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历代经典书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欧阳摩壹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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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历代经典书法试读：

前 言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 一。南京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历经2000 余年发展，名家如云，精品迭出， 璨若群星，在书画创作和理论著述上均不乏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家。 本文所列书法家或碑志、作品限于今日南京市及所属县区，包括清 代江宁府所辖上元、江宁、溧水、高淳、江浦、六合等县。这些在书 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书法家，或为南京人，或长期在南京生活、宦游， 为南京以及全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历史文化古城 南京增添了无与伦比的人文魅力。

南京书法艺术发展可追溯到两汉。《校官碑》为书体由隶向楷的转 变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国书体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近年高淳出 土的东汉《人物画像文字砖》等，虽为无名书法家之作，但风格朴厚， 可窥当时书艺之一斑。

六朝书法承汉开唐，堪称书艺最为鼎盛的时期，在我国书法史上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六朝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 六朝书法家承继两汉书法文化遗产，顺应思想解放潮流，将文字进一 步简化和便捷化，各种书体竞相发展。楷、行、草等书体萌发于汉代， 至汉末三国时相继成形，六朝时成熟，并臻于鼎盛，大为流行。至此， 书法诸体大备，为其后千百年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六朝书艺 是以东晋“二王”的卓越成就为标志的。“书圣”王羲之博采众长，志禅师像赞》（惜未找到合适拓本，本书暂缺）。唐高宗撰文、高正 臣书《明徴君碑》，为我国古代较早的行书碑刻，现仍立于栖霞寺前。 重要铭刻还有唐圣历三年（700 年）的《仙坛山铭》等。南唐创设画院， 聚集人才，书画兴盛。当时南京知名书法家有李璟、李煜、徐铉、徐锴、 冯延巳等人。

宋代书法重“意趣”，逐唐追晋，在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的 南京，文化气息浓厚。“宋四家”中的苏轼、米芾，都曾至南京游历 活动。当时南京主要书家有张孝祥、王安石等人。当时的重要铭刻有《徐 的墓志》《徐伯通墓志铭》《钱寿仁墓志铭》等。

明清两代，南京为东南经济、文化重镇，书画艺术重现繁盛景象。 明代南京主要书家有徐霖、文彭、陈沂、朱之蕃、宋珏、马琬、金琮、 方孝孺、顾璘、盛时泰、焦竑、顾起元等。重要铭刻有《沐英墓志铭》等。 当时南京书画论著有王世贞《艺苑卮言》、解缙《春雨杂述》、盛时泰《苍 润轩碑跋》等。

清代，南京书画家师承有自，创作繁兴。史载名书家有杨法、郑簠、 笪重光、邓石如、袁枚、包世臣、孙星衍、邓廷桢等。当时画家亦擅书， 著名者有龚贤、程正揆等。清代碑版出土日多，金石学盛行，碑学大兴。 郑簠隶书波磔飞动，独树一帜，被朱彝尊誉为“隶书古今第一”。邓 石如客寓南京梅鏐家十年，得纵观秦汉以来金石善本，书法敢于在传 统中创新，为清代碑学巨擘，对清代书艺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清代包 世臣等人，除书法创作实践外，还注重书法理论著述，著有《艺舟双楫》 等，在书坛产生较大影响。

近现代南京书法名家辈出，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发其端，于右 任、胡小石、高二适、林散之、徐悲鸿、萧娴等踵其后，他们深研碑 学和帖学，走碑帖融合之路，一意创新，独标书坛，成就卓著，其中 林散之、高二适、于右任等更被誉为当代“草圣”。

南京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与南京政治、经 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南京地理人文景观有密切联系，并且随着时代 变迁而衍变。南京为六朝首都，隋唐以降，成为东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间有几次作为都城，民国时又成为首都。重要的政治 地位和区位优势，推动了南京及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兴，人文荟萃， 集中了全国特别是南方地区的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人才，为书法艺术的 繁荣创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六朝和近现代成为南京历代书法史上的 两个高峰，其他时期也代有名家佳作，其因正出于此。

古人和前人继承传统、修炼创新的精神，对当下南京及中国书法发 展的影响深远。今天的南京优秀书家，正学习、秉持这种精神，深耕传统， 研习创作，取得了骄人不俗的成绩。

先秦两汉篇

东汉《校官碑》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溧阳县丞赵勋等人为颂扬“溧阳长”潘乾的品行与德政，尤其是他兴办地方教育的功绩，于学舍前立碑，即此《校官碑》。在南宋洪适的《隶释》中作“溧阳长潘乾校官碑”。

潘乾，字元卓，东汉光和年间任溧阳长。《校官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东汉灵、献二帝年间，朝纲不振，宦官专政，战乱四起，生灵涂炭。但是，潘乾为官却能不同流合污，且能打击奸宄，扶弱抑强，安置灾民，注意减轻人民负担，“重义轻利”，使百姓安心生活，发展经济，因此受到百姓们的称赞和拥戴。潘乾通过“屈私趋公”的“清官之治”，使当时的溧阳县出现了难得的安居乐业的局面。《校官碑》对于潘乾重视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功绩更是大加赞扬，颂其“推泮宫之教，反失俗之礼，构修学宫，宗懿招德”，“咨疑元老，师贤作朋”，并将此碑立于学舍之前。潘乾兴学，可谓开溧阳地区兴办地方教育之先河。《校官碑》及拓片（右）《校官碑》高148厘米，宽76厘米，厚22.5厘米。碑质为麻石，呈圭形，上有圆形穿孔，孔径12厘米，穿孔上竖刻碑额“校官之碑”四字，孔下即碑文。碑额、碑文均为隶书。碑文16行，共398字，另有题名和年月95字。此碑距今已有1800多年，由于时间久远，碑面风化，碑文可辨者约470多字。《校官碑》碑文排列，前半叙事曰“诔”，后半韵文曰“叙”，这是一种独特的碑体文字。此碑题名“校官”，曾有两种说法，一谓校官即学官，一谓校官即学舍。《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年（67年）帝南巡狩幸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李贤注说：“校”即“学也”，“官即官舍”。所以此处校官并非学官，而是学舍之称谓。

