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他乡：上海青年支边往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大力

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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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他乡：上海青年支边往事试读：

时光再现（代序）

在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4次列车上，车厢的喇叭正播放着欢快的新疆乐曲。过道里，一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列车员跳起了民族舞，旁边铺位上的人们纷纷聚拢过来，一边唱歌一边拍手，他们唱的是《边疆处处赛江南》。

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经历的人，看上去已经不年轻了，有的脸上印着沧桑，有的生出白发，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支边青年”。若是时光再现，回到四十多年前，他们的命运就是从这趟西去的列车上开始的。

尽管那个年代并不算遥远，尽管有过1800万人的知青大潮，但是当人们现在提起的时候，可能会忽视了一个群体，他们曾经是“知青运动”的前锋，之后又变成了返城大潮的殿后。人们或许不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的头几年，有将近十万上海青年男女，当他们第一次走出家门，就远赴万里之外的天山南北，来到陌生而神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当重新寻访这段往事的时候，在新疆大地的所到之处，听到人们提起他们，依旧称呼“上海青年”；而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又总是听到人们称呼他们“新疆大哥”“新疆大姐”。

那么，他们究竟是新疆的上海人，还是上海的新疆人？究竟是支边青年，还是知识青年？究竟是应当扎根边疆，还是应当落叶归根？这一连串的话题，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却依然是留到今天的记忆。大力2012年4月

上篇　去那遥远的地方

动员，穿军装的新疆梦

这是1963年的夏天，在路边梧桐树的浓荫下，十六岁的安康急火火地走在上海虹口区的街道上。那时的孩子几站路是不坐公交车的，因为口袋里没钱，就算有也不如买根冰棍儿吃。安康个头不高，身体也还单薄，已经走得脸庞红扑扑的，显得很有些亢奋；事实上，他的心情也确实因为急切而处在高亢的状态中。

他是背着父母偷拿了户口本跑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拿家里的户口本要做什么呢？他的目的地是街道的报名点。他知道在那里早已经打出了大红的横幅，上面写着“支援边疆”；而下面那行落款让他印象最深：“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军区啊，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说不定就能穿上黄军装了！穿上军装，先去照相

一分钱盖个小红章，户口就迁走

这些日子，像安康这样兴冲冲走在上海各街头的中学生，可绝不只他一个。而且在他们许多人的口袋里，都揣着一家之中最重要的身份凭证——户口本。

同样是初中没毕业的何百成，也是一天学都不想上了。当时他所在的街道，那一批的预定名额已经招满，基本上不再接收，看到他非常迫切要去新疆的劲头，工作人员被打动了，就翻出一张填废的报名表让他填。表上必须贴一张照片，何百成没来得及照相，就把学生证的照片撕下来贴上，心想反正也不用再上学了。

那天中午，姜步宏和几个同学放学经过上海闸北区政府门前，看到搭起了彩棚，正在动员青年去新疆支边。他们当然也特别注意到了，横幅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几个同学一看，都非常兴奋，这个问：“你去不去？”那个说：“你要去我就去！”结果几个人一拍即合，马上约好，一起到边疆参军去！

参军，在20世纪60年代那几乎就意味着最光荣的前程。尽管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听起来比陆海空三军好像逊色一点，但毕竟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他们几个赶紧分头往家跑，比在学校上体育课跑得还快。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里弄，跑过石库门，在窄巷里撞上谁也都不管了。一跑到家，有大人在的，就执意要户口本；不给就摊牌：“我支援边疆参军去你们怎么能不同意！”哪个大人都怕扣上这样的大帽子。而大人上班不在家的，就好办多了，翻箱倒柜一定要把户口本找出来。

这之后，又个个一头是汗地往同一个地方跑——彩棚下面的报名点。他们生怕误了时间，其实他们的担心很有些多余。报名点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很负责，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就好了，手续简便，随到随办。

然后，他们继续马不停蹄地分别往住家所属的派出所跑，气喘吁吁地进了门，民警们并不意外，因为他们显然不是第一拨了。这里虽不比报名点的人更热情，但也都积极配合。只要每人交上一分钱的钢镚儿，便会稳稳当当地给你盖上一个印，户口就算迁出了。

一个红色小方章子，当他们亲眼看着盖下去的时候，其实还不能真正意识到，一瞬间他们就不再是上海人，从此就要迁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了。

但是另一方面，那些有着以往生活经验的父母们，对这一波大张旗鼓的支边动员还是多有观望的；只不过这种观望的心态，碍于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不大可能明显表现出来。当不少长辈还有些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的时候，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已经在年轻人的身上起到了催化作用，他们马上撇开长辈的束缚和羁绊，自己采取行动了。

拿安康来说，这个在夏日里急火火跑去报名的十六岁初中生，为了决心进疆参军，甚至放弃了音乐学院附中的录取。考上音乐学院、立志学音乐是他的梦想，也是做教授的父亲的期望。父亲的态度不言自明，根本不同意他走，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户口本锁起来。学识很高的父亲觉得这个办法既稳妥又不那么尖锐。但是他忽视了一点，有什么能阻挡一个亢奋少年的行动呢？

这个看上去虽瘦小的安康，心里却很有主意，早就清楚了家里放重要东西的地方。他趁父亲白天上班的时候，找出螺丝刀，吃力地把老式桌子的抽屉撬开，撬坏也不管了，把藏在里面的户口本翻出来。那时户口本的式样是够老气的，上面还穿着绳子。他马上毫不犹豫地拿走，自己做主就把户口迁了。父亲回家以后好像有预感，先进屋看桌子，一眼看到桌子的那副状况，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次父亲连揍安康的意思都没有了。后来安康和其他同伴聊起来，发现像他这种情况的很多，绝不只他一个。支边出发前的初中女生毕业照

何百成也是如此。像许多家庭一样，他们家里也有个大人放重要票证的抽屉，里面无非是户口本、粮票、布票、工业券之类，说起来都是关乎生存大计的，难怪会上了锁。而且这锁很结实，特别难撬，不是高手一时半会儿真的打不开。情急之下，何百成灵机一动，没有硬撬，用了个巧办法：他把下面没锁的抽屉拉开，伏在地上，半大孩子的手都很灵活，从下面好不容易地掏进去，试着摸索，真的拿到了。硬纸壳的户口本跟别的证件都不一样，手感比较特别。何百成掏出户口本以后，当然也是马上跑去街道报名。

当时的政策是如何规定，这另当别论，按那些学生的说法，那时候不需要家长出面，只要学生自己拿着户口本、报名通知书这两样东西，派出所就给迁户口。说句老实话，学生们积极要走，人家各级组织和相关部门当然欢迎，因为整个上海市都要完成指标，内部有掌握的名额指标，每个区、街道这一年要征招的名额。当然说起来，也是学生们自己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积极性，人家怎么能不加以鼓励呢？所以到了派出所，只要是来办手续就给迁。一句话，支持。

1963年那个火热的夏天，对上海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尤其显得热火。十四岁的初一学生王祖炯，看到里弄从小一起打闹的伙伴，人家报名早的，六月份就出发去了兵团农一师。个个穿上军装，多神气。所以他王祖炯也想走，不单是想，简直已经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他刚读完初一，但个子比较高，心更是比较野，什么也不顾了，回到家偷上户口本就去报名。

这么大的孩子都对家里物品的存放早有观察。王祖炯打开母亲用的柜子，拉开里面最隐秘的小抽屉，把户口本抓出来，就像把命运抓在了手里。这一刻他想到了母亲肯定要着急生气，但是他心想，她爱同意不同意，反正也不跟她说。

到了花花世界可不准乱讲

而在遥远的新疆这边，同样规模的大会也在举行，只不过不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广场，而是在辽阔的旷野上。当时的团场领导，后来担任农一师副师长的赵国胜曾经身处在这个会场。早在1962年，去上海征招的工作组还没有成行，就在塔里木河的岸边，召开了万人动员大会，周围各个团场的屯垦老兵和老职工们都列队聚集在这里，一眼望过去全是人。

当大会开始，会场安静下来的时候，兵团领导当场宣布：“我在这里代表兵团党委和司令部，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万人的会场更加安静了，只有风沙吹得旗子猎猎作响。他接着宣布：“一个什么消息呢？明年，就在明年的春天以后，我们要派人到上海去！去上海干什么？去动员十万知识青年，接他们到我们新疆来，到兵团来，和我们一起参加生产建设！”

话音未落，整个会场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在这广袤的荒漠上，十万新生力量就要前来会师，能不叫这些老军垦们激动吗？

这消息通过大喇叭在戈壁滩上阵阵回响，让坐在下面的兵团老兵、老职工们兴奋难抑。风沙吹过这些沧桑的面孔，他们许多人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还有许多人是50年代从山东、河南、甘肃、湖南过来的，在这大漠戈壁屯垦戍边不知经历了多少寒暑。而且，其中不少人这么多年来仍然还是单身。

正是在那一年，作为前期试点，兵团派人到上海小范围招收了二三百个男女中学生，带有选拔的性质，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从中央来的人专门到团场住下来，花了不少功夫，以西部风光、建设场面、人物风景为素材拍成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纪录影片，然后拿到上海去给中学生和社会青年们放映。

结果影片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大家看得群情激昂，大部分人都想早日奔赴影片中介绍的这个充满理想的地方。用一位不久后踏上支边路的女学生的话说：“想想看，人家在新疆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啊，那亲手创造出来的一片片绿浪翻滚、一阵阵瓜果飘香，不正是和我们江南鱼米之乡差不多的嘛。”

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若羌县的附近有个地方，自古以来叫做铁干里克，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而这里又有了一个新的地名，叫34团；公路的路牌上写的就是34团，因为农二师第34团场就屯垦在这片塔里木河下游的土地上。

二十多岁的程均友在生产连队当连长，样子跟农民没什么区别。那一天团部通信员骑马赶来，通知他有重要事情，也说不大清楚，就说团部让去，好像是叫他去上海接人。程均友很纳闷儿，接啥人？用得着咱一个生产连长吗？问也问不明白，程均友将信将疑的。那时的路况很差，连队也分散，他们塔里木河下游的连队离团部有八十里地，有事都是来回走路。程均友从天刚蒙蒙亮出来，急匆匆地走过戈壁和胡杨林，走了一身的大汗，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走到了团部。

这一次，他们几个不同连队的人到团部接受的任务异乎寻常，不是生产开荒，也不是兴修水利，而是“去上海接娃娃们到新疆来”。其实，程均友自己也是1956年从河南乡下招来的支边青年。

到上海动员支边的工作队组成了，临出发之前，先集中到库尔勒的农二师师部，给他们开了会，讲任务，提要求。关于师领导讲话，程均友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么一句：“上海可是个花花世界，十里洋场，知道不？你们去了以后，都要注意啊，一律不准乱说话！”

在那个年代，程均友有幸坐上54次列车，和工作队一起从戈壁大漠前往高楼马路的大上海。54次说是特快直达列车，但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也要三天四夜。

就像新疆对上海人来说充满神秘一样，上海对于新疆人来说也如在云里雾里。在团场的人们大多说不清上海是什么样子，当时还没有上映彩色故事片《霓虹灯下的哨兵》，要不然，他们一看电影就能明白不少。以前程均友光听说过有个上海，光知道上海的百货大楼卖的东西好，但上海到底啥样还是不大知道。穿上军装的女生们

