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 撰 汤志钧 导读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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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试读：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
《中国历史研究法》导读
汤志钧《中国历史研究法
》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的讲稿，也是半个多世纪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专书。一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读经、史，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五岁至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中举。次年，入京会试。归途在上海购得《瀛环志略》，知世界大势。他少年中举，自命不凡，“辄沾沾自喜”。当他在1890年随同陈千秋进见康有为时，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自称：“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1]惧”，甚至“竟夕不能寐”。大为“感服”，“乃北面执弟子礼”[2]。
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梁启超协助康有为编校《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894年的中日战争，清政府惨败。次年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于5月2日（四月初八日）联名上书请愿，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梁启超也签了名。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皇帝，以争取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梁启超参加了强学会，在北京主《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编务，又到上海主编《时务报》。
梁启超开始主持《时务报》笔政时，几乎每册都有一至两篇论文，著名的《变法通议》就是在《时务报》首先刊出的。《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首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列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务的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变法通议》在《时务报》陆续发表，它深刻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反复阐述不变法的危害、变法的必要，说是“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骋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认为变法的本原是“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前者旨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后者要求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一些条件。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梁启超“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也就影响日广。
接着，梁启超又到澳门筹办《知新报》和到湖南时务学堂讲学，在维新运动期间起过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与康有为合称“康、梁”。
政变发生，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横滨发刊《清议报》，说明要以之“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列“宗旨”四条：“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3]。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民丛报》，倡新民说，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同时广泛介绍西方各家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等学说，并撰写一批学术著作，提出了新的史学理论。辛亥革命胜利后，梁启超回国，浮沉北洋政府六年之久，历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
1918年冬至1920年春，梁启超旅游欧洲，此后，致力于文化教育和写作，直到辞世。二
梁启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写了大批论文和专著，也有一些译作。他的撰著之众，结集之多，在近代是少见的。
早在1902年，梁启超二十几岁时，他的文章已辑为《饮冰室文集》，此后，更有多种《汇编》、《文集》、《全集》、《合集》、《文[4]选》、《文存》出版。据统计，有下列各种：续表续表
其实，这个目录并不齐全，不但1937年以后各本未曾辑入，即此前也有缺漏。可见梁氏著作之多，影响之大。
梁启超学识渊博，淹贯经史，著作宏富，内容广泛，《饮冰室合集》就录撰著千余万字，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三
还在1901年，梁启超就潜心史学研究，刊布了《中国史叙论》，认为新史学和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看到“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不是“以一朝为一史”，从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是“上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是为亚洲之中国”，是“中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是“近世史”。这种分法目的是打[5]破朝代界限，“探索运动进化”。
次年，梁启超又发表《新史学》，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至于新史学的“界说”，则是：“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6]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者也”。可知他的历史观是建筑在进化论上的。
梁启超在编写《新史学》的那年，自己也写了不少和史学有关的论著，如《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论希腊古代学术》、《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近世欧洲四大政治学说》、《斯伯达小志》、《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等。
此后，梁启超又发表很多与史学有关的论著，如《世界近代史按语》（1903年）、《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1904年）、《世界将来之大势论》、《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国之多数政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越南亡国史》、《越南小志》（1905年）、《中国古代财币考》（1908年）、《英国政界剧争记》（1910年）、《欧洲战役史论》、《清史商例初稿》（1914年）、《读史举正》八卷（1918年）、《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
梁启超“流质善变”，他的史学思想也屡有变易。到了20年代，他已形成了一套史学体系。1922年到1927年的几年中，梁启超先后以学术讲演的形式，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诸书。这里合印出版的，也是根据他的讲搞重新标点、整理的。四《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同年11月、12月，《改造》第四卷第三—四号曾部分摘载，成书时文字上有修改，辑入《饮冰室合集》第十六册之七十三。《中国历史研究法》分《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他在《
自序
》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有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足。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
