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大卫·I·科泽,陶泽慧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试读：

理想国译丛序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理想国译丛主编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扎伊德

献给三只小熊

萨姆、杰克和查理

我了不起的孙儿们

罗马城与梵蒂冈地图

登场人物

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1896—1940）：恃强凌弱，是费拉拉市的法西斯首领，也是1922年“进军罗马事件”（March on Rome）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他带领二十四架水上飞机长途跋涉来到美国，被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他英雄般的空军事业令他在大西洋两岸享有盛誉，却在墨索里尼心中点燃了嫉恨之火。

教宗本笃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贾科莫·德拉·基耶萨（Giacomo Della Chiesa），1854—1922］：贾科莫·德拉·基耶萨生于热那亚的一个贵族家庭，并在1913年晋升博洛尼亚大主教。尽管样貌并不合宜，他还是在1914年被推举为教宗，接替庇护十世的位置。他改弦更张，撤销了前任教宗的反现代主义改革运动，解散了教会的神父间谍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他试图出面调解局势，带来和平，却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阿尔弗雷德·博德里亚（Alfred Baudrillart，1859—1942）：天主教学者，长期担任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他在1921年晋升主教，并在1935年晋升枢机。随着墨索里尼日益巩固与希特勒的结盟，博德里亚担心日渐体衰的教宗庇护十一世会被阴谋诡计所缚；博德里亚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日记。

弗朗切斯科·博尔贡吉尼—杜卡（Francesco Borgongini-Duca，1884—1954）：生于罗马，1921年被任命为非常教务部部长，此乃梵蒂冈国务院里最关键的两个职位之一。尽管他一生从未离开罗马，却处理着各种国际事务。1929年，教宗将他任命为首任梵蒂冈驻意大利大使，此后他担任这一职务长达二十年。虔诚的博尔贡吉尼天真而不通世事，免不了要受到墨索里尼的欺侮。

圭多·布法里尼·圭迪（Guido Buffarini Guidi，1895—1945）：法西斯党人，年仅二十八岁便当选比萨市市长，并在十年后成为墨索里尼手下的内务部副部长，负责管理国家警察系统。大腹便便、腐败成性、横行霸道的布法里尼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捞取到更大的权力，使得墨索里尼有更多余裕专心于扩张他新近收入囊中的意大利帝国。

卡米洛·卡恰·多米尼奥尼（Camillo Caccia Dominioni，1877—1946）：1921年，本笃十五世命卡恰领导教廷内务管理处；早在20世纪初，他就已经与下任教宗阿契尔·拉蒂在米兰相识。庇护十一世继续任用他，他每日都立于教宗身边，安排教宗的日程，并决定谁能够晋见教宗。卡恰有个非常可怕的秘密，在梵蒂冈和法西斯警察局尽人皆知，这个秘密威胁着他，要令他尊严扫地。

博纳文图拉·切雷蒂（Bonaventura Cerretti，1872—1933）：名列梵蒂冈最为显赫的外交官行列，当庇护十一世在1926年将他晋升为枢机时，他时任教宗驻法国大使。他对教宗与墨索里尼的合作关系持批评意见，因此，在1930年，教宗直接略过他，将他的竞争对手任命为国务卿，这使得他对教宗的怒火愈演愈烈。

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1903—1944）：政府高官之子，并在1930年与墨索里尼的长女埃达结为连理。墨索里尼的妻子极其厌恶这位自封为大众情人的女婿，他却很快成了岳父的法定继位人，这令其他法西斯领导人心灰意冷。在担任媒体和宣传部部长一小段时间后，墨索里尼竟在1936年将其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令整个外交界颇为震动。

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1891—1979）：生于加拿大，并在此晋铎。在20世纪30年代，他身居底特律教区，却通过广播节目影响了数千万美国人。他一开始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社会改革，后来突然转向右翼，将总统指控为共产党特工。考夫林不仅为希特勒残忍的反犹行径辩护，还非常渴望能够为意大利独裁者效劳。

切萨雷·德·维基（Cesare De Vecchi，1884—1959）：一位生于都灵的君主主义者，也是“进军罗马事件”的四位领导人之一。1929年至1935年，他出任意大利首位驻圣座（Holy See）大使。德·维基自命不凡、小肚鸡肠，却又蠢笨不堪，嘴上怪异的髭须令他十分显眼；他受到百般嘲弄，其中以墨索里尼为甚。尽管庇护十一世多次对德·维基拍桌大怒，最后反倒对他青眼有加。

彼得罗·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ri，1852—1934）：生于意大利中部一户贫穷的山区牧民之家，长大后却变成了一位研习教会法规的学者，并且名列梵蒂冈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官行列。作为梵蒂冈国务卿，他先后服务了本笃十五世和庇护十一世；矮胖的加斯帕里将他敏锐的政治直觉隐藏在社交场合的谈笑风生中。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与希特勒关系最亲密的纳粹领导人之一，他组建了盖世太保（Gestapo），并且占据着纳粹德国政府的许多高级职位。他一开始被墨索里尼视作疯子。

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1895—1988）：本是内务部副部长，后在1929年至1932年间担任了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部长。一脸山羊胡子的格兰迪一开始位列最为激进的法西斯党人行列，然而担任意大利驻伦敦大使的生涯（1932—1939）更符合他的心意，并改变了他对墨索里尼投奔纳粹德国的看法。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多年以来，贝尼托·墨索里尼都是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他将一尊巨大的墨索里尼半身像放在慕尼黑的办公室里。1933年1月当选德国总理之后，他向梵蒂冈抛出橄榄枝，试图获得天主教会的支持。尽管对他抱有疑虑，教宗一开始还是被他强烈的反共立场所蒙蔽。

沃齐米日·莱多霍夫斯基（Włodzimierz Ledóchowski，1866—1942）：波兰伯爵之子，枢机之侄，他在1915年当选耶稣会总会长，任职二十七年，直到寿终为止。他是一位恶毒的反犹分子，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好感，墨索里尼将在后来向他寻求帮助。

乔瓦尼·蒙蒂尼（Giovanni Montini，1897—1978）：1922年，身为神父的他加入了国务院，在此任职多年。1933年，庇护十一世免除了他作为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国家司铎的副业，但又在1937年将他任命为副国务卿。1963年，他登上圣彼得宝座，号教宗保禄六世。

