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国学的价值(精装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纪宝成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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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国学的价值(精装本)试读：

编者前言

纪宝成校长曾在多个场合提及，他不是国学研究专家，更不是所谓的“国学大师”，只是一个国学爱好者和国学教育的倡导者。纪宝成校长所谈的国学，并不是国学某个领域的学术问题、具体问题，他更多地是从整体上和宏观上关注国学的地位、价值、意义和作用，关注国学教育的探索、实践、创新和发展。

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十一年间，纪宝成校长和全校师生一道，做了不少大事。重振国学、创办国学院、高举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旗，就是其中的一件大事。2005年5月26日，纪宝成校长在《南方周末》发表《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一石激起千重浪，国学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论，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新时期重振国学的历史性文献。五个月之后的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标志着近百年来被冷落、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国学重新回归到高等教育体系中来。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并不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实际上，纪宝成校长上任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包括在全国高校率先竖立孔子像，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举办孔子文化月活动，率先倡议纂修《清史》、编纂《儒藏》，提议将传统节日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编写《中国古代治国要论》，等等。有了这些积累和铺垫，国学院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创立和发展，得到了季羡林、冯其庸、饶宗颐、任继愈、何兹全、叶嘉莹、南怀瑾、许嘉璐、杜维明、成中英、袁行霈、张岂之、李学勤、汤一介、欧阳中石、范曾、庞朴、方克立、傅璇琮、刘梦溪、吴光、周桂钿、陈祖武以及人民大学戴逸、李文海、方立天、张立文等海内外学术前辈及著名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无私帮助，冯其庸先生还应邀担任首任院长，可谓群贤毕至。这在任何一所大学新成立的学院中都是少有的。

创业维艰，筚路蓝缕，国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非议、反对乃至责难；也遇到了学科制度上的障碍和限制。对于这些问题和困难，纪宝成校长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他常常提起南怀瑾先生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若有求全之毁或不虞之誉，皆当付之一笑，不足论也。”纪宝成校长一方面指导国学院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做好国学教育和研究各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奔走呼吁，为国学教育和研究争取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

七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出版、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社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已大为改观，“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学的春天正快步走来。纪宝成校长也因重振国学、呼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被媒体称为“国学校长”，有人评价道：“经济学出身的纪宝成，提出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走向国学的重建。在一个文化失落的年代，大学改革与国学热呼声日嚣，二者在学者纪宝成身上合二为一，他成为变革时代的一个文化的符号。”“变革时代的文化符号”实际上指明了纪宝成校长引领了新时期国学回归和国学教育重建的时代潮流。如果没有远见、胆识、勇气、责任感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重估国学的价值》一书，就真实地记录了纪宝成校长重振国学、重建国学教育的心路历程和印迹，反映了作者对国学的态度和理解，展示了作者对国学面临的重大历史和时代问题的认识与解答，体现了作者振兴国学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表明了一个大学校长对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折射出21世纪初中国社会对待自身传统文化态度的变化和思潮的变迁。

在纪宝成校长眼中，重振国学并不是守旧，更不是复古。他所理解和倡导的国学是今人眼中的国学，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是现代形态的国学，也就是“大国学”和“新国学”。对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对于弘扬国学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国学学科的内涵等尖锐问题，纪宝成校长在书中都予以反驳、回应和解答。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对于如何在全球视野中认识自身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等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纪宝成校长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他认为，首先，我们在“各美其美”方面做得还不够，“各美其美”是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了解并认同自身的传统文化，这方面还存在分歧；其次，“美人之美”不应是单向的，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否则“美人之美”就有可能变异为单相思式的“崇洋媚外”、“崇洋美外”，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真正实现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乃至相互认同，“美人之美”才有意义。这或许是“重估国学的价值”所延伸出来的价值和意义吧。《重估国学的价值》一书收录了作者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来有关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发言、文章和部分访谈。某些已发表的文章收入本书时有个别的文字改动。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黄朴民教授、孙家洲教授等专家学者分别对本书部分文稿的成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刘向兵、胡娟、侯书栋、李立国、万静等同志参加了书稿的整理和审校工作。

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是民族的脊梁。在当代条件下，脊续文脉，重振国学，弘扬中华文化，正是一项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这一伟大的事业才刚刚迈开步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定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们都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就像冯其庸先生在送给纪宝成校长的一首诗中写的那样：闻道梅花是国芳，先生手植已成行。更看万代千秋后，国势昌隆天地香。

竖立孔子铜像　弘扬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9月的北京，秋风送爽。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孔子思想，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向我校捐赠了一尊孔子铜像，这是我校学术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在新学期开学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孔子铜像揭幕仪式。首先，我代表学校向汤恩佳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象征。他一生勤奋好学，著书立说，行教逾半个世纪，培育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70余人。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核心是以道德为最高价值的“仁义”理论。在政治观上，他主张“为政以德”；在义利观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在价值观上，他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庸思想；在意志观上，他指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生活观上，他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精神；在人格观上，他推崇“德”、“智”、“勇”统一的君子人格；在教育观上，他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思想。他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孔子的思想既是历史的，又是跨时代的。在法国，1687年就出版了拉丁文译本《论语》、《中庸》。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孔子尊为“真理的解释者”，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引用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名言。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现已形成了庞大的“儒家文化圈”。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辞典》和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分别把孔子列为十大思想家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可以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人类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科学与价值的冲突。1992年，世界上1575名科学家共同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当代人一天的见识比17世纪以前的人一生的经历还要丰富，但同时，我们在社会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和困惑也比以往更为繁多和复杂。如果人类要实现科技、经济、社会的全面与和谐发展，就必须在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也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为主，兼有理工科的全国综合性重点大学，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方针、政策依靠的重要力量，是我国高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柱，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教学质量，为我国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人民大学竖立孔子铜像，对于我们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贯彻“双百”方针，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在新世纪的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人大校园竖立孔子铜像，无疑具有不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弘扬孔子思想的共同愿望，使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孔教学院的联系更加紧密。汤恩佳院长向我校捐赠孔子铜像，是我们两校携手深入研究孔子思想的新的开端。我们对汤恩佳先生的这种精神表示敬佩，并希望两校为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作出贡献。

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走向——在第二届“北大论坛”上的致辞

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首先感谢论坛主办方北京大学的盛情邀请。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论坛开幕表示衷心的祝贺！

人类文明就像浩瀚的江流，从古到今，充满生机，奔流不息。我们每一个人，在如此浩瀚的长河中，虽然微不足道，却是其中的一分子，是文明的继承者，也是发扬者和创造者。所以，我们关注自己文明的走向，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关心并不代表我们就真正了解自己的文明。创造丰富多彩文化的聪明的人类，有时会被自己创造的眼花缭乱的物质外在所蒙蔽，过分关注小的、细节的东西，而忽视一些大的、根本的东西，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以，此次论坛主题为“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推动大家去思考这样一些大的、根本的东西，意义深远。

拥有悠久而光辉灿烂的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令世人瞩目。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自觉地将中华文明放到世界文明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多角度地关注和考察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是中国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下面，我就人类文明发展和走向的研究简单谈三点个人的粗陋之见：

第一，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走向，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和谐性，注意文化的融合与特色。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由于其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创造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文明，形成了各具特点的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政治法律思想、科学等。如东方人的筷子和“筷子文化”、西方人的刀叉和“刀叉文化”，很有意思。无论是东方的文明还是西方的文明，不仅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一种文化能经千百年流传至今，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心里不能先有劣等文化和优等文化之偏见。比如“9·11”，在痛恨恐怖分子采取极端手段伤害无辜的同时，我们也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自己推行的对外价值判断和政策进行反思。美国的文明中当然有其先进的成分，但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文明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不需要从其他文明中吸收营养的。真正强大的文明应当是有包容力的文明，有海纳百川气度的文明。我们在学术上总是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类文明也一样，要做百花园，要百花争妍、百花齐放，在不同中追求共同，在特色中追求和谐。最近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特别提到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我想是有深刻含义在其中的。《国语》上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尊重，允许对方保持自己的个性与特点；同时加强交流，加深理解，取长补短，才能真正做到和谐相处，不断创新，共同繁荣，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我很欣赏费孝通先生概括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文化理念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1998年11月14日，联合国第53届大会决定将2001年确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话”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尊重，增进了解与和平。应该公正地看待不同的文明，整个社会环境应该如此，我们的研究态度更应如此。

第二，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走向，应当有问题眼光，要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人类总是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前进的。马克思曾指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这一论断非常精辟，非常深刻！我们所讲的“问题”主要不是指一般的、抽象的问题，而是指与时代紧密联系的，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重视一般理论的研究，更要关注现实，特别是要关注和研究时代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

文明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文明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研究现时代的文明及其发展，必须立足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抓住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关注与文明发展相关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不管哪一个民族的文明，不管哪一种类型的文明，不管是儒家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都有与时代和社会实践相关联的问题。不抓住问题，也就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抓住文明发展中的问题或矛盾，也就不能把握文明的本质规律，从而不能通过研究和解决问题来寻求文明发展的出路。只有善于发现、分析和解决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的问题，才能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各种文明的本质特点、发展规律，进而才能使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化解文明之间及文明内部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保证文明的健康发展。

随着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迅速发展，人类文明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应该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关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关系，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关注宗教与民族的问题，关注生态危机、贫富分化、文化霸权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对于消除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化解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矛盾，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国内来看，必须研究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注意研究如何塑造民族精神、解决诚信危机、加强道德建设，以及如何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等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新和发扬光大。最近，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特别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因此，具有问题眼光和问题意识，研究和解决人类文明进程中突出的问题，无论是对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还是对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走向，应该加强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学科就开始细分，如果说几个世纪以前还有达·芬奇那样的“通才”的话，现在大概没有人敢说自己是“通才”了。学科的精深当然有它的好处，不断揭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并服务于人类。但是，人类行为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各种意义上的破坏，要求我们在微观上创造精神、物质文明的同时，在宏观上也要思考人类文明的走向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正如20世纪初学科的发展趋势为越来越细，如今，学科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它是防止因为学科越来越细而导致的弊病的重要保证。但导致这种交叉融合趋势的根本原因是现在科学研究的对象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文明内涵的丰富性和文明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是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要求我们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用多维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文明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具体学科的研究，需要进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具体学科的研究，更要将这些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交叉型研究。这样一种综合性交叉型研究，可以认为是当今创新的必由之路。而没有创新，就没有文明的进步。其中，存在处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问题，也有处理一类科学中具体分支学科之间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不同学科紧密合作，以服务于揭示真理这同一目标。《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表明，古人已认识到，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天文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不可缺少、并行不悖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执掌北京大学时即已可贵地提出治学者不可“侷守一门”，并将此直接体现在北大课程的设计上：他取消了原北大文、理、法三科的界限而设系，重视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并驾齐驱，所以北大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北大为蔡先生骄傲，整个中国教育界也为他骄傲啊！大家知道，美国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学者斯诺、汤因比等也曾对文化的融合作出过精深的阐述。他们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我们论坛主题的副标题是“多学科的考察”，正好体现了文明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我们期望在这次论坛上，在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研究，并发表自己的高见。

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弘扬孔子思想　培育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庆典暨“孔子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庆典暨“孔子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先，我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光临此次会议和庆典活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相信今天将会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之一，不仅是因为如此多的嘉宾让我们蓬荜生辉，更是因为孔子研究院成立之意义深远，它的深远意义或许并不是我们今天能完全预料到的。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导师代表，由他开创的儒家学派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形成及发展有着极其重大、极其深刻的作用和影响。作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孔子与穆罕默德、耶稣和释迦牟尼一起，被称为缔造世界文化的“四圣哲”。孔子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他的思想既是历史的，又是跨时代的。譬如他的“和而不同”思想，对指导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最近访美，也特别提到各个国家相处要“和而不同”。这只是孔子思想海洋中的一颗水珠，他的思想精华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吸纳、去实践、去弘扬。

我们曾经要“打倒孔家店”，但孔子的思想是那样深刻地植根在我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中，流在我们的血液里，“历久而弥新”。不好好继承孔子文化的精华，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很难形成一种全面的成熟的文化观。孔子研究院的成立，是我们自觉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精华，自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象征和具体实践。

中国是世界七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历史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哺育了中华儿女，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以及西方世界。在五千年历史中，中华文化充分展现了其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能以开放性的、建设性的态度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我们成立孔子研究院，不仅要研究、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而且要通过此举来研究、总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所有精华的东西，服务于新时期民族文化的形成、民族精神的塑造。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一直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的最前列，一直站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追求祖国富强事业的最前列，一直继承和发扬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奋进的宝贵精神。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学校一直在考虑，在新的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如何继续保持心系民族兴亡、服务社会大众的光荣传统；如何在回应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方面，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方面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当今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伴随着“庶之”、“富之”的逐步实现，“教之”，即八方教化的问题，也愈发显得迫切。社会的发展变化，日益从自在走向自为，对社会科学指导作用的依赖和需求日益提高。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快速变革，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也越发重要。党的十六大报告审时度势，明确指出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指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镇，中国人民大学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推动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落实上述思想，学校新近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和孔子研究院。在加强人文学科建设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我们首先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举措：

第一，在2001年9月19日，我们接受社会捐赠，在校园内竖立了一尊高3.3米的孔子铜像，孔子铜像祥和沉默。这一举措具有不言自明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新的时期，在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人对待孔子、对待传统文化的风风雨雨，我们是否可以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而在21世纪之初，中国人民大学为孔子竖像，同样是思想解放的标志。我们的举措得到了人大广大师生的赞同，得到了教育部的坚定支持，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高度评价。

第二，我们新建了一个百家园。这个动议在前年年底提出，去年开始施工，前不久全面竣工。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奠基者的先秦诸子中的孔子、老子等9人请进了百家园，让我们的学生时常与先贤先哲会话，从中国文化的历史源头汲取无穷的智慧，使我们培养的人才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同时，我们也把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9位哲人请进了百家园，目的是让我们的师生海纳百川，放眼世界，汇中外学术，凝古今正气。

在上述象征性举措之后，我们成立孔子研究院就是后续的实质性举措。研究院集中了一批在此领域有着深厚修养和精深造诣的学者教授，并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负责部门工作和承担研究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想以这样一个学术机构，整合全校之人文研究力量，外借社会贤达、专家学者之助，对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扎扎实实地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通过我们的努力，架起现代与传统的文化桥梁，充分凸显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性价值。孔子研究院已经提出了具体的研究规划，结合我校的“211工程”二期建设，近期将开展“中国孔学史”、“孔子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史”、“孔子学说在世界传播和影响史”等课题的研究。我们相信，这些研究的成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形成，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慎重研究，我们还积极策划和筹备启动《儒藏》编辑出版工程，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工程浩大的文化事业，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我校孔子研究院的这一创议，我们希望全社会和海内外华人都来支持、参与这项事业。孔子研究院的另一个牌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我们的研究对象还要从孔子扩展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今天，我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共同研讨“孔子与当代”这样一个富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这使我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但这种复兴不是对古代文化的简单照搬，而是通过创新，让古老的智慧在与新的时代的摩擦中碰撞出火花，释放出新的光和热。文艺复兴对欧洲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曾起到过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我想，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以积极、健全、理性、开放的心态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开发取之不竭的传统文化宝藏，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像孔子当年或“因”或“损”或“益”地辩证对待其时代的传统文化一样，古为今用，继承创新，也一定会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对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精神生活的提高，对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处世修身、安身立命都会大有裨益。不仅如此，对于世界良好文化格局的形成，对于处理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关系，也都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我诚挚地感谢与会的诸位专家学者，也祝愿大家的研讨活动成果丰硕。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校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曾经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纪念孔子诞辰的活动，当时与会的梁漱溟等国学大师百感交集，激动不已。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物是人非事不休”，我相信，在新的世纪我们开的这次高层次的孔子思想研究的盛会，也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孔子研究院的成立，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北京市领导、兄弟院校领导的支持，得到了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等学界著名人士的支持，得到了孔子后裔孔黛碧小姐等人的支持。在此，我代表学校，衷心地感谢各位的支持。祝愿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学者精神愉快！

弘扬优秀传统　培育民族精神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实践“三个代表”、发展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在新的世纪，如何保持心系民族兴亡、服务社会的光荣传统，如何在回应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方面，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方面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是摆在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成立孔子研究院就是为了研究、整理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培育民族精神。研究院集中了一批在此领域有着深厚修养和精深造诣的学者，并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负责部门工作和承担研究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想以这样一个学术机构，整合全校之人文研究力量，外借社会贤达、专家学者之助，在对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架起现代与传统的文化桥梁，充分凸显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性价值。

孔子研究院成立以来，积极策划和筹备启动《儒藏》的编纂出版工程，并建议将《儒藏》编纂列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工程浩大的事业，我们吁请政府有关部门重视孔子研究院的这一创议，我们希望全社会、海内外华人都来支持和参与这项事业。《儒藏》编纂并不是简单的古籍整理，而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作。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文化充分展现了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样化浪潮汹涌发展的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能以开放性的、建设性的态度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为儒、释、道三家。就这三家而言，儒家的影响最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均产生过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儒家思想培育了中华民族仁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守义、中正宽厚的道德品质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优良传统现在仍然具有生命力。所以，编纂《儒藏》，既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的需要，也是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

通力协作，共襄纂修清史之盛举——在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上的讲话

纂修清史是弘扬中华文明、繁荣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项盛举，是新世纪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规模宏大，任务艰巨，需要海内外炎黄子孙通力协作，共襄盛举。

我国有优良的修史传统。有“正史”之名的二十五部史书系统详细地记录了数千年的中国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清朝统治中国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够了解问题的根由。

