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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8 13: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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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付登华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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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烩集

杂烩集试读:

小说

《杞圣》,只好背着这部书稿抽空阅读。读后感触颇深,不由想起了他一生最喜欢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

一九四三年生于重庆的付登华老先生,虽然经历过战争灾难、生活苦难和政治磨难,但始终保持了健康向上的阳光人生。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历经艰苦创业,先后任德阳电缆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四川森普管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董事长,现任四川安费尔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四川森普管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顾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西安交大四川校友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荣获中国企业家二〇〇四年最具成长性中小企业未来之星,四川省创业之星、创新标兵,德阳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他在工作之余经常坚持看书学习,习练书法,有时还搞文学。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间,他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小说、散文、诗等,保存了二十多年,现整理出版,取名为《杂烩集》。这部书饱含着他对过去一段岁月的深情记忆和深刻思考,以丰富的阅历、真实的感悟和扎实的艺术功底,再现了个人的生活见闻和心路历程,因而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在他的笔下,大多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一大背景下的生活剪影,不难看出,其中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生活。但他以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客观真实地进行艺术记录。即使是一些值得“批判”的人物,也能在他的笔下回归本性,呈现亮色,如小说《

瞿明礼的婚姻

》就很凸显这种特征: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间,挑着生活重担的年轻人瞿明礼,抛“苦妻”而攀高枝,犯了重婚罪,历经婚姻裂变而受到良心谴责,使丢失的魂儿又回到故乡的地坝边。这篇小说写得真实、生动、深沉、悲壮,对当时的历史现象是一种艺术写真,对目前的现实社会是一种深情呼唤,对未来的阳光人生是一种真挚祈望。像瞿明礼这样的典型人物,有其漫长的复制性和延续性。这也充分展示了付登华老先生的人生境界与艺术手法:他能在黑夜中发现亮点,在暴露中引唱颂歌,在包容中提升美善,以一颗慈善之心和一双温暖之手,牵着灵魂飘荡的受苦人穿越人生迷雾而奔向光明。倘若再读一下短篇小说《过去的河流》《父母心》和随笔《二十年回乡探亲琐记》等其他作品,就会有诸多感悟。诚然,书中的个别作品,从文学角度看略为单薄,或许还需斟酌,之所以一并公开出版,不仅仅是因为《杂烩集》之说,而且是因为本书具有文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这是一位老人的真实经历,是过去一段岁月的历史剪影,是透视阳光人生的文学读本。

读了付登华老先生的《杂烩集》,还能使我们想到当今更重要的社会话题:人生与作品。不管社会发生多大变化,人生总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有时就像一锅羊杂碎,有肉有骨,有菜有汤,看起来不很完美,吃起来却有滋有味。这一切取决于食者的心态和品位。记得我的老师、著名作家张贤亮前几年接待美国、日本来访的贵宾,就喜欢推介羊杂碎或杂烩,客人吃了连声赞美。这不仅仅是特色小吃之缘故,还有其他深层寓意。现在有的年轻人迷恋海鲜,却不知杂烩的现实性与丰富的营养价值,因此得了“营养偏症”。还有一些老人,满足于一日三餐尽逍遥的物质欲望,而缺乏“莫叹夕阳近黄昏”的精神追求,浪费了一生的阅历资源与智能沉淀,有余热而不能再生热,使其晚年的人生价值打折或流失,或成了“夹生杂烩”。而付登华老先生却不一样。他在过去的那一段岁月里,吃了很多苦,梦想幸福之神降临。现在有了社会地位和幸福的家庭,仍然保持着夕阳红的生命风景。这正是他最珍贵的人生价值和最有深度的作品内涵。掩卷沉思:他为什么能够保持一生向上、积极乐观的心态呢?我想其要点就在于“阳光人生如禅树”这句诗的意境。几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讲过:“人活着不能消极、悲观和阴沉,应当有一生的追求和梦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这使我想起了家乡的枸杞树,它在我心中就是一棵禅树。我曾这样描写过它:“枸杞之神,蕴生命之道。形神融美,万绿丛中一串红;田园似锦,万霞醉染飘香韵;根扎黄土,沐浴阳光追春风;枝伸叶嫩,顺其自然不变形;花小果大,果熟花落入泥中;漂洋过海,声名显赫更谦恭;搭载神舟,遨游寰宇开新境;全身是宝,死而捐躯添坑温。一世火红岁月,一生奉献激情。”

这是对枸杞树的赞美,也是一种禅意。枸杞树最大的特点是一世火红,一生奉献。它不管自己是小龄期,还是老龄期,不论经历暴风雨,还是遇旱天,都能顽强生长,开花结果,竭力完善生命的整个过程。付登华老先生的做人境界与创作过程就像这枸杞树。我们现在看到的仅是他的部分作品,倘若能在以后读到他写的另一部作品,会有更深的感受。因此,我还是真诚企望,有心的读者能关注他的人生,读他的书,也许有不同程度的受益。

为付登华老先生献上这首拙诗,且表挚贺与敬意:

年近七旬不言苦,

阳光人生如禅树。

伴月著书杂烩集,

躬身远山捧故土。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于银川三星阁(作者系宁夏文联国家一级专业作家)

!"小说

十岁那年,他俩和坝子里的孩子们一起到山外的青龙场上了高小。这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突然风雨大作,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们好不容易爬上了进山的龙头岚垭。忽然,秀玉一个趔趄坐到路上,只见她眼里泪花直转,揉着脚脖子一个劲地喊叫:“妈呀,痛死我啦!”瞿明礼的婚姻“瞿明礼重婚罪公开宣判大会”刚散会。随着惊鸣的囚车远去,小礼堂沉寂了下来。“秀玉姐,都是我害了你!”循声望去,前排座位上还依偎着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就是瞿明礼婚姻中的两位当事人。一缕秋阳穿过礼堂的高窗照射在她们的身上,一眼看出两人都是美人。说话那个叫贾小云,身材凹凸有致,显得娇小玲珑;她依偎的那个叫王秀玉,身材丰满充满成熟韵味。王秀玉神不守舍地瞪着台上刚才瞿明礼站过的地方,对身旁同样和瞿明礼结了婚的“情敌”的话只摇了摇头,一个冷颤以后,她拉起贾小云慢慢向礼堂出口挪去……一

瞿明礼下操回到营房,一眼看到桌子上的家信抓起就拆。信十分简单:

明礼儿:家中一切均好,勿念。父母多病,弟弟年幼,你也到安家的年纪了。隔壁二叔提起你与秀玉的事,妈没得意见。秀玉的意思是由你决定。你们耍了几年了,过年回家办了吧!随信寄去秀玉的相片一张。妈字堂兄明有代笔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

提起信封一抖,果然掉出一张黑白照片。他捧起一瞄,光线不佳,曝光也不好,乡场上小相馆的作品;不过,尽管如此,他却盯出了神。相片水平虽然差,仍然遮不住姑娘十分动人的神态。他被她秀气的眉毛下那一对含笑的眼睛深深地吸引住了。越看,人影变得越清晰,相片把他带入了深深的回忆……

青龙山像一条苍龙环抱着中间一块小小的坝子,这就是龙头村。百十户人家错落地散布在山脚边的坝子上。这里的人们和川东许多山村一样,除了种一点水稻、包谷和红苕,主要是靠山吃“山”,一年四季都用山竹编箩筐、背篼卖。瞿明礼和秀玉就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他们俩同年出生,不仅自小一块打柴割猪草,最有趣的还是两小无猜一块玩耍。

晚上,各家屋里飘散出来的缕缕柴烟还在坝子上缭绕,坝子中间的堰塘坝上就传出了甜甜的儿歌声:

白鹤白鹤扯场,

扯到张家堰塘,

不杀猪不杀羊,

杀个耗儿过端阳……

歌声唤来了各路小伙伴,在朦胧夜色中疯张地玩开了“坐轿轿,骑白马”。每一回,照例是推出秀气好看的秀玉当“新姑娘”,个子高大的明礼当“新郎官”,几个伙伴双手交叉抬起他俩,在一群小“贺客”簇拥下,一边绕着塘坝转,一边唱老一辈人从老老一辈人留传下来的童谣:

坐轿轿,骑马马,

轿轿去,马马来,

新姑娘,接到屋;

新姑娘,不要哭,

转个弯弯就到屋,

到屋就是两口子,

脱了裤儿玩狮子……

然后,磕头作揖拜天地……就这样,明礼和秀玉结了多少次“婚”,谁也没有记录。

十岁那年,他俩和坝子里的孩子们一起到山外的青龙场上了高小。这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突然风雨大作,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们好不容易爬上了进山的龙头岚垭。忽然,秀玉一个趔趄坐到路上,只见她眼里泪花直转,揉着脚脖子一个劲地喊叫:“妈呀,痛死我啦!”

几个女同学急忙来扶她,可眼看着脚脖子肿了起来,走不得路了,一个个瞪着小眼没了主意。

小明礼瞧瞧直掉泪的秀玉,一声不响地从背上取下书包,走到她面前蹲下身,不容置疑地对她说:“来,我背你回去!”

明礼从小就比同龄孩子高大,这时已经能挑五六十斤的担子了,伙伴们信赖地松了口气。秀玉泪眼朦胧地望望明礼的背,顺从地伏了上去……

从那时起,明礼和秀玉每天放学后,总是在学校门口等着一块回家,直到三年后高小毕业。这时候,他们的心灵像龙头山的泉水:清澈见底,两小无猜。

高小毕业后,明礼因为爸爸气管炎严重,干不了地里活,妈妈上山砍柴又跌伤了腰,家里吃水都成了问题,十三岁的少年便回到龙头村参加了劳动。独生女秀玉的爹娘都是好劳力、好篾匠,不愁吃穿不愁用,她升了中学,并且住到了学校。

六年间,俩人难得见到几回面,就是碰到景况也今非昔比了。一年暑假,明礼上山砍竹子,碰到拖柴下山的秀玉手被刺扎了,正在那里用嘴吸吮,他急忙上去,心疼地说:“痛得凶不?让我帮你看看。”说着就坦然地要抓她的手,不想,秀玉刚要抬手让他看,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愣住了,脸颊刷地绯红,对他莞尔一笑,收回手,弯腰拖起柴走了。

明礼十分尴尬,若有所失地望着她远去的身影;直到看不见了,他还向着她下山的方向呆呆地伫立在那里。往日的童心已经蒙上了青春的羞涩和各自生活的印痕,不懂事的小男子汉还没有领悟到这一层。

一九六一年,十八岁的秀玉高中毕业回到龙头大队担任了大队小学的代课教师,这也是她和瞿明礼七岁发蒙上初小的母校。她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天放学后,总是在这个或者那个学生的家里出现她那健康而朴实的身影,见人露出一脸纯真的笑容,“大伯”“大婶”叫得十分亲热。她有一副好嗓子,在林间地头唱起歌来,就像画眉一样婉转动听。很快,她就成了坝子上“女儿国”里的“公主”,老辈人眼里的明珠。大娘大婶们常在背后说:“哪家讨上秀玉做媳妇,哪家的婆婆就是前世积了德。”

坝子里的小伙子们,心里想追她,不知什么原因,却又连在她面前说个笑话都十二分小心。

明礼这时候是大队团支部书记,无论农活或篾匠手艺都是坝子里青年们的首脑。他已经是一个眉清目秀,一米七八个头的壮实汉子。他那身板一身是劲,很是让坝子里那些春心萌动的姑娘们动心。事实上,有几个自我感觉不错的姑娘暗地里向他送过不少秋波;他表面上无动于衷,心里却盘算着在她们中间挑选一个最好看、最能干又最可心的做自己的爱人。可秀玉一回乡,明礼的感觉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他的心思一下子落到秀玉身上了。

秀玉到家给弟弟明义辅导功课,瞿明礼都会不声不响地找点篾活什么的到旁边做。暑假里在山路上发生的尴尬事使他不敢唐突,只偶尔深情地看看她,遇上她那黑亮的眸子赶紧收回目光干自己的活;有时搭白两句家常话也总是字斟句酌不敢冒失。他不想因文化程度上的差异让小时候的玩伴瞧不起自己,他决心慢慢追……

其实,秀玉回乡不久就在“女儿国”里获得了明礼的个人“情报”。生性要强的她,不相信明礼那么难攀,回顾发小时的友情,想起暑假在山上相遇的情景,她在心里向姐妹们发起挑战:看看谁能征服明礼!聪颖的秀玉,如今从明礼憨憨的神情里,已估摸透了他的心思,心里充满了满足与喜悦。