可知《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根据多年的治史经历和二十多年“所积丛残之稿”，在南开大学系统讲演后，再就讲稿记录增删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开始就对“史之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7]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认为中国史必注意中华民族和“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对国内各种团体、法律、农工商业、经济制度、人口增殖移转、与外国交通等等，“校其总成绩以求其因果”，主要是：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的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他以为，“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说是“最初之史”的体裁是诗歌，它“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诗经》中的《玄鸟》、《长发》、《殷武》、《生民》、《公刘》，“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在中国各种学科中，“惟史学为最发达”。“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到了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这些史官所作之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以《春秋》为例，“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最短者乃仅一字”。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如《尚书》。“《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春秋、战国时，还有《国语》和《世本》，是“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
他认为，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可称为“史界太祖”，其首创纪传体，“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自班固《汉书》以后，“断代为史”，但司马迁、班固以至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皆出私撰”，《晋书》至《明史》则为官修，正如前人所说：“官修之书，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至《续通鉴》都“以年为主”。另有专讲典章制度的，“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
他评述了“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种体裁，对史书考核、史书批评也予说明。
第三章《史之改造》，认为“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因而“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他提出“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
第四章专门论述史料，说是“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得史料之涂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前者“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即：一，“现存之实迹及口碑”；二，“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三，“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四，“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五，“实物之模型及图影”。这些资料，“时间、空间皆受限制”。至于“文字记录的史料”，“记录之种类亦甚繁”，如“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最后，他对当时“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发生“无限感慨”，认为这是“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
第五章谈“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他先谈“搜集资料之方法”，说是“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同时，“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至于“鉴别史料之法”，则在“正误”、“辨伪”。历史上“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或者“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他又以为“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两者自以前者为可信，但“有极可贵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现者，则其史料遂为后人所及见，而为前人所不及见”，也应注意。接着，举出“伪事之由来”和“辨证伪事应采之态度”。
第六章是《史迹之论次》。梁启超认为，“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接着，他对“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加以剖析，对“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举“最近之史迹”义和团，“示吾侪运用思想，推求因果，所当遵之涂径为何如”。
没有多久，梁启超又“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他认为，“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但“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其二是“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他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加以修正。
其三是“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他说自己“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修补及修正”的内容大抵如此。五《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系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收入《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九十九。
梁启超自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与几年前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迥然不同”。过去注重通史，此次讲演则“注重专史”，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
总论第一章是《史的目的》，说是“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在“求得真事实”中，他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联络法五项，提到“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等要求。至于“读史的方式”，则有“鸟瞰式”、“解剖式”。
总论第二章是《史家的四长》。所谓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其中还对“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五种专史“提纲挈领的说一个大概”。
分论一是《人的专史》，对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等体裁的位置和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应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约有七种”：一是“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二是“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三是“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四是“从前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挟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的；五是“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有许多过于简略”的；六是“有许多外国人，不管他到过中国与否，只要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关系”的；七是“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但是，也“有许多人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一，“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二，“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
接着，考虑“做传的方法”，包括合传、年谱、专传、人表等。对孔子、玄奘的专传更提出了具体、详细的看法。
分论二原拟作“事的专史”，结果略去。
分论三是“文物的专史”，包括政治专史、经济专史和文物专史三大类。梁启超说，“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展，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就这些方面，“他一件一件的讲下去”。在“学术思想史”中，他侧重于道术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的说明。