2002年11月，国家作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决定，并成立了由文化部、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局、国家图书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编纂委员会主任组成的清史纂修领导小组。2002年12月中旬，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在京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清史编纂委员会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编纂委员会由历史学家戴逸先生担任主任，马大正、朱诚如和成崇德三位专家担任副主任。

这项工程由政府财政划拨专项资金资助，预计用10年左右时间完成。作为新世纪的一项标志性学术工程，清史主体工程的任务是在充分吸收史学传统和现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合海内外清史研究人才，编纂出一部规模在3000万字左右的清史巨著，一部能够反映当代学术水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围绕主体工程，还将进行清代档案和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清代档案保存至今的共有2000多万件，分藏于海内外。整理利用这些档案，既能为此次纂修清史提供重要的史料，同时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清代历史文献汗牛充栋，极为丰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和出版，不但可以满足清史纂修的需要，还将起到抢救、保存和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清史研究硕果累累，为纂修清史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两岸学者交流广泛，取长补短。这次会议将极大地促进两岸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

修史工程，体例先行，确定体裁体例是当前最为紧迫而重要的任务，直接关系到清史的质量。台湾学者对清史研究造诣很深，在《清史稿》校注及明清档案整理方面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我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上畅所欲言，共商清史纂修大计。

中国人民大学一直重视清史纂修这一宏大的学术工程。当年国家倡导修史时，我校戴逸教授就是七人编纂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位。为了纂修清史，国家还专门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几十年来，清史研究所一直在严谨求真地进行科学研究，尽心尽力地为清史纂修做准备；去年我们正式向国家提出了纂修清史的建议并被采纳。目前，工程已经启动，中国人民大学更要一如既往地对这一事业给予全力的支持。作为校长，我在这里要郑重地表这个态！

《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序

对于现代的国家和国民来说，知识的来源原本有三个方面：一是纵向借鉴，从历史学；二是横向借鉴，从他国学；三是自己摸索，从实践中学。这三个支点，缺一不可。但长期以来，我们实行“拿来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似乎多些，很少青睐我们祖先留下的思想宝库和治世经验。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拄着借来的拐杖、摸着石头过河时，蓦然回首，却发现千百年前的古桥就在不远处立着呢？

汤因比曾说：“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将成为历史学家的人来说，尤其是对出生于这些时代的人来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在我看来，这样的意义不仅限于历史学家，它也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公务员。以史为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向来是一种人文精神，也向来是经世济用之正途要术。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向来都是高水平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我在教育领域工作多年，对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的欠缺有着深刻的体会。源自20世纪初的反传统思潮带给了我们面向西方的视角和革新的勇气，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流毒的根源之一。反映在我们的教育中，就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古典教育的缺失。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看到自己的青年在欣赏西方古典文学艺术的同时，却不具备欣赏唐诗宋词的能力时，心里不能不涌起一种痛楚；看到自己的青年在解决理论方法和问题时总是习惯于探询西方世界，却很少光顾自己的民族文化宝库时，心里不能不涌起一种遗憾。当这种痛楚和遗憾所面对的对象是一个民族的几代青年时，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

其实，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只是肯不肯自觉地去认识罢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尊重历史才是尊重现实，懂得如何自觉探询历史的民族才会真正懂得如何理性地探索未来。只有在善于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还善于向我们的古人、前人学习，我们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引领时代。

到了该补上这一课的时候了，以我们补科学教育一样的志气和热情。所以，自2001年我国正式实施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教育以来，我作为全国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就一直想要从MPA教育领域入手，编一本专业领域内的历史教科书，让故纸堆中的历史鲜活起来，展现我们传统文化精粹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力和功用，在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教育中加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理念，让我们的MPA学员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尽可能精要地了解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经验和实践，从中获得色彩纷呈的治国理念、政治智慧和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广泛启迪，加强他们在专业历史知识方面的修养，或者至少是提供这么一种概念，让他们能更自觉、更自如地学习和运用祖先的智慧。

在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中，“治国安邦”之学应该是地位最为尊崇的学术，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学问。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治国理念、纷繁凝重的治国实践实在是一座宝藏。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宝藏很少有过像样的开发利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典籍浩如烟海，却鲜有现代人编写的系统介绍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制度和实践的专门书籍，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也就难以系统地出现在大学的讲坛上。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两年多前，我和我的同仁们开始了这方面工作的探索，直到今天这本书的出版。

工作开始后，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编写实践的不容易，特别是面对着这样一座璀璨的宝藏，挖掘和取舍都是很大的挑战，而如何选择最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的历史资料更是挑战，这需要我们的作者不仅有历史的眼光，还要有现代的眼光；不仅要有历史知识的积淀，还要有公共管理知识的涵养；不仅要有丰富的综合知识，更要有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只能说是我们尝试着迈出的第一步，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继续。

传统节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标志，是文明演进的积淀，它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创造、制度文明的建设，也包含观念思想的构筑，更包含社会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的世代相传、感化挹注。它既由社会精英引导方向、规范价值取向，更由广大群众参与创造、展现精神风貌，反映着全民族的心理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本根与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考察，我们就能够清醒地理解，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沧桑，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地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我们这个民族拥有博大厚重、无与伦比的传统文化，它作为我们的民族之“根”，起着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明升华、强化民族凝聚力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流传至今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乃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生动的表现形态，它们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突出反映着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是广大民众精神世界的生动展示，也是国家历史积淀与文明性格的具体象征。一、传统节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多彩画卷

中国的传统节日宛如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着历代民众的人文意识与审美情感，成为中华文明的亮丽风景线。而这幅多彩画卷的鲜明特色，突出反映为其历史的悠久、大众的参与、文化的集萃、民族的认同以及国际的影响。

历史悠久性。中国传统节日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产物，具有十分深厚的历史底蕴。考察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早在上古时期即已因生产活动、原始崇拜而初露端倪，后又随着神话传奇故事的融入，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意义而渐渐确立。

到了汉代，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大都已经定型。如汉章帝时，曾下诏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在司马迁制作的“太初历”中，元宵节作为重大节日也赫然见于记载，至东汉明帝时，更出现了在元宵之夜燃灯观赏的社会风俗。又如清明节，起源于春秋时晋文公为缅怀纪念介子推而推行的禁火寒食的风俗，到汉代时，则成为民众普遍认同并参与追忆先人的特定节日。再如端午节，尽管有关其起源的看法多有分歧，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南方吴越民族图腾祭祀说，恶月恶日趋避说等，但是，它起源于先秦时期，定型与普及于汉代，乃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节日由来已久，绵延不绝，早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恰恰是这种历史悠久性，使得传统节日能够历久弥新，深入人心，发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

大众参与性。中国传统节日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凝聚人心、构筑民族心理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它们亦雅亦俗，亦庄亦谐，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成为普天共庆、全民参与的盛大礼典。随着历史的演进，民众文化意识的自觉，传统节日中原始崇拜、禁忌迷信的色彩越来越淡化，逐渐变成纯粹庆贺意义上的日子。这种文化现象大致出现在隋唐时期，当时，传统节日已经普遍转化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佳节良辰，充满喜庆欢快的气氛，各种丰富多彩的体育、娱乐活动内容伴随着相应的节日而成为时尚，广为流传，这就极大地吸引了普通民众关注与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从而全面拓展了传统节日的群众基础，使它们拥有了更强大的活力与生机。王安石曾写诗讴歌春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千门万户”正是普天同庆、万众参与的形象写照。春节是如此，元宵、端午、清明、中秋、重阳等节日同样没有例外，像元宵节“何处闻灯不看来”、“花市灯如昼”的绚丽，清明节“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的热闹，端午节“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建标明取舍，胜负生死求”的奋发，都是大众积极参与传统节日庆典的生动体现。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传统节日具有“寓教于乐”，凝聚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功能。

文化集萃性。中国传统节日的绚丽多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示，也与它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密切联系。具体地说，它们乃是文化大传统（精英文化）与文化小传统（大众文化）的有机结合。历史上无数诗人骚客都把传统节日作为自己吟诵讴歌的重要对象，这使得对传统节日的吟诵成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学的集中载体之一。他们或借这些吟诵表达自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或借这些吟诵反映自己对亲情、乡情的深沉眷恋：“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借这些吟诵申诉自己对历史现实的真实感慨：“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从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这些经典名篇因传统节日而产生，而流传，同时反过来又为传统节日增添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升了更强大的文化感染力与影响力，激发起广大民众对传统节日的更大文化心理认同。事实也正是如此，只要提起清明节，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美妙诗句；只要提起中秋节，人们也必然生发出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瑰丽联想。以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节日已凭借古代文人的生花妙笔，而得以深深植根于亿万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文化归附意识的具体象征。

民族认同性。一体多元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民族大融合、大团结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节日也起到了无形但却强大的纽带联结作用。换言之，传统节日不但是汉族民众的重大庆典礼仪，也是许多少数民族共同拥有与庆贺的良辰佳节。如朝鲜族、满族、黎族、纳西族、侗族、毛南族、达斡尔族、拉祜族、锡伯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大都与汉族一样，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列为自己民族的节日，尤其是春节，更是这些少数民族热烈庆祝、愉快欢度的大喜日子之一。当然，这些少数民族除了欢度汉族传统节日之外，也有属于自己民族的特殊的节日，即使是过春节、中秋节等节日，各个少数民族也有不同于汉族的庆贺方式，其实这也恰好反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而少数民族对春节等传统节日的认同与接受，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与强盛的生命力，传统节日在促进民族大融合、巩固民族大团结方面的意义于此可见一斑。二、传统节日：中华民族精神意识的形象写照

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传统节日得以形成与丰富的深厚土壤，它们作为中华文明在民间社会最直观、最生动的表现形态，业已成为民族主体意识的主要载体与鲜明象征，是中华文化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的形象写照。这种文化主体意识，大体而言，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勤劳奋斗意识。从本质上讲，传统节日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这一特点，决定了许多传统节日直接来源于农事节令。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不仅与四季变化有关，而且在农事节令中起着界标性的作用。《礼记·月令》和《四民月令》分别代表了官方与民间重视农事节令的传统，在立春之日进行的“迎春”活动，曾是国家大典，“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礼记·月令》）。突出强调了“天子亲耕”的“藉田”之礼。这种礼仪自先秦一直延续至清末，它本身就具备着动员民众准备投身生产的积极意义。春节，古称正月“元日”，或称为“元旦”、“岁旦”，被视为辞旧迎新的显著标志，同时也含有提醒人们在欢乐之后准备新一轮农事的意义。所以春联中往往有“瑞雪兆丰年”之说法。唐代诗人孟浩然《田家元日》一诗，就反映了这一内涵：“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农勤耕色彩显而易见。这表明许多传统节日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由节日所构成的系列活动，环环相扣，在农业社会中，起到了传授生产知识，规范农事活动，推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节日与社会生产直接相关，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勉进取的民族性格与文化意识。

第二，寻根爱国意识。传统节日凝聚着浓厚的亲情、乡情、爱国情，是中华民族热爱生命、热爱家园、热爱生活、寻求归属之价值本位意识的集中体现。“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是小至个体生命，大至国家民族需要寻求解答的共同命题。传统节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意识的形象诉求，也是中华民族寻找本根、尊老爱幼、爱家爱国诸多传统美德的形象诠释。我们知道，慎终追远，敬祖报本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本动力，在这方面，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传统，始终把“以孝道教化天下”作为政治伦理的核心原则。这种价值取向同样要在传统节日的庆祝纪念中反映出来。换言之，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其本质意义在于慎终追远，通过感激先人赐予生命，缅怀先人的道德风范，实现先人的理想追求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寻根心理与归属意识。而清明节、重阳节就是敬祖报本、尊老事孝意识宣传弘扬的具体载体。在烟雨迷蒙、万象更新的清明时节，踏青扫墓、怀念先人，实际上寄托了生者对生命的敬畏，对往昔的尊重，反映了人性中最美好、最真挚的情愫。至于重阳节登高赏菊，则是热爱生活、追求健康、珍惜生命等积极意识的表现形式，它为广大民众提供了表达敬老尊长情感的最佳机会，使得人们内心深处的报本情结得以舒缓、释放。可见历经千百年，清明、重阳等传统节日依旧能够吸引无数民众来参与、来共庆，其谜底就在于这些节日是美好人性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美德懿范的缩影。

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情、乡情的扩充、放大，便是爱国之心的萌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发展、丰富，便是治国、平天下理想追求的提出。这种文化理想与价值取向，自然也是传统节日所要表达的重要主题，端午节无疑就属于这方面的典范。关于端午节的起源，闻一多等学者曾作过翔实的考证，结论是它起源于南方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参见《端午考》与《端午的历史教育》诸文）。这从学理上说当然是有根据的。但是，人们的主流看法仍坚持认为端午节缘起于纪念屈原，而屈原之所以被纪念，则在于他那种“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操值得歌颂，值得弘扬。由此可见，对亲情的倾注，对乡情的依恋，对爱国之情的执著，是传统节日的文化主题之一，也是使传统节日超越时空界限，永葆魅力，始终发挥民族精神作用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安定圆满意识。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了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始终是民族深层心理的普遍认同。这一民族性格，决定了中华民族热爱生活，企冀安定，向往祥和圆满的文化价值取向。毫无疑义，这种美好愿望必然在传统节日中得到强烈表现。春节、中秋节等良辰佳节的核心内涵，便集中于家庭的团聚，生活的祥和，未来的美满。如春节风俗中倒贴“福”字，书写春联，其意义在于祈求来年的福运，寄托过上安定美好生活的殷切心愿；除夕之夜挑灯守岁，大年初一燃放爆竹、相互拜年，图的也是温馨祥和，大吉大利，即所谓“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的“良辰美景”，“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的“赏心乐事”。至于中秋节，人称“团圆节”，更蕴涵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孜孜追求。是夜，人们仰望着万里苍穹中如盘似的皎洁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生活祥和；而在他乡的游子，也同样会滋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感慨，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沉思念之情。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向往，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维系着人们对家园的感情，而它长期感化挹注的结果，乃是使得中华文明的传承、传播有了最深厚、最有力的保证。“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在一年一度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从大文化的视野，用现代社会的理念对传统节日的内涵与价值进行发掘，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对于我们在今天继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精神，增添民族凝聚力，实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众所周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离不开自身丰厚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依托，而传统节日作为这笔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并进行积极利用。要知道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数典忘祖”乃是对历史的唐突和背叛，也势必会受到未来的惩罚。

中国传统节日应设为法定节假日

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并自诞生始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它独具的喜闻乐见、全民参与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凡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特点，千百年来发挥了传承、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非常重视中国传统节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虽在近代曾脱离母体很长时间，但一直保留着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在香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为五大传统节日，被规定为法定假日；在澳门，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和重阳节被规定为法定假日。新加坡华人同样非常注重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每年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进行庆祝。可以说，华人走到哪里，就会把重要的传统节日带到哪里。每逢佳节，身处世界不同地方的华人都会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举行庆祝活动。所以，传统节日对华人来说，除了传承文化，还起到了一个文化纽带和精神桥梁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首先就要注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重视传统节日并发掘其内涵，对于我们继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现在中国的法定节日中，只有春节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其他的一些传统节日，虽然在民间有所保留，但并未被规定为官方法定节日，没有法定假期。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一些传统节日近年来有逐步衰落的迹象。一方面是一些传统节日在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现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加，仅有春节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很多城市青年开始引进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对自己的传统节日缺乏了解或兴趣而盲目引进西方的节日，这样的现象不能不引人深思。所以，我们要充分重视和发挥传统节日在今天的作用，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鉴于此，加上与世界很多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的法定假日偏少，只有10天（如法国与英国每年有13个法定假日，香港有12个法定假日），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议春节法定假日在目前的基础上再增加1天，即增加除夕这一天。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中国新年的开始，有辞旧迎新、全家团圆、共享天伦的寓意。除夕夜的团聚和年夜饭则是春节最重要的标志，离家在外的游子、亿万民工克服一切困难都要赶在除夕夜之前到家，为的就是一家人在除夕夜吃团圆饭。年复一年、波澜壮阔的春运高潮，显示了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及在培养家庭意识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除夕放假，意义深远。

第二，建议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为法定节日，各个节日都放假1天。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墓祭祖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缅怀先辈，既寄托哀思，也激励后人；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投江的传说，有浓重的爱国主义色彩；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选择在仲秋月圆之时，既有“春华秋实庆丰收”之谓，又有“花好月圆人团聚”之意，并以赏月、吃月饼为习俗，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把中华文化中的真、善、美发挥到了极致。以上三大节日，都以“爱家、爱国、爱传统”为主旋律，增加这些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可以增加节日的文化含量，更好地利用大众化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

第三，元宵节和重阳节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如重阳节充分体现了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虽然不一定设为法定假日，但通过定为法定节日予以强调并适当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达到发扬优良传统，保持家庭和睦、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目的。

总之，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传统节日，增加部分节日为法定假日，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增加了节日的文化含量，突出了中国特色。这对于帮助年青一代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传统，涵养民族之根，弘扬民族之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Ⅱ．再次建议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2005年3月6日）

我们在2004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节假日的建议》。建议一经提出，在全国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和呼应。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04年5月10日国法函〔2004〕109号对此予以及时回复，认为“将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增加为法定假日，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您的建议，我们将在今后相关工作中予以认真研究”。

