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喜仁龙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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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中国建筑史里程碑著作，多幅手绘图纸、真实老照片还原老北京的城池之美。汗青堂系列)试读：
出版前言
本书根据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的作品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译就。20 世纪 20 年代初作者曾在北京生活居住，实地考察了北京当时遗存的城墙与城门，并于 1924 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内容包括细致的勘测观察手记、53 幅城门建筑手绘图纸、128 张实地拍摄的老城墙及城门的照片。不过那时在西方，有关中国城墙城门的话题并不受人关注，因此这本书在首印 800 册后便销声匿迹了。直到北平解放前夕，在英留学的侯仁之偶然间发现了这本记录着北京城墙与城门各类详细数据及大量精细图片的奇书，以重价购得并带回国内，向国人介绍了这部科学研究北京城墙城门的重要著作。
北京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蓟城，而成为都城则始于辽南京，此后的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矗立在这片土地上。明代的北京城始建于永乐年间，由外至内分别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在四重城墙上，各自建有城门。外城七门（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永定门），内城九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安定门、前门），皇城四门（大明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宫城四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明代建成的北京城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还保留着较完整的城墙和古城的格局，本书中作者考察的，主要是民国时尚存的北京内外城的城墙与城门。
喜仁龙作为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瑞典学者，被这座东方城市独特的美所震撼，直陈“这本书的源起是北京的城门之美，是中国都城所展现出的举世无双的壮美特征，是秀美环境中的古建筑、新生的树木和衰败的护城河，是建筑的装饰风格”。面对这些逐渐走向衰亡的宏伟古迹，除了在描写中投入艺术史家的浪漫与情怀，喜仁龙还坚持严谨的研究方法：挖掘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城墙城门的繁杂记载，勘测丈量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城楼的尺寸，观察记录城墙、城门及周边街市乡野的现状，实景拍摄城墙城门的照片，精细绘制城门各种角度的建筑细节图，使这本考察手记在文学性和科学性两方面达到了平衡。
1985 年本书曾出版过简体中文版，无奈文字和图片均有删减。此次重新出版，我们完全采用英文首版中的图片，细节处理也对照原图，尽力呈现原书的风貌。译稿方面也是完整重译，并修订了原著中的一些错误，例如：作者将完颜宗望和金太宗完颜乌乞买误作同一人；由于对引用的文献理解有误，作者对明代城墙包砖工程进行的时间推断也有偏差；还有对城门与古代奇门遁甲的关系，作者似乎也不甚明了。这些内容，我们均在不影响正文流畅性的前提下，在页下做了注释说明（除标明的译者注之外，其余均为编者注）。关于作者 Osvald Sirén 的中译名，有学者研究指出，考证民国时期学者往来书信与内政部政令，另有译法“喜龙仁”，不过本次仍选择沿用之前“喜仁龙”的译法。需要提出的是书中所有的建筑绘图，若原图中有中文手写图名，均予以保留，但图注中根据现代习惯重新命名，如内楼（inner tower）统一为城楼，外楼（outer tower）统一为箭楼。
从帝制的束缚下挣脱出来的中国，连带着将帝国象征的城墙与城门一起打倒。庆幸作者在百年前，用自己的笔和相机，记录了一座抛却浮华、真实而沧桑的北京城。2017 年 1 月
中文版新序
地球上的人类大都经历过“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历史阶段，这就使得世界上 19 世纪以前形成的城市普遍营造了城墙，城墙成为城市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城墙、城门楼和城墙上的雉堞，形成了一道显著而美丽的城市天际线，人们从遥远的田野上很容易辨认城市，而当你走近它时，又会被高耸威严的城墙所震撼。这就难怪当侯仁之先生在 1932 年初秋的傍晚，乘火车穿过华北平原到达北平（即北京）前门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他眼前，使其从视觉到心间产生了一种震撼，由此萌发了对北京城的兴趣，竟然研究它长达 80 年之久。1924 年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出版了关于北京城的研究著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1947 年侯仁之先生在英国伦敦旧书店慧眼识珠，买下这本书，并将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喜仁龙教授（Osvald Sirén，1879—1966），出生在芬兰赫尔辛基，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他最初的学术旨趣是研究 18 世纪的欧洲艺术史，1908—1923 年，喜仁龙取得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授欧洲近代美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教席。从 1928 年起，他负责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刻部的管理，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馆藏的中国绘画作品，使他后来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中国艺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在博物馆一直工作到 1945 年。喜仁龙曾经数次（1918、1921—1923、1929—1930、1934—1935、1954、1956）来中国考察，城市建筑、绘画艺术、佛教罗汉造像最让其流连忘返。值得庆幸的是，他在中国考察城墙和城门的时候，是中国城市的城墙和城门还没有遭受全面拆毁破坏的时期。
