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丹丹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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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未解之谜：考古发现试读：
前言
21世纪的曙光刚刚揭开天幕，一场太空探索热便如宇宙之光照亮全球，一个个云遮雾绕的宇宙未解之谜被揭去神秘的面纱，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宇宙这个布满星座黑洞的魔幻大迷宫，向我们展现了走向太空熠熠闪烁的道路。
太空将是我们人类争夺的最后一块“大陆”，走向太空，开垦宇宙，是我们未来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我们未来涉足远行的主要道路，因此，了解太空，感知宇宙，必定为我们未来的人生沐浴上日月辉映的光芒，也是我们走向太空的第一步。
飞碟来来往往，留下多少诱惑，也留下多少探索，多少年来，我们从未停止过捕捉飞碟，却只获得一圈飞逝的光环。让我们跟随飞碟轨迹，寻找它们的家园。
外星人攻击地球人吗？外星人在改造地球吗？外星人在制造谜团吗？外星人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他们行踪不定，行动诡秘，人们相信他们比地球人强大而文明，但他们的来历和身份始终是一个谜。
地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摇篮，但地球上的许多现象令我们费解，使我们对熟悉的地球感到陌生，我们须漫游地球，重新认识地球，解剖地球。
沧海横流，浪花飞腾，那是我们雄心壮志的象征。我们尽情巡航，寻觅蕴藏的奥秘和宝藏，那霞光万丈的朝阳，就是我们金色的彼岸，那劈波斩浪的呼呼海风，就是我们凯旋的歌唱。
历史河流淹没了人类前进的许多脚迹，我们寻找这些遗失的蛛丝马迹，就好像寻找我们自己。面对过去，我们感到茫然而迷失，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祖先，寻找我们的未来呢？
人类的辛勤劳动留下多少宝贵的财富，那都是我们人类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人类生生不息，财富则源源不断，那么，这些财富到哪里去了呢？哪里是我们人类的聚宝盆呢？
从太空到地球，从宇宙到海洋，世界的奥秘是无穷的，人类的探索是无限的，我们只有不断拓展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发现更多的丰富宝藏，破解更多的奥秘现象，才能使之造福于我们人类的文明。
为了激励广大读者认识和探索宇宙无穷奥妙，普及科学知识，我们根据中外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辑了本套书。主要包括宇宙、太空、飞碟、外星生命、地球、海洋、考古、宝藏等存在奥秘现象、未解之谜和科学探索诸内容，具有很强系统性、科学性、可读性和新奇性。
本套书内容精炼，语言简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形象生动，非常适合读者阅读和收藏，其目的是使广大读者在兴味盎然地领略宇宙奥秘现象的同时，能够加深思考，启迪智慧，开阔视野，增加知识，能够正确了解和认识宇宙奥秘，激起热爱科学和追求科学的热情，掌握开启宇宙世界的金钥匙，使我们真正成为世界的主人，不断推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法兰西迷宫的宝藏在何处
16世纪和17世纪是宗教争论的年代。
马丁·路德是德国北部的一个牧师，性格聪颖而坚强。他进入雷尔福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修士，在那里学习神学，并且洁身自律。1508年他成为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
1513年利奥十世任教皇时，财政濒临破产。为了筹集现款，教廷开始销售“赎罪券”。所谓赎罪券就是用一定数目的钱换得一张羊皮纸，允许罪人可以缩短他死后需要呆在炼狱里涤罪的时间。按照中世纪后期的信条，教会既有权为凡是在死之前真正忏悔的人赦罪，当然也有权向教徒代为祈祷而缩短其灵魂呆在炼狱里赎罪的时间。但这些赎罪券必须用钱来买。
1517年，有一个名叫约翰·特茨尔的多明我派教士被派到萨克森地区专门销售赎罪券。这人原来是推销员，采取强买强卖来兜赎罪券。路德看到后觉得十分气愤，1517年10月31日，他走到维滕堡的宫廷教堂的门前，在门上贴出一张用拉丁文写着95条论点的布告，攻击教会销售赎罪券。路德本无意于掀起一场反叛，他只是反对销售赎罪券制度，并希望他的教会同事们支持他的主张。
然而，令路德始料不及的是，不到两个月，全欧洲都在热切讨论他的95条论点。教皇大为震惊，他命令路德到罗马去做出解释，路德担心被害，不敢前往，于是受到开除教籍的惩罚。
1520年，20岁的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沃永姆斯会议上，判定路德是个在神和人面前的不法分子，禁止所有德国人供他吃、喝和留宿，禁止人们阅读他所写的书。路德则无视教皇的权威，自己动手把全部圣经翻译成德语，使所有德国人民都能亲自阅读和理解“上帝的声音”。
1546年2月，路德去世。一些支持路德、抵制罗马教廷的教徒成立了新教，宗教改革引起的骚乱席卷整个德国，出现旧主教和新教两个对立的教派。更加复杂的是：罗马教皇因反对宗教改革而支持德皇。法国为了反对德国的集权和统一，而支持新教诸侯反抗德皇；荷兰和英国也支持新教徒；丹麦和瑞典则想趁机夺取波罗的海。因此，法国、荷兰、英国、丹麦和瑞典支持“新教联盟”，而德国皇室、罗马教皇、西班牙和波兰则支持“天主教联盟”。这样，不但德国成了当时国际矛盾的焦点和各派势力争斗的战场，而且很快连整个欧洲也变成了一个政治与宗教斗争的大战场。
夏朗德位于法国西南部，虽然只有1000多居民，但也是一座历史名城。1569年的法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打得不可开交，“异端邪说”被视为洪水猛兽，新教徒开始迫害天主教徒。天主教也不断把新教徒送上断头台。不论是哪一派的教徒，遇到对方都可能转眼之间招来杀身之祸，且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就将对方斩尽杀绝于混乱之中。
法国科利海军司令手下的一名中尉罗日·德·卡尔博尼埃男爵在占领夏朗德以后，不仅纵火烧毁夏朗德修道院，还屠杀了所有的修道士。
大屠杀之前，可能修道士们提前预见到这种被杀的可能性，早已十分谨慎地把圣物和财宝隐藏了起来。然而，由于没有一个修道士能逃脱灭顶之灾，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这批圣物和财宝也随之成了千古之谜。
几百年来，夏朗德居民一直都会不时地奇迹般地发现闪闪发光的金银财宝和各种罕见的圣物。而且每隔7年，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有不少宣称“修道院的珍宝将出现在圣体显供台下”的布告张贴在夏朗德的大建筑物正门和古老市场的柱石上。令当地人心存异动，又不知所措。这使人们更加坚信，此地一定埋有一笔宝藏。
但是它们究竟隐藏在何处呢？
像我们中国的地道战一样，不知400多年前的夏朗德人是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把这座小城的地下挖成了纵横交错的地下网道，其复杂程度不亚于现代的迷宫。这些地下网道大部分都跟地面建筑物接通，一部分地下网道与城堡相连，一部分地下网道与修道院、教堂接通，另一部分地下网道则与住宅、庄园相通，地下网道之间彼此连接。进入现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讲究“私密性”，这些地下通道有的因几百年失修造成坍塌，大多数已被居民们用水泥黏合的厚墙所隔断，所以要清理发掘这些地下通道几乎已不可能。
克莱蒙家族的后代子孙们一直在流传着他们家族在400多年前的一次奇遇：
1562年，有个年轻牧羊人克莱蒙为了逃脱胡格诺派教徒的迫害，躲进夏朗德附近的一个山洞中。他在山洞中偶然发现一个地下通道网。他沿着其中一条地道一直走了两天以后，发现有一个出口就在离夏朗德4公里处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据克莱蒙讲，这条地道之宽，足可以让一名骑士骑着自己的坐骑大摇大摆地行进，而且，地道里还有一大一小两座教堂，大的可能属于夏朗德城的楠特伊·昂·瓦莱修道院，小的也许属于夏朗德的圣索弗尔修道院。看来，这些地道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其功能可能是藏宝、作战、修道等。法国作家马德莱娜·马里亚还把这一传说写进了《夏朗德人的故事和传说》一书之中，此书被列为寻找夏朗德城珍宝的参考书之一。
住在离夏朗德附近4公里（地址与克莱蒙的说法不谋而合）处的巴罗尼埃小村里的维尔纳太太说：“50年前，我父亲对我讲，山洞里有一条可以通到山冈底下的地道。他曾在地道里看见过一座很高的大厅，像教堂一样，四周有100个凳子。这个地下工程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可以通过夏朗德城的楠特伊。”维尔纳太太所讲的他父亲的故事与克莱蒙所看到的一切相同。这似乎更进一步印证克莱蒙家族后人的传说。并且，当初不止一人进入过这条地下通道。
另外，据当地记载，圣索弗尔修道院当年曾修筑有一条20公里长的地下通道，可以直达夏朗德城的楠特伊、昂·瓦莱修道院。因此，如果这个神秘的地下通道网确实像牧羊人克莱蒙所讲的那样，那么夏朗德修道院的财宝，尤其是那些体积大且价值昂贵的财宝和圣物珍品，像金盘子、校形大烛台、瓷器，很可能藏在那里。
前几年，夏朗德有一群孩子在玩捉迷藏游戏时，在佩里隆家所在地区的一幢老房子下面发现过一条地道。孩子们非常好奇，他们偷偷溜进地道中，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没走多久就发现远处有一个带3个跨度的拱顶大厅，里面还有一个石头祭台。有人猜测，它很可能是一座地下教堂。那么，把教堂修到地下是什么目的呢？
有人认为是出于一种宗教虔诚，是想表明不但在地上，而且在地下人们都供奉上帝；有的人认为小教堂也许是一种标志，很可能是指明财宝藏于何处的标志。遗憾的是，从这个被认为是地下小教堂大厅伸延出去的地道已经有1/3地方被塌下来的土所填满。所以，尽管人们众说纷纭，但再也无法考证。
