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全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谦平 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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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全2册)试读：

文前彩插

凡例

一、本书所选辑史料，除一件来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外，其余全部来自台北“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凡为“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者，每件史料注明来源时均省略馆藏、案名“国民政府档案”及全宗号“200000000A/”，直接标注卷宗名称及卷宗号。

二、本书所选辑史料，均照录原文，不做任何内容删节，以维档案原貌，俾便学者使用。

三、本书之校注原则为：（1）重要人物，于脚注中注明其时所任官职。（2）部分原档案段落区分不明显者，予以分段。（3）凡〔〕之内系增补文字；［］之内系勘误文字；□□□□为原文模糊污损无法辨认之标识。（4）原档案已断句者适当修订标点符号，未断句者补入标点符号。（5）外国国名、地名、人名之译名与今译不尽一致，各件史料间亦有不同，不做改动。

铁骨诤言 公忠报国（代序）

翁文灏早年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1912年获该校地质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从欧美获得地质学博士之第一人。翁文灏回国后长期从事地质与矿业调查、勘探工作，曾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理事长）、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为中国近代地质学、地理学奠基人之一。尽管翁文灏行政能力很强，“思想、实行面面俱到”，但他一直“殚心学术，不问政治”，积极投身于组织和推动中[1]国地质、地理、矿冶调查和建设工作。投笔从政 筹擘抗战国防设计与经济建设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家政治上的动荡和国难的加深，翁文灏“内心极为震惊”，“深恐大好河山竟归破裂，为国家前途，忧从中来，[2]难安寤寐”。他遂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一批身处北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份政论刊物——《独立评论》，期望能以办刊物[3]“为‘救国’、‘强国’或者是‘治标’、‘治本’之道”。

1932年6月，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就国民党政府的强权政治展开了讨论。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4]文，认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翁文灏也指出：“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我们不应该破坏政府，只希望政府不要破坏自己……我们需要好政府的迫切，正像学生需要好教师一样，而且过[5]之”。

其实，参与讨论的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乎是清一色的欧美留学生，他们深受英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尽管此时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究竟是要采行独裁还是民主问题上产生分歧，发生争执，但并不表明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改变了自由民主思想，而从根本上赞同极权主义。他们只是认识到在面临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实现民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内外环境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的民主意识还不够。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统一意志，统一国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因此，他们赋予了专制新的内涵：“这所谓专制决非野蛮专制、非法专制、无限专制、权力专制、禁止言论自由的专制，而乃是开明专制、旨趣专制，以公共福利为前提的专制，不似旧日以个人为目标的专制，不似旧日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的专[6]制，更不是吃粮不管事的无为专制。”这场独裁与民主的讨论，并不标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民主理念追求的破灭，而是他们在民族国家面临危机时的忧虑和抉择。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再三邀请北方知识分子名流到南京“共商国是”的谦恭姿态，最终使得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选择了同国民政府合作。而作为在国际国内都有重要影响的地矿学家，宁波籍的翁文灏便成为蒋介石延揽的首选人才。

1932年6月，翁文灏在钱昌照陪同下，应邀赴庐山牯岭为蒋介石讲学。关于这次讲学，《蒋介石日记》和《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均有记载。[7]

6月16日：“下午翁詠霓、钱昌照来见，相谈甚洽。”

6月17日：“上午翁文灏、钱昌照来谈。翁谓：‘中国煤铁矿产之质量，东三省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而我国铁矿为倭寇所占约百分之八十二以上。’公叹曰：‘东北煤铁丰富，倭寇安得不来强占？[8]吾人誓必恢复我宝藏之区也。’”

6月18日：晚，“召翁文灏讲中国矿产。翁谓：‘中国矿产所缺者为银与钢，而最富者为煤、为铅、为钨、为锰、为铝，各占世界之第一、第二、第三位。’公曰：‘国家之经济财政必先从开发矿产入[9]手。’”蒋介石当日称“翁詠霓诚今日中国需要之人才也”。

6月19日：下午，“又召翁文灏来讲东北与西北之农产。翁谓：‘农产土地应注意于气候与雨量，故西北土地虽广，只可移民数百万人为屯垦防边之用，绝非如世人所理想者，谓可容八九千万人移垦。’”当日，蒋介石对翁文灏赞许有加：“翁詠霓者，始可谓有学有[10]识之人，真不可多得也。”

蒋介石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让翁文灏大受感动。据翁文灏《年谱初稿》记载，蒋介石向翁文灏表示：“中国失败之由在乎历来工作只对内而不对外，以致内部事多而对外力弱。彼反躬自省，当以保全国家为己责。欲尽此责，深愿物色全国贤才，竭尽所能，同心戮力。而当实行之时，则不宜与他人虚争政权，而在自身确尽责任。愿以三日[11]时间请翁当面为陈说。”

蒋介石对翁文灏先生的学识、人品和能力均相当满意，认定其为可当大任之才，决定将国家的资源开发交由翁文灏负责。他请翁文灏担任拟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6月20日，他让毛庆祥致电钱昌照，曰：“（国防）设计会开会时间不必过速，当先物色人才以多备约谈时间，然后再定期召集会议，则更能见效。”他要求钱昌照“与詠霓兄先确定人选，再约定次序，请其各个来谈”。他请钱昌照与翁文灏“能于暑假时来汉浔常住一处，以便接洽前约”。他同时电询陈布雷：“翁文灏先生之学问、品性、能力，兄知其详否？请详[12]告。”6月25日下午，蒋介石写道：“今年得刘建群、钱昌照、俞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皆才贤也。而翁为最有阅历，尤[13]绝有能力，可喜也。”

对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一职，翁文灏几次推辞，但蒋介石坚[14]持原议，并屡次电催其到任。同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南京三元巷成立，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翁任秘书长。从此，翁文灏担负起筹划国防资源、进行对日抗战准备的重任。

由于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全面抗战时期，翁文灏先后担任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工业设计委员会主任、战时生产局局长、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承担起战时经济建设的重任，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助手。

本史料汇编选辑的资料，几乎全部来自台北“国史馆”所藏的国民政府档案，收录的主要是1937年以后翁文灏同蒋介石来往电文，包括签呈、电报等重要档案。这些档案文件一方面显示了翁文灏为战时经济、外贸与财政金融殚精竭虑，做出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对翁文灏的信任和支持。

