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斯卡德系列:繁花将尽(侯孝贤、梁朝伟等为之迷狂的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硬汉派侦探小说标杆劳伦斯?布洛克杰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29 00: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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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伦斯·布洛克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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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斯卡德系列:繁花将尽(侯孝贤、梁朝伟等为之迷狂的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硬汉派侦探小说标杆劳伦斯?布洛克杰作。)

马修·斯卡德系列:繁花将尽(侯孝贤、梁朝伟等为之迷狂的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硬汉派侦探小说标杆劳伦斯?布洛克杰作。)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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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由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哦,丹尼男孩,笛声正在召唤

在深谷里徘徊,消逝在山间

夏日已远,繁花将尽

你定要离开,我必将等待

若你归时,恰逢仲夏,踏上了如茵绿地

或是幽谷,正迎飞雪,萦绕着静谧之声

我会在那儿,静静守候,无论阴晴

哦,丹尼男孩,我是如此爱你

若你归时,正逢百花凋零

或许那时,我已安详逝去

我祈祷上天,愿你能寻到我的长眠之地

屈膝对我说声“再见”

我会倾听,你那轻柔的足音

肃穆的坟冢也会温馨

你屈膝,对我说“你爱我”

我将在平静中守候,待你归来之际——弗雷德里克·爱德华·韦瑟利《丹尼男孩》

听呵,法官们!还有另一种疯狂:那就是行为之前的疯狂。呵!在我看,你们还没有足够深地探入这个灵魂!

红色法官如是说:“这罪犯倒是杀害了什么呀?他是想抢劫嘛。”但我要告诉你们:他的灵魂要的是鲜血,而不是要抢劫:他渴求的是刀子之福!——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①

①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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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

我到的时候,乔·德金已经占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正在喝他的酒——凭肉眼判断是伏特加掺冰块。我看看店内,听着吧台传来的嗡嗡谈话声。想必我的某些感觉无意间显露在脸上,因为乔一开口就问我还好吧。我说我很好,怎么了?“因为你一副见到鬼的表情。”他说。“没见到鬼才怪呢,”我说,“店里到处都是鬼。”“这店对鬼来说有点太新了,对吧?这里开几年了?两年?”“快三年了。”“时光飞逝,”他说,“快不快乐都过去了。‘杰克小店’,管他杰克是谁。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他。我认识的是这地方,在卖给杰克之前。”“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没错。”“他死了,对吧?是在‘九一一’之前还是之后?”“九一一”成了我们的分水岭,人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可以归到那天之前或之后。“之后,”我说,“五个月或六个月。他把店留给一个侄子,那侄子试着经营了几个月,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然后我猜他就把店顶给杰克了,管他杰克是谁。”“管他杰克是谁,”他说,“他们的菜不错。你知道这里有什么吗?全天供应爱尔兰式早餐。”“那是什么?一根香烟外加半打啤酒?”“很好笑。像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一定知道爱尔兰式早餐是什么。”

我点点头:“心脏病特餐,对吧?培根、蛋和香肠。”“还有炭烤西红柿。”“啊,健康食品。”“还有黑布丁①,”他说,“这玩意儿还不好找。你想吃什么?我要点爱尔兰式早餐。”

我告诉女侍者我也一样,还要一杯咖啡。乔说他喝一杯伏特加就够了,不过她可以给他一瓶啤酒。要爱尔兰啤酒搭配早餐,不过不要健力士。她建议竖琴牌,他说这个应该不错。

我认识乔已经二十年了,但我不认为我们算是亲近的朋友。这些年他是中城北区分局的警探,就在西四十五街的老警察局工作,我们多年来发展出一种工作关系。我会找他帮一些忙,也会报答他,有时是给现金,有时是送人情。他时不时会介绍客户给我。有几次我们的关系很紧张,我和一名职业罪犯的友谊始终让他觉得不舒服,而他酒喝下肚后的态度也让我难以将他视为好同伴。不过我们已经认识得太久,知道如何维系交情,那就是忽略自己不喜欢的部分,同时保持亲近又不至于太亲密。