乔治·芒德莱恩（George Mundelein，1872—1939）：先于1915年晋升芝加哥大主教，后于1924年晋升枢机，在他的主持之下，天主教会得以不断扩张；他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好友，并在政治上对他予以支持。1937年，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言语攻击激怒了元首。

阿纳尔多·墨索里尼（Arnaldo Mussolini，1885—1931）：他同贝尼托一起长大，两人同睡过一张玉米壳铺成的床；1922年，贝尼托成为总理，阿纳尔多则成为兄长手下《意大利人民报》的主编。每天晚上，贝尼托都会跟他通电话，讨论第二天报纸的内容以及他担心的事情。阿纳尔多尽管与兄长不同，自认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得到了兄长完全的信任。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生于罗马涅（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心）一座小镇上的中等家庭，并在20世纪初期跻身本国最杰出的激进社会党人行列。1912年，他被任命为社会党党报《前进！》（Avanti!，总部设在米兰）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他同社会党人决裂，并在1919年发起法西斯运动。他原本是天主教会的激烈反对者，但后来他认识到，和教会达成妥协能够为他的政治野心谋求利益。

埃达·墨索里尼（Edda Mussolini，1910—1995）：墨索里尼的长女，也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埃达任性、冲动、喜怒无常，喜欢骑马和开快车，很像她的父亲。1930年嫁给加莱亚佐·齐亚诺后，她才稍微安定下来。

雷切尔·墨索里尼（Rachele Mussolini，1890—1979）：雷切尔的老家同墨索里尼一家相距不远，父母却是贫苦的农民；她八岁便辍学，干起了女仆的行当。雷切尔的母亲是贝尼托父亲的情妇，而贝尼托自己也被金发蓝眼的雷切尔所吸引。两人的女儿埃达曾表示雷切尔才是“家里真正的独裁者”，这位意志坚定的半文盲女性从未在名门望族和商贾巨富的交际圈里感到过自在，而且她也从未放弃过对教会和神父的深刻厌恶。

切萨雷·奥尔塞尼戈（Cesare Orsenigo，1873—1946）：才智有限，眼界更是有限，他原本是位神父，却在1922年被庇护十一世任命为教宗驻荷兰大使，又在1925年被任命为教宗驻匈牙利大使。1930年，教宗绕过了梵蒂冈外交使节团许多更有资质的前辈，将他任命为教宗驻德国大使，取代了欧金尼奥·帕切利的位置。

欧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1876—1958）：天资聪颖但体弱多病，出生于一个罗马家族，与世代教宗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晋铎不久后，他便加入梵蒂冈国务院。1917年他先是作为教宗大使常驻慕尼黑，其后又被派往柏林，前后在德国居住了十二载。1929年，教宗将他召回，并将他晋升为枢机，1930年初，教宗又将他任命为国务卿，取代了彼得罗·加斯帕里的位置。小心翼翼、细声软语的帕切利和大权独揽、喜怒无常的庇护十一世发展出一种特别的关系。当教宗在1939年过世后，他被推举为教宗，号庇护十二世。

弗朗切斯科·帕切利（Francesco Pacelli，1872—1935）：欧金尼奥的兄长，他遵从其父的脚步，跻身梵蒂冈最杰出的律师行列。1926年，为了结束意大利王国自1861年建国以来便与圣座保持的敌对关系，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政府进行了秘密协商，并向他征求意见。

克拉拉·佩塔奇（Clara Petacci，1912—1945）：魅力非凡、卷发碧眼，是梵蒂冈一位医生的女儿，当同已经五十三岁的墨索里尼发生风流韵事时，她年方二十四岁。她生活的全部便是等候墨索里尼的电话，召唤她前往他们的爱巢，也即墨索里尼位于罗马中心威尼斯宫的办公室。她洋洋洒洒数千页的日记非常宝贵，使我们得以洞悉墨索里尼的诸多方面。

博尼法乔·皮尼亚蒂（Bonifacio Pignatti，1877—1957）：一位伯爵之子，也是一位颇受当局看重的职业外交家；他原先是意大利驻法国大使，在1935年代替切萨雷·德·维基担任驻圣座大使。正如前任政府的大多数外交使节团成员那样，法西斯独裁者前脚刚把持住政权，皮尼亚蒂后脚就开始为他们效劳。

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阿契尔·拉蒂（Achille Ratti），1857—1939］：生于米兰北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一位丝绸厂的主管；自小便立志要成为一名神父。他年仅二十五岁便任教于米兰大修院，并很快就在米兰著名的安波罗修图书馆求得一席职位，最终成为这座图书馆的馆长。1914年，拉蒂被任命为梵蒂冈图书馆馆长，他本以为自己会在这个职位上终老，可在1918年，本笃十五世出人意表地将他选作教宗大使出使波兰，他在那里遭遇了紧随俄国革命而来的苏俄红军，由此对共产主义生出一股终生的憎恨。1921年被召回罗马后，他晋升为枢机和米兰大主教。他还没在新的位置上把屁股坐热，本笃十五世就匆匆过世，他的枢机同侪便在1922年2月的第十四轮投票中，将他推举为新任教宗。

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参见欧金尼奥·帕切利）

朱塞佩·皮扎尔多（Giuseppe Pizzardo，1877—1970）：生于热那亚附近，晋铎之后加入梵蒂冈的国务院。1909年至1912年间，他前往慕尼黑的梵蒂冈大使馆任职，这是他仅有的离开罗马的岁月。皮扎尔多在1921年被任命为替补国务卿，并在1929年接替博尔贡吉尼成为非常教务部部长，此后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37年晋升枢机。从1923年到1939年（直到教宗庇护十二世找人代替了他），他还担任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国家司铎，这使他常常落在法西斯运动反教会派系的准星上。皮扎尔多深受庇护十一世的喜爱，在梵蒂冈却不得人心，人们认为他的影响力源于他对美国天主教会资金的掌控。

阿契尔·拉蒂（Achille Ratti）（参见庇护十一世）

恩里科·罗萨，耶稣会士（Enrico Rosa，S.J.，1870—1938）：自1905年起，罗萨便是耶稣会半月刊《公教文明》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并在1915年成为该刊主编。他是庇护十一世的亲信顾问，曾被教宗召去解释教会在犹太问题上的立场。尽管一开始罗萨对法西斯主义持敌对立场，但在接受梵蒂冈上层指示后，他竟通过手下的刊物警告天主教徒不要背离独裁者。