据那幢房子主人的一个孙子说，他小时候曾跟着父亲在这条没完没了的地道中走了一二公里，直到夏朗德河边附近时才发现地道早已被填塞。他父亲经过仔细观察后认为，过去有一些人也曾进入过这个地道，他们很可能发现了一笔财宝，但在挖掘时，由于误触了机关而使地道塌方，结果人财两空。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看法，也有好奇的人慕名来此，想进入地道看看到底是什么机关。但遗憾的是，这块地方的主人拒绝让任何人进入，这就使进一步的探索无法进行。
当地人还说，有一条从一个谷仓底下开始的地道可通到圣索弗尔修道院及其四周附属的8座教堂。这条地道在朝这座房子方向另有一条支道可通往一座地下小教堂，从那里又可以继续通往巴罗尼埃村附近的一个山洞。在这个山洞里还有一个进口，可直达一座地下大教堂，在大小教堂底下还有一些地道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也许那笔巨大的藏宝就埋藏在此处。
总之，在夏朗德这座古城，不仅布满着迷宫一般的地下网道和大小教堂，而且还埋藏着中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笔难以估价的珍宝。几百年来，它令一代代寻宝者遐想联翩，但至今仍没有人能够找到。
沉默的墓穴财宝
目前在法国境内共有36000座城堡，这些美丽的城堡都有着好几百年的历史，大都是法国中世纪传统建筑。几百年来，每一座城堡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雷恩堡宝藏就是在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堡发生的。
帕里斯是个老实巴交的大男孩，一天，他来到到雷恩堡附近的一片山丘上放羊，看着羊儿在那边悠闲地吃草，帕里斯便躺在一个草丛里做着美梦睡着了。醒来时，他发现平日里那只最为顺从听话的老山羊不见了。这可把他急坏了，赶紧四处寻找。在不远的山坡下，他看见下面有个大裂缝，心想：“是不是羊钻进那里面了呢？”便疑惑地走了下来。再仔细一看，里面竟看不到尽头。怎么办？
想到家里父亲那威严的目光，他还是给自己壮了壮胆，顺着这个看不到头的地道，一直走了进去。
地道里很幽暗，只能接着外面的一点光亮。越往里走越黑，越黑他越怕，他几乎是一步步地挪动着往前模着走。再往里走，他吓得魂都要出来啦！因为他眼前到处都是骷髅。万分惊愕之中的帕里斯竟不由自主双腿一软，跪在那些骷髅旁，不停地向上帝祷告，生怕里面突然有鬼魂蹿出来把他弄死。大男孩毕竟是个小男子汉，后来他慢慢稳定了下来，这时他才注意到，原来里面并不都是骷髅，地上还摆放着几个已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的大箱子。大胆地掀开了箱子，突然眼前一亮：原来里面全是金币！
帕里斯将金币装满了自己的口袋，转身就往家里跑。接着而来的可以想像。这次惊险的经历，一夜之间彻底地改变了他和他父母的家庭状况，并很快招来了雷恩堡人的议论纷纷：有的不解，有的猜测，有人嫉妒，甚至有人到地方官员那里去告发了他。帕里斯是个虔诚的教徒，他不愿意说假话，但也不愿意说出来真相。由于他始终没有透露这些金币的真正来历，结果竟以莫须有的盗窃罪冤死于狱中。但是，这个倔强的孩子到死也没有说出来那个地下墓穴的秘密。
那个地下墓穴到底有多少金币？有多少财宝？又是谁隐藏在那里的呢？经过后人的考证，那是一笔多达1850万金币（1914年相当于180亿法郎）的宝藏！
这么大的一座“金山”，它们到底是谁的呢？
在法国人近百年的众说纷纭中，大致有三种说法比较集中：
有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笔巨宝是1250年法国摄政王后布朗施·德·卡斯蒂耶隐藏的，它们至少已有700百多年的历史。王后为什么要把这笔宝藏藏在雷恩堡呢？
有人推测，1250年2月，由于不堪贵族主的压榨和国王赋税的负担，由牧羊人、农奴和城市贫民为主的一场武装暴动曾一度席卷了法国的北部和中部。为了躲避暴动的冲击，卡斯蒂耶王后带人来到了雷恩堡。那时雷恩堡叫雷达，有近3000名居民，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墙，易守难攻，被认为是一座攻不破的城堡。而且这个城堡背靠大山密林，进退都比较自如。更主要的是，雷恩堡位于西班牙的大道上，必要时，还可以退往西班牙躲避。所以，摄政王后决定把雷恩堡作为临时的“道府”，把这笔国库巨宝隐藏在当年称之为“城堡主塔”底下的一个秘密处，以作为她需要时的储备金。
这笔财宝足以供养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它对于重建霸业具有重要意义。摄政王后死于1252年，临终前她把这桩秘密告诉了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即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或称圣路易。路易九世从小善于骑马狩猎，未满13岁即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十字军东征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1244年，当时的耶路撒冷已落入异教徒之手，他决定前去解放圣地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8月25日，他率领着35000名骑士和一百艘战船启程后在塞浦路斯登陆，随后占领了达米埃塔。1250年，路易九世在埃及的曼拉苏被俘，不得已交出40万赎金才获得自由。1250~1254年，他在耶路撒冷住了4年，试图重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1269年再次决定远征非洲，1270年7月初率军在突尼斯登陆，起初连连获胜，占领了迦太基。此后其军队遭瘟疫袭击，他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性命。临终前，他把这个秘密连同一卷羊皮纸一起告诉了他的继承人。
随后，勇敢者腓力三世十分警惕地守卫着这笔巨宝，他除了保留着那卷植物羊皮纸之外，还把一些知情者秘密处死。本来，他也想将来告诉他的继承人，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在斯奥米加斯战役以后的回国途中突然死于热病。
腓力三世的继承人是腓力四世（1268~1314年），他生于枫丹白露，3岁丧母，16岁封为骑士。此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金发碧眼，遂有“美男子”之称。他于1285年随父王南下参加为兄长查理争夺阿拉贡王位的战役，1294年开始对英格兰的战争。1303年与英格兰议和之后，把自己的女儿伊萨贝拉公主嫁给英格兰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二世。这一联姻使英法两国多年相安无事。在英法息战之前，腓力四世曾率兵镇压佛兰芒人。由于十多年战争的大量支出，结果弄得民穷财尽。1306年，为了搜刮民财，他决定驱逐所有犹太人，查抄他们的财产。出于同样的动机，1307年9月，他解散了圣殿骑士团，获得大量财富。遗憾的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先王隐藏着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宝。
也有人认为，这笔巨宝不一定就是圣路易国王的母亲所隐藏，而可能是法国古代一个叫阿拉里克国王的财宝。阿拉里克国王的首都当年也设在雷恩堡，据说这个国王骁勇善战，从征战中夺取了不少财宝。但这一说法缺乏证据，因为这个墓穴是按照卡斯蒂耶的羊皮纸上的铭文找到的，金币铸造的时间是1250年以前，而不是古代的货币。
还有人认为，这也许是中世纪法国的异端教派纯洁派的财宝，因为雷恩堡曾经是纯洁派的主要据点之一。据历史记载，该派教徒生活很俭朴，却积累了不少财宝，并常常把财宝埋藏起来以做应急之用。这笔宝藏，可能就是“纯洁派”积累和隐藏起来的应急财富。但后来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知道底细的财宝守护者失去了传承，遂使宝藏失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1654年，人们重建雷达镇，并改称为雷恩堡。从此，这笔巨宝的真正下落就成了历史谜案。
200多年的岁月抹去了帕里斯和这笔财宝所有的痕迹。雷恩堡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1892年，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又使雷恩堡教堂神甫贝朗热·索尼埃跨入了神秘的地下古墓，从而使雷恩堡引起全法国关注的目光。
贝朗热·索尼埃于1885年被任命为雷恩堡教堂神甫。此人十分虔诚，乐善好施，不久便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也得到了年轻美丽的玛丽·德纳多的芳心。
1892年，索尼埃得到了一笔2400法郎的市政贷款，用以修缮他的教堂和正祭台。
贝朗热·索尼埃神甫连忙用这笔钱请来泥瓦匠来修缮教堂的屋顶。一天，泥瓦匠巴邦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叫神甫帮他在几根打过蜡的空心圆木柱中挑一根作为正祭台的柱子。神甫随手拿起一根圆木，发现里面有一卷陈旧的植物羊皮纸，纸上写着一些带拉丁文的古法文。乍一看，这无非是《新约全书》里的一些片段。但索尼埃凭直觉猜想，里边肯定大有文章。
索尼埃神甫草草结束教堂的修缮之后，便把一切精力都用到钻研这卷羊皮纸上。他认出来里面有段《新约全书》中的内容，还发现了上面有法国摄政王后布朗施·德·卡斯蒂耶的亲笔签字以及她的玉玺印章。于是在1892年冬天他动身去了巴黎，求教语言学家。出于谨慎，他给语言学家们看的仅是一些无法说明意思的只言片语。
最后，他终于领悟到，仿羊皮纸上写的是有关法国女王隐藏的一笔1850万金币巨宝的秘密。索尼埃在返回雷恩堡时虽然还没有弄清楚这笔巨宝究竟藏在何处，但已掌握了可靠的资料。他首先在教堂寻找，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一天，漂亮的玛丽在公墓中看到从奥特布尔·白朗施福尔伯爵夫人墓上掉下的一块墓志，上面还刻着一些奇特的铭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铭文竟与羊皮纸上的文字极为一致。难道宝藏就藏在那座古墓底下？
