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照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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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超越国界与阶级的计谋全书试读：
今天，我们怎样读中国传统经典
一2007年到2011年，我在“敏隆讲堂”连续开设了十三期共一百三十讲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课程。那是个通史课程，将中国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做了一次整理，其基本精神主要是介绍过去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许多重大、新鲜发现与解释，让中国历史不要一直停留在“新史学革命”之前的传统说法上，所以叫做“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这套“经典里的中国”在基本取径上，仍然是历史的、史学的，等于是换另一种不同的方式，重讲一次中国历史，希望降低个人主观的选择判断成分，让读者能够从原典来认识、了解中国历史。
从原典认识、了解中国历史，牵涉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幸运条件。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文字，两千多年之后，我们一般人竟然都能不用透过翻译直接阅读，光靠直觉就能掌握其讯息大概，再多费点工夫多些解释，还可以还原大部分的本意。中国古文字和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这套文字，有着明显、强烈的延续性，现代通用的大部分文字其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诗经》《尚书》，小部分甚至还能再上推到甲骨、金文。尽管在文法上有相当差距，尽管字义不完全相同，但古文字和现在文字在运用上，有着容易对照的规律可循。
这是人类文明的奇特状态。世界历史上实在找不到另一个例子，从公元前三千年到现在，同一套文字、同一套符号与意义结合的系统，五千年来没有断裂消失，因而可以直接挪用今天的文字习惯，来接近几千年前的文献。
高度延续性的文字传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也让中国社会付出了相对的代价，才造就了现实中我们每个人身上极为难得的能力。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认知、善用如此特殊的能力吧！二
阅读原典的第一个理由是：中国历史有其原初的材料，透过这些材料的累积、解释、选择，才形成了种种对于历史的叙述说法。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听过了别人给的历史叙述说法后，应该会想要回到原初材料，一方面看看历史学者怎样从材料里炒出菜来的过程，一方面也自己去覆按、检验历史叙述的对错好坏吧！
我们听过课本介绍《诗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也听过许多从《诗经》中撷取材料来重建西周社会面貌的说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读《诗经》，或许你会发现《诗经》的内容和你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你也可以覆按你原先对西周的认识和《诗经》所显现的，是不是同一回事。不管是哪种经验，应该都能带来很大的阅读乐趣吧！
阅读原典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些产生于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文献，记录的毕竟都是人的经验与感受，我们今天也就必然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与其经验、感受彼此呼应或对照。也就是，我们既能够从中读到相似的经验、感受，隔着时空会心点头，也能够从中读到相异的经验、感受，进而扩张了我们的人生体会。
源于史学训练带来的习惯与偏见，必须承认，我更倾向于从原典中获取其与今日现实相异的刺激。历史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类经验的多样性，看到人类生活的全幅可能性，进而挑战、质疑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种种现实状况。这是历史与其他学问最根本的不同作用，也是史学之所以存在和无可取代的核心价值。三
前面提到，拥有延续数千年的文字，让中国社会付出了相对的代价，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影响了中国传统看待历史的态度。没有断裂、一脉相承的文字，使得中国人和前人、古人极为亲近，关系密切。历史因而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一门研究过去发生什么事的独立学问。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形成无法切割的连续体。
理解历史是为了要在现实中使用，于是就让后来的观念、想法，不断持续渗透进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叙述中。说得严重一点，中国的传统态度，是一直在针对现实所需、以现实来改写历史。后世不同的现实考量，一层层叠在历史上，尤其是叠在传统经典的解释上。因而，我们不得不做的努力，是想办法将这些后来叠上去的解释，倒过来一层一层拨开，看看能不能露出相对比较纯粹的原始讯息。如此我们才有把握说，从《诗经》中，我们了解了两千年前至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某种社会或心理状况。或是尽量放在周初的政治结构下来呈现《尚书》所表达的周人封建设计，而不至于错置了秦汉以降的皇帝制度价值，来扭曲《尚书》的原意。