结果他们去了以后，感觉着上海当然比新疆的城市繁华得多，但是说实话，有些地方也不怎么习惯。比如像过马路、红绿灯啊，比如问个路啊、上海话啊、女人的打扮啊，还比如进了商场人挤人，一会儿就晕头转向……总归这些都跟新疆的开阔、团场的亲切，完全是两个世界。

在上海的那二三十天，宣传动员和招收工作之余，因为队员也都是比较年轻好奇，见天儿的一有空就往大世界啊、延安路跑，在大街上来回地转悠。百货大楼里好东西确实多，但买东西基本上都要票，他们不是当地人，口袋里的钱也少，所以就是干转，看热闹，看街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他们好奇地看人家，人家也看他们，只不过人家的目光不一定都是好奇。

至于他们此行的任务，应当说完成得很出色，分派到各区的工作组与各级政府联手进行宣传鼓动，从各行各业到街道里弄都行动起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要招的名额都如期或提前招满。

说到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1954年的10月7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建制组成，包括进疆的原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第二、第六军，以及新疆三区民族军改编的第五军大部，还有1949年以前守备新疆的陶峙岳部改编的第二十二兵团。命令要求，组建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本保持军队的组织形式，执行屯垦戍边任务。

此前的1953年5月，这些部队共10.55万人，已经整编为有别于国防军的“生产军”，专门从事工、农、牧业生产建设。到1956年12月底，兵团指战员全部办理集体就地复员、转业手续，并从1957年7月起实行工资制，取消供给制，实现了从部队向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转变，只不过这是一种亦兵亦工亦农的特殊企业。

赵国胜是一野一兵团的老战士，他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说：“当初部队开进荒原的时候，一没水吃，二没房住，三没可耕种的土地。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从小跟随父辈进疆的何立云，成长在农一师14团。在他幼时的记忆中，一开始都是大片的原始森林，没有路，走在里面，连自行车都推不过去。部队往前推进的时候，就是挖一棵大树把路打开，走着挖着，再挖一棵大树，就这样硬是挖出了一条路。

生产建设兵团刚组建不久，需要补充会干农活的劳动力。1956年从河南农村招收了一批男女青年，程均友就是那时从老家来到遥远的边疆，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农二师34团。他们刚到，一起来的女青年就在那儿哭开了。程均友问她们：“你们哭啥哭？”她们回嘴说：“谁跟你们男的一样，不管在哪儿都行，我们来到这儿看不惯，我们不哭吗？”程均友说：“谁叫你来的，你不也是争着报名来的。不叫你来，你偷偷摸摸挤着上火车，你咋不说？来到这儿又哭开了，来到这儿又胡说八道！”虽然他们都是同一批的，但当时程均友的思想准备做得比较好，是打算艰苦奋斗的，难怪他进步比较快，几年后当上了连长，还把连队带得生气勃勃。

经过这些早期兵团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当时光流转到6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初具规模，下辖二百多个团场，大体分布在全疆重要的边境线和交通线上。那时连部队带家属，人口已达到一百四十多万。

生活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练

在上海的另一处街道，一副若有所思神情的中学生余加安，那阵子也和伙伴们在街上，在里弄到处走。起初是看热闹，后来大家就跃跃欲试了，这种情绪是会互相感染的。他们都知道从新疆来了好几个工作组，分布在不同的街区，搞主题为“我们新疆好地方”的图片展、实物展，征召青年支边。从图片上看，那些地方真的不错，确实是个好地方：辽阔的草原，奔腾的骏马……

给余加安特别深的一个印象是，做宣传的人声情并茂地讲到：“那里的瓜果多得吃不完。”别的先不讲，仅此一点，对于刚刚度过饥荒年代的孩子来说，就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

毛国胜虽然出身差，但他是个好学生，他对那些宣传更是很用心很留意，所以他清楚地记得，喇叭里、小册子上，还有工作人员的介绍，说的都是那边雄伟的天山，辽阔的草原，一串串的葡萄、一桶桶的牛奶……甚至于说到，那边蔬菜不怎么多，就是肉类很丰富，肉是敞开吃的。工作人员为此还特别提醒大家：“可要多带一些茶叶去，以免肉吃多了以后会不好消化。”在那样的年代，居然有一个能让人把肉吃多到不好消化的地方，简直不可思议，单单这一条就足够令人神往了。

朱静华当时是个活跃的女生，她也成了1963年7月上海第一批赴疆的女生。对她来说，最初的决心来自于在文化广场听动员报告的现场。7月1日的文化广场，地上黑压压坐满了人，都是年轻的面孔，周围飘着许多红旗。听说在台上做报告的是王震，但离得远也看不清。能到会场坐在下面的还不是全市中学生，而是各校各班级选出的代表，朱静华作为一名积极分子参加了大会。

会上的报告主要是给大家描绘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光荣历史、喜人现状和发展前景，给大家介绍新疆的生活，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比如那边的牛奶喝不完，葡萄如何好。告诉他们这些年轻人，去了以后就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骨干分子了，要靠他们把那里建设得更加美好。

后来还给他们放映新疆题材的纪录片。作为女生，朱静华感觉特别美好的是，看到吐鲁番有那么多挂满枝头的葡萄和遍地的瓜果，看到少数民族群众穿着那么鲜艳的衣裙载歌载舞……

同样是女中学生，在鱼珊玲看来，动员工作真是蛮厉害的，从王震到文化广场做动员报告以后，全市都行动起来，在各种场合宣传鼓动。所有的街道里弄，都在出黑板报、墙报，贴标语，拉横幅，插旗子，天天不是开大会，就是开小会。一直动员到了每家每户，动员到每个家长、中学生和适龄青年。

到1965年，再次在上海进行全市范围支边动员的时候，已经有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军垦战歌》，主要内容是把先期支边青年的风貌展现出来。影片的一开始，就是青年们迎风站在“解放”牌卡车上，昂扬进疆的情景，接着还有女青年在桑树下笑盈盈采摘桑叶的画面。配上了激情的女声解说：“在塔里木，已经有了十几万亩桑园；可以期待，不需很长的时间，它将会成为祖国新的蚕桑生产基地！”

影片中出现了劳动的地头，背景是林带和田野，青年们切开红瓤的西瓜，高兴地品尝，面庞红润的女青年在中间跳起舞蹈。诗朗诵一样的女声解说：“生活，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练，充满着健康的欢笑，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里，既有辛勤的劳动，也有收工归来的愉快。”

即使在以后看来，《军垦战歌》也是一部拍得相当成功的宣传片，其主题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更是充满了浪漫情怀，久为传唱。影片中那些波澜壮阔的画面，再加上现实中上上下下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足以让那个时代单纯而躁动的年轻人跃跃欲试了。

韩培芬，一个爱说爱笑的中学生，就是看了这样的影片以后，怎么也忘不了那些色彩鲜艳的美好画面。你看，一抬头啊有葡萄，地上呢全都堆满了哈密瓜、西瓜；你听听，那里的土豆有多大，棉花有多好。人家动员的说了，像部队那样实行供给制、发军装，就是去当兵三年，到时候可以回来。再加上她还从没出过上海，从没坐过火车，想着能坐上火车到那么神奇的地方去看看玩玩儿，多棒啊。

她的一个姐姐在南京，是知识分子，听说妹妹要报名支边以后，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她明白当然对这种光荣的事也不能直接阻拦，就给她的父亲出主意说：“您赶快把户口本藏起来。不要给她迁户口，那样就走不了。”结果小姑娘韩培芬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聪明，她对大人说：“你户口本不给我不要紧，我都问好了，只要我一走，半个月以后，人不在，户口就自动销掉。”她竟然会想到这个，这么说了以后，父母没办法，按当时的形势，就算不支持也不能反对，还是让她迁了户口。

女青年可以尽量多录取一些

从政策上讲，录取的大门向年轻人敞开；而对于女青年报名的，尤为鼓励。上面对报名者掌握的录取标准是：年龄十六岁以上；政治上历史清楚，品德没有严重问题；对出身“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只要本人表现较好，积极要求参加边疆建设，应予录取。另外特别加上一条：考虑到生产建设兵团原有的性别比例不合理，对女青年可以尽量多录取一些。

鱼姗玲是个出身在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女孩，父母早已移居香港，据说资产丰厚。1963年，她高考落榜。当时，父母就为她办好了去香港的手续，只要准备一下，到广东出境就可以了。但是临行前她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按团组织的规定，凡是这种情况需要回学校办理退团手续。结果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老师们听她说完情况都表示很不理解，有个女老师不高兴地对她说：“鱼姗玲呀，你在学校表现得蛮不错嘛，一直选你当班干部，还是团支部委员，可是你怎么刚刚离开学校没两天，就要急着跑到香港那边去呢？”按他们的说法，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是很不好的，就如同从光明投向了黑暗。年轻的鱼姗玲内心深受触动，据她自己说，“毅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去香港和父母团圆，放弃在香港继续升学的机会，而要像许多同学一样，加入到支边的光荣行列中。远在香港的父母得知女儿改变主意后坚决不同意，一连发来十二封电报，鱼姗玲仍不为所动。学生鱼姗玲母亲甚至专门赶到上海来，苦苦劝说，要把她带走，但一个决心要走革命道路的女青年是很难被带走的。最终，这个独生女还是执意选择登上西去的列车。“十二封电报”与坚决抵制，这一反一正，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也成为宣传动员中最生动鲜活的例子。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能够毅然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其他人还有什么可彷徨的呢？

生活条件本来不错的女孩子鱼姗玲，一向是个好学生，她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她像不少上海人一样，就是觉得新疆很陌生、很遥远，所以对她而言也就显得很神秘。因为父母亲很早就离开上海，她一直在上海受教育。高一入团，一直担任班干部、团干部，应该说她有相当的“思想基础”。最后抉择的时候，她实际上是这样想的，街道里这样子动员，自己说出的话总要算数的。其实，类似于她这种情况，那时也大有人在，有的在上海的家庭生活相当好，照样是放弃了优越的条件。像鱼姗玲这样的行动，正是兵团和上海各级组织热情欢迎并大加鼓励的。后来她到新疆不久即被选为先进模范，此后许多年她一直是作为典型人物，大会小会没少参加，各种荣誉没少获得。中央级大报在头版刊登她的事迹，醒目的大字标题：“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中央级报纸对鱼姗玲的选择备加赞赏祝匡依（后排中）离家前的合影

一位当时在北京的中学生祝匡依证实，那些年在《人民日报》也好，《中国青年报》也好，这种典型比比皆是，比如说河北出了个邢燕子，天津出了个侯隽，都是女生。而祝匡依和班里同学们崇拜的对象是江苏的董加耕，他们还给董加耕写过信。董加耕的原名叫董嘉庚，是一个高中毕业生，1961年5月，他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祝匡依他们在一起经常讨论这些事情，他们觉得凡是报上登的先进人物，都是自己学习的楷模。

现在，祝匡依的家仍然安在新疆石河子市的农八师宿舍。四十多年前的1964年，他是为数不多的北京赴新疆支边青年中的一个。他找出了一直保存的一张动员报告大会的入场券，可以看到上面印的字是：“1964年7月31号下午7时半，北京工人体育场。报告人周恩来。”工人体育场的看台可以坐八万多人，北京各高校的学生都去了，祝匡依他们作为中学生代表也有幸参加。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号召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面临毕业后的道路选择时，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支边对于他们是个明智选择