他认为“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文化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
至于“文物专史的工作”，他认为“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应该注意的是：“一，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画分时代”；二，“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专史则专看这种文物某时代最发达，某时代有变迁，其他时代或没有或无足重轻，可以不叙”；三，“凡做一种专史，要看得出那一部分是他的主系而特别注重，详细叙述”；四，“文物专史又须注重人的关系”；五，“文物专史要非常的多用图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内容大抵如此。六《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思想也有递邅变化。他在编完《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谓：二十年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不以问诸世”。此书出版不久，又作了“修补及修正”，说是“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按指历史的因果关系）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规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规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
[8]解”。如果说，梁启超原来承认“因果律”，还是承认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而现在却是抛弃“因果律”，对过去的史学主张发生怀疑了。
梁启超“流质善变”，他的“善变”，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动剧烈的反映，在这动荡的年代，他有过迷惘，史学理论也发生过“自我交战”。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毕竟是他多年钻研的结晶，中多精辟见解；即使他这时已步入晚年，不如过去那样生气勃勃，仍旧阐幽发微，予后人以很多启示。如果由此追溯梁启超二十年间的史学思想及其变化，那就更有意义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单行本出版前，先于1922年由《改造》发表。[9]次年1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至1947年印了七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学校所讲，由周传儒、[10]姚名达笔记，193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有“国学小丛书”本、“万有文库”本），至1947年印了六版。
1987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重新标点整理，合印出版，以商务初版本为底本，与《饮冰室合集》本参校，并将他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演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对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附上，以满足当前史学界和大专学校文科学生的需要，当时他们嘱我写一篇《梁启超和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前言”。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把此书收入“蓬莱阁丛书”，因将旧稿增补，作为“导读”。1998年6月30日于上海[1] 梁启超：《三十自述》。[2] 梁启超：《万木草堂诗集·按语》。[3] 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4] 见李国俊：《梁启超著作系年·前言》。[5]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初载1901年9月3日、13日《清议报》第九○、九一册，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 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一号开始刊登，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8]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见本书。[9] 初版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10] 梁启超于1925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至1926年10月，“讲座复开”。所以也可将演讲推溯到1925年。见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徵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今宜将此定义分析说明：
一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是故非活动的事项，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皆非史的范围。反之，凡活动的事项，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即皆史的范围也。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
二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复次，言活动而必申之以“赓续”者，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隐然若悬一目的以为指归。此目的地辽远无垠，一时代之人之所进行，譬犹涉涂万里者之仅一步耳。于是前代之人恒以其未完之业遗诸后代，后代袭其遗产而继长增高焉。如是递遗递袭，积数千年、数万年，虽到达尚邈无其期，要之与目的地之距离必日近一日。含生之所以进化，循斯轨也。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准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徧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也。
三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然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质言之，即算总帐也。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譬犹澍雨降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摧。历史上大圣哲、大英雄之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微细而难见者，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浸陶壶而留陈渍，虽聪察者犹不之觉，然其所演生之迹，乃不可磨灭。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然因果关系至复赜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故史家以为难焉。
四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
今人韦尔思有言：“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称为史[1]者。”夫中外古今书籍之以史名者亦多矣，何以谓竟无一史？则今世之史的观念有以异于古所云也。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千馀年前学者之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彼时学问未分科，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久，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吾侪居今日而读旧史，正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离沙无金，固也。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苟误其涂，则取沙弃金，在所不免。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乃正类是。吾昔在友家见一八岁学童，其父面试以元、明两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数，童对客偻数，一无漏讹。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之事项质客（我）者，客惟有忸怩结舌而已。吾既叹异此童之慧敏，转念以如此慧敏之脑而役以此第一无价值之劳动，其冤酷乃真无极也。不宁惟是，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试举其例：如巴、蜀、滇、黔诸地，自古本为中华民族文化所未被，其次第同化之迹，治史者所亟欲闻也。而古代史上有两大役，实兹事之关键。其在巴、蜀方面，为战国时秦司马错之定蜀。其在滇、黔方面，为三国时蜀诸葛亮之平蛮。然而《史记》之叙述前事，仅得十一字。《三国志》之叙述[2]后事，仅得六十四字。其简略不太甚耶？又如隋唐间佛教发达，其结果令全国思想界及社会情状生一大变化，此共见之事实也。然而徧读《隋书》、新旧《唐书》，此种印象竟丝毫不能印入吾脑也。如元、明间杂剧小说为我文学界辟一新纪元，亦共见之事实也。
然而徧读《元史》、《明史》，此间消息乃竟未透漏一二也。又如汉之攘匈奴，唐之征突厥，皆间接予西方史迹以莫大之影响；明时欧人之“航海觅地热”，其影响之及于我者亦至钜；此参稽彼我年代事实而可见者。然而徧读汉、唐、明诸史，其能导吾以入于此种智识之涂径者乃甚稀也。由此观之，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