从 14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欧洲城市商业资本的活跃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欧洲的城市普遍经历了“文艺复兴”后的重建，构筑带有棱堡防御体系的城墙成为城市的新标志。近代产业革命以后，工业机器生产普及，现代交通工具在城市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欧洲城市在城墙的外围普遍兴起新的建成区，林立的楼群压抑着昔日的城堡，城墙不再是欧洲城市的天际线，不能给初到之人以强烈的震撼，反而会引起失落之感。当喜仁龙先生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中国的城市还没有经历近代化的熏陶，大多数城市的城墙还相当完整，他作为具有艺术史专业素养的学者，从对城市失落的欧洲来到中国，获得了真切的震撼，尤其是北京城的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壮，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正如其在《英文版自序》中所说的：“对城门艺术特征的兴趣，逐渐唤醒了我去了解这些历史遗迹重要性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探求它们的修筑以及在不同时期改建的历史。”正是这样学术专业的思考和眼光，促使他对中国城市开始了真正的考察。
20 世纪前半叶的完整北京城，虽然是明清两代留下的城墙和城门，但是北京内城（或称“满城”“北城”）的东西城墙和街巷胡同，却基本上以元大都为基础。元大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完全按照中原汉式营建都城的礼制，在田野上规划营建的城市，其街道胡同布局是从游牧转为定居时平均分配宅基地管理制度的产物，为后来的北京城留下了整齐划一的空间结构，这是一笔全世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都城墙是实现都城稳定与有序管理的工具之一，失去了城墙的约束，也就破坏了空间结构，更难以体现文化遗产的特征。所以，北京城本来可以以整体城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是随着北京城城墙的拆除，这一希望无可挽回地落空了，北京只能以紫禁城等单体建筑群来“申遗”了。
人类对历史文化遗物的保护和收藏，是对逝去时代的纪念和追寻，是对逝去时代文化代表物的珍惜和欣赏。历史上，人们总是将前一时代的宫殿建筑群视为过去统治的象征和代表，在改朝换代时，把前朝的建筑或城市加以毁灭性破坏，被誉为“革故鼎新”。例如：项羽烧毁秦咸阳城“大火三月不灭”，金兵攻入北宋都城汴梁，毁大内、宫殿，拆下的梁、柱和“艮岳”山石全部运到了燕京，以营筑金中都城。元灭金，金中都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明灭元，同样平毁了元大都的宫殿。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中，仅有唐朝、清朝两代沿用了前朝的城市宫室。在欧洲，则有罗马帝国摧毁古希腊的城市和宫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沿途破坏烧掠，所到之处尽为瓦砾废墟。
不同时代的城市设计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当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时，人类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尽可能多地保存一些能够代表各个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传统建筑，以使年轻一代永远不会遗忘自己的“根”与民族文化的底蕴。作为民族文化特征标志的传统建筑，不能脱离周围环境而存在，不能让子孙后代仅仅从博物馆中去感受，所以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注意保存前代历史时期的城市设计规划，保护城市中有历史标志性的城墙、城门和街道格局。
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现代化虽然能够带动城市产业的勃兴，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也进行着建设性的破坏。随着大批传统旧建筑被拆毁，中国城市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城市丧失了历史景观风貌，同时居住民的心理情结也受到了伤害。曾经有领导讲过“给城市脱胎换骨”，对现代城市缺少人文关怀，导致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意味着不再有更多的人热爱和关心城市。功利心理侵蚀着市民的良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攀比性地营造高层建筑，中国城市变得“千城一面”，原本建筑的丰碑变成了权力的象征。由于对古建筑和历史环境的保护缺乏认识，因此，一批批古建筑及其周围环境在工业化的浪潮中遭到毁灭。
旧城中心地带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房地产业总是看好这片区域，旧城内的居民被迁出，新住宅区人口过度集中，却缺少就业机会，仅仅具有“睡眠”功能，例如：北京的望京、天通苑、回龙观就是集中了几十万人口，除了住宅而缺少其他城市功能的大型居住区。每天上班族加剧了北京城市交通的繁忙与阻塞，形成一个难以解决的怪圈。
有规划的城市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规划的城市代表着有秩序，在王朝时代有秩序的表象就是营筑城墙。从中国城市结构的基本原则来分析，中国人一向注重“墙”的作用。墙，可以是用砖石砌筑，可以是用土夯筑，也可以是用篱笆木栅圈围。每一所住宅院落、衙署、仓场或者庙观，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用墙围起来的“小城”。南北朝至隋唐期间，中国城市盛行封闭的坊市制度，若干不同功能的院落式组群，用墙围起来，合成一个个“坊”；坊内有十字街道，坊墙有门，因此，坊相当于比院落大一些的“城”。若干个坊被街巷隔开，或用高厚的墙围起来，则组成了“城市”。市场也被固定在有限的几个市坊墙内，依时起闭。因此，那时候的城市街道平直，城市建筑布局显得很规整。宋代以后，虽然“坊墙”渐渐废除，而重视城市功能结构的规划原则仍然不变，修筑城墙更加严谨。现存文献记载，中国人从距今三千年前的周代开始，就习惯于按预先拟订的规划营造城市，除服从于自然环境条件之外，更赋予一定的礼制思想甚至风水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用建筑载体来表现的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百姓对围墙式建筑物根深蒂固的信赖”。所以，中国历代无论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大多数都是经过规划、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传统中国城市规划孕育的文化内涵，在于用墙来体现肃穆与崇尚礼制的繁缛，城市内街道的繁华与胡同的幽静形成对比，受城墙约束而形成的严整和含蓄，更表达了城市居民恒久的礼俗状态和文明心态。这是当今我们迈向城市现代化时必须给予关怀的。“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喜仁龙这样评述我们的城墙，更不要说那些充满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城门楼了。如今我国历史上数千座城市中保存比较完整城墙的城市已经不多了，根据与现代城市重叠沿用而非城市遗址的初步调查，都城级城墙尚存的城市有：西安、南京、开封，保存城墙相对完整的府级城市有：大同、荆州、宣化、榆林、正定、襄阳、苏州、大理、永年、衢州，城墙完整的州县级城市仅有：寿县、平遥、松潘、兴城、临海。所以，有比较完整城墙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稀罕之物，当然需要精心呵护。