意思是，我不会提供“传统”的读法，照搬传统上对于这些文本的解释。许多传统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说法，特别需要被仔细检验，看看那究竟是源自经典原文的意思，还是后来不同时代，因应其不同现实需求，所给予的“有用”却失真的解读。
将经典文本放回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在那个特定背景下，而非从一种忽略时代的普遍角度出发，来读这些传统经典，这是关键的前提，也是“历史式读法”的操作性定义。
在“历史式读法”的基础上，接着才会有“文学式读法”。先确认了这些经典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它们产生于很不一样的时代，由过着和我们很不一样的生活的先人们所记录下来，于是我们就能排除傲慢、自我中心的态度，培养并动用我们的同理心，想象进入他们那样异质的生活世界中，去接近他们的心灵遗产。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拓展自己的感性与知性能力，不仅了解了原本无法了解的异质情境，更重要的是，还感受了原本从来不晓得自己身体里会有、可以有的丰富感受。感受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提供的经验，只存在于古远时空中的经验，却借文字跨越了时空，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以新鲜、强烈的刺激。
正因为承认了经典产生于很不一样的时空环境中，当我们对经典内容产生感应、感动时，我们有把握，那不是来自现实的考量，断章取义地去“appropriate”（套用）经典，而是这里面真的有一种普遍的人间条件贯穿着、联结着，带领我们去拥有对于人性与人情的更广大又更精细的认识。四
我的做法，是找出重要的传统经典，从中间撷取部分段落，进行仔细解读，同时以这些段落为例，试图呈现这部经典的基本面貌，并说明文本与其产生时代之间的关系。
传留下来的中国经典规模庞大，要将每一本全文读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些文本中有很大部分，和我们今天的经验有很大的差距，读了并无助于理解现实，却能让我们心中产生异质的好奇感。因而我选择的策略是，一方面从原典中选出一部分现代读者比较容易有共感的内容，另一方面则选出一部分可以传递出高度异质讯息的，让大家获得一种跨越时空的新鲜、奇特刺激。前者带来的效果应该是：“啊，他说得太有道理了！”后者期待在大家心中产生的想法则是：“哇，竟然有人会这样想！”
解读的过程中，会设定几个基本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环境中，产生了这样的作品？当时的读者如何阅读、接受这部作品？为什么承载如此内容的作品会成为经典，长期传留下来，没有被淘汰消失？这样一部作品，发挥了什么影响作用，以至于使得后来的其他什么样的典籍或什么样的事件、思想成为可能？前面的经典和后面的经典，彼此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几个问题，多少也就决定了应该找什么样的经典来读。选择的第一条标准，是尽量选择具有原创性、开创性的作品。在重视、强调历史和先例的文化价值下，许多中国书籍是衍生性的。去看看《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其中光是解释《论语》的，就有超过一百本。不能说这些书里没有重要的、有趣的内容，然而它们毕竟都是依附在《论语》这部书上的衍生产物。因而我们就知道，优先该选、该读的，不是这里面的任何一本解释《论语》的书，而是《论语》，《论语》当然比衍生解释《论语》的书，具备更高的原创性、开创性。
但是，这条标准会有例外。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因为它们都是大量援引了佛教观念来扩张原典说法，进而改变了魏晋以下中国人对“老庄”的基本认识，所以，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是衍生的，但实质上却藏着高度的开创性，因而也就应该被选进来认真阅读。
第二条标准，选出来的文本，还是应该能让现代中文读者读得下去。有些书在谈论中国历史时不能不提，像是《本草纲目》，那是中国植物学和药理学上的“重镇”，但今天的读者面对《本草纲目》，还真不知怎么读下去。
还有，一般中国文学史讲到韵文文体演变时，固定的说法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唐诗、宋词、元曲当然该读，但汉赋怎么读？在中国文字的扩张发展上，汉赋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汉朝的人开始意识到外在世界与文字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很多事物现象找不到相应的字词来予以记录、传达，于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动，要尽量扩充字词的范围，想办法让字词的记录能力赶上复杂外界的繁乱光景。然而也因为那样，汉赋带有强烈的“辞书”性格，尽量用上最多、最复杂的字，来炫耀、表现写赋的人如此博学。
汉赋其实是发明新文字的工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文章，有其要描述、传达的内容。多用字、多用奇字僻字是汉赋的真实目的，至于字所形容描述的，不管是庄园或都会景观，反而是其次。描述一座园林，不是为了传递园林景观，也不是为了借园林景观表现什么样的人类情感，而是在这过程中，将园林中的事物一一命名。汉赋中有很多名词，一一指认眼前的东西，给它一个名字，也有很多形容词，发明新的词汇来分辨不同的色彩、形体、光泽、声响等，相对的动词就没那么多。汉赋很重要，绝对值得介绍、值得认识，却很难读，读了极端无趣。真要读汉赋，我们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认、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很难有阅读上的收获，比较像是在准备中小学生的语文竞赛。