才上完初一就报名进疆的王祖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变命运。本来，他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但是父亲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接着一年不到被定性为“反革命”，抓去劳改了。母亲虽然没被查出有什么问题，但政治前途也随之受到影响。在学校里，同学一见王祖炯就喊：“你爹‘右派’！你爹‘反革命’！”为此，他心里一直特别不想上学，想快点离开，去一个能够跟这一切斩断联系的地方。

王祖炯的母亲既是老党员，也是教育局的干部，对于党组织号召支边这样的事情，她怎么能够明着阻拦。但从母亲的角度来说，六个子女，都是在十五六岁离开家，丈夫长年关在监狱，她的心里肯定是特别的压抑，没有地方也没有人可以诉说，还必须在外面强作积极，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精神和生活磨难。

虽然不赞成儿子王祖炯离家远行，但母亲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去跟负责这件事的同志说：“到新疆去是党的政策和号召，肯定应当响应。但是呢，如果我这个孩子能够把初中上完了再去建设边疆，他就能有更多的文化，可以更好地去做贡献了。”

王祖炯看到母亲的态度这么消极，十几岁的他就整天不停地吵整天闹着要去。暑假里，他天天往街上跑，看到那些敲锣打鼓的，各个街道都很热闹，喇叭在广播，到处是宣传画，还有拉的横幅，都是动员到新疆去参军。眼看着人们欢天喜地送走了一拨又一拨学生，他这心里能不火急火燎吗？

凡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面对选择的时候往往有着特别的感受和想法，所以行动起来就更加义无反顾。对他们来说，本来父母就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自己平时头都抬不起来，总挨欺负，所以巴不得最好赶快走。像王祖炯，知道自己身为“右派”加“反革命”的儿子，绝不可能有机会正常参军，仅有的机会就是去兵团了。十几岁的他想法很简单：能穿上军装，就证明我这个反革命的儿子同样也能抬起头了！

9月1日，王祖炯去上学，但是在教室里怎么也坐不住，什么也听不进去。他打算悄悄溜出去，当时正在上课，走大门不行，看见靠墙有个垃圾桶，他爬到垃圾桶上翻墙跳出去。一口气跑到街道，再跑到区里，王祖炯要求去新疆。李梦桃至今还保存着兵团招收时的《录取通知书》

那是1963年9月13日的中午，王祖炯回家吃饭，恰好在家门口看到邮递员往他家送来一张通知单，粉红色的通知单，在风中飘舞。像做梦一样，他被录取了。

他连午饭都不吃了，拿着通知单就往学校跑，跑去以后，告诉老师：“我不上学了。”没等老师发火或是问他为什么，他就急急地说：“我要到新疆去了，我参军了！你看，这是录取通知书！”

在这些心情热切的孩子里，有一个和王祖炯的情况有点类似，他叫毛国胜。当年，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毛国胜报名去新疆也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父亲是开钱庄的，定性为官僚资本家，1950年“镇反运动”时被捕，不明不白死在狱中。母亲后来受到牵连被抓走关押。出于爱好和特长，毛国胜本来的选择是报考美术学院，但在拿了准考证以后没有参加8月15日的考试，而在8月20日那天登上火车去新疆了。

毛国胜高中毕业前，有个很器重他的老师对他说：“如果你的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你会心服口服；但是在年级里你是拔尖的，一旦考不上会很受打击。根据现在的形势，你应当有个心理准备，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不会被录取的。”

这是毛国胜选择去支边的最主要动因。1963年，上上下下阶级斗争的这根弦已经绷得很紧了，借用后来时髦的话讲，那叫“山雨欲来风满楼”。风向已经很明显了，但凡出身不怎么样的人自然会对此更加敏感。

一身军装意味着无上光荣

在新疆阿克苏附近的阿拉尔市，原来的农一师师部大礼堂，是一座仿苏式的土灰色建筑，时代特征明显。现在除了演出的台子没变之外，整体有点像一座空置多年的高大厂房，而里面开辟成了“三五九旅纪念馆”。

陈列的各式展品，大都是从团场老战士、老职工中间征集来的实物，包括各个年代的生产生活用品，大到农机具，小到缸子、鞋子之类。昔日的支边青年何百成热情地做起了讲解，他指着架子上说：“你看，这是给我们发的军装，都是这样的军帽。这个有帽徽就不对了，当时没有帽徽，没有领章，但确实是这样的军装。所以都说我们像军人又不是军人。”

式样如此朴素的军装，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照毛国胜的说法，动员报名时讲得很清楚，你去新疆就能穿上军装。这有很大的吸引力，被录取的人基本上就认为自己是去当兵的，是军人了。

安康去新疆的时候十六岁，个子还没长起来。录取后，他欢欢喜喜地领回来军装，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马上就穿起来。军装已经是最小号的，但袖子还是长过他的手指，穿到身上远不如想象得那么精神。

他家住在三楼，二楼有个比他大一点的女孩子，从小一起玩儿的，她看见安康在那儿穿着军装走来走去，试来试去，就忍不住跑来说：“哎呀，你怎么穿这么长的衣服呢？”安康刚一脱下来，她就自告奋勇把军装抱走了，边走边说：“我帮你改改！”安康赶紧追上去说：“不用不用，能穿！”女孩子说：“别担心，一改好就给你送来！”安康确实有点担心刚到手的新军装会不翼而飞。

结果，女孩子很细心地把袖子弄短一点，按原样细细地缝好，再给烫平。为这，她一晚上没合眼。明明是别人的军装，把她激动成什么样子了。激动得她也想去，特别羡慕他们支边青年。羡慕的结果就是，安康八月份走的，这个女孩子没来得及赶上同一批，但紧接着十月份也去了。

只是新疆太大，安康分到南疆，她分到北疆，相距太远，一直都没碰到。许多年以后，他们各自都已经退休回到上海，大家聚在一起，安康遇见了她，才知道她也去了新疆。这个女孩子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如果考大学也是很有机会的。聚会时，安康问她：“你不是开始没报名吗？为什么后来也去了？”她笑道：“别说啦，还不是因为羡慕死你那套军装啊！”

可想而知，因为向往穿军装而决意去兵团支边的年轻人，一定不会太少，像安康和这个邻家女孩就都是这样的动因。

老军垦赵国胜从团场领导一直做到了农一师副师长，对当时一些政策他是清楚的，他证实，为了鼓励上海青年进疆，确实按解放军的一些待遇，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黄军装，他们不少人就是因此而来的。

在时光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在笔者对他们的走访过程中，许多人都会把珍藏的黑白照片找出来，其中往往会有刚穿上新军装带着喜悦表情的留影。一身军装，尽管并没有领章帽徽，和今天的军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意味着无上的荣光。

那时候，照相对普通市民来说是件大事。在出发前紧张而兴奋的日子里，很多人喜欢穿上军装专门去照相馆拍照留念。一时间为数不多的照相馆门里门外都排起了队。可是，这些年轻的男女在自豪的那一刻，有谁真的清楚未来的目的地是个什么样子？有谁真的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什么样的使命正在等待着他们？

安置社会青年支援边疆去

整个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的狂热之后，饥荒和萧条接踵而至，于是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国家决策层着手“精简”城市人口，为的是减轻粮食供给和就业的压力。四年间，据称全国动员了上百万城市青年下乡。其中的主体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没有就业门路的市民子女，又统称为“社会青年”。据官方统计，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间，上海市需要安置的社会青年共有二十九万一千七百人。

当时政府考虑的是，要把这些人动员到边疆去。社会青年们也恰恰都迫切地希望找到工作，希望有个去处。应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没有机会升学和就业，也即将成为社会青年的，同样可以去支边。

所以去的时候，大部分人是热情高涨，当然也有人不是很情愿的。真的说决心到那个地方去干革命，献出青春，屯垦戍边，这样的也不是占很多，大部分人可以说还是懵懵懂懂。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到那个地方能有份正式工作。因为老在家待着看不到希望，家里一般又都不富裕，那时社会青年的日子也不是好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固然偏远，但生产建设兵团这样一个既像军队，又吃商品粮的大单位，应当是个很光荣的去向了。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开动员会的时候干部们明确讲了：“你们去，三年以后可以回来。”对于这个概念，不知道是不是理解上有误差，“三年以后可以回来”，这个回来是探亲还是怎样？那时候他们都年轻，普遍想当然地觉得反正是当兵，当满三年就回来了。

欧阳琏当年从上海的向明中学毕业，先是到四川下乡，经历过三年饥荒，深知在大田务农的艰辛。1964年他报名支边的时候，已经属于大龄社会青年，确实是因为家庭贫穷，无法待在上海生活了。从乡下回来以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些书拿到旧书店去卖，人家看了看，不收。因为困难时期，买旧书的人也少。没办法，他垂着头从老西门走回到巷子口，看见有收废品的，就把那些书卖废品了，人家用长杆的秤一称，给了两毛钱。当时他想买一斤切面，可那要二毛一分钱，他手上只有这两毛钱，想买一斤切面都不够。

欧阳琏高中毕业又经历过下乡，年龄不小了，像他这样已经有社会经历的人，知道西部边疆不会像宣传上说的那么好，不可能是“拿牛奶当茶喝”，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这种事。但是他想想，也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了。

尽管上海的就业情况不令人乐观，但是新疆呢，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看，毕竟太遥远了。在一些人的意识里，那里是会让人联想起大漠和边关的地方。

安康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文化人，他对执意要去新疆的儿子没有采取生硬的办法，没有训也没有骂，就是跟他讲一些故事，都是很有用心的，只不过在年少的安康听来有些稀奇古怪。比如讲唐代边塞诗里的东西，轮台啦、西域啦、发配啦、边关啦，风沙很大，荒无人烟等等。安康的父亲引用古诗文循循善诱地跟儿子讲，那边的生存条件很恶劣，信息又闭塞，待久了会很苦闷、很想家的，是不是考虑考虑先不要去了，或者等长大成人以后，学好了专业知识，再去实现这些抱负也不晚。

这些话对安康起作用了吗？不但没起到预期的作用，大抵还都是反作用。安康在那个年代所受的革命教育，使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思想保守落后，他反而更坚定了走上支边之路的决心。

在另一户人家，没有谁耐心地给年轻的毛国胜细述这些，他那个剥削阶级的父亲要是还在，肯定也是思想很保守很落后，但是父亲早已经被镇压了。那么新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毕竟爱看书，读过一些相关的书，所以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边以前曾经是充军的地方，直到近代林则徐因为触怒朝廷还被贬到那边，所以可想而知新疆是艰苦的。

那时候高中毕业的杨清良虽然不到二十岁，但已经是基层团组织的干部，积极分子。在他的印象里，上面下发的文件精神是，把动员去新疆作为当前安置社会青年的一项主要任务，可以说这是下了命令。而掌握的一项政策是，如果谁没有特殊理由不去的话，八年之内不得安排招工。

上面派下来的指标，具体到每个街道里弄或居委会必须动员多少人，都有名单。居委会到各家各户去做工作，主要是针对那些符合条件但不主动报名的人。先积极鼓动，不同意的话就讲明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支边，不去就没有工作。在当时，没有分配工作几乎就意味着没有了前途。

