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重建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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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历的前世今生试读：
前言
黄历，是中华民族传录了两千年左右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从古至今，中国人生活中凡遇有重大事项，如婚丧嫁娶、动土奠基、开张挂牌、乔迁新居、出门旅行等等，大多都会有查阅《黄历》，[1]挑选一个良辰吉日，来进行相关活动的习惯。以前的老式挂历—《老黄历》上，往往会写满了各种择日信息，事无巨细，大到嫁娶动土，小到理发、剪指甲，令人眼花缭乱；民国时，黄历的功能由日历、[2]月历、通胜等承担，虽然对需要择日的事项有所精简，但每天还是保持在四五项左右。一般老百姓都会根据黄历上标注的宜、忌、吉、凶来决定重要的事某天该做，或不该做。更有甚者，每天出门之前都会查看一下《黄历》，来决定一整天的日程安排。
那时，每到年底，充满年味的、各种除旧迎新的民俗活动中，别的事情或许可以不做，但千家万户必做的一件，就是更换《黄历》，还有很多人会去购买《X年通胜》： 如今年丙申猴年，就是《猴年通胜》。于是，新年将至之际，全国各地的大小书摊上，各式各样的《黄历》五颜六色，随风摇曳。
这些《黄历》是一种纸质出版物，能同时显示公历、农历和干支历等多套历法，并附加一些由前人经验形成的宜、忌内容，提示人们[3]在做事的时候有所选择。而与之息息相关的择吉术则归类于占卜术，在中国传统术数领域独成一家，与命理学、风水学等术数平行并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择吉术在历史上的地位甚至高于其他术数，因为它的来头不可小觑—源自皇家，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关系密切。
狭义的《黄历》也叫《皇历》，是一种书籍，是古代帝王需要遵循的一个行为规范。他们在遇到重大事件需要决断时，都要卜测吉、凶，而《黄历》则是择吉的一个结论成果。《黄历》中还包括了天文气象、时令季节等知识，以及指导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的一些喜宜与禁忌的约束。这些也正是择吉术的具体内容。《黄历》最早由钦天监计算颁订，相当一段时间里，它是皇室家族才可以用的，所以本叫“皇历”。辛亥革命以后打倒了帝制，才把《皇历》改写成了《黄历》。汉族民间俗称《黄历》为“通书”。后因“通书”的“书”字与“输”字同音，为避忌，故又更名为“通胜”。又因为择吉术由《万年历》提供基本数据—天干、地支，故又名“黄历择吉”，《黄历》就与《万年历》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择吉术，传统术数界一般称之为“历忌学”，而且对《黄历》[4]与《万年历》也有细分，前者称为“历忌”，后者则称为“历谱”。“历忌”和“历谱”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 是否注明每日的“宜、忌、吉、凶”。
本书所探讨古代择吉术的概念和内容，包含有《万年历》的概念和内容，与古代术数学中有关“历书”与“历谱”的细分有所区别。因为从前的老百姓根据《历书》或《通胜》来择吉，而《历书》、《通胜》中有关每日的天干、地支的根据，就是来自“历谱”；至于传统术数人士的择吉行为，更是直接从“历谱”所提供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来“造课”，形成“日课”或“日科”。此点将在正文中做专门讨论。
有意思的是，传统术数界对黄历择吉的研究，远不如命理术、占卜术和风水术，研究人员寥寥。但他们对黄历择吉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的认识几乎一致，即认为：“天人感应”学说，是择吉术的哲学基础；“阴阳五行”学说，是择吉术的理论基础；天干、地支是择吉术，也是所有中国传统术数文化中最基本的符号。
清代《协纪辨方书》将“择吉”行为解读为“敬天”：“举事无细大，必择其日辰”，“曰： 敬天也”。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中言：“或问时群忌，曰：此天地之数也，非吉、凶所从生也。”说的就是： 人们通过对由宇宙信息转录而成的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解读，来寻求吉、凶与时空点的联系，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以顺应天道。正如清代术数家袁树珊先生所言：“夫知其为天地之数，则固修身者所当顺也。”
由上可见，择吉的思想，与中国古代道家追求“天人合一”，希[5]望趋吉避凶的理念完全吻合。这一理念也贯穿于整个中国术数文化之中。如中医学就运用《黄帝内经》所述的“五运六气”原理，通过[6]判断某年的天干、地支五行的旺衰，来判断该年的疾病倾向，并事先预防或进行治疗。如当代中医名师顾植山先生据此研制出中药煎剂“正阳散”，对“火重”的病人疗效显著。中华养生学中的“十二时辰养生法”，也是指导人们按子、丑、寅、卯等一天中的不同时辰，来决定健康生活方式的。
本书之所以要对黄历择吉，这一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民俗做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黄历择吉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重要民俗文化与民间信仰。
民俗，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历经千年形成了各类文化，代代传承。这些民俗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增加了民族认同感，还成为了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历择吉就是其中的一种。