还有第三条标准，那是不得已的私人标准。我只能选我自己有把握读得懂的传统经典。例如说，有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并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那是《易经》。尽管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关于《易经》的解释，尽管到现在都还一直有新出的《易经》现代诠释，然而，我始终进入不了那样一个思想世界。我无法被那样的术数模式说服，也无从分判究竟什么是《易经》原文所规范、承载的意义，什么是后世附丽增饰的。遵循历史式的阅读原则，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谈《易经》。五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不只是选书读，而且从书中选段落来读。传统经典篇幅长短差异甚大，文本的难易程度差异也甚大，所以必须衡量这两种性质，来决定选读的内容。
一般来说，我既将书中原有的篇章顺序，当作书内容的一部分，也将书中篇章的完整性，当作内容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除非有理由相信书中顺序并无意义，或为了凸显某种特别的对照意义，否则，我尽量不打破原书的先后顺序，并且尽量选择完整的篇章来阅读，不加以裁剪。
从课堂到成书，受限于时间与篇幅，选出来详细解读的内容，可能只占原书的一小部分，不过，我希望能够在阅读中摸索、整理出一些趋近这本原典的路径，让读者在阅读中逐渐进入、熟悉原典，培养出一种与原典亲近的感受，来作为未来进一步自行阅读其他部分的根底。打好这样的根底，排除原本对经典抱持的距离感，是阅读、领略全书最重要的开端。
最糟糕的时代，最深的堕落。
一群没有绝对是非信念的人，
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和英雄。
第一章 还给荀子公正的评价
纵横术士全记录
《战国策》是一部来历不明的书。书中记录的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的事，然而此书流传的版本，顶多只能溯至西汉的刘向。刘向在公元前1世纪末校录《战国策》后，写了一篇序，那其实就是他将校好的书呈给皇帝，附带的奏议说明。序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从这段话我们知道，刘向在汉代皇室藏书之处（“中书”），找到了好几个版本，内容大致相同，却有许多不同的书名，刘向费了大功夫，将这些不同版本内容按照国别编辑，同一个国内发生的，再大略依所记录的事情发生先后排列次序，订为三十三篇，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战国策》。
取名《战国策》，牵涉到刘向对这些文章性质的判断。他认为主要记录的是战国游士获得国君任用时，所给予的策略谋划，因而采纳了原有的“国策”，再针对其特定时代，增一字成《战国策》。刘向的序接着清楚描述《战国策》的时代范围：“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所说的这个范围，跨到秦统一之后，然而考察现有版本，书中记录的几乎都是秦灭六国之前的事，符合一般认定的战国时代。《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策》列入“史部”，然而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改将《战国策》放到“子部纵横家”类别里。《郡斋读书志》是现存最早的中国私家藏书目录，将所收藏之书依照经、史、子、集的方式，予以分类排列。宋代以下，对于《战国策》究竟应该当作史书，还是当作纵横家言论记录的“子书”来看待，有许多讨论。
我们今天不需计较坚持要在史、子两部中找出一个固定分类答案，不过值得思考、理解的，是《郡斋读书志》为何要改变传统分类习惯，将《战国策》挪入子部？
其中一个理由是《战国策》的体例，显然不是为了让读者能明了、掌握历史变化而设计的。刘向编校整理之后，《战国策》基本上以国别分篇，再在每一篇中大致按事件发生先后顺序排列。然而一来绝大部分的史事牵涉到不只一国，国与国的篇章无法容易地联系在一起；二来对于这件事和那件事之间的因果关系，乃至于一国之中比较长远的历史发展脉络，书中全无关照、全无整理。
对照看《战国策》和《史记》“世家”中对于东周各国历史传承变化的描述，就能得到清楚的印象，《史记》是为理解历史服务的史书，《战国策》不是。
那《战国策》是什么？形式上，《战国策》是战国中纷纭事件的片段记录；内容精神上，《战国策》选择记录的，不见得是对这个国那个国有重大变化意义的事件，而是纵横策士对各国政治、军事的游说、影响。
在这一点上，《郡斋读书志》是对的。《战国策》的主角，不是国与国君，不是历史变化发展，而是纵横策士。《战国策》的重点，在于保留当时有名的纵横家的言谈、行为，凸显在那个时代，这些人曾经如此有势力、如此重要。
道统之外的奇诡雄辩
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的曾巩，写过一篇《战国策目录序》。序中将此书内容和孔孟之教拿来对比。曾巩认为：孔孟所主张的，是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是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他们整理西周礼乐制度，因应东周的变化，延续旧制度的精神，来创建新制度。
相对地，《战国策》里记录的则是：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这些谋士，也就是纵横游士，他们揣测国君的心理与态度，提出迎合国君想法的主张，换来国君对他们的信任，采纳他们的意见，别看这些游士表面上好像口若悬河，实际上他们缺乏像孔孟那样的内在自信精神，不断观察别人脸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曾巩又说：战国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这些战国游士，心中没有绝对的价值信念，其所选择的主张，不是依照是非标准，而是着眼于容易说服国君。因此他们表达的方式，很自然倾向于片面，凸显计谋有利的一面，刻意掩蔽可能带来的后遗症。结果，按照战国游士意见去做，往往计谋的后遗症代价还高过表面上带来的好处。
曾巩的意见，源自儒家道统的立场，然而不失为今天读《战国策》时可以放在心上的提醒。《战国策》最精彩的部分，在这些谋士、游士的雄辩言谈。光看他们所谈所论，我们很容易觉得真有道理。不过仔细想想，这样的道理，建立在两项不那么稳固的基础上。
其一，如果其他人都依照正常的道理思考、判断，那么谋士、游士的奇诡之计就能得逞。但如果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的人，都有同样的奇诡想法，奇诡对奇诡，就不见得能发挥想象中的作用了。