据宋洪迈《夷坚志》载，此碑系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溧水尉喻仲远得于固城镇（今高淳区内，固城镇原为古溧阳县治，隋后属溧水县，明弘治至今属高淳县）固城湖滨，遂将此碑移至溧水县城，先置于官舍，后移至孔庙。按溧水、高淳在汉代均属溧阳县，此三县县志均有此碑的记载。南宋发现此碑后，学者洪景伯曾为之注释，作《校官碑释文》。元至顺四年（1333年），溧水文学掾单禧将宋人洪适所作《校官碑释文》书刻上石。碑石上部呈圭形，碑额正书“汉校官碑释文”三行六字，中部为洪适的校官碑释文，下部为单禧的考订、跋语，立于《校官碑》之侧。民国初年《校官碑》尚立于原地，后废置于塘边，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重新发现，由溧水县文化部门收集。江苏省人民政府于同年公布其为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被移往苏州市江苏省博物馆内保存，后江苏省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合并，运来南京，藏于南京博物院至今。《汉校官碑释文》也于新中国成立后运至南京博物院保存至今。元代《汉校官碑释文》拓片《校官碑》不仅是研究汉代溧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尚的重要历史资料，且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校官碑》运笔讲究顿挫，笔法多变，方折中含圆润；笔力厚重含蓄，力蕴其中；字体方整端庄，章法横竖成列，布满行格；其结构，重心平稳，端庄中显雄健；其风格，质朴沉郁，雄浑而有气魄。上承汉隶的一般法则，下启隋唐的一代风范，在古代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汉代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述其碑书法风格云：“丰茂则有《孔谦》《校官》”。近代学者、书法家杨守敬尝评此碑云：“方正古厚，已导《孔羡碑》之先路。”《校官碑》是东汉末期具有代表性的名碑，虽属汉隶，但已有变化。它和同时期的《孔宙碑》尚不相同，后者字体趋于横扁，体势开张，波挑分明，属于比较典雅的八分书（今隶）范畴；《校官碑》比《孔宙牌》晚十年，书体虽仍属今隶，但其字多呈方形，结体茂密，已具楷书方整丰润之态势，且有的字（如倒数第三、第四行的“字”）出现楷书的竖钩，已呈现由隶向楷转变之迹象。东汉晚期至六朝时期，书体由隶向楷演变，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不仅表现在当时的砖文和画像石文字上，也表现在《校官碑》等碑刻上，并对其后的书体变化和书法艺术产生积极的影响。研究书法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孙吴凤凰元年（272年）的《谷朗碑》及六朝的一些石刻墓志，其用笔、结体，多少不等，均受到《校官碑》的影响。《校官碑》尝试由隶向楷的转变，与东吴、东晋和南朝的隶楷书和楷书，具有其一脉相承的联系，在中国书体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南北碑书风的异同，在东汉末年《校官碑》上已见端倪，并且可以看出，南碑书法的演变似较北碑更近楷体。《校官碑》除原碑外，存世拓本有明中叶拓本，“光和四年”之“光”字未损；明末拓本，“四”字未损。民国时，上海艺苑真赏社有金属版印本行世。

六朝篇

东吴《天发神谶碑》

此碑旧在江苏江宁天禧寺，宋元祐六年（1091年）胡宗师将碑移至转运司后筹思亭，后又移至江宁府学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因印刷《玉海》不慎失火，此碑尽毁。原石上有宋胡宗师、石豫、明耿定题跋3则。上段21行，行5字，“诏遣”一行6字，“大吴”一行7字。中段17行，行7字。下段存10行，行1至3字不等。此碑宋时已断为3段，首段20行，次段15行，末段29行，共存213字，因此也有《三段碑》《三击碑》之称。

此碑传为皇象书，但无确据，一说苏建书。皇象，字休明，三国时期吴国的书法家，生卒年月不详，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西南）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精篆、隶、章草。师法杜操，笔势沉着痛快，纵横自然。唐张怀瑾《书断》称：皇象“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天发神谶碑》（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天发神谶碑》（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整纸本《天发神谶碑》原拓本稀少，已知传世的最早的北宋拓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有传世墨本，以“敷垂亿载”之“敷垂”二字完好者为明代初期拓本。存世者多为翻刻、仿刻本。清代南京仿刻者，现存南京天王府遗址西花园内；江苏扬州者为阮元刻，北京者为林曙生刻。影印本甚多。《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二）》收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和明拓整纸本。

对《天发神谶碑》，古近名家多给予肯定和高评。如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吴时有《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清代王澍《竹云题跋》称：“书法铦厉奇崛，于秦汉外别树一体。”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利中实乃弓燥手柔。张怀瓘以沉着痛快目之，良不虚也。汉时篆法，惟《张迁》碑额略有此意。北朝李仲璇《修孔子庙》《临淮王像》诸刻似极仿之，亦时势渐趋使然耳。”清张廷济跋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笔力伟健冠古今”；“奇伟惊世”，“篆隶之极”。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以秦隶之方，参周籀之圆，势险而局宽，锋廉而韵厚，将陷复出，若郁还伸。此则东都诸石，犹当逊其瑰伟。即此偏师，足以陵（凌）轹上国。徒以壁垒太峻，攀者却步，故嗣音少耳。”就勇于创新而言，《天发神谶碑》是当之无愧的。《天发神谶碑》虽是篆书，但不同于任何篆书面目，其结体用篆法，字形取方形或纵势长方，且多杂隶书笔法。横画、横折笔画、点、竖画起笔，均用方笔，方起方折，又以方笔收笔；竖画收笔，多为尖垂笔，森森然如武库戈戟，凌然不可侵犯，此为古代悬针篆之实例。若篆若隶，用笔方劲，峻利昂健，奇异瑰玮，胆魄惊人，于《石鼓》、秦篆之外，别树一帜，在书法史上可谓前无先例。《天发神谶碑》结体似篆又无篆之圆长，笔法似隶又无隶之扁平，可以说非篆非隶，亦篆亦隶。因此，它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如明代郭宗昌的《金石史》斥之“不尚古昔”为“妖”，为“牛鬼蛇神”。这是荒谬的、僵守陈规的偏见。其实，《天发神谶碑》初看怪诞离奇，似无法规，细览则法度森严，独具匠心。它用隶书笔法作方整的篆体，兼取篆、隶之长而自创体格。起按顿挫，尖圆疾徐，险劲犀利，气势磅礴，呈现出一种阳刚雄劲的美感，无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书法也不例外。《天发神谶碑》的书者没有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而能融秦篆、汉隶于一炉，兼取众长又胆敢独造，为历代书家所称道。这种沉着痛快的笔法和峻利昂健的体态，不仅表现出了书者大胆的创新精神，也使匀静、圆和的篆书的表现力和套路有了新的拓展，对后世书坛具有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并对明清以至现代齐白石等篆刻家们多有启示，丰富了印章语言，提升了篆刻艺术的品位，别开生面。如赵之谦“丁文蔚”一印便有此碑意味，而赵之谦的印风还启发了齐白石，从而形成了大刀阔斧、斩钉截铁的齐派篆刻风格。