今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其重要项目，例如：
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
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
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何时代发展至某部分，何时代又发展至某部分？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抑已停顿？
外来蛮族，例如匈奴、突厥等，其与我共争此土者凡几？其来历何如？其纷争结果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
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例如印度、欧洲等，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
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
统治异民族及被统治于异民族，其成败之迹何如？
阶级制度，贵族、平民、奴隶之别何时发生，何时消灭？其影响于政治者何如？
国内各种团体，例如家族团体、地方团体、宗教团体、职业团体等，其盛衰兴废何如？影响于政治者何如？
民治主义基础之有无？其久不发育之故安在？
法律因革损益之迹何如？其效力之及于社会者何如？
经济基件，衣食住等之状况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其进化之大势何如？
农工商业更迭代嬗以占经济之主位，其推移之迹何如？
经济制度，例如货币之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施行等等，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经济状况者何如？
人口增殖移转之状况何如？影响于经济者何如？
与外国交通后所生经济之变动何如？
中国语言文字之特质何在？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文化者何如？
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
宗教信仰之情状及其变迁何如？
文化之继承及传播，其所用教育方式何如？其变迁及得失何如？
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工艺、科学等，各时代进展之迹何如？其价值何如？
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
上所论列不过略举纲领，未云详尽也。要之，现代之史必注目于此等事项，校其总成绩以求其因果，然后史之为物乃与吾侪之生活不生距离，而读史者乃能亲切而有味。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1] 看英人韦尔思H．G．Wells所著《史纲》（Outline if History）初版第二四七页。[2] 《史记》叙秦定蜀事，仅《秦本纪》中有“六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之”十一字。《三国志》叙蜀平蛮事，仅《后主传》中有“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凡四十四字。又《诸葛亮传》中有“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凡二十字。此两役可谓史上极重要之事实，然正史所纪乃简略至此，使非有《战国策》、《华阳国志》等稍补其阙，则此西南徼两片大地何以能与中原民族发生关系，吾侪将瞢无所知矣。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人类曷为而有史耶？曷为惟人类为能有史耶？人类又曷为而贵有史耶？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成为一种“业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础。而各人在世生活数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袭所遗传之智识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时之人之智识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濬发其智识情感，于是复成为一种新业力以贻诸后来。如是展转递增，展转递蜕，而世运乃日进而无极。此中关键，则在先辈常以其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导后辈，后辈则将其所受之指导应用于实际生活，而经验与推想皆次第扩充而增长。此种方法，在高等动物中已解用之。如犬、如猴……等等，常能以己之动作指导或暗示其幼儿，其幼儿亦不怠于记忆与模仿，此固与人类非大有异也。而人类所以优胜者，乃在记忆模仿之能继续。他种动物之指导暗示恒及身而止，第一代所指导暗示者无术以传至第二、第三代，故第二、第三代之指导暗示，亦无以加乎其旧。人类不然，先代所指导所暗示，常能以记诵或记录的形式传诸后代，历数百年数千年而不失坠。其所以能递增递蜕者皆恃此。此即史之所由起与史之所以为有用也。
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今世北欧诸优秀民族如日耳曼人、荷兰人、英人等，每当基督诞节，犹有家族团聚彻夜谈故事之俗，其近代名著如熙礼尔之诗、华克拿之剧，多取材于此等传说，此即初民演史之遗影也。
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据吾侪所臆推，盖以诗歌。古代文字传写甚不便，或且并文字亦未完具，故其对于过去影事之保存，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而最便于记诵者，则韵语也。试观老聃之谈道，孔子之赞《易》，乃至秦、汉间人所造之小学书，皆最喜用韵，彼其时文化程度已极高，犹且如此，古代抑可推矣。四《吠陀》中之一部分，印度最古之社会史宗教史也，皆用梵歌。此盖由人类文化渐进之后，其所受之传说日丰日赜，势难悉记，思用简便易诵之法以永其传。一方面则爱美的观念，日益发达，自然有长于文学之人，将传说之深入人心者播诸诗歌，以应社会之需，于是乎有史诗。是故邃古传说，可谓为“不文的”之史，其“成文的”史则自史诗始。我国史之发展，殆亦不能外此公例。古诗或删或佚，不尽传于今日，但以今存之《诗经》三百篇论，其属于纯粹的史诗体裁者尚多篇。例如：《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长发篇》：“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率履不越。……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武王载旆。有虔秉钺。……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殷武篇》：“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生民篇》：“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公刘篇》：“笃公刘，匪居匪康。……乃裹糇粮，于橐于囊，……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六月篇》：“六月栖栖，戎车既饬。……狁孔炽，我是用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玄鸟》、《生民》等述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殷武》、《六月》等铺叙武功，人地粲然。观其诗之内容，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诗，所述之事既饶兴趣，文章复极优美。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则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而所谓“民族心”者，遂于兹播殖焉。史之最大作用，盖已见端矣。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原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吾侪又据《尚书》、《国语》、《左传》诸书所称述，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1]。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2]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3]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几于吐辞为经。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说详下），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吾侪得藉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不能不大诧异。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如定四年云：“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八年云：“螟。”）。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三四条（《竹书纪年》记夏、殷事，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吾侪因此可推知当时之史的观念及史的范围，非惟与今日不同，即与秦汉后亦大有异。又可见当时之史，只能谓之簿录，不能谓之著述。虽然，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4]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竹书纪年》起自夏禹，距今既四千年。即《春秋》为孔子断代之书，亦既当西纪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其时欧洲史迹有年可稽者尚绝稀也。此类之史，当春秋战国间，各国皆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又称“百国《春秋》”，则其时史书之多，略可概见。