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延明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方延明文化三论(精)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延明文化三论／方延明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12
ISBN 978-7-101-14200-6
Ⅰ．方… Ⅱ．方… Ⅲ．①新闻工作－文集②儒家－传统文化－文集③数学－文化－文集 Ⅳ．①G21-53②B222.05-53③O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4156号书 名 方延明文化三论著 者 方延明责任编辑 王贵彬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版 次 2019年12月北京第1版201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印张22 3/4 插页2 字数710千字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200-6定 价 128.00元志趣使然 一路走来（自序）——我的学术研究40年
不经意间，在南京大学读书、工作、退休，已经46周年啦，有朋友和学生建议我写点回忆的东西。去年（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刚好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已经40年了，与改革同行，与时代同行，整理回顾一下，还是感慨良多啊。
我以为，治学还是要经世致用。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学者要想做出一点点成绩，必须基于对时代大潮的思考，认识时代，理解时代，紧紧依附于时代，舍此别无他途。
做学问，有人一辈子深挖一个坑，精深有加；也有一些人，兴趣广泛，触类旁通。我在梳理和汇总以往文章时无意间发现，我40年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是新闻实务与新闻理论研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主要是儒家文化；三是数学文化。这三个方面我都说不上精深，只能说小有成绩。实际上，这三方面的学术研究也是相互关照与渗透的，且有一根主线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文化”，亦可能是志趣使然吧。我特别注重和致力于从文化视角去做学术研究。由之，我前后出版了四版《新闻文化》和三版《数学文化》，写了20余篇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除此，还有一部分涉及高等教育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章，包括邓小平理论研究等。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的文章有130多篇，发表在报纸上（超过1500字）的言论稿件，也有50多篇。尽管有些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让我有点脸红的，当然也有不少是让我感到欣慰的。因此，我想分三个方面来综述评点一下，权作纪念。我与新闻文化
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研究是伴随我时间最长的。我1977年2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专业后留校工作，开始从事南京大学的对外宣传工作。从1977年到2003年，中间除去1982年至1984年这两年多协助匡亚明老校长撰写《孔子评传》外，都在做新闻宣传工作。在南京大学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这20多年间，我大概写了2000多篇新闻报道，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等多家报纸的54个头版头条。我和新闻界许多记者、编辑成了终生好朋友，他们曾给我起个外号“南通社”（南京大学通讯社的意思）。应该说，南京大学那些年的许多重点报道，几乎都是出自于我而不是外面的媒体记者。因为我对母校太熟悉了，对其方方面面了如指掌。因此，我可以精心琢磨，精心采访，精心写作。像曲钦岳校长、蒋树声校长，王绳祖、蒋孟引、陈嘉、陈白尘、程千帆、高济宇、戴安邦、魏荣爵、徐克勤、郭令智、郑集、任美锷、冯端、闵乃本、王业宁、王颖、张淑仪等著名院士、教授，还有杨振宁、吴健雄、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美联社驻北京分社首任社长罗德里克等，都曾是我的采访对象。我策划报道的南京大学“重塑理想”大讨论，在26年前就直面商品经济中的铜臭问题，在全国率先唱响“重塑理想”的主旋律。《人民日报》于1993年5月5日，在头版头条将文章加编者按刊出，当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后来还专门到南京大学拍摄有关新闻纪录片。《新华日报》“八十年代”理论版，辟出专栏组织开展讨论。1993年7月21日，我在《江苏教育报》上撰文《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与现在的“不忘初心”有异曲同工之意。我采访南京大学校友吴健雄教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立于科学之巅的人》发表后，《新华文摘》于1993第2期全文转载，后又被收入冰心主编的《当代女性丛书·当代卓越女性传》（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篇首。
1988年，学校任命我为南京大学校报编辑部主任，我把校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实践平台和宣传窗口，先后策划报道过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新闻，比如：
1993年3月，在全国高校开展“重塑理想”大讨论；
1996年10月，在全国高校率先开展以“怎样培养面向21世纪的人才”为主题的教育教学思想大讨论，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同志为我们的讨论文集《怎样培养面向21世纪的人才》写了一万多字的长篇序言，全国几百所高校的负责人专门到南大取经；
1997年，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大学生保洁员的工作，着力于培养大学生的劳动意识和观念，使他们自立、自强、自助，这件事在海内外都有影响；
1997年，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整顿学风问题的大讨论，最早从一个学校的层面上，制定出一套学术规范条例，在全国反响强烈；
1998年9月，率先在全国开展大学生与学校签订《南京大学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工作，着力于爱护学生、保护学生、家校共管，使他们健康成长；
………
那些年，南京大学的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全国高校的前面。时任校长曲钦岳院士特别重视学校宣传，他说，宣传也是生产力。那时，经常是过不了多长时间，曲钦岳校长就会约我一起聊聊，甚至还打趣说：“方延明，再用用你的脑子啊？策划点什么事情啊？”后来的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也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在一次全校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全校要向方延明学习”。
我们这代人的工作特点，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讨价还价。我把本职工作一直当学问来做，不管学校把我放到哪个岗位上，我都要尽其所能，想方设法干好，从不懈怠，从不偷懒，应该说是问心无愧的。
我非常感谢学校把校报这个阵地交给我，使我有机会得以经营这块自留地。我自学新闻理论，边学习边研究，很快进入角色。与此同时，1993年我受聘为南京大学新闻学科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从199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到退休前一共带了50多位中外硕士生，他们全部获得学位。自1992年，我先后发表了《作为一门崭新学科的新闻文化》《从“人、信息、价值整合”看新闻文化》等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其中，《新闻文化的学科观——兼谈新闻文化的定义、框架结构及特征》（《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和《传播文化的发展观检讨——兼论我国传播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中国软科学》1997年第6期）两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二十多年前的《新华文摘》还是月刊，容量有限，文章能被全文转载实属不易。