应广大群众要求，我们再次提出此议案，并补充三点理由：（1）建议案一经提出，便成了去年“两会”期间的热点之一。引起了全国甚至整个华人世界的重视和热烈反响，几百家媒体争相登（转）载、讨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人们基本上是表示赞成和拥护的。至今我们还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群众的来电来信，表示支持提案并希望建议案能获得通过。所以建议案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映了民意。（2）增加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为法定节日并放假1天与增加元宵节和重阳节为法定节日，出发点并非为了休假，而是为了使广大群众能利用假期进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回味悠久历史，享受民俗文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直接手段之一，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最便捷手段之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尽管只增加4天假期，但可以传承五千年文明，涵养13亿人民，直接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项历史性任务。（3）建议案是在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并与世界各国的情况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目前的节假日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不发达国家相比都是偏少的，而我国恰巧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完全有能力增加4个重要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而且我国目前的法定节日，只有春节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迫切需要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节日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来弥补曾缺失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这一课。

所以我们再次郑重地提出建议，希望能被本届政府采纳。Ⅲ．建议加快将中国传统节日设为法定假日立法进程的议案（2006年3月6日）

我们在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节假日的建议》和《再次建议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的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分别以国法函〔2004〕109号和国法函〔2005〕132号对此予以回复，其中，〔2005〕132号函答复：“您提出的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的建议，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形成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统筹研究是否将传统节日设立为法定节假日的问题。”

这样的答复令我们十分欢欣鼓舞，希望能加快立法进程。应广大群众要求，我们提出建议加快将中国传统节日设为法定假日的立法进程，并补充以下三点理由：（1）将中国传统节日转变为法定假日的建议案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前年和去年“两会”期间，该建议案一经提出，便成为了提案建议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在全国各界甚至在整个华人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呼应，数百家媒体争相登（转）载，并在网上公开讨论征集网民的意见。人们基本上对此表示赞成和拥护。至今我们还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群众的来电来信，支持建议案并希望建议案能获得通过；至今“传统假日列为法定假日”在网络上仍为热门话题，其中很多是海外媒体对建议案的跟踪报道，反映了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所以该建议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映了民意。广大群众对建议案成为现实翘首以待。（2）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假日建议案的出发点并非为了休假，而是为了使广大群众能够利用假期进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回味悠久历史，享受民俗文化。通过群众自发性的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直接手段之一，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同时，更是在广大青年之中普及传统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热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在广大青年中，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借助媒体渲染、商家炒作，已经越来越为青年一代认同和接受；相比之下，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则愈显颓势，甚至很多在外来文化渗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根本不知道清明、端午、重阳的来历和意蕴。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假日尽管只增加4天假期，但却可以在广大青年中普及文化传统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涵养13亿人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建议案早日成为现实，可以早日直接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重任。（3）建议案是在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并与世界各国的情况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目前的节假日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不发达国家相比，都属于偏少类型，而我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我国目前的法定节日，只有春节能够充分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迫切需要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节日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来弥补曾缺失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这一课。从实际可操作性角度讲，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完全有能力将除夕、清明、端午、中秋4个重要传统节日设为法定假日。甚至可以考虑，春节还可再增加2天的假日，相应地，“五一”假期可以减少2天。

为此，我们再次郑重提议，希望加快将中国传统节日设立为法定假日的立法进程，望予采纳。Ⅳ．关于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实施意见的建议（2007年3月4日）

2006年9月，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纲要》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并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世代相传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其独具的喜闻乐见、全民参与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弘扬民族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四次会议上连续三年提交建议或议案，建议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不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做进一步研究，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已指日可待。

有鉴于此，为进一步推动将传统节日设为法定假日的进程，特提出以下节假日调整方案，建议对我国目前法定节假日安排进行调整，即取消“五一”和“十一”黄金周，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进一步强化春节，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具体方案如下：

第一，建议取消“五一”和“十一”黄金周，“五一”和“十一”的假期调整为1天。“五一”和“十一”黄金周集中式放假带来的交通拥挤、旅游产品短期供给不足、旅游安全隐患增大、景区资源保护压力加大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取消黄金周不但能够消除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能够保证人们在工作效率最高的时节投入工作，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建议将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列为法定假日，各放假1天。这样广大群众可以利用假期进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领悟节日内涵，回味悠久历史，享受民俗文化。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第三，建议强化春节这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在目前春节法定3天假日的基础上，除增加除夕放假外，再增加1天，将正月初四设为法定假日。这样，从除夕到初四连续5天假期，加上节前和节后两个周末共9天假期，既可以缓解春运客流高度集中带来的交通压力，同时又使离家在外的游子和各地亿万务工人员能够有更多时间在家共庆团圆，对于培养家庭意识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这一制度，不但可以更好地体现个人意愿和个人需求，为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劳动积极性，同时可以避免出现国家统一放假时集中性的大规模人员流动现象，旅游、消费、交通等资源可以得到更为均衡的利用。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带薪休假天数最多不超过两周，建议将带薪休假尽量安排在夏季，这样不但有利于职工避暑、缓解电力紧张，而且有利于全年节假日的均匀、合理分布。

第五，建议将元宵节、七夕节、重阳节同青年节、建党节、建军节一样列为法定节日，积极组织相关纪念活动，彰显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扩大传统节日的影响。

根据以上建议，调整后的我国法定节假日增加1天，全年共11天，由于我国实行周双休日制度，总的年均法定休假日天数为115.3天，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调整后，我国在冬、夏两季有春节和带薪假期两个长假，全年平均分布“五一”、国庆和清明、端午、中秋、除夕4个中国传统节日假期，这样不但能够对旅游、交通、消费起到正面引导作用，同时人民群众的休息权利也能够得到更和谐的实现，各个节假日的内涵也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传承文化，服务社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文化月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专程前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孔子文化月启动仪式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启动“孔子文化月”，以期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在享用着中国传统文化结出的累累硕果的同时，我们饮水思源，对那些曾经为我们缔造了伟大文化传统的历史伟人，充满了由衷的尊敬与热爱。今年是孔子诞辰2555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世界文化伟人，也作为庆祝第20个教师节的一项活动，我们举办“孔子文化月”活动，向在校大学生和全社会推广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次孔子文化月的主办单位为我校孔子研究院，协办单位为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我们对大家的参与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孔子文化月的主题是“尊吾师道，传吾文化”。中华民族有着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唐代的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是人类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人文精神的传播者。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孔子，举办孔子文化月，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学生，懂得尊重老师的道理，继承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为了勉励我们的工作。

古语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尊师在于重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孔子被后人誉为“万世师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教师的楷模。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孔子，举办孔子文化月，也是希望借此勉励我们的教师以师道自励，珍爱自己的社会角色，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今年是第20个教师节，在此我们向全社会呼吁，尊师重教，尊吾师道。我们也向所有的教师发出倡议，忠于职守，尊吾师道。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我们举办的本次孔子文化月，不仅面向在校广大师生，还面向整个社会。我们的所有活动，都向社会公众开放。我们认为，大学不仅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同时也是向全社会推广普及学术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地方。大学不仅应担负起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功能，还要担负起文化传播的功能，大学要为社会大众服务，参与大众文化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名中有“人民”两字。这所人民的大学、面向大众的大学，她的办学理念可以扼要地用学校校徽所蕴涵的“人民”、“人本”、“人文”精神来表示：第一，人民大学为人民的办学宗旨。人民大学是人民的大学，人民大学的师生时刻都要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作为自己的学问宗旨，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担当社会大众的良心。第二，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人民大学是人本的大学，教育以人为本，坚持素质教育，坚持把人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标。第三，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弘扬人文精神的办学特色。人民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尤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所以，在传播知识的同时要主动地承担起传播人文精神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成为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还要成为人文精神的承担者和传播者，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良好结合的典范。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5周年。回顾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对待孔子的各种态度，可以说能否正确地看待孔子，看待孔子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作出的历史贡献，看待孔子在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性格过程中的作用，看待孔子的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是衡量一代人、一批人或某个人是否拥有一个全面的、科学的文化观的重要尺度。我们学校竖立孔子铜像，建成百家廊，成立孔子研究院，编纂世界儒家文献，成立中国文化推广基金，举办孔子文化月，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待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偏见或漠视，引领学术研究风气和时代风尚。我们以为，只有尊重历史的民族，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也才能科学地面向未来。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可以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和百家廊作个形象的说明。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我们的学术研究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求真务实，我们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诸子百家廊反映的学术精神是百家争鸣，是学术自由，是海纳百川，是兼容并蓄，是浩然正气，是君子情怀。为此我专门拟了一副对联：“会中外学术有容乃大，凝古今正气无欲则刚”，我们鼓励自由争鸣的学术风气。只要坚持好实事求是和百家争鸣这两条，就一定能够辩证地、科学地、理性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

吸取儒学智慧　建设和谐社会——对“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贺词

孔子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缔造者，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是中国民间教育事业的先驱。在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的时候，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两周年之际，举办“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无论对于各位与会来宾和学术界，还是对于我们学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思想史意义。

孔子是中国的孔子，也是世界的孔子。无论是在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无论是在华人世界，还是在世界其他民族，我们都可以找到孔夫子的传人，找到儒学思想的传播者、发展者和实践者。早在我校孔子研究院成立之初，我们就确定了研究和编写《孔子学说在世界传播和影响史》的目标。在去年年初讨论孔子研究院工作规划时，我提议举办一个以“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与孔子研究院各位同事的讨论、酝酿，确定了工作方案和组织程序。今年年中，我们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商定合作举办这样一个国际会议。经过近半年的紧张筹备，这个研讨会终于开幕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格外激动。

遗憾的是，因疾病困扰，我不能亲自与会聆听各位来宾的真知灼见，只能通过这封写于病榻上的短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专程出席此次会议的国家领导人许嘉璐副委员长和各位会议代表、各位新老朋友，表示深深的歉意！向各位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问候！向为此次会议顺利召开作出贡献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也是儒家文化圈各国人民的共同文化语言和共同文化财富。在过去，儒家文化承担了教化国民的责任；在今后，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活常道，仍将成为我们最基本的生活价值观。我曾与同事们合作撰写了《中国古代治国要论》一书，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对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研究，我更加坚信，经过现代转化之后的儒家文化，仍然可以承担国民教化的功能，可以成为现代公民的文化摇篮。儒家的希圣希贤之学，修齐治平的学问，仍然可以成为当代人安身立命和成就事功的智慧。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吸取儒学智慧，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共同的追求。让我们以宋代儒者张载（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自励，共同努力，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使儒家思想不断造福人类社会。

最后，祝各位来宾身体安康，万事顺意！祝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重估国学的价值

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时，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时，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导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自然很多，如在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功利主义的驱使与影响，如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渗透与制约，等等。然而，其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承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国学，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漠视文化本根做法的后遗症将日益严重，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而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在今天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一、披沙拣金：衡估国学的价值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

所谓“国学”，作为名词古已有之，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然而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则是在20世纪初期形成的。对其具体的界定，人们多有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它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它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今人眼中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我们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国学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与时代精神，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样。我们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冷静地考察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就能够发现：第一，就形式而言，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中华文明中的观念文明部分，通过国学这种文化形态得以展现并传承，它就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中华文明珍珠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第二，就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像流水一样，滋润着中华民族的茁壮成长；像土壤一样，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中华民族以特有的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风骚。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仁政”治国理念，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文化精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击虚”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为中国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第三，就文化的承继性而言，国学是走向新时代的起点，建设新型文明的资源。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真正优秀的思想文化是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它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却超越时空的界限而亘古长青，生机盎然。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条件和文化主题与古代社会已有本质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从事新型文化创造也不可能是对传统学术的简单回归，但是历史不能割断，文化无法终结，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为资源，否则便是数典忘祖，而所谓“建设新文明”云云，也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高度重视国学，揭示其价值并按照现代理念进行改造与重建，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二、百年悲欢：反思国学的失落

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国学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作用无可替代，然而，近百年来，国学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学的地位由社会意识形态的巅峰迅速向下滑落，长期沉沦在遭否定、受针砭的尴尬境地。尽管曾有人创办过各类国学专修学校，出版过多种国学刊物，大声疾呼重视国学、重建国学，可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学被边缘化的颓势。当年梁启超谋划创办《国学报》的不了了之，马一浮惨淡经营复性书院的难以为继，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百年来，国学地位遭贬低、国学价值遭否定、国学意义遭质疑、国学前途遭抹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历史进程始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而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结局而强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趋向高潮。当时由于以袁世凯、张勋等人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使正处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组织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而社会上尊孔崇儒、设立孔教的喧嚣与政治复辟等行径，直接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猛烈批判。这一方面是全面否定孔子与儒家经典，如陈独秀曾称，“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持不长久”。吴稚晖对中国社会所长期尊奉的孔子等先秦诸贤，极尽奚落、挖苦、咒骂之能事，将其称为“周秦间几个死鬼”，断言“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四川的吴虞则明确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另一方面是主张彻底废除国学，内容涉及古籍、习俗、节日，甚至文字、姓氏，如钱玄同主张不拜孔子、关羽与岳飞，鼓吹“端午、中秋……简直是疯子胡闹，当然应该废除，当然应该禁止”。即便像鲁迅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有时也不免对与国学相关联的事物采取片面偏激的态度，如对中医、中药的功用一概加以否定，对京剧等传统文娱形式也刻薄嘲讽、无限上纲。总之，在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

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痛感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悲惨历史的产物，是他们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他们的感慨、愤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伦理等，必须经过改造和扬弃后，才能重新焕发精神，与现代生活接轨。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一概加以抹杀，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就像恩格斯批评杜林对待黑格尔、康德的非理性行为一样，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

其实五四运动前后，新型知识分子也并不都是一概批孔贬儒、否定国学的。如郭沫若就曾将孔子与华盛顿、列宁、罗素等人相提并论，又如蔡元培、贺麟等人也曾主张抽象地继承孔子的精神遗产。即使是不少一度激烈反孔、否定国学的人，如陈独秀等，后来的观点也有所变化，主张以科学理性的立场与方法评价孔子，分析国学。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是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借鉴以孔孟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如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刘少奇在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也把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五四运动前后激烈而亢进的反传统文化大潮的后遗症依然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颠覆性的破坏作用，造成的文化精神裂痕与创伤深刻久远，长时间无法得到弥合。在未能为被文化激进主义无情攻击与荡涤的国学进行堂堂正正的正名的前提下，要正确认识国学的地位与价值自然困难重重，要振兴国学、重塑民族之魂也一样举步维艰。而近代以来，按西式学科体系打破国学原有整体结构，文、史、哲彼此独立成为专门学科，虽说有它的合理性，并一定程度上也在各自领域承续了国学的相应内涵与传统，但毕竟在国学的整体性上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这多少也是使国学传承与光大不能顺畅的一个外部原因。三、回应挑战：走向国学的重建

一方面，国学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直接关系着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保持、民族意识自觉性的增强，其价值与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国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留下了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其后遗症至今仍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着消极的影响。于是，我们就合乎逻辑地要提出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在新的形势下接续文脉，重建国学，振兴国学，使之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应该乐观地看到，在今天，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正遇上很好的机遇，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首先，重视传统文化正越来越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为重建国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多年来重理轻文的价值取向，忽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借鉴，其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文化迷茫的触目惊心，道德滑坡的愈演愈烈，这一点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希望通过历史地、辩证地弘扬以儒学精华为主体的国学来扭转社会风气的趋向，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全面提升人的基本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业已成为普遍的要求。

其次，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讲求国学的背景不同，在当前重建国学是中华民族强大自信的标志，是进入世界多元文明体系、开展文化对话的表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掀起过国学热，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创办《国学季刊》、《国粹学报》等刊物，为振兴国学而全力以赴、摇旗呐喊，然而这是面临外患迭至、救亡承续的被动反应，属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悲壮捍卫。今天的情况则不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影响力日益扩大，各国对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文化土壤投入了更大的关注，兴趣越来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重建国学，乃是属于均势地位条件下的对话，而要进行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重要的前提之一是必须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道理很简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重建国学恰好能满足这种时代的需要，更好地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与时代意识。

最后，国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受新式教育学科体系分类的影响而被消解，分别归属于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但是分散在这些学科中的国学基本内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保留以及相应的发展，换言之，国学在今天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依然是有一定基础的。重建国学只要认识到位、时机得当、方法恰宜，具有相当大的可操作性，即主要是进行综合的技术性操作问题；对于缺乏基本素材的能力建设问题或知识结构的短缺问题，也是可以通过累积效应逐步加以解决的。

显而易见，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有前景、有支撑、有需求、有共识、有条件，适逢其时也！

当然，国学的重建与振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反复尝试、长期坚持、不断改进与完善的过程。我们认为，总的原则应该是在创新的基础上重建，做到积极借鉴、汲取前人经验与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具体地说，其重点是在四个方面：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

1．重建理念

在今天重建国学，绝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要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重建：一是要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不为整理国故而整理，而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参考借鉴。二是要具有世界意识，开阔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个性的新型国学。三是要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除传统的文、史、哲内容外，要注重扩充新的成分，包括要改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增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理与研究。

2．重建方法

重建国学，研究方法与手段上的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传统的方法与手段当然要借鉴、要运用，但是，不能仅仅囿于此，而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包括系统论理论、信息技术、计算机数据处理分析技术、数学模型处理等，提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比率。同时广泛借鉴新的学科知识结构，如在史学领域，除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可以大量引进口述史学、心态史学、影视史学、计量史学的知识，使国学研究与传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随着对外交流的拓展，还必须加强语言上的沟通能力，从而更好地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

3．重建队伍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国学重建中的重中之重，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国学研究队伍，重建国学便只能停留在喊口号阶段，必然会流于形式。因此建设具备现代理念、掌握现代科技、拥有扎实传统文化学术功底、富于献身精神的国学研究队伍乃是振兴国学研究的根本前提。在队伍重建过程中，高等学校将起主导性的作用，承担着搭建国学人才培养广阔平台的重大责任，因此，在一些有条件的高校设置国学专业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4．重建学科