东晋王氏墓志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市博物馆（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燕子矶人台山曾发掘7座墓葬，其中1号墓为王兴之夫妇墓，3号墓为王丹虎墓。20世纪60年代，该馆又相继清理了5、6、7号墓。其中5号墓为王闽之墓，6号墓为夏金虎墓。1998年，该馆为配合基本建设，在象山又发掘了3座东晋时期王氏家族的墓葬，其中8号墓为王仙之墓，9号墓为王建之及其妻刘媚子的合葬墓。

这些墓主的人物关系是这样的：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王彬为辈分最高的核心人物。王兴之为王彬之子，王闽之为王兴之长子；王丹虎为王彬长女，王兴之之姐；王建之为王彭之之长子、王彬之孙；夏金虎为王彬继室；王仙之为王彬和夏金虎之子。王兴之与王彭之等为亲兄弟，与王羲之为堂兄弟，王彬次兄王旷为王羲之之父。这些墓葬的发掘和清理，证明南京燕子矶人台山一带为东晋琅琊豪族王氏三代的族葬地。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王建之、王仙之、夏金虎等墓葬中均出土精美的墓志，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为研究东晋历史文化和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王兴之夫妇墓志》，东晋咸康六年（340年）、永和四年（348年）墓志。长37.4厘米，宽28.5厘米，厚1.1厘米。1965年出土。墓志为长方形，石质，表面涂有极薄的一层漆状物，已部分脱落。墓志两面镌刻文字，有阴刻细线方格。文凡11行，满行10字。正面为王兴之墓志，共115字；背面为其妻宋和之墓志，共88字。王兴之，《晋书》有传。此墓志《文物》1965年第6期著录。影印拓本收入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兰亭论辨》和《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二）》。《王闽之墓志》，东晋升平二年（358年）墓志。1965年出土。墓志砖质，长方形，长42.5厘米，宽19.8厘米，厚6.2厘米。原发掘报告说其：“两面均刻志文，并以细线分格，是在刻字前先把砖磨平，然后划格，再写字刻字的。”正面5行，满行12字，反面3行，满行9字，共84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六朝艺术》著录。《王兴之夫妇墓志》（正）原石《王兴之夫妇墓志》（背）原石《王兴之夫妇墓志》（正）拓片《王兴之夫妇墓志》（背）拓片《王丹虎墓志》，东晋升平三年（359年）墓志。1965年出土。墓志砖质，长方形，长48.2厘米，宽24.2厘米，厚5.4厘米。文凡5行，满行14字，共65字。《王建之墓志》，长47厘米，宽28厘米，厚5厘米。1998年出土。青石质。志文中提到王建之是“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王彬之孙，故给事黄门侍郎、都亭侯彭之之长子”。王建之夫妇墓中实出三方墓志，除此石墓志外，还有两方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一石一砖。《王兴之夫妇墓志》给人以一种似楷非楷、似隶非隶的感觉，笔法、气息在隶楷之间，楷隶杂糅，整肃端稳，一般称之为隶楷书或楷隶书。其竖画、横画的收笔处多呈方截，有的横画收笔处还有波挑之意，点一类笔画呈三角形或者作横画处理，右下点往往处理成短捺，转折处呈直角状的方势。在当时的书写者心目中，这可能是他们所认为的隶书体。但将其与稍早于它的东晋《谢　　墓志》隶书相比较，《王兴之夫妇墓志》已无分势，从其横画及撇画、捺画的起、收笔处足以见出，而且，“月”“丹”“骑”“侍”“射”“特”“刻”等字都有竖钩等笔法，这是楷书最为显著的特征。虽然书写者着意以隶书体势来体现铭石书的庄重，但楷书的书写习惯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來，因为东晋时楷书已成熟并通行了。《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书迹，大致与《王兴之夫妇墓志》相类。其书法继承汉碑隶书方整雄强一路的风格，又兼有楷书“儿童期”的稚拙意味，横画波磔不甚明显，趋于平直，结构紧敛，尚存隶意。方整遒劲，行气疏朗，气象厚重朴茂。刀的刻凿突出了端部和转折处斩钉截铁般的方峻，自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朴拙之美。《王建之墓志》及其妻《刘媚子墓志》风格也与上述王氏墓志相类，但笔画匀细，更为婉雅秀整。《王闽之墓志》（正）拓片《王闽之墓志》（背）拓片《王丹虎墓志》拓片《王建之墓志》（正）拓片《王建之墓志》（背）拓片

这几方墓志时代相近，风格相近，方体方笔，棱角直出，似同以平口刀凿刻砖石面而成。结体谨严，风貌质朴，因点画减少曲致，笔法较单调，虽少秀润之意态，但其风格鲜明，略带隶意，而正书面目已形成，为由隶向楷演进过程中的代表作品。有论者认为，王丹虎等墓志刻前“大约少了一个‘先书’的程序”。但这三方墓志皆画有规整界格，结体匀称，笔画也有行笔之迹象，与《刘剋墓志》及稍后的《夏金虎墓志》不同（后二者似以刀直刻而成），应为先书丹后刻。

同出于王氏家族墓的《王仙之墓志砖》，也是随心应手，握刀直刻，不事修饰、蓬头粗服之间，尽显古拙质朴之意趣，别具一格。结体、笔画已属楷法，但有的字（如“初”“字”等）或有波磔，或为篆隶结体，古风犹存。原发掘报告说其为“隶书”。不确，应为楷书，但带有隶意。