不久,明礼看出来了,秀玉给弟弟辅导功课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时间也比过去长了。他慢慢恢复了常态,在不明世事的弟弟面前摆起了龙门阵。龙门阵打开了两人的心扉,他们的友情向着爱情发生着质的变化,时常是补课结束了,弟弟都不在身旁了,他们还话犹未尽。他觉得她比当学生时还要漂亮,充满成熟女性的韵味令人动心;他感到她的工作热情和为人处世都完美无缺;一天没见到她,他就心中空空地发慌。

一九六二年春节后,瞿明礼和坝子上的几个适龄青年应征入伍了。出发前,他最牵挂的是和秀玉的关系,窗户纸一直没有捅破。临行前的头天晚上,他约秀玉在堰塘坝上见面。“秀玉,明天我就出发了,来和你告别……告别……”他期期艾艾地支吾道。“祝你一路平安!”秀玉随口说了一句。在夜色中她脉脉含情地瞟了他一眼,看到他两眼怔怔地盯着自己的神情,蓦地一惊,心狂跳起来。“啊,他要开口了!”她脑子里闪现出电影里“白马王子”向“公主”求婚的情景,夜掩盖了她脸上的羞赧。

然而,他没有开口,只是沉默。

在冷冷的风中,两人并肩绕着堰塘慢慢地转着,转了一圈,又开始了第二圈……一种小虫耐不住寂静似的“叽叽”叫着;夜,静极了,静得似乎能听到塘水在风中叹息。

秀玉想:俗话说,世上只见藤缠树,哪有树缠藤?!几次把到嘴边的话都压了回去。

明礼原本希望临别前确定两人的关系,好放心而去;可走到一块了,心里又产生了犹豫:临别提亲是不是太唐突?该向秀玉提或是由父母向她父母提?她文化程度比我高,眼见我要走了,要是喜欢我会主动开口的……

想着,揣摸着,他忐忑不安地陷入了沉默的等待。两人照各自的逻辑思维,殊途同归于沉默,让时间白白地流去……

终于,瞿明礼失去了自信,收住脚转身面对秀玉深情地说:“秀玉,天不早了,我们回家吧!”稍停,又怯怯地问:“我们通信要不要得?”

秀玉没有想到,转了半天,明礼只说出这么一句话,她心里一愣,含糊地应了一声“嗯”。终于她低下头,转身朝家里跑去。

明礼望着她在朦胧中隐去的身影,心里怅然若失,很不是滋味……

三年的光阴飞快地过去了。三年里两人书信往来感情日深,不到两年便相约白头,确定了恋爱关系。三年里瞿明礼在边防不仅入了党,当了排长,还立了三次三等功。如今,在这冰天雪地寒风怒嚎的北疆营房里,瞿明礼又看到了心上人的倩影,心里暖暖的,充满了兴奋。二

一九六六年春节后,新婚的瞿明礼就要归队了。过了半夜了,小小的新房里还传出缠缠绵绵的私语,不时飞出充满柔情蜜意的嬉笑声。

明礼搂着秀玉柔声道:“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妈妈的病也复不了原……我争取今年复员回家,我们一块照顾老人,像小时候我们唱的那样欢欢喜喜过日子好不好?”边说边用嘴捉住了秀玉那饱满的乳房上高挺的乳头。

秀玉娇笑着扭开身子,轻哼一声说:“我可不希望你结了婚变成折了翅膀的鹞鹰!你当你的兵,多给家里传喜报;照顾二老的事,你可不要瞧不起我!”“不是的,我是说给你的担子太重了,我……我心里不忍;再说,我真的不想离开你。”明礼动情地解释着,又把秀玉拉到怀里,亲着她的眼睛、耳朵、鼻子……

秀玉没有吭声,心里难分难舍,怕冷似的紧紧偎在明礼怀里,享受着他的亲昵、抚弄……屋外的山风吹拂着窗户“沙沙”作响,屋里的两人丝毫没感觉到从窗缝中入侵的寒意,在激情燃烧中融为一体,陶醉在新婚的浓情蜜意里。

天快发白了,两人才沉沉睡去。

……

飞奔的列车上,瞿明礼好像全身泡在幸福里,快乐得直想说话,直想大声唱歌。他时而和邻座旅客摆龙门阵,兴致勃勃,丝毫没留意别人的心绪;时而,又喜滋滋地望着车窗外向后飞驰的田野、山川、沙漠……自言自语:“哎呀,美,真美!”

千里旅途,他一点没感到劳顿,一下火车就向接他的战友们大把大把地散发喜糖。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为了加强战备,瞿明礼没有机会探亲。一九六八年夏天,当了副连长的瞿明礼收到弟弟明义的来信,在秀玉辅导下的初中生,信写得十分沉重:

哥哥:你好!

因为混乱,我们居住不定,一直没有给你写信。现在三叔家的明有哥当了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去年,他带着他的“反到底”兵团在公社打了一仗,后来退到我们龙头大队。爸爸在山脚放羊,武斗时躲在包谷林里被冷枪打倒了,嫂子把爸爸找到背回家,不到半天爸爸就去世了。

听说“八一五”兵团要来攻打龙头的“反到底”,队里的人都出山逃难了。嫂嫂和我草草埋了爸爸以后,就扶起妈妈下了龙头岚垭。妈妈心痛爸爸死得惨,哭坏了身子,走不动路,多亏嫂嫂照顾。

我们到了重庆,没想到重庆打得比我们乡下还凶,每天都听得到枪炮声;听说在北碚的一个山洞里掏出来上百个尸体,我们不敢在重庆停。嫂嫂带着我们沿着成渝公路朝成都走,妈妈走不动了,嫂嫂就背一会,一路走,一路讨,一路停,走了好久才到了嫂嫂在成都的姑妈家。我们在成都躲了半年多,最近嫂嫂她爸才把我们接回家。

哥哥,你回来一趟吧!家里现在可苦啦!嫂嫂怕影响你,不让我告诉你这些。

祝你好!弟明义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

瞿明礼看完信,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发愣,心里痛与恨交织:痛亲人,可不知道该恨谁。他知道,明义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不仅上学晚,还一条腿走路不得劲,这上千里的逃难路,秀玉带着他们一老一少有多难啊!他立即提笔给家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对秀玉的一腔思念与感激之情,毫无保留地倾泻在信纸里。

晚上,刚躺下,他就感到秀玉亲亲热热地和自己在一起,一身朴实的衣衫,丰满的胸脯起伏着,两颊一抹红晕,两眼深情地看着自己……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明礼和一批战友得到了转业通知。他给秀玉报告了消息,原以为很快会回到家乡去,谁知,到军区后又得到意外的通知:他们全部留在大西北进行安置,到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三

瞿明礼被分配到西安电工器材厂工作。意外地跳出农村的巨大惊喜冲走了夫妻要两地分居在他心中曾产生过的不快。面对陌生、新鲜的工厂、大城市,他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厂里的组织形式与部队一样,车间叫“连”,工段称“排”,瞿明礼被安排担任一连指导员。他激情满怀,浑身是劲,嘴里随时都哼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瞿明礼瞻望前程:平坦而充满阳光。然而,现实生活不是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现实生活更难以令人成梦。

不久,瞿明礼发现,工厂并不像部队,此连队非彼连队,这里与自己干了六年的边防部队根本无法相比。那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然而,工厂里呢?只有念“阿弥佗佛”!

工厂里各种管理制度在“斗、批、改”中被戴上“关、卡、压”的帽子斗批“走”了,接替的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工人阶级做“真正的主人”。无政府主义取代了企业管理:有些职工自嘲地称自己是八点上班九点到,十二点下班十点就走人,一日三餐一睡的所谓“九一零三一部队”;车间里随时都有人自行车一蹬,扬长而去,你要上前去讲一讲不要早退之类的话,客气的,向你笑一笑;耍你的,送你一句“胡骚情!”人们干私活、打毛线、谝闲传……还有人甚至上夜班松掉螺帽称设备出了“故障”倒头大睡……

新鲜、兴奋很快便消失了。作为连指导员,瞿明礼主抓连队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面对现实他苦恼、焦急,继而发脾气、训斥人……可是,不仅一切依旧,反招来骚言杂语。有人冷言冷语:“想当劳模哇?对不起,你来晚了,不赶趟啦,早就不选劳模了!”

技工出身的连长劝明礼:“小瞿,又不是我们一个连队像这个熊样子,也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工厂如此……不能全怪工人哪!多少人想干满八小时,可是难哪!不是没材料,就是停电……人心散了,光组织学习,念来念去都是政治口号,咋能叫人遵守纪律、坚守岗位嘛?爱动的,他就要走;坚守的又无所事事……”稍停,连长建议道:“这样吧,以后你组织学习,多找点古今中外、国际国内有趣的东西给大家念。”“有趣的东西?”瞿明礼感到惶惑,开始心灰意懒。他觉得,这样的生活自己都觉得没有趣味,上哪去找有趣的东西啊?弄不好给自己找一顶宣传“封、资、修”的帽子戴上,那才是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呐!

一天,瞿明礼到厂革委会组织组组长老贾家里串门。这老贾是早几年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之前任厂党委组织部部长,现在被结合进厂革委会组织组任组长,同是军人出身,又同是四川人。当初,瞿明礼报到时是老贾接待的,后来为连队的工作瞿明礼又找过几次这位同乡,一回生,二回熟,两人很快成了谈得来的忘年交。老贾听瞿明礼道出心中的苦闷,叹息道:“如今这形势,‘左’又不像‘左’,右又不像右,我也看不清,只是一个‘混’字!”他劝道:“明礼,我们是共产党员,可我们改变不了路线、方针这些大局。你何必那么较真?人家到共产主义了,你也不会被丢下的。现在有几个人不专心搞家庭‘建设’,喂鸡、养鱼、栽花、打家具……老实说,如今不拿公家的,那就算是良民了。”说着,他突然转变话题,问:“唔,小瞿,你们一块转业来西安的战友不少吧?”“嗯,不少,好几十个。”明礼疑惑地回答。“恐怕干啥的都有哈?”“差不多,工交、文卫、商业……”“好,多广的门路!”“什么?门路?!”明礼一脸惊讶。“是啊,现在门路可吃香啦!”老贾解释:“有人当司机、售货员,还愁搞不来缝纫机、自行车、木料?这些东西现在时新又都要凭票,没有门路难到手。”“明礼,趁风华正茂,赶快安家吧!”“安家?!”明礼脱口而出,心想:“老乡,我的档案你没看过啊?”“是呀,总不能老这么一个人过嘛。”老贾没有留心到瞿明礼瞬时出现的讶异神色,继续说:“安了家,有门道又有时间,也搞点家庭‘建设’嘛!”“搞啥子‘建设’哟!我……我的家离得远,嗨……”明礼欲言又止,叹了口气,起身告辞。“莫叹气,我帮你打主意。”老贾送明礼出门时又找补了一句:“莫忘了,常来玩。”

明礼感激地向他点点头,慢慢地离去,心里品味着老贾知冷知热的心里话。

……

日月如梭,岁月无情,无政府状态丝毫没有影响光阴前进的步伐。不知不觉间瞿明礼在工厂里已经“工作”了一年,情绪日益消沉,“指导员”成了大家称呼他的代名词,已经有名无实。

生活不仅只有工作,还有兴趣、爱好和感情,这一切更令人浮燥难安。

工厂里的工人俱乐部,因为是“封、资、修”和“低级趣味”的“大杂烩”,早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破四旧”时就被封闭了;后来,“打、砸、抢”被部分红卫兵称为不仅“革命”而且“万岁”的时候,图书、棋类……一切文化娱乐用品都成了一些造反者查抄俱乐部的战利品。宿舍里的男女光棍们下班没活动场所,只好因地制宜消磨无聊的光阴。腿勤又爱热闹的,进城逛大街;不喜欢动的,坐在宿舍对面的公路边上,可怜巴巴地瞪着来往的行人和汽车;喜欢动脑子的,三五一伙在宿舍小院的树下就地画一个棋盘玩丢子或者打扑克,输了的人不是顶鞋就是在脸上贴纸条子;还有一些人,腿、眼、脑都不想动,干脆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也有少数“文化人”,不知从什么道上搞来自觉有趣的手抄本小说,诸如《梅花党》《一只锈花鞋》……找个地方猫起来欣赏,难得见到人影……瞿明礼不定型,有时进城逛,有时睡大觉,有时也在公路边上坐一阵子,不过,他不下棋、不打牌,更不看手抄本,他懒得动脑子。

一个星期天,秋风习习,宿舍里静悄悄的。“冰棍,冰棍,豆沙冰棍!”“买柿子呢,临潼火镜柿子!”

