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孟潮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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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眼观影：浮华时代的众生心理相(下)试读：
爱到权力争夺时
据说，爱情会经历三个时期：浪漫幻想期、权力争夺期、整合承诺期。
古往今来，人们都在追问，苦苦地或强迫地，或吃饱了没事干地追问——
爱情究竟是什么？
答案一，根据科学研究，爱情就是内分泌失调，是一种你一知半解的神秘物质作用于科学家们也一知半解的大脑的产物。
所以这种定义下的爱情，自然是不长久、不恒定的。
这种说法是把浪漫幻想期的生物化学变化，定义为“爱情”，你也可以把这种状态定义为“发情”，或者“发病”，或者“绚烂的生命之火的燃烧”，或者“美丽的流星划破功利主义的黑暗夜空”。
答案二，认为爱情就是“我为了你牺牲一切、放弃一切，只要你快乐，哪怕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当然，我也希望我的真情可以换来你的真意”。
这种状态，就是权力争夺期的爱情，其“84000种变化”中的一种。
当然，也有答案三，便是认为爱情是建立在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的基础上的，否则爱情难免变成爱钱。
这种观点是整合承诺期爱情的一个范例。承诺关系讲到底是一种契约关系，就像合同上的甲方、乙方。这种关系的前提是平等，是男、女的解放。
如果你认为浪漫幻想期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那么爱情对你来说，就如烟花一般美好、炫目，但不长久。
它只属于青春——青年和春天，青年的春天，春天的青年。年过30岁，则与爱情无关，与爱情绝缘。
如果你认为权力争夺期的爱情才是爱情，那么爱情对你来说就是一场战斗、一种竞争，一个人要么是赢家要么是输家，往往是赢得了爱情输了自己，或者赢得了自由却输了爱人。
如果整合承诺期的爱情对你来说才是真爱，那么爱情就是一门艺术，需要有长征精神，才能坚持走完这无尽的征途，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学会接受幻想的丧失，接受对他人全面控制的不可能。
很多人认为权力争夺期的爱不是爱情，而是爱情的敌人，是需要坚决歼灭、不留活口的。
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其爱情模式都是在权力争夺期中度过的。
如美剧《人人都爱雷蒙德》中，夫妻关系的核心都是围绕权力展开的：饮食的权力、性爱的权力、育儿的权力、娱乐的权力。
权力贯穿于整个爱情生活的各个时期，浪漫幻想期的权力是暗在的权力，在幻想中人们和所爱者达成了一体融合，这是一种合并的权力、吞噬的权力、消融的权力。
当这些权力由暗在转变为明在，并且意识到这些权力并没有实现时，伴侣们就进入了权力争夺期。
如果双方能做到就彼此的权力进行划分、界定、谅解、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伴侣们就开始进入整合承诺期。
权力的欲望具有如此积极的力量，它推动着爱情关系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难怪福柯有言：“我们应当彻底放弃用否定词语来描述权力效应，比如‘排斥’‘压抑’‘检查’‘抽象’‘掩饰’‘取消’；实际上，权力在生产：它生产现实，它生产客体领域和真理仪式。”
期望爱情关系中没有权力的推动、拉锯、争夺、分享，就等于期望爱情不要出现一样。
权力争夺期总是开始于美好的劝告和热忱的邀请，如“你如果穿西服会更帅”“你要是能和我一样喜欢足球，我们的关系就完美了”。
而这种劝告和邀请的实质，就是表达一个不变的期望——请变成那个完美伴侣吧，那个我想要的完美伴侣吧！
然后，伴侣关系就走上了人格改造的漫漫长路，虽然途中不免出现各种各样的困惑，但是只要坚信真情永在，那么就可以度过各种曲折，穿越数不尽的艰难，最终迎来胜利和自由。
劝告和邀请一旦无效，就变成了建议和规则，然后变成了责备和义务，再变成怨恨和报复，又转为冷漠和疏离，直到出现怀疑和内疚，才开始能够接纳和尊重、分享和认可、承诺和信任。
玉树歌终王气收，雁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
权力争夺之所以是爱情的必经阶段和必备要素，是因为人类遇到情绪困扰时，必然使用两大类策略来调控和消化情绪。
一类是外控策略，一类是内控策略。
外控策略是控制和改造外在的环境和他人。
一般来说，我们都希望把他人改造成两大类体验的提供者，一类是支持—满足性体验，一类是探索—理解性体验，这分别构成了心理治疗中的两大类治疗关系。
内控策略则是改造自己来适应、理解和接受环境，内控策略又包括转移性技术、转化性技术和接受性技术三大类。
比如在宝玉和黛玉的关系中，黛玉就是通过不断的谴责和自责，力图把宝玉改造成一个支持—满足性体验的提供者，提供她那早死的母亲没有提供的被宠爱和被呵护感，提供她那离她而去的父亲没有能够提供的安全感和依靠感。
宝玉在这段关系中，因要不断提供这些体验而身心疲惫。
终于有一天，他开始转换彼此的关系，对黛玉说：“你放心！”
这三个字直指黛玉的不安全型依恋，宣告他们关系中探索—理解性体验的出现。
果然，被质对的黛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
这是要求和邀请宝玉进一步地探索和理解其无意识。
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 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宝玉回应了黛玉的否认，也间接指出了，你生气，是因为你不愿意感受到我的爱。
那么，为什么黛玉不愿意感受到宝玉对自己的爱呢？
也许是因为黛玉害怕一旦承认宝玉的爱，她就要面对这段爱实现不了的现实；或者害怕这段爱会失去，就像她母亲一样。
也许正是一次次地不承认这段爱，才可以激发宝玉一次次地表露对自己的爱，所以她可以一次次地体验到被爱的快乐。
林黛玉接着说：“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
这相当于说，多说说你对我的爱。
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宝玉如同学艺不精的精神分析者，成功地解释了黛玉心身疾病的起源。
而林黛玉的反应是，“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地望着他”。
这就是精神分析完成解释后的领悟，在此领悟中，宝玉和黛玉的关系中产生了共情理解，达成了神入连接。
这透彻而痛苦的领悟出现之后，他们的关系开始有了整合承诺的元素，从而让他们的爱情悲剧更加悲惨。
如果浪漫幻想和权力争夺都不算爱情的话，那么宝黛关系中的绝大部分事件都不能算作爱情。