距离喜仁龙所著《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版又过去了 30 年，正当人们渐渐失去对往日北京城的印象时，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再次翻译出版了这本书。经过细致完整的重译，修正了前一版中译本的一些错讹，保存了比较清晰的当年拍摄北京城墙和城门的照片，特别是补充了作者原书中有关中国西安、青州城墙和城门的部分照片。本书中译本的重新出版再次唤醒人们对昔日北京城的印象，它不仅激起思恋的乡情与忆想；而且更引发对保护城市城墙的思考，再次提醒国人只有精心呵护传统建筑，才能因体会其艺术美的价值而产生爱，唯有爱才可能去实现我们的梦。李孝聪 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6 年 9 月 17 日
中文版序①
远隔重洋，忽得国内来信，欣悉瑞典喜仁龙（Osvald Sirén）教授的旧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已经译为中文，即将付印。译事进行之快对我来说，确实有些意外。欣慰之余，一件往事又忽然闪现在我眼前。
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前门车站（即现在的铁路工人俱乐部②）。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座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但是，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却没有什么研究。还是在北平解放前夕，我偶然在伦敦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喜仁龙教授的这本书，并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组古建筑的艺术价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在考察中，他观测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在记述历代城址的变迁上，由于引证的材料不尽可靠，错误之处也是难免的，但这无损于全书的价值。我个人的看法如此，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里也就无需多说了。
记得早在 50 年代初期，当首都的城市建设正在加速进行的时候，城墙存废的问题也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梁思成教授就曾提出过改造旧城墙的一种设想：考虑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憩的地方，同时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砌，注以清流，两岸进行绿化，这样就无异于在北京旧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极大特色的环城公园，犹如一条美丽的项链，璀璨有光（其部分设想，有专文发表，并有附图，可惜不在手下，据所记忆，大体如此）。我认为这一设想，是符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的。其后，我也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国有一条“万里长城”，被公认为世界“奇观”之一；我们的首都也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门，同样是工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因此，我还以本书为例，借以说明它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现在，事隔三十多年，北京的城墙早已拆除。今天幸而保留下来的正阳门内外城楼、德胜门箭楼以及东南城角楼，经过重修之后，也还是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了一点极为鲜明的历史色彩！同时这也足以说明，只要认真贯彻“古为今用，推新出新”的原则，历史上一切劳动人民心血的创造，都应该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重放光辉。请看：就是深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且已受到破坏的秦始皇兵马俑，不是经过发掘清理和重新修整之后，已经成为轰动世界的一大艺术宝藏了吗？可惜的是北京旧日的城墙和城门，除去上述几例之外，都已荡然无存（内城西南角尚有一点残迹，有待考虑如何处理）。因此，主要是在实地考察下写成的这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就格外值得珍视了。把它译为中文，如果说在实物存在的当年，并非十分必要，可是在今天，却有了它的重要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在所有的有关资料中最为翔实的记录，有文、有图、有照片，还有作者个人在实际踏勘过程中的体会和感受。作为一个异邦学者，如此景仰中国的历史文物，仅这一点也足以发人深省。不过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凭吊过去，他也确实希望这一重要的历史纪念物有朝一日能够得到保护和维修。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已经真正到来，可是旧的城墙和城门除个别者外，都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令人惋惜不已的了。但愿这类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只有这样，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才能得到进一步地发扬和光大！侯仁之 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1984 年 5 月 10 日
① 侯仁之先生为 1985 年中译本所作的序言。
② 现已改为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
英文版自序
这本书的缘起是北京的城门之美，是中国都城所展现出的举世无双的壮美特征，是秀美环境中的古建筑、新生的树木和衰败的护城河，是建筑的装饰风格。从历史和地形上看，有些城门可能至今仍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与相连的城墙一道，记载了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加之城内的街道和园林，构成了最具特色的美丽景致。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专门花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北京城门，并以一组照片再现其动人之处。我的这项工作做得究竟怎样，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这些照片通过精选，呈现于本书的后半部分。