公路上浓浓的秦腔味的叫卖声,单调、乏味,像从拉长的喉咙里挤出来似的。“他妈的,吵死人了!”躺在床上的瞿明礼一个鹞子翻身坐起来,一边骂,一边找件衣服把脸一裹,又仰面倒了下去。“嘿,倔哪个?”突然,屋子里响起熟悉的四川乡音。瞿明礼气呼呼地扯开头上的衣服,眯起眼睛朝门口一看,原来是在东郊军工厂开小车的小王,旁边还站着一个穿旧军装的年轻女人。他连忙坐起身,抱歉地说:“哎呀,是你们?!”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请道:“坐,请床上随便坐。没得椅子……”

小王看看冷清清的宿舍,信口说道:“嗨,把大嫂接来嘛!”

明礼愣怔一下,说:“不行啊,家里没人管,学校也走不开;再说,户口办不来,只好住集体宿舍啦,哪能和你比哦!”说着,把目光从喜气洋洋的小王身上移到前些日子在婚礼上见过面的新媳妇身上。

小王和瞿明礼是同时入伍又同时转业安排工作的同乡。他很走运,一分到工厂就被抽到“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成了厂里搞运动的积极分子;接着又被安排到厂里的“大批判组”,成了“抓革命”的主力,不到一年就成了他们厂里的红人。但是,他是个很实际的人,当厂里要提拔他当干部的时候,他以自己文化水平低为理由谢绝了,顺势要求干自己在部队的老本行。于是,不久他便十分理想地进了工厂小车班,成了专为厂领导开车的司机,很快便与厂办的办公用品保管员处上对象,在城市里安了家。

明礼对什么“运动”“批判”已经没有一点兴趣,小王的出名之道,他也不以为意,倒是对小王在城里安家十分眼热,羡慕小王结婚晚,参加婚礼时,他就浮想联翩;以后在街上、公园里,他都十分留意那些成双成对少年夫妻的甜蜜倩影。此时,他盯着小王那虽然说不上是美女,但是娇态可人的新媳妇,不由得心里激起对女人身体的遐想……

春节,瞿明礼回四川探亲。他买了雪青色的纱巾、青年式女皮鞋、六寸裤管的花呢裤子等等城里年轻女人时兴的东西,决心把秀玉像城里人一样收拾得“洋”一些。

两口子两年未见面,久别胜新婚。但是,瞿明礼已经戴上了以城市为焦点的变色眼镜,家乡的一切,家里的一切,他都感到陌生了,别扭了;尤其是与秀玉相处,没有两天便失去了新鲜劲,感到她虽然比坝子里的女人强些,仍然一身“土”气。他不止一次暗暗打量秀玉,从心里感到她就是穿上从西安带回来那一身行头,也别扭得很,即使小王的新媳妇穿一身旧军装也比她动人几分!

在厂里时想秀玉,回家来呆了几天就失去了久留的情绪,尽管秀玉仍和新婚时一样情意绵绵,恋恋不舍。他压下了原来准备再换休几天的打算,探亲假一到期就收拾行李要返回西安。

秀玉一再坚持送他上火车,他同意了,但是心里却像注了铅似的沉重。只是在站台上分手的时候,秀玉的眼圈红了,他心里一阵冲动才露出一些笑意向她挥手。秀玉痴情粗心,没有发现他这时的笑相与哭相差别不大。

火车开动以后,望着窗外闪过的长江,瞿明礼长长地舒了口气,他希望过去的一切,都像长江水似的,永远流去不复回。一路上,他无心观赏山光水色。他觉得一切了无新意,失魂落魄地到了西安,无声无息地回到厂里。四

一九七一年五一节,大自然给人们送来了姹紫嫣红的秀丽景色,宿舍里的其他人上公园去了,瞿明礼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出神。

突然,恢复工厂建制以后重新担任组织科科长的老贾带着一个年轻姑娘推门而进,他吃惊地跳下床,贾科长笑吟吟地说:“莫怪我事先没通知你哈,小瞿!这是大庆商场的小于,人家早就看到过你……”

明礼明白了,这就是贾科长曾说过的为自己打主意——介绍对象,不由得脸涨得通红,把眼瞪得圆圆的。“我……”他只说出了一个“我”字,望一眼那个于姑娘一付少女腼腆模样,心里忽闪一动,把“有爱人”三个字咽了回去。

两天劳动节假期,瞿明礼神不守舍,去水房打开水,碰坏了热水瓶;去食堂买饭,却稀里糊涂地进了隔壁的理发室……躺下,总看到秀玉的身影,后面还有妈妈和弟弟,不由得有些责怪贾科长冒失。可是,一想到颇具姿色的于姑娘,心里头又痒痒的,不禁设想她和自己建立一个家的美妙情景……

晚上,贾科长找瞿明礼听回音,他仍然心神不定,情急之中,语无伦次地冒出一句:“唉,我……售货员……”

贾科长早瞧见他那副不痛快的模样,不知就里的他,不等明礼说完就说:“小瞿,你不喜欢售货员,我也不劝你。这么精神的小伙子叹什么气?我为你另打主意。”说完就告辞了。

瞿明礼送到门口,望着贾科长的背影,觉得似乎丢了什么,想追上去说点啥,可胸口又像塞了一把茅草,既毛乱得很又堵得慌,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也是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女人的呀!何苦要一年一度,千里迢迢跑回四川享受男欢女爱呢?

——一年探亲十二天,等于三十年两口子才做了一年夫妻,日子多么没有味道啊!

在城市里安家的欲望像火一样烧着瞿明礼的心。

秀玉怎么办?离婚?妈妈和弟弟谁管呢?再说,人家黄花女儿听说我结过婚还会嫁给我吗?……事业上失去依托的瞿明礼脑子里走马灯似的闪过一个又一个问题。他向往着既与秀玉保持夫妻关系,又在西安城里有一个家。

经过边防生活洗礼的瞿明礼比当年那个浓眉大眼的农村青年瞿明礼更加成熟有魅力。车间里的女工们常议论给他介绍对象;外车间还有女工戴起口罩假装找人来相过亲。瞿明礼虽然已变得心猿意马,但是还没有越雷池、涉深水。

……

一次串门,瞿明礼意外地认识了贾小云。五月的一天晚上,他急急忙忙地赶到贾科长家,出来开门的是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姑娘。“你找谁?”姑娘一手扶着门,侧身打量着他。“找贾科长。”“他不在家。有事明天到厂里找好吗?”姑娘语气和婉有礼,但却有打官腔的味道。“不……不,是他托我办的事。”“什么事?”“你……你是——?”瞿明礼迟疑着,他不可能对外人讲贾科长的私人拜托。他打量着这个以主人口气说话的陌生女子:门灯下只能看到她秀气的脸庞和闪着清光的一双大眼,一头秀发披散在肩上似乎刚刚出浴更衣,两片雪白的光脚板踏着一双白色塑料拖鞋。相距咫尺,他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香味,不由心中一震,慢慢耷拉下眼皮。“我是贾小云。”姑娘没有在意明礼的神态变化,大方地介绍了自己,又反问:“你贵姓?”“原来是贾科长的掌上明珠!”瞿明礼释然了,他早就听贾科长讲过,正托一位老领导帮忙把女儿从外地调回城,但一直未见其人。“免贵,我叫瞿明礼。我是来告诉你爸,木料搞到了,把钱送去好抓紧往回运。”“啊——,是你!”小云恍然大悟地喊道,迅即闪开身子,招呼他进屋,随后俏皮地说:“早就听我爸讲过你这个四川老乡,‘指导员’同志!”

瞿明礼放松地笑了。聪明又漂亮的女人的话让他解除了拘谨,边进门边问:“你爸呢?”

小云发亮的眸子在他脸上扫了一下,挑战似的说:“咋的?非他不行?他和我妈到我哥家去了,家里的事我也是可以做主的。”

小云一边沏茶一边打量瞿明礼。她老爸讲过,瞿明礼一表人材,政治条件好,很有发展前途,而且他办事很热心……此时在灯光下看他,面孔白净、五官配置端庄,坐在沙发上那副架式带有军人特有的挺拔,她不由得一阵心跳,无话找话地说:“这几天的天气真不错吧?不冷不热的……嗨,你喝茶呀!”

瞿明礼并不口渴,听到小云的招呼,下意识地端起茶几上的茶杯,随口问道:“你回来探亲?”

这时气闲心定了,他才仔细观察小云,发现她那一对大眼睛像在燃烧的流星,光彩夺人。他贪婪地欣赏浴后美女光滑的颈项,曲线分明的腰肢和睡衣里忽隐忽现的浑圆臀部……“不,我已经调回来了。”小云回答道,笑眯眯地面对明礼站在窗前,双手抱胸,睡衣下一对饱满的乳房越发高挺,诚心让明礼欣赏似的。瞿明礼瞅着鲜活的贾小云,心跳加速。“安排在哪里?”他急忙收回目光找话问。“厂部文书室。”

……

瞿明礼从小云手上接过钱的时候,接触到了她那柔滑的纤纤玉指,像触电似的浑身感到一阵麻酥酥的快意。

这次邂逅,两人一见钟情。瞿明礼总忘不了从少女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一种让人动情的香味,丢不掉那一阵销魂的快意,有事没事,去贾家走动越来越勤;有话无话,只要见到小云就开心。

贾小云呢,从小就是任性惯了的。不久,她就向妈妈吐露了自己的心事。贾科长知道后,只对小云妈说:“让他们自己去处。”从此,再没有对明礼提起为他“打主意”的事。

国庆节的晚上,贾科长请瞿明礼到家里喝酒。两杯“西凤”下肚,老头子便力不能支,瞿明礼说话舌头也不大听使唤。离开的时候,小云妈怕他从楼梯上滚下去,招呼小云去“送送”。

走出楼门,瞿明礼清醒了不少,他回过身,在朦胧的夜色中呆呆地望定小云很青春的脸子,下身燥热地挺了起来,他把持不住自己,突然上前抱住小云,在她的唇上狠狠地噌了一个吻,醉意地叫道:“云,我喜欢你!”

小云感到一股清醇的酒香沁人心脾,心里麻酥酥的,俗话说,哪个女儿不思春,她早就期盼着强壮男人的热吻。由于过于突然,她有点意外,便本能地推开了明礼;但她很快醒过神来:明礼是借酒向自己求爱。于是,她顺手拉住他的一只手,说:“走吧,‘指导员’同志,你醉了啦!我送你回去。”

瞿明礼在秀玉之后,又得到了另一个年轻女人的芳心。他又一次享受到了少女纯真的亲吻、拥抱、信赖与体贴……他觉得与贾小云在一块高雅有趣。在小云主动无声的配合下,他忘情地据有了她的一切。他暗自感叹:原来恋爱这事,每一次都是那么的新鲜!

瞿明礼把色调单一的军装收进了箱子,狗啃门前草——学起羊(洋)来。他欣赏自己的大背头和挺拔的身姿,陶醉于自己一身毛料衣裤和真资格的牛皮鞋……自以为“洋装在我身,倩女在我心”,乡巴佬的俗气已荡涤殆尽,连吹口哨都显得得意、风流、欢畅,再也不是少年时骑在牛背上那种单调而呆板的“嘘、嘘、嘘”。

一九七二年春节,在迎春鞭炮声中,瞿明礼又一次结婚了。他以对贾小云发狂的爱填补灵魂的空虚,他以纵情声色麻痹自己的良心。

新婚后,瞿明礼在新岳父贾科长的指导下,以一腔心血和全副精力从事家庭“建设”。过去乏味的,难以消磨的光阴,如今不够用了,他成了卫生所的常客,强健的他“病假”越来越多。

他骑上自行车四处奔忙,体会到了门路广的优越性。不到一年工夫,不仅他和小云的小家庭,连小云哥哥的家、亲友的家都在他的奔忙下配备齐了时新的“几大件”和“三十六条腿”,有的还向“四十八条腿”努力。他自己也修炼成了木匠、漆匠全把式。

贾科长对这个女婿满意又得意,对朋友讲起来总是说:“咱明礼就是行!”