如果一个人把浪漫幻想期、权力争夺期、整合承诺期的爱都算作爱情，并且能够自由进入这些爱情，那么他就成了一个道家式爱人，如列子。
列子修道时，三年不出，在家里帮助老婆烧火、做饭、喂猪，就像侍候人一样， “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
他远离各种评判，接受对人的爱，对猪的爱，对权力的爱，对名利的爱，对佛陀的爱……
和对父母的爱，对子女的爱，一样。
和对天地的爱，对真理的爱，对万物的爱，一样。
他准备好了，以平易恬淡的态度，进出这所有形态的爱，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恋爱之道也。
倾心修习爱的艺术是一场构筑人间觊觎灯塔般的冒险
相爱的艺术是相同的，失去爱的人儿各有各的失误；不懂得爱的人儿得不到爱，得不到爱的人儿应该懂得爱。
人海茫茫，知音难觅。但不要忘记，在你脚下，有一块自由的土地；在你的头上，有一片无垠的蓝天。学会耕耘，播下种子，会有收获；学会飞翔，展翅凌空，会有发现……
这段文字写于1985年，作者是刘福堂，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当年意气风发的小刘，以北大人“挟泰山超北海的豪气，借改革开放的春风，以半生不熟的英语和对精神分析学说的一知半解”，一口气翻译了三本书——埃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纲要》（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和《精神分析引论新讲》（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这段话，就出现在刘福堂为《爱的艺术》所写的译者序中，这个序，占原书的五分之一还多。《爱的艺术》这本书超级热销，当年在中国至少有6～7个译本，销量在500000册以上，而且到现在又出了很多个译本。在其他国家，这本著作也同样热销。
但是实际上，这本书从学术、实用性来说，都不具备热销的潜质。
从学术上来说，虽然《爱的艺术》是爱情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但是当初对爱情的很多说法，现在看起来都缺乏科学心理学研究的证据，而且对爱的定义也不够严谨。
此后，不少学院派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爱情。有关爱情的研究著作如今可说是汗牛充栋。
弗洛姆当时的见解，可以说，是比较“陈旧”的了。
从实用性来说，这本书80%的篇幅在说理论，只有最后一章说了一点儿操作，而且语焉不详。
与现代的《爱的五种语言》《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等相比，相去甚远。
但是，这本书一直到今天，仍然是畅销书，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本书的特色在于——
在理论上，弗洛姆明确地建立了爱的理想模型，旗帜鲜明地倡导什么是“好的爱”，什么是“不好的爱”；在实践上，他提出了一套类似宗教修炼的修学体系。
开章明义，弗洛姆提出爱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运气。
如果爱是一种运气，那么遭遇到失恋、离婚，就只是表明你流年不利而已。
如果你从青春期开始，爱情运就一直不好，那么可能你大运不顺；如果你这辈子就没有爱过，那么你要看看，是不是自己命带孤寡空亡，本来就适合出家，不适合谈恋爱。
总之，如果爱情是一种命运，生命中是否有爱情，取决于是否有红鸾天喜入命，那么对你来说，获取爱情的方法只有一个：找人算命，找人改命。
对你来说，爱情是不需要学习的，不需要磨炼的。即便是学习，也是学怎么算命，怎么改命。
如果爱情是一门艺术，就像写作、画画一样的艺术，那么就需要你付出足够的时间去学习了，主要是学习艺术基础理论和艺术实践技巧两方面。《爱的艺术》花了大部分篇幅来阐述爱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三种爱的形式：
第一种，接受—剥削型爱。接受—剥削型爱者，只希望对方给自己提供各种各样的感受，“你要爱我你要关心我你要给我宝马给我别墅，你要给我安全感幸福感自我实现感，你要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好老师好仆人”……总之，要求对方为自己付出，而自己什么也不付出。这种类型的爱，从发展心理学来说，是婴儿—母亲关系的重现；从病理心理学来说，是自恋的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爱的双方其实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
第二种，囤积—交换型爱。囤积—交换型爱者，希望竭尽全力存储对方的爱，为了争取到这种权力，他会不断地创造一些东西去交换爱。比如说：“我拼命赚钱让你衣食无忧，我努力做到忠诚、负责、可靠。那我给了你这么多，你当然应该回报我，你要温柔可爱，做一手好菜，让我感觉放松和快乐。否则就是我亏了，既然我亏了，我就不再投资，不再忠诚、负责、可靠了。”这种类型的爱，从发展心理学来说，是少儿—父母关系的重现；从病理心理学来说，是施虐—受虐的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商人的爱，是平等交换的爱、资产阶级的爱。
第三种，艺术—创造型爱。这样的爱是主动地付出，就像一根蜡烛点燃了另一根蜡烛，就像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月亮、月亮的光辉照亮了大地一样，你的爱会激发起对方内心的爱，所以爱情中遇到的问题，总是要回到—“你是不是心中有爱？心中的爱是不是足够放射出光辉和温暖，打动对方？”而不是你所爱的对方，是不是可爱，是不是有钱，是不是具有你想要的安全型依恋模式，或者梦寐以求的身材面庞。
艺术—创造型爱，从发展心理学来说，是青年—成人的关系；从病理心理学来说，是生殖器期的爱、比较健康的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共产主义者的爱，其理想就是马克思和燕妮的爱。
对此种爱，弗洛姆赞不绝口。
这是弗洛姆和后来的爱情心理学研究者最大的不同。
一般来说，一个研究者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各种爱情形式，甚至连学术术语也不要有明显的褒贬倾向。
如接受—剥削型爱应该称为“口腔—自恋爱”，而囤积—交换型爱应该称为“肛门—控制爱”，艺术—创造型爱则是“生殖器—主体间爱”。
而弗洛姆贬低和批判前两种爱情模式，把艺术—创造型爱树立为爱情的理想和典范。
也就是说，弗洛姆旗帜鲜明地宣布了自己在爱情方面的价值观，直接参与了文化超我的建构，并且试图把马克思当作爱情方面的自我理想进行认同。
在爱的艺术实践这方面，弗洛姆的做法也颇具特点。
他提出，要实践爱的艺术，需要四个方面的行为：规范、专心、耐心、高度关注，以及四个促进条件：克服自恋、保持客观、树立信仰、积极活动。