2003年初，学校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到院系任职。同年4月23日，学校正式任命我为新闻传播学系系主任。离开朝夕相处的校报，我非常不舍。我到新闻传播学系工作后，总觉得系的平台还是小了些，限制了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经过自己努力，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仅用几个月时间新闻传播学系就撤系建院，我成了首任院长。我们召开建院成立大会时，赵启正先生专门致贺信，《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新华社副总编刘江、《中国日报》朱英璜社长、教育部高教司刘凤泰司长等嘉宾专程与会。香港凤凰卫视刘长乐先生也专程前来祝贺。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第一个董事会。尔后，我又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支持学院发展。特别是在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院士的厚爱下，我专程跑到香港，争取到香港费彝民新闻基金会的鼎力支持，该基金会资助500万港币，参与建造南京大学费彝民楼。2008年大楼建成后，我们的教学科研条件在全国高校同行中名列前茅。那些年，学院的教学科研蒸蒸日上，在2009年全国学科评估中，虽然当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还没有博士点这个指标的加分，可综合实力依然名列全国第七名，令校内外和学界、业界刮目相看。
学院的事业蓬勃发展，促使我考虑在百年名校做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必须得能拿出叫得响的科研成果，不然你很难服众啊。因此，我起早贪黑挤时间，去思考教学科研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撰写成论文。自2003年到2011年的8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写了30多篇新闻传播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从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到建立什么样的新闻学学科体系；从新闻理论的思想自觉与新闻实践新境界，到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都有所涉猎。其中，《今天，我们应该培养造就什么样的新闻人才》（《中华新闻报》2007年5月16日）、《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论纲》（《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我国媒介传播中的悖论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等3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中国共产党90年新闻思想自觉与实践新境界》（《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6期）、《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等2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长文转载；《当代中国传媒的价值取向研究》被《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发表，得到学界和业界同行的认可。此间，我还出版了《新闻实务方法论》《新闻与文化研究》《新闻文化研究》等著作。
对于“新闻文化”的研究，我应该是在国内做得比较早的。郑自军先生在15年前写的《近15年来新闻文化研究回顾》（《新闻界》2004年第3期）一文中，把我和刘智同志称为我国新闻文化领域“两位突出的开拓者”。他评析说：“另一位颇有建树的是方延明先生。他的《新闻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也是一部较早系统介绍新闻文化学的著作。该论著在分析了‘新闻文化’的概念之后，就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新闻文化进行了总体考察，阐述了新闻文化的框架结构、特点、功能、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并论及到了新闻文化心理学、新闻文化美学观、科技新闻文化、新闻文化写作和新闻文化的国际化趋势等方面。之后，他又著《新闻文化外延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就新闻文化的学科观、社会观、价值观、哲学观、政治观、美学观、科学观、文学观等方面对新闻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外延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另外，方先生还将新闻文化学搬进了南京大学课堂，继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年级开设《新闻文化学》之后，该学科又成为该校研究生教育的主干课程。”“可见，为构筑新闻文化学科体系，以上两位学者可谓不遗余力。”在新闻学学科体系架构方面，经过多年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我提出了新闻学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以及新闻学的“三元价值体系”，一经提出就被学界业界的同行转载和引用。
由于在新闻业务实践和新闻理论方面的工作成绩，我曾四次被评选为“江苏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并获得江苏省新闻最高奖——“戈公振新闻奖”。我还受聘为两届中国记协特邀理事，多次受聘为中国新闻奖评委。
在自己的新闻实践和教学科研中，有几件事我还是挺感欣慰的：
一件是30年前我在校报工作期间，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与筹建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全国一级学会），并担任了两届常务副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书记朱万金、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任彦申、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希、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等，都曾先后担任学会的理事长。
另一件是1997年，在全国高校面临取消内部刊号的情况下，由我倡议发起并主持起草给江泽民等领导同志写信，最终促成了1998年3月18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新闻出版署关于设立高校校报类报纸刊号系列的通知》（新出报[1998]324号），文件规定“其刊号形式为：CN（G）××-××××”，这为高校校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件是在2013年参加中国新闻奖评审时，我在总结会议上发言，针对有些参评稿件质量堪忧的问题指出，中国新闻奖作为新闻界的国家最高奖，应该评出范文，要像中小学课本那样，宁缺毋滥。这个发言，现场得到时任中国记协主席田聪明同志的高度评价和认可。田聪明同志在总结大会上又对我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会后他把自己的发言稿在2013年第9期《中国记者》上发表，当文章里面谈到新闻稿件质量问题时，他特别强调要做到像南京大学一位教授讲的，“评出范文，宁缺毋滥”，那位教授说的就是我。这件事促成了自2014年始，中国记协每年组成一个中国新闻奖的审核委员会。
