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心言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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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厉以宁讲经济学试读：
前言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界，有这么一位学者：他是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的大师，却又几十年如一日坚守讲台培育英才；他身居高位，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却又平易近人、事必躬亲；他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厉股份”，推进了中国股份制的改革，却又甘居斗室书斋埋头学术。他就是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倡导中国股份制的第一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正是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其百折不回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辟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厉以宁是中国经济界嗅觉敏锐的先行者。他一直以思想超前著称，在80年代初，人们大谈价格改革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企业改革才是真正的出路，1987年的时候人们热衷于承包制，他却说股份制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90年代初他又表示，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失业问题比抑制通货膨胀更为重要。他总是能以一个经济学家的敏锐嗅觉，发觉即将到来的经济趋势和社会问题。同时它又是一个有良知敢说话的学者，他认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时刻同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同时就还应该说真话，说实话，供决策者参考。
厉以宁又是一个踏踏实实甘于坐冷板凳的学者。他有着渊博的知识，显赫的地位，他的弟子桃李满园并且很多都身处要职，他本可以用这些给自己谋求无尽的财富和荣誉，但他却没有，他总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坚持在三尺讲台，甘守书斋里埋头学术的寂寞。尽管他已居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但他对自己本人的描述却常常是——“我首先是一名教师”，他曾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把“教书”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因此，尽管他的事务繁忙，却始终还是把讲课放在了第一位，也正因如此他在学生中间更受欢迎了。这些年来他先后演讲过多少次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讲座是北大的第二课堂，每次开讲座的时候，人都是坐得满满的，连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有本校的也有外校慕名而来的；有在读的，也有已经工作又回校“充电”的。风风雨雨几十年，厉以宁的讲座成了北大课堂上一道永不退色的风景线，而厉以宁也在这三尺讲台上从风华正茂的年轻学者讲成了两鬓斑白的耄耋老人。就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78岁的厉以宁还亲自做了主题演讲。跟以往的讲座一样，当时也是座无虚席，反响非常热烈。
厉以宁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是经济领域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但一个学者能够学有所成并不是最幸运的，最幸运的是能够学有所用，就如千里马，生能日行千里并非最大的幸事，最大的幸事是能遇到伯乐，扬威奋蹄一展风采。厉以宁就是这样一匹幸运的千里马，他不但学有所成，被学界所认同，更幸运的是他学有所用，理论成果能被采用成为国策，造福于人民。正如厉以宁所说，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事业中最好的阶段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此时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一些主要观点和主张被认同了，比如“股份制是公有制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民营经济等等。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也许最高的奖赏已无过于此。正如厉以宁本人说的：“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决策机关采纳而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厉以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往往就会把中国股份制改革和他联系在一起。更多的人说，没有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股份制改革；还有人说，厉以宁一席话，可以震动中国的证券市场，影响“熊”、“牛”的大决斗，动摇股市涨跌。然而若因此就仅仅将厉以宁看作是一个经济学家那就错了，深入他的生活，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厉以宁。当今，不知道厉以宁是著名经济学家的人恐怕不多，而知道厉以宁还是一位真正诗人的恐怕极少。平时除了做经济方面的研究、撰写经济著作之外，厉以宁还即兴赋诗填词，或直抒胸臆，或感怀伤情，可以说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细看他的诗词，你会发现每一首都清新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繁复的典故堆砌。他说：“我从不奉命而作，所有的都是有感而发。”2000年11月，适逢厉以宁年届七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为他举行了题为“经济学家的诗情画意”的厉以宁诗词研讨会，历届弟子们从国内外各地纷纷赶来为他祝寿。这一天，厉以宁即兴朗诵了他的一首《破阵子·七十感怀》：“往日悲歌非梦，平生执著追寻。纵说琼楼难有路，盼到来年又胜今，好诗莫自吟。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
一句“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道尽了厉以宁一生的行事准则和学术宗旨。从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个宽厚仁德、为人和蔼；又操守坚定，敢讲实话，敢吐实情的长者形象。这就是厉以宁：一个心忧天下，经世济民，却又能甘心书斋的学者；一个身居高位、事务繁杂，却又能躬身执教的师长。
