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一凡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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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动能试读：
发展新动能丁一凡 著中信出版集团序最近一些年来，经济全球化在部分西方国家遭遇了抨击和抗议。打着反全球化旗号的政治家趁机在各种选举中崭露头角，成为最大的赢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打着“美国优先”的口号当选，并宣称要把这一口号落实到政策中去。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扬言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并要求与欧盟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威胁美国的所有贸易伙伴。美国曾是自由贸易的虔诚信徒，也是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全球化正是伴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与跨境投资自由化而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巨大。从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来看，世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发展得最快，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最迅速，这是全球化最兴盛的时代。如今美国带头反全球化，这将给全球化的未来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是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它们趁着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机会，在全球配置资源与生产，投资收益率成倍增长。然而，这种自由却让发达国家的再分配制度严重向富人倾斜，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根源之一就是因为美国只有占总人口比例1%的富人受益于全球化，99%的美国人仅是这场繁荣的陪衬而已。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市场开放的机会迅速发展，实现了工业化。它们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它们同时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与环境污染的代价。在中国，全球化也加大了贫富差距。中国沿海地区最先接受外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但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没有这些优势，没有多少外国企业到那里去投资，它们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此外，外来投资都集中在城市地区，因而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不过中国政府没有完全奉行“华盛顿共识”，中国并未完全推行私有化和市场的全面开放，特别是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因此中国政府有能力引导经济发展，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帮助没“沾上全球化光”的地区和人民实现发展，帮助上亿人脱贫。中国对全球化危机的应对之道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当全球化陷入危机时，中国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全球化回归正轨，因为中国认为，倒退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我们不可能再回归到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发展模式，因为那种市场太狭窄，束缚了技术的传播和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国家的框架无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中国倡导的全球化是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可以说是一个主权国家共同体，各国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自愿联合起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与危机。然而，有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对此持有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认为通过打乱全球产业链，可以让工业生产过程再回到他们的国家去，可以促进国内就业和经济增长。甚至有政客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的谎言，目的是延缓他们国家的发展。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将不受限制地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虽然我们不能强迫各国都参与全球治理，但我们可以让所有国家都认识到加强全球治理对世界的益处。如果某些国家不愿意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我们便只能自己承担全球治理的任务。那些想脱离全球治理、回归单边主义的国家最终会意识到，脱离了全球市场的国家也将脱离这个时代的发展轨道，自我孤立，丧失竞争优势。只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才能分享发展的红利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益处。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核心理念就是多边合作，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新兴经济体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个封闭的倡议，中国希望未来有更多国家参与这项倡议，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让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多元化，有越来越多的发展模式可以供各国参考借鉴。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包括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治理制度的特点，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以及对中国经济在结束了高速发展阶段后，如何应对中高速发展阶段挑战的思考。此外，第一部分还讨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以及中国如何运用它的国家力量。第二部分分析了全球化危机，以及中国在此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难题：中国与美国的复杂关系，如中美之间长期纠缠的货币汇率问题；中国如何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并推动全球化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及中国提出的建设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问题。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本人近年来对全球化发展的一些分析，其中有部分观点曾分散地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本次将这些观点结集成册，重新编辑修改，希望使之更加系统和完善，为当下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一些思考。感谢中信出版社与太和智库愿意帮我实现出版本书的愿望，感谢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为我提供修改意见的所有人，他们的意见使本书的逻辑和分析框架更加清晰和明确。书中若有错误与谬误，皆由本人负责，还请读者不吝指教。丁一凡2019年8月29日于北京市海淀区第一章“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市场上关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流言仍然不少，美国两家评级公司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等级。