对城门艺术特征的兴趣，逐渐唤醒了我去了解这些历史遗迹重要性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探求它们的修筑以及在不同时期改建的历史。不仅是城门，包括城墙及其周边环境也都引起了我的兴趣，成为历史和建筑研究的依据；我住在这座城市越久，就越意识到它们记载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文字所能表达的非常有限，但即便是我展现的碎片式的信息，也能使读者明白，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构成了从古至今的接续链条，并重生新的关联，不过核心还是对历史的古老完备的记录。
书中的历史信息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地方志，其中包括大量早期王朝中有关城墙和城门的记载，它们从未以同样的形式被其他任何的语言记录过。除了这些文字记录以外，剩下的研究都来自遗迹本身，主要是镶嵌在城墙和城门各处的碑铭砖刻。所有这些材料都经过精心搜集，用于分析和追溯古迹各个部分的历史。但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缺少史料记录，所有这些仅作为技术和建筑学方面的进一步补充的书面证据，就成为历史考证和定义的主要依据。
当然，我的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毕竟我不可能在建筑上做任何试验，钻进城墙或架设脚手架进行深究，不过我从内务部获得了批准，取得了一些城门的测绘图。这些在建筑师监督下由中国工匠绘制的图纸，无疑是最确切最宝贵的资料，不仅对北京的城门，而且对于一般性的中国建筑来说也颇有价值，因为城门毕竟是中国建筑的一般形式中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这项工作的准备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文章所引的中国地方志是北京培华女校的包哲洁女士（A. G. Bowden-Smith）和她的几个助手翻译的；该部分的工作因此归功于她。
大多数城砖和石碑上的铭文由我的中文老师周谷城先生细致耐心地制作拓片，仔细记录下来，其中部分由英国公使馆的斯科特先生（Mr. Scott）翻译完成。
知名人士鲍迈斯特·蒂勒先生（Baumeister Thiele）多次给予我宝贵的帮助，并把中国的画师介绍给我。感谢画师们根据我的需要，精雕细琢所绘制的图纸。
建筑师罗斯凯格尔（Rothkegel）所绘制的正阳门箭楼和城门的平面图深得我心，也就在前些年，这座中央大门在他的监督下得以改造。
另外，还要感谢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的尤普先生（Jupp），他校核了书中关于建筑学方面的表述。
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无疑是纷繁复杂的中文词句和专有名词。当然，理想的方式是让每个术语都符合中国的表达习惯，不过事实证明这不可行，而东方研究院的易先生编写的中文术语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尴尬。
英文翻译大致遵循威氏拼音法，但我知道仍然存在某些偏差，如英文使用 e 而不是ě。我也很清楚，在中文复合名称中使用大写字母有些随意，这些参照邮局审定的名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仍然希望这些存在着的疏漏和谬误不会给热心的读者们带来疑惑。
无论如何，在复杂曲折的中国语言和历史研究方面，希望我的努力可以帮助后来者在这一领域取得更深入的进展。假如我有幸成功地激起了人们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那些完美而衰落的历史古迹的兴趣，并将这稍纵即逝的美丽向世人呈现，那我的内心就十分满足了，我对这座伟大的中国都城的责任也就尽到了。喜仁龙（Osvald Sirén） 1924 年 5 月，巴黎第一章中国北方筑墙城市概述
所有人都听说过中国的万里长城，但大多数人仅仅将它视为单纯的历史遗迹，是源于古老帝王狂热幻想的壮丽废墟。就像中国的其他事物一样，人们普遍认为长城已经自然地走向了衰败的命途，并且其数百年来的实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错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长城是中国少有的被妥善保存下来的建筑之一。它在数个世纪的交替中被一次又一次地修缮和重建，并且它作为防御工事和边界线的极大重要性，直到近些年仍旧有所体现；当然，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事实上，长城本身最极致最持久地反映了中国百姓对围墙式建筑物根深蒂固的信赖。
一道道城墙，一重重城墙，可以说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池的骨骼或框架。它们环绕着城市，把城市划分成单元和院落，比其他任何构筑物都更能反映中国聚落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北方，没有城墙的城市算不上一座真正的城市，城墙是城市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中国人用城墙的“城”来指代城市的原因：因为没有城墙就没有城市，这就好比没有屋顶的房子是无法想象的一样。一个定居点不论规模多大、地位多重要、治理多有序，但如果没有正式确定且闭合的城墙，它就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因此，以上海（“老城厢”以外的区域）这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为例，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就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而仅仅是一个从渔村发展而来的居民区或大的贸易中心而已。同理，其他几个没有城墙环绕的现代商业中心也是如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它们都不是“城”或者城市，不论民国官方如何定义。
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不仅省城和“府城”，每一个居民区，甚至每一个乡镇和村落，都筑有墙垣。我几乎从未见过哪座中国北方的村庄没有围墙，无论它有怎样的规模、建于什么年代，哪怕只有土墙，或者类似的围绕屋舍和马厩的东西。无论一个地方多么贫穷或不显眼，有着多么简陋的土房、多么残破荒废的寺庙、多么肮脏泥泞的道路，墙垣都依然在那里，并且就像遵循着某条规则一样，比当地其他任何建筑都保存得完整。我曾走访中国西北那些完全被战火和饥荒吞噬的城市，那里楼倒屋塌，空无一人，却依旧保留着带有雉堞的城墙、城门和箭楼，它们比其他建筑更经得起战火和兵匪的摧残。这些遗迹承载着逝去的荣光，在彻底的荒芜和孤寂中显得分外触目。
裸露的砖墙连同城台、城楼一道，耸立在护城河边或空阔的平地上，从上方远眺的视线不受到树木和高大建筑的阻挡，比起其他房屋或寺庙，它们更能反映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繁荣与显要。虽然这些城墙并不那么古老（事实上，中国北方城市现存的城墙很少有建于明代以前的），不过那些多少有些残破的城砖和墩台使它们看起来历尽沧桑。遵循某种规律，修缮和重建的规矩并不改变它们的形态和尺度。在砖墙出现以前，中国北方的很多城镇是由土墙包围，在一些小城镇，这些土墙的踪迹至今依稀可见；城镇在形成以前往往是村庄或营寨，有临时的篱笆或土墙围起来的土房和草屋。