规范就是指“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爱的艺术需要天天锻炼，就像画家，不能说最近没有灵感就不画画了，而是要一直画下去，要不管好歹地、歪歪斜斜地画着画着，画了一堆废品出来后，自然就会灵光一闪，一幅好作品出来了。
专心，是指一个人能够对爱的艺术进行禅定修习。
弗洛姆说，学会专心最重要的是学习独自一个人待在那里，不看电视，不听音乐，不读书，不听收音机，不抽烟，不喝酒。“专心意味着孤独。而能够独立地忍耐孤独的能力，是爱的前提条件。”
弗洛姆甚至提出了一种爱的禅定，天天练习。
他如此说—“坐在舒适的地方（既不太软又不太硬），闭目养神，努力看眼前的那块白屏幕，尽力排除一些有干扰的画面和想法，然后努力跟上自己的呼吸节奏，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憋气，而只是自然地跟着它的节奏，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感到它的存在，进而发现‘我’的存在：我=我自己，作为我能力的中心，作为我的天地的创造者。”
他特别强调：“人们至少应该在每天早上和晚上于床前各做20分钟这样的集中注意力的练习。”
耐心，是指你能够犹如慈母对待独子一样，缓慢地奢侈地陪伴所爱的人，不追求立竿见影、不追求快速高效。
高度关注，就是指如艺术家为爱献身一样，你要把整个生命奉献给爱的艺术，和它息息相关，把身体变成实践爱的艺术的工具。
爱自己，爱别人，是你要养生的根本原因。
四个促进条件中，克服自恋和保持客观是一体两面，只有克服自恋，我们才能客观地爱别人，而不是爱我们幻想中的别人。
树立信仰是指你理性地把爱当作一种信仰，同时对自己爱别人的能力和对别人爱人的能力充满了信心。这就像一个好老师对儿童会成长、会学习充满了信心一样。
最后，这种内心充满爱的人，是感情强烈、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的。
通过建立四行为和四条件的爱的艺术的实践框架，弗洛姆试图建立的是一种以爱人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这种信仰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人本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社会学理论，而其实践主要来自精神分析的自我分析、佛教和犹太教的某些禅修和冥想技术。
在爱的艺术的实践中，
他说的“建立规范”，相当于“戒律”；
他说的“高度关注”，相当于“精进”；
他说的“专心、耐心”，相当于“止观”。
他说的“树立信仰”，相当于“皈依发心”；
他说的“克服自恋、保持客观”，相当于“放下我执”。
弗洛姆的提议从理论到实践，与正统精神分析师实在是相差甚远，一般来说，正统精神分析师仅仅意图把精神分析当作一种医疗技术对待，最多是一门民间科学，而不是一种信仰、一种过渡性宗教，或者一种宗教腐败、宗教解体后的替代物。
而弗洛姆显然不同，他认为凡人都需要一种定向构架和信仰目标，这种需要叫作“宗教需要”，宗教是对应宗教需要而产生的。
人们出现心理障碍，是因为“宗教需要”落空了。
他说：“把精神病看作宗教的一种个人形式，更明确地说，是一种与正式公认的宗教思维模式冲突的原始宗教的回归。”
现代人需要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宗教，其中，“人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力量，而不是无能为力；德行是自我实现，而不是服从。其信仰是基于一个人的思想和感受的经验而产生的确定无疑的信念，而不是因提倡者的名望而赞同他的主张”。
而弗洛姆所倡导的精神分析，实质上就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宗教。
他提出，精神分析的目标有两个：一是适应，二是最理想地发展个人潜力和实现个性。
精神分析过程本质上是寻找真理、帮助患者获得爱的能力，或者找回丧失的爱的能力。
其实他的精神分析的目标还是偏向于个人成长。
他的老师、女友兼同事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对此颇不以为然，她认为，成长是生命中自然发生的事，是生命的际遇让人成长，而不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就是用来根治神经症的。
正因为弗洛姆太不像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才决定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流行。
那个时代，正是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失去信仰的年代。
之后的30年，这批青年知识分子—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出国的出国，出家的出家，留下来的大部分一股脑儿地加入了异化劳动的大军，赚钱赚名买房买车。
你可以说，理想和爱情在他们的生活中丧失了。
更可能的是，理想和爱情在他们生活中完全没有建立起来。
这一批人的父母一辈，乃至父母的父母，都是没有多少理想和爱情的。
他们是战乱的一代、饥荒的一代、动乱的一代，在饥寒交迫、处处看别人脸色中长大，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形成一对恩爱的内在伴侣的理念，自然也无法在生活中追求爱情。
直到这一代人，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力比多的小树才开始抽枝发芽，爱情的小花才长出来了。
他们选择弗洛姆作为爱情偶像，多少有点儿继承马克思主义和大乘佛教的意思，弗洛姆树立的爱的典型接近于菩萨或者共产主义诗人。
他们是近三代人中，明确考虑人生的目标除了生存、战斗以外，还有爱情这个东西的。
1997年的一个黄昏，一个高三毕业生，在一家灯光昏暗的新华书店，看到了刘福堂翻译的这几本书，每本书不到两块钱，还被书店作为废旧书籍五折处理。
这个少年买下了这几本书，回家翻阅，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我从医学院毕业后，能成为弗洛伊德他们那样的心理医生，也是不错的。”
13年后（如果从1997年算），或者说25年后（如果从1985年算），这个当年的少年、如今的中年，坐在他工作室的电脑旁，写下了这篇文章。
再过一个小时，将会有一个来访者到来，和他讨论：“爱是一门艺术吗？是需要学习和努力的吗？“还是说爱是一种快感、一种运气？“如果花上一辈子去和一个人倾心修习爱的艺术，这值得吗？“这不是赌博吗？这不是愚蠢的吗？被辜负了怎么办？”
这个当代的堂吉诃德，站在爱的山脚下，煎熬于哈姆雷特的徘徊、普罗米修斯的勇气和幻想中可能出现的西西弗斯宿命之中。
他也会幻想着如贾宝玉一样抛家弃子，或者像西门庆一样永不进行这沉重的反思。