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主办，在北京召开了“首届民间信仰研究高端论坛”。该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处境与发展前瞻。与会专家指出，民间信仰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但却是我国最重要的宗教信仰系统之一。民间信仰的存在满足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需要。欧美学界甚至开始把中国各地的民间信仰看成与儒、释、道三教享有共同基础，与三教相并列，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第四传统的部分。无论经济怎样发展，科学怎样昌明，就目前来看，信仰作为人们的精神取向和使人安身立命的意义系统，在现代社会仍然拥有巨大的存在空间。
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只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经历了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当年味越来越淡，圣诞节日益昌盛；当七夕节的传统为情人节所取代。而黄历择吉却能“独善其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现象。
这除了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了解传统术数文化在社会中的传递方式及其影响之外，我们也有很好的机会把它变成一把开启了解古代民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门的锁钥。
第二，黄历择吉作为中国传统术数文化之一，其内涵涉及我国传统哲学理论。“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诸葛亮《将苑》）择吉术原则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既是古代先贤智慧的结晶，也符合老百姓趋吉避凶，追求成功、吉祥、平安、健康、富贵，害怕失败、凶祸、疾病、贫穷的天性和传统道德文化心态，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深厚社会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择吉术运用在历法中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不仅是因为其本身具有鲜明的民俗色彩，而且也因为其关于天文气象和时令季节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古代农耕有所指导。
第三，历史上黄历择吉所依据的理论比较复杂玄奥，除了阴阳五行、干支系统外，还有禽星、占星、七政、奇门、丛辰、建除、禄命、堪舆等系统理论。尤其是“神煞”系统，名目之繁多令人目眩。于是造成“大师”遍地，鱼龙混杂，负面信息颇多。揭开黄历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择吉术之神秘面纱，普及中国传统五行文化知识，破除迷信，正面引导，是文化界值得去做的工作。[1] 古代称“涓吉”、“诹日”，现代称“择日”、“看日子”，专业术数语称之为“造课”。[2] 用事。[3] 又称“择日”。[4] 历书。[5] 山、医、命、卜、相。[6] 金、木、水、火、土。第一章黄历的前世第一节古代天学和术数一、 天学是术数的理论基础
根据现代宇宙全息论、生命全息论的观点，所有天体运动都会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地球生命，地球生物是地球演变而成的，演变的过程在地球生物体上留下了信息。人体信息与天体信息在某些方面息息相通，密切相关。古人所谓“天人感应”其实就是天体信息对人体影响的体现。
中华民族的先祖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天人感应”现象，并对人如何与天共处，即如何知天之意，得天之命，循天之道等，组织专门人[1]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门特殊的学科，中国天文学史称之为天学。“天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宇宙的规则，是通过天体的运行，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的。在中国传统天学系统中与五行文化有重要关联，即“五星”—与地球一样，围绕太阳进行运转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易传·系辞上》记载了中华民族先祖对“天”研究的过程和结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先人们观察研究“天”的首要对象是北斗星和“五星”。《史记》记载了中国古代先人研究北斗七星的成果：“所谓旋[2]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其与政事俯仰，[3]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在这段话中，司马迁提到了天上的金、木、水、火、土“五星”与中华文明的密切关系。
中国古代论证天人关系的著作还有很多，比如《大正藏》中的论[4]七曜。唐代高僧释不空译《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谓：“北斗七星者，日月五行之精也。囊括七宿，照临八方，上曜于天神，下直于人间，以司善恶而分祸福，群星民朝宗，万灵所仰。”唐僧亦精通七曜术，他的释注之作保存在上述《大正大藏经》卷二十一中，与此有关的，至少有四种：《宿曜仪轨》、《七曜星辰别行法》、《北斗工生护摩法》、《梵天火罗九曜》。