国防工业建设的规划与实施是战时工业建设的重要一环。翁文灏在1940年3月21日所拟定的签呈中，对1940—1942年度“三年工业计划”精心规划：三年之间，国、民营工厂的钢铁产量要达到58800吨；制造业方面，每年生产军用卡车1000辆、工具机2440部、汽车轮胎4000套；化学工业方面，年产硝酸630吨、硫酸370吨、硝酸铔3000吨、硫酸铔1500吨、阿莫尼亚200吨，增设小规模水泥厂3所；能源工业方面，每年生产汽油346万加仑、柴油420万加仑、润滑油1.5万加仑、酒精304万加仑；电器制造业方面，1940年度生产电线660吨、电子管5万只、电灯泡30万只、军用及商用电话机共8000部、交换机5000门，而至1942年度，上述各项产品大都增产五六倍以上；金属冶炼业方面，每年生产精铜3100吨、铅2500吨、锌1500吨；发电量可增至58547千瓦。该三年工业计划经费预算为法币20454万[15]元、美金1079.3万元。

为了解决外汇的不足，翁文灏建议：“外汇之来源，悉赖财部筹发，自属不易，计惟有提出一部分出口矿产，以资抵付，或以出口矿产作抵，筹借外款。”他认为该项计划每年仅需要外汇400万美元左右。“每年矿产产量除供易货外，尚有余数。如能提出钨砂或锡三千吨、锑三千吨，再益以水银四百吨，专供现款外销，所得外汇，指定专为建设国防工业之用，于国库既非直接负担，对易货仍照常供应，而于工业建设则获有基础”。翁文灏同时指出，国内运输实为“目前建设最大之困难……运输不灵，则所购器材无法内运……倘运输能力不能增强，运输路线不能增多，则外汇即有着落，器材即已订购，不能运入，亦属徒然”。他批评“以往内运吨位几全为兵工器材及汽油所占有，其它一切物品所占运输总额不过一成，杯水车薪，困难万状。兵工器材及汽油固属急要，而国防工业所需之器材为制造或生产兵工[16]器材原料所需者，似亦不容忽视”。

此外，他于1941年6月拟定《国防工业三年计划》、1942年拟定《西南国防三年计划》。1943年筹备的工业建设计划会议于同年4月20—29日召开，与会者128人，处理议案140份。会议拟定了《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战后重要工业建设计划》、《培养经济建设干部人才及训练技术员工计划》等。这些都为战时国统区国防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白手起家 统领玉门油矿的开发与建设

战时工矿建设是作为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领导的经济工作重点，而玉门油矿开发则是他直接负责的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1938年6月，蒋介石谕令资源委员会：“甘肃玉门油矿关系重[17]要，饬即日派员开采。”资源委员会遂在汉口设立甘肃油矿筹备处，并调派四川油钻探勘处机务工程师张心田兼筹备处主任，前往陕西，“将前存钻机选配二部，运送甘肃玉门地方装设，赶速探勘”。[18]同年10月，资源委员会“勘定酒泉、玉门一带设处钻探，以备大[19]量开采，并派严爽为主任，率同员工由陕迁运机材前往工作”。

由于甘肃油矿油层甚深，原有钻机能力不足，翁文灏乃商请苏联政府供给新式钻机，并提供技术支持。但苏联允诺提供的新钻机一直未到，翁文灏只得自力更生，命令该矿利用国内已有钻探设备加大生产：“一面修筑公路，伐木运料，建造房屋；一面搜购器材，招聘员工来矿工作；同时并向湘赣各煤矿调拨采煤钻机，以资利用。”1940年初，由于原油产量日渐增多，便在石油河及嘉峪关各建一家炼厂，以金开英为厂长。“惟以在试办期间，油田蕴藏量尚未确定，未敢骤斥巨资，向国外订购新式机件。一切设备，均利用国内器材自制。至二十九年杪，因勘得油田，希望渐大，而新式采炼机件，制造复杂，国内无法购办。经呈准扩充预算，先后派遣工程师二人赴美，订购采[20]油、炼油各种新式机器，以期大量采炼。”

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成立，局址设在重庆，以孙越崎为总经理。“盖矿区一无所有，一切器材之购运，员工之招致，款项之领拨，以及与有关各方之接洽，均非株守矿厂所能办理者也。玉门矿厂由矿[21]场长、炼厂厂长及总务处长等负责主持。”

从翁文灏1940年7月20日致蒋介石的报告中，我们可见翁文灏、孙越崎等呕心沥血，在从美国购买采炼、储运设备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资委会筹办以来，即由陕北延长拆卸小钻机两部，运往石油河区应用。至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开始凿井，三月出油，随即用简单方法试炼。截至现在止，在石油河区共凿井七口，其中五口出油；平巷三座，其中二座出油。炼油方面，共有大小炼油炉五座。每月出产原油五万加仑，炼成汽油一万加仑，柴油二万五千加仑。

为增产起见，近又由湖南、江西、四川境内各矿拆运大钻机、套管、抽油机等件约一千吨，已先后运达矿地。初步新式炼油设备亦分别在矿地、重庆两处制造，一部分现已完成，即可装用。故自本年九月起，每月可产原油十二万加仑，即可炼成汽油二万五千加仑、柴油六万加仑。悉数用以开驶卡车，可行驶八十五万公里。换言之，可供卡车三百三十五辆，自重庆开往玉门油矿（距离二千五百五十公里）一次之用。此项产量，除供该矿运输器材之用外，尚可供给自广元开往兰州（距离九百公里）运货卡车三百三十辆之燃料。

自明年五月起，补充器材约一千吨亦可运到，原油产量及炼油能力，均可比本年九月数量增加一倍。故所得汽油及柴油用以开驶卡车，可行一百七十万公里。

以上所言设备，均系利用国内已有材料及本国工厂所能制造之机器。用此项方法炼油，所得汽油仅达原油百分之二十，若改用最新式方法制炼，应达百分之七十。但制炼技术及机器设备，均须向国外厂家洽购。故于本年五月间，曾由本会派遣炼油工程师一人赴美，详细[22]洽询，正在分头洽办。

在炼油方面。玉门石油河炼厂分为东、西两厂，设备陈旧，炼油方法是手工操作，原油在夏天用桶挑，在冬天用箩筐抬，把它注入预热池内，加热熔化为可以流动的液体后，用人工操作的手摇泵倒入炼油锅，加热到一定温度，将汽油和煤油、柴油分别蒸馏提出，冷却后取出剩余的渣油。“石油河炼厂完全用蒸馏方法提炼，可产汽油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十八。最先每日仅炼原油三、四千加仑，嗣经扩充至每日炼量一万加仑。自第八井出油后，又扩充至日炼原油三万加仑，现已扩充至日炼原油八万加仑，一月以后可至日炼原油十五万加仑。嘉峪关炼厂按日炼原油一万加仑设计，采用半裂法，汽油产量较多，约在百分之三十四左右。该项机件亦系自行设计制造，惟机件复杂，装置较为费时，且以缺乏特种材料，不能持久。凡此种种，皆系过渡[23]时期之办法，目的在早日出油耳。”