玛格丽塔·萨尔法蒂（Margherita Sarfatti，1880—1961）：生于威尼斯一户富裕的犹太家庭，对文学和艺术都抱有极大的热情。她在十八岁时嫁给一位犹太律师，同丈夫一起搬至米兰，被牵涉进社会党运动，并在那里邂逅了刚刚抵达米兰的墨索里尼。1917年，待到墨索里尼卸下戎装时，他们已经难舍难分。她不仅是墨索里尼的亲密爱人，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为他排忧解难。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她的魅力开始渐渐消退。

弗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Spellman，1889—1967）：斯佩尔曼的父亲是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移民，1925年，他成为第一位进驻梵蒂冈国务院的美国神父。他在那里同弗朗切斯科·博尔贡吉尼成为密友，后来又成了欧金尼奥·帕切利的朋友。1939年，他晋升为纽约大主教。

阿契尔·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1889—1945）：法西斯领导人中少有的南方人，他在1931年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党总书记。脑袋不灵光又缺乏教养的斯塔拉切在品位败坏方面可谓大师，他阿谀奉承的本事，把对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推至令人惊恐的新高度。

彼得罗·塔基·文图里，耶稣会士（Pietro Tacchi Venturi，S.J.，1861—1956）：生于意大利中部一个望族，他在罗马研习司铎之道，并在此地加入耶稣会。1923年初，当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需要一个人来穿针引线时，他们选择了他。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他将携带教宗的要求，私底下与墨索里尼会面多达一百余次。

多梅尼科·塔尔迪尼（Domenico Tardini，1881—1961）：身为一名罗马神职人员之子，塔尔迪尼在1921年加入梵蒂冈国务院，并把自己的半生奉献给了国务院。他在1929年被任命为非常教务部副部长，接受皮扎尔多的领导，然后在1935年成为替补国务卿，接着在1937年接掌了非常教务部部长的职务。塔尔迪尼是一个中间派，他把教会与法西斯政权的摩擦怪罪到墨索里尼周围的反教会分子头上，而没有怪罪领袖本人。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1869—1947）：1900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父亲遇刺，三十岁的他登上了意大利的王座，可是自登基起他就没有坐稳过王位。他博学聪颖，身体却十分孱弱，他的五短身材广受嘲弄。每周两次，墨索里尼都要头戴礼帽，前往罗马的奎里纳尔宫晋见国王，为所有新颁法律向他索取必要的御准。尽管他们的勾结乃是出于便利的需求，嚣张的墨索里尼却能够与矮小的国王沆瀣一气。他们对人性都非常悲观，对神职人员都有着本能的厌恶。

报刊与组织名录

报刊《意大利未来报》（L’Avvenire D’Italia）：19世纪晚期，《意大利未来报》在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的降福下创办于博洛尼亚；在法西斯时代，它将成为意大利唯一一份真正全国性质的天主教报纸。《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在欧洲自由主义革命（1848—1849）结束后，教宗庇护九世重返罗马，收复政权，在他的要求下，《公教文明》得以在1850年创办，并由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负责编辑工作。这份半月刊的主编由教宗直接委任。每期刊物出版前都须经过梵蒂冈国务院的审查和许可。在天主教界，这份刊物代表了教宗对各类事件的观点。《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 Romano）：首次出版于1861年的《罗马观察报》是梵蒂冈的日报，创办之初的意图乃是帮助教宗保卫余下领土，抵御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的蚕食。尽管报纸内容受到教宗的密切审查，其正式立场却抗辩说《罗马观察报》并非梵蒂冈的官方喉舌。当墨索里尼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巩固独裁统治时，它成了意大利境内唯一一份不受法西斯审查的报纸，然而一旦它刊登的文章为墨索里尼所不喜，所有在梵蒂冈城墙外贩卖的该报都会被没收。作为梵蒂冈的一份半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通过报道教宗的重要会晤，刊登全球教会活动的新闻和评论，来履行它的职责。《公教文明》则与之有别，主要刊登时政问题的长篇社论、常规书评以及教会关切的意大利本国和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文摘。《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 D’Italia）：1914年，在贝尼托·墨索里尼被逐出社会党不久后，他在米兰创办了这份日报。五年后，《意大利人民报》成为他发起法西斯运动的言论喉舌。当他在1922年成为总理时，他将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移交给其弟阿纳尔多。阿纳尔多在1931年过世后，阿纳尔多的儿子维托又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主编的职务。

组织

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由庇护十世创建于1905年，初衷是为天主教平信徒提供一个组织活动的平台。及至20世纪20年代，这个组织已经在意大利境内划分出成年男女、男孩女孩乃至大学生的不同团体。公教进行会的领导层包括由教宗委任的平信徒主席，以及坐镇梵蒂冈的神职监管人员，其组织形式上达主教管区，下至地方教区。墨索里尼始终对这一组织抱有疑虑，因为这是意大利国内唯一不受他控制的群众性团体。在号称“公教进行会教宗”的庇护十一世眼里，这个组织是他令意大利社会皈依天主教的关键所在。

法西斯党（Fascist Party）：建立于1921年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PNF）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智慧结晶。为了将原本松散的政治运动和暴力团伙的乌合之众转变成正式的政党，墨索里尼抛弃了早期法西斯运动中的反教会和反君主的因素，毅然决然地转向右翼。在执政早期，他仍需费力地约束地方法西斯头目。到1928年，法西斯党已然成为意大利唯一的合法政党。

罗马宗教裁判所（Holy Office）：前身为教宗保禄三世成立于1542年的罗马异端裁判所，成立之初旨在抵御宗教改革运动。1908年更名为至圣圣部。它以教宗为首脑，成员包括数位枢机以及从事辅助工作的各类高级教士。担当其秘书长的枢机经常会在开庭前同教宗讨论案情。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职责在于主张正统教义和铲除异端邪说。