江晓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天学在术数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术数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古代中国天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星占，其二为历法。《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记·月令》，以及《淮南子·时则训》中所论述的学说，就属于古代历法之学的范畴，而这套学说又是古代术数之学的理论基础。
比如术数的基础符号十二地支，是由木星运行周期所决定的。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古代天官“保章氏”的职责包括：“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江晓原先生解释说：“十有二岁”指太岁，十二年一周，与[5]当时人们所知的木星运行规律相同，现知实际为11.86年一周。古人就沿岁星所行方向划分为“十二辰”，用十二地支表示。
先秦时期，阴阳家分为两途，一类为星占、历法之天学，另一类是以邹衍为代表的“五德终始”说之拥护者。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数术略”，下分： 天文（22家419卷）、历谱（18家566卷）、五行（31家653卷）、著龟（15家485卷）、杂占（18家312卷）、形法（6家122卷）。其中，五行类如《四时五行经》、《阴阳五行时令》、《转位十二神》、《文解二十八宿》等，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其与天学密切相关。综上可见，星占学与择吉推卜之术在义理上有其内在相通之处，概括言之，皆为寻求行事吉、凶与“时空点”之间的关系。比如术数中的“神煞”。
中国古代天学中的神煞—每日每时都有不同的“当值”，后成为中国术数，尤其是择吉术判断吉、凶的重要内容和依据。说明择吉术与天学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天学中“每日、每时都有不同的神煞‘当值’，则该神煞对此时降生之婴孩造成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江晓原先生主要研究天文科学，他的这部《天学真原》，从天文学的角度，阐明了天上的行星，尤其是“五星”与天学，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古代天学与择吉术等各种其他术数义理相通。这样，择吉术的基本符号天干、地支，择吉术的主要推理依据之一的神煞，在当时的人看来就理所当然地与天学，继而与天上的“五星”，有了完全符合逻辑的关联。“五行之起源，依于北斗、‘五星’。”三千年来历代的帝王师，他们相信五行是宇宙之规则，人是宇宙的缩形，即五行—出于五行星运换的轨迹。包括《河图》、《洛书》—一、 六水，二、 七火、三、 八木、四、九金、五、 十土，乾之策，坤之策。他们认为人是很渺小的，根本不可能完全了解宇宙的真相，不过可以透过“神人”施与他们一些基本的知识。
上文所提及的古人对五行的认知，具体来说即是对金、木、水、火、土—这五个行星，它们的运转轨道—以地球时间、空间来量度的认知，这就是五行的根本来源。这一问题，伏羲、神农、轩辕等“三皇”，算是集成者。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天上那么多星星，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独独对“五星”感兴趣呢？究竟是历经千万年自己积累的朴素经验主义认知，还是如传说中所言得到了一些天外的启示呢？二、 传说中的“三皇”文明
现代研究表明，宇宙有138~156亿年的历史，据最新考古学“千僖人”的发现，人类的历史已经达到600万年。
历史学的研究指出，人类文明史和“史前史”之间，有一段“上古史”，属“神话传说”阶段的历史，但主流学说认为这些并没有正式的史书记载，也没有有力的考古证据，故只能作为一种“传说”，不足为凭。但基于“神话传说”的记载，正是这一阶段的历史，奠定了我国古代天学的理论推演基础。
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据传说，伏羲、神农、燧人“三皇”，在《河图》、《洛书》等神秘现象的启示下，通过观察理解，感悟到天上“五星”对人类居住的地球万物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于是将之演绎为五行八卦。
但是关于带有“天道”信息的“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产生的具体情况，传说中亦无具体的详述。但现今笔者认为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文字方面的线索就是《黄帝内经》；实物方面的线索，就是藏传佛教的图腾“曼荼罗”。具体如下：
1. 古代天文学家推演“五星”对地球的作用，并合于五行。[6]
据《内经·素问》所载古人对于宇宙星辰的认知为浑天说和宣夜[7]说的集合，古代天文学家并从中推演出了干支以及天上“五星”，对地球的影响：
金星： 乙庚对位，发出白色光圈。
木星： 丁壬对位，发出青色光圈。
火星： 戊癸对位，发出赤色光圈。
水星： 丙辛对位，发出黑色光圈。
土星： 甲己对位，发出黄色光圈。
依此为基础而形成五行。
至于阴阳家所指的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是“五星五行”透过“数五行”过五而合，再延伸至月令五行，而成化气五行，而再持续延伸至具体的人事本身。《汉书·三统历》中也有相同的线索记载。三统历为“五星”会合的周期演化： 原始月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为十，成“五体”。据此将“五星”合于五行： 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震星。是故五辰（“五星”）相经纬，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气以五生土。