一、市场经济
经济学的基础：人是自利的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受着类似“为他人着想”、“不要自私自利”这样的教育，从做人的角度看，大公无私的确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一种品格。然而开始接触到经济学时，我们必须适当扭转一下思路，因为经济学通常是以“利己心”为出发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这一点构成了经济学家的基本研究基础，即具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和追求最大利润的厂商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
经济学中的“理性”就是假设人们对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代价和收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国家领袖、企业老总、工厂工人，抑或个体小商贩、普通消费者，甚至慈善家，他们的行为动机均是满足自身的利益。一方面，任何人无论干什么事，他时刻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人又都是理性的，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所得到的资源(时间、精力、金钱等)和所处环境的信息(价格、舆论等)，在精心衡量把握的基础上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种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在经济学理论上就抽象为“经济人”。
自私自利是否为人的本性属于哲学范畴，经济学仅以此作为一个假设前提来研究人类行为。而且经济学所谓“利己”与我们日常所讲的“自私自利”也是有区别的，经济人假设并不涉及品质和道德问题，在经济学家看来，道德仅仅是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权衡时的一个影响因素而已。
经济学的这一假设其实与我们日常所提倡的助人为乐、关心他人等并不相悖，只不过需要我们转化一下思维方式即可。如果一个人把别人的幸福也当做自己的幸福，那么当他帮助了别人使别人获得利益时，他自己也更加幸福了，这可以看做是他本人利益的增加，比如帮助贫困的人、向慈善机构捐款、参加义务劳动等。经济学家往往对“无私的奉献”不以为然，也不大同意“天下母爱最无私”之类的说法，因为这些完全可以换个角度被纳入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中——人们之所以会奉献，会无私地爱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人的快乐以及孩子的健康成长都可以看做是自己收益的一部分。
经济学中将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利己但不“损人”，比如“一个和尚挑水吃”，这类人自食其力，既不占别人的便宜也不会无偿帮助别人，经济学上称之为“行为内部化”，即这类行为并不妨碍他人；另一类是不但利己而且影响他人，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好的影响，如“一人栽树，大家乘凉”、“一人种花，大家观赏”等；另一种则是不好的影响，如企业生产时排放污染物破坏环境、厂商兜售伪劣商品等。这类利己但也影响他人的行为经济学上称为“行为外部化”或“外部性问题”，我们在下文中还将详述。“损人利己”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意的，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附带地”损害了他人利益，如工厂生产污染环境等，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者说是客观上造成的；另一类则纯粹是人为的有意的，即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为自己谋利，如偷窃、以权谋私等，经济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行为”。损人利己行为的可恨之处就在于它增加了交易费用，导致了社会损失。举例来说，就是因为盗窃行为的存在，才使广大居民被迫购买财产保险、安装防盗门窗，把自己的住房修护得像个“监狱”。如果没有盗窃，这些费用就不会引起，社会也无需雇用警察、保安了。节省下的这笔钱完全可以用于更有益的投资。因此说，损人利己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值得我们痛恨和制止。
其实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自利”对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厂商为了利润才生产和销售产品，这样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源，他们就必须在价格、质量、包装以及服务等方面让你满意；厂商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也就是说，各个厂商追求私利的欲望越强烈，那么他们为消费者所提供的服务就越周到，消费者从厂商的利己行为中也就可以获得越多的好处。
理性经济人的存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现代经济对私有市场的信赖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他认为，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用亚当·斯密自己的话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饼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的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在另一段论述中，亚当·斯密则用“看不见的手”做比喻来说明个人利益如何给社会带来好处：“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当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决非单单出于“利己”之心，只有完善市场竞争体系并健全法律规范，才能使利己心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我们在保证以市场为主体的同时，还不断强调政府作用的原因。