国家巴利拉组织（Opera Nazionale Balilla），又名国家青年组织，成立于1926年，旨在向意大利青年灌输全新的法西斯意识形态。组织下分两个年龄组，不同年龄组又下分不同性别。年幼男孩（8—13岁）组织名唤“巴利拉”，年长男孩（14—18岁）组织名唤“前卫军”，相应年龄的女孩组织则分别名唤“意大利女孩”和“意大利女青年”。这些法西斯青年团体威胁着教会的青年组织；成立之初，政府便解散了天主教童子军。不过一个庞大的教士网络也应运而生，给所有地方巴利拉组织都配备了天主教司铎，使得他们在接受法西斯教导和准军事训练的同时，不忘宗教崇拜。

人民党（Popular Party）：1919年，西西里神父路易吉·斯图尔佐（Luigi Sturzo）得到教宗本笃十五世的首肯，成立了这个全国性质的天主教政党，名为意大利人民党。在1921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党获得了超过20%的席位。人民党是阻止法西斯独裁上位的最大绊脚石，可是当庇护十一世明确支持墨索里尼时，它受到了重创。该党最终于1926年11月解散，然而墨索里尼一直都怀疑，人民党的某些残余分子仍然隐秘地在公教进行会中重新集结。

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势力范围包括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左翼力量。由于内部分化成改良主义分支和支持彻底革命的分支（墨索里尼乃后一分支的领导人），该党在1912年清洗改良主义分子时分裂为两党。社会党在1919年的议会选举中达到巅峰，赢得近三分之一的选票，并且控制了许多城镇。1921年，一个政见相左的派系独立出来，组成了共产党。1922年，改良主义分子再次出走，成立联合社会党，使得社会党再次分裂。1924年，几名法西斯暴徒在一位意裔美国人的带领下，谋杀了该党党魁贾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ti）。1926年，墨索里尼宣布社会党及其诸多派生政党均为非法组织。

序言

罗马，1939年

教宗庇护十一世年事已高、疾病缠身，上一年差点因为循环衰竭而作古，如今他只求天主能够再给他些许时日。他身穿白袍，坐在梵蒂冈三楼办公室的书桌前，手杖倚在就近的墙上。旁边还有锈迹斑斑的指南针和气压计，都是他攀登阿尔卑斯各座山峰时用过的旧物，令他回想起那些遥远的岁月。抽屉里有一支老旧的音叉，可是上一次取出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对自己的歌喉非常自豪，深信音准没有弃他而去，他曾一有机会就练习，不过总要先确定没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如今，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他查看了每一个抽屉，确保所有文件秩序井然。

多年以来，教宗都身体安康，而旁人则惊叹于他繁重的日程。他曾经坚持过问梵蒂冈事务的所有细节，对或大或小的事务都亲自裁断，可如今每一天都犹如挑战，每一步都会招致疼痛。到了夜晚，他每每无法入眠，双腿因静脉曲张而颤动，哮喘则令呼吸费力，最糟糕的是，他的心头总是弥漫着一种感受，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出了差错。

白天的时候，日光会从俯瞰圣彼得广场的三扇窗户涌入他的办公室。可现在正值夜晚，他那盏小小的台灯正将黄色的灯光投射在面前的纸张上。他思索着，天主让他活着，一定是有原因的。他是天主在这世间的代理人，在把应当说的话说出口之前，他还不能死。

教宗将意大利所有的主教都召集到罗马，聆听他最后的话语。集会将于一周半后（即1939年2月11日）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这个日子正好也是《拉特兰条约》（Lateran Accords）签订十周年纪念日。这项由庇护十一世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达成的历史性条约，结束了意大利和罗马天主教会长达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在六十八年前，意大利王国建国时曾实行政教分离，这标志着意大利正式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项条约却意味着这个现代国家已然寿终正寝。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教会积极地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开展合作。

在十七年前的1922年，刚刚晋升枢机的阿契尔·拉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接掌了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宝座，取名号为庇护十一世。下半年，各地暴乱四起，三十九岁的法西斯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当选意大利总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两人就相互依靠。独裁者依靠教宗，为政权谋求教会的支持，由此获取他们亟须的道德正统。而教宗也要指望墨索里尼的帮助，才能够恢复教会在意大利的权势。现如今，手中执笔的庇护回想那些年，心中感到深深的悔恨。他竟然听信谗言、误入歧途。墨索里尼似乎视自己为天主，而且还和希特勒勾结在一起，希特勒则深受教宗鄙夷，他不仅破坏教会在德国的势力，而且还自立一门异端宗教。在去年春天，罗马见证的那幅惨痛景象还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德国元首在凯旋游行中穿过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的街道，红黑的纳粹旗帜犹如海洋覆盖了整个罗马。

希特勒造访梵蒂冈两个月后，墨索里尼发表的声明震惊了世界，他宣称意大利人是纯正高贵的种族。尽管犹太人早在耶稣之前就已经定居罗马，如今却被官方认定为一个道德败坏的异族。教宗震惊了。他在一处公众场合质问，意大利领导人为何要对德国元首这般亦步亦趋？这个问题令墨索里尼怒不可遏，因为最令他愤懑的事情，莫过于被喊作希特勒的跟班。教宗核心集团的成员赶忙出来修复这段受损的关系。相比起民主社会，他们显然在独裁体制中更为自在，而且他们也害怕失去墨索里尼许给教会的各项特权，由此，他们觉得教宗肯定是老糊涂了。他已经疏远了纳粹领导人，而他们担心，现在他又要将梵蒂冈和法西斯政权的和睦关系置于险境。

在罗马台伯河另一侧的总部，墨索里尼正对教宗的言论发火。意大利人现在还去参加弥撒，完全是因为他告诉他们要去，要不是因为他，那些反教会分子早就失控了，他们会穿梭在意大利的街巷里，洗劫教堂，把蓖麻油灌到那些畏首畏尾的教士喉咙里。意大利法庭和学校教室的墙上还挂着耶稣受难像，教士们还在意大利的公立学校布道，这一切完全是因为得到了墨索里尼的命令。而国家之所以还慷慨地拨出资金支持教会，那也是出于他的授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法西斯政府和梵蒂冈之间达成互惠互助的关系。

1月31日晚上，庇护熬到很晚，一直在起草他将于主教集会上发表的讲话。教宗原本也算是个登山家，曾经精神饱满，体格健壮，可如今已经憔悴而瘦弱，原先饱满的面容已经消沉下去，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但无论是谁见到他，都能明显地感受到，他有极大的决心要发表这番演讲。法西斯的密探无处不在，甚至包括教会的厅堂。在警醒各位主教之前，他还不想死。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一定要谴责墨索里尼对纳粹种族主义的皈依。