邻居们常在小云妈面前夸奖:“你们家小云找了个能干女婿!”老太太高兴得很,巴心巴肝盼着女儿早点有喜,自己早点抱外孙。五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雪地埋不住死人。

转眼间,瞿明礼三年多没有回四川探亲了。三年多,他收到过秀玉好几封信,封封都流露出对他的想念,毫不保留地坦露出年轻女人对丈夫的深情,却绝口不提家中的难处。他只是从偶尔弟弟的来信中知道家里缺钱、缺粮的境况。每次看信后,他心里都发过一阵热,甚至还流过泪,也背着小云零星地寄过钱和粮票回去。然而,冲动一过,他又把妈妈、秀玉和弟弟丢到脑后了。

天上的织女与人间的牛郎尚且一年一会,凡人王秀玉正值青春韶华又怎么能三年不见自己的男人?!一九七三年寒假前,秀玉给瞿明礼来信说:弟弟已经干得一手好篾活,暂时照顾一下妈妈不成问题,她准备放假后到西安探亲。

瞿明礼见信大吃一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秀玉不知道明礼又结了婚,小云不晓得明礼已结过婚,结婚介绍信是明礼利用关系私下在厂里搞的。怎么办?他苦思冥想,决定先缓兵暂时稳住秀玉不来西安,再徐图良谋。

他提起笔来,拼凑了一些带感情的话在信纸上,诸如“想念”呀,“感谢”呀什么的,然后告诉秀玉:自己调到工厂的某某保密研究单位工作,目前一项重要实验正在紧张进行,不允许探亲等等。

纯洁的秀玉哪里知道信后面的底细,她不仅理智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还回信说:“知道你承担了重要工作,我心里既挂念又骄傲,等到可以探亲的时候,我再来西安。”

瞿明礼得信后,觉得一块石头暂时落了地,立即着手进行第二步:彻底解决问题。

农村老家的爱人和城市身旁的爱人,脚踩两只船是不可能的了。他迷恋城市生活,迷恋贾小云。他决心向贾科长摊牌求助。

一天,他走进贾科长的房间,鼓足勇气问:“爸,我原来在老家有爱人,您老人家没看见我的档案上是‘已婚’呀?”

他想先发制人,提醒他当初的“失职”,压住他以免他面对突发问题发火而不认人。“什么?!”贾科长惊讶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有些口吃地说:“你在老家有爱人?!你……违法了……你犯……罪了!”“什么?!违法?犯罪?”瞿明礼大惑不解地瞪着贾科长。“是的,违反了婚姻法,犯了重婚罪!唉,你骗了我们!”贾科长怒气未消。“重婚罪?!骗了你们?!”瞿明礼重复着,突然不快地说:“那……那也怪你!”“怪我?!”贾科长毕竟老成,他冷静地踱步沉思,想起当初自己劝导瞿明礼搞家庭建设,还帮他介绍对象……他叹了口气说:“嗨,事已至此,你讲这些话有什么用?既要在城里安家,你怎么不早离婚?”

瞿明礼明白丈人这一关过了,便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过去所想的一切。“你现在准备咋办?”“我就是来和您商量这事。不然,她要来探亲。”“你们有小孩吗?”“没有。”

贾科长蹙眉沉思,背着手转了几个圈子后一挥右手说:“好,我派人去四川,由组织出面帮你办离婚。”“好。”瞿明礼点头道:“我写封信捎去找我堂兄瞿明有帮助一下,他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他对岳父露出一脸的感激。“组织”这个名词十分神圣,瞿明礼十分清楚“组织决定”“组织研究”“组织出面”等的力量所在,不少人因为“组织决定”失去了政治生命,甚至葬送了一生的前程,也有不少人因为“组织决定”或经“组织研究”而飞黄腾达,“组织出面”更是解决不少难题时使用的通灵法宝。

……

春节后的一个星期天,青龙场逢场。早饭后秀玉告诉小叔子明义:“你把铺上那床破草席收起来吧!我去赶场给你买一床新的。”“将就用吧!嫂子。”“过年前就叫你换,你就是不动!快满二十岁的小伙子了,不能再将就用了!”“……”明义无语。“听说龙尾大队有个女娃子年龄比你小一岁,手臂摔成了残疾,我想去走一趟,早点为你挂上号……”“嫂子,你……”明义腼腆地成了大红脸。“哈哈哈!”秀玉欢快地大笑,说:“脸红啥?脚残心不要残,早点打主意找个婆娘过日子哟!”

明义孩子似的望着嫂子傻笑。

婆婆看着为这个家操碎了心的媳妇,又心疼地在心里求观音菩萨保佑她平平安安,早点怀上孙子。可一想到明礼几年没回家,老人家的心又直往下沉。

秀玉正要出门赶场,堂兄瞿明有喊着秀玉的名字进了门,身后跟着两位夹着公文包的客人。在两位陕西客人作了自我介绍以后,接下来的话是秀玉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她听到“无生育”“离婚”的时候,犹如挨了当头一棒,她蒙了!她呆呆地望着来人,泪水止不住地涌出来直往下掉。

婆婆听明白了这么委屈秀玉的话以后,只骂了声“畜牲”就昏坐到了地上。

明义含着泪,一边动手抱妈妈到床上躺下,一边骂自己的哥哥:“简直是陈世美,无情无义!”他一跛一跛地帮嫂子找来毛巾,像少年时在嫂子面前一样,十分纯真地帮嫂子擦去那不断线的泪水。“好嫂子,不要难过,你不要难过啊!”小伙子终于忍不住了,话声变成了哭声。他用衣袖抹一把脸上的泪,孩子似的说:“好嫂子,我陪你去西安告他,叫他好梦难成!……嫂子,你可要想开些呀!”

望着嫂子痴呆痛苦的样子,他心痛得蹲到地上放声地哭起来。嫂子是他和妈妈的靠山,这个家的主心骨啊!

明有见状无声地走了。两个不明内情的出差人连忙劝住明义打听情况。小伙子收住哭声,一边抽泣,一边断断续续地介绍了家庭和哥哥嫂子的情况。最后,他特别强调:“他们结婚七八年了,关系一直都好,只是我哥转业进城工作后有变化,他不回来又不让嫂子去探亲,原来他当了陈世美!”

两位客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深思着告辞离去。

第二天,两位客人来向秀玉告别。“到西安来吧,我们接待你。瞿明礼重婚的问题,我们回去向厂党委反映。”年纪大的说。“我们是奉命来的。老实说,来的时候心里就有疑问。”年纪轻的解释道。

秀玉信任地点点头,送走了客人。

突然,年纪大的那个回过身,沉沉地盯着秀玉叮咛道:“你一定来一趟西安,我们等着你来。”说着,从包里取出笔记本给秀玉留下了联系电话和地址。

年轻的秀玉要冲破感情的束缚作出果断的决定很难。她痛苦、迟疑,晚上一合眼就看到明礼和自己亲亲热热地在一起的往事,从“坐轿轿、骑马马”到上次回来探亲,甜蜜的记忆使她下不了去西安的决心。她想,去西安有什么用呢?打官司吗?一想到明礼可能坐牢,她心中不忍。“离了算了吧!相隔千里,一个在城市,一个在乡村,他一个人一定不好过。”她产生了成全明礼的想法。

一天中午,瞿明有捎来口信:不办离婚,新学期就不要到村小去代课了!

秀玉明白了,这是明礼让明有在压自己离婚。梦该醒了。她在心里骂明礼:“负心汉,你好狠的心呀!”只几天时间,秀玉食不甘味,憔悴得像老了十岁。婆婆和明义见了,暗自垂泪。

婆婆晚上难以合眼,心里翻江倒海难以平静:明礼是自己生自己养大的儿,伤他等于挖自己的肉啊!可是,一想到“无生育”“离婚”,老人更痛心疾首:结婚时不要孩子是明礼的主意呀!说是父母有病,弟弟又小,让秀玉照顾这个家,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要孩子。回想这几年秀玉竭力维持这个家的艰难情景,老人的良心天平偏向了秀玉。

婆婆把秀玉叫到自己的房里对她说:“秀玉,妈求你到西安走一趟,告诉明礼的领导,把他放回来种田。要是不行,你就告状,包公还斩了陈世美呐!”老人悲愤地泣不成声:“秀玉呀,都是妈和明义拖累了你!要是有啥子说不拢的话,妈宁愿认你做女儿,……也要叫自己的儿遭报应!”

秀玉猛地拽住老人的手,一声“妈!”引出了一直压制着的泪水,“哇”地哭出了声,扑进老人的怀里。

老人连忙掏出手巾捂住自己的鼻子,不让自己再抽泣。她担心哭伤了秀玉的身体。她说:“你心里难过,妈晓得。你不去西安,就让我带着明义去把他找回来交给你。”为了劝慰媳妇,老人没想到“儿大不由娘”的俗谚。

邻里乡亲为秀玉出主意,劝她自己去西安,婆婆的身子骨折腾不起。

秀玉与自己的父母谈了明礼的事以后,决定去西安解决问题。三月初,她让明义陪自己到重庆,然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一路上她都在沉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西安车站,迎接她的就是那两位出差的同志。他们告诉秀玉,从四川回厂后,他们如实把瞿明礼重婚的情况报告了厂党委;同时也告诉了贾小云,贾小云同样很痛苦,不仅提出了离婚,还告了瞿明礼犯重婚罪。结尾

一九七七年十月的一天,刑满释放的瞿明礼提着行李行走在回龙头大队的路上。离家越近,他的心情越沉重:“乡亲们会如何看待我?”“秀玉会对我怎么样?还能破镜重圆么?小云都嫁人了,她呢?”“妈妈和明义一直不通信,他们怎么样了?”

……

他感到两条腿越来越重,好不容易爬上了龙头岚垭。他在当年背秀玉回家的地方坐下来想歇息一会再回家。几年不见的家乡,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突然,坝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粗犷得近于嚎叫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接下去却又变成了:“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

猛地,歌声又变成了京戏:“贼鸠山!……”

瞿明礼愣了片刻,他没有思量唱歌的人为什么东拉西扯,也没有想过去看看唱歌的是何许人,只沉浸在自己回家将面对什么的思绪里。

他站起身,看到乡亲们在地里干活,急忙低下头朝自己的小院走去。走到屋前地坝边,没有狗叫,也不见鸡群,十分冷清;走到屋门口,屋里没有一个人影。他一屁股坐到门槛上,痛苦地回想着如烟的往事……

傍黑,明义一跛一瘸地回来了。看到他,愣了好久才冷冷地招呼:“你放出来了?”

他听了,心里酸酸的,眼泪像两条小虫慢慢地从眼窝里爬了出来。“老二,原谅哥吧!哥……哥也是遭了‘四人帮’的祸。”“啥子哎?!”明义惊奇地盯着他:“人家对门的德才在北京工作,离‘四人帮’比你近得多,啷个他们一家就和和气气的呢?‘四人帮’叫你喜新厌旧嗦?”明义不再是几年前的少年明义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明白,手把脸一蒙,哭了。

明义看看他,口气缓和了一些对他说:“妈妈气死了,埋在屋后的楠竹林,你到那里去哭吧!”