与人才培养密切联系，国学专业学科的重建也要以创新的意识予以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筹措。这包括国学专门人才选拔方式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材体系的建设、学制学位体制的确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论证，等等。做到学科的重建有利于国学研究特殊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所培养的人才真正能够成为国学整理与研究的骨干力量。

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当在实践中积极摸索，随时调整，逐步完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允许多样化，允许讨论和争议，由历史来检验，由社会来评判。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坚信，只要秉持正确的理念，投入积极的努力，运用恰当的方法，那么，国学振衰起敝、继往开来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接续文脉　重振国学

在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光荣使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国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国学的含义迄今尚无定论。大体说来，它是指19、20世纪前后我国一些学者与教育家借鉴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的成果，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研究与开发的学问。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儒学为核心、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学术文化。需要强调的是，国学虽然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于一体，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的学术文化，而是参照现代西方学术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学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近现代以来的国学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郭沫若、汤用彤、范文澜、侯外庐等人，无一不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家，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往往有人把国学等同于传统的文献考据之学，认为提倡国学研究就是倡导钻故纸堆，这是不科学、不全面的。

回顾国学百余年来的风风雨雨，可以看出重振国学实乃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当历史发展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时，辉煌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古国不仅政治经济受到全面震荡，传统文化也饱受洗礼。面对欧风美雨的激荡，许多仁人志士不仅提出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领域也奋力开拓、雪耻自强。他们大胆地从西方文化中借鉴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内容，运用新的学术理念更新中国学术，重建文化精神。国学正是在这一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国学研究在经历了局部短暂的辉煌之后即归于沉寂，几近一个世纪进展无多，甚至在不少重要方面出现中断。

国学问题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走向，国学研究关乎中华文化的重建。当初，谈论国学的大体有这样几种人：第一种是维新派人士。如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深鉴于“新民说”是拯救中华民族的良方，倡导将传统的学术与西方文化相融合，重塑国民人格，其国学观大抵建立在“新民说”基础之上。第二种是革命党人。如孙中山先生虽然接受了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教育，获得过西洋博士学位，但在他的建国理想中蕴涵着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大力倡导国学，鲁迅先生曾说他“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第三种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在批判旧礼教的同时，并不否定用中国文化来建设新国家的可能。如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第四种则是当时的一些保守派。他们试图将国学作为抱残守缺、反对新文化（并不排除其中也有值得重视的见解）的工具，但他们并不是国学的主流人物。

20世纪初在国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赵元任、汤用彤等，恰恰都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物。他们立足于本土文化而能融汇中西，运用新的学术理念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却没有沉溺于复古泥淖，而是以突出的国学研究成果弘扬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包容开放精神，展现了中华文化新陈代谢的强大生命力。

国学集中体现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其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国学所传承的中华文化价值，是涵养民族主体意识之根基，是维系民族精神命脉之源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的传承，主要通过自己固有的精神文化来体现，国学则是这种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21世纪的中华民族绝不能成为无根之族，而应当在历史的亘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时代的脉动中重铸历史的辉煌，在穷变通久的创造中开辟美好的未来。重振国学的现实途径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内忧外患、落后挨打之中，学术文化亦屡起屡废、历经坎坷，种种遭际，令人扼腕。五四运动以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政治的因素与认识的误区，文化与教育领域内的全盘西化趋势日渐强盛，导致国学的式微。从大的背景来说，这并不是国学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在近现代以来的尴尬境遇。事实上，如何评估和对待国学，始终是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宏观战略问题。盛世兴学术，治平倡礼乐，这是古往今来的不祧之理。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光明前景，重振国学可谓适逢其时。

重振国学，首要在于培养人才。我国传统的学术精神与西方学术理念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强调将学术的训练与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从最早的西周官学到孔子创办的私学，再到秦汉之后的各类学校，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都注重将学术教育与人才培养融为一体，以学术训练增进学生人格，以学生人格提升学术境界，使二者实现良性互动。近现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大都传承了这种优秀传统。从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创办国学门，到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都是对这种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的实践与继承，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国学实体都中断了。因此，我们今天重振国学，首要的就在于将国学研究与人才培育结合起来，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人品与学问俱佳的国学研究队伍，以使国学文脉得以接续、精神获得传承。

重振国学，亟须重塑学术理念。在今天重振国学，绝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应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这就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陷入单纯复古的泥淖；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摆脱为整理国故而研究国学的思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为当代建设和人民福祉提供服务；不断开阔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与此相适应，国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创新。一方面，应在借鉴传统方法与手段的同时，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改进国学研究；另一方面，随着对外交流的拓展，还应充分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

重振国学，必须加强学科建设。我国的传统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注重综合性与有机性，而西方则偏重独立性。近现代以来，我国的学科建设偏重西方的学科理念，无形中造成了学科建设中注重分离的现象。毋庸讳言，西方文史哲分类的学科建制，对于将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有着很大的用处，但也造成了将研究对象主观割裂，将密切相连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人为分离的弊端，与传统学术文化的总体性、有机性原则相背离。而国学讲究治学的总体把握，注重义理、考据与辞章的一体化，在严谨的考辨中追求融会贯通的境界，这种精神和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把国学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一种学科加以重建和发展，对于繁荣学术研究、传承中华文化，无疑是一个有益的选择。因此，与人才培养密切联系，国学专业学科的重建也是重振国学的紧迫课题，应从人才选拔方式、课程体系设置、教材体系建设、学位体制确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论证等方面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筹措，努力做到学科的重建有利于国学人才的培养和国学研究的振兴。

国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逐步完善。近年来，社会各界为之作了大量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建立国学院，以延揽精英，广育人才，为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尽绵薄之力。我们坚信，只要秉持正确的理念，遵循正确的方法，进行不懈的努力，国学一定能够振衰起敝，得到发扬光大。

脊续文脉　重振国学——在中国人民大学振兴国学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这么一个初夏的美好日子里，我们能够邀请到国学领域的硕学鸿儒和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来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共商“振兴国学教育”这样的大事，实在是意义非凡。我相信讨论振兴国学教育的意义不会只限于一时一地，它对我们这个时代乃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都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国学，有的人也称之为“国故学”，顾名思义，是指一国固有之学问。国学就是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主要以儒学为核心，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开发的学问。国故之成为“学”，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一个结果。在这场东西方文化的历史相遇中，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空前的民族危机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传统文化当做了禁锢中国社会的障碍，“西学东渐”成了当时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固有之学问，遂被植根于西方的学术规范、学术体制和学术传统所取代，学术的现代转型被许多人简单理解为就是学术的西方化。于是，中国自身的学术首先成为“国故”；进而，无论是20世纪前期“五四”前后激烈而亢进的反传统文化大潮，还是20世纪中期以后破坏性极强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态度都一概是批判和唾弃，在20世纪初也曾有过短暂辉煌的国学也就几乎沦为绝学。中国的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出现了深刻的断裂。当然，传统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在引入西方的学术传统、学术制度之后变成文、史、哲，文史哲因而延续了国学的某些内容，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作为整体的传统文化，被分割、断裂了。

国学所传承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的精华是涵养民族主体意识的根基，是维系民族精神的命脉。这种断裂，让我们的新学术在建立之始就没有了根本，没有了特色，没有了优势。但这又岂止是学术上的断裂，这种断裂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新道德、新秩序、新文化的形成缺失了一个基础、一种依托、一根主干文脉、一个最重要的源泉。

我们的文化发展到近代，难道就真的没有生命力了吗？一种能让一个民族经历五千年而薪火不息的文化，难道就真的只能拱手于外来文化，退出这个民族的文化主场吗？一个民族，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这些问题，众多有识之士已经做了很多深入的思考，然而总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应者寥寥。我们确乎看到很多文化断裂带来的遗憾。而中华民族的复兴、文化的自觉与复兴则是根本性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强烈呼吁：脊续文脉，重振国学。

在当前，重振国学，意义重大，我仅举四点：

1．重振国学，是恢复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举措。近世以来中国社会的衰落，在面临帝国主义侵略时的无力，被采取了一种文化归因的解释策略，也就是简单地把原因和过错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身上。在这种文化心态下，国人对于本国固有文化和固有学术的自信心，降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而国学在近代的衰微，研究的不足，人才的匮乏，普及的不够，将之作为批判对象时的举一忘十、断章取义，都导致知识界和广大学生对国学知之甚少，从而更容易采取一种轻蔑的态度，愈发对中国固有文化缺乏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共同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应包括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每个中华儿女应当坚信，中华文化仍将再次焕发青春，再现活力，再展魅力，再次造福于中国与世界。恢复文化自信，是尊重、继承和发展本国文化传统的第一步。

2．重振国学，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一个必要步骤。国学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核心，以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为手段，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了解和熟悉一国文化经典，是该国国民获得文化教养的主要方式，是最起码的文明教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息息相关，寓其形于市井生活，一粥一饭、一歌一谣，可口口相传，于实践中学习，经济成本低，普及性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且各地区发展差异性很大，要克服这些困难，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诉诸国学教育，实在是实际高效的办法之一。西方的学术有自己的优势，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但东方学术也有自己的传统和优势，重视知行的统一就是其中之一。

3．重振国学，是加强爱国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的学生以及所有国民，从国学教育和国学普及中可以真切地体悟到，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而不是一个没有文化之根的流浪民族。我相信，这种从文化自豪中萌生出来的爱国主义、这种从文化共荣中产生的凝聚力，将是极为牢固的。通过学习和了解国学，也将有助于丰富和提升我们的精神生命，使我们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学会优雅地对待人生，完善自我。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既有孔孟的严谨刚毅，又有老庄的逍遥豁达；传统文化也是开放的，《周易》尚变，赞“日新之谓盛德”。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将是更多的灵感、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用她的沉静洗去现代超发达的物质社会带给我们的喧嚣浮躁；用她的雍容缓解现代快节奏的日常生活带给我们的紧张压力，帮助我们应对各种人生问题，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通过强调个人的修身齐家，帮助涵养新时代的新道德、新秩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健康的细胞和组织，为和谐社会的实现打下坚固的基础。

4．重振国学，是激活中国人文学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内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即是大规模移植西方学术，把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的学术类型和文化类型当成一种普遍形态。这种情况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受惠于西方人文学术，依傍西方人文学术建立了现代的学科制度和教育制度，并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造就了大批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人文学术普遍面临的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成了长期摆在我们面前亟须破解而又难以破解的文化难题。如果我们失去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失去了固有的人文学术支撑，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沼，在文化上、在学术上失去根基，在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也就很容易饥不择食和生搬硬套，而不顾及西方人文学术所存在的局限性和中国人文学术自身的经验、问题和语境。大量的隐性抄袭和堆砌外来语汇尽管有时会给中国人文学术带来表面的繁荣景象，但这种景象是虚假的，不能反映民族的诉求，不能体现民族的精神，不能经受时代的检验，更不用谈创生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仅供展览与瞻仰的“国故”，它不仅是我们的文化之根，也是当代活的文化要素，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是中国人文学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所以，呼唤国学，振兴国学，不仅是学术发展自身的需要，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进步的需要。应该乐观地看到，在今天，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正遇上很好的机遇，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进步，当然需要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是展现国家实力的重要表现之一。但从某种意义来说，科学技术似乎是没有国界的，各个民族都要发展科学技术，各个国家都要追求经济发展，能体现民族特征的，还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二是重视传统文化正越来越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为重建国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这在前面也多次谈到。三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曾经有一个比许多中国人自己还热爱中国文化的李约瑟，现在则是有越来越多的李约瑟出现。人们讨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讨论“东学西渐”，季羡林老先生还乐观地创造了一个词叫“东化”。

一所大学，在繁杂的日常科研与教学工作外，时时反省自己是否遵循了大学的根本宗旨，当得起那个“大”字与“学”字，是一项必须经常做的功课。而大学的根本宗旨是什么？是做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学术库、思想库，做社会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清醒剂，培育时代新人，引领时代潮流，孕育时代新风。

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在创办以传承中华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国学人才为宗旨的国学教育方面，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人民大学一直自觉地做着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许多学者多年来一直在包括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传统思想研究、《儒藏》研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着扎扎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我想要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即便在传统文化研究最为人们所淡漠和忽视的时候，在冷板凳上也一样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展现了学者的品格、学校的品格、学术的品格。

跨入21世纪，我们学校进一步认识到振兴国学除了学者个人的努力，还需要组织的努力和支持，这样才能汇小流而成江海。2001年，学校引领时代学术风气之先，在校园内竖立了孔子铜像；组织专家学者呼吁修《清史》并为国家所采纳，戴逸教授以古稀之身担任了这一惠泽百世的巨大工程的首席专家；2002年初，学校建百家廊，汇聚先秦孔子、老子等百家先贤，寓“会中外学术有容乃大，凝古今正气无欲则刚”之意，进一步在校园文化中彰显传统文化的光芒；2002年，学校成立了孔子研究院，支持了一系列相关立项，组织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编写，并呼吁编修《儒藏》；去年，学校举办了包括儒家经典教育系列讲座、传统文化研究专题讲座、经典诵读水平测试、大学生“经典与我”征文等内容的“孔子文化月”活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些活动，在人民大学校园内营造了重视传统文化的学术氛围、培养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堆沙成塔、积水成渊，这些一点一滴的努力，成为我们采取更系统、更有组织的“振兴国学”行动的先导。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既具有研究的职能，也具有教学的职能；既要为国学研究与振兴直接提供学术上的支持，更要为国学的发展与振兴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从今年开始设置国学班，实行六年制本硕连读，之所以实行六年制，是因为我们感到现在国学教育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比较薄弱，所以本科四年制是不行的，我们实行六年制，毕业后直接取得硕士学位。当然，我们还要呼吁国家设立国学学位：国学硕士、国学博士。这样做也是我们探索新型学科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的一种尝试。中国人民大学将在国学人才培养模式、学制学位、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支撑条件建设以及招生办法、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我们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国学教育，呼吁政府主管部门解决有关学制学位等方面的问题，为国学教育进行若干方面的制度创新。国学本身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为一体，但是引进西方学说后被分割为文、史、哲。在文史哲方面，的确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也有其自身优势和特点；但是文史哲的分设消解了国学整体性的优势，把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彻底分割。如果说百年来也有一点国学教育的话，那也是支离破碎的，更重要的是认识上、政治上的原因，国学几乎成为绝学，只是在文史哲方面有所延续，个别方面有所进展。建立国学院我们经过了深入研究，但仍然保留文史哲，文史哲分科有它的优势，是按照西方学术制度、学术分类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重新设立国学，还国学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于一体的本来面貌，从整体上研究国学、培养人才。事实上，教育部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曾经做过文史哲实验班的试点工作，希望通过文史哲实验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经过多年实践，最后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通过国学专业的形式解决这一矛盾，可能是有益的探索。设置国学班，充分发扬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融会贯通的特点，或许将会大大有助于拆除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科壁垒，探索建立新型的学科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这也是我们设立国学班的思考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班将于2005年开始招生，学制六年，在现行政策框架内采取本硕连读的办法，毕业后直接获得硕士学位；同时也从2004级本科学生中选拔学生进入国学班，他们将成为我校国学专业第一届学生。

当然，国学院的建设绝非易事，国学的重建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在20世纪初，就曾有过梁启超谋划开办《国学报》的不了了之，马一浮惨淡经营复性书院的难以为继。所以，国学的重建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反复尝试、长期坚持、不断改进与完善的过程。我们认为，总的原则应该是在创新的基础上重建，做到积极借鉴汲取前人经验与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我们将在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和探索。

重建理念，就意味着在国学的重建中，我们不会对传统国学进行简单回归与重复，而要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的理念和现代的视野指导国学的重建，真正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二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立足于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参考借鉴，为火热的当代建设和增进人民福祉提供服务；三是要具有国际意识，开阔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四是要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除传统的文史哲内容外，注重扩充新的成分，包括要改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增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理与研究。

重建方法，就意味着研究方法与手段上的创新。我们将在借鉴和运用传统的方法与手段之余，充分运用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技手段，使国学研究与传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并将注重、借鉴和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

重建队伍，就意味着队伍的重组、培养与纳新。我们将大力启用国学人才、培养国学人才，并将在国学研究与教学人才的聘用当中，注重国学本身的特点，借鉴传统的方法。通过灵活宽松的政策，鼓励学者的交流，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建设成为国学学者的基地和乐园。

重建学科，就意味着我们将从国学自身的特点出发，以与现有其他学科建设不同的方式进行国学的建设，包括国学专门人才选拔方式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材体系的建设、学制的确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论证等各个方面。国学院也将实行新的人事分配制度。

重建国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坚信，只要秉持正确的理念，投入积极的努力，运用恰当的方法，坚持严谨的学风，一步一步坚韧不拔地去做，那么，国学的振衰起敝、继往开来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我今天的讲话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呼吁脊续文脉，重振国学；第二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呼吁：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研究院。

今天我在这里还要十分荣幸地宣布：聘请冯其庸教授为我们国学院首任院长，已蒙冯其庸先生的同意。能够请到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学家、国学大师担任我们的首任院长，我们感到很荣幸、很自豪。

最后，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向来参加座谈会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上述发言，请大家批评指正，我相信大家的真知灼见一定会给我们的国学重建工作带来启迪；我也借此机会请求在座诸位，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不断地予以扶持、指点和帮助。

谢谢大家！

在新版《黄宗羲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版《黄宗羲全集》出版是我们国家当前繁荣发展建设社会科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的成果，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感谢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以及他们这个班子的艰辛劳动，感谢浙江古籍出版社为我们出版这么一套好书。谈到《黄宗羲全集》的出版，我们首先应谈到温总理，他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给予这套全集，实际上也是对黄宗羲本人的一种科学的评价，是对这套书出版的一种特有的褒奖，一种特别的祝贺。他的评价非常准确精到，也很深刻。总理在信中说：“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读了以后非常感奋，认为这是新一代共产党人的真挚理念、真挚情怀的一种真情流露。所以，这套书的出版会有巨大的社会效应，对于推进黄宗羲的研究，推进整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进而对我们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有鼓励和指导意义。