在石油钻采方面。1940年以前，油矿先后凿成六井，惟以陕北钻机能力太小，深度均在200米以内，故仅达浅油层，出油较少。嗣后湘赣等煤矿钻机运到，深度可达600米，故第八井钻至440米时，即遇重大油层，大量喷油，其压力之大，油量之丰，不亚于世界重要油田。原有机件均无法控制，旬日之内，其所出原油达200万加仑之多，可见油田藏量之丰富。“综计三年半以来，运达矿厂各种器材，重量共约三千吨，员工总数已达七千余人，产出原油约一千万加仑，炼成汽油九十余万加仑、煤油四十余万加仑、柴油二十余万加仑。”[24]

我们从翁文灏致蒋介石的报告，可见玉门油田地下石油蕴藏量之丰富。1941年10月，新开第八井出油情形：“该井自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八日为止，喷油已逾一百万加仑，油量之丰可与世界各国最优油井相埒。现在尚在继续出油，所有储油地点均已贮满，如不速将储炼设备大加扩充，不仅生产无法利用，抑且易滋危险。”1943年3月，第十四井出油情形：该井“于三月十六日喷油起，初每小时油量在一万加仑以上，经十二小时后，因钻杆为油砂堵塞，出油减少，并一度停止。嗣将钻杆完全拔出，冲开油砂，重钻两昼夜，又继续喷油”。第十五井出油情形：“该油田最南一井，于三月三十日夜间十一时钻深至四百公尺，出油压力甚大，油量甚旺。开始每小时流量一万三千加仑，每日三十万加仑，流量甚匀，毫无间断。至四月二日每小时流量为一万五千加仑；三日出油情势略缓，每小时流量平均一万四千加仑；四日流量每小时一万二千加仑；五日流量平均每小时七千加仑。该井[25]已流六日之久，喷油达一百八十万加仑，为以前各井所无。”

在石油采炼设备采购方面。1940年底，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决定派员赴美订购新式钻机及炼油设备。“当经订妥新式钻机十二架，炼厂一所（每日能炼原油一千五百桶，每桶四十二加仑，即六万三千加仑，可产汽油占原油百分之六十四。一年以三百天算，可产汽油一千二百万加仑）及储油、输油等设备，共重约四千吨。于三十年五月间即分批由美起运，至十一月运抵仰光者，已达三千余吨。不久仰光告急，军运迫切。本局器材经呈准视同最急要军用品抢运，损失仅四百余吨，尚无大碍。至本年四月，缅局逆转，而本局器材犹滞留八莫、腊戌、畹町一带，以事出仓卒，抢救不及，总计损失约在一千六七百吨之巨。尚有五六百吨，现在印度，整套机器已无装成之望。此项计[26]划原定今年秋、冬完成，现已暂告失败。”

由于玉门交通不便，资源委员会还计划在兰州设立大炼油厂。“据地质家估计，石油河、石油沟一带，原油藏量约在三万万桶左右，其附近文殊山等地，亦有极大希望。故如钻机充足，日产原油一万桶（即四十二万加仑）并非难事。而前购日炼原油一千五百桶炼厂，已感炼量太小。且为谋战后自给自足计，决定添购日炼原油一万桶炼厂一所，预计可年产汽油七千万加仑、飞机汽油七百万加仑、机油三百五十万加仑。惟用油多在内地，矿区遥远，产品内运，极不经济。故为一劳永逸计，决定将炼厂设在兰州附近，将来由矿至兰，原油用油管输送。此厂原拟在此次美租借法案款内购办，藉此抗战期间，在美设计制造。一俟抗战结束，即可内运装置，大量生产，建立国防工业。”但因“美方以此厂未能在抗战期间应用，不允列入租借法案内，[27]本计划遂又暂时搁浅”。

翁文灏和他领导的技术团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玉门油矿的开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39年3月到1945年的7年间，共钻井61口，生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28]仑、柴油近72万加仑。运筹产销战时矿产品之出口创汇

作为经济部部长和战时生产局局长的翁文灏为战时易货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外汇缺乏，对日抗战时期需要的大量军火和战略物资主要来源于德国（前期）、苏联和美国（后期）。但这些援助不是无偿的，大部分需要用中国出口农矿产品来偿付。其间，中国蕴藏丰富的钨、锑、锡等战略矿产品和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等农副产品对外大量出口，以换回抗战所需的军火、燃料、机器设备等，成为支撑中国对日抗战的经济基础。

为了对外债信，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亲自办理中德、中苏、中英和中美易货贸易，从易货贸易合同的谈判、洽定到交货及还款等，无不悉心过问，受到各有关国家的高度赞赏和信任。本史料汇编对战时对苏易货矿产品交货和对美偿债矿产品交货情形都有详尽的统计资料可供研判。

战时易货贸易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德、中苏、中美、中英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中国蕴藏丰富的钨、锑、锡等特矿产品则是各国追捧的热销品。1937年以前，中国生产的钨砂、锑等矿产品主要售卖给德国。

1938年3月1日，中苏签订第一次借款条约：（1）借款总额5000万美元，年利3厘。自1938年10月31日起，5年内偿还，每年偿付1000万元，并付清已挪用借款之利息。（2）上项借款由中国购运茶、丝、羊毛等农产品，钨、锑、锡等矿产品抵付。其运费亦由借款偿还额内拨付之。（3）所运物品种类、数量，于每年初按照苏联有关[29]机关之指示，在每年偿还额内规定之。

苏联方面希望中国政府多用钨、锑、锡等特矿产品偿还借款。苏联出口协会经理格鲁申科于1939年1月上旬致函翁文灏，声称“一九三九年苏方需要钨、锑各五千吨，锡四千吨，锌二千吨，盼我方尽量[30]供给，并将实际可以供给数量确数函告”。

那么，中国政府究竟应该用怎样的比例来偿还苏联的借款呢？翁文灏认为：“我方第一年应偿还美金一千一百五十万元。如以农产品与矿产品各半交付，则应运矿产品价值为美金五百七十五万元。除上年十一月、十二月已运及本年一月将运矿产，连同运费约值美金二百万元外，尚须续运矿产价值美金三百七十五万元。即自二月至十月，每月约需购运钨砂二百吨、纯锑二百吨、锡二百吨。按照目前国际市场价香港交货，约值美金四十二万余元。”“如我方还款三分之一以农产品交付，三分之二以矿产品交付，则第一年运苏矿产总值应为美金七百六十六万余元……即自二月至十月，每月约需购运钨砂三百吨、纯锑三百吨、生锑一百吨、锡二百五十吨。按照目前国际市价香港交货，约值美金六十二万余元。”翁文灏强调：按照格鲁申科来函所开需要数量，“约值美金一千万元……苏方所开需要数目，超过我方应[31]供数量甚多，自不宜以此为准”。翁文灏经与孔祥熙、陈布雷商量，[32]意见趋于一致，都认为“拟用农产、矿产各半抵付”。