我对新闻教学和科研一直充满激情。2011年7月25日至30日，我应邀参加了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中国藏语媒体第12次工作会议暨青海藏文报创刊60周年大会”，并在会上作学术报告。其间，在到藏区基层媒体采风时，我了解到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发展还有好多困难，迫切需要提高其新闻传播影响力。后来，我联络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五省藏区主要藏语新闻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发起成立一个课题组，由我来牵头申报课题。回到南京后，我约请郑丽勇教授、巢乃鹏教授、郑欣教授进行了细致论证，形成初步方案。考虑到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经评审结束且公布，而藏区新闻媒体传播工作又特别急需这方面的参考建议，我决定索性走一条特别通道。2011年8月22日，我受西藏日报社扎西班典（藏族）副总编辑、青海日报社戈明（藏族）副社长、甘孜日报社东风（藏族）社长、阿坝日报社泽尔登（藏族）副总编辑、甘南日报社伊洛赛（藏族）副总编辑、迪庆日报社张国华（藏族）副总编辑、日喀则日报社阿南（藏族）副总编辑的委托，代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给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和分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分别寄发了关于希望进行有关提高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研究的特快专递。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很快于2011年11月1日，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研究》，由我担任首席专家。
我是在正式退休之后受命担任《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研究》首席专家的。我对藏区很有感情，早在2003年，我就参与援建西藏大学的工作，受到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龙和自治区副主席吴英杰的亲切接见。在其后几年中，我克服高原缺氧等困难，在年逾花甲之时，14次走进藏区，跋山涉水，走遍西藏、青海、甘南、迪庆、甘孜、阿坝等藏区的山山水水。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完成了20余万字的课题报告；后又委托西藏日报藏文版编辑部的同志（他们曾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汉译藏翻译工作）将课题报告翻译成藏文，于2016年2月由民族出版社以汉藏双语出版，计七八十万字，一万页，蔚为大观。这是迄今为止对我国藏语新闻媒体进行的最大规模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特别是，报告有大量数据图表且图文并茂，加之又以汉藏双语合集出版，这不仅为汉语媒体了解藏语媒体提供了极大方便，更为难得的是，也为直接从事我国藏语新闻宣传和媒体工作的一线藏族同胞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条件，他们可以借助母语直接阅读，因此该书成了许多编辑记者的案头工具书。该书的出版，得到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学界、业界和管理层的高度评价，一些领导同志和专家在阅看了这个报告后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对我国藏语新闻媒体进行的全方位、大规模调查，意义重大，填补了学术空白。
我觉得完成这个课题的实践过程带给我充实，带给我快乐。由此，五年多时间里，我也结交了一批藏族朋友，他们忠厚、善良、好客。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和幸运，对此我深感欣慰和知足。我与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可能始于自己是山东人吧，因从小受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1977年我毕业留校工作，当时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希望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成为时代潮流。我想我应该是那个时代较早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之一，利用工作之余，我看了好多四书五经方面的典籍。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我感悟到，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求人们具有健康的理想人格。因此，我试图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找答案。《试谈孔子的理想人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篇文章完成后，我一份寄给上海的《学术月刊》，一份交给《南京大学学报》的蒋广学。蒋老师很认真，他将文章推荐给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家王友三教授审稿，稿件得到王教授的肯定，被推荐发表。当白纸变成黑字，我在校对样稿时非常激动。恰好此时，上海的《学术月刊》也回信同意刊用此文，思考再三，我还是委婉地给《学术月刊》回复了一封撤稿信，文章最后由母校的《南京大学学报》于1982年第2期发表。那时学术期刊比较少，这篇小文得以被刚刚退下来的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看到，且给予褒奖。他当时正在筹建“中国思想家研究室”，匡老托人找我，特意约我到他家，希望我能参与他正在筹建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室”的工作。他当时正在准备撰写《孔子评传》，也正考虑要出版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老校长的要求。在尔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和历史系洪家义教授、哲学系阎韬教授（他的研究生导师是冯友兰和张岱年）、中文系贾平年教授等三个人，放弃节假日休息，没有星期天，几乎天天到匡老家里去上班，一起讨论撰写《孔子评传》的问题。我承担了《孔子评传》中“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两章的初稿写作工作，以及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制作。后来，匡老在他的后记中对我们几人在撰写《孔子评传》中的辛勤劳作表示真挚的感谢：“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洪家义、阎韬、贾平年、方延明、石连同等同志，一两年来一直和我在一起，共同探讨、研究、写作和不断修改，各自对本书做出了贡献。对以上老中青同志们的宝贵帮助，我一并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中国思想家研究室”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从匡老和三位同事那里学到好多东西。我利用这个机会，补习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文献方面的知识，深切感受到带着问题学习，效率非常高。自1983年到1989年的6年时间里，我发表了20余篇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源流，到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人格塑造；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观之检讨，到日本经济发展与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从孔子与“君子”到孔子思想的“境界观”，一直到关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重构等问题，其中有好几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发论文观点。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有几篇文章直到今天还在被学界专家引用。其中，有一篇是《孔子思想民主性源流之我见》，发表于1983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那期杂志前三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匡亚明、张岱年和我。