乃自秦火之后，荡然无存，司马迁著书[5][6]时已无由资其参验。汲冢幸得硕果，旋又坏于宋后之窜乱。而孔[7]子所修，又藉以寄其微言大义，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于是二千年前烂若繁星之古史，竟无一完璧以传诸今日。吁！可伤也。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今六经中之《尚书》即属此类。《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种严格的分类是否古代所有，虽属疑问。要之此类记载，必发源甚古。观春秋战国时人语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文，可知也。此等书盖录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质颇似档案，又似文选。但使非出杜撰，自应认为最可宝之史料。盖不惟篇中所记事实直接有关于史迹，即单词片语之格言，亦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此类[8]书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其年代上起尧舜，下讫春秋之秦穆。然应否全部认为正当史料，尚属疑问。此外尚有《逸周书》若干篇，[9]真赝参半，然其真之部分，吾侪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之价值也。《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然此外尚非无史籍焉。盖文字之用既日广，畴昔十口相传者，渐皆著诸竹帛，其种类非一。例如《左传》所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孟子》所云“於《传》有之”，其书今虽皆不传，然可悬想其中所记皆前言往行之属也。汲冢所得古书，有《琐语》，有《杂书》，有《穆天子传》。其《杂书》中，有《周食田法》，有《美人盛姬死事》（《穆天子传》及《美人盛姬死事》今存，《琐语》亦有辑佚本）。凡此皆正史以外之记录，即后世别史、杂史之滥觞。计先秦以前此类书当不少，大抵皆经秦火而亡。《汉书·艺文志》中各书目，或有一部分属此类，惜今并此不得见矣。
右三类者，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则春秋、战国间得二书焉，一曰左丘之《国语》，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称左丘明，今本《左传》，共称为彼所撰。然据《史记》所称述，则彼固名丘不名丘明，仅撰《国语》而未撰《左传》。或谓今本《左传》乃汉人割裂《国语》以伪撰，其说当否且勿深论。但《国语》若既经割裂，则亦必须与《左传》合读，然后左氏之面目得具见也。左氏书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盖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例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左传》是否原文，虽未敢断，即以今本论之，其溥徧的精神固可见也。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左氏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瞭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彼“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遡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刘知几云：“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史通·载言篇》）诚哉然也。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旧云孔子弟子，但细读其书，颇有似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以后所追述者。苟非经后人窜乱，则此公著书应在战国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不朽大业，东西同揆，亦人类史中一佳话也。《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蓝本，则司马迁尝自言之。今据诸书所征引，知其内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贵族之系牒也。《传》者，记名人事状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居篇》则汇纪王侯国邑之宅都焉。《作篇》则纪各事物之起原焉[10]。吾侪但观其篇目，即可知其书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绪。彼能将史料纵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也。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彼乃详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书且久随灰烬，而不然者，当与左氏同受吾侪尸祝也。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迁之先，既世为周史官，迁袭父谈业为汉太史，其学盖有所受。迁之自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扬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汉书》本传赞）。郑樵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谅矣。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前者，仅百九十一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马迁虽身为史官，而其书实为私撰。观其传授渊源，出自其外孙杨恽，斯可证也（看《汉书》恽传）。迁书出后，续者蜂起，见于本书者，有褚少孙；见于《七略》者，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虽尝为兰台令史，然其著《汉书》实非以史官资格，故当时犹以私改史记构罪系狱焉（看《后汉书》本传）。至如鱼豢、孙盆、王铨、王隐、习凿齿、华峤、陈寿、袁宏、范晔、何法盛、臧荣绪辈，则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汉以后则否耶？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自兹以还，蔚为大国。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读《隋书·经籍志》及清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刘知几极推尊此体，谓“其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篇》）。郑樵则极诋之，谓“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固为彪之子，不能传其业。……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格。……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序》）此两种反对之批评，吾侪盖袒郑樵。樵从编纂义例上论断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夫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苦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为之划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谓北为“索虏”，北朝不得不谓南为“岛夷”，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著晋史者势不能不称为贼，而虽以私淑孔子自命维持名教之欧阳修，其《新五代史》开宗明义第一句，亦不能不对于积年剧盗朱温其人者大书特书称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也。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此，而今者官书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异，则班固作俑之力其亦伟矣。
章学诚曰：“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又曰：“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文史通义·书教篇》）。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其论至痛切矣。然今所谓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秽亦至不齐。同在一体裁中，而价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较评骘之论既甚多，所评当否，当由读者自悬一标准以衡审之，故今不具论。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马、班、范、陈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陈。即沈约、萧子显、魏收之流，虽身为史官，奉敕编述，然其书什九独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与学者争席。因欲自作陆机、王羲之两传赞，乃命史臣别修《晋书》，书成而旧著十八家俱废（看《史通·正史篇》）。同时又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皆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征、刘昫、托克托、宋濂、张廷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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