在演讲前的最后一周里，教宗剩余的生命力逐渐离他远去。他站不住了，只好躺在床上。欧金尼奥·帕切利枢机在梵蒂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他恳求教宗将集会推迟举行。教宗拒不听从，并且命令梵蒂冈的日报报道他健康状况良好的消息。2月8日，他担心自己在三天后可能没有足够的力气发表演讲，便命令梵蒂冈印刷厂为每一位主教打印了一份演讲稿。第二天晚上，他的健康状况愈发堪忧，午夜过后，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吃力。服侍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氧气面罩系到他的嘴上，以免碰歪头上的白色小瓜帽。凌晨4点，他们叫醒了帕切利枢机。枢机赶到教宗床边，双膝跪地开始祈祷。他红肿的双眼里噙着眼泪。

庇护十一世躺在那张简易铁床上，生命力迅速地枯竭下去，很快就咽下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天主没能允诺他最后的请求。明天，主教们晋见他的地点将不再是圣彼得大教堂，而是近旁的西斯廷教堂。2月10日的下午，他枯槁的遗体摆在西斯廷教堂高高的平台上。那些曾在他全盛时期见过其风采的人，现在已经无法辨认他的遗体，仿佛躺在米开朗基罗穹顶画下、身穿教宗丝质白色教士服、头戴红绒帽的，是其他什么人。

台伯河对岸，墨索里尼听到教宗死讯时，吐出一声安慰的叹息，不过他也非常不愿意让教宗的守灵仪式干扰他和克拉拉·佩塔奇的下一次幽会，这位拥有碧绿眼眸的年轻女子乃是他的情妇。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最后一件要紧事。多年以来，他在梵蒂冈安插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密探网络，并且密切地关注他们提供的报告。近几天来，他们提醒他说，教宗准备要做一场极具煽动性的周年演讲以谴责墨索里尼的反犹运动以及他和德国元首愈发紧密的关系。他担心，如果这份讲稿现在泄露出去，仍将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这将是教宗来自坟墓的控诉。

独裁者思索着，还有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忙。他联系了帕切利枢机，身为教宗名誉侍从的他如今将负责处理庇护遗留下来的一切事务，包括堆积在他书桌上的手写文件，以及刚刚印刷出来、准备发放给各位主教的那叠演讲稿小册子。墨索里尼要把所有的演讲稿都销毁掉。

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帕切利会顺从他。帕切利生于罗马一个显赫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和历任教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都活得胆战心惊，害怕教宗会与墨索里尼为敌。他思索着，这状况真是危机四伏，不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是的，他亏欠教宗很多，教宗将他提拔至国务卿的位置，在很多方面都帮助过他，但他感觉自己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他要保护教会。于是他下令清理教宗的书桌，把所有演讲稿小册子都收缴起来。

三天后，大批民众在圣彼得广场不耐烦地等候着，而枢机们则在进行教宗选举会议。当使徒宫飘出一道白色的烟雾时，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枢机执事站在高居圣彼得教堂大门上方的阳台上宣布：“教宗诞生（Habemus papam）。”很快，一位高大瘦削、戴着眼镜、身着教宗白长袍、头戴镶满宝石的三重冕的人物，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降福众人。欧金尼奥·帕切利取名号为庇护十二世，以此向那个他近来陪侍床边、为之抹泪的人致敬。—— 第一部分 ——教宗与独裁者第一章新任教宗

梵蒂冈城门外聚集着一小群人，他们向驶来的黑色轿车鼓掌示意，直到它们缓慢地驶进中世纪的城墙。为表回应或致意，又或是习惯使然，每一位抵达的枢机都在轿车后排挥手祝福众人。城门两旁各站着一位衣着犹如小丑的瑞士侍卫兵（Swiss Guards），他们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掌举到闪亮的头盔处，向枢机致敬。没过多久，当最后一位枢机抵达使徒宫时，六位官员小跑着穿过狭长阴冷的大厅，每个人手里都摇着一枚铃铛，一个声音喊着：“闲杂人等速速离开（Extra omnes）！”直到所有无关人员都离开教堂。教宗选举会议的典礼官是来自基吉家族的亲王，他手里攥着一串巨大的古旧钥匙，从门外锁住了沉重的大门。身为教宗名誉侍从的彼得罗·加斯帕里枢机则从里面把门锁上。窗户也一扇扇紧闭起来。这一天是1922年2月2日，周四。直到新任教宗诞生，大门才会重新打开。

* * * * *

教宗本笃十五世开始久咳不止，不过是两周前的事情。尽管教宗个头不高、身体虚弱，从小走路就有点跛（梵蒂冈的闲话中他被喊作“小矮子”），但他并不显老，而且在他端坐圣彼得宝座的七年间，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然而一开始的支气管炎很快就恶化成肺结核，六十八岁的本笃接受了临终圣礼，第二天下午，躺在简易铁床上的他失去了意识。次日上午，他与世长辞。

当为人和蔼可亲、反对现代主义的庇护十世在1914年过世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响，而彼时的贾科莫·德拉·基耶萨是个不太寻常的教宗人选。因为在五十二位枢机共聚梵蒂冈推举教宗继任人的时候，德拉·基耶萨才当了三个月的枢机。他出身贵族，家庭却一点都不富裕，他极高的天资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的外表和教宗的形象相去甚远。尽管仪态雍容、举止文雅，但他身材矮小、肤色灰黄，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牙齿还翘露出来。从鼻子、嘴巴、眼睛到肩膀，他外形的方方面面都显得有点扭曲。

当德拉·基耶萨还是一位年轻的神父时，他曾供职于梵蒂冈国务院，这个机构负责处理教宗与世界各国政府的关系。他在国务院里逐步高升，并于1913年被派往博洛尼亚担任大主教。