这一时期的隶楷书，其变体可以由两种途径而达成：一是由隶体变形，一是由楷体变形。同为变形，前者是由隶书向楷书发展的进程中，隶书体自然解体变化的一种态势。而后者则是楷书成为流行书体后，时人为着追求隶书的庄重古朴风范而造就的一种刻意姿态。隶体之解体变形，早在东汉晚期的画像石题铭文字中即已出现，其字形开始变方整，主横画的波挑收敛或不明显，有的甚至出现竖钩等楷书笔法，这显然是楷书的雏形了。而至东晋时期，楷书稳步发展，趋于成熟，但隶书的影响仍较大，隶楷杂糅，而出现隶楷书。《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等书迹，为其代表作品。《王兴之夫妇墓志》刻于341年和348年，《王闽之墓志》刻于358年，《王丹虎墓志》刻于359年，相隔10余年，风格相类，似为同一人所书刻。与晋代其他墓志亦有相似的风格特征，和47年后滇南的《爨宝子碑》后段风格也颇相类。看来在当时由隶向楷演变发展过程中，隶楷杂糅的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王氏家族所选择的书刻之人，想必是当时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善书、善刻者，虽然这种“铭石之书”貌不妍媚，但它作为六朝书体演变历程的产物，其重要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这一类隶楷书，也有论者称之为方笔隶书。传统风貌的隶书在东晋乃至六朝墓志中都不占据主流，但就书体发展的惯性而言，仍然有一定数量的存留。而此类隶楷书在东晋早期的墓志（如出土于苏州虎丘区的东晋早期《张镇墓志》）上已经出现，至东晋中期，由于琅琊王氏一门墓志的竞相采用而得到强化，并突破地域性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风尚。东晋后期，此类隶楷书趋于式微，与此同时，书刻草率的通俗隶书流行，楷书、行书兴起，甚至一向标榜方笔隶书的琅邪王氏的墓志也渐趋同于此，如《王仙之墓志》。究其原因，大概是隶书逐渐丧失其在公文书体中的主要地位，而楷书、行书逐渐流行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所致。《王仙之墓志》拓片(局部)《王兴之夫妇墓志》等墓志方正质直的风格，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清人金农的漆书。金农自然没有见过东晋王氏墓志，但他的求索结果竟与古人不谋而合。有论者认为金农的漆书比《王丹虎墓志》书法美，笔者并不认同。金农漆书的体格主要还是隶书，楷书的特征不明显。而《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等王氏墓志，隶楷杂糅，自然谐和，质朴厚重，应该说金农漆书和王氏墓志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吧。

至迟到东吴时期，楷书已形成，这从南京博物院所藏《葛府君碑》和湖南耒阳的《谷朗碑》可以看出。然《谷朗碑》无论结体还是用笔，都具有浓郁的隶意，而《葛府君碑》则为成熟楷书，汉隶的那种扁方而势呈八分的形态已荡然无存。有论者在《南京市博物馆藏六朝墓志》一文中认为，西晋末到东晋初，大批北方居民特别是世家大族、文人墨客纷纷南迁，给南方的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等增添了新的活力。从《王兴之夫妇墓志》等王氏墓志上的隶楷书来看，这些楷书多用方笔，且隶意浓厚，“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都有较多的类似”，可见北方书法对南方的影响。但其又据此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楷书未真正形成”。笔者赞同其第一个观点，而不同意其第二个观点。从东吴时期的《葛府君碑》《谷朗碑》以及东晋初年的《温峤墓志》等来看，在王氏墓志出现之前，真正的楷书即已形成。六朝楷书，越往后隶书意味越少，楷法越显完备，数量众多，受到广泛认可，且多用于较为庄重的碑刻墓志上，表现楷书业已从东汉的萌芽阶段，进入东晋、南朝时期的成熟阶段。

20世纪60年代，由《王兴之夫妇墓志》引发的书法大讨论在全国影响深远，本书《六朝砖文书法》中已有论及，兹不赘述。东晋《谢　　墓志》《谢　　墓志》，全称《豫章内史谢　　墓志》。东晋泰宁元年（323年）十一月廿八日（324年1月10日）刻。1964年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以长条形花岗岩刻成，长60厘米，宽16.5厘米，厚11厘米。全文4行，共67字，前3行每行17字，第4行16字，出土时残缺四字。墓志全文：“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　　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罡，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荥阳。”

此志不仅是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墓志，而且是至今全国所发现的六朝墓志中最早的一块，其内容甚有价值，为研究六朝历史文化和我国书法艺术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墓主谢　　，《晋书》卷

四十九有传，惟“　　”作“鲲”，两字通用，如“鳏”字（“抚

育鳏寡”），汉《曹全碑》作“角”旁。谢　　系谢安之父，东晋初年名士。《晋书》称其曾任“豫章太守”，石刻则作“豫章内史”。《谢　　墓志》原石《谢　　墓志》拓片

谢　　出生于士族高门。据《晋书》载：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也。其祖、父均在朝中任职，他从小资性聪颖，“少知名，通简有高识”。其性耿直，卓尔不群。东晋元帝时以“任达”著称，为王敦所重，引为“长史”。他廉政爱民，为官清肃，百姓都很爱戴他。卒官时，年四十三，被“追赠太常，谥曰康”。

在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士族门阀常以联姻垄断做官途径，并规定了士族高门和庶族寒门是两个具有不同法律和社会地位的封建等级，其通婚也必须讲求“门当户对”。志文中有“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　　”，说明其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大族，而其妻是“中山刘氏”亦可谓世族大家，此墓志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这一历史现象。墓志明确记录了谢　　卒于“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日”，当为东晋明帝司马绍时。而近人姜亮夫在其《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一书中考证谢　　卒于晋元帝永昌元年壬午（322年）显系谬误。可见这篇志文恰可补证史书之漏误。另外，墓志中所记的墓葬所在地及侨州郡县（荥阳），为我们准确判断当时的地理位置提供了线索。

此志现藏南京市博物馆。《文物》1965年第6期著录。缩印本收入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辨》《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二）》等书。

这块墓志的书体为隶书，上承汉碑风格，而有发展演变。字形多扁方，但有方形、长方等变化；字势多平稳，但有的字（如“氏”字）向右上倾侧，而复归平正；横画起笔多方整，波挑或收或放，或刚或柔，变化殊多，较之汉代八分书，波磔已收敛；端庄中略带行书笔意（如“晋”“儒”等字），捺笔多灵动张扬。有的字笔致已具楷书意味，显得峻严方饬。用笔方圆兼具，刚柔相济，笔力挺劲，结体谨严，厚重古朴中又流露出一种清新飘逸之态，允为晋隶之精品。

六朝时的书体和书法艺术大势，是由隶书向楷、行书演进，隶书渐少，而隶楷书、楷书、行草书渐多。《谢　　墓志》在当时的隶书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此志虽乏汉隶雄劲浑穆的风骨神韵，但其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楷、行书的点画意态，却是汉隶碑刻中所未见的，具有较鲜明的时代风格，从中可窥见由汉隶向隶楷或楷、行书嬗变的轨迹，且是现存六朝时期年代最早的墓志，在中国书法史和碑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王羲之书法