其二，谋士、游士的基本雄辩技巧，就是一方面放大好处，一方面掩藏相应可能带来的坏处。如果持平评估，将利害得失都摊在眼前，那么其利不见得高过其害，所得不见得能弥补其失。眩于其雄辩言辞而忽略了具体的现实条件，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换另一个角度看，曾巩的序文，也代表了传统上给予《战国策》的定位。东周变化的核心，是西周的封建秩序及其连带的文化价值逐渐瓦解崩坏。而《战国策》所记录的，就是最糟糕的时代，最深的堕落。那个时代，封建秩序及其文化价值，破坏殆尽、荡然无存，新的一统帝国原则又尚未成形。于是一群没有绝对是非信念的人，靠着高度发展的语言辩论技巧，一时风靡，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英雄。他们的事迹、他们的传奇遭遇，也就进一步诱使一般人远离旧秩序，甚至不再相信一切秩序。
特殊时代的特殊梦想
战国游士、谋士，既是封建身份制崩坏的象征，也是封建身份制瓦解的产物。不具备士以上贵族身份的人，在孔子之后，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学得一身理解、干预国政的本事。不具备大夫以上贵族身份的人，也都能见到国君，提供国君意见，进而获得最高的职位。
游士、谋士经历，彰显了从春秋到战国，社会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一个聪明、有能力、口才好的人，在短短一生中，就有机会戏剧性地从一介平民翻转占有国内最高的相位。甚至还有更夸张、更不可思议的，像苏秦，竟然还能佩带不只一国的相印，得到了过去卿、大夫贵族成员都到达不了的高位。
战国纵横家的最高目标，就是封相。他们唯一突破不了的，是依然按照血缘传承的国君地位，所以就追求爬到一国之中仅次于国君的最高地位。苏秦可以在不只一个国封相，也就说明了这样的政治野心，不受国界限制。出生在这国，很容易就可以到其他国去追求封相的梦想，是这个时代给予一般人的另外一项特殊机会、特殊自由。《战国策》记录了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记录了只有这个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例。《战国策》提供的不是战国时代的全貌，我们不能将《战国策》内容设想为当时各国政治的常态，但《战国策》具体且凸出地表现了只有可能出现在那个时代的人与事。
透过《战国策》，我们明了这两百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有多特别。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乱世，但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像战国那么长，也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像战国那样将政治机会向广大众人开放，更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在语言与文字的表达上，有如此惊人的变化、发展。
读《战国策》，我们需要不断意识到各国相持互争一两百年的时间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每个当国君的都不得不处于高度竞存焦虑中，生怕漏失了什么最新、最好的富国强兵之计，如此而鼓励了处士横议的风气，创造了广大、活跃的言论市场，刺激了人们不但要去想出不同的国政方针，还要找到足可以在激烈言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新说法。人人都有机会见到国君，但也因此见到国君、让国君留下印象的机会，在抢夺中变得如此短暂，稍纵即逝，会说话不会说话，能辩不能辩，就成了和想法本身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更关键的决定性因素了。
另外，若将《战国策》《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三部书放在一起对读，我们可以对战国时代的思想，有更强烈、更全面的认识。除了后世继续流传的儒、道之外，也就是说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之外，战国时代还有其他流行的思想。《战国策》记录的纵横家、《韩非子》记录的法家、《吕氏春秋》记录的阴阳家，在那个时代，和儒家、道家同等重要，一起激荡竞争。
要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有基本的认识，真正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热闹多元，进而充分理解、掌握后来逐渐收束、朝一元化进行的变化，我们不能不至少公平、客观地认识其他各家流传下来的代表性文献，不能不用读《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同等认真的态度，好好读读《战国策》《韩非子》和《吕氏春秋》。
第二章 开创与沦丧的时代
如何搬运九鼎
今本《战国策》开头第一篇是“东周”，第二篇是“西周”，接下来分别是“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和“中山”。
不管是否出于刘向的安排，这个次第顺序明显反映了汉代的价值评断。东周、西周摆放在最前面，因为那是名义上天子所在之处。不过这个“东周”、“西周”不是今天我们惯用惯称的朝代名，而是到战国时勉强还存在的两个小国。春秋时，周天子王廷还在，只是失去了号令诸侯的现实力量；到战国，周天子王廷都消失了，大的、广义的周，只剩下空洞洞、没有任何内容的名字，原先的王畿区域则几经变化后，分成两个小国，就叫做东周和西周。战国现实政治上，东周、西周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在名分上，这两个小国仍然暧昧地保有了和其他诸国不太一样的地位。
