10%到9%、8%，再到7%，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指步入关键时期的结构调整必须付出“代价”。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等基数增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对于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必须痛下决心。但结构调整不是免费午餐，为了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一些行业难免受到较大冲击，有些企业甚至会退出市场，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结构调整中的“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指宏观政策空间受到限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为扭转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及时采取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也对世界经济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所产生的红利。从2011年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逐级回落，一直延续到现在，都可以理解为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在这个阶段，虽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也使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大为缩小。正是从“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所谓“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是一种趋势性、长期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告别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转而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新增长阶段。新常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规律性的必然，是不可逆转、也不以人意志而转变的进程。总体看，新常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新变化的全新判断和总结，更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思路、决策思维的反思，强调的是不能再以传统的思维和理念来进行国家治理和相关决策，必须树立“新常态”思维，实现三方面的转变。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已经步入一个不可逆的新常态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回落，我们要摒弃“速度情结”、“换挡焦虑”，保持“平常心”，主动研究、主动应对和主动适应；其次，必须摒弃经济发展决策的传统思维，彻底走出突破GDP增长高于一切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降低政府对资源要素的控制和干预程度，不能寄希望于政府通过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最后，必须强调通过改革和创新来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使经济发展走上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路子。这种思维的转变，对正处于“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发展尤为关键，事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

综观国内外形势，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和本世纪前15年不同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那种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逐渐消逝，出现的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我们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运行态势总体是好的，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三五”必须客观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科学引领新常态，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来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新使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自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后，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基本“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水平”、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等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要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要完成目标任务，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还需要做什么！

过去的五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国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埋头苦干、顽强拼搏，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开创了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在经济建设方面，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形成了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良好态势。“十二五”期间，预计我国经济年均增长7.8%左右，不仅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5%左右的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名列前茅。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13亿多人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7800美元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农业连续增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政治建设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有力推进，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丰硕，党风廉政建设成效显著，赢得了党心民心。文化建设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显规模，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方面，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新增就业持续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快于8.0%的GDP增速，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超越和扬弃现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塑造全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引领和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很不平凡的五年，也是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到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的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始终因应时代发展，被不断赋予更深刻的内涵。《建议》提出，今后五年，要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以下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这五方面的新要求，紧紧抓住“全面”这一核心内涵，充分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义。全面，不仅要求覆盖的领域是全面的，并且要增加力度和深度。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项事业均衡发展的小康，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扩大人民民主，同时让人民群众享有蓝天绿水、健康身心、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全面，不仅体现在覆盖地域的全面，也体现在覆盖人群的全面。这是不分地域和人群的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小康，把13亿人共同带入美好生活的小康。全面，不仅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而且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小康，既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是积极融入世界潮流、与时代比肩前进的小康。这一新的目标要求，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标紧密衔接，是党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着眼于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所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提出来的，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担当。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可以成为成就梦想的契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来看，当前在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成为制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与城市的差距依然很大；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按照现有标准，目前中国仍有7000万贫困人口；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文化精品不多，文化软实力仍需增强；法治建设有待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有待强化。全面小康能否名副其实，取决于能否补齐这些发展短板。从梦想到现实，我们尚有这关键一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期，“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紧紧扭住这些短板，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

按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继续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全面小康与基本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互相联系、前后衔接、由低到高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迄今为止，虽然人们对什么叫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没有标准定论，但是，根据党的文献的有关论述，所谓基本实现现代化，首先是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即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其次是这个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还是初步的，基本的，或中等发达的。从工业化开始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有漫长的历史进程，而全面小康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党的战略部署，我国经过全面小康这个阶段后，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巩固和超越，并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在发展方式上的根本转变和发展质量、增长动力上的质的提升，发展水平更高，发展全面性更强，发展协调性更优，发展成果分配更公平。从这个角度来说，“十三”时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渡期、转折期。由于客观存在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有望提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那些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地区，要制定相应的远景规划，推动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早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三、新思路：四个全面、五大理念、六项原则

蓝图绘就之后，还要有科学的方案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十八届五中全会统揽全局、审时度势，制定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理念、重大举措等。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线图，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

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变革时代产生创新思想，思想创新推动时代变革。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立足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高度，逐渐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明确了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总方略、总框架、总抓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只有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才能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推进“四个全面”，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要明大势、看大局，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基本走势，把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分析透，把前进的方向和目标理清楚，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搞明白，坚持立足优势、趋利避害、积极作为，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系统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强化大局意识，多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群众利益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要以新思想、新办法破除长期积淀的旧习惯、老框框，最大限度凝聚多元利益格局下的社会共识，形成推进“四个全面”的合力；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关键问题研究思考，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突破口，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硬任务；要始终坚持协调推进，注重总体谋划、协调推进，防止畸重畸轻、顾此失彼，各项工作要在顶层设计统揽下进行，与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一致起来。