为了说明有城墙环绕的中国北方城市的所有种类，我们以陕西的西安府和山东的青州府为例。现存的西安城墙建于 14 世纪末，明朝第一代皇帝时期；尽管有些局部经历了修复，但城墙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出色地抵御了岁月的侵蚀和战争的蹂躏。它围合了一个近似方形的城市，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其完整的形态，而四野则是空阔的黄土高原。从这座城市的北部或西部靠近时，你会发现连续的城墙绵延数里。再靠近一点，双重的城楼、方形的城台、巨大的角楼开始呈现在你的眼前：线性和垒状相交替的节奏感开始显现——沉稳、凝重、有力。这座城市堡垒似的矗立在黄土高原之上，与漫长的地平线交融在一起。
接近青州府的感受则大不相同。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它没有西安城那样宏伟而难忘的外表，但当你越走近时，视野会变得越有趣，高大的城墙掩映在如画的风景中，愈发引人入胜。这座城市位于物产丰富的肥沃山谷中，大片树木荫蔽着城墙，打破了它的单调乏味。一条清澈的河流取代了城两侧的护城河；进出北门和西门的人需要通过坚固的旧石桥。城墙沿着曲折的河道延伸，形成一个接一个转角，被河岸切割成不规则的台地。石块和砌砖因而随意地逐级堆垒起来，好像是大自然的杰作。跨过西边低矮的石桥，穿过弯曲的石板路，你就能看见河岸上的台地和步阶，有的用砖块砌出形状，掩映在树影之中，颇具野趣。用巨大扶垛加固的城墙高耸壮观，上面厚厚地覆盖着灌木和乔木，向垛口外舒展着枝条。这种浪漫之美让人联想到意大利一些北部城市的城墙，而不是中国的城市。
穿过某一座冷清的城门，你往往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不是处于一条店铺房屋鳞次栉比的繁华大街上，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或是浑浊泥泞的泥塘边上。青州府的西部和南部就是这样，保留着大片粮田和菜园，尽管后来迁居此城的人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建屋盖房；而在西安城内的西面、北面和东面，也有大量的闲置地和宽阔的池塘，鸭子和乌龟活跃其中。大多数建于明代甚至明代以前的古城，在 19 世纪经历了衰败，规模有所萎缩，尽管人口并未减少。人们被迫愈发拥挤地住在一起，或者在城外搭个茅草棚子度日，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无疑比在城内建新房更廉价，也更简便。不过也有例外，商业的不断发展和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或者地方政府激进的态度，如山西的太原府，带来一些城市现代建筑的兴起；不过这样的城市屈指可数，而且与其在城市空间中妆点这些新建筑，还不如让这片地方回归田园。
我们不在这里深入探讨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么多中国北方城市的衰败和缩减。无疑，原因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在整体上是不利于旧城和历史遗迹保护的。由于政府当局极度缺乏责任心和必要的物资支持，加上战争和革命带来的劫掠、火灾和饥荒横扫了整座城市，要想城市保持先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市民们不得不挤在新建的半西式建筑里。南京、西安、洛阳等古都，正是这种转变的最典型的例子，它们的现在同过去相比，是多么苍白暗淡；许多小城市也显示出一种与之类似的旧城衰减和建筑破败的趋势。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城墙包围的罗盘状城市与建筑占地面积的不协调上，还表现为房屋的廉价低劣。
在中国北方的普通城市中，很难找到具有建筑学价值的建筑物。当然，或许有一些寺庙是美轮美奂的，有着精心雕刻的山门和藏在巨大屋檐下的柱网门廊，但是严格地说，它们并不是建筑艺术的杰作，尤其是近年来重建的那些；从建筑学的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一些古老的风格奇特而带有人工色彩的石塔和砖塔，以及至今仍然伫立在古城中心的钟楼和鼓楼，并强调着它们与辉煌历史之间的莫大关联。然而，大多数建筑是不起眼的小屋，由灰色的砖块和漆红的木梁柱结构建造而成。在商业区，外墙一般打开形成门廊，一排排柱子朝向街道，不过在更富庶的地区，店面还会装饰着雕刻、黄铜帘子和风雅的招牌。雕花漆金装饰的店面在普通城镇中开始变得罕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对砖和水泥的狂热追逐在民国之后像疫病一样传播开来。由于“华丽的中央王国”变身为“人民的国家”，旧文明的艺术花朵以极快的速度枯萎了。
这些城市的居住区往往以最单调和空无的形象面对行人。这里只能看到高度大小不一的弧形屋顶，屋顶与屋顶之间点缀着树梢；其他所有的景致几乎都被灰色的墙遮挡了，有的已被岁月和尘土浸染成微红色。在漫长空旷的空间里，除了简易的门道或由台阶和鞍形小屋顶构成的门廊，没有任何隔断或装饰，建筑的整齐划一程度恐怕无出其右者。经过这些街道时往往会给人穿越一排排监狱或修道院的错觉；只有活跃的光影和那些偶尔在墙角下晒太阳的乞丐使这个画面显得稍有生气。你能偶尔听到钟声或者游商的敲锣声，但人一走过，深邃而凝固的寂静就再次袭来。这儿没有生命和美的迹象，因为它们都藏在了墙的背后。中国人的家就是这样一个被极为严密守卫的地方。每一个家庭单独就是一个社会——通常人口众多，结婚后的儿子与父母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房子外面的围墙有力地保护着他们免受外来入侵。女人们更是被禁锢在如同中世纪修道院那般的围墙之内。
只有进了大门，绕过影壁（进门时迎面而立的形似屏风的墙，据说用以阻拦经常直线前行的恶灵）之后，我们才得以体会这种居住院落之美。如果一座大宅包含两三进或以上的院落，那么第一个庭院往往不那么有趣：地面简单铺砌，低矮的建筑物从三面围合。不过后面的第二个庭院会广植树木花草，或配以池塘、假山、凉亭，构成真正的花园。当然，布置的样式取决于院落的规模和重要性。这些建筑采用统一的形制，尽管在尺寸和细节上有所不同；最重要的建筑则座落在主庭院后部的台基上。建筑的正面由从山墙向外延伸的梁（形成一种“预制梁”）所搭建的前廊或月台组成，高大弯曲的鞍形屋顶延伸到前廊，搭在柱子上方的斗拱上形成屋檐，这是所有古建筑的范式做法。墙垣的构造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建筑正面的骨架通常由支撑横梁的立柱构成；立柱之间，下部砌砖，上部开有精细复杂的格子窗，覆着一层替代玻璃的透明纸。宽阔的石阶通向台基，正对着主宅正面中间的大门，门上饰有雕花，有时上部会有蒙着透明窗纸的格子。其他并不出众的构造细节在这里就不详述了，但还是要说一说对中国建筑外观至关重要的色彩。所有木结构都被漆成深红色，而砖墙和屋瓦则是灰色的。门板的雕饰会鎏金来凸显，而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的柱头斗拱还会饰以绿色和蓝色。中国人从不吝啬使用强烈的色彩；这种色彩的远观效果颇佳，尤其是当建筑处于繁盛花木的掩映之中时，不过纹饰细节的缺失却使近观大为失色。