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提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期望。这种反差反映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困惑。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首先，许多产业还存在产能过剩，有部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机器设备的利用率仅在65%~70%之间，这些企业亏损严重。企业亏损造成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坏账，部分银行的坏账率在6%~7%之间，个别地区性商业银行的坏账率更高。其次，部分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出现问题，不可能再“加杠杆”。因地区发展失衡，有些资源生产大省因资源价格暴跌，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不过，也有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形势已经出现好转。特别是沿海省份，在经历了传统产业的出口萎缩后，它们似乎又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年增长率恢复到了7%以上。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开始产生效果。近年来，中国沿海省份的部分高端制造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如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制造等。但目前这些产业的规模不大，无法带动全国经济整体快速发展。中国政府有多种应对经济下行的手段，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因为政府债务负担巨大，在财政政策上已经黔驴技穷，只能一味地使用货币政策，甚至不惜使用名义负利率。这种做法让市场产生了怀疑情绪，发达国家央行的负利率引起市场普遍恐慌，市场甚至产生了与央行期待中相反的反应。鉴于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仍然可控，政府还可以增发一些国债。国库券是民众和金融机构都喜欢的投资产品，我们还可让外国的中央银行等机构持有更多的中国国库券，这不仅能使它们分担汇率风险，还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利。我们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财政手段，增加公共投资以刺激重要经济领域的发展，带动经济的整体增长。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调整中国的人口政策，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并完善配套服务（包括户籍制度改革等），综合考虑短期和中长期的发展。考虑到最近几年“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了对外投资与贸易的增长，未来中国可以加快发展“一带一路”项目与产能合作，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扩大对新市场的出口。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调整，产业在升级，对外投资方兴未艾。在“十三五”规划完成后，中国经济还会上一个大台阶。消费增长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幅度很大，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变化也很大，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投资与消费比例。这一切都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背景的。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1]的什么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公平，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近年来，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人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过去5年，中国有6 000多万人脱离贫困，中国政府为1 300多万家庭提供了保障性住房。这些措施使中国的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民众的消费能力不断上升，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健康。2017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64.5%，其中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坚强后盾。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前10年的快速发展与出口的大幅增长密切相关。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欧美国家都陷入了经济衰退，虽然近年欧美国家的经济有一定复苏，但依然增长得十分缓慢。换句话说，中国无法再依赖大规模的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如何才能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呢？在经济刺激计划下，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稳定器。然而，投资带来的债务增长与金融风险是不容忽视的难题。我们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付出了许多努力，对淘汰过剩产能的工作也紧抓不放，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呢？有西方媒体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它们忘了，中国有将近14亿人口，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若这个市场的消费能力被激发出来，将有巨大的能量。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消费似乎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不是一般的变化，这对中国与世界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之际，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美国有可能再次爆发金融危机，他们连可能会触发金融危机的金融产品都指了出来，即所谓的“贷款保险债券”，这是一种新的金融抵押产品。倘若全球再经历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以使中国经济具备更强的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因为在调整经济结构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主要依赖国内市场，具有充分的韧性。这些年中国扩大消费群体的工作卓有成效，这些人群成了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盾。但未来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消费品的质量，提供更多形式的消费选择，才能充分发挥中国市场的优势，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分享经济就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分享经济提高民众福利最近几年，中国的分享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家庭旅馆等层出不穷。分享经济让民众的生活更加便利，资源的分配更加合理，同时也让提供共享产品的人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回报。分享经济的出现既体现了中国制造业的巨大潜能，也体现了中国国民素质的提升。试想，如果在三四十年前推广共享单车会是什么结果？过去中国的制造业比较落后，商品实行配给制，单车供不应求，需要凭票或排队购买。那时候要是有共享单车，估计没有几个人会归还单车让其他人继续使用，更不用说共享汽车了。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曾经风光一时的单车成了越来越小众的商品，今天只有把骑行当作体育锻炼的人才会去关心那些价格不菲的单车。