神甫在玛丽的协助下，开始在公墓中转来转去。一天晚上，他们终于从伯爵夫人的墓志铭中得到启示，在一个早已空空旷旷的被称之为“城堡”的墓地底下发现了一条地道。他们顺着200多年前那个倔强的男孩帕里斯当年走过的地道，终于走进了一座神秘的地下墓穴，发现了里面的金币、首饰以及其他贵重物品！
索尼埃并没有忘记存在着的危险，为了永久的保守这个秘密，他干脆悄悄刮掉公墓中伯爵夫人墓石上的铭文，并精心消除了所有能使他人发现地下墓室的蛛丝马迹，又把那卷羊皮纸也藏进了只有他和玛丽知情的地下墓室。
神甫和玛丽从地下墓室中弄出了不少金币和首饰，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之后封闭了墓穴。
为了掩人耳目，他和玛丽商定，他先去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德国，把金币兑换成现钞，随后用玛丽·德纳多的名义通过邮局寄到这里。不久，到1893年时，索尼埃神甫已经成了腰缠数十万贯的富翁。
他请来最好的建筑设计师，用最好的材料，整个重新翻修了教堂，新修的教堂富丽堂皇、高贵典雅，可以和法国任何一个著名的教堂相媲美。接着他翻建了住宅，在带喷泉和假山的花园里盖上了凉亭。后来又买地买房，这一切都是以玛丽·德纳多的名义进行的。再后来神甫又娶玛丽为妻，迷人的玛丽一下子成了雷恩堡当地最尊贵的第一夫人。神甫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变，这种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暴富，很快引来人们的各种猜疑。先是镇长，后是主教、大主教，直至教皇都在不断地追问他的钱到底是从哪来的。
镇长最早来找神甫，过问他的经费来源，甚至怀疑他贪污教友们的钱财。神甫对镇长说，他继承了在美洲的一位叔父的遗产，并给了镇长5000金币（1914年相当于560万法郎），镇长拿到金币之后再也不问什么了。
负责管辖雷恩堡镇教堂的大主教比拉尔对索尼埃的所作所为也深感不安。他派人进行调查，但神甫的金币、美酒和佳肴使这次调查不了了之，连比拉尔大主教也收到了一笔金币，从此装聋作哑。
1897年，索尼埃神甫开始兴建贝达尼亚别墅。这座带围墙和塔楼的别墅的费用相当于100万金币。为了四季能观赏鲜花，神甫还盖了一座暖房，还有供他洗澡用的豪华浴室。他把一切都做得太过分、太夸张了，这种奢华超出了当时所有人的想像。比拉尔主教的继承人德·博塞儒尔主教大人，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要求索尼埃神甫对他的财富解释。但此时的索尼埃根本不把这位主教大人看在眼里。
事情终于闹到教皇那里，教皇要求罗马法庭调查此事。索尼埃神甫被传到罗马出庭。最后，法庭宣布停止索尼埃的神甫任职。
财大气粗的神甫并不理会罗马法庭的判决，他继续在自己别墅里的小教堂做弥撒、祈祷。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教区教民也都来他家中做祈祷、弥撒。结果使得新上任的神甫非常尴尬，不得不发誓再也不去雷恩堡了。
索尼埃还热心于公益事业，作为一名神甫，他拟定了一个美化雷恩堡的长久规划。他表示要修筑一条通往库里伊萨的公路，兴建引水工程、水利设施，购买车辆，方便当地人的出行。其预算总开支达800万金币，这在1914年相当于80亿法郎的天文数字！
遗憾的是，神甫美好的规划还没来得及实施，1917年1月5日，他刚在几笔订货单上签字，就被肝硬化夺走了生命。痛不欲生的玛丽把神甫的遗体盖上一层带红色绒球的遮布，摆放在阳台上。全雷恩堡的居民都自动来为神甫做了祈祷，每个人都从神甫的遗体的遮布上拿走一只红绒球，就像是从圣徒那里拿走一件圣物一样。
此后，玛丽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那个古墓地秘密也只有玛丽一个人知晓了。
1946年，温柔的诺尔·科比先生在玛丽晚年时认识了孤独的玛丽。他整天陪玛丽散步、聊天，这赢得了玛丽的信任和友情，觉得此人十分可靠。一向守口如瓶的玛丽一天晚上对科比说：“您无需担忧，将来你也会有花不完的钱。我临终前会告您一个秘密。”但不幸的是，1953年1月18日，玛丽突然病倒后不省人事，带着她心中的藏宝秘密离开了世界一去不复返。
可怜的科比先生没能知道这个秘密，也没能从玛丽那得到任何好处，但却添了一块心病。从此，他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雷恩堡到处乱转，企图找到这笔财宝。经过10年的日夜搜寻，直到1965年，科比终于绝望了。
也难怪，当年索尼埃和玛丽之所以能找到那座墓室，靠的是指点迷津的羊皮纸和墓石上刻的铭文，当这两条线索都再次被人消除之后，后来者又到哪儿去寻找呢？
古墓盗宝者的厄运
自古以来，那些盗墓者、破坏文明者和盗窃古代宝物者似乎都逃不脱厄运的惩罚。比如说，人所共知的那口埃及石棺，更确切地说，是这口石棺的残缺不全的棺盖，至今还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阿勒图尔·韦伊加尔在《图坦卡蒙的陵墓》一文中记述了石棺从前的占有者道格拉斯·缪列伊先生的情况：“他于19世纪60年代买下了石棺，石棺就成了他的个人财产，为此，缪列伊先生由于枪筒爆炸而失去一只手。接着，运送石棺的船和从港口运走石棺的马车受损；放石棺的房子着了火，给石棺拍照的人也开枪自杀了。一位和石棺有点关系的缪列伊先生的熟人还失去了许多亲人。”
那些破坏了古墓和圣地宁静的人，包括那些研究者在内，自己从此也可能失去了宁静。比如，1740年8月12日，巴斯的建筑师约翰·伍德建议绘制萨默塞特岛上著名石圈的分布图，据说，那里的石头是按照婚礼上撒旦的客人的意志形成的。人们都劝阻他不要绘制。一份史料记载说：“据当地居民说，任何人都没有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这些发生形变的石头的数目或是绘出它们的分布图，虽然有人试图这样做，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悲惨的命运。他们或者是倒在石头旁，失去知觉，或者是患上一种会把他们送入坟墓的怪病。”
尽管如此，这位建筑师还是坚持要绘制。但是立刻雷声大作，暴雨倾盆，摧毁了石头附近的一部分大树，人们都相信是建筑师破坏了石头的保护神的宁静。这时，人们花了很大气力来说服建筑师，使其相信，他的意图是一种罪孽。
但是，伍德又萌生了另一个“罪孽”意图，他开始绘制索尔兹伯里史前的巨大石柱图。结果又是雷声大作，暴雨倾盆，他不得不躲避到附近的茅舍中。
几年之后，威廉·博拉斯博士开始发掘康沃尔半岛附近的锡利群岛上的“伟人墓”。有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毁坏了岛民们在田里种的玉米和土豆，他们深信，这是对这个外来人的考古发掘的直接报复。
世界的另一端，在日本，当地老百姓都不从米瓦山上和农村的任何一个神庙中伐树。凌辱“圣”树的人会受到无尽的灾难，这开始于公元661年（这在让·格尔别尔特的著作《神道教》中有记载）。赛梅伊皇后降旨把圣林砍掉，建造宫殿。为此，她得到了惩罚：宫殿刚一建成，就被大自然的力量摧毁了，很多朝臣和金库司库都丧生在宫殿的废墟下。年轻的日本武士们看见周围有很多珍贵的树，他们决定用这些树建造自己的宫殿，其结局同样悲惨。
有一个生活在克伦威尔时代的清教徒，砍了格拉斯顿伯里的一棵圣李树的一个树干，以取悦于当时地方上爱说俏皮话的人，而这棵圣树被认为是圣徒约瑟·阿里马费伊斯基的权杖变成的，每逢圣诞节早晨就会开花。结果这个清教徒两眼长出了刺。
牛津郡的历史学家罗别尔特·普洛特博士介绍了他的一本关于克伦威尔有权势者遭受灾难的书，克伦威尔的有权势者于1649年10月13日迁入伍德斯托克斯基皇宫居住，由于太冷，他们决定把当地认为是圣树的一棵皇宫橡树砍倒做劈柴。很清楚，由于这一行动，他们立刻就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一个无形的追踪者”老是跟在他们的身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他们曾看见“一只黑狗”，在各个房间乱蹿，它把椅子甚至很重的家具都碰得东倒西歪。后来，宫里又发出一种脚步声，有一只“手”把重要公文抛撒得到处都是，把它们撕成碎片，抹上墨水。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被非常冒失地砍倒的皇宫橡树做成的劈柴在宫里的各个房间到处乱飞……
奥克尼群岛上出现过一个野人，他是发生在当地农场主家中悲剧的预报者。农场主发掘了本地区的一座大型古墓。突然一个野人、一个保护古墓的白发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穿着一件“破烂的、补丁摞补丁的灰色衣服，手中拿着一顶旧帽子，脚上穿着一双马皮鞋或牛皮鞋，腰系皮带”。“幽灵”警告农场主说，如果他还要继续发掘的话，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必然遭到灾难），他会失去6头牛，他家里将举行6次殡葬。结果，这些事真的兑现了。6头牛一头接着一头死了。农场主家里，接连死了六个人。
埋藏了无数珍宝的亚历山大墓在哪里
公元前336，亚历山大继承帝位后，便大举侵略东方。在短短的10余年里，东征西伐建立起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版图广阔的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曾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英雄，但同时又是一位神秘人物。有关他的传说不可胜数。遗憾的是，他生前的一些历史记载没有留传下来，而后来的一些传抄本及书籍又众说纷纭，矛盾重重，而且带有极浓重的传奇色彩。因此，就是在他死后2300多年的今天，这位古代伟大统帅的业绩仍令人们十分关注，迫切希望发现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陵墓，以求从出土文物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证据。
1964年的一天，埃及亚历山大市的报纸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陵墓找到了！这是波兰考古学家们的巨大成就！”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美国《纽约时报》立刻给波兰考古队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就这一伟大的发现写篇文章，并给予优厚的稿酬。各国记者也争先恐后地飞抵埃及。同时，大批旅游者的涌进使得埃及警方处于戒备状态。