当他要求我推荐一本有关爱情心理学的书给他看时，我总是犹豫，是推荐《爱的艺术》，还是推荐其他的。
因为《爱的艺术》是如此特别，它向人展现了一个美好的心灵的伊甸园，同时又是那么不切实际，像空中楼阁。
弗洛姆自己都说：“在现存制度下，能够爱的人必定是极个别的；在当代西方社会，爱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他自己，也是历经爱的波折，在50多岁才找到最爱。
他说：“几乎没有一场冒险像爱情那样，是以如此巨大的希望和期盼开始的，并如此规律性地遭受失败。”
不过在这场爱的冒险中，弗洛姆最后还是胜利了。
他无微不至地关爱自己得癌症的妻子几十年，让周围看到的人都相信他提出的爱的艺术是可以实践的，是可以实现的。
倾心修习爱的艺术是一场冒险，青年学者刘福堂用诗样的语言，号召大家，开始这段冒险—
爱，这个令人陶醉的字眼，创造了多少五光十色、斑斓绚丽的生活花环，酝酿了多少甘甜芬芳、醇香四溢的幸福美酒。
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它像一朵洁白的花，带来了生活的芳香；似一块无瑕的璧，雕琢出心灵的向往。
爱，是生命的甘泉，它给人们以智慧的火花、希望的彩霞、理想的风帆、未来的图画。谁能说，人类的智慧中没有闪耀着爱的火花？
爱，包容着广袤的内涵，囊括着深邃的哲理，鸣奏着青春美妙的旋律，构筑着人类觊觎的灯塔。
那是25年前。
归天伴侣来
《阿凡达》（Avatar）一边高唱自然之颂歌，一边痛斥机械之可恨，乃为分裂型自然主义者之典型特征。而整合型自然主义者，对自然之爱，必不止步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会热爱自然的一切，如春之非典、夏之瘟疫、秋之腹泻、冬之雪灾。
我们，这些分裂者，爱自然却不爱自然灾害，不爱海啸、地震、冰雹和洪水。
就像我们爱香喷喷的宝钗姐姐，却无法爱她拉出来的大便一样。臭烘烘的大便，必须和“宝钗”这个概念一刀两断，天各一方。
自然之美、自然之爱如此不真实、不确定，同样，对机械之仇恨，也是不真实、不可确定的，如同《盗梦空间》（Inception）之层层叠加的梦境。
只要你愿意，面对机械，你同样可以产生诗意和美感，就像你面对高山流水、清风明月一样。
意大利诗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如此写道—
我们歌颂声势浩大的劳动人群、娱乐的人群或造反的人群；
歌颂夜晚灯火辉煌的船坞和热气腾腾的建筑工地；
歌颂贪婪地在吞进冒烟的长蛇的火车站；
歌颂用缕缕青烟做绳索攀上白云的工厂；
歌颂像身躯巨大的健将一般横跨于阳光下如钢刀发亮的河流上的桥梁；
歌颂沿着地平线飞速航行的轮船；
歌颂奔驰在铁轨上胸膛宽阔的机车，它们犹如巨大的铁马套上钢制的缰绳；
歌颂滑翔着的飞机，它的螺旋桨一面旗帜迎风呼啸，又像热情的人群在欢呼。
此歌颂可以运用于1909年的罗马，同样可以运用于2010年的中国任何一座沸腾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或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
马里内蒂酒后驾车，掉进了一个工厂的臭水沟，他却欣快地歌颂此工业污染源—
啊！慈母般的水沟里几乎尽是泥浆！
可爱的工厂的废水沟呀！
我贪婪地品尝你那含有养料的泥土，想起我的苏丹奶妈的神圣的黑乳房……
当我带着一身污泥和臭气从翻倒的汽车底下爬出来时，我感到愉快，心胸像被烙铁熨过一般地舒坦。
现代人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无法在伴侣关系中，在面对黄脸老婆或猥琐老公时，想起“神圣的黑乳房”，从而保持舒坦和愉快。
与爱情一样，理想而完整的伴侣关系也会经历三个时期：浪漫幻想期、权力争夺期和整合承诺期。
在一个缺乏理想的爱情伴侣和婚姻模范的社会，大部分夫妻，终其一生，都会在权力争夺期止步不前、左右徘徊。
权力争夺期的夫妻关系，会形成五大形态，分别是针锋相对型、猫捉老鼠型、溺爱养育型、互不理睬型和三角关系型。
针锋相对型夫妻通过责备和攻击来调整他们的亲密度和距离，一般来说，双方都自恋而脆弱。夫妻双方把“无能为力、无价值感”像个烫手的山芋一样抛来抛去。
他们都需要被对方肯定、鼓励、支持、欣赏、崇拜和理解，一旦体验不到这些需要的满足，就会立即产生暴怒，用难听乃至恶毒的语言贬低和报复对方，让对方觉得羞耻，觉得被抛弃、被挑剔，觉得无地自容。
在猫捉老鼠型夫妻关系中，一方追寻亲密，另一方回避亲密；往往是一方充满情绪，另一方却不停给对方讲道理。
比如说丈夫经常在外花天酒地、生龙活虎，回到家就成了锯嘴葫芦，妻子如果抱怨，丈夫就说：“我在外面其实不是玩，是为了这个家，已经很累了……”
此类夫妻的真正问题是亲密和自主、我和我们的冲突。
不少男人需要女人，但是内心深处害怕和女人走近。因为他们害怕和女人亲密了就被控制，就像小男孩害怕被妈妈逼着穿自己不喜欢的衣服或者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作业一样。
这样的男人在猫捉老鼠型伴侣关系中容易成为回避者（老鼠），他会否认自己的依赖需要。
因为，对他来说，对他人的需要，意味着要放弃自我满足别人。
女人往往容易成为“猫”。她否认了自己自主的需要，因为自主对她来说，往往意味着抛弃和不可承受的焦虑。
回避者和追寻者又相互吸引。因为回避者发现追寻者有火热的爱，而这恰恰可以照亮自己内心的死寂和冷漠；而追寻者，往往可以发现回避者很淡定、很超然，犹如夜空的冷月，可以化解自己内心的焦灼苦恼。
回避者往往是孝子，不能表达对父母的愤怒和拒绝父母，而追寻者往往可以代替回避者表达出愤怒。
溺爱养育型的夫妻，一方扮演一个过度负责的父母的角色，另一方扮演一个不负责的孩子的角色。
其中过度负责者否认了自己需要被照料的需求，而不负责者否认了自己对自我效能、自我胜任感的需要。
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妻子像个老妈妈任劳任怨，赚钱养家，而丈夫像个浪子经常赌博或者游戏成瘾。
也有相反的情况：丈夫像个好爸爸、好老公家里家外一把抓，而妻子像只宠物像只小猫什么都不做，除了做头发、做指甲、买衣服。
如果不负责者开始自我负责，就会威胁到过度负责者，因为他再也无法把自己依赖的需要投射给对方，再也无法溺爱对方，把对方当宠物，而自己再也无法继续做全能的父母了。
此时他会通过攻击和忽略来强化对方的依赖性和焦虑感，而不负责者恰恰害怕独立性，并为此焦虑不安。
有意思的是，在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下，很多女性渴望的理想丈夫就是一个全能的、溺爱的人，她们却没有想到，这样的理想丈夫往往是不尊重自己的。
而扮演全能父母的丈夫，往往会寻找婚外恋，在婚外恋关系中，他变成了被溺爱和被养育的儿童。
互不理睬型的夫妻往往已经经历了夫妻关系的针锋相对、猫捉老鼠、溺爱养育各阶段，权力意志严重受挫，从而对爱情心灰意冷。
但是双方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离婚，如需要共同养育孩子，如害怕离婚会遭到父母反对，如离婚后对养活自己没有信心等。