黄宗羲创论独新，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一些鲜明的政治主张，堪称我国民主思想启蒙的学者。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是17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灯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在世界思想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价值。黄宗羲提出了近似自由主义的思想，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念和政策，强调工商皆本，强调人各得自利，人各得自私，为民众自由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开辟了广阔的空间。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在顺应历史的潮流，为冲破封建专制的新兴生产方式鸣锣开道，其进步意义自不待言。

新版《黄宗羲全集》的出版，不仅大大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黄宗羲的这些思想，而且对于我们研究17世纪及其以后中国思想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脉络都有重要意义。黄宗羲本人又是一位大学问家，学问渊博、学术精湛，诸子百家、金石、天文历算，无不研究。在哲学、文学，尤其是史学领域，成就卓著，勇于创新，实在是当今学子学习的楷模。黄宗羲年轻时坚持反对宦官权贵的斗争，险遭杀害。清军南下，他招募义兵，抗击清军。明亡以后，隐居著书立说，屡拒清廷征召，实在是一位从实践到理论的真正斗士。为这样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编辑出版全集，实在是一件大事、好事、喜事。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组建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老师，刚才冯俊副校长宣读了学校的三个决定（即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和哲学院的决定），这三个决定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史上的大事，也应该看做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科的大事。大家都知道，2002年文史哲三个学科合并成立人文学院是我提议的，现在分家又是我提议的，2005年的纪校长打了2002年的纪校长一个嘴巴。我想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与时俱进、一种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根据我们现有学科的实力和地位，我们的目标是要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2000年10月我们自己提出要将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陈至立同志赞同，加了个定语“世界知名的”。江泽民同志2002年4月来我校考察时，就代表党和国家正式提出要“将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而作为以文科为主的一流大学，没有厚实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觉得是不大匹配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科学专业，到现在为止在国内肯定是处在最前列的，经济学院、法学院、财政金融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国际政治学院、商学院，等等。这些学院的社会科学专业，北大也很强，但整体实力不一定有我们强，以后会不会超过我们很难说。我们自己要争气，保持这个优势。

但是，我们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史、哲、外语、艺术，虽然学科不少，但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作为一个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仅仅是社会科学很强，人文学科整体水平不尽如人意，甚或个别学科还比较弱，我们自己也会感到气不壮。

人大基本没什么理工科。我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工作时定位“综合性大学”的概念，强调文科要强，理科也要强，至少这两者有一个要比较强。文科或者理科都不强，很难说是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当时有的工科很强的大学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他们文科理科都不强。但是我们坚持这个观点。因此，我们人大理科一下子上不去，人文学科一定要搞上去，一定要在全国名列前茅，在最前列。

我校文史哲三家都有各自的优势，哲学是全国最强的之一，中文、历史也都有很长的历史和很强的实力。文史哲三家合并为一个学院后，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校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学院很多，人文学科的主干学科却成了一个学院。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山头和三个山头比较，得到的利益不一样。文史哲一个户头，社会科学学科有若干个户头，现在我们很担心本来要下更大工夫加强的人文学科反而因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虽然合并后的三个系仍然有相对的自主权，但实践告诉我们在现实条件下情况并不太乐观。如果不重新分开，几个学科的发展反而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我这个人“脸皮”比较厚，好处是敢于正视问题，感到不合适就马上纠正。各位老师如果认为纪校长一会儿把我们合、一会儿把我们分，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合是当时的想法，经过一段实践，根据人民大学的实际情况，我们感到可能重新分家对三个学科更好。小平同志讲三个“有利于”嘛，只要有利于人文学科发展就应该做。这也是实事求是啊！

人文学院组建成立时，本来也想相继组成大的商学院、大的法学院、大的政治学院、大的公共管理学院，当然还加上理学院或者工学院，这样人民大学有七八个学院就够了。但是人文学科合并组建学院了，其他的就是合不了。我当时还有雄心壮志，以为人文学院都组建了，其他学科资源也能组合，我们想组建大的公共管理学院、大的商学院等，但结果却是很难。香港大学的校长就跟我讲，我们都是老学校，分家容易合并很难。在我们人大其他学院目前很难合并的情况下，人文学院很粗，其他的学院设置很细，结果评职称、分名额、开会甚至运动会的位置都不一样。

好在当时的人文学院尽管合了，文史哲三科的界限仍然清楚，没有很大影响。而且合也有合的好处，毕竟加强了文史哲三家的联系。现在既然又分开了，并且都由“系”组建为“学院”，学校的期望当然就更高了，因为文学院的招牌跟中文系的招牌是不一样的，空间更大了，学科的容量更大了，不能光是中国语言文学，也要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目前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设在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这个设置是不是合理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讲文学，不只是中国语言文学，严格说来，英语语言文学也可以进来，外国语言文学都可以进来。现在的文学院，还是狭义的文学院而不是广义的文学院。尽管如此，狭义的文学院也应该有比较大的学科容量。

文学院的牌子既然跟中文系的牌子不一样，应该怎么样明确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同时又突出我们人民大学自己的特色，值得我们新的文学院来思考。这是我的第一个希望。

我的第二个希望，是希望文学院里有几个亮点。我校的文艺学是国家重点学科，文艺评论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我这个人有时候还喜欢看一点文学、历史方面的学术文章。我感到当前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值得评论的东西太多了。当代的小说、诗歌、散文，这里面不管是文艺创作的形式还是价值取向，值得评论的东西太多了。可是人大教师出的评论文章好像不多，重要文章出自人大的很少。我希望我们人民大学真正出现有相当水准的这个时代的文学评论家，不然怎么能与时俱进地叫做国家重点学科呢？

古典文学这一块，当年冯其庸先生他们的《历代文选》，是哺育几代人的书。我知道“冯其庸”这个大名就是由于这本书。我60年代上大学时就爱看这本书，当时买不起，后来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马上就买了，上下卷都买了。当年参加这本书编注的卢荻同志现在关注动物保护。养猫养狗当然也很好，但是很遗憾她没在文学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毛主席晚年她也在身边，我本来很期望她退休以后还有大作问世。

过去我们中文系还有一个鲁迅研究专家林志浩老师，研究鲁迅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后来因为房子的问题离开了人大。当时我已经当副教务长了，但我是人微言轻，对他的离去感到非常非常惋惜。鲁迅研究，我们人民大学曾经有强有力的研究人员；而左联文学、解放区文学研究，也大有文章可做。过去受“左”的干扰的东西，现在要怎么看待？怎么评价？我觉得可做的事情很多。

语言学方面人大是有相当的基础的，应该成为亮点。文字改革，语言文字，本来是吴老留给我们的遗产，但是后来怎么就淡去了？我感到非常遗憾。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问题非常严重，说老实话，连重要文件上都存在文句不通的问题。据说以前重要法律文件出来，曾有找北大王力教授他们从语言文字上把把关的佳话，现在似乎也没有了。当前，对外开放、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语言文字工作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挑战，需要语言文字工作者认真研究。我校的语言文字研究所不要放在对外汉语学院，要把整个建制放到文学院来，与时俱进地把语言文字研究搞上去。

我不太懂这些东西，我的认识所体现的纯粹是一个普通公民对待中国语言文学的态度。中国人嘛，总要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方面有点爱好，总得知道点东西。在座的各位老师、专家、教授，我们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在新的时期把中国人民大学的人文天地打下来，取得新的成就，而且希望这个成就是精品，是上品，是传世之作，是里程碑式的、标志性的。

我跟学校出版社的贺耀敏同志讲，你要多出人文方面的著作，不要光出经济、管理、法律方面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很好挣钱。经济法律的著作是专业人员看的，人文学科的书却是全社会都可以看的。人文学科的基础是任何一个接受教育的人都应该打下的文化基础，高级知识分子都应该有人文基础。所以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

另外，文学也应该是世界的文学，我们在世界文学研究这一块要拿得出手，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成为国内最前列的，成为一块招牌。

总之，我希望文学院要进一步明确学科方向，要有学科重点，既要拓宽社会容量，又要抓重点，在国内把牌子进一步打亮。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说这个话，但是我们有这个基础，我们的文学院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办得更好。

今年一级学科博士点评审你们得的是一百分，算拿下来了，所有的二级学科都可以招博士生了。你们也有雄心壮志进入全国前五名，主干学科不进前五六名叫什么人民大学呢？如果是我校比较小的、边缘一点的学科，列十几名不算什么，而中文是基础学科，必须争取位于全国第一梯队之列。全国的中文系有多少个我不大了解，总有一两百吧，中文系非常多，我们如果能够进前五六名确实不容易，但是我认为有可能。有几所大学中文系更强，但是他们当年很著名的老一辈学者大多去世了，现在靠年轻的，这就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嘛，大家都一样了嘛。就像人家说我们的经济学强过去主要是靠老一辈，现在靠年轻的就在一条起跑线上了。这个话我们也可以说嘛。

人大也有老的嘛，不是一个老的都没有，人大中文系也有大学者，比如书法家谢无量，已经去世了。那好，我们的去世了，你们的也去世了，年轻一代咱们就比一下吧。要看各自的努力和勤奋、各自的工作品质，看大家是否团结一致，就看这个本事了。如果我们很团结，工作思路对头，每一个同志都很努力，凭什么我们就不能进入前五名、前六名？我觉得这个目标应当实现。

至于学校给文学院支持，我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我跟商学院、法学院说，你们自己可以弄到钱，我还要重点支持文史哲，支持基础学科研究。当然文学院也要解放思想，某些方面也可以做些事情。文化产业之类的事情、跟实际结合的事情你们也可以做。比如历史系要介入历史剧，给人家当顾问，这也是给社会作贡献的一个方面，学校肯定支持。但是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把这个当成主流，一定不要忘了学术主流，一定要在主流学术方面拿出非常像样的东西。当然不排除有个别老师就是擅长搞社会工作、应用性的工作，他可以以这些为主，但是整体来讲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学术研究。学术为本、学术为大。研究生培养、本科生教学都要搞好。

在我校，老师们到国外去的机会很多，一般不需要学校创造机会。中文系也要加强对外交流，并不是搞中国语言文学就不用对外交流了，要开阔眼界，何况你们还要搞比较文学。现在搞文艺评论，如果对世界文艺思潮了解不多、不深，想怕很难有高水平。国际交流对我们这样的学院、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对各个学科同样是重要的，所以要在这方面多下点工夫，我们也会支持大家。还希望文学院采取措施，每年应该开一两个非常像样的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有的是国内的，有的是国际的。

在文史哲各自独立组建学院的同时，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横向的国学院。国学院是文史哲的彻底不分家，将文史哲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国学院还仰仗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的支持，所以有关老师将来很可能采取双聘制，一部分教师既是文学院的教师又是国学院的教师。这不仅是一般地兼课，而是两个学院共同的教师，当然人事关系、工资关系要以所在学院为主。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思想史这一块，跟国学院的关系非常密切。国学院也已经宣布成立，但还没有正式运转，还在筹备阶段，学生来了才算正式运转。希望文学院给予大力支持，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是文学院的教研室，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国学院的教研室，在这一块不提倡分家。我可能讲多了，也可能讲了外行话，请批评指正。

各位老师，教师节马上就到了，我向各位老师表示问候，也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向各位老师表示问候。我觉得我们送给大家的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创建文学院这个新的平台，让大家一展身手。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尽管向学校提，我们总会尽可能地支持大家。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文学院办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组建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组建成立，是我校历史学科建设上的一件大事，我首先代表学校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2002年将文史哲三个系和清史研究所合并组建了人文学院，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把它分开，分别成立了三个学院，反映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也说明认识事物是螺旋式上升的。当初提议合并的是我，现在分开，提议的还是我。2005年的纪校长，否定了2002年的纪校长。当初合并的时候大家很赞成，现在分开大家好像也很赞成。这倒不是盲从，而是说明了大家的一个共识。因为2001年的时候，我们总感到人民大学学院太多，而学科覆盖面跟有的大学相比远没有人家多。因此想合并一些学院，请文史哲带个头。当时我们认识到，虽然文史哲不分家，但是文史哲之间的学科界限还是十分清楚的。于是当时我们觉得文史哲三个系应该相对独立，跟其他学院不一样。实践下来的结果呢，总体效果还不错，没有影响大家各自的发展。但是由于其他的院系合并得很困难、合并不了，结果人文学科的三个单位并成一个单位，社会科学则分成十几个单位。外语、艺术属于人文学科，它们都是各自成立学院；最基础的是文史哲，它却并成了一个学院。在其他社会科学各个学院没有进一步整合的情况下，人文学院合并组建以后，我们逐渐感到这不利于我校人文基础学科更好地发展。按照我们的观点，像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有七八个学院就够了，有人文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社会学院、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就够了，现在设置的学院至少可以砍掉一半。如果全校目前只有十个左右学院的话，那么人文学院合并是合理的。但是现在有二十多个学院，把人文这么基础的几个主流学科并成一个学院，就有些不合适了。所以，我们又将人文学院重新分开，希望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可以使文史哲学科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就是在探索，怎么样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我们就怎么办。分开后，大家看到，新成立的历史学院，并不只是历史系，也不只是简单地包含清史研究所。我们原本想把几个史学学科全部合在一起，包含党史系，但这牵涉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一步到位，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党史系暂时还是不进入。历史学院成立的背景主要还是为了学科的建设、学科发展。

人民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仅仅靠社会科学，那是不行的，必须把人文学科搞上去，特别是基础人文学科，这对一个大学的地位、能不能办成一流的大学，是极其重要的。就如同理工学科一样，没有像样的理科，仅仅拥有应用性很强的工科，要成为一流大学那会是很困难的。所以清华大学正在大力发展理科，现在也发展文科。我们这所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仅仅社会科学很强，人文学科不是足够强，我认为就很难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认识。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人大的人文学科，特别是基础人文学科，即文史哲的建设。

对于这次历史学院的组建，我们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对大家寄予厚望，这是对在座各位而言；对学校来讲，则是多多少少有点野心，认为这关系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如果文史哲在全国不是非常强大的话，这个一流大学我认为是建不起来的。尽管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很强，那也是分量不够，学术的含量、学术的分量不够。而人民大学的文史哲都有相当的基础，不论它的水准还是它的规模都是全国领先的。但在一段时间里，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曲折，某些学科领域一度滑坡。好在近几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种趋势已得到有力扭转，中文、历史等基础人文学科正呈现上升发展的势头，哲学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我们的历史学是有相当基础的，清史研究应当说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戴逸先生是杰出的代表，历史系当年也都有大教授在这里工作。换句话说，人民大学历史系并不是白手起家或是水平比较低的系。尚钺先生就是我们历史系的代表性人物，李文海老校长也是历史系的，后来虽到了清史所，但也可以说是历史系的。历史系培养出了很多的人才，它有很深的积累，我们说把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建成一流的历史学院，并不是我们光在嘴上讲讲的雄心壮志，不顾条件的好高骛远，绝不是这样。人大历史系、清史所有很深的积淀，历史上也曾经很辉煌，现在也还有相当的水平。我们与几所名校在文史方面是有差距的，但老一辈基本上都去了，中青年在同一起跑线上，水准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比拼一番？应当是可以的。

今天我想借历史学院成立的这个机会，一方面向同志们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提一下个人的感想，个人的希望。

第一点，历史学院的成立扩展了原来历史系、清史所的学科容量。历史学院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它比历史系、清史所提供的平台要大，因此我希望老师们共同努力，首先是要搞好我们人大历史学院的学科定位。要认真研究一下，制定出自己的发展规划，现在正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我希望历史学院把人民大学的历史学科定好位，哪些领域作为我们主要的发展方向，哪些领域作为我们次要的发展点，重点在哪些地方，要进一步明确，仅是现在这个学科的范围是不够的，要进一步有所拓展。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清史研究、断代史、专门史，要从中选择主要的突破点，以点促面，有序发展。要重视对近代史的研究。人民大学近现代史过去是放在党史研究范围之内的，我认为历史学院也应当把近现代史很好地抓起来，要大大加强发展这一块，没有近现代史，这个历史学院是不完整的。党史系更侧重于从政治理论上来研究问题。成立历史学院以后，我认为近现代史也是发展的重点之一，历史学院应当承担起全面建设的责任，这样才是完整有序的发展。总之，我认为学科的容量要扩大，学科的方向要扩展。

第二点，我觉得历史的长河这么漫长，总要有若干学科亮点。人民大学每个大的学科都要凝练学科方向，在历史学的诸多科领域中，我们究竟抓哪些重点，形成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学科特色？清史研究已经是一个特色了，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清史研究是我们的一个亮点，而且我们相信通过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人大的清史研究下一个阶段会更加辉煌。除此以外呢，我们历史研究的亮点还有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呢？是先秦，还是秦汉，还是唐宋，还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史，要有通盘的考虑和明确的选择。世界史研究也是这样，研究世界史的哪些领域？是亚洲史、欧洲史、美国史，还是日本史，要形成自己的特点。十个手指头全面出击也有效果，但总要攥紧拳头打几拳嘛，形成自己的重点和特色，开创崭新的局面。我们觉得历史学科还是侧重史论结合，有的可能是以史见长，有的可能是以论见长，论也是非常重要的。“论”这一块，人大是强项，这个强项还是要保持的。“史”这块也是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史，我觉得更应该在主流方面多做文章，主要的学术成就应该体现在主流方面，壮大这个主流，为这个主流增光添彩，为这个主流出更多的学术著作，否则你这个历史学院就不像个历史学院。边边角角的该不该搞？可以搞，什么武术史啊，服装史啊，太极拳历史是怎么发展的，等等。大家如果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专长，写写当然可以。但主流要搞好，要出些主体性的、标志性的成就。所以第二点我是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