杨清良既属于被动员的对象，他本人也参与了动员的工作。他记得那时候街道和里弄的组织很到位，谁谁家的孩子，哪个孩子，都有名单在册。所以某个家长如果态度不积极、不配合，那么你把孩子的思想做通了再去上班，做不通你就不要上班。有的家庭是要做通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思想，有的长辈在乡下，还会跑到乡下去一一地做工作。具体到个人，组织上都给你做工作了，周围的人都看着你呢，谁也不能在这样一个政治任务面前做个落后分子了。

1963年的9月，十六岁的余加安在街道干部的上门耐心动员下，报名进疆。和一些同学相比，他的家庭条件不错，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所以他的父亲起初没有被说服，但是单位里的组织和领导给他施加了一点压力。他父亲还是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后来干脆就下来一个通知，一看是“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余加安同志已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光荣录取。特此通知。”爹妈一看傻了，知道再不同意也不行了。

杨清良在参与动员中接触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青年有点小毛病，比如给派出所拘留过，或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良记录，那么也得去支边。不去，就送你去；你要是赶快自己去报名，那最好，给你戴上大红花，以前的也不予追究了。

像安康家住的那片里弄，后来受到上海市委表扬，就是因为一下动员了那么多人走。只要报名一个，马上就往家里送来喜报，敲锣打鼓地送，往这家送，往那家送，左邻右舍都围过来看喜报，一派热闹喜气的景象。

就等着那出发的一声长鸣

无论时光过去了多少年，他们当中没有谁会忘记出发的那一天。

安康和同学们先到师大附中集合，之后排好队，一路唱着歌步行前往火车站。路上的人都停下来好奇地看他们，他们感觉特别骄傲，歌声更加嘹亮，步子迈得更加带劲儿。

自古儿行千里母担忧，在那些激昂热烈的场面背后，有谁知道多少父母的忧心与牵挂？按照当年严格的户籍制度，父母不得不面对的，将是从此与儿女天各一方。

姜步宏把户口本偷出来跑到派出所，交一分钱盖了个章子。等通知书送到家，父母才知道。临走的前一天，妈妈抱着年少的他睡了一晚上。

出发前夜，余加安在睡梦中觉得似乎下雨了，梦见雨水打到脸上，醒来一看，母亲坐在边上，眼泪不住地往下落……

自从王祖炯的父亲被抓走关押，大哥离开上海，大姐也走了，母亲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送远行的孩子到后门口，怕是不想把难过的场面留到火车站。孩子一走，她在家里什么样子，孩子不知道。一直到母亲去世，很多次王祖炯离开上海远去，母亲从来都只送到家门口。

李梦桃的家在浦东那边，当时过黄浦江是用渡船。他站在船尾离开浦东岸边的时候，远远地看着妈妈身体软软地倒下去，他并不知道母亲是哭晕过去了。

这样的一幕也深深印在安康的心里。火车一开，坐在车窗里只顾兴奋挥手的他，忽然看到母亲在站台上无力地倒下。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还不大懂得离别的忧伤。

这些黄浦江畔的少年与青年们，怀揣着自己的兵团“录取通知书”，当列车驶离站台，便一路高歌向前：“车轮滚滚飞转，汽笛呜呜拉响，告别英雄的南京路，告别汹涌的黄浦江……”当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在上海的一次动员大会上提高嗓门说：“新疆这个地方第一是大，第二是好，所以是又大又好！”回沪支边青年报告团的代表也动情地宣讲：“我们到新疆参加农业建设，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小材大用！”从那遥远的地方发出了召唤，这许许多多年轻的心再也难以平静。不管他们各自的背景身世有多么的不同，不管他们面对着多少双亲人的泪眼，他们已经义无反顾地转身，个个如同弦上之箭，就等着出发的列车那一声长鸣了……

出发，寻找传说的幸福城

在经历了“大跃进”和饥荒之后，中共中央高层决定，把城市青年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性政策。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大批离家的城市青年，或者叫知识青年，就是去新疆支边的将近十万上海青年。当第一次登上西去的列车，他们的命运就步入了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轨道。从十几岁，到二三十岁，再到五六十岁，往返于新疆和上海的52/53次和54/51次列车，成为他们人生旅途的重要部分。

火车一启动，车站哭声一片

这些年轻人的第一次西行，除了兴奋，除了憧憬，恐怕还没有多少人想到，自己日后将会与这趟列车结下不解之缘。出发前，带队的干部们布置思想工作，事先想到的主要是教育这些青年要胸怀大志，要走得愉快，不要哭哭啼啼。而实际情况，却让这些干部们有点儿始料不及。那情形就像韩培芬说的，“你看那火车要开动的时候，下面的家长都哭天哭地的，都扑火车呀，我们在上面是又唱又跳，高兴得很。父母亲在下面哭，我们还招手说：‘过三年就回来啦！’开心得很。”对毛国胜来说，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很刺激，雄伟的天山，辽阔的大草原……即使是沙漠，也不可怕，因为没去过。想象的都是沙海落日，绝对想不到风沙蔽日。在上海北郊火车站，每天都有送行的人，每天都会开出一个专列往新疆走。因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上车大家都兴高采烈。家人在下面哭成一团，除了女孩子受感染会哭一下，男孩子基本韩培芬不哭，很高兴，觉得出远门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回来，没有哪个年轻人去想这个问题。

从北京出发的祝匡依也大体是这种心情，就觉得有一股子莫名的兴奋，终于走上社会的大舞台了，终于离开家庭的束缚了。

在纷乱的人流中，年龄不大的李梦桃却是比较细心的。他记得是在那个月的15号从上海站出发，他们一个街道总共有二百八十六个人是同一天出发的。

那时，王祖炯背上行李离开家，他母亲没有送到火车站，只是站在自家的后门看着儿子走远。王祖炯登上车时，他觉得自己这个“狗崽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禁不住与同学们打招呼示意，同学们好像也一下子都不再歧视他，因为大家都穿上了一样的新军装。

火车开动以前，要有个牵引，这牵引“砰”的一撞，就像是一声发令枪响，站台上所有送行的人都“哇”的哭起来，哭声动天。王祖炯他们编成的那个小队，正坐在车厢里，大家马上都站起来，谁也不说话了，忽然有人起了头，大家就齐声高唱。唱得非常高亢而有节奏，唱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特别熟悉的苏联歌曲《青年团员之歌》。四十年后，仿佛时光再现，王祖炯先生在上海的家里，讲到动情处，再次唱起了这首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了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对于那一天，王祖炯记得很清楚，1963年的9月27日，他和同一批上千名男女青年一起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离开上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就像是去进行一次秋游。

也是在那样一个时刻，虽然眼看着火车已经启动，但是韩培芬的父亲依然没有放弃留住女儿的努力。父亲给她在无锡的大哥打电报，说她是几月几日走，他们在上海已经对她没办法了，叫她大哥在那边的火车站一定想办法把她拦下来。那时候虽然韩培芬的户口已经迁了，但家里依然抱着一线希望，相信只要把她劝回来，还是可以再报上户口的。挥别上海，这一刻看到的是笑脸。

火车进了无锡站，大哥果真已经到站台来找妹妹了。他背了一个黄书包，装着一包吃的东西，一节一节车厢地望过去。火车停站的时候，韩培芬正好坐在窗口，窗子是开的，忽然看见大哥跑过来冲她招手喊：“小妹，小妹！你下来，我跟你讲点话！”她朝大哥摇头。大哥趴在窗子外面讲：“你要走那么远了。你看，我这里给你带了路上吃的东西。你下来一下嘛。”没想到韩培芬这个平时没什么心眼儿的女孩子这时候那么有主意，她说：“我才不下来呢，我下来就走不成了。”

大哥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也顾不得别的，马上从窗口硬把她往外拽。结果这个妹妹做了什么？她赶紧死死抓住面前的小桌板，一边挣扎，一边向带队的干部大喊：“大队长快来呀！我大哥要把我拉下去，我到不了新疆去啦！”

大家立即跑过来，七手八脚拽住韩培芬，并且训斥她大哥。大哥只好把手松了，一直眼巴巴看着火车开走。

到了四十多年后，坐在南疆21团场的自家小院里，韩培芬笑着说：“你说说我那时候傻不傻呀！”

早晨醒来，发现外面全变了

从上海发出的列车在南京过的长江，当时还没有大桥，大桥是上世纪60年代末才建成。过江全要靠轮渡，把火车开到轮船上，车厢四节、四节地推上去，并排在甲板上。轮渡驶过江，对面就是浦口。再四节、四节地把车厢推出去，依次接到铁轨上，等车厢都重新咬合上，再开走。

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外面的景色全变了，满眼是破败的房子、荒芜的田野，到处可以看到成片成片被水淹没的情景，这就是灾区，苏北、豫东、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列车在小站停下，两旁马上挤满了灾民，向他们伸着手，不论是多大年纪的都在喊：“叔叔、伯伯，大娘、大婶，给我们点儿吃的吧！”因为看到车上这些人穿的是军装，有的还喊他们解放军叔叔。学生们也不知道谁带的头，纷纷把父母给准备路上吃的饼干、水果拿出来给灾民。带队的干部们想劝也劝不住。

等火车开到西安，有心的人开始感觉不对了，少部分年龄比较大的，比较成熟的，更发现情况不对：外面是越走越苦。后来到了甘肃一带，所见的情景让他们难以置信，现在的人更是无法想象——十几岁的女孩子连裤子都没有，衣不蔽体。几乎每到一个车站，饥民都跑来围着车讨饭。过了武威已经很荒凉了，荒凉到两边没有了植被，一望无际的戈壁，看不到人烟，看不到村庄。

作为“到上海接娃娃”的工作组成员，连长程均友是同车一路把他们带回到新疆去。让他感到难忘的是，这些上海学生毕竟大多都是孩子，调皮得很，把火车上放东西的架子都给弄坏了，光这就赔进去三千多块钱。为什么？有的人瞌睡了，车上都是硬座，没有躺下睡的地方，走几天几夜，睡不好，就往行李架子上爬，到那上面睡觉。结果一弄把行李架给压垮了，上多了人不就压垮了嘛，那才多大一点儿地方。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第一次行军。从上海一直沿着陇海铁路、兰新铁路，西行万里，他们将到达大漠的边缘、天山的南北，然后会像种子一样，播撒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各团场，各个连队。

四十多年后，出于追寻他们当年足迹的目的，笔者来到了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希望找到一点从前的影子。新站这边，人们拥挤在门前准备过安检。在对面的旧站址那边，细雨中，无人的路上，只看到几排平房、一段土墙、一间早已关门的简陋小旅社。

距离吐鲁番还有四十公里的大河沿车站，是支边青年们进疆的第一个转运站，在这里将分别往北疆、南疆继续前进。这个没什么特色的小地方，却成为他们许多人终生抹不去的记忆。第一次到了这样偏远而荒凉的地方，他们几乎没有谁不傻眼，女生们哭起来，有的人干脆跑掉了。

火车经过三天四夜的漫长旅途，大家由最初的亢奋变为疲惫了。不知什么时候，车上的人感觉又停车了，伸头看看外面，到了一个小站。忽然听见带队的喊：“到了！都下车，拿上全部东西下车！”这时候不少人发现腿脚都已经麻木了。

没有人再高声说笑，大家都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陆续走下车。其实这简直算不上什么车站，几间土房子，四周是光光的戈壁。一听说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吐鲁番，大家都不相信。只看见两条磨得发亮的铁轨，从东面的天边伸过来，一直到西面的天边消失，可以一无遮拦地看到地平线。