东晋，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产生了众多杰出的书法家，历史上素有“唐诗、晋字、汉文章”之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尤为东晋书坛之代表者。

王羲之（321~379年，一作303~361年）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其父王旷，善隶、行书，历官淮南内史、淮南太守等，首倡渡江之议。伯父王导、王敦等为东晋开国元勋和重臣，王导、王敦和羲之叔父王广皆精于书法。王羲之虽然因父亲早逝，寄养在伯父王导家中，但这并不影响他具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与良好的学习环境。王导还将有“江东法帖之祖”之谓的《宣示表》传给王羲之，可见其对王羲之书法才能的器重。羲之幼讷于言，人不以为奇。及长，以骨鲠刚正、善于思辨著称，享有美誉，朝廷公卿重其才器，频召举之，皆不就。后入庾亮幕府。因好友、扬州刺史殷浩敦劝，拜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平生对于仕途无甚兴趣，但对于国家安危卓有见识。

王羲之早年从卫夫人学书，后博览前代名家书法，广采众长，草书多取法张芝，真书得力于钟繇。羲之酷爱书法，悟性极好。他刻苦练习，精研体势，增损古法，吐故纳新，蝉蜕龙变，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创造了风骨妍美、俊逸流便的新书体，开辟了新的意境，把书法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对我国书艺发展做出继往开来的巨大贡献，与钟繇并称“钟王”。他精擅多体，善章草、隶、楷、行、草等，尤以楷、行、草书为古今之冠，有“书圣”之誉。他的字笔法遒美俊朗，结构严整谐和，字势雄强多变，境界雅逸高远，在书艺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南朝宋羊欣录名、齐王僧虔纪事的《采古来能书人名》称其“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今莫二”。南朝梁袁昂的《古今书评》中称：“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南朝梁武帝喜欢书法，对王羲之书法极为推崇，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说：“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王羲之是大书法家，书画相通，他同时也擅长绘画，只是为书名所掩而不彰。曾画有《杂兽图》《临镜自写真图》等，皆精妙。

王羲之流传下来的书迹，和同时期的人相比是较多的，但均为钩摹本或摹刻本，原迹已不存，不过能列于其名下的作品水平都是不低的。他的楷书代表作如《黄庭经》《乐毅论》等，和钟繇一样全是小楷，未见大字。他的楷书同钟繇相比，隶意大为减少，显得更加成熟和隽美。他影响后世最大的是行草书。其行草书的特点是正侧互用，气势纵横，外貌流美，骨力劲拔，提按分明，浓纤折中，简便易行，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慨，具有普及和推广的实用价值，成为千百年来最具经典性的作品。

王羲之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继往开来的贡献，对后世书法界影响深远。唐代，由于唐太宗的提倡，王羲之作为“书圣”的地位被固定下来。特别是亲笔作《晋书·王羲之传》颂之，使得王羲之由凡入圣。初唐四家中，虞世南、褚遂良是直接得力于王羲之的，而大张旗鼓尊王羲之贬王献之的唐太宗，其书则主要得力于王羲之，这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一些唐人摹临的王羲之散帖，虽然摹帖的水平不高，但也说明王书影响的深远和广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就带有当时人摹拓的王羲之帖，《丧乱帖》等也是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王羲之书作在当时日本产生的影响也不亚于中国本土，空海等日本大书家都是王字的传承者。王羲之字，已成为唐代及以后中华文化圈的符号，成为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羲之青少年时代学习、生活都在建康，成年以后在临川、武昌、绍兴等地做官，还经常往返于建康和各地之间，一生中的大半时间是在南京度过的，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和盛誉，在中国书法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更是南京人的骄傲。他的书迹除《兰亭序》作于浙江绍兴外，其他作品创作于何时何地，却不太好判定。本书拟选几幅具代表性的王羲之作品，以观赏其书法风貌和书法艺术成就。《乐毅论》，东晋王羲之书于永和四年（348年）。拓本，小楷。论文一则，凡44行。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本，竖29.5厘米。原帖久

佚，真迹不传。原石唐太宗殉葬于昭陵，陵为温韬所发而得之，后不明所在。唐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等书著录。刻入《越州石氏帖》《停云馆帖》《余清斋帖》《快雪堂帖》等。《乐毅论》传为王羲之书付其子官奴（献之）的佳作。历代书家陶弘景、智永、褚遂良、孙过庭、张怀瓘、黄庭坚等无不对其推崇备至。隋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唐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称：“笔势精妙，备尽楷则。”此帖千余年来，名振遐迩。自元明以来，迭经翻刻，已面目全非，但从众多翻刻本中，揣摩联想，仍可想见其丰采。该帖字形扁方，结体俊朗，笔力内敛，转折分明，圆润厚朴。近于钟繇，有隶意及钟书遗风，但劲挺俊逸过之。横画稍向右上倾侧，捺、趯（钩）笔出锋含蓄，笔致清劲和穆，结体雍容端雅，章法错落自然。楷书至王羲之法备而臻成熟。另外，《黄庭经》等也为（或传为）王羲之所书。此几件书作，皆为古代楷书形成阶段的开山名篇。