第三点，我想强调我们的学风，特别强调团队精神，互相协作，不要内耗。我们新的一代，要克服门派观念，相互尊重，学术自由，一定要学术自由。参与不同的学派是可以的，但在主流方面最好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即人大学派，人大学派内部也不一定完全一致，也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学术自由，提倡学术自由，尊重学术自由，在强调这个的同时，我们也强调团结协作，学术自由并非意味着内耗。内耗只能使这个学科走下坡路，即使学校给再多的支持也没用。怎么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开创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新的辉煌，把目标定得大点，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方面，我们提倡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对历史学科来说，更要提倡这一点，“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要甘坐冷板凳，历史学科不看书，不看历史资料，你研究什么历史啊！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历史学，二十五史不说都烂熟于胸，可也应该差不多吧。古文水平也应该很高。我们历史系将来评教授，不会仅仅因为英语不好评不上教授，你古文非常好，学科水平很高，学术贡献过硬，我保证你能评上教授。世界史的英语不好，那不行，我说的是中国古代史。就是搞中国古代史的外语好也非常有利，因为你可以横向比较研究啊，多了一个工具，多了一个窗口啊，你可以看看西方古代史原著，看看人家研究的中国古代史，你的外语好当然非常有利。一般来说，外语好总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另外，要特别关注学术前沿动态，重视对出土文献和其他新史料的掌握和研究，努力争取进入学科前沿，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总之在学风上，我主要强调这两点，一个是相互尊重、团结的问题，一个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问题。

第四点，我还想提一个学科国际性的问题。搞历史的要国际性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你们搞世界史的，肯定要放眼世界，但搞中国历史的，也要放眼世界，要了解国际情况。我跟有关部门讲，对于国际学术交流，要给文史哲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搞历史学的，外语好的，争取到国外进修，做访问学者，或者合作研究，像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这样的地方，应该成为人民大学长期合作的对象。合作，你总得拿出东西来吧，要让人家瞧得起你：我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学者来你这里做访问学者，给你带来一两本著作，告诉你我不是来你这里仅仅吃你的东西，你也吃吃我的东西，相互交流嘛！你水平越高，人家越瞧得起你。伙伴老师之间的合作，研究生之间的交流，都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我觉得历史学院一定要有一批教授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术交流层次。我们也应该召开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这个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华人世界。华人遍布全世界，华人世界的文史学术交流，舞台很大，潜力很大。有些外语水平不高的老师怎么办？外语水平不高，不等于学术水平不高，可以为他们创造不同的机会，大家出去看一看，古罗马是什么样子，古希腊是怎么回事，古埃及的文化怎么样，历史系其实都应该去看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历史学家同样重要。这意思是说，我们也应当组织一些业务上很强但外语相对薄弱的教授，有机会到国外看看。

我对于历史学院的成立，是寄予很大期望的，虽然我是个外行，许多东西我都不太懂，都不太了解，但是既然当这个学校的校长，我就应该对每个学科的发展负责。我期望我校的历史学科要超过历史上曾经达到的高度，在全国成为最著名的史学院之一。今天我们祝贺历史学院的成立，作为学校来讲，愿意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使人民大学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能够在与时俱进地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学术高峰，取得新的学术成就，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次文史哲三个学院成立了，同时学校成立了国学院，如果说文史哲三个学院的学科是纵向的话，那么国学院的学科就是横向交叉的。文史哲不分家，这种观点一定要确立。很重要的是我们试图通过国学院，使文史哲三个学科能够有机交融地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这一部分的专家们，也要更直接地为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发展作出贡献。当然历史学其他学科也应当作贡献，但主要是中国古代史这一部分。一部分教授将来就有可能是双聘教授：既是历史学院的教授，又是国学院的教授。当然人事关系、工资关系在哪就以哪为主。反过来，国学院的教授也可以是历史学院的教授。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试点，使我校的基础人文学科有更好的整合和发展，这是一种尝试，要由实践来检验，由时间来证明。

我们深深感到，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整个社会思潮当中，是非常负面的一个思潮。它否定中国近现代史，否定中国革命史，否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虚无主义也是民族虚无主义，对此，我们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以反击和批判，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说老实话，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离不开健康正确的历史学研究，这还是要靠文史哲的。中国文化构建起来的爱国主义，那是绝对动摇不了的。在这方面光靠“两课”那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中国文化构建的。这些熏陶好了以后他不可能不爱国。我们历史学科不仅对学术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弘扬传统文化有重要功能，同时对于培育我们新时期祖国需要的人才，也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高度，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待我们历史学科的振兴和繁荣。我们希望大家思想要更宽阔一些，更解放一些。学校将来要加大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基础学科的支持，包括从经费上加大支持。总之，要给历史学科以更多的支持，包括把你们的装备适当现代化一些，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历史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更多成就。我祝愿历史学院在未来几年能够蒸蒸日上！最后，教师节即将到来，向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欢迎大家对今后学校的工作、历史学科的建设多提宝贵的意见！谢谢。

振兴国学教育的历史新起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开学典礼暨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国学院的开学典礼，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海内外同行们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格外的关爱，纷纷发来贺信、贺词和祝语。而今天光临这一典礼的各界来宾之中，既有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委的领导，也有名重海内外的学界泰斗、活跃在学科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中坚力量，还有企业界的精英名流和新闻媒体的诸多朋友。所有这些都给我校带来了荣耀和生机，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社会各界对我们学校、对我们国学院的鼎力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我要特别提请国学院的师生们注意：一所大学的一个新建学院的开学典礼，能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如此热切的关注，能有如此高层次的领导、专家学者、社会名流莅临，可谓兹事体大，盛况空前！请允许我与同学们、老师们一起分享这样的幸运！

此时此刻，我作为校长，回顾国学院从筹办到现在的一段经历，既有取得初步成绩的由衷喜悦，更感受到使命的光荣和责任的重大。今天，我愿意把自己最近的感悟和期许汇报给大家，分作以下三个层面加以表达，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一、砥节砺志，回报全社会的关爱与支持

我们经过认真的准备和酝酿，于2005年5月28日正式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暨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一项很有意义的举措。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全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反应之热烈，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各级领导人、著名的专家学者、各界的精英人士以及许多普通民众，包括海外的爱国华侨和华人，纷纷通过多种途径，高度评价我校的这一创举。他们充分肯定创办国学院的积极意义，认为此举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对于结合时代精神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意义不可低估，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作用极为显著，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影响极其深远。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我先后接到了100多封生活在基层的普通民众的来信，他们用敦厚淳朴而又热情洋溢的语言，对我们创办国学院这一盛举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如四川成都的一位先生在来信中自称是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市民，但却真挚而热烈地表达了他的心声，并说明他致信的目的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下里巴人”也爱“阳春白雪”。当我翻看这些来信的时候，多次被感动，多次被振奋。什么是大势所趋？什么是民心所向？什么是责任重大？我相信，只要你阅读过这些普通人所写的不普通的信，一定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承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办好国学院，为涵养我民族之根、雄壮我民族之魂尽心尽力，就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当然，我也注意到，还有不同声音的存在。有人对在今天推行国学教育的必要性持有保留意见，有人对创办国学院的基础条件不无疑虑，有的意见相当尖锐甚至是尖刻，但是，只要是在讨论学理问题，是在讨论国家命运与教育者的责任，那么，即便是其中有不尽平和的表述，我们都愿意把他们的意见当做推进工作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应该具备听取不同意见的勇气和诚意，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反省与改进，努力弥补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缺点疏漏，扬长避短，精益求精，牢牢把握工作中的主动权。我认为只有努力锤炼这样一种虚怀若谷的情怀和集思广益的作风，并在国学院今后的发展中加以坚持和发扬，才能保证我们既定目标的圆满实现。二、把握机遇，开创国学教育与研究的新局面

古人说，“得时无怠”，要成就一番事业，除了主观上锲而不舍努力奋进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善于衡估形势，筹划全局，把握有利时机，使成功的可能性顺利转化为现实性。国学的重建同样没有例外。

我校创办国学院，全面启动新形势下的正规国学教育与研究，恰好赶上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首先，振兴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大好时机表现为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事业建设、对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发出了培育、弘扬民族精神的伟大号召，并站在创新型国家发展的高度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这就为我们在今天科学理性地呼唤国学、重振国学创造了最佳的政治文化环境，为我们从事国学教育、开展国学研究指引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营造了良好的事业氛围。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建设伟大祖国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而这种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主要是通过自身固有的精神文化来体现，国学正是这种精神文化的客观载体与具体象征，它承载历史、浓缩文化、影响现实、面向未来。因此，以开放性、建设性的态度来重视国学、弘扬国学，将中国的现代化与厚实的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面对的时代要求。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机遇。

其次，振兴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大好时机表现为全社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地位有了普遍共识，了解、掌握国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的愿望日益强烈。近些年来，人们有关传统文化的认识已逐渐趋于客观和理性，对过去相当长时间里这方面“矫枉过正”的做法开始进行反思，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积淀厚重、历久弥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魂魄；人们对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与精神实质有了强烈的渴求，认识历史、传承文化、弘扬传统，正在成为人们的自觉要求与理性追求；人们把接触国学、认识国学作为满足需求、建设理想的精神文化家园的一个重要渠道；社会上各类国学教育活动方兴未艾，国学知识传播方式日渐丰富。这些表明，我们开创国学的教育与研究，振兴国学、重建国学，具备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很好的社会条件。我们完全有可能凭借这种普遍的社会热情，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使感性的国学热忱升华为理性的、科学的国学重建。

最后，振兴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大好时机表现为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当前多元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互补正成为世界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主流。而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和平崛起的不可逆转，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迅速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给予极大关注，越来越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视之为展开多元文化对话、交流的有效渠道；也越来越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当代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视之为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共同问题、谋求整个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智慧来源。这样，就从国际战略局势演变的层面上，对我们在今天开展国学教育与研究提出了又一方面的现实需求。国学的教育与研究也就从新的层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错过历史发展给予我们的机遇，而必须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顺应时代的潮流，承担历史的重任。我们的国学院在这种形势下启程，便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三、追求超越，探索国学学科建设的新路径

什么是国学？这在学术界确实存在着若干不同的观点。据我所知，章太炎先生称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术；吴宓先生称之为中国学术的总体；张岱年先生将其界定为中国学术的简称；曹伯韩先生认为，国学的范围是指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还有一个与之相关联的说法：钱穆先生曾经条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人统、事统和学统，亦即为人、做事、治学的三大传统。暂且抛开具体意见的分歧，我们是否可以取得大致相同的认识：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升华于现代的社会，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它具有完整性、综合性、包容性、开放性。国学固然是指依存于经典的知识及其体系，更是蕴涵着为人处世、齐家治国道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之，国学乃是使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中华文化之所以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对人类进步作出特殊贡献的民族文化体系。

一讲到国学院，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80年前，亦即1925年创办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有意无意地将今天的国学教学与研究同它进行类比。的确，当年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的风采与造诣，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辉煌。可以说，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们共同创造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一个仅仅存在了4年的研究院，在80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存活在学人的记忆中。这说明，只要为国家、为民族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作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就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精彩华章，成为人们深情追忆和向往的对象。今天我们兴办国学院，必然要研究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功的经验，尊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文传统，发扬“笃学尚行，止于至善”的优良学风，这是我们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推进当前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创新和超越。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求、去解决。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既要继承前人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又要注意导入现代化的教育、科研手段。我们应该自觉养成把中国学问置于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之中加以分析和判断的思维习惯，而不能将自己局限在过于狭小的范围之内。摒除坐井观天、抱残守缺的腐儒、陋儒习气，是我们需要时常警醒和诫勉的。强调学问态度的严谨与追求学术方法的创新，对于我们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

在研究内容上，我们一定要尽量拓展研究的空间。我们当然要把经、史、子、集的文献元典当做我们学习研究的基本对象和重要内容，但也要注意我国各民族、各地域最新文物资料的研究，注意现代学术的成就，跟踪学术前沿的发展动态。当年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两重证据法”、陈寅恪先生将自辟蹊径的研究内容引入课堂教学的若干创举，早已为我们作出了极好的榜样。现在，我们如果不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岂不愧对前贤？

在研究旨趣上，则应尊重师生个人的选择，允许多样化状态的存在。无论是醉心于考据之学，还是致力于义理之学、辞章之学，抑或注重于国学与西学的沟通与比较，只要能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到极致，就是成功。

因此，我们倡导的国学教育，绝不是简单的钻故纸堆，更不是复古，而是充满了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绝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之下，既“各美其美”，也“美人之美”，致力于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加以继承、阐释和光大。我们谈到兴办国学院，还应当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图一时的热闹，而是要踏踏实实地从事一项带有探索性质的教育事业。为丰富教学内容，为完善教育体制，为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世界多样化文明的沟通互补和交相辉映，我们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作出开拓性的努力。至于国学学科建设的新路径，主要应该由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去探求，当然学校领导也有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共同为国学院的学科建设、组建一流的学术梯队、提供一流的管理服务、缔造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激励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而努力。我坚信，新时代的国学学科建设之路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开辟之下渐成康庄大道。当然，这一切都绝对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在这里我们尤其恳切地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度层面和财力、物力方面给予强有力的、实实在在的有效指导和支持。

最后，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对国学院的同学们说几句话，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国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你们站在了国学教育的起跑线上，可能会有人用羡慕的眼光看待你们，也可能会有人用质疑的眼光看待你们，你们的态度应该是处之泰然。“若有求全之毁或不虞之誉，皆当付之一笑，不足论也。”这是南怀瑾先生在来信中赠给我的，我现在转赠给你们。我同时要充满期望地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刻苦学习、和谐发展，尽快成长为可以担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社会重任的中华才俊。

儒家教育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文明源自东方。亚洲是世界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个是在亚洲。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都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但是，巴比伦和印度的古文明都先后消亡，已经被完全不同的文化所取代，只有以儒家为代表的东亚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一直延续下来。悠久的历史文明和稳定的社会形态，形成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儒家教育传统。进入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儒家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传统与变革的碰撞中，有些传统动摇了，消失了，但更多的情况是变革不得不屈从于传统，或被传统融合了。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传统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是高喊“继承”或“决裂”的口号就可以继承或决裂的。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儒家教育传统，取其精华并致力运用于当代，从而形成有自身特色的教育发展之路。一、儒家教育传统的核心内涵

儒家教育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家的初创时期，儒家在当时成为“显学”。第二阶段是汉代的“独尊儒术”，形成了汉唐经学，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第三阶段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它成为后期儒家思想的主体，一直延续到清末。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儒家也积淀了深厚的固有教育传统，其核心内涵独具特色且具有普世价值，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

1．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儒家的教育观是大教育观，是把教育这一系统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的发展，又必然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做“立国”的三个基本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之后，唯一的大事就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在孔子看来，治国治民之道，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都是不能少的，但最根本的还是教育。治理国家依靠政令、刑律，不如靠德治和礼教，因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做到“有耻且格”。因此，教育比政令、刑律更加重要和有效。

孟子、荀子等人发挥了孔子这一理论，在“教化”问题上提出具体的主张。如孟子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荀子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董仲舒更进一步把“教化”列为实施“仁政”、治国安邦的关键所在，“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儒家希望通过实施“教化”以行“仁政”，为统治者设计了一个治国的最终方案。《礼记·学记》则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16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为教育的社会功能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这是狭义的学校教育，目标是“学而优则仕”；二是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是广义的教化，面向全社会。这是儒家对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经典性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2．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强调自我修养、立志乐道《大学》强调从天子到百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指出各类学校教育的目的是“皆所以明人伦也”，即遵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的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来演进成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道德修养归根到底是处理好自己和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提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把自律作为个人修养的出发点。他提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儒家一贯提倡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即孔子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张凡出现人际矛盾，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道德修养自道德认识始，至道德行为终，而树立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则是其中的关键。儒家特别强调“立志”，立志就是要确定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解决前进的动力。一个人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孔子提出“志于道”，并且要达到“乐道”的境界，就是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信念，心甘情愿为之献身，死而无憾。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个意思。孟子多次提倡“尚志”，号召培养“浩然之气”，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历代志士仁人，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的壮丽篇章。

修己并非只是追求个人人格完善，孔子言“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安人是修己的延伸，同时，修己又是安人的前提。

3．培养有理想人格、和谐发展的君子

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是“君子”或“君子儒”。“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德才兼备，方是君子，儒家把道德教育居于首位，但同时也未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未知，焉得仁”。董仲舒也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就是儒家传统的德智统一观，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孔子还提出君子应有“智”、“仁”、“勇”三方面的修养：“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即智慧的人不迷惑，仁德的人不忧虑，勇敢的人不惧怕。此外，孔子还注意美育陶冶，提出君子应“文质彬彬”，追求“尽善尽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内容和形式，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之修养。

由此可见，孔子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仁”、“智”、“勇”、“美”等几个方面得到全面培养、和谐发展这一目标。

4．注重教育公平

教育对象问题，即什么人可以和应该受教育，也是许多教育家关注的问题。孔子在春秋末期，面对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的社会现实，从“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出发，极力主张扩大教育的对象，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其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是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向平民开放了晋升的阶梯，打破了旧的封建等级界限，选拔了有才干的读书人。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可为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符合任人唯贤的原则，有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环境。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一体化，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5．讲求教育方法