有些人认为，德拉·基耶萨之所以被调离梵蒂冈，是拉斐尔·梅里·德尔瓦尔（Rafael Merry del Val）枢机在从中作梗。他是庇护十世的国务卿，也是教宗在教士中铲除一切“现代主义”迹象的得力助手。庇护十世担心现代主义观念会取代教会传承数百年的教义。在他看来，最为道德沦丧的莫过于个人权利和宗教自由的信念，此外还有一些异端邪说非常可憎，比如政教分离，比如信仰应当与科学达成妥协。梅里·德尔瓦尔认为德拉·基耶萨为人过于温和，就想要远远地将他排挤到教会权力的宝座之外。

在第十轮投票中，德拉·基耶萨勉强达到了当选教宗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梅里·德尔瓦尔阵线的一位强硬分子，加埃塔诺·德·拉伊（Gaetano De Lai）枢机试图羞辱新任教宗，要求检查他的选票，看看德拉·基耶萨有没有投给自己。

庇护十世过世时，意大利已然人人自危，可当他的继任者在1922年过世时，意大利则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动荡之中。许多人害怕革命随时会爆发，尽管在点燃革命的是社会党人还是法西斯党人的问题上，他们可能存在分歧。精英阶层原本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够将分裂无助的意大利人团结起来，将民众紧密地团结在政府周围，但是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意大利阵亡人数超过五十万，伤员数目则更加庞大。这些复员的军人卸甲还乡，可是工作机会却少得可怜。这个国家的政界领袖似已无力走出这场危机。

此时的社会党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扩张期，他们希望借众怒的东风，登上权力的宝座。工人们占领了都灵、米兰和热那亚的工厂。农业劳作者则发起了罢工，威胁到守旧的农村地主阶级。仅仅在两年前，也就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受到苏共榜样的激励，意大利的抗议者梦想未来有一天，工人和农民也会在意大利夺得统治地位。

然而社会党人还需面对从自身分裂出来的武装威胁。战后不久，时年三十九岁、曾经位列意大利最杰出社会党人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发起了一项全新的法西斯运动。这项运动借重那些愤愤不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开始在全国上下各个城市萌芽壮大。它最先招募的成员与墨索里尼本人类似，都是些左翼分子，而且跟他一样敌视教会和教士。但墨索里尼很快就转变方向，不再诋毁教士和那些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转而谴责社会党人是反对意大利参战的罪人，此后流入的成员便都是极端的右翼分子。

在位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城市的总部，这些身着黑衫的法西斯分子钻进车辆，横扫乡村，烧毁工会大厅、社会党会议室以及左翼报纸的办公场所。墨索里尼并不直接控制这些黑衫军（Squadrismo），他们的行动受到地方法西斯头目的指使。这些团体从1919年开始攻击社会党官员和活跃分子，对他们实施殴打，并把蓖麻油灌到他们的喉咙里，这样的暴力行径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愈演愈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频率上都不断升级。黑衫军喜欢用蓖麻油施虐，因为它不仅令受虐者恶心，还会导致无法控制的腹泻，给受虐者带来极端的羞辱。社会党市长和市议员们都给吓怕了，全都跑路了，令意大利的大片领土落入了法西斯恶棍的掌控之中。

这些“施虐暴行”还瞄准了意大利天主教政党的成员。新成立的人民党是意大利天主教徒试图对政界施加影响的创举。此外，梵蒂冈竟然喜闻意大利天主教政党的创建，这本身也是一种新事态。多年以前，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II）原本是意大利西北部撒丁王国的君主，首都定在都灵，1861年，当他吞并了意大利半岛的多数领土后，他宣布意大利王国从此建国。那些凭借策动叛乱和武力征服打下的领土中，绝大多数是历任教宗的领土，如今却仅余罗马及其腹地仍然归属于教宗国（Papal States）。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占罗马，宣布意大利王国从此定都罗马。庇护九世只得撤退到梵蒂冈，发誓除非教宗国能够复国，否则他一辈子都不会踏出梵蒂冈城墙一步。

教宗将国王逐出教会，禁止天主教徒参与全国大选投票，也禁止他们去竞选议员；他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重返罗马，恢复教宗的统治地位。然而随着19世纪渐渐步入尾声，这一希望越来越渺茫，反倒是社会党运动的急剧扩张，给教会带来了新的威胁。从19世纪中期的庇护九世开始，历任教宗都曾出言谴责社会主义。1891年，利奥十三世在其著名的《劳工通谕》（Rerum novarum）中控诉社会党人，认为他们“将穷人教唆出仇富心理”。他还言辞激烈地批评了他们废除私有财产的提议。待到19、20世纪之交，梵蒂冈已然明确表态，社会主义乃是教会不共戴天的敌人。

20世纪初，当选举权在意大利逐渐普及开来，梵蒂冈对于选举投票的禁令变得愈发难以维系。除非教会采取实际行动，否则社会党人很有可能就会上台掌权。1918年11月，西西里神父路易吉·斯图尔佐会见了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加斯帕里枢机，同他讨论筹备天主教政党的计划。他们把这个政党称作意大利人民党，它要跟社会党人拼抢农民和工人，给他们一个能够不断得到进步的平台。第二年初，在本笃十五世的降福下，政党正式成立。待到1922年，它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之一。

* * * * *

1922年的教宗选举会议变成了两大派系间的一决雌雄。一派枢机拒绝同现代社会妥协，因而号称“狂热派”（zelanti）。他们对庇护十世的年代怀有乡愁，希望教会能够重拾对现代之恶的征战。另一派则较为温和，他们号称“政治家派”（politicians），希望能够继续本笃十五世相对中庸的路线，并且延续外向的政策。领导狂热派的是庇护十世的国务卿拉斐尔·梅里·德尔瓦尔，而本笃十五世的国务卿彼得罗·加斯帕里则是温和派的拥护者。教宗选举会议逐渐变成一场史诗大战，交战的核心在于天主教会在20世纪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路线，而结果的不确定性更为这场大战增添了不少戏剧性。双方都很难获得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选票，而且也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够令双方达成妥协。

加斯帕里枢机有时被称作牧羊人（pecoraio），然而这个绰号并没有宗教的意味。时年六十九岁的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小村落，家里是实实在在的牧民。这个绰号在意大利语中包含乡巴佬的含义，他自己倒是非常中意，因为这意味着，在那些梵蒂冈枢机团的老油条里，他是个冉冉升起的新贵。在他尚且年幼的时候，每个春天全家人都要跟随羊群进山，然后在秋天返回山谷，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彼得罗送到当地的教区神父那里修习课业。他非常聪明，后来进入教会的神学院深造，和梵蒂冈外交系统的其他官员不同，他没有上过罗马久负盛名的宗座外交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Noble Ecclesiastics），因为这所学校通常只招收贵族子嗣。