楷书是减省汉隶波磔而形成的一种书体，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具有法度，可作楷模，故名。又称真书、正书。楷书发微、孕育于东汉，这从当时的砖文及画像石文字即可看到，那种字形方正、无波磔或少波磔的民间隶书，便是楷书雏形。至汉末三国时，楷书基本形成，钟繇的楷书及东吴《葛祚碑》等为成形之作。东晋时期，王羲之上承钟繇，进一步创写完善楷书。其后，他的儿子王献之写有《洛神赋十三行》等，面目鲜明，且有抒写情性之意趣。“二王”的楷书为六朝楷书之代表。王羲之《乐毅论》拓本（局部）王羲之《十七帖》拓本（局部）《十七帖》为王羲之草书代表作之一，因卷首有“十七”二字而得名。原墨迹早佚，现传世《十七帖》为刻本。凡27帖，134行，1166字。此汇帖为一组书信，据考证是王羲之写给他朋友益州刺史周抚的，其中的一些帖尚有摹本墨迹传世，如《远宦帖》《游目帖》等。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赫著名帖也。”此载略与今传本有异。摹刻本甚多，传世拓本著名者有明邢侗藏本（香港中文大学藏），文徵明朱释本（今在上海），吴宽藏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影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本等。此本属明代吴宽所藏，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入内府。此本较《法书要录》所记多六帖。唐蔡希综《法书论》：“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十七帖》既是刻帖，与原作肯定有距离，但从此帖的字里行间仍可见王羲之草书的风貌神韵。该帖字字独立，删繁就简，干净练达，含蓄蕴藉；用笔方圆并用，寓方于圆，藏折于转，笔力沉着，外标冲融而内含清刚；以侧取势，平欹相谐，左右之间顾盼呼应，字字之间偶有牵带，但以断为主，形断神续，行气贯通，疏密有致，动静得宜。《十七帖》作为王羲之小草代表作，不像后来的大草、狂草书法那样，依靠字与字之间的牵连来强化整体感，而是依靠字形大小、笔画粗细和字势正欹搭配来达到气脉贯通。应该注意的是，《十七帖》是一部小型汇帖，不是同一时间所写，所以每个帖的笔法、章法都各具特色。千百年来，《十七帖》被后人奉为草书圭臬，对后世草书艺术产生深远影响。《姨母帖》，行书，纸本，凡6行，共42字。《姨母帖》为《万岁通天帖》中的第一帖。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王羲之家族后裔王方庆进王氏一门书翰十通，武则天命以真迹为蓝本，用钩填法摹之以留府内，称为《万岁通天帖》。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原本仍还王方庆，早已散佚。勾摹技术精湛，有“下真迹一等”之誉。《法书要录》《式古堂书画汇考》等著录。该帖行笔流劲，不疾不徐，富有力度。王羲之的字素有“入木三分”之美称，在这件作品里，不论是分散的结体，还是凝聚的结体，笔笔遒健，富有紧劲的拉力和弹性。字体端庄润雅，笔锋圆浑，笔势工稳中含有起伏流动，风貌古朴中含有隽逸秀妍。尚存隶书和章草遗意，如“一”“十”“痛”等字中的横书，“痛”“日”的转折，都是“浓纤折中”的隶意，代表了王氏早期书法特征。此帖百看不厌，给人以变化多样而又有法度，古朴典雅而又活泼的美感。《寒切帖》，亦称《谢司马帖》 《廿七日帖》。王羲之约升平四年（360年）书。唐摹墨迹本。纸本，有乌丝栏，草书。凡5行，共50字。长26厘米，宽21.5厘米。卷尾有明代董其昌、娄坚题记。曾经南宋绍兴内府，明代韩世能、王锡爵，清代王时敏等人鉴藏，是流传有序的书法艺术珍品。今藏天津博物院。宋《淳化阁帖》摹刻。王羲之《姨母帖》王羲之《寒切帖》

作为唐代钩填本，《寒切帖》较完整地保存了王羲之的书法风貌。全帖墨色斑斓，笔意沉着流动，神采超逸。此帖的线条组合极妙，字体是以短线组成，有一种散逸的洒落感；同时，又将少数字安排得极为紧密而又连接，并在最末二字加以连带，从而形成聚散、平险的节奏感。又在开笔处和后来几处加以粗重之笔，为通篇作品加注了力度感。通篇风格精美干练而又具备几分率意，畅达协调，静气十足，遒劲妍润，可见王羲之晚年书法高度纯熟而风规自远的风貌。这样既对立而又统一的艺术处理，将通篇洒落的点线牵动并活跃起来，可看出王羲之能在法度基础上，把握情感的起伏，以高超的艺术才华协调理性与酣畅淋漓的即兴发挥，驾驭文字的分合和节奏，从而增强书法的艺术魅力。文中“谢司马”应为王羲之挚友谢安。谢安于升平四年（360年）出任桓温西司马。

王羲之行草书还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初月帖》《此事帖》等。皆体现出润雅俊逸的晋人风韵，变化多姿，气格甚高。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东晋琅琊王氏墓志隶楷书在南京的出土，使得郭沫若等学者，对同为琅琊王氏子弟的“书圣”王羲之创作的《兰亭序》产生了怀疑，认为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能在写《兰亭序》时将隶书笔意丢尽呢？并进而指出《兰亭序》系后人伪托。这一结论当然是错误的，受到高二适等先生辩驳。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将古人以墓志为主要载体的铭石书与士大夫标榜德艺的行草书混为一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以“二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文人书法家，崇尚自由、抒发性情，创设行草书风范，引领当时的书坛风尚，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长远且积极的影响。王献之书法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小字官奴。琅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娶新安公主。历官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工书，兼精诸体，尤以行草著名。所书气势开张，英俊爽迈，对后世影响很大，与其父并称“二王”。又善丹青。卒年四十三，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谥曰宪。《晋书》卷八十有传。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论》：“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唐张怀瓘《书断》：“子敬五六岁时学书，右军潜于后，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

献之草书，上承东汉张芝，下启唐代张旭，是草书继往开来的人物。由于王羲之所取得的成就，自东晋以后，南朝书坛几乎无不宗王。直接继承他的书风而有所变化的是他的幼子王献之。献之继承家风，而有所创新。相传他十五六岁时，曾向他的父亲建议，认为章草未能宏逸，应当放纵开来，在草行之间加以发挥。王羲之虽然颇欣赏他的话，但笑而不答。后来献之果然改变他父亲的写法，变章草、今草而为破体书，又名“破草”。笔意虽然与张芝等人的今草相似，但风格迥异，行草相夹处较多，其笔锋萦带处，顾盼呼应，灌注倾泻，一气呵成。王献之在晋人书法超逸俊秀的时代基调之上，大胆创新，行笔比其父更快，气势更放逸，理性的束缚减弱，而情感浸入笔线之内，在创作中起着更大的导引作用。王献之开启了把气势和节奏放在法度和韵味之上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怪乎唐张怀瓘、宋米芾等大家均认为其草书“远胜乃父，当为定论”。

王献之的作品，有真书《洛神赋十三行》，行草《鸭头丸帖》《二十九日帖》《鹅群帖》《东山帖》《中秋帖》《辞中令帖》等，又有《保母砖志》（王献之为他的保姆李如意所写的墓志）。《洛神赋十三行》被誉为字画神逸，墨采飞动，极为历代书家所推崇；《鸭头丸帖》等也遒逸疏爽，被誉为其行草书代表作品；而《保母砖志》，以行书入碑志，开唐代行书写碑之先河。羲之、献之父子在两晋书坛奇采四射，光耀后代，令人赞叹不已。