2. 曼荼罗，古代朴素天文论中的宇宙模型的描写。
曼荼罗，梵文意译“坛”、“坛场”、“坛城”、“轮圆具足”、“聚集”等。原是印度教中为修行所需要而建立的一个小土台，后来也用绘图方式制作。这个传统被藏传佛教密宗所吸收，形成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曼荼罗（如人们所熟知的唐卡）。今天我们解读曼荼罗的各种含意可知： 它就是各个宗教，为了描述其体系中的宇宙模型；或者说是显现其宗教所见之宇宙，所做的“万象森列，圆融有序的布置”。用以表达宇宙真实“融通内摄的禅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人们透过“形、色、数”的布局，在追述、描绘“人神交合”的宇宙信息，这一“天人合一”的宇宙信息认知，正是五行学说产生的基础。三、 黄历因择吉而产生
综上，从“天道”到天学，从天学到术数，从朴素的宇宙观到“五星”合于五行，从五行的认知到推演干支，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路径。
至此，古代的人们开始用天干、地支来纪日和占卜，后来发展到纪年、纪月、纪时，于是形成了“干支历”。随着各种阴阳术数技的产生，它们的推演需要时间的参数，黄历便应运而生了。[8]
当时，黄历，为择吉及所有术数技提供基本的时空数据。[1] 如天官。[2] 当为“向”。[3] 指“三辰”、“五星”。“三辰”，指日、月、星；“五星”，指金、木、水、火、土。[4] 七曜，即日、月以及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5] 岁星。[6] 浑天说，始于战国时期，主要记载于东汉张衡《浑天仪注》中。该学说认为： 天是椭圆的球，像一个鸡蛋。其中一半贮有水，圆形的地球浮在水面上，“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7] 宣夜说，始于战国时代，主要记载于《晋书·天文志》中，该学说认为天是无边无涯的空间，空间中充满了气，日月星辰飘浮在气中，它们的运动受到彼此的制约，有一定规则。[8] 择吉是趋吉避凶的一种方法，狭义上的择吉，是指以干支历法为基础，根据年、月、日、时所值吉、凶神煞进行计算，综合参考，选择吉日吉时；广义上的择吉，则扩展到整个古代传统术数体系，如命理、占卜、风水。第二节[1]孕育时期：“五帝”时代至春秋战国
据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典籍《尚书·尧典》所载，“五帝”之一的“尧帝”命“羲氏”、“和氏”分赴东南西北四方，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为制定历法收集相关的依据，具体是：
派“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叫旸谷的地方，观察日出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参考鸟星的位置来校正；派“羲叔”住在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时间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仲”住在西方叫昧谷的地方，观察日落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秋分，并参考虚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叔”住在北方叫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南向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并参考昴星的位置来校正。
等相关的星相资料收集完成后，尧帝便开始制定历法，他决定以366天为一年，每三年置一闰月，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然后颁布天下，“敬授民时”—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使每年的农时正确，不出差误，于是出现了农耕时代生产力的飞跃。
上述这些内容虽然在《尚书》中有所记载，但相关的实物至今尚未发现，故目前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历法的，仍是《夏小正》。《夏小正》原文被收入《大戴礼记》第47篇，该书在唐宋时期散佚。现存可见的《夏小正》为宋朝傅嵩卿著《夏小正传》，为当时所藏之两个版本的《夏小正》文稿汇集而成。《夏小正》按十二月的时序，详细记载了上古先民所观察、体验到的天象、气象、物象，形象地反映出了上古先民对时令气候的朴素认识，是华夏民族数千年天文学史的初始阶段—观象授时成果的结集，故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夏小正》撰者无考，通常学界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期，但也有人说它是夏的历法。《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史记·夏本纪》中亦记载：“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故据此人们多认为此书是孔子及其门生考察后所记载下的农事历书，其中收录之有关夏朝的部分也多是物候等讯息。孔子所指的《夏时》应该就是《夏小正》。那么夏朝到底有没有历法呢？有的学者认为：
历法之发生，应有一个大前提，即必在农业普遍兴盛于世之后。此证诸世界古国如埃及、巴比伦之历史，斑斑可考。夏人普遍尚过着渔猎畜牧生活，焉能有历法？故历法之发生，不始于畜牧时代之夏，而始于农业兴盛之殷。（黄现璠《中国殷代社会史》）
可历法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渐成熟的过程。现今甲骨文考古显示，夏已经有天干纪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周而复始地纪日。夏朝末代的几个帝王的名字，例如胤甲、履癸等，就是佐证。