让我们重新回到街上，来到这座城市的商业区。这里的街景大为不同，整体而言，比居住区更具生机和趣味。这里的建筑不受封闭的围墙的限制，而是开着格状门窗，面向街道，窗纸也被时下的玻璃所取代。和居住区一样，建筑的屋顶高耸而远挑，但商店前通常没有立柱；由于门面狭窄，突出的山墙就足以支撑屋檐的檩子。有的入口上方有架子或柱子支起来的小坡屋顶或顶篷；在炎热的季节，店门口还有搭起竹制的覆着草席的遮阳棚。如果街道很窄，这些屋棚甚至可以搭到街对面的另一家店，或者至少遮盖人行道。不过事实上商户比行人占据了更多的空间。店铺的相当一部分买卖发生在街道上，店主和流动小贩共同构成了街道中的经营者，特别是那些经营食品的商店，需要向路人展示自家的美味佳肴。有时商店面前的街道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市场，西安府有条粮店街就是这番景象。每天早晨都在进行着繁忙的谷物交易，商贩顾客熙熙攘攘，手推车和扁担络绎不绝，使路人很难通过。至于店铺的后部，老式的房子确实不适合作为商店，而更适合作为店主和伙计们吃饭、睡觉、抽烟、喝茶的起居室。普通住宅和小商铺之间的明确区别就仅仅体现在这些表面特征。
商铺无处不在，无论外观还是内在，差距巨大，这不仅取决于当地的繁华程度，也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经营的商品种类有关。因此，布店不同于药店、金饰店或茶叶店，而且通常来说，店铺的装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出售商品的品质。深入了解各种商店的细节会让我们离题太远，况且在这里我们仅关注中国街道的建筑层面。这方面极其重要的是，精美雕琢的店面仍然可以在一些保存较好的旧城中见到。在北京，传统建筑曾挤满了最重要的商业街的两侧，但近年来，由于崇洋媚外的半西式水泥建筑以及外墙上招摇的飘带装饰物和民国国旗的混入，这类建筑的数量有所减少。它们高高地刺破了街道建筑的天际线，并在商店的入口处形成顶篷或牌楼。建筑结构由高耸的冲天柱和与之搭接的横枋，以及多铺斗拱构成，并共同承托起一两层楼檐的鞍形小屋顶。楼檐下是华板，装饰着人物雕像或浮雕、镂空雕的花卉图案，中间嵌着商铺字号的匾额。底部由复杂的叶形图案衬托，仿佛牌楼的宽大花边。所有这些雕刻都是鎏金的，有时也饰以凸显它们的色彩。除此之外，有时辅以小顶棚，靓丽的彩带和流苏（有时为木制），悬挂在从冲天柱伸出的夔龙挑头上。
遍布如此这般精雕细刻并饰以鎏金的店面的街道当然是一道华丽的风景，并且在数十年前，这样的画面在省会城市绝不罕见。现在，这样的街道正在逐年减少，因为没有人有意保留它们，人们安心地目睹这些建筑被混凝土建筑或单调的砖瓦房取代，这些新建筑除了安放在入口的正面或侧面的一块写着几个醒目大字的招牌之外，没有任何修饰。谈起中国北方普通城镇商业街的景象，光与影、匆忙的人群、手推车和驴拉车构成的生动画面要远远比建筑本身更有趣。如果再加上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古树，街景会变得更活泼别致，不过也就不再具有建筑艺术特色了。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那些建有装饰性遗迹、纪念碑、拱门和塔的街道则是例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体现是牌楼——这种门道式的装饰物有三间或三间以上，横跨整条街（包括人行道）。修建牌楼通常是为了纪念一些当地的杰出人物或重要历史事件，但吸引子孙后代和陌生人的主要是它们与众不同的装饰。大多数牌楼都是木制的，漆以鲜艳的红色，并有绿色、蓝色和鎏金雕刻的装饰。根据牌楼的大小和重要性，立柱数量通常为四、八或十二，安放在石制的须弥座上（有时装饰石狮），柱与柱之间横跨着两三根宽阔的枋木，镶嵌着敬刻颂词的匾额。牌楼的顶部每一间都有飞檐挑出，架在错综复杂的斗拱之上，覆盖着蓝色或绿色的筒瓦，并沿垂脊装饰着人和动物的形象的脊兽。这些牌楼包含了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元素，比如高耸的冲天柱、两三铺斗拱支撑的弯曲楼檐、装饰精细的额枋、雕花的华板，一切都色彩缤纷，尽管与其宏大规模相比，这样的色彩略显粗糙。牌楼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的，其全部装饰都利用了材料的特性，除了楼檐上的垂脊兽。石牌楼亦是如此，各部分都复制了木牌楼的形式，不过这种形式的建筑确实更适合采用木结构（类似的情况还有日本的石制“鸟居”，也体现出木结构向石门的转变）。当然，某些部位会进行必要的改动，如楼檐（没有弧度）和斗拱（有时变成弯曲的托座），额枋以浮雕取代彩绘，为了加固正方形或八角形的立柱，在须弥座边会置以低矮的抱鼓石，上面立着小狮子。如果有人要深入研究这些古迹，可以发现石牌楼与木牌楼的一些细微差异，但在结构和装饰上，仍然因循着明朝以来的基本建造原则。当下最古老的石牌楼存在于寺庙园林中，它们比街道上的保存得更好，但我难以说清其中是否有哪一座是明朝以前的遗物。我见过的拥有最美最多的街道石牌楼的地方是山东潍县，那里的主要街道跨立着六座宏伟的三间三重檐牌楼，大概建造于清乾隆年间。不过并非所有的牌楼都横跨街道；有些坐落于开阔的空地或与街道走向平行，作为寺庙或衙门入口的标志，以突显某地或某人的尊贵与非凡。
在古老的中国城市中，最主要的街景中一定少不了钟楼和鼓楼，这两座高大不朽的建筑，通常占据着一座城市的中心。一般来说，重要的大道都会发端或相交于这两座建筑。钟鼓楼敦实的基座上贯通着城门大小的拱券，形成交通中心，或者称为交叉隧洞，经常拥挤不堪，因为那里不仅是各种车辆和行人穿行的通道，也作为寻求庇护的流浪汉和乞丐的安身之所。在城墙般高大的城台顶上才是真正属于“楼”的部分，两三层的高大楼阁通常由木柱和填充在梁柱间的砖块共同构成框架。下面的两层有四周环绕的柱廊，而最高的那层往往是封闭的。向外远挑的弯曲屋顶由一种称为“散斗”的精细结构系统支撑（日语 masugami），即屋檐下方三层或四层的复合斗拱。当然，根据年代和重要性的不同，钟鼓楼的建筑结构和装饰细节也不尽相同，不过通常来说，它们对建筑整体效果的重要性要低于建筑主体——高耸的楼阁和庞大的城台。这种类型的建筑在中文里称为“台”，在很早以前它们已经被基于不同目的而使用，例如瞭望台、藏宝台和观象台。大部分中国城市的景观充满了低矮的墙垣和屋顶，而钟鼓楼屹立其间，使古老的力量与尊严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在中国北方的古城中，除了钟楼和鼓楼，还有一些具有宗教意义的建筑，尽管这些宝塔或寺塔并不在城内，而大多位于城墙之外。它们的修建往往与圣地有关（以保存珍贵的文物），并且最精美的佛教寺庙一般不会建在拥挤的城市中心，而是选择风景宜人的乡间。从建筑学的意义上看，塔变化多样，取决于其建造年代、材料以及各种当地的宗教需求，因此，我们很难简单指明它们的共同特征，只能说这些塔平面呈方形或多边形，高度约 50—350 英尺，层数可能是三、五、七、九、十一或十三。早期的塔通常是砖砌的，而后来多用木结构，不过有的塔完全是用石头或金属建造的。许多高塔建在开阔平坦的乡间，成为当地重要的标志物，不仅为人们提供方位和距离的参照，还作为平安吉祥的象征，这与中国人的风水观念紧密相关。在中国北方，这些塔很难成为一座城市内部的景观，但在南方城市中，如杭州、苏州，情况则不同，它们屹立在城市之中，被人们视作外来宗教的奇特遗迹，不过在周围古朴的气氛中，倒是比庄严冷峻的教堂及其钟楼保存得更好，后者在大片不起眼的低矮建筑和残垣断壁中显得极其突兀。
尽管中国的古城看起来单调乏味、千篇一律，但却也可能是错综复杂的，处处充满惊喜，比如在脏乱的小巷中时常隐藏着摇摇欲坠的古建筑或遗迹，偶尔有沟渠或下水道从这里穿过，这番景象与外面的大街全然不同。但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残垣断壁真的值得人们去探寻；它们往往不会被普通的游客或像我们这样从大街经过的行人察觉，我们的目的不是去调查这些历史的遗存和细节，而是去了解中国城市中的一些外在特征，包括它们的街道和建筑，从而更好地认识城墙与城市内部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城市有大量精巧的低矮房屋与墙垣，鳞次栉比地隐藏在重重叠叠的弯曲屋檐下。