然而，随着共享单车的出现，那些生产单车的老厂商又重新焕发出生机，这不但推动了GDP的增长，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看到街头无处不在的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我们应该想到，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有能力在短期内向社会投放数以千万计的单车，单车虽然不是复杂的工业产品，但也需要由几十个配件组成，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的单车需要巨大的生产能力。共享单车只是分享经济的一种形态，发展分享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事物都有两面性，分享经济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人们发现，有许多共享单车被人为破坏，还有不少人驾驶共享汽车飙车——反正是共享的，弄坏了也不心疼。有些地方的共享单车堆积成山，甚至堵住道路导致行人无法正常通行。这些现象往小了说是个人公德心的问题，往大了说就是制度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如果想让分享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提高全民素质。分享经济的核心是物品共享，如果使用者故意破坏或不负责任地使用这些共享物品，势必会造成巨大的浪费，长此以往甚至会导致这种经济模式无法继续发展。分享经济为大众提供了便利，需要由大众共同维护。2.政府管理应更加人性化。分享经济是一种新产物，一定会遇到许多新问题。管理者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能一出问题就取缔或禁止。我们要寻找新的管理办法去适应新的消费形式。比如可以促进行业协会与基层政府相互配合，找到既能方便民众生活又不破坏社区秩序的办法。3.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在使用共享物品时，经常需要登记个人信息，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掌握个人的信用情况，监督人们的行为。但同时监督机构应注重保护个人隐私，若这些个人信息得不到有效保护，会破坏人们对分享经济的信任，不利于未来发展。李克强总理曾在2017年6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分享经济健康发展，会议指出，“适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分享经济，依托互联网平台对分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壮大新动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向更广范围和更高层次，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为群众生产生活[2]提供更经济、更多样、更便捷的服务”。若分享经济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道德的进步和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它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种形式的分享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引起了舆论的各种反应。有人认为分享经济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也有人极其推崇分享经济，认为它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道：“我们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比如像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3]都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方式，促进了其健康发展。”也就是说要分享在先、监管在后，让市场先跑一会儿，政府不应过度干预分享经济的发展。我们对新技术、新业态要宽容一些，才能让新经济形态和新技术发展起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人类是有惰性的，习惯了旧东西、旧技术、旧形式后就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因此，创新行为经常被人忽视，有时甚至差一点就夭折。美国的发明家贝尔曾经想把他发明的电话卖给美国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但他被拒绝了，因为这家公司认为有电报就足够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总裁曾认为，全世界最多只需要5台计算机，根本不需要对其投资太多。当乔布斯锲而不舍地研究触屏手机时，许多公司的高管都在嘲笑他，他们认为手机就应该是有键盘的，甚至在苹果第一代触屏手机诞生后，许多人都还在用键盘手机。如果人们没有多一点的包容之心，如果这些发明家不再多坚持一段时间，这些技术也许就被埋没了。事实上，世界上的确有许多新技术因为人类的故步自封而被埋没了。我们知道的只是那些幸存者。人们对新的产业形态往往也会有质疑、批评的声音，态度较为保守。在滴滴出行刚上线时，就有不少人冷嘲热讽，北京的拥堵也成了许多人炮轰滴滴的借口，共享单车在刚出现时也被泼了不少冷水。不过中国大部分的城市管理者对新产业的态度较为宽容，虽然有时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现象非常严重，但管理者还是乐见其成，因为共享单车给市民带来了“最后一公里”的便利。但在部分小城市，管理者的包容度就差一些，有些地方取缔了共享单车，或者干脆把共享单车统一拉到某个地方封存起来。未来，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相结合，会产生更多新事物。如果我们对新事物没有包容的态度，我们就无法占据新科技发展的高地，永远落在别人后面，无法实现跨越性发展。总之，我们应该对新技术和新产业形态多一些宽容，哪怕新事物带来了新问题，打乱了现有秩序，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解决问题、重整秩序。在未来国家和企业激烈的技术竞争中，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包容度。自主创新与外来人才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太可能继续依靠大量的投资来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创新。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说的就是创新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有长足进步，不仅出现了以华为、腾讯为代表的一些技术创新型企业，还出现了阿里巴巴等在商业经营模式上不断创新的企业。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依靠的主要是中国的企业和科技人员，但是我们不应只把眼光盯在中国科技人员与中国企业上，更好地利用外来人才也是加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策略。利用外来人才推动科技创新的例子可以从笔者在美国旧金山机场的经历谈起。一次，笔者在旧金山机场等飞机，听到机场广播使用的是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旧金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离墨西哥不远，机场广播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可能更合适一些，为何会用法语呢？机场问询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硅谷附近住着几十万法国人，他们是美国通信技术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为了方便他们出行，旧金山机场特别将法语当作机场的第二语言。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人最先开发出利用电话线传[4]输信息并将信息呈现在屏幕上的Minitel技术，但法国国内的市场太小，创业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所以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并不大。90年代，互联网技术在美国迅猛发展，并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但互联网技术在通信上的应用却不够发达，法国的科研人员很快研发了一批应用互联网技术的新产品，如IP电话，这大大节省了跨国通信费用。但法国缺少风险投资，许多科研项目缺少启动资金，于是很多法国的科研人员被美国的风险投资商看中，然后都被请到了硅谷，当然，他们研发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也都被美国收入囊中。硅谷可能是全世界聪明大脑最集中的地方，聚集了大批来自中国、印度、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才。硅谷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创新中心。