从1939年3月资源委员会同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订立第一年对苏矿产交货合同起，到1946年3月27日签订第八年对苏矿产交货第二合同止，翁文灏对于每一份合同都逐字逐句地认真审定。

对美易货贸易方面。在宋子文的成功斡旋下，中国政府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同美国签订了三项易货贸易合同，都是以锡、钨、锑来偿还贷款的，即1940年3月15日由复兴商业公司与美国世界贸易公司所订之“售锡合约”、10月22日由资源委员会与美国金属准备公司所订之“售钨合约”和1941年1月31日由资源委员会与美国金属准备公司所订之“金属合约”，总金额在1亿美元以上。如“售钨合约”借款美金5000万元，以中国钨砂作抵，7年还清。中国每年平均应运钨砂7000吨来偿还债务。故蒋介石非常担心中国偿还钨砂的能力，多次向翁文灏询问。翁文灏向蒋介石解释说，1939—1940年度中国钨砂的产量“约为一万二千吨，再加促进可达一万五千吨”。他分析道：“本年度苏联还债所需为四千八百吨，至本年十月三十日期满。下年度对苏矿产交货合约尚未签定，但即照本年数量，最少尚有余额七千吨以上可供运美之用。现有存货约为五千吨，尚可补供急需，且苏联还款总合同系以农、矿抵付，对于何种矿产，数量若干，均未具体规定。必要时自可多运锑、锡及汞，少运钨砂。故美政府需钨，以产量论，可无问题”。当然，翁文灏所担心的“实为运输”，表示虽“已饬资源委员会全力赶运，惟自有运输工具有限，但倘其它运输机[33]关能竭力协运，或不难达到全数运出之目的”。蒋介石在得到翁文灏肯定的答复后，才电令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尽速签订合约，并命令交通部部长张嘉璈、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积极筹措矿产品的运输事宜。根据翁文灏的汇报，从1940年1月至1941年3月，“售锡合约”共交运纯锡2962吨；1941年1月至5月，“售钨”、“金属”两合约共计交[34]运钨砂2100吨、纯锑200吨、锡900吨。

此后，蒋介石又电询翁文灏“二十九年度钨砂产量共有若干？本年度预定产量若干？除应付现时债信交货外，尚能剩余若干？”翁文灏告曰：“二十九年度钨砂产收数量，就目前已知之数量计，共九千三百八十五吨。惟上两年来国内运输至为困难，大量钨砂积存各地，未能及时运出。二十八年度积存钨砂，连同二十九年所产数量，除已运出交付易货、外销者外，截止二十九年十一月底止，尚有一万四千余吨积存各地待运。如运输难以畅通，则各地存砂势将愈积愈多，难应国外急需。至本年度钨砂产量，如无意外周折，预计可达一万二千[35]吨。”蒋介石对于翁文灏主管的资源委员会工作十分满意。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对中国战略矿产品的需求猛增。美方希望1942年内中方“所有运美偿债纯锑，全部由美付我现款，不作还债。运美偿债钨砂，百分之七十五由美付我现款，百分之二十五作为还债”。美方甚至提出1942年内“运美钨、锑各二万吨，俾可多得现款”。翁文灏根据钨、锑生产情况，将对苏偿债之钨、锑加以调整，致电美方：同意在1942年内“勉筹钨、锑各七千至一万吨运美。惟纯锑若按照目前市价出口，我方亏蚀太大，须请美方加价。又内地运[36]输所需汽油及海运船只，并盼美方尽量供给”。但美方又回电，略谓“本年应运美锑品，美方可全部不要，但盼多运钨砂，连偿债部分在内，本年运足二万吨，价款仍按前商办法，百分之七十五由美付现，百分之二十五作为还债，由美方按月派轮来仰光接运。运费酌收最低[37]价，兵险由美方自理，如船中途沉没，由美方负责”。

翁文灏认为：“此项办法，对我自属相当有利。同时美系同盟国家，此项有关军火制造之原料，彼方既属急需，我国自亦应尽量供给”。不过，令翁文灏感到为难的是“本年增运钨砂至二万吨一节”，因为“对各友邦分配至感为难，自应预为筹定数量”。1942年钨砂产量原定为1.2万吨，“兹为供应各国需要计，自应以最大努力，尽量增产。然最多连同存货在内，亦只能达二万吨左右”。对苏易货“前已允供运四千吨，但苏方尚要请增加”。英国大使薛穆亦来同翁文灏洽商，“谓英国需钨甚急，盼我在不影响对其它各国偿债需要之范围内，尽量供给”。翁文灏觉得，对苏供应为4000吨，对英再供给1000—2000吨，“则可供运美之数量至多不过一万五千吨”。于是他打算就按照每年1.5万吨的标准，对美国“尽量筹运”。为达到全部增产及交运目的，翁文灏还致电蒋介石：“除由资源委员会积极筹办外，关于本年度矿品预算，拟恳准予维持原案，必要时尚须再请追加。此外，运输方面，必须车辆配合适宜，接运迅速；矿品收购方面，必须[38]酌增价格，激励生产”。

为此，中美两国于1941年12月30日对“钨砂”、“金属”两借款合同进行了修改，即“所有运美钨砂及锡品售得价款，百分之二十五交美偿债，百分之七十五由美方付我现款；锑品价款则全部付我现款，[39]不作偿债。关于运费保险费用，亦经改订优惠条件”。这一时期，在交美矿品海运方面，总共只于1942年1月17日和29日交运了两批，由“Daystar”号和“Tulsa”号两艘轮船运往美国，计有钨砂536吨、滇锡2000余吨。此后海运不通，同年5月以后改用航空运输。“截止九月底，已交运八十四批，计钨砂一千七百五十余吨、锡品四十余[40]吨”。