我们的食物陆续上来时,他告诉我他已经递交退休申请了。我说他已经放话说要辞职好多年了,他说他几年前就已经填好所有表格准备走人,然后世贸中心双塔垮了。“我没有时间退休,”他说,“虽然有些人照样退休,但谁能怪他们呢?他们已经无心工作了。我呢,我早就无心工作了,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杯水车薪。不过‘九一一’发生时,我设法说服自己,说人民需要我。”“我可以想象。”“所以我比原计划多留了三年,也不记得这三年里我做了什么有用的事情。总之,我不干了。今天星期几,星期三吗?下星期五就是我最后一天上班了。所以现在我得做的,就是搞清楚我的余生到底想做什么。”

这就是他邀我共进晚餐的原因,在这个满是鬼魂的店里。

 

三十多年前,我从纽约警察局辞职。之后没多久,我也辞掉了为人丈夫、为人父亲的角色,然后从一栋位于长岛赛奥西特的舒适洋房搬到西北旅社一个简朴的小房间。我不常待在那个房间里。附近位于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成为我的客厅兼办公室。我在那边见客户、吃饭,社交生活也以那里为中心。同时我在那里喝酒,一天又一天,当时我就是天天喝酒。

我就这样过日子,尽可能地撑了很久。然后就像老人们所说的,我把酒瓶用塞子塞住,没事的时候我不再去吉米的酒馆,改去两个街口外的圣保罗教堂地下室。我又去其他教堂的地下室和正殿,寻找一些事物,好填补过往曾被酒所占据的空虚。

在那段期间,吉米的店租约到期,于是往西南搬了一点,就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的交会口。我戒酒后就跟吉米的旧店保持距离,他们搬了新家后好一阵子我也同样避开。我再也不会天天去那里了,不过后来伊莱恩和我偶尔会进去吃顿饭。吉米那儿的食物向来就好,而且厨房开到很晚,所以夜里从剧院或林肯中心看完表演出来后,去那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去参加了吉米的葬礼,在西四十四街的一个殡仪馆,有人放了一首他最喜欢的歌。那是戴夫·范·洛克②的《最后一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喝了漫长一夜的威士忌之后,比利·基根放唱片给我听的。我让他放了一遍又一遍。基根当时替吉米工作,周一到周五晚上在店里当酒保。他早就搬到加州去了。写下这首歌并以无伴奏方式清唱的范·洛克则比吉米早了一两个月去世,所以我就坐在那儿,听着一个死人唱歌献给另一个死人。

一两个星期后,他们在酒吧里替吉米守灵,我也去了,但没待多久。出席的人中有几个我已经多年不见,看到他们真好,但是离开那儿回家对我是个解脱。之后一个夏日夜晚,就在那家店确定要卖掉后,为了处理存货,老板请大家免费喝酒。有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一定要去,但我根本没考虑。我待在家里看扬基队的棒球赛。