他不敢抬眼看弟弟,嗫嚅着问:“你嫂子呢?”“嫂子?!”明义突然又提高了声调:“你还记得嫂子?!嫂子疯了!”“啊——!”明礼惊得突然站了起来。“从西安回来,嫂子精神一直不好,明有那个流氓取消了她的代课教师资格还时常想欺负她!……我可怜的嫂子呵!”明义痛哭起来。

过了好久,明义擤了一把鼻涕,带着哭腔说:“你出去听听吧,在坝子上水塘边乱唱的就是她。我刚才给她送了点吃的……”说着,他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秀玉,是我害了你呀!”瞿明礼顾不得弟弟,一声嚎叫就冲出了地坝边,朝坝子上的水塘边冲去。暮色中回家的人们,猛地看到他还来不及打招呼,只吃惊地瞪着他远去的身影。一九七九年四月

老工人方玉兰放“炮”

我们院里五家人,夏天晚饭后,时常在院子中间的石榴树下纳凉聊天。我们五家人不在一个工厂工作,所以,天天见面都有新闻。因为雨,几天不纳凉,今晚见面要讲的东西自然不少。不过,工夫不大,大伙的话还是少了,一齐把眼光转向四平八稳地躺在一旁的宝林。

宝林是仪表厂的工会宣传干事。接触的人多,看的书多,见识广,满肚子的故事总也讲不完。有书上的,有传说的;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真实的,也有编造的。所以,他一直是我们小院纳凉聊天的台柱子,压轴的总是他。

宝林见大家收住了话头,明白该自己出场了。他从躺椅上坐起来,说:“这几天,我正在整理我们厂一位老工人的先进事迹。今天,我给大伙宣传宣传她吧!这位老工人叫方玉兰,又叫‘方大炮’……”“哪个‘方大炮’?是不是报纸上介绍过的那个姓方的‘管得宽’?”一旁的兰珍打断宝林的话,插嘴问道。“就是她。你们就听我讲讲她最近放‘炮’的事吧。”

了解方玉兰的人,无不为她这个男性化的“方大炮”外号叫屈。大伙说,叫“大炮”词不达意,只能反映她仗义、刚直的男性性格;兰珍刚才说的“管得宽”才反映出一位老工人的主人翁品格。我们厂工会王主席就是要为她“正名”的一个。这事还得从王主席挨了方玉兰一“炮”说起。

今年“五一”节前的一天中班,青工小刘的床子出了故障,运行中一个绕包头飞出来砸在她脚上,顿时右脚鲜血淋淋,痛得她喊爹叫娘,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方玉兰见状,一边鼓励她“坚强些”,一边招呼人照顾她;然后和班里几个人急急忙忙朝厂值班室跑去,想要救护车送医院。

这天晚上,厂领导值班室的领导就是工会王主席。老爷子是全厂有名的棋迷,这时候正和食堂值班的厨师“杀”得难解难分。方玉兰带领人冲进门,他只抬起头扫了一眼就又盯住了棋盘,忽听得“要救护车!”他头都没抬就回了一句:“现在没有车,明早上去嘛!”接着就旁若无人地催促对手:“该你了,快走!”对手迟疑地望着他,终因位卑无言,伸手动自己的棋子。

见此情景,伙伴们气恼地望着方玉兰,等她拿主意。方玉兰起初还想说明一点情况,争取随便弄个什么车都行,厂里还有其他车啊!可看到王主席没事人似的神气,她的脸上一下子窜满了乌云,两道眉毛拧成个疙瘩,沉吟片刻,心里挂念正流血的小刘,头一摆朝门口走去……忽然,她又停住脚步,转身瞪着王主席稳坐钓鱼台的架式,她的面孔被愤怒扭扯得变了形……

突然,方玉兰大步上前,一声不吭地将棋盘掀了个底朝天,然后回身一挥手,带着几个伙伴气昂昂地迈出了厂领导值班室。两个“对手”愣在那儿,她们看都没有回头看一眼。

大伙一出门就唧唧喳喳地议论开了。这个说:“王主席太不像话了!看那个德性,恐怕失了火他也会说明天才有救火车。”那个说:“就是确实没有车,他表示一点关心,我们的心里也好受些。我真想把他拖到车间去体验体验!”……方玉兰却一声不吭,她在盘算怎么救小刘。

回到车间,她立即找来一辆送料的架子车,大伙连拉带推把小刘送进了职工医院……

半夜回到家,方玉兰横竖睡不着。闭上眼,眼前就出现小刘的血、汗珠……翻过身来,再翻过身去,耳边又响起王主席急迫催促:“该你啦!……”她由王主席又想到厂里某些领导为官的三点“法则”:职务高一点,权力大一点,事情少一点。……想过来,想过去,越想越难受。虽然只是四月天气,她却感到浑身燥热难当,干脆爬起来,叫醒了梦中的中学生儿子……

第二天上午,方玉兰和几个伙伴一起把一份小字报送到了厂党委书记办公室。小字报以王主席为例,对厂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开了“炮”。小字报的文字工夫不佳,语言却十分老道。上面有一首打油诗是方玉兰的创作:

工人流血流汗,

领导逍遥自在;

如此作风不改,

四化如何实现?

正参加支部书记会的书记们,有的看了点头赞许;有的认为问题提得对,就是打击面宽了点;也有个别书记认为这是小题大做、矛头向上的不良现象……党委曲书记认真看完小字报,略作思考后,一边扫视书记们,一边说:“方玉兰这一炮放得好,放得准哇!我看这是一股催人奋进的东风。”

方玉兰听了,冲曲书记淡淡一笑说:“书记千万莫要嘴上夸,我们工人要看行动!”说完,招呼伙伴们风风火火地走了……

没有多久,方玉兰向厂领导放“炮”的事就传开了,越传越变样。有人说,方玉兰把工会王主席揪到厂党委去了;还有人说,方玉兰带一伙徒弟冲了厂党委的会场;一些人说,方玉兰敢为工人说话;也有人说,方玉兰老大不小的了,还出风头……有褒有贬,不一而足。但是,不少老工人在暗中为方玉兰担心,他们深知方玉兰爱放“炮”,可过去没有触及过厂领导个人呀!“唉,她的厂级劳模这回恐怕保不住了!”他们十分惋惜。

方玉兰仍然正常工作和生活,上班早来,下班晚走,遇事还管。听到任何议论她都不作解释,谁也看不出来她有什么心事。

其实,方玉兰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踏实。她在想,这次对厂领导的工作作风放“炮”会起作用吗?不起作用该怎么办?她知道,某些领导的老爷作风积习已久,这些年里群众不知提了多少意见……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将会怎么样呢?她惦记着党委曲书记的那句话:“这是一股东风!”她后悔自己只上了两年业余识字班,文化水平太差了,不明白曲书记何以把送小字报比喻成“东风”?

方玉兰担心伙伴们会受自己的牵连,影响她们的奖金和评先进。过去车间里出现过越级上访,上面把问题解决了,下面车间领导却因为自己不知情,感到掉面子,在分奖金和评优时,借口“目无领导”之类给上访者穿小鞋。这次放“炮”动静这么大,自己当时没想到要逐级向上反映问题,因此,不能不防穿小鞋。她想,自己是老工人、老党员、老劳模,经受得住;可几个伙伴全是自己这些年带的徒弟,年纪轻着呢,到时候会不会伤害她们的情绪,影响她们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她把她们叫到一起,谈了自己的心事。结果让她深受鼓舞,伙伴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师傅,放心吧!为了工厂好,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不久,车间党支部书记陪着曲书记到机台上看望方玉兰她们。曲书记告诉她们:“厂党委决定:借东风,顺民心,开门整风,齐心奔‘四化’。”支部书记补充道:“这次开门整风,你们为我们车间争了个头彩。厂党委号召全厂员工向你们学习呢!学习你们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不拘一格敢想、敢说、敢干。”

第二天晚上,工会王主席到了方玉兰家,然后到第二家,第三家……接着又到车间班组,他说:“我负荆请罪来了!我出身工人,蹲了几年办公室就忘了大伙儿的疾苦……”他又多次去探望住院的小刘。

最近,厂里召开职代会,方玉兰放“炮”是会议内外议论最多的话题。咋回事呢?原来,职代会的中心议题是厂党委开门整风动员。王主席的动员报告,题目叫做《四个现代化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在讲工人阶级如何当家做主时,把方玉兰作为典型人物,详细介绍了几次放“炮”的故事,什么“润滑事件”呀,“花苗事件”啦……其中,讲得最详尽的是与王主席自己有关的“值班事件”。放“炮”始末,小字报的内容……自然成了职工代表们会议内外议论、宣传的东西。

王主席在报告中评价方玉兰放“炮”时说:“方玉兰放‘炮’的事迹很平凡,但却很难得,没有一副工人阶级敢于担待的肩膀是做不到的!”王主席接着就对方玉兰的“大炮”外号抱屈,他说:“我个人的看法,叫‘大炮’不恰当。我号召大家今后改口吧!”代表们笑着报以会心的掌声。

然而,大伙在发言中仍然是“大炮”长“大炮”短的顺着嘴叫。我自己也觉得还是叫惯了方“大炮”来得亲切。“啊,这个方玉兰放‘炮’能叫人心服,受人尊重,过去当过领导吧?”我见宝林刹住话头,试探地问道。“没有!”宝林回答,“她是工龄比新中国大两年的老操作工。解放时,她才十六岁,肺结核折磨得她已不能正常上班。军代表一进厂就送她住进结核病医院,钙化以后又转到工人疗养院疗养,三个月后回厂,再以后就得了个‘大炮’的外号。”稍停,宝林又补充道:“方玉兰先后从工人干到机长,再干到班长,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工人。”“嘿,有意思。你讲的这个方‘大炮’我还打过交道。”一旁的邻居秀英忍不住插话。“真的?”宝林有点感到意外。“真的。”秀英说:“这件事可能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什么‘花苗事件’。去年,我家二娃在你们厂实习劳动。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见你们厂区花园的花千姿百态,想拔几株带回去盆栽,刚进花园准备动手,被一位女师傅喝住了,他们拔腿想溜,女师傅却横身一挡说:‘慢着!怎么不拔啦?’其他几个娃都低下头,唯独我家二娃回嘴说:‘什么好玩艺,送我都不要!’结果,女师傅放走娃们,唯独把二娃带到工厂值班室,不但问了姓名、年龄、家住哪里,还狠狠地训了一顿,说:‘人小鬼大,耍花枪,想一想你像一个工人子弟吗?!’二娃哭着回了家。“那天晚上,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师傅到了我家。一谈,才知道她姓方,是来看孩子的。她说:‘孩子走后,我放心不下。’……”“嗯,是方玉兰,她行事就是这样。”宝林说:“别看她放起‘炮’来火气大,嗓门高,其实心可细着呐!访问她的时候,她就坦诚地对我讲:‘我自小没喝过墨水,只在工人识字班识了几个字,学问差,方法笨,遇事心里明白,话一出口往往后悔……我时常事后去求人家原谅我方法简单,态度生硬哩!’”

听了宝林的话,我们都没有再开腔,在宁静中沉思。宝林见状,总结式地说:“我觉得在今后的新长征中,方玉兰的这种放‘炮’精神还要继续发扬。正如我们工会王主席在动员报告中说的:‘这就是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

说媒

你让我帮你的表弟介绍一个对象?那不成问题。我们工段有好几个姑娘都二十五岁以上了还没处上对象。你表弟多大了?二十八岁了?年龄相当。你说啥?二十五岁老姑娘了,是不是条件差找不着对象?说实话,个别的确实是条件不怎么样,要求却满高,拖成了老姑娘。但是,大部分姑娘却不是这样。不信?我介绍一个,你听听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小王是我的徒弟,身材一般,不像小说里写的美女那样标致呀、苗条啦什么的。怎么?你担心你表弟看不上?他一表人才。难道你表弟唯才是举?不呀!那就好说了。我说小王身材一般,没有说她难看呀!小王身高一米六三,不算低吧?身体丰满结实,干活麻利精神,白净的脸上两个小酒窝,见了人不带笑不说话,谁看了都说有教养。

九年前小王初中毕业进厂,我被指定为她的师傅。那时的工段长是原来的工人红卫兵小队长兼车间团支部书记。小王入厂的第五年才加入共青团。说起入团,还有一段插曲,从中你可以了解小王其人。

和小王一起进厂的十名青工,有几个第二年就入团了,其他青工都不服气,背后嘀咕:“手脚勤不如嘴巴勤,干活好不如写两篇稿。”有的灰心了,还有的要求换工种调别的车间。

其实,这里面最窝心的还数小王。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厂里第一批发展新团员。发展对象是由老工人座谈会提名的,小王是被提的第一名。座谈时,有的老工人说:“这女子说话和气干活多,总是早来晚走,不声不响地把全班搞卫生、送废料的活都包了!”还有的说:“她呀,进厂不到一年就独立操作了。干活是石杵对石碓——石(实)打石(实),下道工序别人抢着接她的活干,说干起来放心,不用担心中间缺带、挂钩。”大伙赞扬我的徒弟,我当然高兴,认为她入团理所当然。

然而,团支部书记却说:“思想怎么样?上次布置她写一篇批判稿,起初她说不会写,不懂啥叫‘唯生产力论’;后来答应了,却只在报上抄了一段文章来敷衍,一点没联系实际。共青团不能吸收这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这是个方向问题。”

就这样,小王入团搁浅,我为她抱不平,她却对我说:“师傅,不要气。光凭团员那个牌子,既不能吃又不能喝,我入团是为了依靠组织求上进,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嘛!”