可惜，消息是假的。原来发现的并不是亚历山大的陵墓，而是古罗马时期的一座剧院的遗址。那么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陵墓究竟在哪里呢？他又是怎么死的呢？
关于亚历山大的死因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远征印度时在距离巴比伦不远的地方，迎面碰上了一些精通天文和占卜的祭司，他们劝告他不要去巴比伦，否则凶多吉少。虽然他没有停止前进，但此后却变得心情阴郁。
一次，他驾驶着战舰在湖泊上游逛。突然刮来一阵风，把他的帽子吹走，掉在芦苇丛中，正好落在古亚述国王的墓上。所有的随从以及亚历山大本人都认为这是很不吉利的事。
派去追赶帽子的水手，在泅水回来时，竟大胆地把它戴在自己头上，这就更加强了不祥之感。亚历山大恼怒了，当即把这个水手杀了。不久，亚历山大身患重病。13天后，终于在公元前323年6月的一个傍晚逝世。当了12年零8个月的国王，死时才32岁。
这些琐事，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巧合罢了。其实，大帝的死很可能是由于行军路的艰辛，加之经过多次作战，使得遍体伤痕，在沼泽地里又感染上了疟疾等原因造成的。
另一个传说是：亚历山大之死是因为在宴会上有人往他的酒杯里下了毒药。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亚历山大就不是自然死亡，而是死于阴谋。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下托勒密将军（后来成为埃及王）用灵车把他的遗体运往埃及，安葬在亚历山大城，并为他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
凯撒大帝、奥古斯丁皇帝、卡拉卡尔皇帝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曾到此陵墓朝拜过，还在亚历山大的塑像头上加上一顶金冠。可是到了公元3世纪，有关陵墓之事，不知为什么无声无息了。
公元642年，阿拉伯大军攻占了亚历山大城，这里的辉煌历史陈迹使他们感叹不已。
到了1798年，法兰西拿破仑的军队进入亚历山大城时，这里已是一派衰落景象，城中只有6000名居民了，跟随拿破仑的一些学者还看见不少古建筑的废墟。
19世纪初，这里开始修建海港，古老的建筑遗址成了采石场，有许多遗迹被深埋入地下。亚历山大城很快成为地中海上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可是历史陈迹却荡然无存了。
按古希腊的习俗，创建城市的国王，在他死后一般都要埋藏在城市中心。因而有的考古学家分析认为，陵墓很有可能在位于城市东部的皇宫区。也有人认为，陵墓应在两条街道的交叉点上。
近年来，波兰考古学家玛丽亚·贝尔纳德对当地出土的古陵灯进行了一番研究后发现，古人在制作陶灯时，在上边绘制了古代亚历山大城的模型，因此她对陵墓的位置做了一个有趣的推测，她认为在模型内的许多建筑物之中，有一个圆锥形的建筑物可能就是亚历山大的陵墓。因此，奥古斯丁皇帝的陵墓是尖顶圆锥形建筑，这种墓形很有可能就是在仿造亚历山大陵墓修建的。
英国人维斯曾对托勒密王朝的墓地进行过分析研究，认为这些墓应当同亚历山大陵墓相像。他想像亚历山大的棺木是安放在一座宏伟的庙宇里，周围是一些圆柱，墓里一定有许多稀奇精美的物品。墓内还可能保存着从埃及各处庙宇送来的经书。20世纪70年代，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大体上证实了这些猜想。专门研究古代马其顿历史的考古学家安得罗尼克斯发现了亚历山大的父亲——腓烈特二世的陵墓。
大殿中央停放着高大的大理石石棺，上面设有镶着宝石的、沉重的金质瓶状墓饰。国王的遗骨就在其中，周围是一些珠宝金器、王权标志、战盔等物，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其中有5个用象牙雕刻的雕像，制作得相当精美，特别引人注目。这5个雕像是国王的一家：腓烈特二世本人、他的妻子、儿子亚历山大和国王的父母。这个发现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20世纪考古中最伟大的发现。
惊喜之余，人们不禁要问：腓烈特二世国王的陵墓尚能找到，难道他儿子的陵墓就无从寻觅？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亚历山大陵墓的确令人难以推测，一直没有任何线索。
谁能解开这个陵墓之谜？人们耐心地期待着。如果一旦解开，很可能会发掘出当时许多民族的文化艺术珍品以及大量的历史资料，这对考古学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等待发掘的塞提一世珍宝在哪里
尼罗河是世界上唯一一条自南向北流淌的大河，它纵贯整个埃及，哺育了埃及的古老文明。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建造了著名的古城卢克索。“没有去过卢克索就等于没有到过埃及。”这是埃及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卢克索古称底比斯，位于埃及南部尼罗河畔，是古埃及帝国中旧王朝和新王朝的都城，始建于古埃及帝国第十二王朝，至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底比斯有城门百座，人烟稠密，极为繁荣。历代法老大兴土木，在底比斯建造了无数神庙、宫殿和陵墓。
虽然随着几千年岁月的流逝，宏伟的殿堂庙宇大多已湮没无闻，但硕果仅存的庙宇遗址和帝后陵寝、贵族墓葬，仍不难使人想像底比斯鼎盛时期的风采。卢克索古迹的特点之一是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多用巨石建造，其中有高43米、厚15米、宽115米的门楼。卡尔纳克神庙内闻名遐迩的方尖碑，用产自阿斯旺的整块青色玄武石雕成，碑身高达30米，直插云霄，象征神权通大，高于一切。二是精雕细刻、工艺精湛，建筑物的石块之间砌合得严丝合缝，混如一体。神庙的殿堂廊柱布满细致的彩绘浮雕，陵墓中的无数壁画形象生动，至今色泽如新。
卢克索地跨尼罗河两岸，河东的卡尔纳克神庙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规模最大的庙宇，占地80多英亩。其主体是太阳神阿蒙的神庙，神庙有10重巍峨的门楼，3座雄伟的大殿，著名的石柱大厅内耸立着134根6人方能合抱的参天巨柱，每根高21米，柱顶的圆盘据说可站100人，这些石柱虽历经3000多个寒暑，依然直指云天，无一倾倒。
尼罗河的东岸是壮丽的神庙，而河的西岸则是法老、王后和贵族们的陵墓。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如同太阳一样，自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生者之城”和“死者之城”隔河相望，形成两个世界的永恒循环。
在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有“帝王谷”和“王后谷”两处墓地，从公元前1500年的第十八王朝起，法老们为了躲避疯狂的盗墓贼，选择了这块幽静险要的山谷作为自己的亡灵栖息地。这里共有64座法老的陵墓。当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在帝王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的时候，引起全世界轰动。他陵墓里的珍宝多达7000件以上，其华贵程度举世震惊。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帝王谷里还有一座比图坦卡蒙墓规模更宏大、掩埋更严密、也可能有着更多随葬珍宝尚未挖掘的陵墓，那就是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塞提一世的陵墓。
比起年纪轻轻就短命夭亡的法老图坦卡蒙来，法老塞提一世统治埃及的时间要长得多，他统治下的埃及也要富足得多。靠南征北战取得王位，为埃及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开采矿藏，挖掘水井，重修庙宇，带来了埃及历史上的“复兴时期”，并赢得四方贡品源源不断地涌进埃及。因此，他被誉为埃及历史上最富有的法老。所以，包括埃及著名的掘墓大盗阿里在内的许多人都预言，他陵墓里的宝藏比图坦卡蒙的宝藏还要多得多。
塞提一世即位不久，就命令王储拉美西斯（即后来的拉美西斯二世，塞提一世的儿子）与他共理朝政。拉美西斯二世后来建造了世界上最优美的城市。
塞提一世的富足，从那一时代遗留下的建筑就可以看出来。他曾建造起好几个非常精良的建筑，并精心修复了不少古代建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在阿比多斯建造的葬祭殿。这个葬祭殿是为祭祀“永远的支配者欧西里斯”而建造的。在古埃及所有的神殿遗迹中，这座神殿显得非常独特，不但天花板完整的保存下来，而且大面积的壁雕也完美无缺。整个神殿使用的是一种远古时代的设计，内部以自然光照明。这使神庙显得非常幽深、寂静与神秘。庙内的这些浮雕全都在描绘以撒播文明为天职的欧西里斯，是如何在死后扮演冥界之王的角色。其中还有一幅浮雕，绘着他即位为冥界之王，他美丽的妹妹和妻子爱瑟斯则在一旁观看的景象。从葬祭殿入口进去200英尺多柱式大厅东侧的通道，就是众王之廊，在众王之廊左侧的墙壁上雕刻着的是古埃及120名神祗。右侧刻着塞提一世以前的76位埃及法老的名字，每个名字都以象形文字刻在一个个椭圆形的徽纹记号中。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阿比多斯国王名单”。在名单的最左边，刻着两个人物：一个是塞提一世本人，另外就是他那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大名鼎鼎的儿子，即未来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1813年，瑞士人布尔卡德在当地一个阿拉伯人的引导下去参观菲塔莉王后的小神庙时，无意中看到了4座几乎已全部陷入沙中的巨像，雕刻在200米之外的一个很深的山口中的岩壁上。4年后，意大利人乔万尼·贝尔佐尼在挖了20天之后，从一条狭缝里爬入了巨大的神庙，他看到神庙里到处都是生动亮丽的淡浮雕和色彩鲜艳的壁画。拉美西斯二世门口的巨像就是这位法老的造像。100年后，这座神庙被彻底清理出来，终于重见天日。由于塞提一世在阿比多斯建造的葬祭殿中的这份名单对埃及王室的传承做了明白的交代，所以，它历来受到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根据公元前1世纪访问过阿比多斯的希腊地理学家史特拉堡的记载，在葬祭殿之后，还有一座“用坚硬的石头建造起的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建筑”，这就是充满传奇性的欧希里恩神殿。但在悠远的历史岁月中，它已完全被淤泥和流沙所掩埋。直到1914年人们才将这座神秘而庞大的建筑物重新从地下挖掘出来。但这座巨型建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却始终没有定论。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塞提一世的衣冠冢，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塞提一世葬祭殿的宏伟豪华和欧希里恩神殿被重新挖出的经历，进一步勾起了人们对他的陵墓的想像和挖掘的欲望。于是，寻找和挖掘塞提一世的陵墓就成了世界上众多考古学家、探险家、寻宝者和盗墓贼们朝思暮想的共同心愿。