我向杂志投这篇稿件是自作主张寄出的，事先没有给匡老打招呼，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以至他看到那期《中华文史论丛》样刊时很吃惊。那期杂志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名家的文章，能与匡老、张先生和一些大学问家同框，我诚惶诚恐。还有一篇是我借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的思维方法，撰写的《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和四个组成部分》，刊登于1985年第5期《求索》。我一直很欣赏那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与四个组成部分，即孔子继承了中国奴隶社会以及初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宗法思想、中庸思想、大同思想，并以此形成了一个以“仁”为中心内容，以“礼”为表现形式，以“中庸”为思想方法，以“大同”为远大理想的思想体系。再一篇是《“郑声”非<诗经>郑风辨》，刊登在1985年第3期《文献》篇首，文章洋洋洒洒近2万字。1987年4月14日，我在《文汇报》“学林”专栏，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三分法”之我见》的文章，与匡老（匡亚明是赞成三分法的）进行学术讨论。在文章开头，我就讲“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文章发表后，我给复旦大学的蔡尚思教授寄去一份报纸，蔡先生是研究孔子的大家，蔡老专门回信对我给予鼓励和称赞。我有一篇谈“民主与科学”的稿件，刊登于1986年7月18日《中国科学报》上，钱学森先生看后，专门致信编辑部，对这篇文章给予表扬。我很怀念那时候的期刊作风和编辑人品，发表稿件不看作者名分、贵贱，唯稿件质量是举，包括好多大师级的专家，特别热心于奖掖后辈。40年中，我的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在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种杂志上，我和许多编辑至今未能晤面。若是放到当下，一个连讲师职称（我是1988年才有一个中级职称）都没有的无名之辈，要上名家名刊，谈何容易啊。我与数学文化
产生写《数学文化》的想法最早始于1991年，后来看到一本《数学精英》，是美国著名数学家贝尔写的，由商务印书馆于1994年翻译出版，其中一节有这样几段话：当我们开始从数学史中理出一条特殊的线索时，我们很快就
会产生一种沮丧的感觉：数学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墓地，不断添
进需要永久纪念的新死者。对这些新死者，如同对五千年前为永
久纪念而安葬在里面的那少数死者一样，必须这样展示，以使他
们似乎仍保持着生前充沛的活力；事实上，必须造成这样的幻觉：
他们的生命从来也没有终止。这种假象必须十分自然，甚至挖掘
这一陵墓的最多疑的考古学家也会为之感动，而与活着的数学家
们一起宣称：数学真理是不朽的、不可磨灭的；昨天如此，今天
如此，永远如此；它们是形成永恒真理的真正材料，是人类在生、
死和衰退的循环往复背后瞥见的永恒。……还有，我们在开始学习几何时就（错误地）认为我们完全了
解了的点的概念，它在人类作为一个艺术的、洞穴绘图动物的生
涯中，一定出现得很晚。英国的数学物理学家拉姆·霍勒斯就曾
想要“为那些把数学点做了最高类型的抽象的无名数学发明者竖
一座纪念碑，因为这种抽象从一开始就是科学工作的必要条件”。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数学点呢？在某种意义上是兰姆的被
忘却了的人；在另一种意义上，是欧几里得及他的定义：“一个
点就是既无大小也无长度”；而在第三种意义上是笛卡儿及他的“点的坐标”的发明；直至最后，正如一些专家今天在几何学中
所作的，神秘的“点”被一些更为有用的东西——以确定次序
写成的一系列数——所代替。它们把被忘却了的人和他全部永
久湮没了的神联系在一起。
看完上面这几段话后，我掩卷沉思，感慨万千。
我想，人类文明生生不息，总是薪尽火传的。无数人都在像诸如数学的“点”那样去做出自己的工作，但是真正像“点”一样刻写在那块发明者纪念碑上的人毕竟是少数，不过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追求。
我研究数学文化，最直接的原因，一是因为我是数学专业毕业的，二是我认为数学文化在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诚如一位大数学家讲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的数学活动密切相关。著名科学家、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在被问及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什么素养时，他回答说：“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还是数学。”《数学家言行录》一书中有一部分是专门记录对数学的评价的，其中有许多话深刻论述了数学教育与人的素质的关系。比如，狄尔曼说：“数学能够集中、加速和强化人们的注意力，能够给人发明创造的精细与谨慎的谦虚精神，能够激发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自信心……数学比起任何其他学科来，更能使学生得到充实和增添知识的光辉，更能锻炼和发挥学生们探索事理的独立工作能力。”再比如，数学家B. Demollins说：“没有数学，我们无法看透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透数学的深度；而若没有两者，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A.N. Rao指出：“一个国家的科学的进步可以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M.克莱因说：“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一门艺术或一种语言，数学更主要的是一门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艺术家十分有用，同时影响着政治家和神学家的学说；满足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好奇心和对美妙音乐的冥想；甚至可能有时以难以察觉到的方式但无可置疑地影响着现代历史的进程。”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数学这把钥匙，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这把钥匙。早在1959年5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哉，数学之为用》，精彩地论述“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方面，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武汉大学前校长齐民友教授甚至说：“没有现代的数学就不会有现代的文化，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
我个人体会，那些年我接触了一些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在与他们交往以及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过程里，我发现有些人尽管说话条条是道，或者说已经占有了大量资料和素材，甚至有些文献资料可以倒背如流，但是做起文章来往往不得要领，思路不清楚，立意不新颖，缺少思想火花。之所以如此，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缺少方法论方面的基本素养；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知识，除了从哲学中获取，还应从数学那里获取。历史地看待方法论，我以为是数、哲同源。我后来经常介绍他们看一些数学、哲学方面的书，特别是数学方面的书。大多数人反映数学啃起来很痛苦，但有少数硬着头皮坚持下来的，说读了数学之后，顿开茅塞，获益匪浅，有点开窍了的感觉。所以，我就产生了要写一本数学方面书的想法。因为哲学这方面的书太多了，可以说汗牛充栋，无须我再去浪费时间；说实在的，更重要的是因写哲学方面的书谈何容易，我力不逮也。