下面我们来欣赏王献之楷书和行草书的代表作品。《洛神赋十三行》，单刻帖，小楷。原迹书于麻笺，至宋残佚，南宋贾似道先后得13行，刻于水苍色端石上，美称之“碧玉”，故有《玉版十三行》《贾刻本十三行》等称呼。后又有摹刻者十余种，以《越州石氏本》《停云馆帖》为优。原石数遭流落，今藏北京首都博物馆。钟繇楷书尚存隶意。入晋后，楷书经王氏父子努力，进而完善发展。

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等小楷，已法度完备。王献之在其父楷书清健俊朗基础上，又突破成法，别立新意，《洛神赋十三行》便为其楷书代表作。明清时董逌、刘熙载、张廷济等对此书作称赏不已，如董逌《广川书跋》云：“逸少此赋，当以为第一。”此帖笔画细劲精丽，骨力刚正雄骏，结体严谨匀整，章法疏密得宜，气息清隽高雅，展现了王献之“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的风范。其以健力内主其骨，如不能以骨正其气，仅追求流美之形，必堕入艳俗的魔道而格调低下。且于楷中略带行意，抒写胸臆，节奏起伏，风神秀逸，精彩动人，为楷书中追求写意书风的经典作品，在楷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说，比之其父王羲之，王献之的楷书更成熟，也更有自我面目。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拓本《鸭头丸帖》，绢本墨迹。纵26.1厘米、横26.9厘米。草书，2行15字：“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鸭头丸帖》幅上有宋徽宗时“宣和”“政和”印，帖本幅有虞集题记3行，帖前有王肯堂题“晋尚书令王献之鸭头丸帖”签。帖后有宋高宗、王肯堂、董其昌、江标等跋语。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天历内府、柯九思、明内府、清徐叔鸿等诸家收藏，流传有绪。《宣和书谱》《画禅室随笔》《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均有著录。《大观帖》有摹刻传世。《鸭头丸帖》现藏上海博物馆。

王献之的书法天资极高，他幼学父书，次习张芝，后改变陈规别创新法，兼取草书速度快、行书容易识之特点，开“稿行之间”的行草之先河。《鸭头丸帖》就是其行草书的代表作品。献之书迹较其父羲之甚少，而其较可信者不过《鸭头丸帖》和《送梨帖》摹本等数帖。《鸭头丸帖》是研究献之书法难得的珍品。明王肯堂跋云：“王大令书米老以为远胜乃父，当为定论”；“此卷笔法之妙，不待知书者而后赏”。明董其昌跋：“右军父子煊赫有名之迹也。”此帖虽只寥寥两行，但笔法灵动，书风流美，清晰地显示了王献之书法强烈的个性。观其行笔，浓纤刚柔，燥润相杂，莫不相得益彰。运笔中侧兼使，不避尖锋露锋，毫颖爽利；中宫收敛，外势拓展，但放而能收，并不如脱缰野马，峻利而含蓄。通篇气脉连贯，起落分明，那兼行兼草之体势，枯润相间之墨法，可以说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鹅群帖》，传为宋米芾临本。纸本，行书，尺牍一则，凡8行50字。从王献之行草名帖来看，其所谓超越乃父、自变家法处，主要反映在书写节奏的加快，笔画连绵灌注，不可遏止，行意减弱而草意更显。此帖尽管为宋临本，但仍透露出王献之行书特点。体势纵放，笔势快捷，笔画挺劲，骨力倾注其间，并无飘浮、稚嫩之弊；线条轻重、敛放、中侧及字形之大小，皆悬殊多变；风貌清健峻傲，不屑流俗。字里行间显露出雄肆豪放的开拓张力，张扬着任意放胆、横扫千军的大魄力、大气度，令人惊心叹赏。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献之《鹅群帖》

王献之的其他行草书名迹，或放或收，或缓或疾，均具变化大、创意多等特点，面目殊异，气势放逸，神采焕然，表现出王献之突破前人成法、任率创为的杰出想象力和创造性。如《十二月帖》由行楷起，迅即转为行草，笔画流通牵连，一气呵成，纵放俊逸。《送梨帖》字少连绵而多独立，但又承续默契，笔意贯通，起收分明，含蓄简约。王献之以其非凡的胆识和创造力，与其父王羲之同为中国书史上行草书的最高峰。

草书是一种为求书写快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代早期，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至西汉中后期，发展为“章草”；汉末，脱去“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法，笔势更快捷牵连，成为“今草”。六朝前的书法家写草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注重于实用性，而使草书真正成为一门艺术，则是由六朝特别是东晋书法家来完成的。其中卓有成就并开一代之风者首推王献之。

献之幼从其父学书，后“别创其法，冥合天矩”。那么，王献之对书法的“别创”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具体而言，羲之笔法多以内法为之，而献之用笔多以外拓法为之。内　，指意在收敛的笔势；外拓，指意在纵放的笔势。近人沈尹默认为：“大凡笔致紧敛，是内

所成；反是，必然是外拓。后人用内　、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献之在师从其父羲之的基础上，留意章草，取法张芝，后求之简易，推出新法，以外拓法作书，于神驰之际寄兴于万象，遣心于笔端，翰墨淋漓，真趣盎然。看来献之之外拓法，并不专指笔法，也应指俊逸奔放的意趣和气度。外拓行笔往往更加放逸华滋，也更为契合六朝文士们抒发性灵、追求自然的心迹。王献之书法风神萧散，俊迈超逸，充分体现作者的丰富情感和个性，进一步扭转汉魏以来古拙质朴的书风，当时称“破体”或“破草”，继其父之后，对中国书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王氏子弟书法

晋代书坛，名家辈出，书名赫赫。除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外，其他能书善书者颇不乏人。当时王、谢、郗、庾等世家人士，游心书道，父子相传，兄弟相授，切磋砥砺，书艺大进，一时称盛。王家有王导、王洽、王珣父子祖孙，羲之之父王旷，叔父王廙，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涣之等；谢家则有谢尚、谢安兄弟等，又有谢奕、谢道蕴父女；郗家则有郗鉴、郗愔、郗昙、郗浚（王羲之妻）父子兄妹等；庾家则有庾亮、庾翼、庾准等兄弟祖孙等。还有陶侃、桓温、戴逵、惠式道人（王羲之之甥）、李如意（王献之保姆）等，均以善书驰名。不过各人书体不同，造诣也有高下之别，而当时书风则以正、行、草体占绝对优势，虽有共同趋向，但又有自家面目。