意大利人乔万尼·贝尔佐尼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但在发现了塞提一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据史料记载，他也是近代最早在塞提一世陵墓寻宝的人。此人青年时学过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为了讨好当时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他设计并制造了一台水泵给总督表演。总督并不了解这台水泵有多大用途，但他还是签发了一张可以随处发掘的许可证给他。
阿里是阿拉伯人，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有名的强盗，也是威震四方的盗墓贼。
据一个强盗家族的后代阿里·阿布德埃·拉苏勒介绍说，意大利人乔万尼·贝尔佐尼在帝王谷搜寻发掘时，曾得到他曾祖父的帮助。他的祖父是当时这个家族的族长，传说他能够准确无误地感觉到哪棵树下或哪块巨石下埋藏着珍宝。1817年，乔万尼·贝尔佐尼来到阿比多斯的帝王谷来寻找塞提一世的陵墓。他在拉美西斯一世（塞提一世的父亲）陵墓入口处附近挖掘，挖至地下6米深的地方，曾碰到了塞提一世陵墓的入口，劳工们继续往下挖，直到发现陵墓。他的曾祖父和贝尔佐尼一同下到地下数百米深的陵墓。可是墓室里除了一口空荡荡的镶金雪花石膏石棺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显然该陵墓在古代曾被盗过。贝尔佐尼仍不死心，他打算凿开墓室的墙壁继续深挖，可阿里的曾祖父再三劝他说，再挖也是劳而无获，不会有其他东西。乔万尼·贝尔佐尼只好将这口仅存的空石棺运到了他的第二故乡——英国。
其实塞提一世的木乃伊并未被盗，这不过是塞提一世为防盗而修建的一座假墓，现在真正的木乃伊仍完整地存在开罗博物馆中。它是由阿里的祖父穆罕默德兄弟三人于1871年在靠近“帝王谷”的沙克·埃尔·塔布里亚的一个山崖洞穴中发现的，第21王朝法老彼内哲姆为防盗而将许多国王的木乃伊集中重葬在该洞穴中。
10年之后，穆罕默德兄弟三人被捕，这些木乃伊遂归开罗博物馆所有。在阿里家族中至今还保存着他曾祖父留下的文字记载。文字记载说，当他本人看到墓室的墙壁及地面全由巨石所封闭，便断定塞提一世的宝藏并未被盗，而就在这里，他骗了贝尔佐尼。随后，这个家族的秘密一代传一代，他父亲临终前告诉了他。阿里以前也像他的祖辈一样，曾是一位有名的盗墓贼，而且他还间接地参与了许多大宗倒卖文物的黑市交易。
1960年，阿里将这个隐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密告诉了埃及古文物部门，并且主动承诺承担经费，倡议古文物部门挖掘塞提一世的陵墓以寻找宝藏。有关部门接受了他的请求。
1960年11月12日《法兰西晚报》报道：“在65度的高温下，65名劳工光着膀子挥汗为寻找塞提一世国王的宝藏在200米深处不停地挖掘，并有一位50岁的阿拉伯富翁为此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半年后，工人们由墓室的墙壁开出一条只有0.8米高、1.5米宽，但长达141米的倾斜向下的隧道。他们只能猫着腰用篮子往外运送岩沙。隧道在一米一米地往里延伸，当隧道超过200米长时，工人们已经清理出古埃及人凿出的40级台阶。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块几百吨重的巨石。另外还有3大块巨石深深埋在地下，垫在那块巨石下面。由于深达200米的狭窄隧道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工人们在这种条件下，要撬开大石块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人设想，即使是能够把大石块一点点撬开，也无法搬运出去。如果用炸药来炸开这些巨石，不仅这条隧道毁于一旦，更可怕的是塞提一世的陵墓可能将永远无法挖掘。就这样，工程陷入了绝境。此时的阿里已经弹尽粮绝，投入的巨资已全部花光，政府部门又不肯为此增加一点拨款。于是探宝工程只好下马，不了了之。
至此，人们肯定会问：塞提一世的陵墓是不是就在那几块巨石后面呢？对此专家们只能回答：很可能。但在挖开巨石之前，谁也不敢做最后的结论。而根据现在人们掌握的工程技术水平，还无法打开这个障碍。而举世瞩目的塞提一世陵墓和引起无数人觊觎的塞提一世宝藏，还静静地隐藏在帝王谷里。
班清地下到底有多少宝藏
1966年，考古学家们在泰国东北部呵苏高原上的班清镇发现了一些史前墓地，里面除了骸骨，还埋藏着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陶器、石器及精美的金属制品。一夜之间，鲜为人知的班清镇名扬天下。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斯蒂芬·杨来班清进行社会调查。一天，他经过一个筑路工地时，看到工人挖出一些陶器碎片，这些碎片上有一些奇怪的图案，便好奇地捡了几个图案美丽的残破陶罐带了回去。
1968年，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伊丽莎白·莱昂斯把一些陶器碎片送到费城大学的考古研究中心。费城大学博物馆的考古研究中心将陶器碎片进行碳14测定，检测结果令所有在场的学者们大吃一惊，原来这些陶器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制造的！此后，他们又多次用不同的碎片通过不同的手段鉴定，但鉴定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学者们马上把伊丽莎白·莱昂斯找来，问她这些东西是在哪发现的？为什么过去考古学从没提过这个地方。
她也满怀疑惑地说，这些碎片来自泰国一个叫班清的小镇。过去从没人知道这个地方？
费城的学者们马上和泰国的有关文物部门联系，说他们准备来此地考察。
但班清在哪儿呢？为了接待费城的学者，泰国官员们马上拿来地图，因为他们也不清楚这个小镇的位置。
1974年，在联合国的资助下，泰国艺术厅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对班清开始联合考古发掘。开工的第一天，人们的期望值并不很高，很难想像这个人口不足5000人、世代以种稻为生的小镇会有很悠久的历史。然而，当挖掘到5米时，考古学家们惊呆了！原来，他们发现这是六层界线分明的墓葬。最深的一层可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最浅的也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过去一直认为，泰国的可考历史至多有1500年，而他们眼前的一切都大大超过了传统认识中的泰国历史。
挖掘工作愈发不可收拾，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物被挖掘出来，到后来实在多的让工作人员无法一时清点出来，只能以吨来计算。到1975年，班清已挖出各种文物共计18吨。其中除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银装饰品之外，还有一些用象牙和骨头雕刻的人像，用玻璃和次等宝石制作的光彩夺目的珠串。
经过对挖掘的文物测定，这些珍宝至少已在班清埋藏了5000年之久。
同时，发掘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班清人已经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因为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年代大约在5000年前，是世界上历史最远久的发明。
过去的历史学家一直认为，5000年前的东南亚人还生活在原始的石器时代，而青铜器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冶金术是从西亚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而班清的考古发掘，对以往的这种结论将是一个最为有力的挑战。班清的青铜器将会促使考古学家对过去的观点提出新的见解。
事实上，那时的班清居民已经相当进步了。他们居住在固定的居民区，种植水稻及其他农作物，并且会制作漂亮的陶器。
那么，是不是青铜器的发源地可能就是在泰国的班清呢？
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是这次发掘工程的主任。他说，我们深信，炼铜术的起源最早可能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其发源地就在泰国呵功高原边缘的山脉之中。这里从古至今都以锡、铜储量丰富而闻名。班清的出土文物是丰富多彩的，有众多形状不一的陶器，在浅黄的底色上，绘着深红色的图案。这些图案看来是古代艺术家们随心所欲、一挥而就的。有些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精心绘制的几何图形，如同古希腊的骨灰罐上的图案。从外形上看，有些是颈部很细的高花瓶，这需要很高的制作技巧；有些是矮胖的大缸，上面却有着极为精致的图案，显得甚至不大协调。看得出他们在制作中的自由发挥和潇洒自如。