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自己具备了一些基本条件。长期以来，我主要从事文化方面的研究，包括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结合我业务工作的新闻文化研究，应当说对文化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再者从所学专业来讲，我本来是南京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虽说读书时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一些课程没有学好，加上二十几年又不搞数学，以致大部分东西都已还给老师了，不过有时心血来潮，再翻翻数学专业方面的书，一些基本东西还是可以温习掌握的。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我来搞数学文化，兼跨两个行当，有一定优势：既不像一些纯搞文的人来搞数学，那可以说如读天书；而对大多数一直就搞数学的人来讲，同时要具有较好的文化研究素养和文字功夫，这样的人也是不多的。实际上，当时国内虽有一些人也在做数学与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把数学与文化连起来用“数学文化”表示，在我之前未见报道，我应该是第一个。
把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研究，还在于它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使它的理性思维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数学给人提供的不仅仅只是思维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有力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武器，它既反映了人在思维上的诸多合理性和价值取向，又拓展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之路，因为数学常常是自己否定自己的。正是基于上面这些缘由和想法，我大胆提出“数学文化”的概念，同时在其学科观、社会观、哲学观、美学观、创新观、方法论等方面，尽量给人一个清晰的轮廓，最终使数学和非数学专业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种知识思维的力量，推动人们素质的提高。《数学文化》出版后，我曾专门将书送给中科院院士吴培亨教授，请他指教。吴院士曾在我校的一个公开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南京大学，文理兼通，方延明是一个。整整20年过去了，现在数学文化在国内已经相当普及，南开大学顾沛教授有一门全国精品课《数学文化》，广受大学生好评。顾沛教授出版了一本《数学文化》，在书的序言里重点感谢了“我国著名学者李文林、齐民友、张顺燕、张奠宙、方延明、张景中、张楚廷、杨世明、周明儒、郑毓信、王宪昌等”。齐民友教授曾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数学会理事长、湖北省科协副主席。张奠宙教授曾任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是第一个进入世界数学教育领导机构的中国人。张景中教授1995年10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楚廷教授是当代著名教育家、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周明儒教授是著名数学家、江苏师范大学（现徐州师范大学）原校长。顾沛教授把我列在他们中间，前后都是大家、院士，我也很不安。我把数学文化与新闻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
我的第一本《数学文化导论》，199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迄今已经整整20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生前非常关心数学科学的发展，他曾在接见苏步青、华罗庚、谈家桢等著名科学家的多种场合讲过：“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毛泽东同志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我喜欢书法，是毛泽东书法的崇拜者。基于这两点，在对这本书的封面装帧设计时，我特意从毛泽东的手书中集了“数学文化导论”六个字用作书名。后来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版《数学文化》，书名也都是集的毛泽东的手书字。
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版《数学文化》，在篇幅上较《数学文化导论》增加了10多万字。最后一次修订，我特意专列“数学文化的学科体系”一章，提出数学文化体系的“元”概念，特别是关于数学文化学科体系的“三元结构”。应当说，迄今为止，我以为这个思想还是具有特别重要的原创意义和学术价值，我用自在价值、应用价值、工具价值构建数学文化的学科体系，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思维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其次是增加了一些较直观的图例，比如在讲到逻辑思维时，增加了一部分关于“错觉”的内容，让人在欣赏中不自觉地就获得了知识。再者就是提出了数学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概念，同时还增加了数学与信息传播的内容，这在旧版中是没有的。数字化时代，数学文化的作用更大。另外，书中还增加了数学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从法律模型切入。
对数学文化的研究，又拓展了我对新闻文化的研究，我写的《新闻文化的数学观》（《新闻界》2007年第4期），被好多期刊竞相转载，在学界、业界亦颇受好评。学者的人文素养
我一直提倡，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个人志趣。我曾在多所高校和媒体单位的学术讲座中对年轻人提出，在生活情趣方面要有一些特长，要能在自己的专业之外牢牢记住五句话并去践行：一是能说会道，二是能歌善舞，三是写字画画拍照片，四是文、史、哲、数的基本知识，五是执着的职业理想。我在十六七岁读中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迷上了画画，我家的四壁全是我画的毛主席碳粉画。我还借鉴方格放大法，在我们几个邻村的高墙上，画大幅的毛主席木刻像，画画时好多地方要搭架子，有几米高，因这件事我颇得乡里乡亲夸奖。我曾在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在南京大学小白楼前的迎面布告栏画了一幅由6张1开铅画纸拼接在一起的周总理遗像，好多师生在周总理遗像前留影。刚到学校党委宣传部时，每年学校工会和宣传部都要举办春天书画展和秋天书画展。我向会画油画的老师学习画油画，画了几张之后，简直入迷，有时通宵达旦画画。我曾专门到上海观看一个法国十九世纪油画展。我有十几张油画作品被校部机关的同事收藏，还有一张流落到法国巴黎大学一个同事的儿子那里，他重新装裱后挂在客厅里，成了亲朋好友造访时的话题，颇能唬一些人。
我以为，能歌善舞是一种个人才艺，能歌善舞是一种联络平台，能歌善舞是一种交友载体，能歌善舞是一种心境外化，能歌善舞是一种阳光灿烂。
口才问题很重要。口才是一个人内在智慧的外化，口才可以制造幽默，口才就是学会说话。
数字化媒体日新月异，作为一个从事新闻教育的人来说，你要会摄影，留下美好的精致画面，如果再能涂鸦几笔则更好。字是门面，还是要把字写好，不能把字写得没法看。文、史、哲、数，应该是最重要的人文素养。要会写文章，文是解决一个文采的问题。苏东坡有言，“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毛泽东也讲过：“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文本，乃一文之本，一切表达态度和手段，都必须从文本出发，能即兴运笔，倚马可待。新闻是记事的学问，以人领事，以事带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我总觉得，一个学者的文字功夫一定要过关，遣词造句，抑扬顿挫，如行云流水；史是解决定力，博古通今，内外兼备；哲是解决一个思维的问题，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归纳思维、演绎思维。
星云大师在扬州讲学时说，朱自清的文章写得好的不得了，他希望扬州人要有哲学的思想；要有文学的意境；要有历史的常识，有了文、史、哲，你再有理学、工学、医学，如虎添翼。