需求、供给与市场均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学也随着经济建设的升温而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曾有一位外国学者讥讽某些经济学家说：“如果教会鹦鹉需求和供给这两个词，它也能够成为经济学家。”这种说法固然偏激，但我们姑且不论其语言的攻击性，只是注意它从侧面反映了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术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学中的根基性作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经济学中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特定时期的市场上，每一价格下对商品愿意购买并且能够购买的数量。构成需求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购买某物品的愿望，另一个则是对欲购买物品的支付能力，二者缺一不可。举例来说，一个流落街头的流浪汉某日偶然购买了一张彩票，在开奖之前流浪汉思忖着自己一旦中了奖之后将要购买豪宅、汽车、高档家具等等，然而当时他并没有这个支付能力(若是真的中了头奖另当别论)，因此他的想法至多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能构成经济学中的需求。只有在购买愿望和购买能力二者兼备的情况下，才会形成消费者需求，而所有的消费者需求的总和就构成了市场需求。一般情况下，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上升，需求量就会下降，换句话说，市场需求与价格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供给作为需求的对称概念，是指生产者在特定时期的市场上每一价格下对商品愿意提供并且能够提供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上升，供给量就会随之增加，换句话说，市场供给与价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简单的说就是由各种市场组成的经济运行机制，所谓市场均衡则是指由于需求和供给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在某一市场价格下需求和供给的数量相等，此时的价格就称为均衡价格，需求和供给的数量就称为均衡产量。
明白了均衡价格的产生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个清醒的认识。
在生活中我们都是消费者，因而在购物时总希望物价越低越好，但事实上经常是事与愿违。举个最简单的买鸡蛋的例子。我们自然希望鸡蛋有个低价格，然而一旦价格真的下降了，随着鸡蛋价格的下降，供应鸡蛋的生产者会发现继续供应将是无利可图的，于是开始转而卖鸡。(你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每当鸡蛋价格大幅下降时，鸡肉的价格也会下降，因为卖鸡的人多了。)但是这样的好景往往不长，当鸡卖到一定的数量时，鸡蛋的生产量就会减少，自然供应量和销售量也会随之减少，可是人们对鸡蛋的需要却依然如故。这样，鸡蛋的价格就必然要回升，而且鸡蛋的供应量越小，其市场价格就越高。可见过低的鸡蛋价格在短期内尽管给消费者带来了益处，但这种“优惠”决不会持久，因为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总可以将物价稳定在使供求平衡的水平。
此外，我们大都痛恨“粮贩子”、“肉贩子”一类的人，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我们对其决无好感。比如有的农民抱怨，由于政府部门停止收购生猪，乡间的猪肉贩子就趁机压低价格收购；在城市里，一旦发现鱼、肉、菜涨价，人们也大都先指责贩子们哄抬物价。事实上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正是政府停止收购为猪贩子提供了压价的条件，而且在政府收购的时候，猪贩子的收购价格实际是偏高的；退一步讲，如果猪贩子被取缔的话，他们的猪不就更卖不出去了吗？再就城市市场看来，如果没有菜贩子、肉贩子的长途贩运，菜、肉的供应还会更少，价格也就会更高。因此，是供不应求并且缺少竞争者为抬价提供了基本条件。一旦各类贩子被取缔，只能使竞争者更少，供需缺口更大，价格也自然更高。
了解了上述道理，我们就可以在价格变化面前更平静一些，而且对小贩们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些既不生产又不消费的所谓“投机分子”其实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从经济学的供求理论这一小范围来看，“投机”是市场竞争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活动，对市场均衡起着积极的作用。供求理论告诉我们，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本期产量决定着本期的价格，本期价格决定了下期的产量。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如果有某些投机者看准并抓住了时机，在第一年产品价格低的时候购入一批产品储存起来，在第二年价格高的时候再抛售出去，这样除了投机者自身会获利之外，还从两方面推动了市场均衡——第一年的购买行为可使当年的需求增加，从而使价格不至于下跌太多；第二年的抛售行为可以使当年的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不至于上涨太多。从空间角度看，投机者也可以通过在甲地购入、乙地卖出的行为来推动市场的均衡，道理和上面相同。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机”未必都是贬义词，投机者只要能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注重社会公德，其实还是贡献不小的。
效用与边际效用
在经济学中，用“效用”来描述人们从其消费的商品中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一个人说他喜欢一件商品胜过另一件商品，那么用经济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前一件商品对这个人来说具有更高的效用水平。效用有大小正负之分，一个人如果喜欢吸烟胜过喝茶，那么香烟的效用就大于茶；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吸烟而且讨厌烟雾缭绕的环境，那么香烟对他来说就没有效用甚至效用为零。
在19世纪，不少社会科学家都希望有一天会发明出一种测量效用的仪器，那样就可以“读出”人们拥有一件商品之后的“幸福感”。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并没有惟一的测量效用的方法，为了大致了解效用的大小，我们只需知道一个人为了使自己处于一种境地而不是另一种境地愿意付出多少钱。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喜欢巧克力胜过果冻，那么他愿意为巧克力付出更多的钱就是合理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愿意支付更多并不意味着他必须支付更多，他必须支付多少决定于市场价格，而他愿意支付多少反映了他的偏好。
单纯谈论效用的大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研究与实际应用中用得最多的是“边际效用”，即额外增加一件商品所增添的效用。可以说，效用决定了人们购买什么不购买什么，而边际效用则决定了人们购买多少。在经济学中，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个人消费某种商品的数量逐渐增大，每增加一单位这种商品所增加的效用增量越来越少。边际效用递减的实例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在你运动之后极度口渴的时候，一杯水对你的效用甚大，第二杯也还可以，喝完第三、第四杯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渴了，水对你的效用逐步降低，如果这时还要强迫你喝下两三杯水，那么就会引起腹涨，效用必然变为负的了。又比如读书学习，在一定时间内两门课程交替学习的效果必然优于把时间都花在一门课上，因为随着在一门课程上投入时间的增多，所获得的效用(即学习成果)是递减的。因此在制定学习计划时，我们所考虑的往往是如何分配时间给不同的课程，而不是决定把所有的时间给哪一门课程。