有关专家通过对班清挖掘的文物经过严格地清理、整理、分析之后，认为，班清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制品，并且在制作技术上有不断的创新。在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锛和青铜手镯的含锡量只有1.3%，制作也较粗糙，严格地说只能算作红铜制品。而班清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制作了各种精致的青铜手镯、项链、戒指和长柄勺。
从班清人的制作工艺来看，他们的技术相当精湛，能在一把长柄勺的勺把上刻出栩栩如生的动物图案。
同时，班清人在这一时期制作的青铜器就其铜锡配比来讲也比较科学。说明此时的班清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了。除青铜器外，班清的地下还出土了为数不多的铁器，有铁脚镯、铁手镯和双金属的矛头、斧头等。晚期的青铜制品中，有用含锡量高达20%的青铜锻打成的颈圈。因为含铜量这样高很容易碎，所以制作时须锻打成多股再扭曲而成。至于班清人是如何掌握这项重要技术的，考古学家们至令无法解开这个谜底。
班清文化不仅是东南亚，而且也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文化。最初的中东青铜是红铜与砷的混合物，后来，在接近公元前3000年时，锡取代了砷，青铜就变成了铜与锡的合金。中东或中国的冶金术可能源于泰国呵功高原这一带。
据此，有人认为，班清的青铜文化可能是世界青铜文化的源泉。
还有人认为，班清文化很可能是世界青铜文化的源头。
人们甚至猜想，班清的地下也许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当然，大多的学者还是认为，那种把所有重大发明都归于一个源泉的观点是片面的。就冶金术来说，它完全有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独立演化出来的，也可能是同时产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班清出土的宝藏会越积越多，有关它的争论也将更深更广泛，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一个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文明，确确实实是存在过的。
有人猜测，班清的宝藏的发觉还远未被穷尽，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个古墓葬，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埃及的帝王谷。
“问鼎”之“鼎”今在何方
鼎是古代人用于炖煮和盛食物的烹饪之器，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锅。形制以圆形三足者之多，但也有方形四足的。鼎有高足支撑，下面放木柴燃烧，鼎内便可烹煮食物。当然，鼎也可盛置食物。“问鼎中原”、“势成问鼎”诸如此类的成语中都有“问鼎”二字。我们今天对这两个字都不会觉得难懂。“问鼎”是指可能达到或者想要达到权力或者是荣誉以及其他的一切项目的最高峰。可是，这实际上是这两个字的引申意义，它的原义是什么呢？正如几乎所有的成语都对应着历史典故或寓言一样，“问鼎”二字成为成语也是有历史掌故的。
公元前606年，中国历史上正处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战国中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经过了一番励精图治之后，使楚国变得国富兵强。于是他开始图取霸业，兴兵攻击陆浑之戎，直逼雒邑的郊外。当时名为众诸侯国之天子的周定王被迫派人来为他举行慰劳欢迎的礼仪。楚庄王向使臣“问鼎的大小轻重”，表明他欲灭周而代之的野心。从此，“问鼎”才成了具有特指含义的专用名词。
为什么楚庄王的一句问鼎就能反射出他的野心呢？原来这个“鼎”可不是指寻常之物，而是专指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夏代“九鼎”。
夏是我国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九鼎”就是夏禹制造的。就是传说中治水英雄的大禹。他建立夏朝以后，把华夏大地划为九个州，每个州设立一个最高行政官员叫做“州牧”。州牧又由夏王统辖。
据有关史料记载：夏禹令九个州的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了九只镂刻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铸鼎之前，已经先派人把各州的著名山川、大河和风景峻奇的地方，以及出产或具有的各种奇特的东西都画成图、编成册。然后由那些被精选出来的、技艺高超的工匠们把这些图画仿刻在“九鼎”上。每一只鼎对应着一个州，制成后的“九鼎”就象征着九个州，又象征着天下。这样既体现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集中，也显示着夏王已经成为天下之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九州”成了中国的代名词。自此，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之宝。“九鼎”从问世以后就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们一直被作为镇国之宝和王权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
楚庄王所问的九鼎，正是周朝国家和社稷的宝物，是周王朝权力的象征。夏、商、同几个王朝的更替，是以夺得前代的鼎作为象征的。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周朝使者的严词斥责。对今人来说，“九鼎”的珍贵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显贵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包含的丰富的考古信息，它们身上浸透着我国当时的手工艺水平、冶金文明和人文地理。
可是，如此珍贵的“九鼎”早就在华夏大地上失去了踪迹，它们的下落，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传世之作《史记》中就已经无法确定“九鼎”的下落了。同一部《史记》的不同篇中，对“九鼎”下落所作的记载也不同。在有关周、秦的两个“本纪”中这样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后，秦国从排雒抢走了“九鼎”，它们被掠到了秦国。而在《封禅书》中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沧没，伏而不见。”这段话的大意是：在周朝的天子之德日衰之时，鼎就不见了。这和秦抢鼎的记载是矛盾的。
而在此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又考证出各种各样的说法来解释“九鼎”的失踪。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周显王四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27年，周王室为了避免传国之宝落于他人手中，于是把“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旁边的泅水之中。他们还考证出：秦始皇南巡时，还曾派出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可惜最后一无所获，徒劳无功。
还有一种说法是：周王室在衰落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了“九鼎”铸铜钱。而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避免各诸侯国借此兴兵问鼎。
历代史籍中关于“九鼎”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是大多自相矛盾，或者自说难圆，谁也没有十分能令人信服的依据。直到今天，“九鼎”的下落仍然是待解之谜。或许有一天，“九鼎”还会重见天日，给世人带来一个惊喜。
猴首、牛首、虎首回故国
1860年，英法侵略者对驰名中外的艺术典范圆明园进行野蛮劫掠和焚烧，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精品从此流落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劫难之一。圆明园的文物被劫掠后的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一直非常关注着国宝的下落，企盼它们终有一天能够重回祖国的怀抱。虽然多年的辛苦追寻成果甚微，圆明园的文物大多“秘不示人”，但总有一点“蛛丝马迹”出现，时常点起国人希望的火种。
2000年4月，香港传来消息，香港嘉士德和苏富比两拍卖行分别将于4月30日和5月2日拍卖1860年被英法联军掠走的四件圆明园珍贵文物。消息一出，在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都在密切关注国宝又将流向何方。
国家文物局获悉后，立刻正式致函有关方面，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止拍卖圆明园文物，严正指出：这四件国宝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根据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1996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郑重声明中国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追索的权利。这乃国家和民族权益之所在。