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发展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水平排位还很低，家底还不厚实，决不可歇脚停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败。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谋篇布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凝聚着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单独看这五个方面，都不是新提法，但将之整合在一起，作为整体发展理念推出，则体现了我们党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的智慧、勇气和担当。五大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这五大发展理念，紧紧扣住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五大命脉，为新时期的发展勾勒了清晰路径，擘画了推动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全新蓝图，是指导“十三五”发展的思想灵魂。

遵循六项原则。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建议》还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一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誓，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与红利。二是坚持科学发展。只有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的路径，以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做到蹄疾步稳、行稳致远。三是坚持深化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不断激发。必须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四是坚持依法治国。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科学发展，必须通过法治来纠正和克服发展过程中非理性、不科学的种种做法，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和矛盾，用法治精神凝聚社会共识和力量，从而为推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五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包容的心态，积极推动和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舞台上发好“中国声音”。六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总结。这“六个坚持”，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确保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基本遵循，是护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有力保障，为经济社会在“新常态”下的科学发展定“纲”凝“魂”。要在落实“十三五”规划，开展各项工作中，自觉贯彻“六个坚持”，保证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这个被古人无限期盼却又无法实现的执着梦想，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正在从书本走向现实，今天已经触手可及。展望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将由我们亲手完成。把《建议》描绘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就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更为扎实的前进基础。「第二章」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建议》的重点和亮点，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确立发展新理念、开拓发展新境界的坚定决心。《建议》中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可以概括为包括三个重点：创造引领型发展、发挥科技的引领作用、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其中创造引领型发展是创新驱动发展核心目标，发挥科技的引领作用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手段，而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一、加快塑造引领型发展《建议》将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作为“十三五”期间战略任务予以部署，明确要求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是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1．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

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既是中央对经济运行新态势的重大战略判断，亦是当下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呈现特定的变化和要求。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直接表象，是经济增速开始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增速则从两位数降至个位数，“十三五”将告别过去长时期两位数增长的阶段，进入到7%-7.5%左右的中速调整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明显下滑，不排除金融危机延续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是经济规律作用的使然。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典型特征是以规模速度为中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在过去底子薄、基数小的条件下，依靠高投入，利用后发优势，起到了在短时期内后进追赶先进的作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如果不突破特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等约束，经济增速必然会逐渐放缓。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膨胀，庞大的总量和基数，也难容忍将这样的高速增长保持下去。可以说，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增速为标志的“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既是国际规律使然，也是我国主动调整使然。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实际增量仍然可观。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这一时期，投资的边际效应必然会减弱（2011年投资弹性系数为0.57，意味着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GDP增长0.57个百分点。而到了2013年，投资弹性系数下降为0.45，即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仅能拉动GDP增长0.45个百分点），从长远健康发展来看，要逐步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大众创业。中央在对新常态的描述中也明确指出：“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仔细梳理中央对新常态的描述，可以发现，它们最终都无一不指向中国经济发展的增效提质，处处都体现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图。为此，我们要主动放弃粗放式、外延式、数量型发展模式，致力于精准式、内涵式、质量型发展模式，把握我国发展大势，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创新为龙头，通过产业升级、产品换代，逐步走上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之路，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路，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以经济发展的全新面貌迈进新常态。2．创造“引领型发展”的着力点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过去几十年比较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长期以来不少产业和产品处于跟踪仿制阶段，路越走越窄。目前后发优势的利用空间逐步缩小，需要创造自己的先发优势，培育高端要素、高端产业、创新高地，加快形成高端引领的发展格局。《建议》指出，未来我国创造“引领型发展”，应该主要包括如下四个着力点：

依靠创新汇聚融合高端要素，培育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随着技术、信息、制度、人才和企业家才能为代表的创新要素比重不断提升，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必须高度重视聚集高新技术、高端装备、高级人才和高水平服务等，发展以技术、品牌、质量为核心的新产品、新产业和新市场。特别要做好创新转化为产业活动的“加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机制融合发展，无中生有、有中生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