这样的夫妻处于婚姻的僵局中，外人看来风平浪静，误以为这“平平淡淡才是真”，才是理想夫妻，其实那往往是爱情已死的夫妻。
为了避免夫妻进入互不理睬阶段，或者避免夫妻的僵局和冷漠最终导致离婚，夫妻会开始一个三角化过程，即通过拉入第三方来解决亲密关系中的问题。
被拉入的第三方，排名第一的是孩子，排名第二的是父母。
如果被拉入的孩子和父母还是无法帮助解决问题，乃至制造出更多问题，那么就要开始从外面拉人了，当然拉来的人往往变成情人。
三角关系中的第三方往往承担起三种角色：替罪羊、同盟者和大英雄。
替罪羊是指夫妻中的一方必须把对另一方的愤怒转移到第三方，比如说责怪孩子学习不好，因为孩子学习不好导致妈妈心情不好，妈妈要花很多时间来辅导孩子学习，从而造成了夫妻关系的不好。
更极端的指责是，指责孩子的性别，“你爸一直希望你是个儿子，可是看到你是个女儿后，他就一直不高兴，还怪我”。
同盟者是指把第三方当作自己的支持者和朋友，如“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妈妈通过和女儿结成同盟，对抗爸爸。
大英雄是指把第三方当作拯救者，“你爸是靠不住了，妈妈全靠你了”“只要你考上大学，我们家就……”
只有当权力争夺期中的夫妻发现，在这场战争中，永远无人可以胜利，无人可以成为绝对主宰者时，他们才会开始打心眼儿里感到孤独和凄凉，“素萼金英喷露开，倚风凝立独徘徊”。
如果这种悲哀能够被接纳、承认和包容，这个爱情中的角斗士就可以放下武器，静观心池，发现那个理想伴侣原来只是自己的一个梦境、一个幻觉，“应思潋滟秋池底，更有归天伴侣来”。
他将会如同《盗梦空间》的主人公，含泪告别这个无意识投射形成的理想伴侣。于是，他终于克服了自恋和幻想，双鬓如雪望黄沙，天边归雁披残霞，开始如实地爱对方了。
母亲的欲望必须满足
凯恩走在四月的夜晚，那是一次伤感的旅行。
街角苏珊清脆的笑声，抚平他母性丧失的苦楚。
孤独的凯恩被自己的幻想俘虏，就像所有人成为母体幻象之俘虏一样。
传媒大亨兼中年政治家正走向事业顶峰，他参加竞选可能成为州长甚至总统—权力幻象的一个顶峰和高潮。
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可凯恩先生还是出事了。
是政治家最不应该犯的错误，又是最常犯的错误—英雄难过美人关。
就在那个夜晚，他和歌女苏珊的相会，发展成了一段投入型婚外情。
最终，他失去了名誉、仕途和家庭，赢得了和苏珊结婚的机会。
何以千千万万和凯恩一样精明强干的男人，会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犯下最不可思议的“错误”？
——拜倒在女人的脚下或者石榴裙下。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变了风流鬼。
对此，有过很多解释。
其中一种是生物学还原论，简单地说，是因为英雄们的睾丸素特别发达，所以难过美人关。
对于这种把英雄和猴王相提并论的假设，英雄们当然不会同意，因为一个人沉溺美色，是不太可能成为英雄的。
虽然不少英雄在成为英雄后，会有一段沉溺美色的时期。但如果一直沉溺下去，这个英雄很可能变成狗熊或者失败的英雄。“美人们”也不会同意此种生物学还原论，比美人美得多的人多了，为什么英雄不选择其他美人呢？
比如说，苏珊就不是绝顶美女，无论是和凯恩的原配比较，还是和一次庆功会上凯恩身边的一大堆舞女比较。
精神分析者们当然更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了。
在精神分析的庸俗化版本中，精神分析就等于一句口号：“一切的根源都是性欲。”
而这里的“性欲”必然是动物的性欲模式，也就是睾丸素驱动下的动物的发情和交配。
这是对精神分析排名第一的误解。
排名第二的误解是，“精神分析就是挖掘别人的童年伤疤，动不动什么事情都要追溯到童年”。
这两个误解如此经典和经久不衰，甚至已经成为区分外行和内行精神分析者的测试题。
就像是否会欣赏《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可以用来区分“真正影迷”和“一般电影观众”一样。
凯恩在一个特殊的夜晚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女人，发展了一段特殊的婚外恋。
从理智的角度、功利的角度、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错误”。
但是，从无意识的角度、压抑的力比多的角度、自体—客体关系的角度、依恋模式和主体间性等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凯恩的这个错误是如此正确地遵循着其无意识的真理的冲动行为。
这个冲动的真理就是，“母亲的欲望必须被满足”。
苏珊能够进入凯恩的内心，就在于她以一个恰当的身份出现在了一个恰当的时刻。
一个凯恩正在哀悼其母亲丧失的时刻。这是恰当的时刻。
苏珊还具有另外一个恰当的身份，就是，她是一个想方设法要满足母亲欲望的人。
她的母亲希望她能成为歌唱家，去大歌剧院演出，而苏珊也认同了这个幻想，奋力奔波在各种舞台上，就像电影《立春》中那个小县城里的歌唱家一样。
为什么一个母亲欲望的执行者会打动凯恩呢？
因为这就是凯恩这个身份认同的内核。“母亲的欲望必须被满足”，这是“凯恩”这个身份的核心指令。
在这个指令的驱动下，他获得了无上的成就，同时，也注定了要孤独地死去。《公民凯恩》这部被很多影评家认为是电影史上迄今为止艺术成就最高的影片，之所以具有不朽的魅力，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反映了时代的“无意识形态”。
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应着数百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战士，《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预告着如今中国暴富阶层的精神空虚一样。
而《公民凯恩》中的凯恩也预告了勤劳勇敢的美国精神的衰落、自恋和空虚时代海啸的来临。
如今，自恋人格的诊治已经是每个临床心理学家必修的功课之一。
而1941年时，精神病学家们对于自恋还几乎一无所知。
同年，《公民凯恩》这部影片上映了，它深入刻画了一个自恋者的一生。
凯恩是一个健康的自恋者，也就是说，他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但是，他的生命是个悲剧。
1941年，精神分析师梅兰妮·克莱因也进入影院，观看了《公民凯恩》。回家后，她写下了对此片的“评论”。这份评论，她自己并没有拿出来发表，直到1998年被人挖掘出来才得以曝光。
虽然克莱因对凯恩的评价，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具有偏颇之处，但是有一点是准确的，就是她一开始就指出，凯恩念念不忘的“玫瑰花蕾”（Rosebud），象征着丧失的母体，就像婴儿的生命意义在于寻找乳房一样，凯恩的生命就在于寻找失落的母体。
这段努力挽救母性的死亡的旅程开始于这部影片的19～23分钟，这短短的四分钟交代了凯恩人格形成的社会基础和家庭基础。