然而，两家拍卖行置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依然照常按期进行拍卖活动。国人被激怒了，人们纷纷要求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抗议拍卖战争赃物。香港市民反映最为强烈，舆论普遍认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他们对拍卖行执意拍卖国宝表示愤慨，举行抗议活动，并要求特区政府做出果断决定，通过司法程序收回有关文物。法律界人士指出：按照有关国际法原则，只要在拍卖前能出示合理凭证，证明文物属中国财产，是可以阻止拍卖的。
4月30日，在多方努力均无效的情况下，拍卖会如期举行，海内外都拭目以待拍卖会的结果。下午，猴头铜像和牛头铜像出现在众人面前。猴首开价200万港元，拍卖场内竞争气氛热烈，现场一位留着平头的男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似乎对台面上的物品极为热心，志在必得，不断与其他买家竞价，每次都加价20万或30万港元，豪气吸引全场。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来自中国北京代表保利集团的易苏昊。
由于叫价声此起彼落，以双语报价的拍卖官几乎忙不过来。价码超过400万港元后，其他买家纷纷败退下来，只剩易苏昊和一名身穿灰色套装的女子相持不下。该女子由一位神秘买家通过电话遥控出价，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到第25次出价时，易苏昊叫价740万港元（包括佣金约818万港元），对手才知难而退，不再叫价。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里，这件猴首价钱竟涨了三倍多。
稍后，牛首铜像也以200万元起价，但这回战况改变，其他买家大多在旁观战，由易苏昊与透过电话出价的“神秘客”单打独斗，双方出价都又急又快，一分钟内叫价数次，最后再度由保利集团以700万元得手。会后，易苏昊表示，参与竞投主要是因为这两件东西关乎中国人民的情结，使中国人想起了伤心往事，竞投国宝也是不希望国宝外流。
5月2日，继嘉士德拍卖行无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警告和抗议拍卖两件国宝后，苏富比拍卖行又拍卖了另两件圆明园文物：铜虎首和乾隆描粉彩镂雕六方套瓶。结果同样又都被北京的买家投得。由于前次竞投，各界目睹了中国人势在必得的情绪，因此这随后的拍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保利集团此时已充分预料到下面的拍卖价一定会抬得很高，但仍作出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国宝的决定，中间退出已不在考虑之内，“这已不是钱的问题，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
下午2点20分开始拍卖六方套瓶，开价420万。争持的对手只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其中一名是操北京话的中年男子，另一名是通过电话操英语的外国人，每口叫价基本上是50万跳一级，仅用了6分钟即以1900万元成交（包括佣金共2100万元）。最后的买家是代表北京市文物公司的刘岩。他说，能够投得这件国宝，并将其带回国，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另一件国宝铜虎首拍卖底价为300万港元，七、八分钟内有三人争持叫价37次，最后以1400万元成交，加上佣金总计1544万。买家仍是保利集团的易苏昊。
易苏昊在拍卖会后表示，所有这些文物一定要拿回去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毋忘国耻。他说，事先并无打算竞投国宝，皆因受到场外香港市民对拍卖事件愤慨的抗议所感动，继而激发起民族感情，遂决定竞投。他直言：“我们不买，谁买！我们不拿回去，谁拿回去！”
长沙走马楼简牍
1996年，湖南省平和堂商贸大厦在长沙市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一带的区域内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闻讯获准于当年6月份开始介入该地区约1万多平方米范围建筑工地内地下文物的保护监控和抢救发掘工作。从6月至10月中旬，考古工作者先后抢救发掘出约20多口古代井窖和共存文物。
10月17日，考古工作者在施工场的南部又发现了四口古井。当日上午8点30分左右，一位队员正在仔细观察前夜施工场地一台挖掘机附近散落的几堆黑色淤泥，当他用手上的小木棍轻轻地拨开淤泥时，没想到却拨出了一块长约20厘米的木板，拿起木板，揩去淤泥，木板上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墨迹，经过小心的用水清洗，发现墨迹原来就是书写在上面的墨书文字遗迹，墨书文字的意外发现令当事人顿时惊喜不已。在第一块墨书文字木板遗物发现之后，不久考古队员又发现了第二块、第三块……和更多的墨书文字竹、木板（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后经确认均为竹简、木牍）。之后，考古队员又顺着散落的淤泥和捡拾竹、木板的痕迹在施工场地的东南侧，追寻到了出土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的一口古井遗迹。但其井坑的上层已被夜间施工的挖掘机的反铲掀开了半边，现存古井的井坑内积满了水，水下是黑黑的淤泥。而值得庆幸的是从被破坏的井中残存裸露的黑泥地层断面上，还明显暴露出隐约可辨的竹、木板层叠的重要现象。
古井遭破坏，考古队员利用现有条件实施了现场紧急保护措施，同时迅速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经过对竹木简牍出土现场的进一步勘查，及时研究制定了对这口古井出土文物的应急抢救保护方案：①组织人力对工地残留的有关黑色淤泥土进行收集装袋，保护出土现场，责令建设单位停止施工，并对古井实施科学发掘；②组织人力沿着清淤运渣卡车行驶的路线，寻找收集散落在路上以及卸渣场中所有可能含有竹木简版的淤泥。经过严格、艰苦的发掘工作，终于使一大批因商业建设行为险遭灭顶之灾的珍贵历史简牍文物得到了及时的抢救保护，使其损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挽回。
这一古井中共出土了约10万枚孙吴时期简牍。并以此硕果荣膺199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称号。
三国时代战乱纷纭，文献史料也因此多有散佚，传世者罕见。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其年代性质属三国时期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且数量大都保存较好，记述翔实，内容丰富多彩，文字包括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等重要内容，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等重要领域，加上简牍出土具有地点集中，政区、时代相同等等特点，所以其史料价值极高，对深入研究和准确复原三世纪的长沙郡或吴国的历史乃至我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9年10月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整理与编排，《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另》上、下卷正式出版问世。借此契机，学术界对这批简犊的考证及其与吴国赋税、职官、仓廪制度、户籍管理等等社会制度的研讨也在不断升温和深化。
除其补史、证史的重要价值外，长沙走马楼简牍另一重要价值是为我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动的珍贵资料。由于传世和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数量都非常少，而走马楼简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书体有楷书、隶书、章书、行书、草书等。尽管其书写皆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与钟繇等名家的书法有天壤之别，但它们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民间流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与传世的三国碑刻和后世临摹的书法相比，其更具大众性和时代性。尤其是楷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恰为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的中间成长时期，可以作为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相当有利且直接的旁证。
长沙城自古流传着一首工整巧妙的街名对联；“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前走马；南正街，北正街，县正街，府正街，南北县府都正街，街上登龙”。其中的“楼前走马”是指明代吉王（朱见浚）府的附属建筑走马楼，位于今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街一带。古井窖群的陆续发现和孙吴简牍的大量出土，给那里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最主要的是，约13万三国孙吴简牍的惊人发现，创下了20世纪中国考古简牍发现的最伟大的世纪记录。
《永乐大典》的惨重流散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空前绝后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共22937卷，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告诉翰林学士解缙：“天下古今事物，效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欲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而统之以韵，以便考索……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编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到了第二年11月，书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还觉得不满足，又命姚广孝、解缙等开馆于文渊阁，召集中外官员及四方宿学老儒充当纂修，命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生员缮写，并叫光禄寺供给酒馔。当时参加的人数，据说在3000人左右。