与美国相比，中国既有劣势也有优势。中国的国内市场比美国大几倍，许多技术在中国开发后可以迅速成为营利项目，这对许多新技术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中国的风险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对开发新技术感兴趣，特别是许多私募基金可以部分代替风险资本的作用。现在正是中国利用外来人才促进创新的好时机，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发明了许多新技术，但许多技术都被大型跨国公司捂着，不拿出来开发。这是因为新技术往往是由一些小型公司的科研人员出于兴趣或在偶然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的，经常还未到开发成产品时，就被大公司发现并买断了。大公司掌握着许多这种小发明和新技术，并且不希望在短期内把它们变成新产品，因为它们不愿意让自己投资开发的旧技术太快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希望能从中榨取更多利润。但科研人员不甘心，他们想尽快将新技术投入市场，这样他们既能增加收入也能获得更多的成就感。这些科研人员希望能在中国市场上找到投资者，把他们的发明迅速转化成商品。其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因为欧美政府削减支出，由它们补贴的科研项目突然失去了资助。许多科研人员都在全球寻找新的投资者，希望能把他们的研究转化成商品。他们需要的只是最后的一点推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成为全球科研人员青睐的市场。中国企业在过去只负责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制造环节，总跟着欧美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亦步亦趋。若中国未来要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就需要把眼光更多地投向小企业，关注那些有新想法的科研人员。只要我们能适当地利用新技术，在一两个行业占据领先地位，就会吸引更多的科研人员来中国研发新技术。那时，外来人才就会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新源泉。中国技术创新的群众基础当西方舆论还在炒作中国的发展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时，似乎忘记了支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有些西方媒体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巨大泡沫。这样评论的人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早期的经济起飞一样，靠的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是否能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知道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2018年12月，全国3D大赛（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在云南玉溪拉开帷幕，观看这个比赛，能感受到中国青年人对技术创新的热情，使人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否取决于青年人是否能坚守对技术进步的追求。顾名思义，3D（三维）比赛就是应用3D打印、3D设计等新生产技术、新设计技术的比赛，参赛者带来了用新工艺制造的精美产品和新颖的设计作品。在3D技术出现之前，工业设计都是在纸上完成的，纸稿是平面的，要经过若干次试验才能让产品达到满意的效果。工业设计可能存在许多未想到的问题，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可能与设计不符。总之传统的工业设计与工业生产过程会造成许多浪费，如浪费人工、浪费材料、浪费时间等等。3D技术使设计和生产的过程简化了许多——工业设计在电脑上完成，3D成像可以生动地展现产品的外观，在生产环节，再也不需要多次试验组装，节省了时间和材料。总之，3D技术是制造业的革命。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中国这次并没有落后，我们差不多与发达国家一起进入了3D技术时代，3D技术的发展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能否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可喜的是，参加全国3D大赛的选手大多都是大学生，虽然给他们打分的评委都是名牌大学教授或行业专家，但大部分参赛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大学的学生，这个现象非常有意义。中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可能在忙着做前沿研究，忙着写论文去参加更高端的比赛，而二、三流大学的学生却也在埋头做着这些可能会大大提高中国制造业水平，促生新技术产品的研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些研究看起来不大，未来却能让中国制造业再上一层楼，使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并非是依靠那些顶尖的大学或企业就能塑造的，广大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才是关键。20世纪初，当美国崛起时，美国制造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迅速超过了欧洲的老牌工业国家。事实上，助力美国崛起的并非名满天下的常青藤大学，而是美国的州立大学。那时，美国各州都成立了自己的州立大学，而且大部分州立大学在刚成立时只有两个学科——机械学与农学。这些州立大学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和农艺师，使美国的工业制造业与农业的生产率大幅提高，有了这个基础，美国的发展迅速追上了欧洲的工业大国。中国的这些二、三流大学就如同当年美国的州立大学。它们培养的人才可能无法在尖端科学领域与外国竞争，但这些学生都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坚实基础，是助力未来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二、三流大学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积极参与，中国才能有更加光明的未来。绿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强调绿色发展的理念。那种争当GDP增速冠军的热忱已经被对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取代。中国的绿色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恢复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在推动林业产业发展方面有巨大进步；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绿色金融迅速发展，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融资渠道；国际合作推动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走向世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在恢复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今天，沙漠化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是沙漠化加重的原因。中国在植树造林、防治沙漠化，以及再造绿洲的行动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30多年来，经过几代治沙人的努力，内蒙古库布其沙漠近1/3的面积得到有效治理，涵养水源240多亿立方米，地区生态环境逐渐恢复，促进了沙漠旅游、食品、光伏等产业链的形成，创造产值5 000多亿元。离北京不远的塞罕坝，曾经是清朝皇室的狩猎场，但由于采伐过度和管理不善，塞罕坝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变成一片荒地，原始森林荡然无存。经过两代人60年的努力奋斗，塞罕坝如今又恢复了万顷林海，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度假地。在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毛乌素沙漠，总面积达4.22万平方千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如今毛乌素沙漠30%的面积被植被覆盖，80%的面积得到治理，水土不再流失，使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减少了4亿吨。[5]这里新开垦的农田达160万亩，为当地农民创造了不少经济收益。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高度评价中国在沙漠化治理和沙尘暴防治方面的积极探索。