从高空俯瞰这些城市，除了那一排排灰色的屋顶，别无他物。在温暖的季节里，遮盖屋顶的绿色树冠会打破这种单调乏味的画面，有时甚至是穿透房顶生长（在中国城市中，人们为了保护树木可以牺牲建筑，即使这些树木在乡下分文不值）。然而在冬季，大部分树木同屋顶一样灰暗，并且光秃秃的。薄薄的白雪取代了绿油油的树叶，蓬松地覆盖在屋顶和屋脊上，闪耀着泡沫般光芒。当清晨的薄雾笼罩着城市，城市就像冬日里灰蒙蒙的海洋被止住了向前翻滚的波涛；屋顶那上下起伏的有规律的节奏仍然依稀可辨，但运动停止了，整片海仿佛被符咒定住了。难道也被那凝固了古老中国文明生命力的寒魔所震慑？在下一个老树吐绿开花的春天，它会摆脱凝冻么？生活会带着美好与喜悦重新回归么？我们是否能够再度见证人类新生力量的波涛冲破旧中国的残损城墙？抑或是内在的动力已经凝固——灵魂的永久冰封？
晨雾慢慢消散，幻景逐渐消逝——城墙上的士兵吹响了尖锐的号角，向街上匆忙瑟缩的人们宣告，民国十一年的又一个忙碌的日子的到来。第二章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
在着手研究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之前，我们不妨先简要地了解一下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元明两朝的中文史料对这些早期城市有大量记载，而且大部分都收录在《顺天府志》中。这部地方志于万历年间（1593 年）首次出版，并在 19 世纪末（1885 年）得到增补和修订。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囊括了有关京师及京畿的地理、历史、考古、统计、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的史料，但各门类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归纳，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篇章中的描述差异很大，甚至相互矛盾，因此会造成一些歧义。例如，第一卷中关于北京城墙的叙述与第二卷中的并不一致，因此在引用这些资料时需要更严格地考察，并加以慎重的辨别和诠释。下文主要以《顺天府志》的前两卷和布列资须奈德博士（E. V. Bretschneider）最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英文版于 1876 年在上海出版；法文版于 1879 年在巴黎出版）为基础，同时对散见于《日下旧闻考》（1658 年首次刊行，1774 年大幅修订后再版）的相关记载也给予了特殊关注。
中国历史学家提到的北京旧址上最早的城市被称为“蓟”。它是冀州最重要的城市，据说在舜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根据中国地方志记载，这座城市“固若金汤”。公元前 723 年，这里成为燕国的首都，并在公元前 221 年被秦始皇的军队踏平。这座城市位于如今北京城的西北角。到西汉时，这座城市已经没落。
而到了东汉，约公元 70 年，在今鞑靼城①的西南角，距蓟城以南约 10 里②的地方建成一座新的城市，大部分位于今汉人城③的西部。这座城市称为“燕”，三国时期改称“幽州”。除了唐朝时曾向这里派驻一支胡人率领的强大军队，该城一直寂寂无闻，直到公元 936 年被契丹占领。当契丹人在这里建立了辽政权并成为中国北方的统治力量时，他们发现这里仅仅是一座小城，不合建都的规制。于是在原址上兴建了规模更大的全新的都城，并往幽州的西面和南面扩张得更远。由于辽王朝已经在更北边的辽东设立了都城，因此这座新城被称作“南京”，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燕京。
布列资须奈德曾沿着现今北京外城南墙外约 2.5 里以及西墙外约 4 里处考察，确定了燕京城西南角的位置。东墙位于今琉璃厂（位于前门西面，一条以书店和古玩店著称的街道）的西侧，因为根据《顺天府志》引《辽史·地理志》记载，这条街上曾有一块墓碑，标记此地为燕京城东门外的“海王村”。燕京城的北城墙恰好就在今北京内城南墙一线。
燕京城呈四边形，周长 36 里。城墙高 30 英尺④，宽 15 英尺。建有城楼和供弓箭手藏身的木制移动楼橹以及八座城门：即东面的安东门、迎春门；南面的开阳门、丹凤门；西面的显西门、清晋门；北面的通天门、拱辰门。
辽的宫城呈长方形，位于燕京城的西南，由两重宫墙环绕。
当辽被金推翻后（1125 年），这座都城又一次经历了重要的变化。由于资料的来源不同，而收录时又未加以考订修正，致使《顺天府志》中冗长的叙述出现了含混。不过其中仍有一些部分颇为有趣，引用如下：金太祖天会三年，宗望取燕山府。因辽人宫阙，于内城
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墉堑悉如边城。
每城之内，立仓廒、甲仗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时陈王兀
室及韩常，笑其过计。忠献王曰：“百年间，当以吾言为
信。”⑤图 1 北京城址上早期城市的相对位置示意图。左为蓟，中为燕（幽州），右为燕京。以上三图根据 1914 年出版的《北京天主教公报》中的北京示意图绘制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完颜宗望（后称太宗）⑥在燕京城内或近畿曾建造筑有围墙的营垒或碉堡。直到几年后的海陵王统治时期（1149—1160），才在燕京城的基础上建成了新的更大的都城，包括新的皇宫。及海陵立，有志都燕，而一时上书者争言燕京形胜。梁
汉臣曰：“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何卜
年曰：“燕京地广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天德三
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养浩等增广燕城，城
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
曰端礼；西曰丽泽，曰灏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元⑦，
曰崇智，曰光泰。遂以燕为中都，府曰大兴，定京邑焉。都
城之门，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其正门旁，又皆设两门，
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旁两门焉。周围二十七里，
楼壁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⑧
显然这里关于城墙周长的描述并不准确，因为仅燕京旧城的周长就有 36 里长；如果这个数字仅仅是指新筑城墙的长度，仍然有一个疑惑，那就是新筑的城墙是否是四面全新的，或只是在三面新筑而在北面利用了旧城的一部分？在这部地方志中，另有描述指出，全城周长为 75 里，这显然过于夸张，也或许只是印刷错误。应当指出，明朝初年对南城（原金中都）的测绘表明，其周长为 53 280 英尺（近 30 里）。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城墙遗存已残缺不全。要推论金中都的实际周长几乎已经不可能，但可以确信的是，它比辽代的燕京城要大得多，并向东部有所扩展。中国文献有着非常明确的记载：由是观之，则辽金故都当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
其东北隅约当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又考元王恽中堂事记载，
中统元年赴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宿通玄北郭。⑨
一些碑刻也反映了白云观、天宁寺、土地庙等位于今北京内城的西部和南部的寺庙，正在金中都的范围内。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都包含旧的燕京城，位于今外城以西约 4 里之外，其东面到达今东便门附近，其南墙极有可能沿用燕京南城墙（外城以南 2.5 里处），而北墙则位于今北京内城南墙以北约 1 里处。如果这些推断是正确的，那么金中都城墙的总长度约 54 里。