下车后的王祖炯感到一切都那么陌生，他东张西望，发现离“站台”不远处坐着两个看热闹的解放军。王祖炯认识那军装的领花，是个汽车标志，他们是汽车兵。刚好汽车兵跟王祖炯打招呼：“哎，小兄弟，你们上这儿来了？”居然是一口上海话。王祖炯想，这家伙怎么是上海人呢？在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上海人，这蛮让他惊奇，就跟汽车兵攀谈起来。他问汽车兵来这边多久了，当兵的说：“唉，我还有一年就可以复员回上海了。”王祖炯说：“我们也一样，也是当兵三年就可以回去。”

汽车兵笑了，说：“你们不可能回去了。你别急，因为你们是生产建设兵团，种地的。”王祖炯觉得他说的简直是天方夜谭，就对他说：“那不可能，你看我们也是一样的军装，我们也是享受供给制，跟你们部队一样的，都是解放军。”汽车兵又笑笑，不再多说什么，跟他的同伴走了。过了很多年以后，王祖炯再回想起最初的岁月，总会记起汽车兵说的话。

到了这个地方，那个坚决不肯被大哥拉回家的韩培芬，是不是还那么坚决呢？实际上，她一到这儿就后悔了，不由得想起妈妈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她妈妈说：“你去嘛，我都去过兰州，多苦，新疆还在兰州后面，在地图的边上，更不得了，更荒凉。你去吧，你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你就掉泪了。”她回嘴说：“我才不会掉眼泪。”结果，刚一到了这儿，她就掉泪了。

在这里，有个别人跳下车走了，像是去解手，但再没有回来，连行李也不要了。大家全都下车之后，一集合点名，发现有人跑了。连带队干部都没防住这一手，可能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有跑掉的。还没到连队，就当了逃兵，这让干部们再次始料不及。

馕出现的时候大家并没在意

到大河沿车站以后，经过几天几夜旅途的上海青年很快就明白，这里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而只是进疆后的起点。新疆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去往各个地方就像内地跨省的路程。以天山的走向为界，又分南疆、北疆。大部分上海青年是分配到南疆，将要向屯垦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一师、农二师进发。那时，去南疆还没有通铁路，下了火车换卡车，敞篷的，也有用帆布篷的。他们将穿越天山，进入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团场。

接下来，就要翻天山，穿大漠。等待他们的，是越走越艰难的路。有的到最偏远的团场及连队要走上七天七夜。去农一师的，走托克逊、库米什，然后到库尔勒，再到新和、库车，到达阿克苏；去喀什的，除了经过这些地方之外，还要继续前行。路上他们充分领略到，新疆真是太大太大，好像总也走不到头。

如今，人们在高速路行车两小时，就能穿过天山的全程路段，而当初他们用一整天都翻不过去。千百年来，行路人把这百里干沟视作畏途；自有汽车以来，司机往往谈干沟而色变，称它为“魔鬼之路”。早年间，夏季为了躲避烈日，司机进山之前通常在路边简陋客栈先休息，到晚上才连夜开车翻过去。

王祖炯他们坐的是没有篷布的卡车，不是解放卡车，是苏联造“嘎斯”车，那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苏式的。他们坐在自己的背包或是箱子上，棉帽拉下来缩成一团，很冷，这时候兵团为他们发了棉衣，黄棉衣、黄棉裤、黄棉帽。先前穿的是南京军区发的单军装，正式的军装。兵团给的这一身衣服就跟部队的有些不一样了，后来大家都把它叫“兵团黄”。

坐在卡车上面的王祖炯，眯眼看着外面，进山了，这就是纪录片里的天山吗？车一直在大沟里，卷起漫天的尘土，前后车都看不见了。往上看，天也是看不清的，山很陡立，就像要随时倾倒下来。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险恶的山，大家都不说话，显得很紧张。

这是深入到天山里面的一条曲折公路，也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中道，是曾经古往今来的一条驿道。去南疆必须要穿过的干沟，就是沿着大山沟往上走，到了最高点的垭口，再顺着山沟往下，上山五十公里，下山五十公里，所以是一百公里干沟。沿路没有水，没有草，没有树，全是怪石嶙峋的山。在他们进去的时候，这依然只能算是一条简易公路。

来之前对边疆的艰苦多少有点心理准备的毛国胜，完全想象不到会是如此荒凉，上百公里连一户人家都没有，甚至连一棵树、一根草都没看见。

安康简直说不清是怎么过来的，印象最深的是卡车上面用帆布盖着，大家男的女的在里面颠得乱叫，头撞来撞去。

两边的山是这个样子，车轮下的路，坑连坑，连所谓的“搓板路”还不如。沙石路面，已经轧出了很多的坑。司机们早就总结说，那叫“三颠路”，车在路上颠，人在车上颠，心在肚里颠。有的批次则是在8月份最热的天气里翻山的，不仅颠，而且那个热风吹在脸上，可以把嘴唇吹焦。

半路停车的时候，大家一下子看到山窝窝里有一股水，都争着要去把毛巾放到里面蘸蘸，好擦擦脸舒服一下。带队的那些兵团的干部赶紧跑去拦住说：“你们不能去，那是浓碱水，擦上去风一吹，皮肤马上就裂了！”

就像他们当初的感受一样，行走在南疆的人，都会一路切身体会到什么是辽阔无际的大漠，之后很可能惊喜地进入了绿洲，看到杨树遮蔽的路边，衣裙鲜艳的各族女子，还有满地成熟的瓜果。新疆大地绝不只有荒凉，在这长途跋涉中，壮阔的景象和间或出现的绿洲，让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纪录片里展现过的画面。他们发现，茫茫的戈壁之间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绿洲。那地上的西瓜，一个个都好大，还有哈密瓜，一问，两分钱一公斤，几乎是随便吃了。

上海来的这些女孩子，她们用来扎小辫儿的，那时候叫“玻璃丝”，实际上就是塑料绳。五颜六色的玻璃丝，一根可以跟维吾尔族老乡换上半篮子大杏。因为这种在上海很普遍的玻璃丝，在新疆还没有，很多人都没见过。维吾尔族小姑娘漂亮，又都特别爱美，喜欢打扮，那玩意儿扎在辫子上多好看啊。而那些又大又黄的甜杏，也是上海女孩子们绝对没有尝到过的。20世纪60年代的石河子已经是兵团人眼中的繁华城市

每经过一处集镇村庄，一定能看到打馕的作坊。馕，这种新疆特有的食物，最初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顶多引起好奇但并没怎么在意，而日后，馕却几乎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奢望。

王祖炯坐在卡车上不知行进了多久，当听说到达库尔勒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在山脚下有一片房子，那就是农二师的转运站。所有进进出出的人都会在这儿住下。没有电，有人提着马灯走来走去，喊几班的往哪里走，人就跟着走，进去倒头就睡，都疲惫得不行了。

这时候，上海劳动局派去送人的李队长喊：“注意啦，师首长关心你们，一人发给你们一个馕！”“囊”是什么东西？王祖炯想，“囊”就是个布口袋吧，想必里面装了很多好吃的。没一会儿，各个班长从那边房子里出来，一人抱了一大摞，说是发馕了。大家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大饼嘛，不过比大饼还要大，也硬得多。

第二天还要整天赶路，是没地方开饭的，实际上发给每人的馕是路上中午的干粮。许多人还不当回事，似乎已经忘了一出上海经过灾区时，第一次受到社会现实的触动，更没有想到自己将来几乎会和见到的那些灾民一样难。大家都不愿意吃这东西，纷纷扔了。王祖炯倒没舍得扔，当然这其中有个原因，他离开上海的时候，由于父亲是在押的反革命，家境很不好，所以没什么吃的可带。

天没亮又出发了。车开动的时候，坐在卡车车厢上的王祖炯看到在昏暗的马灯灯光下，有个人在弯腰捡东西，捡的正是他们扔掉的那些馕。借着那一点灯光王祖炯认出来了，那是带队的郭指导员。他没有马上上车，而是在下面到处捡。郭指导员当然知道，这些馕在后面的路上有多宝贵。

去往南疆的上海青年，主要集中在阿克苏的农一师、库尔勒的农二师和后来在喀什地区新组建的农三师。去往北疆的，集中在条件比较好的石河子农八师，少部分在博乐的农五师、五家渠的农六师。即使有去往北疆的，但上海青年大部分在条件艰苦的南疆各师，其中分到农一师的最多，有四万多人。

经过阿克苏的时候，毛国胜从卡车上看过去，觉得这多少还像个城市，虽然没法跟上海的街道比，但在新疆这么多天总算看到了楼房——二三层的土灰色楼房，看到了马路，偶尔有汽车过去。不管怎么说，阿克苏毕竟是个地委所在地。

穿越天山，当年另一支队伍的走向，是从库尔勒折向东，上318国道，再沿着塔里木河的流向延伸，不久会在空旷的路边出现一个路牌：34团。这是地名。当年激情满怀的王祖炯也许不会想到，他的目的地就在这里。这就是农二师34团，处在塔里木河下游，西接塔克拉玛干沙漠，东临荒无人烟的罗布泊。

这块地方在地图上能够找到，附近有个地名叫铁干里克，是曾经的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重镇，而现在一切的印记都湮灭在了茫茫的荒漠之中。

操着南腔北调劝说：下来吧，到了

作为当年随军进疆的老兵，赵国胜说：“我们原来老部队的人员构成，一部分是经过打仗过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从湖南、四川、山东这些地方招来参军的女同志。这是在转为建设兵团以前的情况。”他说的这些女同志，应该就包括那“八千湘女上天山”了。从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之初，成员除了集体转业的原第一兵团和第二十二兵团部队官兵，其余大都陆续来自山东、河南、甘肃、湖南等地的乡村。到60年代，所有这些人都已经是农场的老职工了。对于他们来说，大上海也同样像是一个传说，同样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兵团的军人子弟何立云，那时候也是个差不多二十岁的青年。对于上海青曾任农一师副师长的赵国胜年的到来，他记忆中的情景是这样的：“听说他们要来了，赶快尽我们农场的能力，为他们准备盖的被子，准备一人一块白布做床单，还有一人一条褥子，褥子里面我们都给装上麦秆子。上级派我们单位的人去缝被子，装被子。而且提前有通知发下来，说他们什么时候到，像打仗一样，事先都联系好了，第一天他们到哪儿，第二天到哪儿。哪一天到你们这儿，这些必须在几天之内准备好。”

在纪录片《军垦战歌》里，就有欢迎支边青年到达团场的场面，当地组织起干部、职工和家属以及各族群众都来夹道欢迎。这和实际情况差不多，并没有多少渲染。那是1963年的7月30日，第一批上海支边青年来到了农一师，先是到达师部所在地。到处都挂起了欢迎横幅，张贴了标语，农场的领导、老同志排成队，分列在路的两边，热烈呼口号，鼓掌欢迎。隆重热烈地欢迎又一批支援边疆的上海青年

这第一批是给后面十万人打基础的，所以在欢迎上，在生活上、住宿上都准备得非常用心。那时候房子少，上海青年来了以后，就先安排住在学校，或住在师、团机关的办公室。像李梦桃他们分到北疆五家渠的农六师，便让他们住到了这里唯一的一座楼房——八一俱乐部的里面。先住上十天八天，好好休整、适应一番，从头到脚整理一下卫生，然后再分往各个团场，下到连队里面。住进地窝子的女青年