凯恩的母亲是一个面部表情僵硬、冷漠的女人，同时她关心自己的儿子，嘱咐他玩雪的时候围上围巾，她希望自己的儿子有一个璀璨的未来。
所以，她要把儿子送到遥远的芝加哥。同时，她也在和丈夫的争执中道出了另外的想法—她希望儿子远离自己的父亲。这说不清楚她是担心这个父亲会虐待孩子，还是要阻挠父亲对儿子的正常规训。
不管怎么说，凯恩的母亲显然是一家之主，而凯恩的父亲是个小心翼翼的猥琐赔笑者，他虽然想要孩子在自己身边长大，但是在高额的利益和具有控制欲的老婆面前，他退出了父亲的位置。
家庭中的阴盛阳衰是滋生自恋的温床，如贾宝玉和薛蟠。
因为此时的儿童尤其是男孩，无法尊敬和认同一个虚弱的父亲，而此时母亲如果又依赖儿子如同依赖丈夫一般的话，那么儿子就会在此家庭中占据父亲和丈夫的位置，体会到无所不能感。
凯恩幸运的是，他的父亲虽然虚弱，但是至少在其童年期并未缺席，他仍然希望能养育自己的儿子，虽然并不坚定。
他软弱无能，赚不到钱，对资本主义规律一窍不通。他的父亲功能已经被那坚强的妻子一把夺回，或者更文艺地说，一刀阉割了。
每个男人都应该感谢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这个男人有可能从一个男孩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由此看来，妻子对于男人个性成长的作用，实在不亚于其父母。
每个女人都应该感谢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这个女人有可能从一个女孩成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由此看来，丈夫对于女人个性成长的作用，实在不亚于其父母。
在女人成为母亲的诸多历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尊敬和关爱孩子的父亲。
而女性对丈夫的忽视有复杂多样的心理动机—
有的是因为，从小培养了对男性的仇恨和嫉妒，尤其是在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下，男孩—女孩更多的是竞争的关系；
有的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看到自己的母亲不尊重、不关爱父亲，头脑中就没有过“恩爱夫妻”的模板，自然也无法在生活中照葫芦画瓢；
也有的女性忽视了亲子关系的培养，忽视了夫妻关系的营造。原因很简单，也很直接—“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个丈夫不是我想要的丈夫，我结婚是因为社会压力，这个孩子也不是我想生的孩子，我生他是因为家庭的压力。”
不少教育专家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女人们不要把孩子扔给爸妈就不管了，这对孩子成长是不利的。
专家们以为女人们缺乏教育学常识，其实，只要一个女人从内心认同母亲的身份，她自然就会去了解教育学常识，甚至比教育学专家还专业。
即便这个女人大字不识，单凭着认同母亲身份这一点所产生的融合式母爱，也可以把孩子们养育成才。
女人们把孩子抛给父母，看起来不符合教育的逻辑，但是完全符合无意识的逻辑——“既然这个孩子是我为了你们传宗接代生的，是为了让你们打发老年生活的空虚和孤独生的，是为了让你们有面子生的，那么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养育这个孩子了。我已经为了生孩子为了你们付出了那么多——事业停顿、身材走形、分娩剧痛——让你们带一带这为了你们生出来的孩子怎么了？”
同理，凯恩于那个夜晚坠入苏珊的爱河，这虽然不符合政治游戏的逻辑，但它符合无意识运作的规律。
这个规律就开始于凯恩的家庭。一个典型的资本规律开始渗入传统伦理规律的家庭。
也就是说，今天大部分中国的家庭正面临着当年凯恩家类似的危险和机遇。
这个家庭结构的特征就是：母亲和资本代言人结盟，占据了家庭的核心权力位置。
如果父亲能够成为资本代言人，那么他就有权参与儿童的管教。否则，他就如同影片中那个经典镜头所隐喻的，被远远地推开。
而如果他妄图用暴力的形式夺回父亲的位置的话，那么他将会被彻底剥夺父亲的身份。
在《公民凯恩》中，最终替代了父亲功能的人，是一个银行经理，他是一个完美的资本代言人的象征。
这个银行经理恪守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的伦理，全心全意地为凯恩打理资产，让这份资产不断增值，让凯恩成为世界上排名第六的富豪。
这位银行经理完全遵循资本主义的规律行事，所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凯恩要去办一份“亏本”的报纸？
他是一个完美的“资本主义新人”。
而凯恩本人并不遵守资本主义的规律，不是一个合格的“资本主义新人”。
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他应该去完成名牌大学的学业，然后精心打理企业，和他前妻的美国总统叔叔通力合作，获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金钱，尤其不应该在险象环生的竞选过程中意乱情迷，发生婚外恋，不应该坚持其“为工农说话”的理想而得罪当权者。
可是凯恩不服从“资本父亲”的管教，就像他幼年时期不服从父亲的管教一样。
他想要控制一切。
就像他妈妈控制了家庭生活的一切一样。
他想要控制他的老婆、他的选民、他的朋友、他的生活。
他在为自主性奋斗，这个自主性在他童年时就被剥夺了，当他母亲和资本代言人把他从家庭中拖走的时候。
凯恩强烈地渴望着爱，无论是妻子的爱、朋友的爱，还是选民的爱。
但是最后，他失去了所有的爱。
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的爱是一种放债，是银行式的、按揭贷款的、有高额利息的爱。所以苏珊说：“你不爱我，你要我爱你。”
第二，他给出的爱，其实是钱。他以为，我给你钱，给你买东西，就是给你爱。而钱，对他来说，只是毫无意义的纸。所以苏珊说：“你给了我很多东西，但是都是对你毫无意义的东西。”
这句话击中了凯恩人格的核心，他的生命没有意义。因为他拒绝了他的家庭赋予他的意义——成为最富有的人。
凯恩是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拒绝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人—“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追求资本的不断增值吗？”