索尔海姆表示，中国库布其沙漠防沙项目中使用的高科技生态技术和当地牧民在沙漠中开发的生态旅游项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库布其沙漠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世界上其他面临沙漠化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经验。索尔海姆认为，库布其模式的核心是科技带动企业发展、产业带动规模治沙、生态带动民生改善。他还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开展，中国在防沙治沙方面的经验也能够被推广到[6]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区，造福那里的人民。伴随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地、退耕还湿地的努力，中国的森林、草原与湿地的面积都不断扩大，对整体气候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北京春天漫天黄沙的景象已经不多见了。自1999年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以来，中国已实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原5亿多亩，退耕还林工程总投入超过5 000亿元。2018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成立，同时还组建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管理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区。祁连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三江源、神农架、钱江源等试点初步搭建了自然资源监测平台，为实现国家公园立体化的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监管格局打下了基础。各国家公园试点区分别启动了林（参）地清收还林、生态廊道建设、外来物种清除、茶山专项整治、裸露山体生态治理等工作。伐木业曾是中国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森林大面积消失又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如何满足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对原材料的需求，同时保护宝贵的森林资源呢？中国有种植竹林的传统，毛竹是中国许多地方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原材料。近年来，中国部分地区开始尝试用毛竹替代木材。中国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县是近些年来成功发展竹产业的典型代表。竹子生长快，一般两三年的大毛竹就可以砍伐用来做材料。大面积的竹林也成为安吉县重要的旅游业资源。安吉县每年接待游客约50万人次，旅游业创收超过3 000万元。随着竹产业的发展，竹子成了安吉县的一种文化符号，安吉竹乐团、上舍村“竹叶龙”舞，这些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表演不仅在全国各类文艺展中频频亮相，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远赴法国等地参加演出。在种植竹林时，农民还可以套种蘑菇，养鸡、养羊等牲畜业也可在竹林中发展。在大力发展竹产业的同时，与竹子有关的工业也蓬勃发展。安吉县发展了竹家具、竹纤维、竹织品、竹地板、竹炭等各种以竹子为原材料的产业，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甚至还需要从其他省份进口毛竹才能满足当地的工业生产需求。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开发领域的成绩也很显著。中国政府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承诺，中国将大力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使用，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增加到15%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水电占有重要地位。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全社会参与水电开发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中国水电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2004年，以公伯峡水电站1号机组投产为标志，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水电第一大国。2010年，以小湾水电站4号机组投产为标志，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2亿千瓦。目前，中国不但是世界水电第一大国，也是全世界在建水电机组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成了世界水电创新中心。太阳能也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的重点。近年来，中国在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很大，迅速提高了中国太阳能相关产业的生产能力。中国太阳能板的产量约占世界太阳能板总产量的60%。2007年，中国的光伏板产值为150亿元，光伏发电量约为82万千瓦时。按照计划，到2020年，中国光伏发电量预计将提高到2 000万千瓦时。2009年，中国政府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成为中国太阳能工业和技术发展上的里程碑，许多省份都制订了开发太阳能产业的计划。中国太阳能发电技术全面发展，在光伏板、薄膜太阳能电池等领域，中国的技术领先世界。中国的风电产业近年也发展迅速。自2005年起，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连续5年实现翻番。2009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达2 580万千瓦，超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二。2010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1 600万千瓦，中国风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在新疆、内蒙古、甘肃、河北、吉林等地都建立了大型风电基地，在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建立了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海上风电基地。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2011年6月在第八届亚洲风能大会暨国际风能设备展览会上的报告，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在2020年预计将达2.5亿千瓦，2030年预计将超过5亿千瓦。中国的核电产业同样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底，中国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机组达37台，装机容量约3 581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19台，装机容量约为2 200万千瓦。根据“十三五”能源规划，到2020年，中国核电将实现5 800万千瓦投入运行、3 000万千瓦在建的目标。为完成这一目标，2018—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的复合增长率应达到17.43%。从远期看，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根据世界核协会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核电筹建及储备项目的装机容量约为1.64亿千瓦。绿色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中国近年也在努力探索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各种渠道。目前，中国的绿色信贷规模已超过9万亿元，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中国的绿色金融有如下几大特点。第一，市场发展最快。从2016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跃居世界首位以来，中国绿色债券历年发行量和存量规模都位居全球前列。绿色贷款余额连年增长，在企业贷款总量中占比接近10%。第二，政策框架最完善。