通过效用的概念，我们还可以了解经济学中的两个名词——替代品和互补品。当两种商品给使用者带来相同的效用时，称为替代品，比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由于消费者偏好的存在，效用完全相同不大可能，非常的近似就可以了)；当两种商品对于满足某一效用存在相互补充关系的时候，就称为互补品，比如相机和胶卷、滑雪板和滑雪靴等。
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
从经济学定义上看，消费者剩余是指一个人为了购买一定数量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与他实际必须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差额。为了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我们不妨从一个交易谈起。
学生甲大学即将毕业，想把旧电脑以2500元的价格卖出去，刚入学的新生乙想购买一台旧电脑，但他只愿意付出2000元。这两个价格我们可以看做是甲乙二人各自对拥有电脑的效用评价。于是这笔买卖就很难成交，因为凡是能够达成交易的买卖，都是由于买者对物品的效用评价高于卖者的评价，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资源总是从对它评价较低的所有者那里转移到对它评价较高的所有者那里。这时如果乙动摇了一下，认为3000元也可以接受，那么甲乙二人就有了谈判的余地。甲会坚持说少于2500元决不出手，乙也会坚持说多于3000元决不支付，于是电脑在2500元至3000元的某个价位上成交。一旦交易完成，资源(这里是电脑)就从对它评价低的地方转移到了对它评价高的地方。电脑这一资源在交易过程中的潜在收益从2500元增加到3000元，净增了500元。这500元收益就是买卖双方进行某种比例分享的基础。我们平时买东西时所谓的讨价还价，其实就是在针对某个“转移收益”的分配比例进行谈判。
假定最后电脑以2750元的价格成交，表明买卖双方在资源的转移过程中各分享到250元的利益，在经济学中，消费者分享到的“转移收益”被称为“消费者剩余”，销售者或者生产者分享到的“转移收益”被称为“生产者剩余”。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一笔交易过后总有一方声称自己“亏”了呢？我们不妨对上面的例子再深想一步，电脑最后以2750元成交，甲乙二人各分享了转移收益的一半，可以算是相对来说最为“公平”的分配了。但是如果最后以2800元成交，则卖方分享了转移收益的300元，占3/5；买方只分享了200元，占2/5。这样，买方会觉得自己“亏”了，实际上并没有亏，只不过在收益的分配比例上少赚了而已。反过来，如果电脑最后以2700元成交，卖方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
此外，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也不只是收益分配的两个方面那么简单。还是从大家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事情说起。假定某一天你到外地旅游或是探亲，顺便到某家大商场购物。你非常得意的以200元的折扣价买下了一双标价400元的鞋，更令你欣喜的是，你曾在居住的城市也见过同样的鞋，标价有500元!看上去的确值得高兴，即使不算100元(500～400)的地方差价，单是在一家商场里就省下了200元(400～200)!但是你真的赚到了200元吗？没有!你自认为赚了的钱其实就是消费者剩余，换句话说，你本来愿意出价400元，甚至更高的价格买双鞋，结果只付了200元，之间200元的差价便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消费者剩余!
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对某一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取决于他对该商品或服务的效用评价，而效用评价又往往与消费者的偏好有关。一个追求时尚、喜爱名牌的人愿意花上百甚至上千元去购买一件衣服，一个爱好音乐又好“追星”的人也愿意花数百、数千元去参加现场演唱会。衣服牌子和演唱会真的值那么多钱吗？这个问题不能做简单回答。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上某种商品的实际价格是以整个市场对该商品的供求状况来决定的，而并不是以某一位或某一集团的消费者的意愿为转移。因此，商品的实际价格并不必然等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于是在绝大多数时候，市场上都会出现“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其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有一个差额”的现象，也就是消费者剩余。遗憾的是，消费者剩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感受，它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收入。在现实的商品交换中，有实际收入的不是消费者剩余，而是生产者剩余，即经营者在出售自己产品时实际得到的价格高于他能够接受的价格。生产者剩余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此时不知你是否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你或许想到了，服装店门前张贴的3～5折优惠、满100送50的广告；在餐厅用餐完毕后，服务小姐非常慷慨地给你的账单“抹了零头”，或者来个9折什么的；外出购买双程机票或者团体票时，航空公司也会很大方的给你打上折扣……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商家对“消费者剩余”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你虽然心中欣欣然，但从物质的角度看，你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现今的商战中，“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策略可谓屡试不爽。一件只值1000元的皮衣，标价2000元之后再打7.5折，只收消费者1500元。相信还是会有很多消费者欣然接受。那么到底谁赚了500元呢？讨好一点说就是都赚了，只是收益的形态不同而已——店家赚到了实实在在的500元钞票，消费者赚到了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可以折算为500元的心理享受。
机会成本、沉没成本与边际成本
成本的概念想必谁都不会陌生，不就是要花费的时间、金钱、精力等等支出的总和吗？但一旦将此概念细化，就未必人人都搞得清楚了。
首先说机会成本这个我们随时都会碰到却几乎从不在意的概念。所谓机会成本，经济学上就是指一项资源以其在其他用途中的最优用途上的价值所衡量的成本。这个定义太拗口，我们不妨举例来看一下。
以一个大学生为例，人们往往以为学费和食宿费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全部费用。但是经济学家就会思考得更加全面，他们会考虑到机会成本——如果他不是去上大学而是去工作并假定该学生的第二种最好选择是每年挣到10万元，那么这10万元就是他这段时间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在计算这一学年的总经济成本时，必须加上他放弃的这笔收入。