除此，做学问要有几个意识。一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一种世界观，问题意识是一种历史观，问题意识是一种价值观，问题意识是一种认识论，问题意识是一种方法论。有了问题意识，你就可以耳聪目明，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二是时代意识。时代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入世境界。见人之未见，彰显你的预判和眼界，走在时代前面，诠释时代，记录时代，讴歌时代。马克思在1842年就说过，人们读报是为了“到报纸上去寻找当代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三是担当意识。担当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职业理想，你的职业良心。四是人文意识。人文情怀是采写新闻精品的职业底色，报人要有大爱、大善、大情，要懂大道理。五是特色意识。特色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个性使然，不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人民教师，说到底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一定要入世入流，有担当和责任。我在做新闻文化、传统文化、数学文化的同时，同样关注高校的改革发展。我于1990年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上分两期刊登的《论世界高等教育的“九化”态势》，被《新华文摘》1990第9期全文转载，还上了封面要目。直到今天，快30年过去了，里面的一些观点，仍然有可资借鉴的要重价值。1989年政治风波后，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使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了人们思考的重大问题，我及时写出《邓小平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命运——论邓小平思想的时代性》（《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该文被《新华文摘》1993年第11期全文转载，也上了封面要目。这篇文章后来入选中央党校编辑的“新世纪党的建设文库”。除此之外，我还关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新技术革命赋予高校的使命、正确处理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我以为，学术研究还是要杂一点、宽一点，这样可以左右逢源，相互借鉴。
40年，岁月无情，倏忽之间。通过这次选编文集，我对入选的40篇文章，逐篇重新阅读，算是学术回顾，有几点说明记于此：
一是有些文章毕竟已经发表几十年了，现在看来还是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但是它承载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痕，这次除了校对个别字词句外，把原来的内容基本上都原汁原味保留。另外，我把文前的论文摘要都去掉了。再者，毕竟一个人的学术研究是有传承的，有些前后相继发表的文章中明显重复的内容，在不影响文章结构的前提下，也删除了。在编排顺序上分三部分，在每一部分里面按编年的先后顺序。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可以从中寻出一个治学的轨迹和脉络。
二是也有使人欣慰的地方，现在有些文章读起来，依然没有感觉到让我脸红。比如，在新闻理论方面，《新闻文化的学科观——兼谈新闻文化的定义、框架结构及特征》《传播文化的发展观检讨——兼论我国传播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论纲》《当代中国传媒的价值取向研究》《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等几篇文章，还是有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学术思考的；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孔子思想民主性源流之我见》《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和四个组成部分》《“郑声”非<诗经>郑风辨》《我国文化现代化的未来趋势》《中国古代吏治思想之检讨》等几篇，直到今天，也仍然有其借鉴意义。特别是《中国古代吏治思想之检讨》，已经是20年前的旧文了，记得当时为了写作，做了厚厚的一摞卡片，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想起了两句名人名言，权作这篇自序的结尾吧：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
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祉而献身的职业，那么，我们
就不会被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第一部分 论新闻文化从“人、信息、价值整合”看新闻文化
新闻文化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它一经出现就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受到新闻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系统论述尚不多见。本文从人、信息、价值整合的宏观结合上，提出了“人是文化化、信息化了的人”的概念，既而又从新闻文化的社会性、功能性、价值认同与人的实现，以及价值意识构建下的信息文化特征等方面，作了深入分析。新闻文化的社会性
自从人类自己创造了文化世界，就在人与自然之间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场，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独特环境。
新闻文化是社会文化，它是一个开放的信息体系，一直处于一种不断运动的变化状态。人们通过接受信息、感受信息，顺应和改造自然界事物的存在方式，了解人们在社会中的生存环境。社会学告诉我们，社会有机体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对信息、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选择也是多方面的。人们正是在获取信息、加工信息、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参与和感受文化世界，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的。而信息文化在这种传播中，突出体现了它的中介意义和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为了说明信息在社会传播中的作用，有必要了解一下本文关于信息的基本概念和解释。
本文论述的信息，是信息科学应用于传播系统中的内容，是那些可以成为新闻，亦即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它是对事物运动状态的描述，或者说是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传播关系和内容。信息是一种获取知识的特殊资源。
随着大自然进化速度的加快，“最高的思维花朵”出现了。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成了大自然“自我反馈”的伟大方式。而这种自然反馈，分别储存于两种载体之上，一种是生命物质载体（脑细胞等），一种是非生命物质载体（竹、木、帛、纸等）。这样，世界便产生了以传播为特征的信息知识。当然，信息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从事物中提取出来的一种最新状态。信息是可以提取的，信息是中介的。信息资源的内核具有自然属性，信息载体是自然界的客体，它既有自然信息寓于其中，又有物质内容有形于外。生命载体可以使它激活，非生命载体又可以使它结晶，信息的开发利用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信息具有知识的秉性，并含有巨大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1)的社会联系”。因此，就人对社会来讲，认识和被认识，理解和被理解，传播和被传播，并以此去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要，自然构成新闻文化的社会基础。新闻是具有一般信息属性的价值信息。