接在东周、西周后面，各国排列的顺序，基本上依照它们的强弱实力，也依照它们灭亡的时间，愈强、愈晚灭亡的，排得愈靠前。这样的安排，很显然不会出于战国之人，必须是明了战国结局，心中明白秦是最后赢家，齐、楚则是撑到最后才被消灭的两国，才能排出这番次序。《战国策》全书第一段文章，开宗明义表明了这个时期历史变化最主要的方向—周的沦夷、秦的兴起。这段文字的标题是“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象征、代表周天子君临天下地位的九鼎，由东周保存着，有一天，新兴的大国秦有了将这套宝物据为己有的野心。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秦出兵逼近东周，有特定的目的。东周是个小国，从列国相争战略上，原本不值得秦为之大动干戈，这回秦之所以出兵，摆明了要东周将手上保存的九鼎交出来。东周的实力当然无从对抗秦，东周的国君周显王很担心，赶紧请教颜率。颜率可能是东周的大夫，也有可能是来到东周，得到东周国君信任的游士。颜率回答：不必担心，我去东边向齐国求救。这里，颜率称东周国君为“大王”，显示在地位上，东周和其他国都一样，并不具备天子的身份。
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颜率到了齐国，对齐宣王说：秦实在太不像话了，竟然出动军队迫近周，要周交出九鼎来。周的国君和臣子想尽一切办法，决定既然没有能力保住九鼎，那与其让九鼎被秦取走，还不如将九鼎交给贵国。意思就是：如果齐国愿意出兵对抗秦国，东周愿意将九鼎送给齐国。出兵解救可能灭亡的小国，可以得到好名声，如此又能把九鼎重器带回齐国。希望大王好好考虑一下。
齐宣王受到了诱惑，立刻下令要陈臣思带领五万军队前往解救东周之危。秦国不愿和齐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于是就退兵了。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涂之从而致之齐？”可是以九鼎为酬谢的条件，换取齐国出兵吓走秦国，东周仍然保不住九鼎啊！颜率这算什么救东周、保九鼎的计谋呢？
秦退兵了，齐当然就来要九鼎，怎么办？颜率胸有成竹，又去了齐国，客客气气对齐宣王说：太感谢贵国了，让周得以解危。我们信守承诺，要将九鼎送过来，但不晓得贵国打算从哪条路将九鼎运送过来？
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说：就从魏国借道运来。魏惠王时，魏国为了避秦国之迫，将国都迁到大梁，所以又称梁国。从周王畿到齐，地理上最直接的走法，就是穿过魏国。然而颜率警告：不能这样。魏国国君和臣下想要得到九鼎，想很久了！经年累月在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商量谋划。九鼎一旦进入了魏国境内，魏国一定会将九鼎扣留，不会让九鼎离开国境送到齐国来的。颜率特别提“晖台”、“少海”，那是魏国有名的台阁池苑，凸显魏国的国力，魏国可不是像东周这种小国，而是一个有能力兴筑晖台、少海，也就有能力抗拒齐国的大国。
齐王了解了，决定换一条路运送九鼎。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换一条路，往南边走，经过楚，再北上运到齐。颜率的对应，和前面几乎一模一样。魏想要九鼎，楚就不想吗？魏是能建晖台、少海的大国，难道楚就是小国吗？楚也有气派的“华庭”（或称“章华亭”），楚要把九鼎扣住了，你齐能如何？
魏不能走，楚也不能走，那还有什么别的路吗？王曰：“寡人终何涂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酰壶酱甀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与齐者。”
颜率就说：是啊，我们私下也都很替齐国担心这件事啊！这鼎呢，一来不像装醋的壶、装酱油的瓶，可以拎在手上，藏在怀里就带到齐国来；二来也不像鸟会聚集、乌鸦会飞、兔会跳、马会跑，可以自动抵达齐国。
鼎要如何搬迁、移动呢？“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涂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
颜率解释：当年周打败了殷商，得到殷商的九鼎，为了运送九鼎而大动员。一口鼎要九万人一起牵绳合力才拉得动，九鼎就需要八十一万人来拉。光是拉鼎的人力还不够，有护卫的军队、后勤挑夫、负责器械工具服装的人，加起来和拉鼎的人数差不多。光是动员这样的人力就够困难的，齐王要搬九鼎，却比周要搬殷商九鼎还更困难，当年周还不需要考虑走哪条路的问题呢！就算大王能动员这么庞大的人力，有什么路能让九鼎安全顺利抵达齐国呢？我真是替大王担心，找不出答案来啊！
听到这里，齐宣王懂了，也就发脾气了。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搞了半天，你来了好几次，结果还是不把九鼎给我嘛！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看齐王发脾气了，颜率赶紧安抚：我们绝对不敢欺骗贵国，只要你们快快决定了要从哪条路运送九鼎，我们立即把九鼎搬出来，等你们来取。齐王息怒了，但也无计可施，终究找不到可以安全运送九鼎的办法。靠颜率的巧计，九鼎继续留在东周。
秦国主导了时代气氛
以这一段作为《战国策》全书开场，应该是有意的选择，不是无意的偶然。这个故事清楚显现了周王室没落的程度，天子地位没有了，控制范围仅限于东周、西周两个后世历史鲜少记录的小国，小到连保护九鼎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这个故事另外让我们立即掌握了《战国策》的主题、主轴。《战国策》的重点不在记录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什么样的人使得这件事以这种方式发生。《战国策》的每一段、每一则，都有一个主角，而且主角绝大部分都是游士、谋士。人而非事，是《战国策》彰显的重点。人如何借由其计谋、口才或临机反应，创造了、改变了事。事和人紧密牵连，一定有一个人，或几个人，靠计谋、口才、临机反应，改变了事，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才值得被载入《战国策》中。
第一段故事的主角，是颜率。而制造颜率登场机会的，是秦国的野心。秦最终创建了帝国，取代了周天子的一统地位，当然重要；还有，战国游士、谋士现象的兴盛，和秦的关系最为密切。
就连用来代表游士、谋士的专有名词“纵横家”，都是源自秦。“纵横”是“合纵连横”的缩写，而合纵和连横则是因应秦的兴起才有的两套外交谋略。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之后，秦明显地快速壮大崛起，对其他各国形成了巨大威胁。那么，如何应对这个西边新兴的强国呢？