那天，何立云他们终于得到了通知，叫所有的人马上集合。全团各连的人都很快集合起来，然后派上各种车辆，包括牛车、马车、拖拉机，呼呼啦啦地赶路，把大伙都拉到团部来，让大家提前排列在那条唯一的大路两边，等着欢迎上海青年。

毛国胜是站在卡车上接近团场的，他们的车子在路上停下来，前面就是农场了。他们看到了白杨树，两边都是笔直挺拔的白杨，然后听见敲锣打鼓。他们跳下车，按要求都整理好行装，把帽子戴正，腰带扎紧，女生把头发理顺。大家充满了好奇，一下子都打起了精神。整队大步往前走，就看到前面男女老少的人群，他们兴奋地走进了老职工和家属的夹道欢迎中。

何立云站在欢迎队伍里，大家都翘首向路口的方向望，远远地看见上海青年站在大卡车上，看见他们下车了。那边一喊“来啦！”这边就赶紧敲锣打鼓。有大鼓，也有腰鼓队，一些人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当地的中小学生都列队齐声呼喊着口号。男男女女把拿在手里的小红旗挥舞起来。

何立云猛拍着巴掌，跟着喊口号，接着还唱歌，唱“塔里木河真美丽，塔里木是个好地方，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时他们上海青年就走过来了，他们也唱，欢迎的人们更卖劲儿地唱。何立云看到，他们的样子都很高兴。这个时刻他觉得很开心，他和旁边的小伙子们都注意到，来的上海女青年个个都那么白净俊俏。

接着，各连的人负责把分配的上海青年领回自己的连队去，当然也是各种车辆都用上，挤得满满的。不少老职工坐不成车，就一路兴高采烈地走回去。大家都觉得，这一下农场要热闹许多了。见这么多上海青年来了，老职工和家属们是很高兴的，也发自内心地热情欢迎。因为大城市的人到农场来，对于大家肯定是件好事。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面对艰苦的环境和繁重的开荒任务，人多总归是好。再者他们也想过、议论过，上海青年来了，国家就会关心到他们，因为关心上海青年，也能把他们带上，这样的念头也是有的。

但是，让何立云他们这些老职工和家属多少感到尴尬的是，等到欢迎场面过后，把上海青年们领回连队，帮他们提着行李，送进了打扫好的“宿舍”。结果他们好多人刚到里面一看，就哭了，有的甚至不肯住下去。为什么呢？所谓的宿舍，实际上就是地窝子，那个条件确实相当差。

从上海到新疆，连长程均友参与了接人的全程。最后，他把上海青年接到自己所在的34团。一来到家，他感觉真是安排得很好了，老职工们自己养的鸡、鸭、兔子什么的，都往那儿拿，往那儿送，都说上海学生从那么远支边来了，得慰问他们。

而上海青年的感受却是另一个样子。王祖炯记得他们是从库尔勒向东南，到达接近若羌县城的34团时，已经是傍晚了。经过漫长的颠簸，车子终于停下来，他们疲惫地向外看去，这好像是到了一个地方，有几栋破败的土房子，几棵老胡杨树，周围好像都是荒漠。车停在这儿，连长程均友下来高声告诉大家：“到了，这就是咱们塔里木生产五队，也叫五连，咱们就到这儿了。”上海青年们几乎都傻了眼：这就是我们要来参军的地方，要长期生活的地方吗？难道连房子都没有吗？

许多人不肯下车，有的女孩子简直就难过得不行了，站在卡车上哭起来。有的甚至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去，要回上海。”大家对眼前的这些都不能接受了，恨不得不下车，现在就马上让送回去。

这时候，在昏暗的天色中很多人围过来，这些人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旧军装，破棉袄，脸晒得很黑，牙黄黄的，操着南腔北调，以四川、河南、山东的口音为主，好言劝说着：“下来吧，到地方了。”“不走了，下来吧。”这些都是在农场多年的老职工。

当天晚上很累，再不情愿最后也只好下车进屋倒头睡下。第二天早上起来，闹笑话了，有一个说：“报告连长，昨天晚上我听到鬼叫了！”连长程均友问：“鬼叫是怎么叫？”那个人就学，这么一学，连长笑了，把他们领到外头，指着树底下拴着的一头毛驴说：“你们看看，就是它叫的。”

在北疆，李梦桃他们那一批人是经过奇台县，然后又坐了十个小时的车，这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最后到达农六师下属的北塔山牧场。类似的不安情绪也在困扰着他们，这地方到底是哪里呀？我们住的房子在哪里？人家向地上指了指，对他们说：“房子不就在这里吗。”结果往下一看，汽车都快开上去了，是地窝子，从上面看什么也没有。

当年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盐碱地上挖个坑，上半部用红柳枝条堆了泥垒一下，顶部留出个洞口，放置一块玻璃或塑料布采光，这就是兵团人都熟悉的“地窝子”。

在地窝子的“门口”，已经摆好一排脸盆，每个脸盆里有一条毛巾，新毛巾本来是白的，但是被渠里打来的水浸黄了。老职工们还在旁边热情地招呼他们：“快来洗洗脸吧！”上海青年们怎么也快不起来。

分到农一师14团的女青年朱静华，也遇到了差不多的情况。他们已经下车了，但都不知道脚底下就是自己将要住的“房子”，一些十几岁的男女闲不住，还在上面跑啊跳啊。连长跑来喊：“你们可千万不能跳，这下面是房子！”这是房子啊？后来他们就是从这房子的边上的一个坑洞，下到了里面。之后漫长的日子，上海青年就要在这样的地窝子里面度日了。

在上海做过基层团组织工作的杨清良，被分到了农一师14团，他们一个排一百三十号人，一个班三四十人。他们住的地窝子挖得很大，里面大概能有三十米长，两边是大通铺，中间留一条走道。人从地面的斜坡跑下去，就是地窝子的门。

安康去的农一师5团五连，地段很艰苦，整个连队都是地窝子，根本没房子，连部也是地窝子。韩培芬分到农二师21团的连队，靠近博斯腾湖和孔雀河，自然条件比较好，所以生活条件也不错，有土房子，地上垫了麦草，就睡在上面。但刚到的那天，晚上风沙很大，周围树又少，狂风就更加显得猛烈。女孩子纷纷哭起来，开始是有人低声抽泣，直到大家抱在一起痛哭不止。只要有热情，人人都能登台演出

幸福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

不管怎样，团场上下尽其条件所能，为大城市初来乍到的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要让新同志一来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上级甚至专门提前下达了文件，要求造纸厂把其他任务先停一停，为即将到来的上海青年多生产些草纸，毕竟来自大城市的人总要讲究一点。而一些干惯农活的老职工，还特意登上舞台，演出他们排练已久的河南豫剧。

晚上，毛国胜他们集合来到会场，被安排在前排坐好。搭起了台子搞演出，人家也叫文工团，主要就是那些老职工上去演节目。在上海青年看来，他们打扮得土里土气，跳的舞也让人觉得很奇怪。所以男女学生们都忍不住觉得好笑，还议论说这些人怎么这个打扮，这跳的什么舞啊。

老职工及家属演了一阵子下去了，主持的领导说：“欢迎上海学生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下面的人们都鼓掌。上海青年中多才多艺的还不少，有一些人自己带了手风琴、口琴、胡琴、小提琴，就临时拉了一部分人上去演了。

在不同的团场，差不多都陆续发生了相似的一幕。34团五连，连长程均友把上海青年当中有点才艺的都找出来，集中起来，会唱歌的组织唱歌，会演节目的演节目，会拉弦子的拉弦子，能独唱的独唱，能说笑话的说笑话，总之，会啥的都找出来。这时候，有文艺爱好的余加安就上台了。上台说了相声，还唱了拿手的歌。

这一表演把当地的人给震住了。后来，老的文工团解散，由上海青年中抽出一批人组成新的文工团，那些有才艺的帅小伙啊、漂亮姑娘都被抽去了，对当地的文化生活冲击不小。

进入新疆分到各农垦师以后，年轻的何百成似乎很幸运，他和一些伙伴即将去的那个地方，是当年已经美名远扬的“幸福城”。

起初何百成并不知道，但因为他很好奇，就在去往团场的路上向一位干部打听：“请问我们究竟是要去哪儿呢？”干部没有告诉他具体的位置，而只是说了简单的三个字：“幸福城。”这实际上是农一师第16团场所在地的别名。何百成一听，十分惊喜，心想：幸福城我熟悉啊，在报纸上我早就看到过这个名字！

那还是1962年的时候，中学生何百成在《上海青年报》上看到，新疆少数民族有个古老的传说，人们向往的一个地方，没有“巴依”（财主），没有皮鞭，人们都过着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做“幸福城”。那篇报道还说：“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幸福城已经由传说变成了现实！”所以一听说要到幸福城去，何百成当然特别兴奋。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从阿拉尔的城里出来，笔者在车上问何百成：“咱们沿着这条路要去什么地方？”他也是很简单而清晰地说了三个字：“幸福城。”

不禁问他：“还有这样的地名？”他笑道：“对了。现在要去的幸福城，就是当年我刚进疆时去的农场，叫幸福城。”他还介绍说，那里过去叫胜利16场，现在是13团。来的上海青年有两千六百多个，占了团场职工的一半还多。那时他们从阿克苏到幸福城，一共走了一百五十七公里土路。当年就地转业归入建设兵团的部队官兵

当年的何百成，跳下了卡车以后，趁着大家休息的间隙，赶紧顺着小道，穿过树林，他迫不及待地想自己去找找看。忽然他看到有一间平房，上面写着“幸福门诊”四个字。刚好有一位老职工模样的人走来，何百成迎上去问：“同志，请问幸福城在什么地方？”人家看着他，指了指脚下的土地，笑笑告诉他：“小鬼，这就是幸福城！记住了吗？”

何百成一愣，再看看，两边就那么几间房子，别的什么都没有。他已经走了满脚的土，但是他真的不甘心，继续一路寻找下去，他要寻找梦想中的那座幸福城……当然，像何百成那样的寻找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他脚下所站着的土地，确确实实就是幸福城。它叫这个名字，并不等于它已经很美好了。不管怎么说，何百成所寻找的幸福城还是真实存在的，无论它被寄托了多少想象的成分。总之，那是要告诉新来的年轻人，你们的幸福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了；而前提是，不能用幻想去寻找，既不能等，也不能靠，只能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青春，一点一点地来创造。

劳动，拿起改造自然的武器

在上海青年的记忆中，到团场以后最初的磨炼是刻骨铭心的。印象特别深的，好像都是那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清早的敲钟，比如原始的工具。当没有别的路可以逃避的时候，无论你是多么的脆弱，无论劳动强度和生活条件多么的难以承受，都必须和大家一起去面对。这是由上海学生转变到兵团农工，必须经历的过程。用那时候老职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说，任何人来到了这里，早晚都得过三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

他们怪怪的，提着裤子走路

刚到团场不久的日子，王祖炯和伙伴们兴致都特别高，好奇心也特别强，几个年轻人说去场部逛逛，想看看场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们觉得肯定比连队强多了，起码能有街道、商店之类的。

趁着星期天，太阳明晃晃的，几个人沿着土路走过去，走得头上都冒汗了。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这就是场部吗？只有些土坯垒起来的平顶房子，就连屋顶也是在树棍上压的泥巴。房子的正面有五角星的图案，还有牌子，证明这里就是场部了。说起来也算是形成了一条很短的小“街道”，只是连上海的一条里弄都不如。