既然人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信息交织的社会之中，那我们就有必要去考察一下新闻文化是如何通过信息传播出去，又是如何去向社会发生影响的。人类创造文化，发现信息，运用信息，学会了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既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中介，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链条。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文化传播是一个社会过程，是人类联合开发的一种具有无限创造力的人类文化再生产。文化通过个人参与，信息联络，对传播注入新的生机和创造性。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文化传播，人们至今可能还在蒙昧时代。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把人的社会活动与文化传播联系在一起，因为文化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社会生活，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再分配和享受。马克思说：“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2)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化传播都是社会传播，都是人的社会活动过程，离开了社会关系，即使是最简单的文化传播也无法实现。马克思又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的。历史正是“通过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的(3)。文化传播特别是新闻文化的传播，不是一种简单的信息传播，它往往是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所形成的一个合力过程。
新闻传播是传播者和受众者两个群体之间的思维信息交换，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新闻传播不是简单传播，是经过作者对事物的了解概括、集中抽象后制成的新闻，然后再经过新闻媒介传给受众，完成对新闻的价值实现。一个“传”，一个“受”，构成了一对“予取”关系。一般讲，新闻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事实总体，对某一事件发展的事实，只择取一部分要素或过程。文化传播是互动的，对一个社会人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传播者，又都是被传播者。先前的传播方式是一种横向传播，如同一块石头落入水塘中激起的波漾一样，一层层向外伸展，比较缓慢。特别是由于累计失真度的叠加，使一条信息往往传到后来就大相径庭了。现代社会的信息载体实现了传播功能的现代化，把人与世界的距离大大缩小了，由过去的横向传播发展为竖式传播，或者叫垂直传播，电视、传真、卫星等文化信息的传播，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跨越不同社会区域和社会群体，传播到四面八方。新闻文化的功能
由于信息载体具有超时空特点，所以很自然地冲垮了各种社会藩篱，打破了不同程度的区域封闭，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近年来，许多社会工作者从社会学角度较广泛地研究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把文化传播放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去检讨。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最活跃的文化形态，尤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
新闻文化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作为社会信息交往最主要的舆论手段，它起着交流思想感情、传递生活经验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对今天的人们来讲，信息传播比其他文化更重要。没有材料，将没有事物；没有能源，社会生产、制造都将无法进行；没有信息传播，世界将变得非常闭塞，既不为人所知，也不可能认知别人。今天的信息对于人们，已经如材料和能源一样，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三大基本资源之一。当然，新闻信息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资源，它能给予人们多种启示，去帮助人们界定环境，确定个人行为价值规范。这种予取关系，是一种社会化功能的具体体现。美国人类学家、密歇根大学莱斯利·怀特教授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进化》一书谈及文化的功能时曾讲：“文化的功能与用途是保障人类生活的安定与种族的延续。从特别意义上讲，文化的功能一方面是联系人与环境，另一方面是联系人与人。”社会组织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所以成为必然，是人类为求得生存、改善生活而对环境作出的技术性调整结果，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人类需要的食物、形形色色的衣服、器皿、装饰等，显然这都需要从外部世界获得。而人们内心的、心理的、社会的、精神上的需要，则不能仅靠外部世界来“营养”。人需要勇气、安宁、慰藉、小心、友谊，需要对生活价值的感受和对事业成功的把握。有意思的是，文化的这两种功能——满足人们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的功能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有些文化产品，如工艺品，本身就兼有实用与审美两种职能。甚至于连工艺品的制造过程，如编筐与制造石斧，也会给人们带来愉快与满足。从长矛到大炮这些武器，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世代，也都会被装饰成具有审美价值的物品。
人从脱离纯粹的动物成为真正的人开始，就不断致力于文化创造——投入时间、体力和想象力，对周围的繁杂世界进行改造，以提供在多变环境里生存的保障，并为探索自然与人类的自身奥秘创造条件，这个过程即人的文化过程。一个人接受文化传播的影响越多，他的社会程度就越高；反之，如果他处于孤立的环境中，不接受文化传播的影响，那么他的社会化程度就会受到很大限制。人们没有接受文化传播的影响，就不会产生追求文化的欲望、要求和社会行为。现代文化传播，打破了人们所处社会生活的一切孤立状态，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人在这种文化传播的影响下，作为“自然人”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愈来愈小了。信息文化的发展，与人类接受和利用信息的作用成正比。也就是说，与人们利用支配信息的效益和对社会的反作用成正比，或者二者的同时增长成正比：E×T=P（此处E：接受信息量，T：用信息改造社会的能力，P：满足人类需要的社会进步）。信息文化的传播，使得每个人的价值意识不仅越来越趋于社会化，而且使整个人类文化传播活动愈来愈依靠整体，依靠社会。如果说现代化是一列飞速前进的列车的话，那么信息文化所起的作用就是列车上巨大的牵引机车。正因如此，任何轻视信息的思想和做法都将导致一个民族的落伍，被远远抛在历史的后面。信息文化的整合性功能
信息文化有整合性功能，它可以调适社会。当然，这种调适功能是通过信息反馈的作用而最终实现的。新闻文化的战斗性就在于指导人们去调适社会，所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就是说可以通过文化信息看出人心向背、政治得失，然后采取措施，使怨者不怨，哀者不哀，愤者平，怒者息，奋勇者依然前往，落伍者急起直追，以保持社会各种机体的正常功能发挥。我国古籍讲，“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这里讲的“辩风正俗”，就是指对不同社会区域风俗、习惯等文化进行考察、了解，以达到移风易俗、治理社会的目的。这在社会变迁时期尤其重要。但是，调适只是被动适应，作为文化形态中的信息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调控。通过对信息文化有选择地传播引导，可以实现对社会的驾驭和控制。文化信息传播是社会调控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系统，如果说国家政权是硬件的话，那么不管哪一个统治阶段，他们从来都没有轻视过信息传播。文化传播对社会的控制，实质上是加强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形成，一个没有文化信息传播的社会，各种社会机制都不可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实现自我控制。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信息文化传播不是即传就逝的，它具有扩散、复制、储存的功能。今天的新闻，凡是已经发生的，就已经是历史的了。信息通过可识、可传的载体保留下来，恢万里、传万代，不息不灭，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进程。英国文化社会学家K.波普尔，曾经把客观世界叫作“世界一”，把人的主观世界叫作“世界二”，把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文化叫做“世界三”。