又如一家公司购买了一座楼作为公司总部，但是他们使用不了如此多的面积。如果将多余的房子出租，那么每平方米每月可获得100元，这就是使使用面积闲置的机会成本；再比如政府拥有大面积荒地，在考虑是否将部分土地改造为国家公园时，政府需要把土地的机会成本计算进去，因为土地还可以用于植树或者放牧，不管土地的第二种最佳使用方式是什么，其价值就是建造公园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的概念还可以帮我们理解一些平时颇为荒谬的想法。大家可能在电视或其他媒体上都或多或少对监狱有些了解，犯人坐牢不仅有地方住，三餐免费，而且有电视看，有活动室、图书室等文化场所可以去，这种日子也“不赖”嘛!但要是让你到监狱里去住上一年半载又如何？你恐怕一天也不想进去。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下意识地运用了机会成本的分析方法。坐牢确实省去了你吃、住、玩的费用，但是如果不坐牢的话，你每天工作还可以挣上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一旦坐牢你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有人宁愿罚款而不愿被拘留，所谓“花钱买自由”，就是因为自由也值钱；此外，一旦坐牢肯定会对自己的人格、尊严、名誉、地位以及原有的社会关系等带来损害，这些则不是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的损失了。
类似“坐牢”这样的事情几乎不用动脑筋就可以决策，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我们在若干选择中做出决策，那时再忽略机会成本就是不明智的了。
再说沉没成本，从字面上我们大致可以猜出，沉没成本就是付出之后再也无法收回的成本。的确如此，如果你花了10元钱买了一张电影票，电影约两个小时，但你才看了半个小时，便发现电影其实一点都不好看，于是你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离开电影院。在做这一决策时，你就该忽略那10元钱，因为它就是沉没成本，无论你离开影院还是继续看下去，它都收不回来了。此时你倒是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度过余下的一个半小时，并且注意把机会成本考虑进去。
我们生活中也时常经历这样的事情，拿买电脑来说，你花8000元买了一台新电脑，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个星期之后生产商就宣布一种功能更强、性能更好的新型电脑只卖6000元，并宣称消费者可以用刚购买的机器去换一台新的，只不过还要加付1000元。此时的你肯定是火冒三丈，新电脑几乎还没用就损失好几千元钱!你很可能决定这一年内再也不买新机器了，至少等投资收回一部分再说。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明智，毕竟已经付出的8000元是沉没成本，再也收不回了。你此时需要权衡的是新型电脑的新功能是否值1000元，如果值就加钱去换，不值就不换。
最后说一下边际成本，它与边际收益紧密相连，分别指选择多增加一点某物而导致的额外成本和好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更加不陌生，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接触到。在决策时，我们并不难决定到底做不做某事，而是多做些还是少做些的问题。比如你已经决定了要买房子，那么难题在于买多大的，要装修到何种程度；国家也不需要考虑是否要拥有军队，问题在于军队的规模多大是合适的。
如果你在3天假期内出去旅游，旅馆住宿费是每天150元，旅游花销200元，食品费与在家里一样，那么你在决定是出去3天还是2天时就要对第3天的边际成本150元住宿费和200元旅游花销共350元——和因多出去一天所得到的快乐相比较。
又比如你到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去吃快餐，小杯可乐3元一杯，中杯5元，大杯6元，从小杯到中杯的边际成本是2元，从中杯到大杯的边际成本是1元，这样你在考虑买小杯还是中杯时，就要衡量中杯比小杯增加的量是否值2元；类似地，在考虑是否买大杯时，就要衡量它比中杯增加的量是否值1元。
对以上三个概念的了解可能会使你产生这样的感觉——经济学并不神秘。的确如此，经济学不过是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加以归纳，并换个思维角度来看待而已。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和边际成本都是经济学家系统考虑各种可替代性选择的关键概念。
寻租
寻租的现象我们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只不过现在我们才用“寻租”一词将其概括一下而已。比如说，在我国各项规章制度尚不完善的时候，往往有关系、有门路就能挣到钱，某某低价买进一块地皮，一转手就是若千万；某某从政府搞到了紧俏商品的经销权，赚了一大笔……如此等等，大家似乎都司空见惯了。通过这种方法赚钱的确要比自己开餐厅、办企业赚钱容易得多，但二者所获的利润是有区别的。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倒买倒卖的利润称为租金，而倒卖者通过特殊途径得到某种特权并以此来寻求租金的行为就是寻租。
寻租与寻利并不难区分。举例来说，某甲搞了一项市场前景颇为看好的新发明并向政府部门申请了专利。接着，他开始组织生产产品并推向市场。此时由于专利权的保护，其他厂商不能生产出售同样的产品，于是某甲便获得了垄断地位，他凭此地位获得的收益便是垄断利润，也可以算是对其创新成果的奖赏。上述过程便是寻利的过程，因为其结果对社会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这时候如果有个某乙，自己并没有什么成果可以申请专利，但是却想方设法地说服了政府主管部门授予他某种重要商品的垄断销售权，并且通过公布某项制度或法令禁止其他厂商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某乙就可以凭借特权肆意抬高产品价格(只要产品卖得出去)，获得超额利润。这一利润就被称为垄断租金，某乙的行为就是寻租。寻租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潜在生产者的利益，对整个社会都是不利的。
寻租现象给我们以不少启发。首先，寻租的实质就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而这种权钱交易恰恰是腐败的重要根源；其次，寻租活动本身不创造任何财富，相反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寻租者挖空心思找后门，用礼品和金钱疏通层层关系，最后使自己获得超额利润，但从社会的角度看，却没有任何新物质产品的出现，因此寻租的支出是一种纯粹的浪费；最后，在我国目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并存，是最容易产生寻租行为的，只要政府干预可以产生某种特权或者派生出某种垄断权，寻租就不会绝迹，诸如公安、工商管理、财税、物价、土地等管理部门利用手中权力进行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都是寻租的重要表现。要抵制寻租，规范政府行为是个突破口。
政府限价与短缺经济