实际上，抗战期间援华最力者是苏联和美国。迄今为止，各国对华援助的数额是多少，学界尚未有权威的数字。中国抗战能够得以延续，战时对外贸易的功绩不容忽略。据本史料汇编数字统计，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借款，计有中英第一次、第二次信用借款及中英财政协助协定拨借购料款共2850万英镑；中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借款及中美5亿元借款拨借购料款共计179389927.84美元；中苏三次借款共计2.5亿美元。截至1945年9月，中国政府共计支出苏联易货贷款173175810.36美元、美国易货贷款177844657.04美元、英国信用贷款8055406英镑。其中美国提供的贷款全部用完，苏联1.5亿美元第三次借款中尚有76824189.64美元未使用，而英国对华贷款中尚有[41]20444594英镑未能使用。诤言精简机构 难挡特务谗言

身在重庆核心领导层，翁文灏对于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高层的贪腐、拉帮结派、机关林立、行政效率低下等状况深恶痛绝。1941年12月10日，他上书蒋介石，就各机关冗员情况提出限制与裁减办法。他抨击“各机关工作效率有减无增……骈枝过多，冗员太众”。他指出，国民政府自迁重庆以后，各机关“职责不明，决断不易，势不能不屡次会议，且因之意见庞杂，朝令暮更，方案既不能继续坚持，即效力亦不易彰明昭著。凡此纷纭颓废之风，实成今日通行之象”。[42]

对此，他提出改革办法两项。

第一，重复机关，应即裁并。他建议将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归并于经济部，行政院之农产促进委员会归辖于农林部，行政院中央气象局归并于中央研究院之气象研究所。他批评中央和地方经济机构之叠床架屋现象：“关于各地方之经济工作，中央及地方组织，皆已各有专司，各战区经济委员会皆甚感联系进行之不易。又有统一职权便于执行，而不宜多立机关，致增冗滥者”。他举例说：“例如滇缅公路运输，有副主任办公室、监理委员会、中缅运输局、西南运输处等诸多组织，首长既同为一人，机关又何必纷立，徒增文书转移之繁，有失积极促进之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立各部皆欲在各省设立直辖组织，相率成风，使省政府主席颇感无事可为。而揆之实际，则各省距中央交通不易，情状各殊，凡百政务并非中央专管部会所尽能遥悉径办，徒以养成隔阂紊乱之情，增糜重复纷繁之款，良为可惜。”

第二，政府机构人浮于事，应裁汰冗员。他指出，人才分配之方法以及专才之位置如果“各适其宜，则人尽其才，亦即国受其益；如果援用数量大过实际，则良莠不齐，往往贤能被抑，即或用达所长，滥竽充数，亦必使良材坐失，信用颓丧”。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机构膨胀现状：“以目前任用职员情形言之。行政院直辖十部、四会、一署，每一院辖单位所用职员平均以三千人计（连直属机关之职员得列在内），即共需四万五千人……而事实上中央职员殆共逾三十万人。其中一无所长、浮冒坐食者，何可胜数。”他强调：“如再不分贤愚，浮增名额，或复出重叠、滥设机关，则人员愈多，即品质愈杂；或浮言空议，以自鸣其才；或尸位素餐，而不治其事；甚且因私人权利关系，互相攻讦，淆乱观听。其贻害于行政效率者，实至深且巨”。他警告蒋介石：“当此生活高涨之时，官吏月薪足以赡家，日益不易。如果用人不避冗滥，而待遇不为增加，则生活为难，因而舞弊者势必加多……告诫虽殷，亦难收效，自不免使政界风气，日见堕落。”他认为，只有将政府“员数过多者，定期裁减，并调整位置，量才任用，使政府款不虚靡，而官吏皆才有专长”。而省下来的钱可“酌增俸给，使服务者不患饥寒，而得安心，为国效力。如此则官无衣食之[43]忧，而国得忠贞干练之士”。

这些批评和建议切中要害，但蒋介石居然不敢相信问题如此严重。他于1942年1月4日专门致电翁文灏，询问“原呈所称中央职员[44]共逾三十万人之数，系何所根据而得，有何证明？”翁文灏复电称：“查前呈所举数目，系估计概数。按之实际，恐尚有过而无不及。”翁文灏指出，在农林、水利未划分以前，经济部辖水利机关职员约五千数百人；农林及农本局职员约三千数百人；各处工矿厂职员约九千人；商品检验及商标职员约一千人；管制及平价职员约一千人。“合并计算，当达二万人”。而财政、交通二部“职员数目，自必过此”。他指出：“交通部所辖路、航、邮电各项职员，估计总数当不[45]下数万人。依此数例以推其余，前呈所提数字似未失之夸张”。

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限制冗滥之法，可分二途。

第一为人数之限制。各机关“以后对于正式职员，务须一律规定数额，不准逾越”。而各机关享受专员、编译等待遇丰厚人员总数，最多不得超过正式员俸总数之一定成分。这样可以避免各机关之间的“靡款拉人”，杜绝职员“分心钻谋”。

第二为工作之考核。“为提高行政效率起见，各机关处理公文之程序及速率，宜规定章程，按月检察”。他指出：“各机关现仅记载收发文之事由，而未有藉此稽核之办法。兹宜更加规定，指定专任人员，切实查明收而未发者若干件；迟延不办者若干件；各职员无事可办者若干人；办理错误者若干事。”“可据实纪录，按月积存，每隔三个月或六个月汇总考核，作为一般职员黜陟赏罚之根据”。这样“可破各机关因循颓废之风，免各职员尸位素餐之弊，而滥用冗员之[46]陋习，亦因以有所祛避”。

他以张居正“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诸义相激励，主张“躬行实效”、“一归公道”、“杜绝浮议”、“违者查参”、“慎重名器”、“严禁风俗侈靡”、“捐无用不急之费，以抚养战斗之士”等。铮铮铁骨、敢言直谏的风格溢于言

[47]表。

不过，当时重庆政治环境险恶，高级官员贪腐、投机风气盛行。尤其是政治对手的告密诬陷和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的横行，常使翁文灏面临困扰而处境尴尬、心力交瘁。

在玉门油矿相关工作中，编者发现甘肃油矿局一个叫金慎的人经常给国民政府和军统局打报告，主要针对油矿开发中的一些自然或人为事故。1941年11月17日，金慎报告了甘肃油矿局第八号油井于10月21日发生井喷的情况：“凿至四四一公尺后，即发现一大油层。继钻至四四九公尺时，尚未钻穿透油层。彼时因油气过大，无法再凿，即试拔钻杆，遂于当夜九时半开始大量喷油。油水泵开关此时被油气冲毁，原油遂顺井口直喷而出，高达数十丈。经积极施救，始将开关修好。至二十二日晨四时，以井内沥青胶着钻孔，始告停喷。计喷油六小时，约重十万加仑。”然而，报告批评发生井喷的原因在于“该井负责人于事前未作准备（油管不敷应用，原土质油池制造不善，及水泵开关不良），致损失约四万加仑；喷入油池及洒于地上尚能取用者约六万加仑”。报告还指责油矿局“购运之井架，运时不从底座运起，而从尖头运起，以致非俟整个井架到齐后不能装设。倘至[自]底座运起，则随到随装，在工作效率上不致浪费”；“由美订购之发电机，不先自锅炉、磨电机运起，而先自零件运起，以致材料运来，仍[48]搁置不能用，殊不经济”。报告人对于石油勘探十分专业，情报的来源显然不是普通工人。