加斯帕里长大后成了一位又矮又胖的神父，挪动步履时双足似乎从不离开地面。他的着装“展现出对整洁的毫不在意”。然而他用和蔼可亲填补了仪表上的不足，并深受外交使节团的喜爱。他比划起手势时手舞足蹈，眼睛闪烁着光芒，常常笑得前俯后仰，需要用手把笑翻的红色小瓜帽推回原位。无论在他自己眼里，还是在其他人眼里，加斯帕里有着山区牧民的精明、直觉、韧性和吃苦耐劳。“他那双乌黑聪敏的眼睛，”一位观察者记述道，“将他的巧智显露无遗。”

教宗选举会议于2月2日晚上在西斯廷教堂开幕，五十三位枢机各有一张小桌和一个席位。两位美国枢机仍旧航行在大西洋上，因而缺席了这场会议。三十一位意大利枢机占据了大半席位，因而只有得到意大利人的强烈支持，才有可能当选。教堂前厅的祭坛上立有一根巨大的十字架和六根燃烧的蜡烛。每次递交选票的时候，枢机们就会依据资历一个个向祭坛靠近。每一位都会跪在祭坛的底部位置，祷告上片刻，然后以拉丁文发誓，自己所投之人乃是他相信天主希望当选之人，之后把叠好的选票投入票箱，向十字架鞠躬，再退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两轮投票。通过抓阄选出的三位枢机负责清点票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一庄重的仪式重复了十四次，只出过一次洋相，一位道明会枢机从椅子起身时不小心撞到了桌子，碰翻了一瓶墨水，弄脏了他白色的教士服。

总共有十二位枢机获得选票。第二天，梅里·德尔瓦尔达到他最高的十七票。加斯帕里则在第六轮获得了二十四票，可这一票数在第七轮和第八轮都裹足不前。梵蒂冈城外，一大群既好奇又虔诚的罗马人焦躁地等候着。“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法国报纸《费加罗报》（Le Figaro）报道说，“那就是大家都对结果一无所知。”第八轮投票后，加斯帕里枢机躺在床上夜不能寐，他意识到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教宗了。次日，在第三天的投票开始前，他前去拜访了教宗选举会议最年轻的成员阿契尔·拉蒂。拉蒂在几个月前刚刚晋升枢机，而加斯帕里的一番话语令他十分惊讶，加斯帕里说，他会敦促他的支持者把票都投给拉蒂。

* * * * *

1857年，在米兰北部的布里安扎区（Brianza），拉蒂降生在代西奥（Desio）的一座小镇上，当地有着很深的天主教信仰，他的父亲在此地管理着一座丝绸厂。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做事井井有条，令人望而生畏，经营家庭似乎有点大材小用。晚年的时候，拉蒂常常提起她，口吻中带着深深的爱意和敬意，却从来不曾谈论自己的父亲。代西奥和米兰都下辖于奥匈帝国，而拉蒂最早的记忆，是他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曾告诉他，法国和撒丁王国的部队正在附近同奥地利人作战。几周后，意大利半岛长期分治的各个公国和王国悉数消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意大利联合王国。

由于代西奥当地没有学校，阿契尔在十岁的时候被送到叔叔家生活，此人是一位教区神父，在科莫湖旁一座名唤阿索的小镇上布道。他叔叔家算是个社交场所，近旁的神父们常常过来聚会，给这里带来了特别温馨的氛围。这让阿契尔决定以后也要成为一名神父，于是很快就前去神学院读书。他每个夏天都要回到叔叔家，却从来不回父母家。那所神学院的纪律严苛至极，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神父，规章制度必须一字一句得到遵守，然而这些都没有令这位刻苦的男孩感到困扰。他的同学把他叫作“小老头”，因为阿契尔宁愿独自思索，也不愿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

1875年，阿契尔进入米兰神学院，准备晋铎。他的阅读涉猎广泛，不仅嗜好但丁等意大利经典作家之作，还阅读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他关注吉姆（出自马克·吐温笔下，哈克贝利·费恩的黑奴伙伴）在人生中面临的挑战，他的同学因此把他叫作非洲人。尽管这个绰号并没有流传开来，但是阿契尔对它颇为自得，还告诉同学说，以后要前往非洲传教。拉蒂最喜欢的是伟大的米兰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多年以后的一天，当他已经贵为教宗，他的典礼官来到他的书房，按照惯例双膝跪下等待指示。教宗则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醉地念诵着曼佐尼小说《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中的一个段落。过了二十分钟，直到停下来时，他才注意到这位双膝跪地的下属。教宗为自己的耽误而致歉，不过微笑着补充道：“蒙席，这些文字难道不值得跪地聆听么！”

在米兰求学四年之后，拉蒂奔赴罗马，在刚刚建校的伦巴第神学院继续他的学业。罗马被历任教宗统治了一千多年，然而九年前，它却被攻陷了，如今成了新建的意大利联合王国的都城。

拉蒂身高五英尺八英寸，胸膛宽阔，一头金发越来越稀疏，此时的他已经戴上了标志性的圆框眼镜，看起来像是一位青年学者。1879年11月，他在罗马恢宏的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晋铎，然后又在这座不朽之城待了三年，继续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进修，这里的耶稣会教师用拉丁文授课。

1882年，拉蒂回到米兰，很快被任命为米兰大修院圣语与神学教师。尽管带有圣语的头衔，他本人却没有很好的口才。他决心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到无比清晰的程度，所以讲话速度非常缓慢，总是奋力寻找着恰切的词语；每当他觉得自己说得不对时，就常常自我纠正。他从来都不爱好社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拉蒂待在书堆里要比待在人堆里显得更为自在。执教六年后，他在米兰安波罗修图书馆谋得馆员一职，这座图书馆在古董手稿收藏方面无可匹敌，藏品中珍宝甚多，其中就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大西洋古抄本》（Codice atlantico）。他不仅懂得拉丁语，还掌握了希腊语、法语和德语。