在说政府限价之前，不妨先说一下政府。政府是什么？这个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提到的概念，一旦细究起来还真不大容易说清楚。政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包括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的全部机构；狭义理解的政府则只指国家的行政机关，有时甚至是指行政机关的核心即内阁。
在经济学中，往往倾向于使用广义的政府概念。这样，政府的职能就被归为三类：一是规定人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建立“游戏规则”，这相当于“立法”；二是监督和维护规则，禁止人们干不能干的事，并对违法者予以处罚，这相当于“司法”；三是引导人们在能干的范围内干得更好，即抑制合法而不合理的事情，鼓励合法且合理的事情，这实际上是运用政策手段的宏观调控，相当于“行政”。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作用似乎远远超出了上述范围。年纪稍长的人肯定都还记得凭票供应商品的年代。当时购物往往是两人一道出去，一个排队买菜，一个排队买肉；一个月内需购的物品究竟怎么安排在月初就必须盘算好；遇到家里来了客人向邻居借肉票也是常有的事……如今各类产品都大大丰富起来，凭票排队购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物价也涨了上来。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颇为怀念过去那种虽然要排长队购物但物价不涨的日子。
事实上，从前稳定的物价背后隐藏着市场供给的不足，供给不足才会出现排队买菜、凭票购车购表的现象，而稳定的物价也正是政府严格控制的结果。物价一旦被人为控制，现实中的物价就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中的需求状况。如果政府放开物价，那么在既定的社会需求过剩条件下，如果供给没有发生变化，短期内物价会上升；接着生产厂商会发现扩大生产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当所有的厂商都扩大生产之后，整个市场的供给就增加了，长期看来物价又会逐渐回落。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就像一个大管家，不仅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由主管部门规定其价格，而且企业的生产所用的生产资料也是由上级部门按计划供应的，因此，就算政府鼓励企业和农民多生产工业品、家用产品来满足群众的相对过量需求，企业也是力不从心，毕竟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是本身可以决定的。此外，即使企业获准取得了扩大规模的必要生产资料并因此而获得了利润，这些利润也不归企业所有，必须上交，因此很少企业具有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市场供应的欲望和动机；相反，企业只要按照上级部门的规定完成一定的生产计划即可。更糟糕的是，由于企业多生产非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且会增加下一年度的生产任务，因此很多企业向上级部门隐瞒生产能力。于是，尽管政府决定要增加市场的商品供应，但由于企业反馈上来的信息与政府的计划以及实际情况均不相符，从而企业的作用就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久而久之，就导致了社会产品的供应不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短缺经济”。
价格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有人将价格比作一种没有中央指令的工作系统，其运转不需要人们用语言传达命令，也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正是时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价格吸引着人们来到市场上，进行有秩序的商品交换。而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限价则将价格的反映需求变化、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几乎全部抹杀掉了。没有了价格变化，也就没有了“投机”生存的土壤，人们在感觉“物价稳定”、“社会安定”的同时，也在了无生气的生活中付出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代价。因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功能健全的价格机制的引导下，我们才有可能告别“短缺经济”。
比较优势
大家对“贸易”一词应该并不陌生，贸易的本质即是交换，但这种交换为什么会发生？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就未必是人人都说得清的了。
以国际贸易为例来说，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各国居民之间之所以会发生贸易，是由于各国生产质量相同产品所耗费的成本不同。正如不可能做到任何个人都自给自足一样，任何国家要完全做到自我依靠而不降低生活水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国际间贸易的直接结果正是各国居民福利的增加。
绝对成本说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生产某种产品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即每个国家总是存在着生产某种产品的绝对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相应成本的情况。如果各个国家都按照国际分工的原则，生产自己在生产条件方面绝对有利的产品，然后再运用于国际交换，这样就可以使各国都在交换过程中获得利益，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后来的经济学家在亚当·斯密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贸易的发生机制。
有些国家很发达，几乎任何物品的生产都比另一些国家更有效率，具有优势的生产技术被称为“绝对优势”，既然绝对优势被发达国家占有了，那么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该如何参与贸易呢？答案在于“相对优势”这一原则，即个人和国家专门进行其相对来说更有效率的生产。
先以个人为例说明。一家大公司的总裁可能比他的秘书打字速度快，但是让秘书打字还是值得的，因为总裁在引进新客户、做投资决策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秘书在打字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总裁完全可以把优势发挥在其最强的方面。
再以国家为例，假定日本和美国都只生产两种产品——计算机和小麦。制造一台计算机在美国需要100工时，在日本需要120工时；生产一吨小麦在美国需要5工时，在日本需要8工时。可以看出，美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更有效率，美国甚至声称它的计算机工业在世界上效率最高，然而美国却从日本进口计算机。为什么？答案仍在于相对优势。与美国相比，在日本生产一台计算机的相对成本(以使用的劳动计算)低于生产一吨小麦的成本，因为在日本，生产一台计算机的工时是生产一吨小麦的15倍(120/8)；而在美国，生产一台计算机的工时是生产一吨小麦的20倍(100/5)。尽管在生产计算机方面日本具有绝对的劣势，但它却具有相对的优势。