而现在我在这里,面对着一屋子的鬼魂。曼尼·卡雷什是其中之一。我认识他时,酒吧还在第九大道的老地方。他几乎天天都会来吉米的店里,喝一两杯啤酒,跟护士打情骂俏。他也参加了守灵会,那是当然,酒吧卖掉前的最后一夜他应该也想去,不过我不知道他去成没有。他在守灵会上告诉我,他活不了几天了。医生提出了化学疗法,他说,但他们却不敢太期望能够有什么帮助,所以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当化疗的实验品。他在那个夏季的某一天过世了,就在酒吧关门后没多久,但我是在秋天才听说的。所以我错过了他的葬礼,但这阵子总有新的葬礼可参加。就像公共汽车,如果你错过了一班,过几分钟就会有另一班开过来。“五十八岁了,”乔说,“老得可以退休了,可是又年轻得不该过着退休生活,你懂我的意思吧?”“你知道退休后要做什么吗?”“我不打算做的,”他说,“就是在他妈的佛罗里达买栋小房子。我不钓鱼,不打高尔夫,而且我一身爱尔兰人的皮肤,连台灯都能把我晒伤。”“我想你也不会喜欢佛罗里达。”“可不是吗?我可以留在纽约,靠退休金过活,可是没事做我会发疯。我会成天泡在酒吧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或者我会待在家里喝酒,那更不妙。这个最棒了,这个黑布丁。卖的地方还真不多。我想那些老爱尔兰社区会有,比如皇后区伍德赛德那一带,或者布朗克斯区福德姆路那边,不过谁有那么多时间大老远跑去?”“这个嘛,你退休后就有时间了。”“是啊,我可以花一整天去找黑布丁。”“不必跑那么远,”我说,“任何懂西班牙语的杂货店都卖这玩意儿。”“开玩笑,黑布丁吗?”“西班牙语里叫 morcilla,不过是同样的东西。”“那是什么,波多黎各菜吗?我打赌会比较辣。”“比爱尔兰菜还辣?老天,你觉得有可能吗?不过两者是同样的东西。你可以称之为 morcilla 或黑布丁,不过反正都会吃到用猪血做的香肠。”“老天啊!”“怎么了?”“你他妈做点好事行不行?我正在吃呢。”“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做的吗?”“我当然知道,不过那不表示我他妈的想谈啊。”他喝了点啤酒,把玻璃杯放下,摇摇头。“有些警察退休后就去保安公司。不是那种做外勤抛头露面的,而是职位比较高的。我认识一个家伙十年前申请退休,去证券交易所当保安主管。朝九晚五,收入比以前还高。后来他又从保安主管的位置退休了,有两份退休金,外加社会保险。现在他在佛罗里达,成天打高尔夫球、钓鱼。”“你对这类事情有兴趣吗?”“佛罗里达?我已经说过……哦,你指的是私人保安公司。嗯,你知道,我当了很多年警察了。我是刑事警探,而那家伙在保安公司的工作更像是行政人员。我可以做,但大概不会喜欢。也许得做很多行政上的琐碎小事。”他拿起空的玻璃杯,看着里面,又放下。他没看我,说:“我在考虑要当私家侦探。”

我早已经料到了。“要当个正常的私家侦探,”我说,“你就得当成是做生意,要做记录、交报告、建立人脉、多拉生意。如果你自己做就是这个样子,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去为大型侦探社工作,大部分时候都是为一点小钱去做无聊的工作,而且少了警察的身份。我不认为你适合。”“我也不适合去做写报告、做记录那种事。可是你也没做这些。”“嗯,我从来就不是那种照章行事的人,”我说,“我很多年都没有执照,最后终于拿到了,但也没保住多久。”“我记得。你没执照也照样过得不错。”“我想是吧。勉强糊口而已。”“这个嘛,我还有退休金当靠山。”“倒是没错。”“我想的是……”

他想的是,当然,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工作。我做私家侦探这行有经验,而他有很多警察局那边的新人脉。我让他讲完想法,然后告诉他,他这个提议迟了几年。“我几乎算是退休了,”我说,“没有正式退休,因为也没必要。可是我不会去找生意,也不常有人打电话找我,即使有人找,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我通常都会找个理由推掉。这样几次下来,大家就不会再打电话找我,我也无所谓。我不需要那些钱。我有社会保险,每个月还有市政府寄来的一张微薄的支票,而且我们还有伊莱恩出租房子的那些收入,外加她店里的利润。”“艺术和古董,”他说,“我常经过那家店,从没看过有人进出。她那里能赚钱吗?”“她的眼光很好,而且有生意头脑。店的租金不便宜,有时好几个月都入不敷出,可是她时不时会在慈善二手店里用十块钱买下一件作品,然后几千块卖出去。她也可以在 eBay 上做同样的事情,还能省下租金,可是她喜欢有家店,这也是她当初开店的原因。我只要散步腻了或看 ESPN 看烦了,就去帮她看店。”“哦,你会去看店?”“偶尔。”“你懂得做生意吗?”“我懂得使用收银机和处理信用卡交易。我懂得请客人以后再来找老板谈。我看得出哪些人想顺手牵羊或打劫,也懂得如何让他们打消念头。有人拿赃物上门来推销时,我通常都能分辨。这些差不多就是这份差事需要懂的了。”“我想你当侦探不需要搭档。”“对,不过如果你五年前来问我……”