1942年1月25日，金慎从兰州呈报“甘肃玉门油矿三年来出产原油数量及最近工作情形”，指出该矿1939—1941年三年的原油产量分别为126851吨、413285吨和2962348吨。而1941年的炼油情况为：“第一炼油厂每日可炼出汽油一千余加仑；第二炼油厂每日可炼出汽油二千余加仑。”金认为玉门油矿“自第八井喷油后，因设备不良及储油问题无法解决，加以太平洋大战爆发后由美所购机器无法内运，致陷停顿。且对汽车队管理无方，纪律太坏，致使由渝或外国启运之[49]新机件运抵矿厂后，则变为半旧，甚至因缺一二零件无法装置”。

同年3月5日，金慎再从兰州呈报，称“玉门油矿第十井凿至四百余公尺时，突然大量喷油，状如瀑布。自元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起至下午四时止，计喷油五十余万加仑。四时停止后，时喷时停，至廿三日始将井口用土石填塞，意欲防止喷涌。而井口被堵塞后，则油气不能外射，致将地皮迸裂，自井口起成一公尺宽、二百余公尺之长裂口，井内之油即顺裂口而出，横流成河。据事后统计，可收用之油约三〇〇万加仑，其损失数目约六〇〇万加仑。现井口下陷约廿余公尺，井架斜歪，岌岌欲倒，故目前第八、第十两井均不能用，以致前功尽弃”。该报告还对甘肃矿局总经理孙越崎大加批评，称该矿第一炼厂与第二炼厂原拟于1942年1月开工，并计划当年“炼成汽油一百八十万加仑、柴油一百万加仑、煤油一百万加仑”，但因孙越崎“事忙，矿事无人督促，致扩充部分迄今尚未完工”。报告还指责矿局职工指导委员会自成立后“迄今半载，毫无成绩”，负责委员张剑白“又不常在矿”。该职工指导委员会1942年经费预算为84万余元，“经费如此之多，而实际之工作则甚少表现”。报告还揭发“该矿局于卅年春季在甘州向驻甘八二军之一百师师长韩起功订购大小木料七万余根，付国币十万元，限去年（卅年）十一月底全部运至盐池。因无人催促，[50]迄今尚未起运”。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该报告有两个版本，分别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具名，于3月10日同时呈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为此多次致电翁文灏，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报告。翁文灏均不得不下令调查，并报告蒋介石处理结果。辞职被拒 平价购销处舞弊案及其影响

政治告密事件最典型的案例是平价购销处舞弊案与农本局改组事件。

1940年12月29日，翁文灏得知经济部商业司司长、平价购销处前任处长章元善和国货联营公司经理寿墨卿被军统人员传讯，遂前往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告诉翁文灏，此事“关系平价资金各员，应即查清用途帐目，但仍应照常办事，不得离渝”。翁文灏回到经济部后即约集章元善、农本局副局长蔡承新、平价购销处处长吴闻天及寿墨卿等10人“至部谈话”。当日下午，财政部政务次长兼四联总处秘书长徐堪、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等“至部，偕同各该员至化龙桥四联总处宿舍住宿。当时未到人员如沈国瑾等，亦令其续往该处。所关帐册及文卷，亦均先后送往该处，听候查明，完全遵令办理”。翁文灏“为实行照常办事起见，商请准令每日至机关办公，并愿担保，绝不避逸。[51]戴局长笠及徐次长堪均允为照办”，但事实上并未实行。为此，翁文灏于12月30日下午面见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呈请辞去经济部长本兼各职，请其转陈于蒋介石……同时声明将不出席明日的行政院会议，[52]以示对军统行为的抗议”。

12月31日，翁文灏致函蒋介石。首先向蒋介石表明了辞职的缘由：“此次所邀往之十员中，对于粮食、纱布、煤炭及其它日用品主管人员，皆在其内。其所管机关，虽经职部告令，照常办事，但因长官不到，主持无人，诸多公务，不免停搁。职部原本督令各该组织充分疏运物资，俾旧历年关得以供应无缺。如果主管员司，尽皆停止工作，则执行乏人，影响所及，极可焦虑。职部复因主管员司不能办事，深感督率未周，责有攸属，复恐继续耽延，补救愈难。因此，文灏曾具呈行政院陈请辞职，并请另派他员接替。”其次，也向蒋介石表达了对被拘人员的信任：“对于在事人员，文灏深信高级人员尚能忠实办事。平价购销处前处长章元善向称廉洁，不至贪私；蔡承新在农本局服务，与平价资金并无任何关系。惟办事之具体方法，款项之加紧流转，货物之促进运销等事，自尚有更为改善之地，亟待整饬，自不待言。但有关职员，如吴处长闻天等，对于平价工作，皆须指挥人员，处理案件。其工作之效率如何，颇赖保有此类人员应有之威信，庶能取信于人，推行有效。如果自身常在传讯之中，此项效率，自必大为削弱。”最后，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该案件审查的态度：“应由钧座令由查询各员，在有关人员中，迅即择其实有罪状或有重大嫌疑者先行停职，派员接任；其中并无罪状者，应即释令返署，并付予应有职[53]权，俾可安心服务。”

同日，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翁部长下午来访职，亦曾谈及此事，嘱为转陈。对其引咎辞职事，职已面致劝慰，仍请核示慰留。至被传各员，若长期羁押，似于威信、业务，两均有妨。尤其供应必需物品机关，如平价购销处及燃料管理处现职人员，似应先准回职工作，以维业务。又各员在羁押中之待遇，似应稍予优待。”侍从室第二处[54]第四组也有批示：“即晚（卅一日）电话慰留。此件存。”