国家与个人往往最终都会在他们具有相对优势的物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少生产或者不生产他们具有相对劣势的物品。这样，相对优势就导致了专业化的出现，专业化增强了他们进行专业生产的能力，结果是又加强了原有的相对优势。
我们不妨举个铅笔的例子来看看专业化生产的好处。铅笔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工具了，但是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出一支铅笔所需的全部材料。必须先砍伐某种在某地生长的、有着合适木质的树，然后运送到另一地的木材厂，切开并进一步加工成为有槽的木棍，而铅笔中间的石墨、顶端的橡皮和联结部位的金属都是相当简单的材料，但是每一种材料都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生产出来。可以说，小小的铅笔就是专业化分工劳动的结晶。
只要我们对世界各国的进出口状况稍加注意，就会看到一幅复杂的贸易图景。比如美国从南美洲进口香蕉，从日本进口个人电脑，从中国进口布匹；又出口喷气式飞机、小麦和大型计算机等。前面谈到相对优势决定贸易的模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相对优势呢？经济学家们设想一国的相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自然禀赋”，比如美国拥有大量可耕地使美国在农业上具有相对优势；拥有大量低技术劳动力的亚洲国家会从事纺织品生产这样的需要大量手工劳动的劳作；葡萄牙拥有相对放牧来说更适于种植葡萄的土地和气候，因此它会生产葡萄酒而不是去加工羊毛。“自然禀赋”颇有上天赐予的意味。但是在今天这样的技术时代，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如何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建立相对优势来获得发展。在这方面最具有说服力的是日本，它们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却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角色，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拥有“后天禀赋”。日本的成功给我们以很多启示：通过节约和积累资本以及建造大型工厂，一个国家可以获得像钢材这种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进行生产的物品上的相对优势；把资源用在教育上，一个国家可以发展出需要大量技术劳动进行生产的物品上的相对优势。优越的知识也是相对优势的基础之一，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它们的技术知识来获得相对优势，比如美国的半导体工业，正是联邦政府的大力资助和扶持，使半导体能够应用于导弹和其他武器，从而抵制住了日本的激烈竞争，保持了在该领域的相对优势。前面我们说过相对优势导致专业化，其实专业化也可以导致相对优势。比如汽车制造技术相差无几的英国、德国和美国却相互进行汽车贸易，怎么可能每个国家都具有汽车生产的相对优势呢？原因就在于专业化。它们可以分别生产赛车、轿车和豪华车，专业化提高了生产率，这样每个国家都会得到好处。
既然贸易可以使参与者互惠互利，那为什么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强烈的反贸易情感，即“保护主义”呢？而且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贸易限制政策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尽管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获得了好处，但国家内的某些集团却可能受到损害。由于受益者得到的好处大于受损者遭受的损失，原则上受益者应当给受损者一些补偿。但实际上却很少如此，社会得到的好处往往以消费者低价购物的形式体现了。而面临外国竞争的行业的工资下降以及工作机会减少这类损失往往比收益更加显而易见，受损者除非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否则就难免会反对自由贸易。这一分析也可以用来说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为什么广大老百姓欢天喜地而诸多国内厂商却忧心忡忡。
公共物品、外部性与产权界定
所谓公共物品，就是提供给整个社会共同享用的物品，它可以是一种具体的物品，如道路、公园等；也可以是一种服务，如国防、公安等。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的，与一般的私人物品如家用电器、食品等相比，其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即一个人使用公共物品并不排斥另一个人对该物品的使用。举例来说，如果你有一块巧克力，那么你吃掉之后别人就不可能再吃上了；而公共物品则不同，你在道路上行走或者驾驶并不排除别人对道路的使用，你观赏公园里的美景也并不排斥别人对风景的享受。
第二，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非竞争性，也就是说，由于公共物品不仅向付费的人提供服务，而且也为不付费的人提供服务，当一些人或者单位在没有付费的情况下却享受了服务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搭便车”的现象。任何有理性的私人企业或机构都不会愿意为不付费的人提供服务，因此，公共物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政府来提供。
由公共物品第二个特性中的“搭便车”便引申出了外部性问题。我们不妨用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故事来说明。
三个和尚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个和尚独居时挑水吃，两个和尚同住时抬水吃，三个和尚共处一室时却没水吃了。这个简单的故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却颇为耐人寻味。
一个和尚挑水吃是最自然的，一方面水是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他不去挑水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他是自己劳动成果的惟一拥有者，自己挑多少就可以用多少，生产和消费活动都具有完全的排他性。