儒家教育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讲求教育方法。孔子非常擅长进行启发式教育。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就是要实行启发式教育，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使学生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主动性，主动地提出问题，主动地思考问题，主动去发现，主动去探索。

我们翻看《论语》，就能有深刻的感悟。我们会发现孔子以一种非常自由愉快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育。比如通过问答来启迪学生，在《先进》篇中，孔子就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开门见山，让学生谈自己的志向。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启发学生主动地思考。所以，尽管是在封建社会早期，孔子的学生思想仍然是非常活跃的。他们勤于思考，善于提问。正是在这样的启发式教育过程中，孔子培养出了七十二贤，而也是这种启发式教育，让孔子自己也不断地思考，“教学相长”，成了万代宗师。

孔子的教育方法中还有其他很多值得今人学习的方面，比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每事问”，等等。

6．尊师重教

孔子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孔子提出教师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言教”在于说理，以提高学生的认识，“不言教”在于示范，实际指导学生的活动。在处理二者关系方面，孔子强调的是身教，教师要以自己合乎规范的道德行为为学生做出榜样，教师提倡学生做的，自己必须先做；不让学生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这样，教师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教师的榜样才能发挥作用。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教育思想，指出“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与“育”二字联用。孟子充分肯定教师的地位，他把国君和教师并列：“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荀子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他把教师与“天”、“地”、“君”、“祖”并列，体现了荀子尊师重教的思想。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面，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是用以矫正人的思想行为的，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但如果没有教师，“礼”的这种作用便无法实现，社会将形成“上无君师，下无父子”的“至乱”局面。由此看来，教师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其《师说》一文中，给教师定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并指出，“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由此可见，儒家一方面给教师以极其崇高的地位和尊敬，对全社会提出了尊师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西汉扬雄指出：“师者，人之模范也。”晋人袁宏在《后汉纪·灵帝纪》中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二、儒家教育传统对古代朝鲜、日本的影响

儒家教育传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以其博大的胸怀吸收着外域文化乃至异质文明；另一方面以其先进的且具普世价值的核心内涵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东亚及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韩国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教育的影响。由孔子厘定的传统儒学教材《诗》、《书》、《礼》、《易》、《春秋》于公元1世纪传入朝鲜半岛，并成为古代朝鲜传授的主要知识。朝鲜从三国至高丽时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先后建立了太学、扃堂、国子监和乡校，并实行科举制度，培养了大批人才。

可以说，儒学深深融入到朝鲜文化的灵魂和血脉中，构成了朝鲜教育传统的主流。比如，公元922年，高丽王朝在国子监营造文庙，仿中国尊孔子为“文宣王”，加谥“玄圣”、“至圣”、“大成”，文宗还称孔子为“百王之师”。随着13世纪私学教育的兴盛，高丽出现了“四民之业，以儒为贵，故其国以不知书为耻”的局面。

高丽末期，朱子学传入朝鲜后，李氏王朝500年来，朱子学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朝鲜朱子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程朱的教育思想，提倡德治，民本和道德修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日两国也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日本人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接触到汉字，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都一直处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之中。日本学者永井松子将在日本具有1700多年传统的儒学视为日本国民生活里活着的德教。显然，儒家思想长期成为日本文化教育的灵魂。三、儒家教育传统的当代意义

沧海桑田，今天我们用现代的眼光谈儒家文化和教育传统，已经有了不同的意义。随着东亚在经济政治上的崛起，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儒家教育传统在当代社会还有没有价值，如何发挥它的价值，已经成了所有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国民必须面对和回应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儒家教育传统在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更要使儒家教育传统在新的世纪焕发出新的生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限于篇幅，在此仅谈几点体会：

第一，重新认识、大力弘扬优秀儒家教育传统。

儒家教育传统中丰富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内涵，是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和宝贵财富，在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熠熠生辉而富有生命力，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重新认识，结合时代的需要大力弘扬。一方面，要在今天的实践中，把儒家教育传统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活水源头”，经过与今天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扬弃、改造和转化，使其精华部分不只代表过去，而且与时俱进地成为现代教育的有机成分；另一方面，要按照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主张（这种主张体现了儒家文化内在的开放性），在今天的实践中积极地借鉴吸收其他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中的优秀精华，使儒家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传统的优秀部分相互交融，并在这种交融中使双方都成为“世界的”。我们认为，这样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意义深远，是我们当前教育现代化的一项历史性任务。那种全盘否定儒家教育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所不取的。

第二，充分重视儒家教育传统的人文精神，培养和谐发展的人。

儒家教育传统是以人文精神为特色、以人文关怀为主旨的价值系统。古代典籍《周易》中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教育努力的方向，就是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情境下恢复一种“明人伦”的和谐秩序。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教人成人”，通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君子，使之成为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成为德智合一、知行合一的人。

儒家教育的人文传统，对当今世界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近代科学发展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学科专业的划分日益精细，教育制度侧重专门化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功利性、实用性、技术性增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人文教育和道德修养不同程度地受到忽略，普遍存在着“重术轻道”的倾向。教育的根本理想，应该是培养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知识型”、“技术型”的人。教育传授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要培养人的态度、品格、理想、信念和视野。《论语》中所说的“君子不器”，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文教育，包含了通识教育的思想。“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君子是具有完备人格的人，而不是只具有某一项专门技能的人，教育的目标也不是培养专业人士。儒家教育的人文传统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源，甚至有美国学者指出：“经得起未来考验的教育应该是回归中国古典的人文教育。”

第三，充分重视“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促进教育公平。“有教无类”作为儒家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理论基础是人性的平等和人的可塑性，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钱穆先生对“有教无类”作的疏解认为“人有差别，如贵贱、贫富、智愚、善恶之类。惟就教育言，则当因材施教，掖而进之，感而化之，作而成之，不复有类”。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在当时的等级社会中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并且孔子还付诸实践，兴办私学，不分出身，广收学生，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正是如此，才有人发出了“夫子之门，何其杂也”的感叹。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之一，通过教育公平，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公平。“有教无类”的主张，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来说，除了增进教育机会均等，实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之外，更应该注重“因材施教”，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选择，实现人尽其才，各有所得的结果公平。

第四，充分重视儒家教育传统中的教育教学方法，发挥其在今天教育实践中的作用。

在儒家的文献中，处处闪烁着教育教学和学习方法的光辉。如《论语》开篇所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乐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的好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学习态度，“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方法；“学而不厌”、“不耻下问”、“每事问”、“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切如磋”的学习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行合一的学习过程，等等，在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当然，儒家教育传统在当今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辨析清楚的，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有意识地进行挖掘和阐释。总而言之，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已被否定，但其中蕴涵的富有生命力的教育价值观却早已成为东亚教育的有机元素，是我们固有的教育基因。儒家教育传统是历史发展出来的一个价值系统，是教育历史发展的积淀，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延续，是一种活着的教育精神的生命体，历久而弥新。儒家教育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虽存在着质的差异，却又相互联结：它既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对象和内容。各国教育现代化的经验也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教育传统的发展道路。各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已提供了这样的经验：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些基本价值可经转化而继承下来，使之与现代教育相兼容。儒家的教育传统不仅可作为我们文化教育建设、基础文明养成和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更可能在东西方文化教育整合的过程中成为新的世界教育的共同价值。

把“国学论坛”办成窗口和品牌——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论坛”开坛仪式上的致辞

今天，我们在这里简单而隆重地举行“国学论坛”开坛仪式，并请我校校友、著名学者庞朴先生发表题为“说‘无’谈‘玄’”的学术报告。这标志着国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又迈出了踏踏实实的一步、可喜可贺的一步。在此，我向“国学论坛”的顺利开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在百忙之中莅临“国学论坛”并作首场学术报告的庞朴先生表示热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是肩负历史使命、顺应时代潮流的一大创举。海内外的各界社会精英，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广泛的关注，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动力之一。最近几天，我率中国人民大学访问交流团出访港台地区。在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逢甲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学校的交流过程之中，进一步体会到港台学者对我们创办国学院给予的热情关注、充分肯定、深切期望和美好祝福。并进一步真切地意识到，国家与民族的昌盛、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乃至在未来的发展，是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开辟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渠道，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国学与国学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我们的国学院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一份责任。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筹建之初，我们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弘扬国学、振兴国学教育，是一项利国利民、意义重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在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们创办了孔子研究院，率先组织发起编纂《儒藏》，呼吁启动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工作并为政府采纳，我校戴逸教授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们还举办了在海内外产生一定影响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为进一步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结合时代精神继承和发展国学，2005年5月28日我们正式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及国学研究院。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有着自身的独特学术基础和优势，但同时，我们也理性地认识到，人民大学要想把国学院办好，仅仅依靠本校现有的师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不仅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更需要延揽各方英才积极参与。目前，我们礼聘国学专家担任国学院专职教授的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国学院正在努力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基本教师队伍。同时，我们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担任国学院的学术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特聘教授和兼职教授。我们将在办学上虚心求得这些专家学者的指导，时刻注意倾听他们的宝贵意见，并请他们为我们讲学、指导研究生。除了继续做好这些工作之外，我们还开设了“国学论坛”，希望利用这一平台延请更多的学术名家来人大传道授业、激昂古今。今天担任“国学论坛”首讲的庞朴先生就是我们国学院的专家委员会委员和特聘教授。

庞朴先生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任教于山东大学。1974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之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编审、副总编和《历史研究》主编等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庞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卓然，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公孙龙子研究》、《沉思录》、《良莠集》、《一分为三》、《儒家辩证法研究》、《帛书五行篇研究》、《中国名辩思潮》、《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庞朴学术文化随笔》等。能够邀请庞朴先生为“国学论坛”首讲，既是学校的荣幸，也是同学们的荣幸。希望同学们认真听讲，专注学习，不仅要仔细领会先生学术理论的要旨，更要学习先生探幽发微，精研苦学，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

老师们，同学们，国学教育既要有系统而精深的专业化研究，也要有面向社会大众的常识性教育。人大国学院不仅要培养一批有志于国学研究的精英，而且要为普及国学基本知识尽一份责任和义务。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国学论坛”将把“提高”和“普及”联系在一起，既是为国学院的学生开设的较高层次的课程，让他们及时接触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要免费向校外开放，有的还可以通过电视台向全社会播放，让更多的人聆听名家演讲，对国学更多一份了解，更多一份热爱。

今后的“国学论坛”还计划开设系列讲座，如思想史系列、中国史系列、古典诗词系列、简帛学系列、西域文化系列，等等。我们除了要坚持把“国学论坛”长期举办下去之外，还要努力把“国学论坛”的每一期都办得精彩，让“国学论坛”成为国学研究的一个窗口，成为国学院的一个品牌，成为人民大学的一个品牌。

再次祝贺“国学论坛”的顺利开坛，圆满成功！谢谢诸位。

重振“国学”：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性选择

200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国学院”，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广泛讨论。重振“国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性选择之一。一、“国学”的含义与内容（一）“国学”的含义与内容

笼统地说，“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具体地说，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国学”，是以儒、墨、道、释（佛）等学派为研究对象，以经、史、子、集等为研究载体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广义的“国学”，则是还包括中医、气功、中华民俗等在内的一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

还应当指出的是：相对于“今学”（近代以来兴起的思想学术）而言，“国学”是指“古学”（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学术）；相对于“西学”（西方国家传入的思想学术）而言，“国学”是指“中学”（中国本有的思想文化学术）。（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所理解的“国学”

1．“国学”是“古学”，但又认为它在今天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今人眼中的国学；

2．“国学”是“中学”，但又认为它必须批判地借鉴吸收“西学”合理养分以实现自我的转换与更新，是当代国际视野下的国学；

3．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展开的研究与教学主要以儒、墨、道、释（佛）等学派为研究对象，以经、史、子、集等为研究载体，同时重视相关的考古新发现和海内外研究新成果。二、重振“国学”的重大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之所以提出“接续文脉，重振国学”的口号并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创办“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积极研究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因为我们认为重振“国学”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于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重振“国学”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党一贯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进行“精华”与“糟粕”两分进而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古为今用”原则。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既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进而进行理论升华，也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理论化过程，进而形成了有中国内容、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由中国语言所表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思想资源，成为我们党理论发展的重要营养元素。比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传播与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和中国人天然所具有的“大同理想”、“天下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观念有紧密联系，因为这些观念具有原始的、朴素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使中国人能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靠近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池田大作先生与汤因比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就曾说：“中国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可能是中国人在传统上具有合理主义的思想。”当然，我们党的理论学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根本性超越，但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联系，以之为基础和依托，不但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党的理论主张，扩大党的理论主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亲和性和民族性。党把自己的性质从“一个先锋队”定位为“两个先锋队”，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使用“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概念，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同，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二）重振“国学”对于提高国人道德水准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构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不仅是“指导”，还要在“指导”下形成丰富的内容，因而仅仅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够的，而且以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来要求每一个国民也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目前社会阶层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特别作为其主流的儒家思想，一向重视人的培养和规范，意在使人成为一个有良心、有道德、有教养的人，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以及家庭有责任感和义务感的人，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当然，这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有其时代局限、阶级局限和理论局限，但不能否认它们也具有普世和超越的价值，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利用。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拥有大量的文化艺术精品，是中国人特有的精神食粮，在陶冶情操、纯洁心灵、丰富人生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超越时空的意义和作用。所以，在提升国人的道德水准、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方面，我们既要加强对人们的社会主义价值信仰和伦理道德的引导与教育，也要自觉地弘扬和利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进步的部分，倡导真善美爱雅，重建并形成大众的、基础的、普遍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逐渐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与建设和谐社会。（三）重振“国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和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不在于这个民族的种族、肤色等生理因素，也不在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后天因素，而在于这个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但久远博大，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不但造成了中国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而且导致了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比如，有些人对好莱坞大片和韩剧日剧趋之若鹜但却不知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有些人喜欢过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等“洋节日”，而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缺乏了解和兴趣；有些大学生英文顶呱呱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不能用白话文写文从字顺的文章，等等。这一系列现象与中国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为不相称。因此，重振“国学”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关系到能否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保持中华民族的自信、个性和特性的重要一环。

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百年来几代中国人的最大梦想，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团结和凝聚全体中华民族子孙一起来共同奋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团结和凝聚全体中华民族子孙的纽带与核心。特别是，重振“国学”有利于增强海内外中国人在血脉、文化和情感上的联系，从而形成“大中华文化圈”、“大中华经济圈”和“大中华利益圈”；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与大陆民众的亲和感，消解台湾“去中国化”和“台独”的巨大压力，从而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实现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化解个别少数民族中少数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的离心倾向和分裂倾向，如“疆独”、“藏独”等。（四）重振“国学”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加强国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虽然文化多元化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然而，现代社会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化的竞争中，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全盘西化，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世界各地的汉学家都在积极研究并加以利用，我们更没有丝毫道理不去继承、不去推动、不去发展。三、重振“国学”的认识误区

围绕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一事所发生的一些争论，集中体现了人们对重振“国学”在认识上和观念上的误区。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外地走出这些误区，树立正确的“国学”观念，成为振兴“国学”的关键所在。（一）关于“国学歧义论”

社会各界对究竟什么是“国学”存在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国学”就是指中国所有的学问，或“国学”就是儒家的学问，或“国学”就是中国古代的学问，或“国学”必须平等地对待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等。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既然连“国学”的定义都没有搞清楚，还搞什么“国学”。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国学”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但内核却是相当明晰的；作为一个学科，“国学”大体上即是我们上面对“国学”的含义和内容所做出的说明。同时，比如中医、气功、传统民俗以及每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等不一定非要完全纳入到“国学”学科之中，但这并不是说它们不属于“国学”的范围，而是说它们既可以进行独立研究也可以纳入到其他学科中。对于不同的国学学术机构来讲，则是不可能求全的，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和侧重，形成自己的特色。（二）关于“国学复古论”

近年来，中国兴起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相当一部分持有“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认为重振“国学”就是要重振儒学。特别是他们要求的儒学复兴，类似于完全“复古”或大体“复古”，认为只要“复古”就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学”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学，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研究“国学”更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机械重复；而是说，“国学”是一个研究对象，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对待“国学”，在尊重前人、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批判地继承“国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新国学”，以固我国“本”、塑我国“魂”。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区分精华与糟粕并非易事，但只要有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胸怀和让时间与实践来检验的理念，这并不会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三）关于“国学邪恶论”

持有这种认识的人要么把“国学”等同于“封建专制集权”和“封建伦理道德”，认为“国学”全部是腐朽落后的东西，甚至认为弘扬“国学”就是“开历史的倒车”；要么把弘扬“国学”看做是“故步自封”和“排斥西学”的表现，甚至认为弘扬“国学”就是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认为，前一种看法颇有点“文化大革命”式语言的味道，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也不能说明“国学”的实质内容；后一种看法则简单地把中西学问对立起来，以为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有的也可能在拼命向国学泼脏水的背后隐藏着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我们所主张的“国学”，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学问，既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东方文明的灿烂成果，努力从中挖掘超越时空的富有启迪的思想、文化资源，又要以宽阔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积极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精华，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建设既融于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国学”。（四）关于“国学无用论”

与“国学万能论”相对立的观点是“国学无用论”。这种观点或认为“国学”只是古人的东西而对今人来说已经过时，或认为不应该弘扬“国学”而应该全盘引进“西学”，或认为只能在学术上研究“国学”而不能在社会上推广“国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既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也不懂得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根本规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是凭空产生、一蹴而就的。固有的“国学”可以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和文化上找到根基和有所归属，同时也为我们塑造“新国学”以适应当下社会发展和人们需求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和可能。此外，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研究，任何研究都将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大众和进行实践。因此“国学”不是“无用”的，而是有“大用”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四、重振“国学”的必要举措（一）更新观念与营造氛围