这个悲剧性人物，如同《黑客帝国》中的尼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拒绝生活在他的生活中，但是他比尼奥和贾宝玉更悲惨的是，他没有一个“别处”可以前往，可以寄托、投射自己的幻想、理想和梦想。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他给出的东西，不是别人想要的。他不知道别人想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苏珊，他以为苏珊的个性和他一样——妈妈想要什么，自己就一定要去完成。他听到苏珊的妈妈想要她成为歌唱家，就花钱为苏珊买了老师、剧院，差一点就去收买艺术评论家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也许苏珊和他一样，需要的是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命，从母权的控制下走出来，活出自己的意愿。
凯恩的亲密关系必然失败，起源于他没有被自由地爱过，他不太了解怎么爱自己，自然也无法给出自由的爱。
他失去了一切，在堆积成山的财富中死去。
和迈克尔·杰克逊一样，后者在获格莱美终身成就奖时说，这个世界上的痛苦，都来自孩子们的童年被偷走了。
儿童凯恩在母亲和资本代言人的俯视下，抬头望向母亲的脸庞和飘雪的天空。
他问：“我要去哪里？”充满了困惑。
这困惑的一生，终结于临终的呼唤：“玫瑰花蕾！”“玫瑰花蕾”这个符号，刻在一个雪橇的背面。那是他离家那天，最后的玩具。
也许这个孩子内心的声音是：“爸爸妈妈，我哪里也不想去，只想在你们身边，好好玩我的玫瑰花蕾。”
这个声音没有被听到。
所以它也不会被说出。
证券、股票、公司、政治、欧洲雕塑，对这个孩子来说，都比不上玫瑰花蕾和爸妈的陪伴守护。
今天无数孩子的父母，正严格按照资本主义的造人配方，在塑造他们的孩子，这个配方的成分是：一级幼儿园、重点高中、奥数竞赛、一类本科、钢琴四级、英语六级、财商教育、情商培养、哈佛大学……
这个配方必然会造出大量的赚钱高手、资本主义新人。
也必然会有很多人退出造人过程，成为游戏爱好者、心理障碍者、出家修行者、跳楼自杀者或者社会主义新人。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做出了看起来完全“不合逻辑”的事情，别奇怪、别惊讶，就是这样。
欠你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还给你
在爱情中，黛玉总没安全感，宝玉总要不断保证，“你放心”。
亲密关系每亲密一步，都在黛玉哭哭啼啼，宝玉焦急难耐赌咒发誓后。
为什么两个人谈恋爱，会流下好几公升的眼泪？《红楼梦》提供了一个解释—黛玉是来还泪的。
宝黛关系的原型是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
侍者和仙草的关系是一种养育关系。
黛玉——仙草欠了宝玉——侍者的债。
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这，貌似是“恩将仇报”啊。
别人给你的是灌溉养育，让你从一根草变成一个女孩，按照儒家文化的思维模式，你还回去的东西应该是“孝顺”啊。
比如说变成小孩子逗爸妈笑，考个名牌大学让爸妈脸上有光，赚钱给爸妈盖一栋楼或者买个别墅……
至少也要过年回家帮爸妈洗洗碗、烧烧菜，让他们不要觉得晚景凄凉。
总之，你还回去的东西，应该是喜庆的、阳光的，怎么能够还回去的是抑郁、悲哀的眼泪，而且把眼泪流干后就一命呜呼呢？这不让我白养你了吗？
实际上，林黛玉在该书九十七回，还真的说出了这句话—“老太太，你白疼我了。”
张新之对此评语为：“以爱为杀，以恩为仇，始乱之，终破之，一切罪案总入此一语，而特呼老太太而责之。”《红楼梦》中隐藏着哪吒闹海似的仇恨和愤怒，其广泛存在于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正如花儿乐队所唱—
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
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
你我好像划拳般恋爱，每次都是猜......
这种愤怒而猜忌的欠债者（被养育者）—功利而内疚的放债者（养育者）的配对，不但出现在明清时期的道教神魔小说和破落贵族半自传体现实主义小说中，也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革命电影和当代朋克摇滚歌词中，当然，它们更出现在这些文艺作品所代表的广泛的现实生活中。
这个自体—客体关系配对的形成，其土壤当然来自现实生活中养育者的功利主义。
如果说，养育者养育对方是利用对方长大赚钱，这是经济性利用，犹还罢了，更容易让人愤怒的是其他种类的利用—
如我养育你，是为了让你为我争光，让别人看得起我，让我不再自卑；是为了让你陪伴我孤独寂寞的心灵，让我快乐；乃至于我养你仅仅是因为我希望找到控制别人的快乐。
所以你回报我的唯一方式，就是过我想让你过的生活，读我想让你读的书，娶我想让你娶的女人。
你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让我看到你的生活时觉得赏心悦目，而不是让我伤心欲绝。
这种权力利用型养育模式，就是宝玉遇到的主要问题。
与之相反，黛玉面临的困境，却不是因为宝玉提供的养育体验是功利主义的。
恰恰相反，宝玉一再意图提供非利用性、无条件的爱和养育体验给黛玉，其实这种体验正是他自己需要的，但是正因为他给出的爱太好、太无条件，才会引发黛玉一次次的试探。
因为黛玉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像你去对卖火柴的小女孩说：“来我家吧，你在街上会冻死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肯定会摇头。她之所以宁愿冻死街头，而不去寻找慈善机构的帮助，就在于：
第一，她不相信有人会对她好，会无条件地关爱她、不利用她、不虐待她，因为她爸养她就是为了利用她、虐待她；
第二，即便有人真的对她好，最终也会离她而去，让她更加痛苦。就像让一个乞丐住一个月五星级酒店，然后又请他Check Out（离开）一样，这是另一种折磨。
黛玉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都具有这种“弃儿情结”。
具有弃儿情结者，内心会这么看待“我”和“别人”的关系：（1）别人是会抛弃我的，是不稳定的；（2）别人是会伤害我、利用我的；（3）别人不会关爱我，不会理解我，不会保护我，不会指引我；（4）我是不受别人欢迎的；（5）我是孤立的，和别人不一样，不属于任何团体。
一个具有弃儿情结的人，会采用三大类策略来适应这个情结，分别是服从策略、回避策略和补偿策略。
服从策略的表现是：既然所有人都会伤害我、背弃我，我就选择会伤害、利用、背弃我的人做伴侣吧，这样我就不会对他有希望和要求，而且对这种关系我很熟悉、很适应。
回避策略的表现是：我回避和任何人亲密，受不了就喝酒；我不要让任何人看到我的脆弱，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也不要参加任何团体活动。
补偿策略的表现是：我一定要牢牢抓住他，一刻见不到他，就会焦虑他是不是又去找史妹妹、宝姐姐了。我要在他利用我、伤害我、抛弃我之前，抢先一步利用他、伤害他、抛弃他。我一定需要有闺密，帮助我商量怎么搞定男人。我要不断地拒绝、批评别人，要不然别人就会以为我很愚蠢。我要不断地适应社会、适应他人，变成他人想要的样子。