中国政府出台了全球第一个绿色金融顶层制度，即2016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等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与此配套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评估认证、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具体政策，这为绿色金融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根据顶层制度，各省市又出台了许多具体落实措施，为绿色贷款提供担保、利息补贴等。第三，区域试点最前沿，效果明显。各省市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地方实践计划相继出台，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试验区的发展为全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积累了最前沿的实践经验。中国的绿色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也期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因此，在绿色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国都与国际社会展开了积极合作。非洲联盟在2007年发起了“绿色长城”计划，计划横跨西非和东非，种植一道宽15千米、长7 600千米的林带，以防止撒哈拉沙漠面积进一步扩大。2017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与非洲“绿色长城”计划组织方签订协议，正式参与“绿色长城”计划。中国还与毛里塔尼亚展开合作，向非洲传授中国防治沙漠化的技术经验。中国还向非洲其他国家传授菌草种植技术，帮助他们培养技术人才，有效治理了非洲部分地区因菌草生长导致的林业破坏，护坡固土，防止水土流失。中国向世界各国出口了大量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产品，帮助许多国家降低了太阳能发电价格，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亚非拉许多欠缺技术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援建和低息贷款等方式帮助它们建设了大量可再生能源电力设施，解决了技术和资金难题，让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参与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动。中国也在全球积极推广绿色金融合作。2016年，中国首次把绿色金融纳入G20（二十国集团）峰会议题，2017年，作为发起国之一，中国成立绿色金融监管机构和绿色金融网络等，2018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在会议期间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过程中，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签订了绿色金融合作备忘录，中国希望“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项目成为发展绿色投资的典范。中国这些年来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被联合国相关组织列为典范。我们要更好地总结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向世界推广中国经验，让绿色发展成为中国推动的21世纪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部分。[1]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分享经济健康发展[EB/OL].（2017-06-22）. http://www.cac.gov.cn/201706/22/c_1121187321.htm.[3] 李克强：对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实行包容审慎监管[EB/OL].（2017-06-27）. 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17-06/27/c_129641944.htm.[4] Minitel是在1982年由法国人建成的国家网络，其建立与运行早于互联网，用户曾达2 500万人，但由于运行费用昂贵、技术落后，最终被互联网取代，于2012年6月30日正式关闭。——编者注[5] 1亩≈666.67平方米。——编者注[6] 索尔海姆：中国防沙治沙经验值得世界借鉴[EB/OL].（2017-07-05）.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7-07/05/c_1121270605.htm.第二章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国民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高铁的出口吸引了许多目光。但很少人会问，为什么中国高铁能发展起来？中国每年的出口总额很大，且仍在持续增长，这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在这些令人瞩目的数字背后，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些抓眼球的新闻背后发生的事情。只有在了解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之后，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艰难起步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薄弱，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经历了漫长的缓慢发展期。1961年，中国生产了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这在当时是技术上的一个大突破。今天中国已经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压力机，这方面的技术相当成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希望大幅提高装备制造业水平，用了很多外汇去进口设备，但是当时中国的外汇非常紧缺，所以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先改革后开放的过程。中国之所以开放市场接受外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只能开放市场让别人来投资。当时我们没有外汇去进口先进的设备，也没有能力生产出那些设备。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用完全开放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发展，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当西方人谈到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经常拿中国和日本、韩国相比。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日本和韩国有很大不同，日本和韩国的发展靠的不是开放，它们都是靠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钱、引进技术，然后向外出口产品赚钱来还债，实际上它们的经济体系比中国封闭得多。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了日本。中国之所以采取开放的发展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发行债券，加上外汇紧缺，中国没有办法引进关键技术来发展装备制造业。所以说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起步很困难，虽然政府很重视，但是发展得非常慢。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发展做了详细规划，这10年的发展收获了不俗的成绩。从现代化水平上讲，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而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以铺设地铁为例，每年北京都有一到两条新的地铁线路开通。无论是巴黎、伦敦还是纽约，它们的地铁都经过一两百年的建设才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2016年，北京地铁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地铁系统之一——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但我们也应该记得，北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只有两条地铁线路，那也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缓慢发展的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为基础。