这些城墙都是简易的土墙，如果中国文献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筑墙的泥土都是从数里以外靠人工搬运而来的：“筑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⑩（不过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地方运送泥土呢！）至卫绍王时，蒙古军至，乃命京城富室迁入东子城，百
官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万。大
兴尹乌陵用章命京畿诸将毁各桥梁，瓦石悉运入四城，往来
以舟渡，运不及者，投之于水。拆近城民屋为薪，纳之城中。
蒙古兵攻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击之。蒙古兵凡比岁再攻，
不能克。⑪
事实上，由于金人与成吉思汗迅速签订了和约，金中都得以保全（1213 年），而金朝皇帝已无力再维持其对北方地区的统治，于是迁都汴梁，也称南京，这是北宋的故都，而当时南宋的都城在杭州。金朝的统治者离开中都后不久，蒙古人便对该城发起了第三次进攻（1215 年）。城破后，皇宫被付之一炬，据中国文献记载，大火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大量官员和平民遇难，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不过在元朝仍残存旧宫殿的主要遗迹。明初，金代建筑的废墟犹存，但随着嘉靖年间外城的修筑（1554 年），这些遗迹逐渐消失。在 1260 年成为中国北方统治者的忽必烈，曾试图重建金中都，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另一个更庞大的建都方案所取代。《顺天府志》记载：世祖中统二年，修燕京旧城。至元元年，都中都。四年，
始于中都之北建今城而迁都。九年，改大都。城方六十
里……⑫
这一记载也被其他类似的史料，如《元史》所佐证，简要描述了北京城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伟大的帝国缔造者忽必烈意识到，成吉思汗在哈拉和林（今乌兰巴托西南）的旧营帐不适合作为世界帝国的都城，这样的都城应当建在中国，而非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因为这里有着最高的文明程度和最富饶的自然资源；至于首都偏处帝国东隅则无关紧要。中国，的确是当时唯一有可能创造世界中心的国家。
这座建成于 1267 年或 1268 年的新城市被称为大都（伟大的首都）或汗八里⑬（可汗的城市）。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有官者为先。乃定
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
冒据，听他人营筑。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
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
摧塌。⑭
可见元大都的城墙是以篱笆或芦苇模子打围并夯打筑成的土墙。因此极有可能在明朝以前，砖块尚未被用于修筑城墙。
新都城的位置，根据上述引文的介绍，是“中都之北”，《顺天府志》之后有更详尽的描述：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
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
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
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⑮
元大都的北城墙位于今安定门和德胜门（现北城墙上的两座城门）以外，但当时这里应是城墙内的区域。
如果我们接受北京城以北约 5 里外的那些残存的土墙就是元代城墙的遗迹，那么关于元大都的北城墙究竟位于何处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它仍然以“元城”之名广为人知，除此之外很难有其他解释。这个假设还被明朝文献所佐证，其中提到，元大都的北城垣在 1368 年被向南内缩了 5 里。《顺天府志》有这样的记载：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
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⑯
这段文字可以理解为，新建北城墙上的两座城门建在了与旧城门对应的位置上，而其他七座城门则原地保留。在《顺天府志》的另一段文字中，有一段关于新的北城墙的记载：元之都城视金之旧城拓而东北，至明初改筑，乃缩其东
西迤北之半而小之。今德胜门外有故土城闉，隆然坟起，隐
隐曲抱如环不绝，传为北城遗址。⑰
文中所述东、西城墙各缩减了一半乃夸大之说，实际上应修正为缩短了约全长的五分之二，不过这一记述仍相当重要，它清晰地说明了这段曲折的土墙和它原有的两座城门。
几乎可以确定，明朝的西城墙和东城墙大抵与元大都一致；平则门和齐化门两座城门的名称保留不变，而和义门更名西直门，崇仁门⑱更名东直门。如果这些城墙上的某处发生了改变，它肯定会像北城墙的变化一样被记录下来。不过元大都南城墙的位置与建成的明城南墙并不一致，因为它实际上是金中都北界内的一段城墙，而实际上金中都在元朝时依然残存，被称为“南城”。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白云观等建筑位于金中都城内；不过如果金中都北墙不在今北京内城南墙以北至少一里的范围内，那么这一结论就不能成立。此外，《元一统志》（元代地理文献）记载——引自《日下旧闻考》：然考元一统志、析津志皆谓至元城京师，有司定基，正
直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庆寿
寺今为双塔寺，二塔屹然尚存，在西长安街之北，距宣武门
几及二里。由是核之，则今都城南面亦与元时旧基不甚相合。
盖明初既缩其北面，故又稍廓其南面耳。⑲
又据惯例，观象台应建在元大都的东南角⑳，其遗迹在今东南城角以北约 1.5 里处的东城墙附近被发现。所有这些证据似可确证，元大都南城墙位于今北京内城南墙以北约 1—1.5 里一线，并且很有可能与金中都北城墙重合（或只有几步之遥）。南城墙的这一位置直到 15 世纪初才被永乐帝改变，而北城墙在此之前约 50 年就由洪武帝下令改动。在后面章节所引用的明朝史料中，这些事实都被清楚地记载。不过在讨论后面的年代之前，有必要确认是否有更多有关元大都的资料。元大都虽仅存在约一个世纪，但在此期间却进行了大量的建设和修复。《顺天府志》记载如下：（至元）二十年修大都城。二十一年五月丙午，以侍卫
亲军万人修大都城。二十九年七月癸亥，完大都城。至治二
年十一月，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至正十九
年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㉑
直到那时，城门口似乎都还没有永久性的防御设施；蒙古人可能仍然使用相传辽人和金人用过的可移动的木质楼橹，不过在城门外加筑了瓮城，即一道 U 形的城墙。它最终奠定了如今北京城门深院高楼的形态特征（马可·波罗曾特别提到），但当时护城河上的桥依然为木质，而非明代以来的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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