小街道一下子就走到了头，看看有商店、邮电所、小食堂。他们这么逛着，就有几个女的站在那儿喊：“欢迎欢迎！”那是场部唯一的小商店，牌子上写着：供应社。王祖炯一脚踏进去，里头黑咕隆咚，因为就是一扇门的亮光照进去。眼睛适应一下，这才看清，摆了点商品，毛巾肥皂脸盆暖壶之类，上面蒙了一层土，当然在塔里木有些尘土是很正常的。

门口那几个女的很好奇地打量这几个男生，因为之前就知道从大上海来人了，也夹道欢迎过他们。她们是这里的售货员，也是团场职工的家属，都二三十岁，平时大概很单调，难得见到外面来的生人。听说大街上来了上海的知识分子，所以就从店里出来，一看到以后就叫他们进来。

其中一个售货员比较大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包打开的香烟，递给他们说：“抽一支，抽一支。”这是待客的表示。其实他们几个都不会抽烟，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就摇头说：“不会。”几个女的笑起来，旁边另一个女的又说：“抽一支吧，以后干活累了，都抽烟的，抽一支很解乏的。”

男生们不知接不接好，才上完初一的王祖炯带头伸手拿过一支，女售货员“啪”划着了火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抽烟，扬头刚要吐出个烟圈儿，马上呛得咳嗽。那烟自然不是什么好的，大概是“棉花”牌，一毛钱一包。那时候就连这样的香烟也是奢侈品，很多职工是不买香烟的，抽不起，都是自己卷烟叶。

与此同时，其他的一些学生也在连队农场周围到处转，城里的孩子，看什么都新鲜。更有甚者，抓住猪骑猪，抓住毛驴骑毛驴，连长程均友在后面就笑，又怕出事，追着喊：“猪不能骑！别逗毛驴，驴急了要踢人的！”

在农一师5团那边，安康他们同样是一安顿下来就到处跑。他们想看看老职工们住的是什么样子，老职工家的门一般都敞开着，看见他们探头探脑的就招呼他们进来。结果他们看到了什么呢？有的屋里是炕，土做的炕；有的是把树桩打到地上，横上棍子，铺两块板，铺点草，这就是床。窗子没有玻璃，都是纸糊的。他们走家串户，没有看到一家有真正的床，没有一家有柜子或者有桌子。如果说所谓的桌子，那也是把树桩打到地上，棍子一横，上面架块木板。亦农亦武的兵团人

与这些上海青年年龄相仿的老职工子弟，像何立云他们也都在注意着这些大城市来的男生女生。何立云发现，刚开始上海青年走路的样子都怪怪的，他再一仔细观察才明白，原来他们是担心弄脏了裤脚。因为塔里木是荒漠地带，脚踩下去就有很深的土，于是这些上海青年就提着裤子一步一步小心地走，就那么爱干净。

确实，上海青年刚开始到地里劳动的时候，中间休息，谁都不愿意坐在地上，宁愿就那么扶着锄把站着。老职工随处坐在田埂上、水渠上，让这些上海娃也坐下来歇歇，但是他们都摇头。有的女生倒是坐了，但要先掏出块手绢垫在下面。到后来干活太累了，就只能哪儿都坐了。往后的日子，才终于和老职工一样，什么都不在乎了。再过去很多年，他们自己就是地道的老职工了。

60年代，不少团场都是吃粗粮，吃高粱、玉米，没有白面，因为很多地方不适合种麦子，即使种也产量很低。为了给刚到的上海青年创造一个安心的生活条件，有的师专门从个别种麦子的团场调来白面，做成白面馒头给上海青年改善一下。农场老职工看到了，都禁不住瞪大了眼睛说：“这可是过年才吃的啊！”但上海青年往往并没意识到白面馒头的来之不易，吃不掉的，就扔了。一时间，草丛里、房顶上，到处扔的都是。

在毛国胜的那个连，许多人吃剩下就往外面扔，连长捡了一背篓的干馒头。王祖炯也在自己的连队看到过相同的一幕，上海青年带着优越感，觉得人家捡回馒头那是捡垃圾的。他们认为上海是全国最好的地方，其实并不知道上海的粮食是别的地方支援的。有天晚上，吹哨全体集合。坐在油灯底下的一个人，是场长，也就是团长。王祖炯坐在下面看着场长，见他黑瘦的脸上满是痛心，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我是一场之主，我一天也只有三个包谷馍！”

一听说发枪，高兴得跳起来

在阿拉尔市，原农一师师部礼堂改成的纪念馆里，那些看上去很原始的农具已经成了摆在架子上的展品。馆长端起一个木柄的工具介绍说：“这个是坎土曼，在这里用了上千年。我们兵团人也曾经使用这个。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这种坎土曼，确实比较适合这里的土质。”

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的21团的场部，有一排排的平房宿舍，昔日的上海女青年韩培芬和她的老伴北京支边青年白振杰，便居住在这里。推开他们家的小木栅栏门，就看到葡萄架下笑着迎出来的韩培芬。在他们自家的小院里，夫妇俩展示了使用和保存几十年的坎土曼，很明显，这工具前面的铁铲头依然还是锃亮的，木柄也被握得十分光滑。

姜步宏记得，刚进疆分到下面的连队以后，休整教育了一个星期，当年的7月30号，宣布举行发枪仪式。一听说要发枪，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就是说不单穿上军装，而且要拿到枪了！这回总该算是真正的解放军了吧。

他们迅速集合排好队，步伐比往常都整齐有力，个个昂首挺胸，高喊口号，男男女女的脸上放着红光。队伍走到发枪仪式的麦场上，大家一看，哪有枪啊？只有很多像锄头一样的东西摆在那里。后来知道那家伙叫“坎土曼”，就是它要成为人手一个、朝夕相处的伙伴。不光有坎土曼，还摆着一些铁锹、独轮车、挑土筐子之类的。原来上面说的要发的“枪”，就是这土头土脑的坎土曼！挥起坎土曼，向原始胡杨林要粮食

基层的干部们，比如像连长程均友，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及时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对上海青年们说：“搞生产，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手里的生产工具，不就是我们完成任务的武器吗？！”在当时热映的纪录片《军垦战歌》里，也正是这样表达的：“拿住，年轻人，这是改造大自然的武器，当然也就是革命的武器。”

这些来自黄浦江畔的年轻人，从没见过那么广大的荒地和田野，接下来的日子，他们手握着坎土曼，眼前望不到头的土地实在令他们发愁。毛国胜听到老职工告诉他：“现在咱们连队有五千亩地要耕种。”王祖炯他们被领到地里，眼前看到的是长方形条田，连长程均友自豪地介绍说：“这每一块地都有五百亩到七八百亩那么大。”

不过，程均友还是很能理解这些上海娃的。他对其他老职工说：“你想想，从学校放下笔杆子，到这儿发个坎土曼。这个转变，不是劳动人民，一般人确实不容易接受。”一开始带着上海青年干活，他尽量不叫他们累着，来的头一个月正是盛夏，除了安排出操，就是到凉快的时辰，叫他们去树林里捡柴火。有人问：“连长，总捡柴火做什么呢？”程均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说到过年要搞篝火晚会吗？咱捡上一大堆柴火，到过年的时候，好好地点着。”其实，这柴火是在冬天取暖用的。

新疆和内地时差有两个来小时，而夏天日照时间更长。都是天刚亮，听钟声，一打钟就起床，洗把脸，干活去了。

他们在塔里木的生活有个形象的说法：“早穿皮袄午披纱，守着火炉吃西瓜。”以王祖炯所在的34团连队为例，早晨天不亮吹哨子，或是敲钟。所谓钟可能是个废弃的拖拉机轮子钢箍，挂起来，“当当当”地敲，周围老远都能听到。这时候正在梦里，醒来看到外头还漆黑一片。衣服都是怎么个穿法？头戴草帽，脖子上扎块纱布，身穿黄棉衣、单军裤，扛上坎土曼，腰间系根麻绳，麻绳上插把镰刀便往地里去干活了。

等太阳出来以后，陆续脱掉棉衣，用脖子上扎的纱布把脸蒙上。干活快到中午了，外衣脱掉，就剩件汗衫或背心。到晚上收工天黑了，棉衣什么的再穿起来，就这样，度过温差大的一天。还要开荒，一年发一套军装，开荒的时候，军装脱了放一边，大家都怕把衣服弄破。

在很多上海青年的记忆中，那些年月亮没下去他们就上班了，吹哨子，四五点钟起来。白天顶着大太阳干活，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他们还没下班，所以叫“两个月亮一个太阳”。有的时候累到什么程度？眼睛都睁不开，在上班的路上闭着眼打瞌睡；晚上有的人连肚子饿都感觉不到，累得回到屋里也不洗，“咣当”躺到铺上不起来了。

说起来，他们都喜欢把到地里上工说成是上班，或许是身为兵团职工总要有别于下地干活的老农吧。过了最初那段艰难的时间，大家的一个切身体会是，等到手上打起老茧了，干活的功夫也就差不多练出来了。

但是要经受住这些磨炼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连队就发生过上海青年逃走的事情。人一逃出去就盲目地跑，连长、指导员发现了马上报告团部，团部派出武装人员去追。因为逃跑的人都不敢走大路，而离开道路就是茫茫戈壁，没有任何参照物，一会儿就迷路，晚上的沙漠更恐怖。最后，这些跑的人听见骑马的经过，还有枪声，以为是土匪，实际上是团部派去追他们的。被带回来后，他们一个个痛哭流涕，连连说再也不敢跑了。

也有人是顺着公路步行出逃的。每个团场都有警卫班，骑着高头大马，挎上枪，去追。追到以后，把人用绳子拴在马鞍子后面，前面骑着马走，后面跟着。逃跑的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不处分，考虑到他们刚来，为了稳定队伍，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后来再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关到禁闭室反省，关上十天半月再说。

一碗饭的分量在心里几十年

对这些初来乍到的城市学生，许多朴实的老职工把他们当成宝贝一样看待，为了对他们“传、帮、带”，照管好他们，费了不少心思。团场领导对下面的连长、指导员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上海青年做到的事，干部必须首先要能够做到。

从程均友来讲，那时候当个连长，全连的名字都得随口能叫上来，二百多人，自己没事就背花名册。管起这些城市的孩子真费劲儿，有的给你捣蛋，出工的时候说受不了，就坐在那儿不走了。还都是孩子，就算中学毕业能有多大，也就十八。整天都要不停地看着他们，不到夜里十二点以后，做连长的睡不成觉。

每天早晨都敲钟上班，在路口或桥头敲钟，连长早早就在桥头等着了，他要带头。而且收了包谷，收了麦子，他都不许家里人去捡落在地里的，如果去捡了，就要让家里人送回到场上。所以那时候大仓库不用人站岗，没人去偷。

到新疆的第一个冬天来了，很冷很冷，需要烧火墙。老职工会给他们把柴火劈好，下面垫软柴，上面垫硬柴，再在上面放煤，慢慢地教会他们。如果是烟道不通了，还跑来帮他们掏。老职工有时候觉得他们苦，会把上海娃叫到家里，也没有别的，就是吃碗面，吃点他们泡的酸菜。让上海青年们思想观念发生潜移默化改变的，也许正是当年那种大家庭式的温暖。