商在夏天干纪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纪日，即将甲、乙、丙、丁……十天干和子、丑、寅、卯……十二地支按顺序配对，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六十日一循环来使用。在已出土的商武乙时的一块牛胛骨上面，刻着完整的六十天干、地支，两个月，共计60天；还有一组出土的甲骨卜辞记录着两个月共计59天，这充分证明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了，即大月30天，小月29天。此外，卜辞中还有分1年为13个月的多次记载出现，这进一步证明商已经开始用闰月来调整节气和历法的关系了。从目前出土的大量干支纪日的材料分析，学者们对于此时期历法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商使用干支纪日、数字纪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有闰月，亦有连大月；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和月份呈现出较为固定的关系。
周在继承和发展商观象授时成果的基础上，将制订历法的工作又[2][3][4]推进了一步。此时已经发明了用土圭测日影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等重要节气的方法。至此，古代的天文学家同时还掌握了推算日月全朔的方法，并能够定出朔日，这可以从反映周乃至周以前资料的《诗经》中得到证实，在《小雅·十月之交》中有记载：“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这是“朔月”二字在我国典籍中首次出现，也是我国第一次明确地记[5]载日期的一次日食。这一时期历法的第三个进展是，到春秋末至战国时，人们已经定出回归年长为365日，并发现了19年设置7个闰月的方法。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才终于诞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历法—“四分历”。
在欧洲，罗马人在公元前43年釆用的“儒略历”中，也用了365日这个数据，但比我国晚了大约五百年左右。古代希腊人默冬在公元前432年才发现19年7闰法，比我国也晚大约一百年。“四分历”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历法已经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后来，随着人们对历法的进一步深入了解，以及人们对历法的新需求，历代编历家屡有改革，遂使中国古代历法不断完善，内容亦日趋丰富起来。于是，以历法为依据的历书应运而生。
正如前文所述，历书与历法的根本不同在于是否含有择吉禁忌的内容，即择吉术的参与。一般认为，择吉术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王室日见衰微，诸侯群雄并起，大夫专国，弱肉强食，兵革纷起，饥疫不断。以至于成王败寇，敌我难辨，整个社会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机会和挑战并存，失败潦倒和飞黄腾达悬乎一线之间。人们如何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重要。于是，探索“天人感应”，以获取上天的佑护，成为当时朝野上下一种普遍的追求。《史记·天官书》中载： 由于当时列强并立，互相攻伐，兵革纷起，城邑数屠，再加上饥馑、疾疫和各种焦苦，君臣上下同罹忧患，所以，观天象，察机祥，候星气之事最勤、最急。于是，各国都涌现了一批历史上著名的星占家，如春秋时鲁国的梓慎，郑国的裨灶，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等。也随之涌现出了一大批占星著作，例如甘德的《天文星占》，石申的《天文》，后二者结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石星经》。
当时，以星占学为首的各种预测和占验的数术技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依据历法择吉办事的习俗也开始流行。记载秦汉以前汉族礼仪的《礼记》中，就有“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的记载，即以十天干的阳干： 甲、丙、戊、庚、壬为“刚”；以阴干： 乙、丁、己、辛、癸为“柔”。可见，当时择日已经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及诸国办事的一种风潮。
史传吴国的伍子胥，越国的范蠡、大夫种等，均擅长以干支日辰择吉，并且屡有奇验。传说越王勾践自吴国返回越地，上明堂、临国政等重大日子，均要由范蠡择日后决定。后来范蠡带西施出走，越王因失去这位辅国重臣而“愀然变色”，想派兵追回。然大夫文种却劝越王打消这个念头，说： 范蠡临行时，选了个“玄武天空威行”的日子，且“言之者死，视之者狂”。于是越王勾践对范蠡愈加敬重，便使良工铸了范蠡金象，“置之坐侧，朝夕论政”。
随着择吉术的发展，历书的出现便成了必然。楚帛书及秦简《日书》为现今可见较早的历书。
如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丙篇》、湖北云梦睡虎地及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两种秦简《日书》，皆为此。
上述历书的内容核心与后来的黄历已经十分相近，故可称黄历这一民俗萌发于战国中期，至秦汉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
出土的这些《日书》可视为《黄历》的萌芽或原始形式。在其中，择吉已与“日辰干支”有了关联性。如在帛书《丙篇》中可见到如下内容：
可以出师、筑邑，不可以嫁女、取妾。
不可以享祀，凶。
不可出师……不可以享。
不可以筑室……娶女，凶。
可以筑室。
可以攻城，可以聚众。