小王和那几个因没有入团而灰心想换工种的伙伴说了几天悄悄话,她们又恢复了年轻人的活力。小王还是见人先笑,还是实打实地干活,下道工序还是被人抢着接她的活干……

一九七五年企业整顿时,我当了工段长,团支部书记也选了新人,国庆节的时候,小王和几个伙伴都加入了共青团。年底,她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厂工会来照相,事先通知了她,临了却在机台上找不见她,最后还是我把她拽到厂工会去勉强照了一张。她红着脸对我说:“师傅您看嘛,我一个小工人,照片贴到厂门口多羞人啊。”

你问啥?你问她身体如何?我告诉你吧,小王进厂至今没缺过勤。伤风感冒有过,可她从没休过病假。她说:“我要和我爸爸一样,不到退休不休息。”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小王的爸爸是搬运工,就在我们厂的后站台上班,“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火车站搬运公司的标兵,女儿很有点像老子。

你问小王的个人问题到底为啥没有解决?听我慢慢给你说。前几年,厂里有几个小伙子先后都看上了她,也都找我这个师傅帮忙牵线搭桥。说内心话,我当时不很情愿,认为她年纪还小。但经不住小伙子软磨,我只好和小王提了提。结果呢,她委婉地对我说:“师傅,我们机台老脱带、断捻,修整时脚蹬手扒,既费时费力又影响质量稳定。我想配合机动科搞自动停车,可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在自学机电知识和自动控制原理,你老人家看我这时候处理个人问题合适吗?”见我摇头,她又说:“我想在技术革新上做出点成绩,二十五岁以后再考虑个人问题,您看好吗?”我能说不好吗?她的个人问题就这样放下了。

去年,我的一位朋友看中了小王,托我为她的亲戚做媒人。她这位亲戚是市运输公司的人事处长,孩子在工艺美术公司工作,看相片小伙子挺帅气。我想,小王已二十五岁了,她们机台与机动科合作搞的限位自动停车和张力控制装置技术革新已经成功了,并且在“质量月”中她还被评为局里的质量“信得过”标兵,个人问题可以考虑了,给她谈谈吧。这回好,她答应了见见面。

见面那天晚上是我们厂的周末。我那位朋友和小伙子按时到了我家,可小王却迟迟没有到,左等右等,很久才见她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我看她穿了一身工作服,觉得不像相亲的样子,脸上有点不快,她却笑嘻嘻地说:“师傅,我配合技术科搞新产品试车,把这事给忘了。等完事才想起来,就急急忙忙跑来了。管他的哟,咱原本就是工人,随便吧。”我能说啥?陪她进门就向我的朋友和小伙子作解释,给两个年轻人介绍之后,我和我的朋友都借故出门走了。

结局怎么样?没成。本来,见面后第二天小伙子就给我回话:想谈下去。可是,小王见到我,还没等我转告对方的意思,她就主动说了:“师傅,他不是我理想中的男朋友。他是搞艺术的,你看他喇叭裤子尖头皮鞋,从头洋到脚,我们不般配;再听他说话,一口一个‘我爸爸’:什么‘我爸爸给区知青办打了招呼,我没下乡还安排了工作’;什么‘我爸爸给我们家搞了一套带阳台的三居室’;更气人的是,听到我讲搞革新,搞新产品和我的机台的时候,他毫无兴趣,竟然说:‘费那个精神干啥?“四人帮”耽搁了我们这一代,现在该我们追求生活了。只要有权就有钱,等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有的人恐怕还得多等些年。’那腔调我真的受不了。”

我从没见小王说过这么多带气的话,正暗自吃惊,她又说了:“师傅,我没想到一个处长的子弟会是这个样子!我也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想找男朋友了。但是,我瞧不起这种人,请你代我回绝他吧。”

噫,你叹息什么?哦,你感叹小王不错,你说你的表弟也有一段与她相似的经历,曾被一位姑娘叫做“书呆子”?他还是厂级技术革新标兵?那好呀!这个媒人我做定了。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遗留问题

一九七九年元旦快到了。尽管时下肉呀、油呀什么的都得凭票定量供应,人们仍然忙忙碌碌地备着节日食品。特别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各种原因离散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家庭显得尤其忙碌,有的还长途跋涉到农村去买黑市高价的鸡、鸭、鱼、蛋什么的。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两年拨乱反正,这些离散家庭大多亲人团聚了,元旦佳节一元复始,邀请亲朋好友劫后再聚,一起开怀痛饮畅叙别情,这是再好不过的盛事了。

望着那些兴高采烈的“家庭采购员”,我在心底里羡慕他们。触景生情,我不由得思念自己八年未归的爱人郑德生,我想:“德生不是反革命,今年没回来,明年一定会回来。”我把平反的希望寄托到新的一年。怀着希望,我也给自己买了节日的食品,熬过了八年,如今快到头了,一个人我也要像像样样地过一个节!

在我的期盼之中,却又在我的预料之外。十二月三十日上午,我忽然得到德生平反的通知。一时间,我心潮澎湃,迎着风雪不觉寒,两腿生风,行云驾雾般地回到家。

我哼着秦腔,收拾着凌乱的屋子,准备迎接德生归来。我的反常举动引起了邻居们的关注,因为八年来我回到家总是闭门不出,担心牵连邻居。他们先是在门外私语,随后,与我一墙之隔的大婶忧心忡忡地走进我的家,她小心地盯住我的眼睛……我明白了,她担心我神经出了问题,看我眼光是否有散射。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喜滋滋地说:“大婶子,别看了,德生平反要回来了。”随着大婶一声召唤,邻居们一下子涌进了屋里,亲切的祝贺,热情的问候,消融了八年来我们之间不自然的隔离与生涩。

突然,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一辆吉普车“嘎吱”一声停在了我的家门口。我正要出门看个究竟,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却迎面向我走来,他放下行李急切地抓住我的手说:“玉玲,我回来了!”

分离八年,当年那个英俊高大的厂团委书记变成了“老头”,想起德生的冤情,我心一酸,不顾一切地扑进他的怀里嘤嘤地哭了。

邻居们这个说:“八年的辛酸到头了,哭个够吧!”那个说:“德生回来了,要高兴才是。”在一阵劝慰声中人们把我们拥进了家里。德生扫视一眼屋子,急切地问:“怎么不见妈?妈呢?”“……”我迟疑着,没有回答。

德生看看婆婆住的房间,从空旷中似乎明白了什么,沉默了一阵又酸楚地问:“孩子呢?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呢?”“……”我仍然迟疑着,没有回答。“怎么,难道孩子也没了?”“不,不!孩子在……”德生的话不吉利,我连忙截住了。

提起孩子,拨动了我绷了八年的心弦。我当着邻居们的面,从头向德生讲了一切。二

八年前的国庆节前,我挺着怀孕八个月的身子正在车间包装挂面。快要当妈妈了,我的动作虽然缓慢,心里却甜蜜而愉快。忽然,党总支书记来到我面前,通知我立马到区公安局军管会去一趟。书记关心地说:“德生的问题升级了,你可要注意自己的身子。”

我顾不上细想,脱了工作服就急冲冲地赶到公安局。接待我的军代表告诉我:郑德生是整中央领导黑材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希望我划清界限,检举揭发。怎么会这样?一个月前,郑德生被叫去参加区粮食局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就再没有回过家。“学习班不就是学习么,怎么成了反革命呢?”我要求与德生见一面,回答说:“回家去见吧!”来不及多想,我心急火燎地往回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公安局大门,只觉得秋阳耀眼,眼前一片金星,腹中一阵阵揪心地痛,霎时天旋地转,我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床边椅子上一个身材高大、面孔黑中透红的老伯伯坐在那里,正满脸慈祥地看着我,那神情像是守护亲人。望着老人花白的头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没等我开口言谢,老伯伯却抢先招呼我:“你可醒过来了!孩子,你昏睡了大半天啦!”老人家高门大嗓,引来了同室病友的关注,他毫不在意,继续感叹道:“唉,你差一点把小宝宝丢在马路上了:怎么搞的啊?”他这一问,病友们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原来你们不是一家?而我也蓦然意识到了自己“反革命家属”的身份。也许是产后还一直没吃东西的缘故,心头一阵难过,我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再次醒过来,听到身旁有“哦、哦”哄孩子的声音,睁开眼,老伯伯不在,朦胧的灯光下,一个瘦小的老妈妈正搂着婴儿襁褓来回走动。她也是花白的头发,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她又是谁?我感激,好奇地望着她。

老妈妈发现我醒了,轻手轻脚地把孩子抱到我面前,细声细气地对我说:“看看,多乖的小子!”她的神情好像在夸自己的孙子。

看到儿子粉嘟嘟的脸蛋,我顾不得自己浑身无力,一把抱过来就亲。老妈妈在一边着急地喊:“小心点,小心点,别毛手毛脚的!”嗨呀,她对孩子比我还想得多。等我亲够儿子,老妈妈细声细气地又对我说:“老头子说他在这里不方便,把我接来了……我说,孩子,你吃点东西吧!这是我给你煮的醪糟鸡蛋。”她接过孩子,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保温饭盒。我明白了,老妈妈和老伯伯是一对热心的老夫妻。

好不容易出院了,老伯伯不仅为我办清了出院手续,还亲自蹬三轮车送我回家。这时候,他才问起我的家在哪里。揣想着老伯伯吃力蹬车的样子,我想,两位老人费这么大的精神帮助我,要是知道了我的身份,那该是多么失望、后悔。而我蒙混了他们好几天又将是多么难堪啊!离家越近,我的思想负担越沉。

终于到家了,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婆婆的两只眼都哭肿了。德生被捕,我下落不明,婆婆急得六神无主。原来,我去公安局的时候,军代表和公安正押着德生回家抄黑材料。难怪军代表叫我回家与德生见面。婆婆顾不得招呼客人,连忙从我怀里抱走孩子不住地端详,然后从枕头下翻出她早就为孙子出世准备好的婴儿衣服换起来,也许是触景生情,想起了德生,老人边换边抽泣起来。老伯伯和老妈妈向我投来探询的目光。我不顾一切地向两位老人讲述了一切。

两位老人完全如我预料的那样,他们愣住了。我的心随二老的神色悬起来,准备硬着头皮承受他们的指责,然后看着他们失望地愤然离去。

然而,事情并没有朝我预料的方向发展。老伯伯只是走到窗前凝目沉思,老妈妈则一直盯着他,屋子里除了婆婆的啜泣,没有一点声音。半晌,老伯伯才压住嗓门问:“真的是这样吗?一个党员写材料反映‘文攻武卫’的罪行,谈了些对江青的意见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婆婆听到老伯伯的问话,止住抽泣,从怀里摸出一张纸,说:“德生被押走时当着公安的面叫我放心。他说这个证上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我接过来一看,是逮捕证,在“捕由”一栏上“罪行”列得分明,我连忙递给老伯伯。

老伯伯看完逮捕证怒骂起来:“他妈的,真是这么回事!这叫什么反革命?狗屁!如此说来,我也够他妈的格了!”我不明白老伯伯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疑惑地望着他,没有言语。“老头子,隔墙有耳,你小声点嘛!”老妈妈着急地小声提醒老伯伯。“怕什么,开除我的党籍?坐牢?这是胡整!”老伯伯不在乎地向老妈妈摇摇手,随即转向婆婆却把嗓门放低了些,说“老嫂子,哭个啥?历来忠臣多劫难,百姓心中自有秤,总有一天会澄清的。”他劝人的话就和棒槌似的,硬邦邦的。

老伯伯的话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八年间,我不止一次想起这句棒槌似的话。

从此,两位老人隔天就来看望我们一次。真难为他们了,每次一来回的路就近十里。我心里不明白,邻居们都不敢公开和我们来往,两位老人为什么却不避嫌?是可怜我们的遭遇或是有什么想法?