依靠创新培育发展高端产业，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新优势。创新要落到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优势上。要紧紧抓住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构建结构合理、先进管用、开放兼容、自主可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支撑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使我国产业的科技含量更高、附加值更高。加快“互联网+”行动的落实，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基础。围绕“中国制造2025”，发展智能绿色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围绕国家能源战略，发展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技术，推进能源供给与消费革命。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发展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等等。

依靠创新打造形成创新高地，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新空间。创新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基石和有力支撑，必须聚焦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配置创新要素，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增长极。要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瞄准“一带一路”建设等，统筹国内外创新资源，建设面向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基地，加强国际创新产能合作。要加快推进北京、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为重要载体，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形成若干高水平、有特色优势的产业聚集区，逐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择。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消除不利于创业、创新发展的各种制度束缚和桎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开办新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兴产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新引擎、形成新动力。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创新，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增强创业创新制度供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营造均等普惠环境，推动社会纵向流动。尊重创业创新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创业者面临的资金需求、市场信息、政策扶持、技术支撑、公共服务等瓶颈问题，最大限度释放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开辟就业新空间，拓展发展新天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强创业、创新、就业等各类政策统筹，部门与地方政策联动，确保创业扶持政策可操作、能落地。有条件的地区可先行先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业创新经验。加强创业创新公共服务资源开放共享，整合利用全球创业创新资源，实现人才等创业创新要素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推动各行业创新商业模式，建立和完善线上与线下、境内与境外、政府与市场开放合作等创业创新机制。二、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全面创新是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全要素、全系统、全方位变革，各类创新中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是科技创新，最困难、最具挑战的也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具有决定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为此，《建议》强调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1．我国科技创新中仍存在诸多弱项，制约着引领作用的发挥

我国制定并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出台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十二五”时期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科技发展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呈快速增强趋势，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常态，为我国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从未来对全面创新的引领来看，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科技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近年来，我国的科技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与世界科技前沿的差距在缩小，在一些重要领域紧跟世界科技发达国家的步伐，有些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新兴领域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科技发展速度位居世界首位，科技产出增长显著加快，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强，全民创新意识和科学素养大幅提高。但是，而且无论是基础科研和应用科研能力，还是开发创新能力，中国都远不及美国，核心创新能力不足，表现在：一是原始科学创新能力不足，在可能发生科学革命的重要方向上，我国基本上处在前沿跟踪的水平，真正由中国人率先提出和开拓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寥寥无几。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许多重要产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布局薄弱，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

我国全球研发投入增长速度最快，但研发投入总量不足。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中国是全球研发投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中国研发总支出为2080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研发执行国。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中国研发支出年均增长20.7%。中国也是研发强度上升最快的国家，从2001年的不到1.0%跃升到2011年的1.8%，几乎翻了一番。根据经合组织2014年1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研发强度达到1.98%，首次历史性地超过了欧盟28个成员国1.96%的总体水平。据美国巴特勒研究所和《研发》杂志的最新报告预测，2014年中国研发投入将达到2840亿美元，为美国的61%，研发强度为1.95%。中国研发强度的提高主要是受到企业研发支出增长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科技创新程度的提高。中国将于2015年实现研发强度达到2.2%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到2018年将超过欧洲34个国家的研发总和，到2022年前后将达到6000亿美元，超过美国（绝对值）。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但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量仍不及美国的一半。

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迫切要求，而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道路尚未形成。当前，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进出口趋势正在同步发生。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而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道路尚未形成，我国创新能力和体制机制还远不能适应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实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中国还需要克服很多重大挑战。2.“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强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向

当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成为当前乃至“十三五”时期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面对新形势，“十三五”科技发展应确保完成三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一是确保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胜利实现；二是确保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三是确保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实现这一宏伟愿景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既面临着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又面临着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健康、空天海洋、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关系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能否有效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构建支撑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八大经济社会基础和战略体系，即：可持续能源与资源体系、先进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无所不在的信息网络体系、生态高值农业和生物产业体系、普惠健康保障体系、生态与环境保育发展体系、空天海洋能力新拓展体系、国家与公共安全体系等，着力解决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战略性科技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将我国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的战略性方向概括为如下七个方面。

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的先导。要稳定支持重点学科方向的自由探索，切实加强重大交叉前沿领域的前瞻部署，强化创新源头供给。围绕世界科学前沿方向和国家战略需求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基地，推进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加强大科学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并凝聚一批走在世界科学前沿的高水平团队。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为我国和世界科学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突破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技术。战略前沿技术事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长远发展。要采取差异化策略和非对称性措施，强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重大技术研发，实现弯道超车。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着眼保障国家安全，加强深海、深地、深空和信息安全领域的战略高技术部署。围绕城镇化、环境治理、人口健康、公共服务及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探索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促进民生改善。面向未来，还要在量子通信、新一代信息网络、类脑机器人、纳米技术等领域，尽快部署启动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力争在国家战略优先领域率先跨越。