王祖炯心里一直装着一段温暖的故事。他的脚要穿44码的鞋，而供给制发的解放胶鞋最大的相当于42码，发的鞋他穿不了，只能让母亲从上海买了鞋寄来。但家里困难，寄一双鞋要穿很长时间。

那天下雨，大家在地里干活棉衣都淋湿了，希望赶快收工回去。但是他们那个叫胡珊妮的女班长，就是迟迟不叫回去。她是兵团劳模，对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他们只好还在那干活，身上都湿透了，雨越下越大，活实在没法干了，她才吹哨子叫大家回去。

当时王祖炯只有一双懒汉布鞋了，后跟的鞋帮和鞋底已经脱开，走在路上不停地粘鞋底，他干脆顺脚把鞋踢到路边不要了，光脚走。但是在塔里木还真不能光脚，有骆驼刺、铃铛刺、沙枣树，一脚踩上，就会刺破发炎化脓。那天晚上，他们准备睡觉了，宿舍里进来一个人，就是他们的女班长胡珊妮。王祖炯本来记恨着她，心想要是早叫下班，他那鞋没准还能保住。

这时候没想到听见她说：“王祖炯，给你，给你这鞋。”他一看马上认出是自己的鞋。他已经踢到路边不要了，是她在后边捡回去，晚上洗干净，把帮子又上好，扎扎实实缝了鞋面。

每个人都有这样忘不了的事情。安康记得，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一个班一个班地去领，每个班一盆菜、一桶饭或包谷馍，他当班长，要拿个勺子给十八个人去分，尽量平均分给大家。有一次中午他分饭，分到后面自己没有了，一口都没有。他本来干活就饿坏了，一个下午饿肚子怎么办？可是也没办法，也不能再向别人要，那时候谁哪怕少一口饭菜都不得了。

十几岁的安康独自回到地窝子里越想越难受，就哭了。这时候十一班有个大姐，其实就比他大两岁，叫何永华。她看到了，就把自己的那份饭菜拿来，跟他说：“你是男子汉，不要掉眼泪。”安康说：“我饿呀。”她说：“拿去，我这个饭你吃。”

这段往事过去了四十多年，讲到这里，年过六旬的安康又哭了。他一时说不下去，平静了一会儿，才接着讲：“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太饿了，把她的饭都吃了。这件事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个结，除了感激她，心里最受不了的就是我不懂事。她是一个女孩子，也要面对同样繁重的劳动。这一碗饭，在我心里压了几十年了！”

奖一副扁担，上面写“挑肥女将”

就这样，上海青年开始在边疆的广袤天地中磨炼自己。在阿拉尔的纪念馆，何百成一边讲解他们当年用过的工具，一边还拉开架势做起了示范：“你看，我这样挑着土跑过来，一只脚一蹬，两筐土就倒掉了。那得天天干天天练的。”

当年，他们拿这种筐子挑土大概一方要挑九十六担，如果在一百米的距离上，往返就是二百米。给他们的任务是一天挑六方，来回要走三十六公里。还要超额完成任务，如果超额百分之五十的话，就是一天挑九方，再加十八公里，相当于挑两筐土走上五十四公里。挑肥挑土是常做的农活

在北疆石河子的农八师团场，到三秋拾棉花的时候，大家真是披星戴月。在祝匡依的印象里，天蒙蒙亮大家就出去，因为还有露水，棉花又重，拼命地拾，一直到天黑了才回去。当时定额大约是每人四十公斤，后来他们一个人一天可以拾将近一百公斤。

冬季也不闲着，要积肥，全靠担子挑，一人挑一百五十公斤，像韩培芬那样的女生，还很要强，要赶超人家，硬挑上一百六十公斤。上了肩特别吃力，憋得脸红脖子粗，挑挑停停，就要这样力争上游。晚上回去在油灯下一看，人人肩上磨得都是血印子。这时候女生在宿舍里又免不了抹眼泪了。

和韩培芬同在农二师21团的女青年徐佩君，对挑肥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两个筐一百多公斤啊，地头上架起三脚架，上面挂个大秤，到了地点，专门给你过秤。路远得很，从挑肥的地方到地里起码两三公里。这一筐倒下，马上又返回来再装，装了再挑走。别以为女的挑不动，连里有一个，大家都叫她‘大王’，因为她特别能挑担子，硬是奖了她一副扁担，上面就写的是：‘挑肥女将’！”上海青年聂崇良的画作《打坯者》

在恶劣的环境和繁重的劳动中，女青年无疑比男青年多了一份艰难。像插水稻，水很冰凉，女青年即使有特殊情况，也照样下去。当时提倡和表扬的大都是这样。如果举个例子，还是要说那个女班长胡珊妮。她是从河南来的支边青年，家里穷，来新疆时才是个14岁的小姑娘。她干活总是不要命，结果是什么呢？第一，她得了严重的妇科病，以至失去了生育能力；第二，她成了兵团的二级劳模。

每到冬天，往往从十一月雪花就漫天飞舞，天寒地冻，热火朝天地修水库、挖大渠、排盐碱，是这个“农闲”季节里比一般农活更艰巨的任务。就连《军垦战歌》里也提到了：“要在这样的地方种庄稼，谈何容易！”在这里常常要做的不单单是开荒，更谈不上播种，而是要先打好田埂，准备洗碱。直到把咸得发苦的土地洗淡，才能种上庄稼。

有一年，在34团5连的人们记忆中，寒风凛冽，大家蓬头垢面，在野外苦干四十五天，没洗脸，没洗脚，也没脱过裤子睡觉。大家一边干活一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老连长程均友说得实在，上海学生到这儿来的时候，老职工都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了，重要任务一来，主要靠这些上海学生。像主干渠的扩建，大部分是上海学生，那都是青年一队、青年二队、青年三队的人拉上去。就是用坎土曼、筐子往上担土，靠人海战术。上海人来了以后很快学会了编筐子、安坎土曼，再到后来啥都会了。准备表彰大会的奖状

特别让人经受考验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大会战”，而且多以上海青年为主，他们在兵团逐渐成了各项基础建设中的主力。无论是国家的、地方的，那些重要的工程，比如修建通往帕米尔高原的中巴公路，上海青年都是中坚力量。

不过，在喜欢观察的老职工子弟何立云看来，上海青年和原来的老职工总是有点不同，他们的自我意识比较强，反对做无效的劳动。如果领导方法好，各方面安排得合理些，上海青年就有积极性；但是那些年总搞形式主义，无效的劳动太多，比如把这个土搬过来，又搬过去，上海青年就会提反对意见。

在那个年代，人人都争当标兵，你追我赶，总是搞劳动竞赛，强调“政治挂帅”，没有物质奖励。这个班完成任务了，或者超额完成，连长、指导员晚上点名的时候就表扬他们，那就很光荣了。更好一些的，是在总结表彰的时候得到一张奖状。为了这一纸奖状，他们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穿军装的农民

祝匡依至今保留着一张在三秋劳动之后得的奖状，上面写的表彰词是：“祝匡依同志在三秋劳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发扬了苦干实干巧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得到这张奖状，具体的是因为削甜菜，早上天不亮就赶快把甜菜堆在一起，坐在那儿开始削，削到中午，送饭到地里，抓紧吃两口又在那儿削，一直削到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为止。

余加安在各方面都表现比较积极，几乎年年得嘉奖、当先进，后来还评上“学毛著积极分子”，奖状加起来有一大包，但是没什么物质奖励。每次上海青年得先进了，团部就往他们上海那边的家里寄奖状、寄喜报，这是儿女很给父母增光的事，他们父母的大橱柜里收藏了一大摞。

无论在哪个团场的，劳动强度都很大，那时候他们争胜好强，都拼命干，获得各种各样的“能手证”“光荣证”“五好工人证”。有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上级就把奖状寄到上海的街道去了，街道以此大力宣传。这样子一来，下一年又去了更多的人，比他们上一年去的人还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比如像王祖炯、毛国胜他们，在这里有了意外的发现，在遥远的边疆农场与内地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不因出身问题而对人有多少的不平等。到新疆的头几年，没有人再对他们提起“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只要你好好干，入团、入党、提干，或者安排去做一些什么工作，都可能有你。你做得怎么样，会有人看到，三等功，二等功，可能会给你，评先进也不会把你排除在外，并不因为你的家庭问题，你的父亲是反革命就有多大影响。而这种情况在上海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工余时间在团部的房子前合张影塔里木农业大学是生产建设兵团在垦区创立的

寒来暑往，他们远在异地他乡顽强地成长着。正像纪录片《军垦战歌》的解说词中，对上海青年有着这样的赞扬与鞭策：“新来的建设者，你们干得好！你们就是应该这样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那可是天山脚下的农场

从来没有握过锄头把子的上海青年，手上逐渐生出了老茧，也把坎土曼使唤得越来越顺手了。在工地或大田上，有时候送来了午饭，看到老职工都不带饭碗，居然就用坎土曼打饭打菜，让他们觉得怪有意思，这倒是真方便。他们和老职工的真正接近，就是从这样的细节开始的。战备值班连的女青年们

中午在外面开饭的时候，炊事班赶着毛驴车送饭来了，大家把刚才干活的坎土曼拿到水渠里洗一洗，就用它打饭菜。

这种现象在各个团场可以说是相当普遍。上海青年们学得很快，出工的时候他们干脆也不带碗了。坎土曼有一个长把，一个铁铲头，因为总在使用，大家手里的坎土曼都是锃亮的。只要用衣袖衣襟把上面的土擦擦，一勺的菜就能打在这个铁铲头上面了。大家都蹲在那儿，弄根树条，撅两截，当筷子夹着吃。一手拿着包谷馍，一手在铁铲头上夹菜。吃完了都不用洗，挥起坎土曼接着干活刨土，非常方便。

可以说，在生活上他们是回到了某种原始的状态。另一方面，劳动，也逐渐让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开始熟悉这片大地，并且亲近这片大地。

神奇的天山，确实给予他们许多美好的想象和现实的恩赐。他们种地靠什么？靠天山的雪水，雪水下来到他们修的渠里，先到干渠，再到引渠，这样一点一点地分到各个连队。将亘古荒原犁成一马平川

直到四十多年后，安康说起他长年生活的农场，依旧深怀感情：“我们那个连队，一年四季，即使在夏天很热的日子，地窝子的门一打开，往北一看，天山上的白雪始终不化，相当好看。那个时候带着这种心情欣赏的人，可能不是很多。回想起来，那个地方，我们一开门就只见到几间土房子，就这些人，还有开阔的田地和高高的林带，实际上景色相当漂亮。那就是天山脚下我们的农场！”

新疆的面积有十六个浙江省那么大，分布在天山南北的上海青年，生活环境和劳动内容多有不同。即使再艰苦，天性好动的年轻人，也总是能够在苦中求乐。

农二师的21团靠近辽阔的博斯腾湖，姜步宏、徐佩君、韩培芬他们都是在这里。他们团场的人喜欢把这一望无际的大湖叫海子。每年冬天海子上冻结冰以后，他们就去打芦苇。有时候拉着车，如果是空车冰面可以载，如果上面装满了芦苇，就可能掉进冰窟窿里。那也没关系，真掉进冰里的话就爬上来烤一烤火，接着干。夏天可好了，水里有很多鱼，劳动休息时，索性跳到水里，鱼就往身上撞。他们用嘴巴叼上一根柳条，边游泳边摸鱼，摸到以后，用柳条一穿，自己的澡也洗好了，一串鱼也带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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