不久,我就清楚了一切。

老伯伯姓王,是三轮车工人。他和王妈妈是一对患难夫妻。

解放前夕,年轻的王伯伯在铁路上当搬运工。一天,一个瘦小的逃荒女人倒在铁道边,看样子又病又饿。他把她背回自己那个工棚里,熬汤喂水,救活了过来……后来,他们就成了夫妻。可惜的是,王妈妈得了一场妇科病,九死一生,身体很差,不能生孩子,至今老夫妻俩无儿无女。看起来王妈妈年纪似乎大些,其实她比王伯伯小五岁多。

王伯伯在全市的三轮车工人中很有影响力,不仅因为他是解放之初在“清匪反霸”中入党的老党员,还因为一九六七年夏天全国武斗日益严重的时候,他一个人扛着“反武斗独立大队”的旗帜在全市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他一无宣传车,二无宣传器材,三无办公地点,他的宣传阵地就是他谋生的工具——三轮车,他的宣传手段就是“红喇叭”。所谓“红喇叭”,就是用硬壳的马粪纸卷成喇叭,然后在外面糊上一层大红纸。那时候,王伯伯蹬着三轮车专到市里人多的地方去,在招展的队旗下,他挺立在车上,手举“红喇叭”号召人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业兄弟们劝他小心些,王妈妈为他担心,他一律当成耳旁风。终于在供电局发生武斗时,他蹬着宣传车跟随军区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到双方对峙的现场高喊:“‘文攻武卫’害死人!”结果,一发流弹打穿了他的右腿……伤好以后,他更加不遗余力地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更加不顾一切地声讨江青的“文攻武卫”。难怪他说“当反革命我早就够格了”。我对老人充满了崇敬,庆幸自己在不幸中遇到了亲人。

不久,我得到通知,德生被判了刑。当时我想,男人当“反革命”坐了牢,这对于我该是人生里最大的打击了吧?!然而,我想错了,没过多久,一个接一个的打击直接降临到我的身上。

我的孩子还没有过满月,局里一个叫“三办”的机构找我去训话。他们说,掌握了我支持郑德生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证据,要我老实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隔天叫去训一次。我对德生的事确实一无所知,没有办法交代,训话受屈时真想一头撞死在墙上,一想到孩子又挺了下来,只好沉默。沉默,又说我顽固不化,态度恶劣,于是又把我叫到批斗会上去“陪斗”,接受群众教育。就这么翻来覆去,整得我筋疲力尽。身处其境,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王伯伯愤怒地称为“胡整”的含义。

那些日子,我坚持以沉默应付一切,既不辩解也不求情。最后的结局,我不仅仅是“反革命家属”,而且成了被实行“群众专政”的坏分子,在厂里监督劳动,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三办”的人一再警告我,要与郑德生彻底决裂,要考虑今后的出路和孩子的前途。我用王伯伯在看到德生逮捕证那天讲的话激励自己,坚信德生不是反革命,横下一条心坚决不离婚再嫁人。然而,孩子怎么办呢?“反革命子女”的可悲命运,令人不寒而栗。

每天从厂里回来,我要去菜市场拣一点还可以吃的菜,然后再去翻垃圾桶拾破烂卖,星期天还要到十里坡帮上坡的人力车拉边套挣几个零钱,不到两个月我便累得走路都吃力了。孩子的营养跟不上,一天比一天瘦。望着哭闹的孩子,我和婆婆商量后决定:找个好人家,把孩子送给人家。我在心里对孩子说:只要你健康长大,今后前途光明,妈妈就不枉生了你。

孩子的去处还没解决,一个新的打击又来了:婆婆思念儿子,又心痛我和孙子,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不久便住进了医院。我卖掉家里值点钱的东西给婆婆治病。可是,我顾得了医院又顾不了还不满半岁的孩子,向厂里请假,根本不批准。

这可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照顾婆婆要紧,孩子必须马上送人。

正在我为难之时,这天晚上,王伯伯和王妈妈又来看望我们了。我强忍心中的苦痛,依旧和往常一样迎接二老。可是,当王伯伯问起婆婆住院有什么难处时,我一时把持不住自己,慌乱中竟支支吾吾地编不出说词。王伯伯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突然大声问我:“玲子,你有心事瞒着伯伯!你对我们信不过?!”从小失去父母的我,面对老人真挚的目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下子倒出了心中的一切。

屋子里一下子静得出奇,两位老人都陷入了沉思。忽然,王伯伯朗朗地说:“好啦,我的出身好,我家成分硬,我们老两口又没有后人,这样吧,你就做好事把孩子送给我做孙子好了!”

王妈妈认同地点点头。“你们……”我迟疑了:除非家族内部过继,按常情孩子是不送熟人的,不然的话,将来孩子长大了,会出现一大堆问题。

王伯伯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冲着我说:“不要紧,为了孩子,今后我们两家不再来往就是了。不过,你尽管放心,孩子跟着我们绝不会遭罪。”孩子跟上这样的老人,我当然放心,于是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就这样,王伯伯老两口抱走了孩子。孩子没有哭,他太小,什么都不晓得,我追出门,望着王伯伯他们消失在夜色里。我不由自主地远远跟着,不知不觉跟了三条街,猛地想起婆婆还在医院里,于是拖着沉重的腿转回身。回到家,看到空空的摇篮,我后悔孩子送走了自己竟连一个官名都没有给他取!

第二天,我家的门缝里塞进了三百元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玲子,三百元钱拿去给你婆婆治病,不用还,就算我给孩子的出生费。”望着纸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孩子被我“卖”掉了,王伯伯的钱堵死了孩子再回来的路了,我在心里不由得埋怨王伯伯,拿起钱冲出大门,愣愣地望着过往路人,直想放开嗓子喊:“我不卖孩子!”

药物能治身病,治不了心病。熬了几个月后,婆婆就丢下我含恨去世了。临死前,她无力地叫着:“德生——德生——”断气后又一直睁着两眼,死不瞑目啊!

不到一年时间,我夫离子散婆婆亡,家徒四壁物卖光。我成了一棵石头缝里的草,见不着阳光,直不起腰。

我想念孩子,晚上常常跑几里路到王伯伯的小院外偷偷看看孩子,每次去时急冲冲的,回来时却拖不动腿。我看到过孩子在王妈妈的怀里喝奶,看到过孩子在院子里追小鸡,听到过孩子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孩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长大,方方的脸盘,厚实的嘴唇,大大的眼睛,活脱脱一个小德生,多可爱呀!好几回我都差一点冲进小院……

可是,一九七六年五一节以后,王伯伯的小院锁上了门!我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而去,一次又一次失望而归,心慢慢地凉了,孩子大了,老人到底把他带走了!我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两位老人,再也没有看到过我的孩子……三

德生平反了。但是,因“反革命”罪带来的问题却不因“平反”而得到解决,成了遗留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孩子问题。

德生听完我的回忆,沉重地低下了头,轻轻地叹了口气说:“玉玲,完了,我们没有孩子了!”我没有理会他的话,心想:只要你回来就有办法!脸一红,安慰道:“我们还年轻,再生一个就是了。”德生无声地摇了摇头。

法院陪同德生回来的同志似乎想起什么,连忙说:“孩子等问题由政府帮助解决,你们放心吧。”

晚上,只有我们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我明白了白天德生摇头的原因:八年前,德生被送进监狱的第一天就成了废人了。那天,他被推进了牢房,在监管员的授意下一个犯人过来要“开导”他,那家伙狠狠一脚踢在他的下身上。他大叫一声就昏死过去了——他的睾丸被踢伤了。

我扑到德生怀里,伤心地哭了,从那天起到他离家去工人疗养院,每天晚上我都听见他在梦中叫:“孩子……我的孩子!”

元旦后不久,区革委会送来通知,请我们去解决孩子问题。握着通知,我愣住了:政府能解决孩子问题?孩子在哪里呢?难道王伯伯二老又回小院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孩子在二老身边咿呀学语的情景,出现了王伯伯蹬着三轮车接送孩子上学的情景……不由得思索起来:孩子虽然是我生,可八年来他靠二老心血成长,已经成了两位老人的心头肉了。八年,一块石头在手里都摸光了,揣热了,不要说是一个孩子!孩子如今心里只有两位老人是亲人。对爹娘恐怕一点印象都没有。怎么能让他们分离呢?何况,是两位老人在危难时刻帮助了我们,领走孩子时又给了三百元出生费,如今我们去和他们打官司要孩子?我感到手中的政府通知像块火炭,烫手烧心。

怎么办?徘徊中,我信步向电信局走去,打电话叫德生回来商量一个主意。

寒风吹得人浑身凉冰冰的,我心事重重,昏昏沉沉地走回家门,真没有想到,不等德生回来,我前脚刚刚进门,后脚就跟进来两位老人和一个男孩。王伯伯他们像从天而降,我愣住了。

王伯伯还是过去那么爽朗,他没有等我回过神就大声地责备起我来:“玲子,你怎么啦?!德生平反了也不去给我们报个信?啊——!”

听到老人亲切的斥责,我心一热,十分歉然地望着他,不好意思地说:“前些年,我经常悄悄去你们家偷偷在外面看看孩子。可是,一九七六年以后你们就搬走了。”

王妈妈听了,轻轻地、神色凝重地说:“玉玲,你王伯伯也当了‘反革命’啦!我们祖孙俩无依无靠,只好到乡下他老家去投靠他兄弟,你到哪儿去找啊!”

王伯伯这才告诉我,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他让一个悼念周总理的学生坐自己的三轮车撒传单。追查“清明节事件”的时候,就把他拘留了,审查了几个月才放出来。我听了,心潮起伏。久久地望着老人家,竟然忘了看看自己日思夜想的孩子。

王伯伯见我这副模样,哈哈大笑起来,豪放如当年,他说:“愣住干什么?抬起头来向前看吧,日子还长着呢!”说着,他把孩子推到我面前:“好好看看吧,我们把孩子送回来了!要不是这个通知书,我们的心事还不知道哪一天才能了呢!我们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盼儿’,就是盼着这一天哪!”说着,老人又转身对孩子说:“盼儿,叫呀,这就是我们平日对你讲的妈妈。”

孩子听话地、腼腆地走到我身边,生涩地叫了一声“妈妈”。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骨肉叫自己“妈妈”,我的心一下子舒服透了,猛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把孩子揽到怀里,八年里积存的亲吻,我恨不得一下子补偿给他,我闭上眼,搂着孩子,沉浸在深深的幸福之中。

半晌,我抬起头,呀,两位老人站在屋子中央,慈祥地微笑着,眼神是那样的柔和、满足,但又依稀显示出依依难舍,特别是王妈妈,笑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不由地想到:孩子这么大了,是老人的心头肉了,我能就这么把孩子留下吗?我慢慢松开搂孩子的手,愣怔着陷入了沉思……两位老人光彩夺目的言行,我该怎么办才对?木然中,我发现孩子抬起脸正望着我,八岁孩子那稚气的眼光里混合着陌生和探寻的天真。

突然,孩子冲出我的怀抱,一下子扑进王伯伯的怀里,撒娇地呼唤着:“爷爷,您和奶奶不能把我留下,你们不能走,我不让你们走!”啊,孩子似乎看出了我的烦恼,也看出了爷爷奶奶不忍离去的心,多么懂事的孩子啊!

生活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当你遇到难题苦思冥想而不得要领的时候,一个偶然的触发却给了你解决问题的钥匙。孩子纯真的呼唤像闪电似的穿进了我的心扉,一下子心灵透亮,茅塞顿开,我立即有了解决“遗留问题”的主意,迅速做出了一个我相信德生会满意、二老也会高兴的决定:认二老为义父义母,两家合一家!我舍不得孩子,同时也和孩子一样舍不得两位可敬的老人。两位老人听了,同声叫“好”。

我扑进王妈妈怀里,从心坎里发出了一声忘记多年的呼喊:“娘——!”

王妈妈紧紧抱着我,瘦弱的手微微有些颤抖,我们紧紧地抱着,相互传递着母女亲情,盼儿仍旧在“爷爷”怀里……“哈哈哈”突然间,王伯伯发出一串快活的笑声。他抚摸着盼儿的头说:“老伴呐,看来咱俩还得感谢‘四人帮’呢!要不是他们制造这么多的冤假错案,咱们哪里会有这么好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哟!”说完,又是放声大笑,我也会心地笑出了声,王妈妈愣怔了一下,然后也开怀地笑了起来。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

兰洪发其人

兰洪发在机床厂颇有名气。他是卫生所的医生。不过,他的名气不在医术上。为什么呢?我难以说明白。好在我知道他的不少轶事,不妨介绍几件供大家自己评论。一

一九七六年七月间,厂党委组织了“工业学大庆”检查团,分组检查各处、室、所上半年学大庆规划落实情况,第三组负责检查行政处和卫生所。

在卫生所党支部办公室,十多名所里的医护人员和检查组正在热烈地座谈。突然,兰洪发推门而进,“我要求参加座谈会,有些想法要谈谈。”他打断与会者的发言,向检查组组长丁师傅声明道。“好呀,欢迎兰医生参加。我们本来就是随意抽了些同志来谈谈。”丁师傅说。

丁师傅刚讲完,兰洪发就讲开了:“当前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向党内‘资产阶级’开火。我认为检查‘工业学大庆’情况必须突出这个纲!昨天所党支部的汇报讲的全是提高医疗水平,改进医疗作风之类的情况,一字不提当前的运动,这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我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

听了这段开场白,丁师傅稍作沉思,侧身与组员沟通之后说:“按厂党委的要求,运动和业务的情况都要检查。兰医生,有什么问题,你随便说吧!”