应尽快走出前文所提到的对“国学”在认识上和观念上的种种误区，树立正确的“国学”观念。当务之急是要对“国学”多一些同情和理解，多一些温情和敬意，在全社会特别是在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和教育界营造关心“国学”和爱护“国学”、允许探索和尊重探索的良好氛围，使研究“国学”和弘扬“国学”有一个健康的环境。（二）拓宽视野与重建方法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古今中西”四个学术维度、社会发展需要和民族复兴需要两个现实维度来宏观把握“国学”的架构和理论，拓宽“国学”研究的视野，增加“国学”的厚重感。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包括系统论理论、信息技术、计算机数据处理分析技术等。同时广泛借鉴新的学科知识结构，在文、史、哲的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大量引进口述史学、心态史学、影视史学、计量史学的知识，并注重比较研究，使“国学”研究与传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随着对外交流的拓展，还必须加强语言上的沟通能力，从而更好地吸收海外汉学先进的研究成果。（三）重建队伍与加大投入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国学”重建中的重中之重。在“国学”人才的培养上，要摒除坐井观天、抱残守缺的腐儒、酸儒、陋儒习气，培养具备现代理念、了解现代科技、拥有扎实传统文化学术功底、富于献身精神的祖国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国学”人才选拔上，既要有较全面的素质要求，也要不拘一格地选才、用才，不以单一模式、求全标准考察人才。当务之急是国家对这一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给予如学位授予等配套的政策支持，同时要加大对“国学”学科的投入，重点支持若干所有条件的大学创办国学院或国学研究机构，加快“国学”人才的培养。（四）重建学科与多方办学、学民结合

与人才培养相密切联系，“国学”专业学科及配套制度的重建也要高度重视和积极落实。首先，应该整合与优化现有的分布于文史哲等学科的师资和资源。其次，应设立有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的“国学”学位教育体系。第三，国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不能全国各地一哄而上，应合理布局，考虑可持续发展。从个别院校试点开始，逐步探索。第四，重振“国学”是一项全民族的而不仅仅是高等学府的事业。“国学”的生命力也正体现在它能够在广大民众中深深扎根。因此，要从高等教育开始，在加强国学研究、着力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同时，要尽快向中小学普及延伸，要推广全民化的“国学”教育。也就是既要不断深化“国学”的学术研究，也要不断普及“国学”的研究成果；既要培养较系统掌握国学知识的专门人才，也要把选择性国学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方面，实现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第五，要充分整合全国的国学资源，发挥各地学术研究机构、教学单位、文博单位的作用，综合利用资源优势，铸造精良的“国学”教育民族品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学”是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国学”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底蕴与人文精神，应通过教育和学术研究走向社会，成为滋养社会、影响社会的精神资源。21世纪的中华民族，绝不能成为无根的一族，而应当在历史的亘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

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在“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老师，非常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和我校国学院的老师们一起讨论“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这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将产生深远影响的题目。

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是因为面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面对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根据十六大的精神，反复思考，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之一。没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以，文化这个问题，与经济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前不久我在国外访问时就谈到，经贸是利益问题，文化是心灵沟通的问题。把国家之间的关系仅仅放在眼前的经济利益上，不那么符合整个世界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大趋势。心灵沟通是利益和谐的一个重要保障。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传统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在探索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理论，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的时期，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肯定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也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没有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就很难真正地本土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所以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我们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什么名义提呢？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还是“国学”这个名字最贴切，以“国学”的名义把传统文化的大旗更高地举起来。我们知道，这可能存在某种风险，还可能引起个别人的一些猜疑。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根据十六大的精神，根据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提出发展国学的想法和思路的。十六大提出六个“更加”，其中也讲到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所以，我们经过慎重思考，最后决定，还是把国学这面大旗举起来。

这样做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也有一小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其中一些观点，确实值得商讨。比如，有的学者听到我们说，“我们讲的国学主要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他们就抓住这句话做文章，提出要“去”意识形态化。事实上，当时我们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国学从广义上讲，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内容，包括考据、辞章、义理等学术领域的内容，还包括技艺方面的内容，比如中医、气功、烹饪、太极拳，等等，这些都属于国学范畴。只是我们人民大学国学院目前主要不是研究技艺方面的国学，而是研究国学经典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内容。而且，意识形态真能“去”掉吗？对于那些反对的声音，有道理的，我们认真思考、斟酌，并引以为鉴；误解和歪曲甚至攻击我们的，我们会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发展国学行胜于言，实践和时间会评判是非功过的。

国学研究特别是国学教育，已经沉寂了近一百年，从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正好是80年，以前好像没有成立过国学院，只有国学研究院。所以人民大学提出发展国学，必然会有很多新的观点，新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听取不同的意见。人民大学自从去年的今天宣布成立国学院，到10月份举行开学典礼，再到现在，已近一年时间。这期间我们收到的来信，毫不夸张地说，有一段时间犹如雪片一样。给我们写信的人既有著名的学者，也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把这些来信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保存了下来，这些来信给予我们巨大的鼓舞，有很多著名学者都亲自写信对我们表示支持。前不久，我在上海见到南怀瑾先生。他认为，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并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很多有识之士也都对我们表示支持。据我了解，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发展国学也是支持的，比如《光明日报》开辟了国学版，那就是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学版开办以来已产生很大影响。我想无论时代如何变，一个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文化从来不会有错。若想灭其国，必先乱其史。陈水扁现在不是在这样干吗？他篡改台湾的历史，就是想脱离中国，搞独立，要让台湾同胞把自己的历史忘掉，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丢掉。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对我们民族的复兴有着重要意义。不仅如此，我们的传统文化还对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到耶鲁大学发表讲话，讲话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多种文化，多样文明，就是倡导多种文化的和谐共存，这是他讲话的基调。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把自己的文化，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据中华民族振兴的需要，重新审视、重新认识、重新解读，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意义重大。

经过多方论证，我们制订了教学方案，因为没有经历完整培养一两届学生的过程，很难说有把握，所以我们准备逐年级地公布教学方案，逐步推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像武汉大学的国学班、北大的文史哲实验班，还有我们人民大学的文史哲实验班，也都有一些积累，这些都是前驱性的探索。我们确实也吸取了这样一些探索的经验，包括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的试卷，我们也都看过一些，研究过一些。过去的这些探索都是我们前进的基础，都是我们探索研究的材料。在这些基础上，再经过几年的实践，也许我们能够拿出些有把握的东西，而现在，我们就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如果不去探索，就永远不会有成果，永远只是在那里争来争去。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注重实践，动起来、干起来再说，一边干一边研究。所以我们跟国学院讲，在人才培养问题上要召开若干次学术讨论会，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任继愈老先生专门跟我说，要我们一定要重视古文的学习，古文搞不好，什么都谈不上。任先生这个意见，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也有一些老先生讲，一定要背“四书五经”，背不下来，算什么国学班啊？很多这样的具体意见，我们都需要认真研究。这次会议，各位专家学者来帮助、指导人民大学，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国学今后怎么发展，这个问题意义重大，要靠我们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愿意多召开一些这样的会议，欢迎我们老一辈、年青一代的学者共同关注这件事情。有人说人民大学是不是要培养国学大师，我说我们从来没这么说过，国学大师不是仅靠一所学校几年学制就能培养出来的，但是人民大学愿意为培养国学专门人才打基础，提供基本的训练，为此而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学生能不能成为国学大师，更多地是靠他们个人今后长期的努力。就我们人民大学来说，目前主要还是着眼于培养传承国学的专门人才。不过南怀瑾先生认为，我们这个培养目标还没有到位，他认为我们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出将入相，培养真正的治国人才。中国历代著名的大臣宰相都是“国学”培养出来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精英。我们可以在国学专业教育中加入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一样可以培养出将相之才。南怀瑾先生说，我们人民大学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不仅仅是搞学术，更应该培养治国之才。这当然是对的。其实，不仅是国学，中国大学中的许多专业都有可能培养出治国人才。我想老先生这样讲，是在勉励我们，让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目标，亦即国学教育应当有培养高层次经世济民之才这样的培养目标。这就要好好研究，国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如何定位？教学方案、教学环节、教材建设、实践基地，怎么根据定位去落实？需要有更开阔的思路去思考。

国学学位怎么办？现在的学位制度正在酝酿新的改革。我们人民大学对学位问题形成了两个思路，其中一个就是学什么就授什么学位，取消现在的按学科门类授学位，而是学什么就叫什么，按一级学科授学位。这是一种方案。当然还有一种意见，还是赞成现行的按十二个学科门类授十二种学位，那国学放在哪呢？文学不像，史学不像，哲学也不像。怎么办呢？另辟一门？增加一门？晚清引进西方学科制度，将人类积累的知识划分为经、文、理、法、农、工、商、医八个大学科，现在看都是对的。也就是当年学科西化一开始是八科立学，有经学，后来民国时期把经学去掉了，成了七科立学。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教育部正在启动修订学位专业目录的工作，这是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如果采取我们讲的第一个方案，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如果还是维持十二种学位，国学怎么办？需要很好地思考。我们的一个方案就是建议增加一门，不然就作为一级学科放在某一门类下面。那是放在文学、史学，还是哲学下面？各位专家见仁见智。其实，在我看来，国学并不能只是从文史哲的角度去认识，也就是不能只是把国学看成是人文学科，而应同时也看成是社会科学。因此，希望大家开展讨论，能够共同提出一个意见，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参考。也请大家支持我们，帮助我们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人民大学就是要尽可能借助全社会的力量来建立、发展国学，在校内，文史哲还有档案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等都有一些国学方面的专门人才，我们要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在校外，我们要借助社会上的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办好国学事业。总而言之，我们应当齐心协力，与时俱进，把国学弘扬起来，振兴起来，接续文脉，也是脊续文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如果这项事业能够取得一定成功的话，我相信不仅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同时对中华民族的未来，都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国学与构建和谐社会——在国家某部委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今天部领导请我来，主要是让我介绍一下国学方面的一些情况。我自己不是学习文史哲的，我是搞经济学的，而且是搞贸易经济学的，所以应当说跟国学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很大距离的，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因此谈不上对国学有什么系统的认识，再加上国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还是很新的问题，所以过去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是很零星的。但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时代当中，中国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气派，怎么样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日益重要和紧迫。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和铺垫，于去年5月29日宣布成立国学院，去年10月16日举行了国学院的开学典礼，第一批58名学生就读。

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国学院，也可以说是在正规大学当中，自从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成立之后80年，办的第二个很正规的国学院，所以比较引人注目。一时间种种议论铺天盖地，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而且反对的声音不能说很小，强烈反对、激烈反对、冷嘲热讽、谩骂，什么都有。但是不管怎样，正反两种意见的交锋引起了民众对于国学的认真思考。到去年年终的时候，许多新闻单位都把国学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是办好国学的关键这一问题，作为2005年文化热点事件之一。这样一种对国学的强烈关注，确确实实还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本来认为，一所大学办一个系，或者办一个学院，在现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当然我们当时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意识到了，因为百年来中国的国学，也就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一直命运多舛，是一再遭到否定、一再遭到批判、一再遭到贬低，甚至政治上对它的批判都是非常严厉的。这个时候搞国学，就会冒某种风险，引起议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民族精神”的问题。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民族精神总得有载体，民族精神的载体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我们把成立国学院看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和关注，所以现在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在建设小康社会这样的历史进程当中，同时构建和谐社会。而我们认为，国学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把它看成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尽心尽力的一项具体的行动。

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要拥有自己的精神、理想、道德情操和追求，而它们的载体，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民族的学术文化。一个拥有优秀传统文化，而又能够不断学习进取的民族，才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够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才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一种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呢？我们叫它“国学”。今天我在这里就是想把我们创建国学院过程当中的所思所想汇报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国学，研究国学，同时对我们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把国学教育搞好。

今天我主要讲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什么是国学；第二为什么要振兴国学，或者重振国学；第三怎样重振国学。

什么是国学呢？对于“国学”这个概念，可以从这么几个角度来认识它或者说界定它。首先，国学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当中诞生的一个概念。清朝末年或者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学术文化逐步地进入中国，而且是加速地进入中国，这样就产生了西学中学的问题。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相对于西学来说，国学就是中学，是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学术。当时西方的学术文化进入中国，也就是新学，新的学问、新的学术，所以相对于新学来讲，国学是古学，是中国古代的学问，或者是旧学。如果没有西学东渐，“国学”这个名词是不会出现的，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也有国学的说法，但那是指学校，国家办的学校，跟现在的概念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没有西方的学术文化进入中国，就没有现在国学这个概念。

国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国学就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针对这个问题，历史上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对国学做出过界定，最简单的说法，国学就是中国学术之简称。广义的国学呢，那就不仅包含着学术层面的思想文化，还包含着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所有精神文化方面的财富，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特别是无形的；不仅包括经典著作里面的学术观点思想等，还包括天文、地理、历算，包括中医、气功、武术、烹饪，包括各种中华民俗，这就是广义的国学。中国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思想文化成果和风俗习惯都是国学。而我们现在讲的国学，通常是从一种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国学，狭义地理解国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以儒、道、法、兵、名、释等学派为代表的学术思想文化，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文化成果。这些学术思想文化集中在什么地方？主要集中在经史子集这些经典著作当中。“经”主要是指伦理道德、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主要是儒家的学问；“史”就是指史书，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共二十五史；“子”就是诸子百家，儒、道、墨、兵等，子是指诸子百家的著作；“集”就是指诗词歌赋文章这些作品的文集，等等。从隋朝开始就明确提出了经史子集的划分，到唐玄宗的时候，他的书院文化是按经史子集来分类，清朝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部。这是用经史子集把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进行了分类，从这个分类中可以看到某些跟现在的学科分类相似的思维。学科，实际上就是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把人类积累下来的学问进行分类，现在文、史、哲、经济、管理、数、理、化，等等，这些学科的划分纯粹是对西方学术的移植，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学科的划分，只有经史子集的划分。“经”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哲学，“史”当然就像现在的历史学科，“集”主要相当于现在的文学，“子”的内容就分散在各个方面了。实际上，它们也都包含着现在所说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我们的国学就是研究以经史子集为载体的各种学术思想、文化思想。我们为什么没搞广义的国学呢，因为那太广了没法学，而且我们没有纳入进来的很多所谓国学的东西，很容易就纳入到现代其他学科里面去了，中医、中药，现在放到医科药科里面顺理成章；艺术方面的东西，中国的戏曲、戏剧，大学都有专门的学院；民俗方面的也可以进入民俗学，等等，所以我们提出狭义的国学，就是为了学习国学最核心的部分。

当然，国学仅仅这样解释还不够，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今天研究国学，跟一个世纪之前提出的国学还有所区别，那就是时空的区别，要把国学放在当代进行定位，在今天这个时空范围之内，用今人的思想、今人的方法，包括借鉴西方的思想观念、手段方法，来阐释、研究我们自己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这就是当今的国学。在20世纪初，那时候的国学大家们，几乎全部是了解西学的人。1925年清华大学举办国学研究院，选择导师有几个条件，第一是初通国学，第二是了解西学，第三是能和学生沟通，用这三个条件来选择导师，结果选了四大名导：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当时还有很多大学者，像胡适，学贯中西；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郭沫若，学贯中西；范文澜等学者统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没有一个是只专门研究国学而不问西学的。他们都是把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来进行定位。这样来研究我们的国学，就能够既不至于被西方俘虏，也不至于坐井观天，不至于关上门来自吹自擂。

对于国学的概念也有一些争论。如果非要对国学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认为，国学的核心内容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思想文化，但是它的边界是相当模糊的。这是从概念上理解什么是国学。

从国学的价值这个角度来认识国学，我觉得有许多重要思想观念可以提出来。我们前几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治国要论》一书，讲到了古代如何治理国家，治国理政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智慧，在这本书中就涉及了很多国学的精华内容。举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一种精神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弘扬呢？比如“仁者爱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礼之用，和为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是一种和谐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准则，“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是一种民本思想。

这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中关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也有所关注，我这里仅举十个方面的观点作为例证。

第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开篇之语，它指出了教育方针、教育的社会功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在亲民”，就是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一代新人；“在止于至善”，就是说追求真理是没有尽头的，科学研究是没有尽头的，造就新人是没有尽头的。它清楚地讲出了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定位及功能，这是第一点。

第二，《论语》里面提出来，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要追求真理；“据于德”就是要修德，要以德立人，故而《大学》强调“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依于仁”，仁者爱人，要以这样的理念来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游于艺”就是要掌握各种各样的技能。我们古代常强调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就是典章制度，是秩序；“乐”就是艺术；“射”就是射箭、武功；“御”是骑马；“书”是指书写、识字；“数”就是数学、天文、历算。也就是说培养的应当是文武全才，要掌握多方面的技能，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定要进行素质教育，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不是一种很全面的教育思想嘛！

第三，“有教无类”，意思是教育平等，这是讲教育公平的问题。

第四，“因材施教”，强调个性，强调特色。

第五，“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尊重他人，倡导兼容并包，百花齐放。《国语》中就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和”，不同的事物和谐并存，就能产生新的事物，就能生生不息；“同则不继”，把不同的东西变成同一个东西，那就不能继续发展了，就停滞了。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主席时期最后一次访问美国，跟小布什谈话，要他“和而不同”，就是劝小布什要当君子不要当小人，而小布什偏偏就是要“同而不和”，要以他的价值观念一统天下。

第六，“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能只是一个工具，不能只掌握一些具体的技能，而要掌握“道”。要懂基本的理论，基本的伦理道德，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懂得天下大事和大势。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实务，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博学且才能广泛，如此才不会像器物一样，只能作有限目的之使用。

第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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