合纵主张，东方六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防堵秦国。秦国再大，大不过六国加起来的力量，事实上当时只要齐和楚两个大国加起来，就比秦国强了，但齐、楚都和秦隔得很远，没有防秦的迫切性，因而合纵的主要关切者，是与秦国比邻的韩、赵、魏三国。
连横主张刚好相反，认为东方各国应该积极追求和秦结盟，任何一国能和秦连成东西横线的同盟，立刻就取得了安全与发展上的保障，既不用担心秦的威胁，又能利用秦的壮大，在和周遭邻国的关系上取得优势。
该合纵，还是该连横？一度成为各国最关心的焦点，因应这个巨大的外交议题，而有了许多游士、谋士对各国国君穿梭游说，尔虞我诈，各怀鬼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统一六国之前，秦在西部边陲兴起，就已经是战国时代最惊人的大事了。从现实政治层面上看，秦是战国时代最大的变数，也是各国国君念兹在兹避不开、逃不掉的心理阴影。没有秦的兴起，不会有合纵、连横，不会有纵横家这个名称，也不会有那么热闹的纵横游说、雄辩现象。
能臣的悲剧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这一段讲的就是秦国兴起强大的关键。卫鞅就是商鞅，他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父亲卫痤加入了游士的行列，在魏惠王—也就是《孟子》和《庄子》书中多次提到的梁惠王—的王廷为相。卫痤重病将死，魏惠王问他推荐谁来继任为相，卫痤推荐了自己的庶子卫鞅。魏惠王不觉得卫鞅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担任魏相。大概是为了凸显卫鞅潜而未显的能力吧，卫痤就警告魏惠王：如果不能任用我这个儿子，你最好把他杀了，免得他的能力被其他国所用，对魏国形成威胁。因为有卫痤的这番话，所以卫鞅仓皇从魏国出亡，到了秦。
秦孝公肯定卫鞅的能力，不只任他为相，还给他商这个地方作为封地，因而在秦，他就被尊称为商君，后世随而称他为商鞅。
商鞅治理秦国，最关键的做法，就是“法令至行”，意思是法令高于一切，尤其是高于原本的封建身份规范。法令不管身份，地位再高、权力再大的人，犯法一样受罚；身份再低，与权力中心没有任何身份、私人关系，做了法令规定应该受赏的事，一定同样得到奖赏，也就是信赏必罚。
法令至行，公平无私，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推翻了旧有的封建秩序逻辑。封建秩序讲究的是“分”，既是“位份”，也是“分别”。人与人的对待，是非的判断，都要放入封建宗法关系中来决定，父亲对待儿子的方式，绝对和儿子对待父亲的方式不一样；大夫与大夫之间的行为规范，也绝对不同于世卿与家臣之间的行为规范。
商鞅把这些旧思考、旧仪轨摆在一旁，只认新订定的法令。为了凸显法令的至高权威，就连太子犯了法，都一样不放过。他不能、不敢真正处罚太子，但就在太子老师身上施加了黥刑，又割了他的鼻子。一年之后，秦国明显改变了，东西掉在路上都没有人会捡去据为己有，人民不敢有拿不属于自己东西的贪念，在军事和武器上都快速成长强大，以至于其他国家都为之担心害怕。
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然而，这种认法而不认身份的严厉做法，缺点就是对人的伤害很深，不容易让人感受到恩惠温暖，基本上是靠强力压制使人不敢反抗而已。
孝公施行商鞅的变法政治八年后，得了重病将死，想要将王位传给商鞅，商鞅拒绝了。今本《战国策》的文句是“欲传商君”，不过以当时诸侯列国的情势看来，将王位传给没有血缘的异性，可能性很低，因而比较可信的说法应该是“欲傅商君”，将辅佐新王的责任与权力，交付给商鞅，而商鞅拒绝了。拒绝的理由不难想象—他曾经用那么粗暴的方式责罚太子来建立自己与法令的权威，太子怎么可能像秦孝公那样信任他呢？
秦孝公死后，原来的太子即位为秦惠王，秦惠王开始亲政，不久后，商鞅正式请辞，要离开秦国，回到卫国去。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有人就劝秦惠王：国内大臣握有太大的权力，会危害国家；国君太亲信身边的人，会危害自己的生命。现在秦国就连妇人、小孩开口闭口说的，都是商君之法，而不是大王之法，都觉得法令出于商鞅，而不是大王，好像商鞅才是国君，国君反而是他的臣子似的。很明显，商鞅的权力已经大到足以危害国家了。而且商鞅本来就和您有仇，希望大王好好考虑考虑。
秦惠王考虑了，也决定了。商鞅回到魏国，但他在魏国也不受欢迎，于是又再次到了秦国，秦惠王抓住机会，就将他车裂分尸了。商鞅得到如此残忍的下场，秦国却也没有人同情他。
看起来，商鞅这种“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的方式，很不得民心。不过，在历史上，尽管商鞅被新王残酷地杀了，他为秦国定下的变法制度，并没有随而灭绝。虽然秦惠王在被商鞅销权的旧贵族怂恿下杀了商鞅，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人民服从在一致的法令下，减少了身份差异带来的特权，真正获利的是国君。国君高高在上，拉开了和臣下贵族之间的距离，是商鞅变法带来的实质效果，一旦当了国君，秦惠王也就不会想要回到原先和贵族、世卿分享权力的情况了。
商君之法变成了大王之法，但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如此而让秦国在战国局势中脱颖而出。
人话鬼话都能说
从秦孝公到秦惠王，秦国快速壮大，冲击了原有的列国形势，也让东方诸国感到备受威胁。从这里生出了新的外交想法与主张，也从这里打开游士、谋士活跃的新空间。
因而《战国策》书中，接在“卫鞅亡秦入魏”之后，下一篇就是“苏秦始将连横”。苏秦是纵横家的始祖，也是战国中后期的传奇人物。他的成就太神奇，他的起落太有戏剧性，以至于在战国史料中留下了许多和苏秦有关的记载。然而仔细比对这些苏秦资料，我们会发现至少有一部分在时代背景或事件经过上，不太可信。要么不太可能发生那样的事，要么就是从时间上看，那样的事不太可能和苏秦有关。
显然，苏秦的名号太响亮了，所以许多原本和苏秦无关的事，后来都被归在苏秦身上；可能也有一些刻意夸大神化苏秦的说法，到处流传。我们得小心别将这些故事、说法都当作史实了。
例如，《战国策·齐策》中有一段“孟尝君将入秦”，说：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曰：“人事者，吾已尽知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东方大国齐国最重要的公子孟尝君，要远赴秦国。这件事很危险，因而大部分的齐人都反对，有上千人来劝孟尝君不要去，孟尝君都不听。
苏秦也要劝孟尝君别去。听说苏秦也要来劝，孟尝君很不耐烦地说：那么多人来说了那么多道理，只要是和人有关的道理，我都听过、也都听够了！除非他要说的是鬼事，只有鬼的道理我才没听过、不晓得吧！