兰洪发清了一下嗓子,然后说:“我想揭一揭支部书记王玉山,他在组织路线上不仅否定‘文化大革命’,排斥造反派,而且还否定‘四清’运动的成果。原行政副所长康敏,‘四清’时因工作作风问题被下放到车间当了工人,去年搞整顿时,王玉山借整顿又把她抽回来当了管理干部,今年初借‘工业学大庆’还把她‘纳新’为预备党员。”

见没有人打断自己,兰洪发喝口水又说:“对我的入党问题呢,王玉山一压再压。最近我找他,他说:‘对造反派高抬贵手,不是说造反派都可以入党,造反不能代表共产党员的五条标准。’完全和党中央的精神唱反调。这不是‘右倾翻案风’在我们所里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

听到兰洪发给王支书上纲上线,参加座谈的人有的摇头,有的则毫无表情,一副不屑于听的样子。兰洪发不理会别人的表情,接着以知情人的口气说:“王玉山还利用职权报销高价补药。一副药二十多元,报了七副之多!”“真有其事?!”一位外科医生冲口而出,然后走到丁师傅身旁轻轻说道:“兰洪发一直与王书记往来甚密切,他揭发的东西可能有些缘由。前些时候我们在所里纷纷扬扬地听到过这事,检查组就查一查究竟吧!”

第二天,检查组到财务处调查。负责药费报销的赵会计找出王玉山报销的七张中药方和发票,发票合计一百三十多元。看来兰洪发揭发的问题属实了。然而,仔细一看药方,不对了,七张药方没有一张是补药,而且,其中四张药方的医生签字是潇洒的“兰洪发”三个字。人们不禁陷入了深思。

到底咋回事?检查组请示厂党委后决定直接找王玉山问个明白,既对同志负责,又对群众有个交代。王玉山讲:“去年我犯了气管炎,厂卫生所和职工医院的药吃了三个月都不见好。后来打听到东关有位市里的名中医治气管炎很有办法,我去抓了几副中药吃,很快见效我又正常上班了。药挺贵的,一副二十来元。因为不是我们厂挂钩医院的处方,我没有报销。心想病好了就行了。”“后来怎么又报销了?”检查组性急的小王问。“啊,是这样的,”王玉山说:“那段时间兰医生老来我家谈他的组织问题,见我吃药花了两个多月的工资,便对我说:‘医生签字就可以报销。’当下他就给我签了字,另外几张是张医生同意报销的。”

告别王玉山后,丁师傅一边走,一边想:“王支书没有违反工厂的规定呀!兰洪发既了解厂里的规定,又了解实情,可他怎么……”二

十月里,一声惊雷,“四人帮”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胜利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基层的时间,比中央红头文件差不多快十天。兰洪发呢,由于政治嗅觉灵,他比这快了十天还要早一天就得到了消息。因为一个从北京出差回厂的采购员拉肚子,一下车就找兰洪发看病……

采购员透露的消息让兰洪发当即惊出一身冷汗。他悄悄伸脚把桌子下的一卷大标语推到墙角。病人一走,他没顾上处理墙角的标语,便立即投入“抓革命”,就着随时准备好的纸笔重新挥就了一幅大标语: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墨迹未干,就贴到了工厂大门口。这惊人的新闻,立即吸引来厂内外大批群众。议论、欢呼声响成一片,立马有人奔走相告。到下班时,工厂大门前的大字报栏上已挂满了声讨“四人帮”的大标语。兰洪发一直没回卫生所,兴奋地观察着自己大标语造成的影响,对自己的政治敏感十分满意,兴奋地回应着每一个打招呼的人。

下班时,清洁工赵师傅打扫诊疗室,他发现了兰洪发推到墙角的大标语。有用无用呢?他吃不准,打开看看再说。于是,一幅不合时宜的大标语出现在他眼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赵师傅默默地抱走了大标语。

不久,关于兰洪发两幅大标语的故事就在厂里传开了。不过,他似乎忘记了墙角边那一幅大标语,仍然那么洒脱,沉迷在政治上先着一鞭的快感之中。

兰洪发观察、思考着新的政治形势。不到一个月,报纸上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将造反两个字加上了引号,成了“造反”。兰洪发凭自己的政治悟性,立即开夜车写出一篇大字报,题目叫做《“造反派”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党小组长方医生看了兰洪发洋洋千言的大字报后,感到味不正,有些打击一大片,转移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于是找到兰洪发说:“老兰啊,咱俩是老同学,看了你的大字报有些想法给你说说。我看不能笼统地讲造反派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应作具体分析,不少运动之初的造反派后来却与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而且,投靠‘四人帮’的人中,我看有的当初还是被造反的人呐!你自己不是由于支持学生静坐造工作团的反而一直自称是造反派吗?”

兰洪发的入党申请书上,老同学方医生是介绍人之一。他不能让方医生误解自己,于是连忙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当初对学生们的行动是反对的。我到静坐现场去劝告他们不要犯一九五七年右派斗争的错误,还与他们进行了辩论。嘿,老同学,我早料到有一天要清算造反派。”停了停他意犹未尽地又说:“老方,什么具体分析不具体分析,这几年我总结了一条:政治上要灵敏,在政治上‘左’比右好,叫做‘左’有益!”

方医生茫然无语。他想起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后,在处室学习大会上兰洪发绘声绘色地介绍自己在省委门前如何支持学生静坐的情景,回忆起兰洪发在入党申请书上关于自己“革命造反”经历的详细叙述……他暗自叹息:“老兰得了政治健忘症了!”不禁摇摇头,不再言语。三

一九七九年二月,厂党委在职工大会上传达了省委的一份平反文件,同时宣读了省委为任明平反的通知书。兰洪发听文件传达时还聚精会神,听通知后却耷拉下了头。这是咋回事?还得从任明说起。

任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本市一所名牌大学《红卫兵》报的创始人,全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知名的笔杆子,一九六七年底毕业分配到机床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现在是厂技术中心的技术干部。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夺权之风席卷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为夺权分两派打内战,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鼓动下,文斗升级为武斗并越斗越烈,不少军队和地方老干部由于反对“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而惨遭迫害。

任明在这期间,与省市群众组织的上层人物和军队及地方的上层领导干部接触多,交往多,参与的事也多,是不少活动、事件的知情人。八月初,他在《红卫兵》报上发表声明,提出五大问题,指责省支左委员会主任是全省派性、武斗和迫害老干部的总根源。这个声明成了八月五日在支左委员会门前静坐的导火索和静坐声明的蓝本。

年底,任明离开学校到机床厂工作以后,坚持自己反对省支左委员会主任的立场。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整理材料寄给党中央专案组,揭发这位主任是林彪的同伙。同时,他又将材料写成大字报张贴到省委。这时候,“主任”已被提拔到上级部门工作。初生牛犊不怕虎,任明丝毫没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多大的危险。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揭批“四人帮”时,任明成了审查对象,事情发端于兰洪发。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兰洪发在工厂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揭批“四人帮”的大字报:《请看变色龙真相》。大字报说任明是“我们身边的变色龙,先是造反动路线反的造反派,后又是与革命路线对着干的保皇派,是‘闹’字当头的不安定分子。”给任明列举了“攻击支左委员会”破坏“批林批孔”等多条罪状。

一些不明情况的人,为了表明积极投身揭批“四人帮”的态度,根据兰洪发大字报上几条似是而非的罪状,相继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批任明。厂里的运动热闹了一阵子。兰洪发也活跃了一阵子。

一九七七年开春后,揭批运动进入清查阶段,厂党委把任明和厂里的几个群众组织头头列入“三种人”弄到南郊果园进行封闭审查。不久,厂党委得到省“清查办”逐级传下来的通知:任明与一件错案有关,予以保护,等待省委结论。任明不知内情,被封闭审查了几个月以后,又莫名其妙回到技术中心。他认为自己不能背起政治包袱工作,于是不断找厂党委,走访省、市、公司各级党委,要求组织上对自己的政治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

终于在清查“四人帮”接近尾声时,省委发了平反文件,在政治上为任明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任明这才明白,自己的政治结论是和清查“四人帮”取得彻底胜利联系在一起的。

喜欢在政治运动开始时先着一鞭的兰洪发,听了任明的平反通知书后的第一反应是耷拉下了头。

事后,兰洪发通过关系了解到:在清查“四人帮”斗争中,查明原省支左委员会主任长期追随林彪、“四人帮”的事实,已被逮捕关进监狱。他交代运动后期准备逮捕一批人,一直坚持反对他的任明便在其中。

一天,兰洪发对老同学方医生发感慨:“政治问题不像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方医生沉思片刻,说:“我看关键不在于什么问题,而在于我们的心。心正,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心不正,是变成非,非变成是。”兰洪发无语。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选择

一九七九年三月的一天上午,靠山车站站台上,蒸汽机车喘息着,列车载着为数不多的旅客。刘毅锁着两道浓眉,焦急地打量着进站的每一个年轻女人。他敞开大衣,露出一身褪色的军装,丝毫没有感觉到雪后的寒气。“丁零零——”站台上响起了发车铃声。“刘毅,快上!”车门里传来王大伯的催促声。刘毅这才不舍地收回目光,跃身上车。

他把旅行袋往行李架上一丢,急忙伏到茶几上向窗外张望。车厢振动了一下,随着一声汽笛的短鸣,列车启动了,他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能看到秀梅。然而,随着列车的缓缓加速,他失望了。

列车向东驶去,很快进入了关中平原。窗外,白雪斑驳地镶嵌在广阔的原野上,放眼望去,神清气爽。可是,刘毅一点也没感觉到景色变幻,只是木然地瞪着外面,思索着:不一块回北京就算了呗,为啥不来送行呢?

两个有情人天天在一起倒不觉得啥,可一旦分离,就有无穷的相思。刘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渴望见到秀梅。他定定地望着窗外,思念、回忆……

他认识她,纯属偶然。

一九七〇年冬天,刘毅随连长招新兵到了靠山村。靠山村坐落在陇海铁路边上,说是“靠”山,其实是整个村子完全陷落在陇东的一个小山窝里,铁道由西而东穿过村边向远方伸去。小小的靠山车站,是附近一带水果、山货的集散地。

村里把征兵办公室安排在王大伯的小院子里。王大伯是个独臂老头子,孤身一人住了一个小四合院。老人言语不多,与两位招兵军官相处近月,说过的话屈指可数。

第一天报名,刘毅认识了张秀梅。

她有两条墨黑的长辫子,细眉下一双大眼睛湖水一样明澈,含羞的波光闪烁不定,脸蛋健康透红,浑身充满农村姑娘的生气。然而,她两片薄薄的嘴唇老是严实地闭着,让人感觉到是个厉害的角色。刚见面,刘毅在心里判断她是城里下乡的知青。然而,稍一打量,却又发现她分明带着“土”气,别的不说,单看她脚上那一双土布做的“抱鸡婆”棉窝窝……,刘毅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正暗自揣测,她主动自报家门了:“我叫张秀梅,十八岁,贫农家庭出身,去年从县城回乡的高中生,现在是大队卫生员。”

她是听说有女兵名额,闻风而来投军的。她以为,只要两个招兵的点头就成。于是乎,第一天填表报名后,第二天就来听消息了,刘毅和连长都没在意,以为她只是来玩的,因为知道她家就住在隔壁。然而,第三天她又来了,并且往办公桌旁一坐,抿着嘴,不说话,可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又把她内心的想法表露无遗。于是,刘毅向她解释招兵的程序:报名、体检、政审等等,她听了,仍然执拗地坐在那里,一副不答应“行”就不走的架势。

连长见秀梅不动声色,怕影响工作,便干脆下了“逐客令”:“秀梅同志,请你回家等通知吧!”秀梅这才起身向门口走去。临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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