这几家书法世家里，还是以王家最为突出，王氏家族中善书者多达数十人，最著名者有王导、王廙、王羲之、王献之等人。

王导，字茂弘，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官至丞相。他学书初师钟繇、卫瓘，力学不倦。王导在永嘉之乱时携钟繇的《宣示帖》过江，中原书风由此南渡。晋元、明二帝并工书，“皆推叹于王导”，可见对王导书艺的推重。王导有《省示》《改朔》帖，收于《淳化阁帖》等丛帖中。

王导的从弟王廙（一作王广），字世将，官至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世称“王平南”。能属文，工诗、书、画，书法师钟繇，善草、隶等。晋室渡江后，为当时书坛之首。南齐王僧虔《论书》云：“自过江东，右军（王羲之）之前，惟廙为最。”可见王廙在王羲之前的书坛领袖地位。画迹著录于《历代名画记》，书迹收入《淳化阁帖》中。

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有五人善书，第七子献之最为杰出，与父齐名，并称“二王”。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对羲之之子书艺有所评鉴：“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献之）书具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

王氏家族善书者还有王敦、王洽、王恬、王荟、王劭、王珣、王僧虔、王慈、王志等及王羲之妻郗浚（字子房，郗鉴女，所书有“女中笔仙”之称）、王凝之妻谢道韫（谢奕女，有才华，工诗善书）。

王洽，字敬和，是羲之伯父王导第三子，王导诸子中以他的书法成就为最高。他“书兼众法”，尤工新体的正、行书。他曾与王羲之变章草为今草，遒媚婉转，大行于世。其妻荀氏，子王珣、王珉俱有书名。

王荟，生卒年不详。字敬文，王洽之弟，历官会稽内史、镇军将军。善行书。南梁庾肩吾《书品》评其书法“动成楷则，殆逼前良，见希后彦”。传世书迹有《疖肿帖》。

王凝之（？~399年），字叔平。王羲之子。曾官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亦工草隶，字法茂密。

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子。初为桓温参军，官至黄门侍郎。奔幼弟献之之丧，背患疾病而卒。性爱竹，善真、行、草书，又工画。宋《宣和书谱》云：“徽之作字，亦自韵胜。”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其与献之等“并善草、行”。其作品有《新月帖》等，笔法灵动，妍畅流美，节奏感强。

王珣（350~401年），字元琳，小字法护。王导之孙，王洽长子。历官吴国内史、尚书令等，与殷仲堪等一同以才学文章见重当时。擅行草书，其祖孙三世皆以能书著称。传世书迹有《伯远帖》《三月帖》等。

王僧虔（426~485年），南朝齐书法家。字简穆，琅琊（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四世族孙，喜文史，善音律，工书法，尤精楷、行书。曾任吴郡太守。宋孝武帝刘骏欲显露自己书法的名声，僧虔不敢显示书艺，常以拙笔写字，才见容于刘骏。曾以飞白书在尚书省墙壁上写字，还自书《让尚书令表》，文辞优雅，书法精丽，时人赞羡，把他比作王献之。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另有《王僧虔集》。传世墨迹有《太子舍人帖》等。

王慈（451~491年），南朝齐书法家。字伯宝，王僧虔子。官至冠军将军，东海太守。擅行书。张怀瓘《书断》云：“慈亦善隶书。”其行书风格奇纵多变，风流跌宕。其作品有《柏酒帖》《汝比可也帖》等。

王志，生卒年不祥。南朝梁书法家。王僧虔子。善行书、草隶。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也号称擅书法，但自以为比不上王志，尊王志为“书圣”。其作品有行书《一日无申帖》等。此帖笔势奇崛劲拔，雄肆遒美。

下面我们来欣赏王氏子弟后代的书法精品。《新月帖》，东晋王徽之书。唐钩摹纸本。行楷，6行64字。收入《万岁通天帖》。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帖字形多呈方形，又有长、扁等变化，笔力遒厚，有沉雄浑劲之气概；体势略向右上仰侧，但有欹有正，变幻莫测，饶有韵致；中侧锋兼使，顺逆互用，笔法多变，挥洒自如；行笔流畅，笔画之间提按转折有明显的交代，大多字保留了楷书的笔法和体势，可以说以行楷为主。骨肉亭匀，笔锋圆润，独具风貌。有些字的结体和用笔，与北朝碑版中的《司马景和妻墓志》相近，可见王徽之在继承家法的同时，也吸取了北朝书法的特点。其中夹杂的一些行草书，秀劲新奇，书体相杂，但自然谐和。这样写除使通篇更妍美流畅、节奏感强外，也反映出作者创作时感情思绪的起伏变化，从中可见东晋偏安江南之后，文人士大夫追求个性自由、崇尚情感抒发的时代风尚。《伯远帖》，东晋王珣书。墨迹纸本，行书。长25.1厘米，宽17.2厘米。凡5行47字。系王珣书写的一通信函。据考，东晋王氏所传书法真迹，只此《伯远帖》一件，因此常被视为瑰宝，为后人研究晋代书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原迹北宋时曾入内府，后屡遭流落，清代乾隆时又入内府。乾隆以此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因命其斋曰“三希堂”。清亡后从宫中流出，流落于民间，后与《中秋帖》一起被典当于香港地区一家银行。王徽之《新月帖》王珣《伯远帖》

1951年底，典当期将满时，国外有人企图购获，周恩来总理闻讯，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购回。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宋内府《宣和书谱》，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清顾复《平生壮观》、安岐《墨缘汇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清内府的《石渠宝笈·初编》等书皆有著录。历代书画家和鉴藏家对此多有高评。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其书：“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清顾复《平生壮观》称：“纸坚洁而笔飞扬，脱尽王氏习气。”晋人尚韵，这是人格上的，又是艺术上的，潇洒、风流是晋人书法的主要特征，而王珣此帖正反映了晋人的书法精神，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和表现手法。王羲之的书法是“棱侧取之”，按他自己的话说表现了“龙蛇游动”，在王珣的《伯远帖》中同样也以偏锋、侧毫为特色，但比王羲之表现得更加骏厚，笔法峭劲遒逸、灵便不滞，笔与笔之间的意气流贯，线条的运动之中多以断笔相意连。字形大小参差，行气疏密适中。结体多以欹侧取势，变化生动，自然流畅，又以楷法注入行书，结字缜密，法度精严。墨色清润，纸质细洁，纸墨辉映，倍显精神，表现出异常隽逸的风姿，是一件流传有绪的晋代书法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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