孟尝君的话，其实是要明确拒绝苏秦，不相信苏秦还能说出什么“千数人”没说的理由，能让他改变心意。为了强调这点，所以用“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作为夸张对比。
苏秦曰：“臣之来也，固不取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话传过去，没想到苏秦竟然抓住了人事/鬼事的对比，回应说：我本来就没打算要来说人的道理，就让我来说说鬼的道理吧！
他这么说，孟尝君没有理由再拒绝，大概也会很好奇想听听苏秦要说什么样的“鬼事”吧。孟尝君见之。为孟尝君曰：“今者臣之来，过于湽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其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
苏秦来了，对孟尝君说：我这次来，经过淄水边，遇到了一个泥做的土偶和一个桃木刻的木偶在说话。两个原本没有生命的“偶”在说话，这还真有鬼，果然是“鬼事”，而非人事。木偶对泥偶说：你是用淄水西岸的泥土造成的，八月下大雨，淄水河里涨水，你就完了。土偶回应木偶说：恐怕不是这样吧！我本来就是西岸的泥土，水淹过来，我顶多就是恢复为西岸的泥土，仍然留在原地。至于你呢？你是东边的桃木做的，下大雨河里涨水，水来就把你冲走了，你会在水上漂啊漂，不晓得被漂到哪里去。真正完蛋的，是你吧！“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以矣。”孟尝君乃止。说了土偶和桃梗对话的“鬼事”，苏秦当然还是要回到人事上，对孟尝君说：秦是地形完固之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有其不变的根基。你去到这种地方，就像入了虎口一般，有得进，但有得出吗？我实在看不出有哪条是你可以从秦出来的路啊！孟尝君才终于打消了去秦国的念头。
这是个无关列国势力消长的小故事，《战国策》里很多这种显现辩士机智的有趣故事。苏秦机灵地抓住孟尝君一句关于鬼事的玩笑话，就编了一段木偶和桃梗的对话，借它们的对话显现一个道理，用今天的流行语言说，就是主场优势。你去到人家家里，那是他的地盘，他再怎么输都有主场的资源支撑他。但你在别人家里，能有什么保障呢？又怎么可能讨到什么好处？明明是个必输的局面嘛！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一份《战国纵横家书》，为我们提供了汉初关于苏秦的史料，对比传留下来的《战国策》，有不少出入。最关键的，是苏秦和张仪两人的时代对不上。张仪比苏秦早死三十多年，苏秦活跃的时代，张仪已经不在人世了。由这点往回推，《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记录，很多都不太可靠。
与其将“孟尝君将入秦”的故事视为真正发生在齐国的史实，不如将之看作后世对于苏秦形象的一种反应。苏秦成了纵横家的原型人物，什么夸张、精彩的辩说故事，放在苏秦身上，都可以增加吸引力与可信度。换个方向看，任何以苏秦为主角的故事，也都能刺激那些关心纵横家读者的好奇与兴趣。
圣王贤君从来不怕打仗
苏秦真正最关键的作为，写在《战国策·秦策》的这段记录中：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苏秦原本是主张连横的，他先去见秦惠王，发动他的游说攻势：秦西边有巴、蜀、汉中这些平原地区，有农业生产上的利益；北边有胡、代所产的动物资源，有马又有狐貉毛皮可供使用；南边有巫山黔中的险要地形阻挡；北边则有崤山、函谷关，容易固守。田地丰饶，人民富足，军队强大，能够动员万辆战车，百万士卒。土地不只肥美，而且面积广大，蓄积甚多，还兼有地势上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天府”，简直像是天上才有的居所条件，放在人间，当然是数一数二的雄国。以您的才能，加上众多人口、大量车骑，配合上对的兵法教练，一定可以兼并诸侯，将天下纳入掌中，称帝统治。如果大王有一点意愿的话，我可以为大王负责实现这件事。
文中出现了“称帝而治”，反映了战国后期的政治动向。“帝”原本是商朝商人用语，用来指涉具备跨越人鬼两界能力的人，商朝最高权力者称帝，他们可以透过像卜那样的管道，和祖先魂灵沟通。商人信仰中的至高权威，也就是天帝或上帝。周人灭商之后，抛弃了商人这套人、鬼互动的信仰与制度，代之以高度人文性的组织，因而周人最高领袖不再称帝，改称天子或王。
然而从春秋后期，几个诸侯大国开始僭用王的称号，到战国时代，原本封建制度的公侯伯子男身份层级全都失效了，大家都是王，国与国相争，王与王角力。发展到战国后期，更进一步，有了终结列国情势的统一野心，也就需要寻找一个统一后高于王的权力名号，于是“帝”又被搬出来，代表比王更高的权力位子。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表示愿意替秦惠王实现“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的梦想，但秦惠王并不领情：我听说羽毛还没长好，不可以冒险高飞；文章法令还没有制定完成，不可以任意用重刑；道德累积不够厚，没有资格役使人民；政治教化尚未贯彻，没有资格劳烦大臣。这一段话，秦惠王应该是引用现成的套语格言，《战国策》记录了许多这种当时流传的格言。格言，又是那个时代的另一项特色，从雄辩语言衍生出来的一种权威话术。
秦惠王接着说：先生您特地不远千里来到我的王庭上给我指教，我很感激，但时机不对，我和秦国还没有准备好要做这样的事，请容我等一段时间再说吧。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
苏秦的反应是先感叹：唉，我来之前就担心你要跟我这样说，觉得你不会接受我的建议。意思是，你的说法早在我意料之中，因此我也早想好了怎么进一步跟你解释我的道理。解释的方式，是用最简洁的方式将当时人理解的历史整理一遍。
这又是战国谋士惯用的一种辩术，援引历史来支持论点。因为历史在战国有了这种辩论、说服上的实用功能，也就使得那个时代的历史知识大幅膨胀，包括历史的系谱都在战国被大幅推前。谋士铺陈历史时，在意的是辩论、说服上的效果，不会那么讲究事实，必要时就予以简化、扭曲、夸张甚至捏造，以至于到今天面对战国文献上所说的种种历史事迹，我们必须保持警戒怀疑的态度，不能将之单纯就视为史实。
神农讨伐补遂，黄帝讨伐涿鹿并把蚩尤抓了起来，尧讨伐驩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夏，文王讨伐崇，武王讨伐纣，齐桓公依恃武力战争而得以成为天下霸者，从这样的历史过程看，有哪个明王圣君不打仗的呢？