永乐六年冬，书成，取名《永乐大典》。在这部书之前，我国历史上已编纂了不少类书。然而，卷帙最多的不过1000多卷。三国六朝时，魏缨袭等编纂《皇览》680卷，梁有刘孝标的《类苑》120卷，北齐有祖艇等的《修文殿御览》360卷；唐代有魏徵等的《文思博要》1200卷，许敬宗《瑶山五彩》500卷，欧阳询《艺文类聚》100卷，虞世南的《北堂书钞》160卷，张昌宗等《三教珠英》1300卷；宋代有李防《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册府元龟》1000卷，晏殊的《类要》77卷。
就现存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诸书看来，他们都是分类抄辑的群书。《永乐大典》依韵目的次序编纂起来，一字不改进行抄录，也是空前未有的体裁。《永乐大典》的这种体例，原来是依据元朝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宋钱讽的《回溪史韵》的体裁而编的。他们把每个字依照“韵目”的次序编纂，但篇幅却都很小。《回溪史韵》已散失，仅见残本；《韵府群玉》则只有20卷。《永乐大典》却将其扩大了1000多倍。
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体裁，无数宋元人的诗文和古代的方志、医书、杂书以及宋、元、明人的小说、戏曲等等，被大量保存、收录在内。当时所依据的主要是文渊阁的藏书。但就今日所传的《文渊阁书目》看，有许多书是超出《书目》之外的，特别是关于小说、戏曲等书。编者们并没有“正统派”的文学观念，眼光相当阔大，见解十分“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许多最可宝贵的民间文学作品。吉本《西游记》的一段《魏徵梦斩径河龙》被收录在“梦”字内；最早的平话《薛仁贵征辽》全部被收录在“辽”字内。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国人将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更深的刻全面的认识。
不幸的是，这部大类书的命运是悲惨的，它的命运就如同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样，受尽了种种磨难和摧残。虽有正、副两部，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永乐大典》自编成之日起，一直深藏内府，一般人无缘得见。明成祖朱棣虽然动员和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纂了《永乐大典》，但在明代各帝王中，查阅过《大典》的却寥寥可数。据记载，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两人最酷爱读书，常阅《大典》。明孝宗曾经把《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赐过《大医院》，明世宗案头常置数册，按韵索览。
嘉靖皇帝对其十分钟爱，某日宫中着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之后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录，以另外保存。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大典》重录后，有关其下落的记载很少，以致以讹传讹，弄得扑朔迷离，隐晦难觅了。
明神宗万历中，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曾建议刊刻《永乐大典》，但他没有说用哪个本子来刊刻。太史令李维帧说过“其书冗滥可厌，殊不足观”的话。他对《永乐大典》的看法当然是错的，但从他的话来看，好像见过似的，从他们二人的言行可以看出，明万历时期《永乐大典》尚是完整无缺的。
至明末，有些人就认为《永乐大典》已经不存在了。明史专家谈迁在《国榷》中有言：“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谈迁以为正本、副本早在万历末年已经不存在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持有与谈迁一样的看法，认为“全部皆佚”。
明末宦官刘若愚熟悉宫廷内情，写了《酌中志》，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书中记载；“旧《永乐大典》两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在明清之际，宫廷内外的人由于不知道《永乐大典》正本抄本所在，因而便猜疑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发现了《永乐大典》，是嘉靖抄本，并已有残缺。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雍正间又把《大典》副本从皇史宬改贮在翰林院。李级、全祖望在翰林院也见到过。全祖望却认为正本没有遗失，藏在乾清宫里，他曾经想建议用宫里的正本来补配副本。直到清末缨基孙也抱有与全祖望相同的观点，而且他认为正本是在嘉庆间乾清宫失火时消亡了。但实际上，全祖望、缨荃孙对正本的下落都只是猜测之辞。
乾隆九年至五十四年间，在编制《天禄琳琅书目》时，把宫中的善本都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进行编目。如果宫中藏有《永乐大典》正本，怎么会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中呢？
后来修《四库全书》时，屡叹《永乐大典》副本不全，曾在宫里宫外都找过。《永乐大典》是万卷以上的巨帙，如果正本藏在宫里，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并没有找到。清高宗曾有诗：“《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清高宗对《永乐大典》不全亦无可奈何。可见《永乐大典》正本“鼎革时亦有佚失”，副本在明清之交也有散失。但正本何时亡佚，史籍并未有明确记述，学界估计毁于明清鼎革之际。《永乐大典》正本的亡佚，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巨大损失。《永乐大典》副本的悲惨命运，正是近代中国面貌的缩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在这部书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痕。《永乐大典》副本自明隆庆到清康熙这110多年里，一直贮藏在皇史宬，雍正年间又改藏在翰林院的敬一亭。开三礼书局的时候，李级、全祖望都利用过副本，并发现有残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要从《永乐大典》中收辑佚书，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缺1000多册，共计2432卷。《四库全书》总编撰官纪昀对《永乐大典》已非全帙而深为叹息。这两千多卷何时亡佚，没有一丝线索。
据传，康熙间修书时，总编撰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翻阅此书，估计残缺部分尚留存在他们家中。清高宗命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这些人家中查问，并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同时估计到《大典》是“前朝旧书”，很可能流通在书贾坊林间，于是又派专人“留心体访”。尽管如此，仍没有找到一本，或寻访出下落。副本2000余卷的亡佚，也可能在明清之际，这是《永乐大典》副本的第一次丢失。
清乾隆时，乾隆帝非常重对《永乐大典》的保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发生过一次《大典》失而复得的事件。当时《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偷去。清高宗对这件事非常恼火，他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任纂修等携带外出。”命令立即“查询明确，据实覆奏”。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严缉盗贼。
由于官府搜缉很紧，《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和纸铺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把这6册悄悄放回御河桥边。虽然《大典》失而复得，但黄寿龄受到罚俸3年的处分。从此，四库馆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携书外出，《大典》遗失的机会自然减少了。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永乐大典》保管不善，以致《大典》又遭到第二次人为的破坏。《四库全书》修纂完毕后，一些馆臣视《大典》为“精华采尽，糟粕可捐”的多余之物。而后，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时都曾利用过《永乐大典》，但保管制度已经相当松散。尤其是道光后，《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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