他曾在强调“世界三”的重要性时打了个比喻。他说，如果打一次世界战争，把世界上的物质财富都摧毁了，破坏了，只要“世界三”还存在，即只要文化还存在，人们就可以通过“世界二”很快把现代世界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如果把“世界三”都毁灭了，没有了文化了，人类就要重新经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历程。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充分认识到没有文化传播、传递的储存，历史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人类也就不能维持和促进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社会一步一步向前发展，无疑是文化传递、储存的结果。最初人类口耳相传，后来发明了造纸和印刷，对于文化储存和收藏交流，传播起了巨大作用。现代社会随着电脑的出现，文化储存量已经达到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程度。信息传播和储存，不仅为人类文化生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积累，同时也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创造了更多有利的条件。价值认同与人的实现
人是新闻文化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载体，是人类生命的现实表演者，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伟大的历史实践活动者，人类一经出现，就有了信息文化交流。摩尔根认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进，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4)会的”。正是由于人在创造信息文化的同时，人也自己创造了一个(5)使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的文化环境，从而最终获得了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心理结构。人类创造的文化具有各种表现形式，包含了人的需要、目的、意义、价值等，是一个可以对人的感觉系统发生制约功能的特殊世界。这种由人的心理生物机制与文化世界交互产生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产生出指导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价值观念，去改造主观世界。在这种人类历史活动中，人类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一方面不断获得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文化环境（也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的影响和制约。
人对于文化信息来讲，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角色。首先，人类作为世界的主体，不断获取收集到的信息文化；其次是获取信息之后的传播，这时他是承载者；再次，他同时又是信息的收藏储存者。人创造了信息文化，信息文化帮助人完成着自身的价值实现，在这一双向过程中，人一刻也没离开过文化和交流。人类自有了交流和文化，就开始为自己架起了一座从自然界通向人类社会的文化桥梁，从而把人类从动物的群落中一步步地超度到彼岸。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使得这种超度的步伐向前迈进一大步，为人的自身实现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条件。人类文化愈丰富，信息交流愈发达，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改造的能力及作用也就更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在对社会的生动反映中，逐渐积淀筛选后而形成的文化系统。新闻文化一方面反映现实，通过今天诉诸明天，特别是通过舆论引导去力求形成一个维护社会群体共识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文化定势一旦形成，社会在人们价值理想的生成中就会产生重要的指南作用。
引导产生预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定势，首先是价值认同问题。尽管文化的价值是由人们自己的劳动创造得来的，但只有把它放回到社会的信息交流中，经过传播、接受，才能产生所谓价值作用。任何一种可交互的文化现象都有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无论对传播者还是被接受者，只有当这种文化对他需要时才可能被接受。诚如一条“信息”，只有在听众接受并做出反馈时，才能真正成为具有信息属性的新闻。
据此，我们特别指出信息传播媒介及其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所进行的文化传播，其对文化的增值不仅改变了文化传播的单向流动性质，而且由于它具有跨越时间、空间障碍的特性，克服并打破了区域及文字的限制。因此，可以使文化增值产生倍加效应。通过传播使受众接受，增值效果可以得到无数倍的增加，无疑对新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群体是社会的产物。群体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作用，在持续性、广泛性和融合性上达到密切的程度，并自身形成一个内部准则来指导价值实现。没有目标，群体就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有任何发展。由于目标的一致，使人们产生共同兴趣和愿望而联合成一个群体，群体价值和规范是群体成员必须要遵守的。人们在群体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群体需要、群体规范、群体价值、群体情感等，这种共同心理对个人行为的发生起制约作用。个体以群体为准则，进行自己的活动、认知和评价，自觉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并与群体内的其他成员在情感上发生共鸣。
由于群体意识的需要，使得文化、信息赋予了人们以价值反思的能力。一旦人们获得这种能力，并借助它对外部世界进行观察思考时，他才真正感觉到人们面对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化信息系统，而是对整个世界去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组织、制度、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中介武器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由此构建人类价值意识的系统工程。信息提供人们认识自然的内容，文化赋予人们价值反思的能力，发展了人的价值意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文化层面的信息扩大以及信息传递的高度发达，人们越来越有能力摆脱自然界的束缚，依靠文化价值提供的内容去改造自然，而这种文化价值意识愈明确、愈自觉、愈清晰，社会发展就愈文明。价值意识构建下的信息文化的特性
所谓价值意识构建下的信息文化特性，是指信息文化在人的价值意识发生构建及价值思维判断中所表现出来的性质，一般讲从三个方面考虑，即真实性、逻辑性、实践基础上的指导性。
真实性，即信息传播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前提之下。真实性是新闻文化的生命，真实性就是要遵循事物的客观性，发现它实在的真善美，以便从中确认它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如果信息文化告诉人们的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物，那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传播要具有逻辑建构的思维能力，而这种逻辑思维必须是人在对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反思基础上的高度抽象，是对信息意义的价值判断，亦即让人们不仅知道信息的价值意义应该是什么，还要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无论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