两个和尚抬水吃也还算说得过去，只是生产人数增加产量却不增，效率有所下降。外部性在这里就出现了。因为经济学基于经济人的假设，即人们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都希望付出越少越好而收获多多益善，谁都不愿意看到别人“搭”自己的“便车”，同时又都想方设法占别人的便宜，希图坐享其成。和尚也不例外，谁也不愿意自己挑水而让另一个免费享用。读者也许很容易为他们想到一些办法。比如每个和尚各买一套水具——扁担、水桶加水缸，各自吃自己的水，但这一方案的成本过大，而且还有一个设备(指水具)的利用率低下问题；还有个办法就是达成轮流挑水的协议，一人挑一天，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比如一个和尚可能会偷懒，总是不把水桶装满，这意味着双方在相互监督和制裁违约等方面的交易费用过大。看来最笨的方法还真是最好的方法，两个人抬水不仅节省了交易费用，而且也消除了外部性问题。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荒谬结果之所以会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由于外部性的不可避免。从设备——水桶和扁担——来看，其特征决定了要么一个人挑水，要么两个人抬水，每一次的生产活动中必然会出现一位搭便车者，即总会有一个人在吃“免费的午餐”，在大家都不想提供免费午餐的情况下，三个和尚便没水吃了。或许他们可以通过谈判来建立三人轮流值日挑水或者两人轮流值日抬水的制度安排。但是上文分析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人偷懒或两人合谋偷懒都可能发生，而监督费用又是高昂的。在两个和尚抬水吃的情形下，尽管消除了生产上的外部性，但消费上的外部性还是可能存在的，比如一个和尚吃水比另一个和尚多，好在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谁吃多少水双方心里都有数。但在三个和尚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很可能会在用水多少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监督、谈判，甚至第三方仲裁的费用都可能太高而最终使大家不欢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三个和尚可能最终会寻求一种付出的努力与行为的结果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即谁付出的劳动多谁就多消费水。不过如何对努力程度进行考核是个问题，更麻烦的是劳动成果——水——的性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它不存在消费的排他性，显然，没有哪个和尚愿意提供这一公共物品。
三个和尚的故事似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事实上只要大家都退一步，互相谦让一下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的确如此，不过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故事只是用来说明问题而已，它告诉我们：在集体经济活动中，如果没有明确的可监督的和可实施的责、权、利关系，或者不能保证付出的努力与行为结果的紧密关联，那么分配时的努力就会超过生产时的努力，既大家宁愿分抢一块小蛋糕也不愿意一起把蛋糕做大。这样，外部性问题就会使整个集体行动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从而导致合作的失败。对人民公社时期的生活留有印象的人不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问题的本质与三个和尚的故事是一样的，不过那可不是大家互相谦让一下就能解决了的。
以上事例中的外部性都是积极外部性，即生产过程中对他人或社会产生了一种有利的影响，使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得到增进。这一概念是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为了说明积极外部性，他举了一个农场主与养蜂人的例子——一个农场主在山地种植果树，有个养蜂人将蜜蜂放飞到他的田间来采蜜，这样，农场主的果园增产了，养蜂人也获得了一定的收入，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谁也不要对方支付任何费用。
积极外部性固然好，可以使各方受益，然而天不遂人愿，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消极外部性的例子，比如单位施工给周围居民造成噪声干扰，汽车尾气造成环境污染，工厂向河流里排放污水影响下游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等等。消极外部性的实质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差，拿工厂来说，本来生产污水和废物是要自己花费成本来处理的，但是他们直接将其排放到河流中，节省了私人成本却增加了社会成本，即转嫁了部分成本。
如何消除消极外部性是政府面临的一大课题。为了消除外部性，政府通常是采用界定产权和课征税收的办法将外部性予以内部化。
所谓产权界定就是将资源的使用以及管理权力明确地界定给某一方，如企业、政府或者居民。我们以污水处理问题为例来说明。国外的一般性做法是：由政府有关机构评估出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要求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力，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优惠甚至无偿给予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力能够合法地买卖。在排污权市场上，排污者从其切身利益出发，自行决定排污权的买卖。由于总的排污权力是以满足环境要求为限度的，因此不管这些权力如何分配，环境质量和标准都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之内。而企业会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从排污权中获得最大收益而尽量少排放污水，这样客观上就达到了促进环境保护的目的。如果权力界定给居民一方，以保护居民的生活环境不受污染，那么企业就要向居民支付一定的费用使居民得到补偿，企业则获得相应的排污权。
所谓征税是指政府向产生污染的企业征收一定的排污费用，即对企业排放废弃物的量做出限制，超出的部分要征收一定的费用或者罚款。政府则利用向企业征收的税收收入和罚款收入投资于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从而使环境得到改善。这一措施也为不少国家所采用。
可持续发展
当我们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的时候，当我们备受酷热天气折磨的时候，当我们时时被警告淡水短缺不得不厉行节约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想过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我们是在自食苦果——当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不得不承受着因自然的和谐被破坏而带来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保护环境的呼声日渐高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也应运而生。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诺思等人的观点，早期经济社会的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形成都与人口和自然资源之间的比例关系密切相关。在早期社会，人类所能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只占整个资源的一小部分，因此早期的社会制度鼓励人口增长，通过人口的增加来增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环境无限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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