1941年1月3日，“平价购销处、农本局业务及帐目清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堪签请蒋介石“将彻查平价购销处、农本局等业务及帐目案的原举发文件酌赐检发下会，以便严密查询”。徐堪称：“前奉钧座手令、代电，饬彻查平价购销处及其委托四机关暨农本局、福生庄等业务及帐目，并签奉批准组织清查委员会，遵于上年十二月三十日组织成立，进行清查。兹为清查迅捷起见，可否请将此案原举发文件酌赐检发下会，以便严密查询。”徐堪表示：“农本局、福生庄成立有年，其业务帐目较繁。本会现就关于平价购销业务及帐目部分先行查核，至该局、庄本身业务及帐目之清查，拟俟平价部分查核后，再行继续办理。”但陈布雷认为，“为使查帐事务迅速解决起见，该项文件似有发交参考之必要”，并建议蒋介石“检出交下，由职处将原件举发人姓名隐去，并将其中足以表现主名之语气删去，再行抄发”。[55]蒋介石表示同意。

翁文灏认为此事系孔祥熙、徐堪等为争夺战时物价和物资管制权力而与若干人为难，因此下决心不让经济部再过问此事，而专注于工矿建设事业。他在日记里曾痛斥“一批著名污吏乃竟大胆欺凌正人，当局竟受其蒙蔽”。1月5日，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持孔祥熙慰留函至翁宅，劝翁文灏留任”；同日面见蒋介石时，蒋称翁文灏“公平廉洁，声名甚佳，不能准予辞职，应返部任事”。后翁再表辞意，蒋坚[56]持不允。

为了慰留翁文灏，蒋介石采取了两项措施让翁文灏平息怒气。其一，准由翁文灏保释章元善，但其“在查帐期内随传随到”；其二，“调查平价购销处及农本局业务与帐目一案，经济部可派次长一人参[57]加共同调查”。

翁文灏遂于1月8日电呈蒋介石，表示“关于保释章元善一节遵即照办。参加共同调查平价购销处及农本局业务与账目方面，已派政务次长秦汾遵照办理，已电请徐秘书长、戴副局长查照。章元善业已[58]释回”。

但是，徐堪、张厉生、谷正纲、戴笠、秦汾、徐柏园等于1月15日向蒋介石密呈调查平价购销处及农本局业务与账目结果，列举了农本局（承办平价粮食品部分）、福生庄（承办平价服用品部分）、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承办平价日用品部分）、燃料管理处（承办平价燃料品部分）和平价购销处的若干不合之处。

农本局“接收承办合约，始终无适当供给，又不明购进成本，只得随市定价，形成平价一次即涨一次之事实”；“各机关团体请购平价米之核发分配”，均由总经理何廉“个人意志办理，显未秉公划一，殊属不当”；“而经济部对于平价处拟呈之供应办法，何以延搁，不予核定，殊属费解”；“该处所领业务资金及售米收入之款达一千一百万元，支出仅及六百万元，存余甚多。不以之采购大量粮食，控制市场，致酿成米价未能平抑，工价、物价因以腾贵之事实，实违反政府平价政策”；“该处售米所计成本，贱出贵入，不仅虚糜巨额平价资金，且助成米价之上涨”。

福生庄“利用承办平价业务机会，图利自身营运”，在资金运用、运输路线选择、借纱还纱、放纱收布等方面都存在“利用平价资金，图利自身业务”和“放弃责任”问题。

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在采购、货运、移交、运用、浪费等方面问题严重，尤其在销售方面“坐视物价步涨，囤仓不售，大背政府办理平政之旨”。

燃料管理处“业务计划核定之后，自动变更，对于煤斤供给，不能大量控制”；“统筹分配不当，矿场、市场均随时发生黑市。本市煤业公会书面指摘该处员利用职权，因缘图利，事实具[俱]在”。

而平价购销处前处长章元善声称：“只管行政，不懂业务，以诿卸责任。尸位素餐，贻误要政，责无旁贷”。该处成立后“各受委托机关已领资金，多未充分利用，该处绝不过问，实属违反资金运用原则”；“国货联营公司、燃料管理处两合约解除后，日用品及燃料采[59]购计划迄未拟定”。

密呈认定平价购销处和农本局等四个受委托机关“旷日费时，呆搁资金，举办经年，毫无成效，反使物价日涨。其手续之欠当，时机[60]之贻误，工作之怠忽，责任之诿卸，殆为普遍不可掩之事实”。

陈布雷认为“此案包含部分甚为复杂”，1月19日，向蒋介石做出“先行处置、藉除疑虑”的处理意见：（一）平价购销处前处长章元善怠忽业务，玩视政令，失职之咎，实无可辞，似应饬行政院将该员停止任用。（二）农本局承办食衣平价，未有成绩，亦似属实。拟应采取翁部长前呈，将该局分别改组办法（即将粮食部分归全国粮食局，农贷归农行，而将该局缩改为花纱布管理局）予以改组，由翁部长另遴人选。（三）国货联营公司有无假借公款、营私图利之情事，俟原呈所[61]称续查货源价格呈报到后再核。

最终，农本局奉命缩改为花纱布管理局，以穆藕初为总经理。农本局原分管的农贷部分移归中国农民银行接办，有关粮食部分移归全国粮食管理局接管，农本局总经理何廉、协理蔡承新辞职照准。蒋介石委何廉为军委会参事室参事。而对于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的调查则迟迟没有结果，平价日用品批发所经理寿墨卿一直未获释放。

3月18日和9月2日，翁文灏两次折呈蒋介石，转达了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董事长吴蕴初等请求保释寿墨卿的吁请，并指出寿墨卿一案，“历时已八阅月有余。究竟罪状如何，未经宣布，商界人心，难免惶[62]惑。可否准如所请，保释留住重庆，随传随到”。

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徐堪等于9月23日报告密查情形，也仅仅存在浮报货价和进货来源不明两个问题。但报告认为寿墨卿“自该公司承办平价购销业务后，即另组平价日用品批发所，代办平价购销业务，由寿墨卿兼任经理。永平申庄即系该平价日用品批发所在沪组设之机构。所有永平申庄浮报货价及其它借公图私情事，该寿墨卿殊难脱卸责任”。报告表示：“其它进货可疑之点尚多，因未获得最后证据，[63]未便遽为断定。”直至11月14日，徐堪等还是认定国货联营公司“浮报货价，捏造货源，藉图私利，均确实有据”。而寿墨卿因“主办日用品平价购销事宜，依据九月廿三日密签及上述事实，自应负责”。同时，“日用品批发所副经理王性尧及永平申庄主持人沈支伯[64]两人，亦应一并查传，归案究办”。

蒋介石遂于12月2日下令将“国货公司承办平价购销业务，既据查明确有浮报货价及货源可疑等情弊，应准将该案文卷及寿墨卿一并移送军法总监部依法讯办。至呈中所称该公司副经理王性尧及永平申庄主持人沈支伯两名，并已饬由军法总监部于查明案情后传案讯究”。[65]