然而拉蒂绝不仅仅是个书呆子。作为一位米兰小伙，他还发展出登山的爱好，并且加入了意大利阿尔卑斯俱乐部设在当地的分部。每到冬天，他就会同登山伙伴（一位神父同侪）一起研究登山材料，探索登山路径，以便第二年夏天能够予以攀登。他坚信成功完全可以通过细致的规划达成。从1885年到1911年，他攀登阿尔卑斯山脉达一百次，每次跋涉超过八千英尺。冷空气的冲击、阿尔卑斯山脉悬崖的力度以及一览众山小的风景，都向他展现了天主造物的荣耀。

* * * * *

安波罗修图书馆馆长于1907年过世，五十岁的拉蒂接替了他的岗位。四年后，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决心要寻找一位继任者。由于阿契尔·拉蒂领导的安波罗修图书馆在声誉上仅次于梵蒂冈图书馆，所以他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人选。米兰报纸在报道这一委任新闻时配了一幅照片，照片里的高级教士头发正渐渐稀疏，然而拉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貌特征仍然是他那副小小的圆框眼镜。这些特征令他显得严肃（有些人会说是忧郁），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位阴沉的教会学者，然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却体会到他慈父般的关怀。为了帮助馆员，令他们的家人不至挨饿，他得到本笃十五世的许可，在梵蒂冈图书馆辟出一片菜园供他们耕种。而每当有人生病时，他都会亲自送去糖果礼物，或是一瓶好酒。

拉蒂原以为自己会在梵蒂冈图书馆的职位上退休，要真是如此，那他也就不会在1922年成为教宗了。然而在1918年3月，他却收到了一份出人意料的委任：本笃十五世命他以教宗大使的身份奔赴华沙。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教宗为什么要选择他来完成这项棘手的任务。他没有外交经验，对波兰也谈不上任何独到的见解，不过奇怪的是，当非常教务部的枢机谈论他的任命时，他们都错以为他懂波兰语。拉蒂时年六十一岁，对自己的新使命感到非常焦躁，但他顺从了教宗的命令，并在5月出发。他错以为自己的出使使命只有短短几个月，他还错以为自己的任务不过是准备好材料，向教宗报告波兰的处境。

当拉蒂抵达华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戮才刚刚结束。波兰人正在筹备国家的独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波兰的多数领土受到俄国人的统治，余下领土则落入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掌控之中。拉蒂的使命非常棘手，因为新波兰的国界还没有确定下来，各方都剑拔弩张。

在波兰境内四处游历时，这位梵蒂冈图书馆馆长最常听闻的便是当地教士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将他们视作波兰天主教的敌人。意大利人口中犹太人的比例非常低，只有千分之一，而波兰人口中的犹太人却占到了十分之一。早在十年前，拉蒂曾向米兰的首席拉比（rabbi）学习希伯来语，而他也从未关心过那些基本上被这座城市同化的犹太人口。可是当他和米兰的犹太群体变得越来越熟络时，他意识到梵蒂冈实际上对犹太人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

天主教将犹太人妖魔化的历史非常悠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基督教的源头，那时候它仍然是犹太人的一个教派。1555年，教宗保禄四世颁布一纸教宗诏书《因为如此荒谬》（Cum nimis absurdum），命令但凡他国土上的犹太人都必须生活在犹太人区（ghetto）。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联络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他们只能从事最低微的职业。教宗认为，犹太人谋害耶稣，拒绝他的教诲，因而应受到天主的惩罚，“永世为奴”。直到1870年，意大利人攻陷罗马，才将犹太人从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区彻底解放出来。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载，受到梵蒂冈密切审查的耶稣会半月刊《公教文明》对犹太人展开了无情的谴责。这份刊物的读者并非广大天主教徒，它的格调要远远高过他们；它实际上是一个上层窗口，读者群体乃是天主教意见领袖、报纸编辑以及高级教士，方便他们了解梵蒂冈对于各种时事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像阿契尔·拉蒂那样，担任过安波罗修图书馆馆长，那么他就会及时地阅读每期刊物。“犹太人，”这份刊物的一篇檄文这样写道，“是永远粗野的孩子，他们顽固、肮脏，全都是些盗贼、骗子、无知的蠢人，对周边远近的人来说简直是害虫和灾祸……他们想方设法染指……所有公共财产……他们不仅会控制所有的金钱……一旦允许他们担任公职，他们还会掌控国家的法律。”这份接受梵蒂冈审查的杂志坚称，教会长久以来都教导基督徒要远离那些犹太人，否则他们就会令基督徒沦为他们的奴隶：“那些认为犹太教不过是一门宗教的人，错得多么离谱，受到了多大的欺瞒……它实际上是一个种族、一类人民乃至一个民族！”《公教文明》控诉道，犹太人是道德败坏的异族，他们永远都不会向居住的国家效忠，而只会利用他人的慷慨。那些人也真够蠢的，竟然把同等的权利赋予犹太人。在拉蒂当选教宗几个月后，这份刊物又向犹太人发起进攻，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不仅把俄国革命怪罪到犹太人头上，还警告读者，犹太人已经布下密谋的天罗地网，志在统治整个世界。

浸淫在一个对犹太人抱有如此成见的教会里，拉蒂在波兰遭遇的深入骨髓的反犹主义必然会对他造成影响。波兰天主教精英阶层递交给他的书面报告都在向他诉说，他们对犹太人的威胁有多么忧心忡忡。他们控诉犹太人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和德国入侵者苟合，而且在全国上下的乡镇里化身为贪得无厌的放贷人。他们还将传播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罪状盖在了犹太人头上，这尤其令拉蒂感到震惊。1918年10月，他将波兰最近的动乱归结给“那些决心引发骚乱的极端政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及犹太人”。当时的波兰发生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屠杀惨案，许多犹太人遇难，他们的家被焚毁。本笃十五世（相较于他的前任而言，对反犹阴谋论不那么赞同）向他求证这些屠杀惨案是否确有其事，拉蒂回答说事件真相难以判断。不过他坚称犹太人是一个危险因素：尽管波兰人民都是善良忠诚的天主教徒，可是他担心“邪恶影响正布下陷阱，威胁着他们，甚至有可能将他们摄住”。这些敌人到底是谁，拉蒂一点都不含糊，他补充道：“这里最邪恶、最强大的影响之一，恐怕就是最强大、最邪恶的影响，正是来自犹太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