宝黛关系中，黛玉主要采取服从、回避策略，随着宝玉一次次赌咒发誓，她逐渐使用更加有亲密感的补偿策略。
如果他们结婚了，此类补偿策略将会形成他们婚姻关系中漫长无比的权力争夺期。
等到最后，也许这个弃儿情结的黑洞会被填满、被缝合，一段美丽而伟大的爱情故事会就此诞生。但其间，宝黛都要经历不少考验。
弃儿情结固然会带来自身和人际关系的很多烦恼，但是不少可爱乃至伟大的品质也来自弃儿情结。
比如说对爱情的不离不弃，执着追求，乃至为了爱情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
黛玉之所以胜出宝钗，赢得宝玉的心，就在于这一点，她不会要求宝玉做“仕途经济”。
汽车房产、股票储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你老爸是干什么的，统统不在她的关心范畴内。
她关心的是：你是不是足够爱我，是不是全心全意，是不是无论什么情况都不离不弃，是不是像母亲爱她的独子一样？
——因为，我是这样爱你的。
所以有弃儿情结者，分手对她来说，不是有点痛苦的分离，也不是有点无奈的拒绝，而是彻底毁灭性的抛弃。
这堪比《唐山大地震》中的母亲选了救儿子而非救女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之之处就在于，地震中母亲的选择是被动的、内疚的，而恋人的分手是主动的、积极的。
弃儿情结的形成，来自整个时代背景下母性的丧失和父亲的缺席，所以谴责一两个父母是无济于事的。
想要给弃儿一个温暖的环境，从此修复他们心中的黑洞，还要看那个黑洞有多大。《唐山大地震》中的姐姐方登最终走出了弃儿情结，看起来她生命中有很多有利的因素：（1）抛弃不是出于母亲的主动意愿，而是天灾；（2）抛弃前父母对弃儿是关爱的，父母关系也很和谐；（3）抛弃前姐弟关系很友爱，和好后姐弟关系仍然和睦；（4）养父母对自己十分关爱，家庭处于社会中上层，提供了很好的养育条件；（5）方登自己成年后有较为美满的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十分优越，其弟弟也一样富足；（6）弟弟虽然赢得了生命，但是失去了手臂；（7）母亲长年的极度内疚和自虐；（8）长达32年的时间。
方登几乎具备了走出创伤的所有有利条件，除了坚定的、可战胜死亡的信仰外。
林黛玉的条件就差了不少，据说有人探究后发现，林黛玉的结局应该是“沉湖自杀”，这倒是和弃儿情结一脉相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所有的被抛弃感如数奉还，在这个世界抛弃我之前。
乳汁的身份
《阿凡达》中，杰克诞生了两次：一次是片中，作为纳美人的成人仪式；一次是片尾，其人类躯体的死亡和身心全面融入纳美文化的诞生。一个人需要不断诞生和不断死去，人生的每一个变形点都代表着一个身份的死亡和一个身份的生成。
人的诞生，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狼孩”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但是他并不被认为是“人”，因为他不具备符号—认同体系意义上的“诞生”。只有具备符号—认同体系意义的出生才是被认可的出生。
也就是，一个婴儿必须是出生在符号—认同体系中，必须是出生在文化母体语言矩阵中，必须是出生在他出生之前就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自体—客体网络中。
他出生在布满了胎教音乐、计划生育、预防接种、早期教育、婴儿抚触、配方奶粉、出生证明的人类系统中，正如一头非洲的狮子出生在布满暴雨、干旱、草原、瘟疫、烈日、猎杀、饥饿的自然系统中一样。
有个人类学家说，“对人类来说，没有自然”。
的确如此，“自然”，在我们出生之前就被阻隔在遥远的他乡。
如果“自然”不被阻隔的话，比如说，不被剖宫产和抗生素阻隔的话，这个地球上一半以上的人都要死去。
极端自然主义就是要这地球上几十亿人口的命，这大概是自然主义者没有想到的。
而“没有想到”的事，是精神分析者经常会去想的。
比如说“诞生”，表面上是一个婴儿诞生了，同时还有一群人也面临“诞生”—一个男人要成为“父亲”，一个女人要成为“母亲”，还有一个男人要成为“爷爷”，还有一个女人要成为“奶奶”，还有一大群男男女女要成为“姑姑”“姨妈”“舅舅”“伯伯”“哥哥”“姐姐”……
精神分析者贝内德克（Benedek）认为，“为人父母”是一个独特的心理发展阶段，为人父母就像青春期一样，需要面对很多危机和挑战。
因为，无论“父亲”还是“母亲”，这个身份都不是“自然”的，它们就像“高考”一样，你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认同，不断努力，才能做“父亲”或“母亲”。“父亲”是一种文化设定，这几乎是个常识。而“母亲”，一直被认为是自然生成的。《阿凡达》这样的电影中就有这种文化无意识存在，整部影片好像都在宣扬女神崇拜的部落文化就是完全母性的，母性的就是和平的、自然的，是全人类都应该回去的母体。
但是，母性，以及“母亲”这个身份认同，真的就是百分之百天然的、绿色的，完全摆脱“文明”污染的吗？“母亲”这个身份认同是天生的吗？是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学习、不需要锻炼的吗？“母亲”这个身份是先于“父亲”这个身份存在的吗？还是和“父亲”一起出现于人类文明的进程中？
看起来，女性的确天生就具备了做“母亲”的生物学条件—子宫和乳房这两个器官的很多功能天生就是为婴儿准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女性认同“母亲”这个身份要比男性认同“父亲”这个身份容易很多。
但是，女性也不会因为生了一个孩子就自然成为一个“母亲”。
符号—认同体系会在女性诞生之时就开始围绕她进行不断地建构、缠绕和塑造，在她怀孕之时这个造人机更是开始满负荷运转。
一位草根人本主义者大力提倡中国的母亲们要自然分娩，她说，这大概是中国孩子一辈子唯一一件可以自己做主的事情。
但是实际情况是，现代人所谓的“自然分娩”是指孕妇在医院产房里，鼻子上插上氧气进行的分娩。
这种自然度和非洲妇女以及边远地区农民比较起来是非常人工的、做作的。
即便一个孩子分娩下来，它也不见得就可以活下来，特别是当“它”是个女孩，又出生在某些国家的社会底层的话。
活下来的孩子们接着就要和家庭加入一系列的“造人运动”，其中，最耀眼的一个环节就是“哺乳”。
在哺乳这个环节中，符号—认同系统围绕着三个情结主题展开新一轮建构，这三个情结分别是：权力情结、自我价值和性欲。
一位产科医生说，母乳是婴儿天生的“干粮”，我们不能剥夺婴儿的权利。
这等于说，不进行母乳喂养，就是侵犯了婴儿的“人权”。在这里，母乳象征着民主和权力。
国际母乳会的手册里宣称：“成功地分泌乳汁是每一个女人女性气质的自然表现，她不需要计算给孩子喂奶的次数，就像她不需要计算亲吻孩子的次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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