至此，轰动一时的平价购销处舞弊案草草收场，心力交瘁的翁文灏经历了大后方官场的世态炎凉：“弟从事学术工作二十余年，向不为自身图任何利益，亦立志绝不为任何私系或派别图利……弟自度责任之重，深恐才力有所未胜，但淡泊持身，公忠体国，夙夜自勉，无[66]时或懈。”从空油桶调拨案看国民政府高层之贪腐

国统区普遍存在的军政机关和军政官员贪腐现象，使得玉门油矿生产受到极大限制。甘肃油矿局缺乏空桶储运汽油一事是其充分体现。

1941年4月28日，翁文灏、钱昌照向蒋介石呈报：“甘肃油矿产量丰富，近以所产汽油缺乏空桶盛装，以致炼油工作几将被迫停顿。迭经令饬各有关机关供给空桶，交换汽油，以资两利。兹据该会呈报：数月以来，与各机关商换油桶，获效甚微。现矿局存桶无多，至多只能维持至四月底，情形严重，已达极点。按该局拟订产量目标，自本年五月至十二月止，至少需五十三加仑空桶六万只。而该项空桶，现多留不出让，或高索代价，最近每只竟有索售价达三百元以上者。六万只空桶，则需款约一千八百万元，且仍有续涨趋势。而该局预算购置空桶费仅有三百万元，不敷甚巨。查国内各用油机关，现存空桶当有百余万只之多，除复兴公司以少数装运桐油外，现均不能运送国外，装油内运。如能指拨六万只交矿局利用，则政府收集之油桶既可用得其所，而该矿缺桶恐慌可以迎刃而解。惟该局现有车辆无多，空桶运输问题亦极严重。前拟以油换桶办法，曾订有请各机关将桶运送矿厂之规定。实为希望各机关本互助精神，分任一部分运输负担，以期油桶早日到矿应用。”

翁文灏等为此陈请蒋介石：（1）分令运输统制局及军政部各筹53加仑以上之空桶3万只，拨交该局应用。在本年5—7三个月内，每月各拨1万只。拨交地点最好能在西北一带，最远亦须在贵阳以北，以便迅速运矿应用。（2）拨交该局利用之油桶最好作为借用，如必须付款，拟恳按该局购置空桶经费300万元范围之内，规定每只空桶作价50元。（3）规定拨交该局利用之油桶为紧急军用品，令知后方勤务部、交通部及贸易委员会等转饬各所属军运及驿运机关，尽量协助运输，俾将6万只空桶如期运达矿厂。庶几，该局炼出油有桶盛转，[67]不致因缺桶而影响生产。

然而，油桶问题似乎没有解决。1942年2月15日，翁文灏和钱昌照又一次呈报蒋介石，称：“目前该矿需要最切且最感困难者……尚有装运成品油桶及零碎五金材料之添购补充两问题。该矿装运成品油用五十三介仑油桶，目前该局成品运输因车辆不敷，大部分需用驿运，一次往返需八个月。本年秋冬，拟月产汽油、煤油及柴油三十五万介仑，约需五十三介仑油桶五万六千个。查此项油桶，航空委员会、军政部、交通司及各公路局目前存贮甚多，拟恳钧座转令各有关机关尽[68]先售予该局应用。”3月29日，翁文灏再呈报蒋介石，称玉门油矿“经在矿员工认真维护，积存原油现已达二百八十余万加仑，为数颇巨。故油井生产及油藏丰厚，已无问题，惟原油及成品之储运设备，必须早为建置”。由于玉门油矿“由美购置之储油铁池四十余具，自抢离仰光后，正在运输途中”，“故目前特赖每只盛油五十三加仑之油桶，正在向航委会、军政部及西北公路局分别商购，以期集成巨数，[69]克应急需”。4月29日，在玉门油矿考察的翁文灏致电蒋介石，称该矿4月份汽油产量可增至6万加仑，以后月产量还可增加，本年度生产汽油180万加仑之预算计可实现。“但矿中储油设备甚不充足，非有大量油桶，恐有停炼之虞”。他恳请蒋介石电令交通统制局和军政部“二机关将空油桶六万只，于五、六、七三个月内拨交油矿应用”。[70]

蒋介石于5月2日致电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后方勤务部、交通部和贸易委员会，指出玉门油矿“现当积极增产之际，如缺乏空桶，则直接足以阻损生产，间接足以影响军用”，而“各军事机关之原有空桶，现时既不能外运装油，散存各地，非被下级人员偷漏私售，即必坐令弃置锈烂，均属暴殄公物，而且有妨国防生产”。他要求各机关“对于该矿局空桶之供应，必须本彼此一体之旨，由各级主管严切督责，依照所请各项，分别妥办，尽力互助协济，俾利增产，而应军[71]需”。军政部部长兼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于5月6日下午召集有关各机关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开会商讨，议定6万只油桶，由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和航空委员会各承担2万只。但交桶地点为昆明、泸州、贵阳、重庆、成都、广元、桂林、天水、双石铺、兰州等地，离玉门路途遥远，且自交桶地点起，所有运费由资源委员会承担。更让人不解的是，运输统制局拨付的2万只空油桶，每桶作价200元，由资源[72]委员会以现金支付。

蒋介石闻讯大怒，于5月19日致电何应钦，痛批“各机关现存空桶毫无实用，徒以桶价高涨，多留不出让……仍议价至每只二百元之巨，殊属不合”。蒋介石指出：“各机关所存空桶，原系公家之物，以之供应公家之用，尚如此严分畛域，不能互助协济，实大背物资总动员之旨。似此陋习，若不痛切铲除，何能动员民众物资？”蒋介石强调：“现该矿需桶迫切，决不容再行辗转磋商，延误时效”。

他命令何应钦：（一）该矿所需空桶六万只。应即由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及航空委员会各负责筹足完整合用者两万只拨交，不得以损坏渗漏者充数。（二）上项空桶最好应就各该机关存置西北及蓉、渝等地者尽数拨交，最远亦不能逾越贵阳以外。原拟在桂林、昆明等地交拨之桶，运道太远，不足应急，应无庸议。（三）拨桶时间限于六月底以前各拨六千只，七、八两月每月各拨七千只，并由各原拨机关将各该月在各地拨桶数目，尽速径行通知该矿局派员接收。（四）所拨之桶仍由交通部、后方勤务部、运输统制局及贸易委员会负责筹划，分饬各该所属驿运总管理处、川陕、兰双两公路线区司令部运务总处、西北公路局西北运输处等机关，作为紧急军用品，尽速运交该矿局矿厂，并由交通部主持办理，随时与该矿局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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