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企业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能力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但依靠科技创新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仍然不多。要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要支持行业领军企业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鼓励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吸引集聚全球优秀人才，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引导中小微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构建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强化普惠性政策支持，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实施范围，推动设备更新和新技术广泛应用。

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加快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着眼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推动各创新主体打破壁垒开展深度合作，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鼓励企业主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支持联盟承担产业共性技术研发重大项目，完善产业创新链。加强各类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促进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和有效配置；建立从实验研究、中试到规模化生产的全过程科技创新融资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建立军民融合重大科研任务形成机制，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化。

构建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围绕重点学科领域和创新方向，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大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要为科研人员营造更加宽松的科研环境，改革科研评价和奖励制度，健全人才流动机制，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鼓励人才弘扬奉献精神。

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这是科技管理方式的重大改革，要求政府更加注重抓宏观、抓战略、抓前瞻、抓基础、抓环境、抓监督，更加注重向创新链前后端延伸，更加注重优化政策供给，更加注重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形成全链条统筹推进的工作格局。建立国家高层次创新决策咨询机制，提高科技创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完善计划项目生成机制和实施机制，更加聚焦国家战略目标，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在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领域和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要积极作为，切实加大对基础研究和战略前沿、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形成一系列激励创新创业的政策工具箱，积极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崇尚创新创业的文化环境。

坚持全球视野，全方位推进开放创新。当前全球创新要素开放性流动显著增强，为我国有效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提高创新起点提供了有利条件。要紧跟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加强科技外交和科技国际化布局的顶层设计，统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水平。支持企业面向全球布局创新网络，鼓励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按照国际规则并购、合资、参股国外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提高海外知识产权运营能力。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支持外资机构在中国设立技术研发机构，实现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主动设置全球性创新议题，深化创新对话机制，积极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规则制定，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三、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全面释放创新活力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目标的制度基础。1．体制机制仍是制约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历经30年，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渐进地、逐步地被破除，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也根据形势发展不断调整。总体来说，30年的改革历程虽然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热情，促进了科技的产业化，使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有了根本的改观，但改革到现在，在急切需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引领、创造引领型创新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科技体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问题和挑战。这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尚未理顺。政府在科技管理上，可以说是越位和缺位并存。目前，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某些长期惯性依然存在：在一些方面管得过多、过细，限制得过严、过死，比如在科技计划项目的立项、评审和审批等环节，政府管得过多。科技行政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有待改革，政府直接参与具体项目的评价、选择和跟踪管理过多，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财政科技资金结构设置不合理，业务交叉重复现象较多，项目实施及经费分配使用的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分权制衡机制和监管力度有待加强，公平透明的资金分配机制尚待完善。

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支持力度不够。当前，我国财政科技支出投向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经费仍显不足，从长远来看，很不利企业创新的持续性。从国际经验看，先发国家更为重视基础研究，比如美国《2009年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投入的180亿美元研究经费绝大部分都用到基础研究领域，只有少量的经费投入到了发展活动中。后发国家中创新基础相对较好、有能力搞集成创新、有志于赶超先发国家的一般较为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比如韩国。随着我国科技创新后发优势的逐步消失，企业引进新技术的难度将更大，搞集成创新与自主创新是必然趋势，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强有力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为支撑，而当前我国对这方面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

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不够完善。我国技术创新市场机制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需进一步强化。如我国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比例较低、创新能力不足。二是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结合不够紧密。完善的技术创新市场机制应当是技术创新较为容易获得金融资本的支持，体现在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紧密结合，目前我国科技金融的规模还比较小，科技金融结合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风险资本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科研院所和高校集聚地区）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催化作用还没有完成发挥出来。三是技术市场的发育还不够完善，原始创新成果向市场转移转化的渠道不顺畅，阻碍了企业获取源泉技术。

部分科研院所尚未实现转制。我国在技术开发类型科研院所的改制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大量的改制工作仍没有到位，部分院所实现了改制但未转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大部分科研机构国有资本仍占支配地位，有的科研机构虽然实行了股份制改造，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而另一方面，公益类型科研机构的改革也面临一定程度的困难，部分公益类科研机构还按照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没有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特别在人事制度、管理体制、组织架构，仍沿用原有体系，仅仅完成了“壳”的改造而未实施科研体制的改造。