这里的关键字是“伐”，苏秦将自文明开端到春秋的历史，简化为一连串的伐，一连串的战争，显示历史的主轴、改变历史根本的力量，是伐，是战争。
古者使车毂击驰，语言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具起，不可胜理。
接着，苏秦用华丽排比的言辞，解释为什么伐那么重要，为什么历史的主轴是一连串不止息的战争。他所铺排的，其实就是一种治乱交错、文武互起的循环史观。
古时君王靠着武力，兵车奔驰交杂，以及口头上的谈判盟约，让天下得而统一。然而统一了之后，各方势力仍然私下交接连结，没有真正将武器放下收起不用。文士运用巧妙的语言，使诸侯混乱疑惑，各种事端同时发生，让人无法悉数处理。
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功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
好不容易制定了规则条款，人民就知道如何钻漏洞造假；治理所需的公牍文书又多又密，弄得人民疲惫不堪，无益于人民进行生产、累积财富；君臣上下忙碌烦愁，人民却无所依赖。教化规定的道理说得清楚明白，却反而有更多的武力纠纷；话说得愈有力，看起来愈能服人，结果征战却无法被言辞平息。言辞说得愈多，天下反而愈加难以治理。说话的人口都干了，听话的人耳朵都快聋了，都不会有成就。君王的行为合乎正义，言语守信用，天下之人仍然不愿亲附。
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事实证明了，君王只靠规定、言辞，是治理不了天下的，于是转而废文用武，用重酬培养不怕死的武勇战士，大量制造盔甲，将兵器磨利，到战场上求取效果。
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治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苏秦接着解释：光是坐在那里，就能得到利益，就能扩张土地，就连过去最了不起的五帝、三王、五霸，都做不到。不是他们不想如此轻松简单地治理天下，是天下现实态势不允许。必然要以武力、战争为后盾、为手段。有大仗、有小仗，大仗要动员军队列阵作战，小仗则混用木棍兵器近接搏斗，有这种不怕使用武力的心态，才能建立大功。
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所以武力在外战胜了，才有条件在内强化规范；靠战争支撑起君王高高在上的权威，才能让人民在底下乖乖服从。现在想要兼并天下，凌驾于其他万乘大国之上，吓退敌国，压服海内，保养人民，叫诸侯都臣服，非得靠武力不可。
这里我们还可以特别注意《战国策》记录的苏秦言辞。这一小段中，先是用了以四个字为单位的整齐句法—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八字一组，互相对应，接着一转改用连串的三字句型—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然后才总结强调非兵不可。
显然，这样的文句，不单只是要传递字面上的意义，更重要在于讲究其声音与节奏的效果。若是从前面“昔者神农伐补遂”开始一路念下来，我们能够清楚感觉到那排比对句产生的声音压迫感，以及中间几度转折的节奏变化。有重复有变化，有快有慢，加速或减速，自有其道理。例如，一连串的三字短句，听得人快要喘不过气来，以此增加了“非兵不可”这四个字的分量。
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苏秦这段话的结论是：现在这些年轻刚即位的国君，对于真正的治国之道都没有足够的准备，无法分辨正确的意见，对如何治理国家缺乏有条理的看法，很容易被别人的言语迷惑了，沉溺于爱听巧妙的论辩言辞。从这样的普遍现象来看，您的确无法接受、实行我的意见。
合纵连横任君选
苏秦说王固不能行也，当然不是真正认定秦惠王不会采纳他的意见。他用的是当时辩士常用的激将法，在那个处士横议的时代，很多君王都担心错过了什么好建议，在国与国竞争中因而落后，对游士、谋士很客气，他们不怕得罪君王，就有了故意刺激、惹怒君王的这种游说策略。
可惜，苏秦的激将法对秦惠王无效。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跷，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他随后多次上书给秦王（显然失去了再度面见秦王的机会），秦王都不理。时间久了，他身上像样的黑貂皮衣破了，带来的钱也用完，找不到资源来打理生活，只好黯然离开秦国回家去。回去时的模样是：缠着绑腿，踩着破鞋，自己挑着书和行李，又瘦又干，灰头土脸，带着惭愧不得志的表情（“归色”即“愧色”）。落魄回到家，家人也没给好脸色，妻子继续坐着织布没有起身，负责家中饮食的嫂嫂没有为了他回来特别去生火，父母也不跟他说话。真是好惨啊！
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苏秦感叹说：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秦国所造成的啊！他准确描述了自己归家的惨状，将之归咎于秦国，于是人生方向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原先“始将连横”，转成带着报复心情，与秦为敌。
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颂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于是立即发愤连夜打开几十口旧书箱，翻啊找啊，找到了姜太公兵法书《阴符》中所记的种种奇谋，他就弯腰伏案苦读，而且用心从中间筛选（“简练”），找出他要的，仔细揣摩。读书累了有睡意，就拿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刺出血来一直流到脚上，一边责骂自己：哪有人去游说国君却没本事让国君拿出金银财宝来，没本事得到卿相地位与权力的！？
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
过了一年，他自觉学习完成了，说：这样一定可以说服现在的国君了。于是就前往靠近乌集阙这个地方，以赵国国君为目标，在华屋山下真的见到了赵王。赵王听了苏秦的说法，大为赞同，立刻将他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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