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日书》文本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天文历法时间为经，以生活事件为纬，所纪时日宜、忌的内容，不仅涉及嫁娶、出行等日常行事，亦牵涉攻伐、出兵等军国大事。它以“时”序“事”，将“人事”附著于“天文”，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1] “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2] 此处指大约是春秋中叶，即公元前600年左右。[3] 一年中正午日影最长的日子。[4] 一年中正午日影最短的日子。[5] 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第三节成长期：秦汉至唐宋
秦汉时期实行的历法，其共同特点是以365+1/4日为一回归年，也就是以前文所述的“四分历”为基础。
此时，择吉禁忌已经成为朝廷的重大行为之一。官方天文机构的职责，从推算历法和观测天象，发展成了还需要负责处理择吉之事。如东汉时期关于天文官员的职责记载有云：“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
然而由于当时存在着不同的历法体系，择吉术也随之分成了不同的流派，自然对日辰的吉、凶、宜、忌判断也就会出现不同的结论。据《史记·日者列传》和《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汉代的择吉术有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一、风角、奇门、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六壬、禽星、禄命等共二十余家，其中不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这些体系间，互不依傍，互不统摄。有比较简单、浅薄的，有十分艰深、晦涩的，给使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据《史记·日者列传》记载：
汉武帝时，有一次召集长安城几位著名的择日业者，问某日可否娶妇。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不吉，太一家则说大吉。大家各执一理，争得不亦乐乎。最后汉武帝一锤定音：“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至此，改革“四分历”，统一历法遂提上议事日程。汉武帝所言“以五行为主”这一标准，为此后“正五行”成为中国历史上传统择吉术主流奠定了基础。
太初元年，由司马迁的副手邓平提出建议，落下闳、唐都等天文学家具体实施，制定出了“太初历”以统摄其他诸法。《太初历》是中国有完整文字史料传世的第一部历法，它确定了以正月为岁首，规定以后每年都从孟春正月开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终，并将我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分配于十二个月中，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设为“闰月”，从而使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加合理。其中以正月为一年之首的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历法的统一，为古代择吉术的繁盛和择吉习俗的流行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此时，虽然统摄各种宜、忌的皇历还未出现，但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分项专业”的历书，如专讲葬日吉、凶的《葬历》，专载祭祀吉、凶的《祭历》，专述裁衣、沐浴吉、凶的《沐书》和相关裁衣之书，以及专门为起造房宅和搬移、迁徙占卜吉、凶的历书。这些专门的择日历书，在当时虽然满足了人们部分的择吉需要，但仍不能将古代百姓大众所关心的生产、生活的大小事项一一编注在内，满足当时人们的需求。但由于历法已经统一，“正五行”的择吉标准已经确立，统摄各种宜、忌的“皇历”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皇历”的名称正式出现是在唐朝。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当时的朝廷开始印制历日。据史书记载，唐太和九年（835），就有木板刻印的《历日》出现了。由于当时的《历日》是皇帝颁布统一历法的工具，所以人们又称之为“皇历”。
现在可以看到的我国较早的《皇历》，一是唐僖宗乾符四年（877） 印本，另一是唐僖宗中和二年（882）的印本。这不仅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刻印历书，也是极为珍贵的早期雕版印刷存本，可惜均流落海外，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中。[1]
因为“历日”是治理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颁历一事便被升华成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具体表现，成为政府行为。与此同时，在这些雕印的《历日》之上，有关行事宜、忌、吉、凶的内容也开始大量出现，这种新形态的《历日》在当时又名为《具注历》，以呈现其拥有较详细铺注的特征： 编注者们，于每日干支下，除了附注伏、腊、冬至、夏至、立春、立秋等节气外，还会注上建、除、满、平、定、执、破、危等“十二直”，以及反支、血忌、八魁、大时、小时、土府、月煞等神煞，方便当时的人们择日办事。总的来说，汉代历书中的历注内容，还是比较少的，但这些辅注的出现却标志着黄历择吉已趋成熟。
由于《历书》中这种有关行事宜、忌、吉、凶内容的出现，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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