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参观过英吉利海峡隧道的建设工地，发现挖掘隧道的盾构机只有两个牌子，一个是西门子，一个是三菱。随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今天许多中国企业也能生产盾构机，大大推动了地铁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除了北京，中国还有许多城市（如成都、昆明、杭州）也都在大力修建地铁。如果没有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步，不要说德国和日本企业生产的设备数量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它们要的价格中国也付不起。中国高铁穿山越岭，建设高铁需要的大型工业设备主要都是中国制造的。如果没有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一切绝无可能。在近年国际上一些重大灾难的救援中，都可以发现中国生产的机械设备。在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救援现场，我们看到了标着三一重工的机械设备。在哥伦比亚的矿难事故中，中国企业冲在前面，为救助矿工提供了巨大的管道，并用机械设备把管道打到地下去。可见，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体现在国际重大事故的救援行动中，这大大提升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形象，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出口的机械设备越来越多，中国已经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械设备出口国。机械设备的出口保证了中国贸易额的增长，也改变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济南第二机床厂制造汽车模具，有一种模具在国内的价格是8万人民币，但是出口到美国的市场价格是5.8万美元。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最近更换的两套组装生产线就来自济南第二机床厂。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贸易帮助中国企业获得了大量利润，推动了中国的外贸结构改革。中国铁路技术的出口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开拓了巨大的市场。中国的铁路技术有一部分是通过购买获得的，有些从日本引进，有些从法国、德国、加拿大引进，经过吸收和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技术。支撑中国铁路技术进步的也是装备制造业，比如说高铁流线型的车头是一次冲压成型的。中国有8万吨的液压机，可以使和谐号的车头一次成型。日本新干线的技术也很先进，但新干线列车的车头不如中国高铁的车头，因为日本没有这么大的液压机，新干线列车的车头是压成两片后焊接成的。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比日本先进，中国高铁的竞争力比日本新干线强，中国生产的一次成型的车头抗风阻的能力也更强。支撑这些技术发展的就是装备制造业。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广阔市场中国的城市化给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又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比如，中国的建筑工程技术在全球首屈一指，全球的摩天大楼有一半以上在中国。在这些摩天大楼的背后，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创新与发展。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某个节目中，主持人请来了一些中国装备制造业大企业的“掌门人”。为了调侃气氛，主持人问三一重工的建筑机械都参与了全球哪些大工程项目。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反问：“你能盘点一下，全球有哪些重大工程项目中没有三一重工的产品吗？”从迪拜的哈里发塔到港珠澳大桥，到处都有三一重工的身影。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化智能建造新设备“空中造楼机”，是一种把造楼平台及配套建造技术结合起来的工具。“空中造楼机”是以机械作业、智能控制的方式实现高层住宅现浇钢筋混凝土的工业化智能建造设备。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可以使全部建造过程都集中地、逐层地在空中完成。该设备将一座移动的造楼工厂搬到了施工现场，用机器代替人工，实现高层及超高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整体现浇施工建造。有了“空中造楼机”，中国建造摩天大楼的速度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近年来，中国高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这种发展速度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设备——穿隧道架桥机，它让中国高铁的建设不断提速。2018年通车的渝贵铁路，全长345.4千米，全程新建桥梁209座，历时5年修建完成，如果没有穿隧道架桥机，工期将成倍增加。穿隧道架桥机是一种集运输与架桥功能于一体的设备，长72米、高9米，有64个大型工程轮胎，工人们叫它“大黄蜂”。穿隧道架桥机上共有上百个传感器，具备转向、防撞、测速等功能，操作员可以根据数据判断穿隧道架桥机的运行情况，进行精准控制。数控机床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它也是制造许多设备的母机。但制造高级数控机床的技术过去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控制，中国不仅需要花巨资购买进口的数控机床，有时候交易还会被“卡脖子”，因为这些数控机床受出口管制。近年来，中国在数控机床领域也取得了突破，尤其是重型数控机床的制造技术发展最快。今天，中国制造的重型数控龙门镗铣床、重型落地镗铣床，重型立、卧式车床的年产量和市场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数控机床的产值几乎相当于德国和日本数控机床产值的总和，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的巨型模锻液压机是象征重工业实力的国宝级战略装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军工实力的重要标准。世界上有能力研制巨型模锻液压机的国家屈指可数，目前世界上拥有4万吨级以上模锻液压机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法国。中国制造的8万吨级模锻液压机一举打破了苏联保持了51年的世界纪录，这也标志着中国生产大型锻件受制于外国的时代彻底结束。另外，清华大学已经研发出16万吨级模锻液压机，但目前我国制造业还不需要用到这一量级的模锻液压机，所以还未付诸使用。俄罗斯在工业生产中使用的模锻液压机为7.5万吨级，美国为4.5万吨级。中国生产的超重型机床的加工精度为0.008毫米，大概是一根头发的直径的1/10。使用这种机床对提升我国能源发电能力和远洋船舶的制造水平有巨大作用。中国生产的“机床航母”高15米、宽22米、长39米、重900吨，可将篮球场大小的钢铁材料加工成任意形状。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低压内缸和高压外缸就是用它加工成的。海军潜艇的静音性能是衡量潜艇战斗力的核心指标。长期以来，中国海军曾一直因为潜艇的静音性能差而广受外界诟病。美军甚至扬言，只要中国潜艇一出港他们就能侦测出方位。而潜艇上主要产生噪音的部件是潜艇尾部的螺旋桨。近年来，中国成功克服了许多技术难题，制造出了七轴六联动螺旋桨加工机床，它的投产将极大提高中国潜艇的静音性能。七轴六联动加工机床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最复杂的机床。这种机床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生产机床的企业已具备国际竞争力。中信重工成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全功能、高精度的数控重型曲轴复合加工机床，使中国掌握了重型船用曲轴加工机床制造技术，摆脱了大型船用曲轴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中国也成为继德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够自主设计、制造曲轴加工设备的国家。齐重数控还自主研发了我国首台数控重型曲轴铣车复合加工机床（俗称“旋风车”），并成功制造出我国首套大型船用曲轴。目前中国的中高端机床国产化率已超过70%。中国生产的五轴数控机床还成功出口到德国。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向西方发达国家销售高级数控机床，打破了发达国家对这一技术的垄断，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装备保障。