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不完善。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始终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历年来国家改革的重点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最重要环节，目前我国科研机构主要科研成果的市场需求偏低，部分科研成果存在市场需求很低，难以转化的情况。科技与金融、产业融合仍然不够紧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具体来说，一是科技成果转化激励不够。高校、科研机构有关无形资产处置权限较低，严重制约我国职务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同时，对科研成果的考核，重视成果鉴定、论文评奖和职称评定等，致使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二是科技成果转移通道不畅。生产性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科技型服务机构数量不足且规模偏小，科技服务专业人员缺乏，体制机制欠完善。三是科技成果转化立法有待加快。我国对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估界定模糊，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不足，对职务发明的权属政策不明晰，亟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关立法。2.“十三五”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针对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建议》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一要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二要建立从实验研究、中试到生产的全过程科技创新融资模式；三要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四要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五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具体来说，可包括如下12个着力点。

建立企业主导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建立高层次、常态化的企业技术创新对话、咨询制度，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政府更多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方式，支持企业自主决策、先行投入，开展重大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装备和标准的研发攻关。开展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后补助试点。开展龙头企业创新转型试点，探索政府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新机制。坚持结构性减税方向，逐步将国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方式转变为以普惠性财税政策为主。统筹研究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政策，完善企业研发费用计核方法，调整目录管理方式，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适用范围。健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加大技术创新在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中的比重。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进行分类考核，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考核机制。完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则的支持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政策，加大创新产品和服务采购力度。鼓励采用首购、订购等非招标采购方式以及对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促进创新产品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研究完善使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鼓励政策，健全研制、使用单位在产品创新、增值服务和示范应用等环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

加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支持方式。制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条件和标准，为落实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开辟便捷通道。完善中小企业创新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创业孵化、知识产权服务、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等机构的专业化、市场化改革，构建面向中小微企业的社会化、专业化、网络化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修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重点鼓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将涉及文化科技支撑、科技服务的核心技术纳入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落实和完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相关措施，完善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评审优惠等措施。

健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机衔接。鼓励构建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制定促进联盟发展的措施，按照自愿原则和市场机制，进一步优化联盟在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的布局。加强产学研结合的中试基地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探索在战略性领域采取企业主导、院校协作、多元投资、军民融合、成果分享的新模式，整合形成若干产业创新中心。允许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开展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设立流动岗位吸引企业人才兼职的试点工作，允许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设立一定比例流动岗位，吸引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企业科技人才兼职。试点将企业任职经历作为高等学校新聘工程类教师的必要条件。改进科研人员薪酬和岗位管理制度，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与企业间合理流动。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加快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建立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和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完善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结构，推动科研机构制定章程，探索理事会制度，推进科研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制定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规范领导人员任职资格、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激励、监督管理等。在有条件的单位对院（所）长实行聘任制。推进公益类科研院所分类改革，落实科研事业单位在编制管理、人员聘用、职称评定、绩效工资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坚持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方向，对于承担较多行业共性任务的转制科研院所，可组建产业技术研发集团，对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和市场经营活动进行分类管理、分类考核。推动以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转制科研院所深化市场化改革，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或整体上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对于部分转制科研院所中基础能力强的团队，在明确定位和标准的基础上，引导其回归公益，参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支持其继续承担国家任务。研究制定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办法，对基础和前沿技术研究实行同行评价，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对公益性研究强化国家目标和社会责任评价，定期对公益性研究机构组织第三方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财政支持的重要依据，引导建立公益性研究机构依托国家资源服务行业创新机制。扩大科研机构绩效拨款试点范围，逐步建立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绩效拨款制度。实施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发挥集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于一体的优势，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制定鼓励社会化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意见，探索非营利性运行模式。优化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布局，按功能定位分类整合，构建开放共享互动的创新网络。制定国家实验室发展规划、运行规则和管理办法，探索新型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实行科技人员分类评价，建立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各类人才培养、使用、吸引、激励机制，制定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改进人才评价方式，制定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升人才评价的科学性。对从事基础和前沿技术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不同活动的人员建立分类评价制度。完善科技人才职称评价标准和方式，制定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促进职称评价结果和科技人才岗位聘用有效衔接。研究制定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的政策意见，健全鼓励创新创造的分配激励机制。优化工资结构，保证科研人员合理工资待遇水平。推进科研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完善内部分配机制，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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