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向世界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品牌走向了国际市场。近年来，在中国出口的机械设备中，最受关注的有三种：机车、港口码头设备及高级数控机床。中国为全球许多国家的铁路与地铁建设生产机车。中国机车制造业的两家龙头公司是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它们合并为中国中车集团后，企业的竞争力变得更强了。中车集团不仅利用中国高铁发展的机遇不断开发新型机车与车厢产品，还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把产品推向全球。目前，中车集团生产的机车与车厢已经出口到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83%拥有铁路的国家都在使用中车集团的产品。中车集团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构建了产品、技术、服务、资本、管理的国际化战略平台。中车集团在南非建立了南半球最大的制造基地，实现了产品、技术、服务、材料的整体输出。中车集团利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丰富经验，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和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打造安全交通、绿色交通、智能交通、便捷交通、旅游交通、价值交通六大交通体系，让各国民众都可以享受到中车方案和中车智慧带来的便利出行。据中车集团总经理孙永才介绍，中车集团在美国、澳大利亚、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建立了先进的本地化基地，并积极实施本地化制造、本地化用工、本地化采购、本地化维护、本地化管理的工作模式，不断推动高端装备制造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布局。中车集团在美国波士顿投资建设的地铁制造基地赢得了各界的广泛赞誉。中车集团通过投资新建、实施并购、产能合作等形式，不断参与全球高端市场竞争。目前中车集团已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83家境外子公司和15家境外研发中心，形成了遍布全球的业务体系。中车集团的境外资产从2013年的30亿元递增到2018年的340多亿元，海外市场订单额从2013年的35亿美元递增到2018年的63亿美元，这些海外子公司不仅能够有效运营，还能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受当地人尊敬的企业。中车集团非常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中车集团在马来西亚的子公司专门设计了一种女士专用车辆，适宜当地的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备受当地人欢迎。通过“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方法，中车集团为马来西亚的装备制造业培养了不少高端人才，夯实了人才基础。此外，通过扶持当地企业，推荐国内配套商到当地建厂等方式，中车集团也促进了马来西亚轨道交通产业的转型升级。当发生自然灾害时，中车集团员工还为马来西亚民众捐款赈灾、奉献爱心。也正因为如此，中车集团在马来西亚的订单额累计超过100亿元，堪称中马贸易合作的典范。2018年5月，中车集团为波士顿橙线地铁量身定制的首批4节车辆在惠灵顿站进行线上试车。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表示，这是波士顿橙线和红线地铁近40年来首次更新换代。马萨诸塞湾运输局向中车集团订购的152节橙线车辆和252节红线车辆将替代两条线路现有的老旧车辆，逐步投入使用。波士顿地铁是美国第一个地铁系统，自189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中车集团拥有新投入使用的这批地铁车辆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首批按照美国标准生产的地铁车辆。这些地铁车辆不仅符合美国在技术、本地化、法律等方面的极高要求，还使用了更加人性化的设计，改善了乘客的出行体验。新橙线列车将以6节车厢编组运营，如果全部投入使用，将使高峰期行车间隔从现在的6~7分钟缩短至4分半钟，也就是说，每小时的客运量能增加40%左右。中车集团在美国投资兴建的第一个制造基地——中车春田工厂已经投产。春田工厂将负责数百地铁车辆的装配，实现波士顿地铁后续车辆的本地化生产。目前春田工厂已有156名员工，中车集团承诺，到2021年，将再雇用当地员工150名左右。美国中车集团马萨诸塞州分公司副总裁贾波说：“我们已提前实现承诺。到2021年，预计雇用人数将达260人。”中车集团在美国承建的项目还包括洛杉矶地铁项目和费城双层客车项目。中国为全球港口提供了80%的机械设备。这些年来，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在其他地方的港口眺望，人们会发现大多数港口都有近10米高的桥吊，并且大多数都标有振华重工的标志，从鹿特丹到汉堡，从旧金山到釜山，莫不如此。这些“钢铁巨人”见证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飞速发展。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当时，任交通部水运司副处长的管彤贤被这一轮改革的热情感染，萌生出创立一家港机制造企业的想法，当时的管彤贤已经59岁，他的初心是想用中国的海港重型机械向世界诠释什么是中国制造。1992年，管彤贤在浦东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公司取名“振华”，寓意振兴中华。20世纪80年代末，港口机械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手里，它们控制着港口关键装备的大订单，占领了当时全世界95%的市场。作为“后进生”，管彤贤对港机产业的未来却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坚定地认为中国也有必要成立一家港机制造企业。为了能让振华重工快速发展，管彤贤不拘一格用人才，设立了“振华功臣”奖，发百万奖金，实施激励型的管理机制，获奖者只看贡献，不问职务、学历、身份。这种激励机制不仅增强了员工的学习热情，更是让振华重工内部涌现出一大批英语纯熟、技术精湛的电焊工，使振华重工在进军海外时占据了语言优势，获得各国企业一致好评。直到今天，振华重工近万名的电焊工依然构成了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在全世界都找不着第二家。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维持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对创新的鼓励让振华重工拥有了数十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顶尖技术，在产品创新上，管彤贤定下了“每年至少诞生一项世界第一”的目标，振华重工逐渐占据了港机制造技术的全球制高点。1998年，美国发起6次港机国际招标，振华重工独中五元；2000年，振华重工凭借全自动港机，首次打开了有“世界起重机之乡”美誉的德国市场；2004年，全球最大航运公司与振华重工签下跨年大单；2008年，振华重工已掌控全球港机市场70%以上的份额，成为无可争议的“港机之王”。短短数十年间，管彤贤拼下了76个国家和地区的港机订单，振华重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是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典范。管彤贤也终于实现了当年的豪言壮志：“世界上凡是有集装箱港口的地方，就一定有上海振华生产的集装箱起重机在作业。”据英国权威杂志《世界货运新闻》（World Cargo News）统计，在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间，全球共有271台岸桥订单，其中有222台岸桥订单是由振华重工签下的，占比82%。这是振华重工在全球港机市场连续第18年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振华重工的产值达到了自1992年成立以来的最高峰，振华重工的港机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80%以上。振华重工成立时只有十几个员工，而今天有近4万员工，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型起重机制造商之一。如今，振华重工的产品不仅覆盖了国内的主要集装箱港口，也进入了国外各大港口。全球约7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个港口都有振华港机的身影。如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东、西海岸的迈阿密、长滩、奥克兰、塔科马、西雅图、纽约；南美洲的国家如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亚洲的国家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阿曼、阿联酋等。振华重工已拥有20多项领先世界的核心技术，28项国家重点新产品，16项上海市重点新产品；申请国内专利223项，其中发明专利103项、实用型专利113项、外观设计专利7项；申请有效国际专利24项，国际授权有效专利10项。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