五年前的答案也还是一样不需要,但我就得另外找个借口推辞了。

我们点了咖啡,他往后一靠,看了店里一圈。我从他身上感觉到失望和解脱,换了我,大概也会这样。我自己也有点同样的感觉。我最不想要的就是搭档,但这类提议有种莫名的魅力,会让人想接受。你会以为这样一来你就不寂寞了,很多欠考虑的伙伴关系就是如此开始的,同样模式的失败婚姻也很多。

咖啡来了,我们谈了些其他事情。犯罪率继续下降,我们都想不出为什么。“州议会有个低能儿,”他说,“说这是他的功劳,因为他协助推动恢复死刑。这很难说得通嘛,因为纽约州唯一因注射致死的人,只是买了一袋海洛因,而里面掺了老鼠药。州立监狱的死囚牢房里有几个人,不过他们在被打针前,就已经因为年老而死亡了③。”“你觉得那只是一种震慑手段?”“我觉得只能震慑住那些反对恢复死刑的人。老实告诉你,我不认为有人真在乎死刑是不是一种震慑手段。有一些人如果他不再跟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你就会比较高兴。那些人就是该死。比如恐怖分子、大肆屠杀者、连环杀人犯,还有杀害儿童的那种他妈的性变态。你可以说他们有病,他们童年时曾被虐待,诸如此类,我也不会反对。反正就是得让他们死,他们死了我会高兴一点。”“我不会有反对的意见。”“下周五有个死刑要执行。不是在这里,这个他妈的州不会执行死刑。是在弗吉尼亚州,那个混蛋杀了三个小男孩。四五年前吧。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知道你讲的是谁。”“我唯一听到过的反对意见,就是说死刑犯可能是无辜的。我想这是有可能。不过这家伙,你还记得他的案子吗?案情清楚明白。”“据我所知也是这样。”“他搞了那些小孩,”他说,“然后折磨他们,还留下纪念品,于是警方有足够的物证给他定罪一百次。下周五他就要被打针了。那刚好是我最后一天上班,我会回家给自己倒杯酒,而在弗吉尼亚州的某个地方,那个狗杂种会被人扎上一针。猜猜怎么样?这比送我一个金表当退休纪念还棒。”

①黑布丁(black pudding)又称血布丁,即血肠,主要原料为猪血或鸡血加上碎肉。

②戴夫·范·洛克(Dave Van Ronk,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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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爱尔兰乡村歌手。

③美国现有十二个州没有死刑,三十八个州有死刑。执行死刑的方式共有药剂注射、电刑、毒气、吊刑和枪决五种,各州的规定不同。药剂注射是最主要的方式,也是普遍认为最人道的方式。纽约州已于一九九五年恢复死刑。2

他原来约我七点吃晚餐,不过被我提前到六点半。女侍者送账单来时,他抢过去,提醒我说,是他找我吃这顿饭的。“何况,”他说,“再过几天我就不当警察了。最好开始学着付账。”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付账的一向是我。“如果你要付钱,”他说,“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你请我喝杯酒,或甜点,或再喝杯咖啡。”“我得赶去一个地方。”“啊,对了,我们约的时候你提过。要带那个小女人上街吗?”

我摇摇头:“她跟一个好朋友吃晚饭去了。我得去参加一个聚会。”“你还在参加聚会,嗯?”“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不过一星期会去一两次。”“你可以一天不去的。”“我可以,也想,”我说,“可是今天的演讲人是我的朋友,而且安排他演讲的人就是我。”“所以你大概非去不可了。你那朋友是谁,我认识吗?”“只是个酒鬼罢了。”“有聚会可以去,一定很好。”

的确是,不过这不是我去的原因。“应该要有一种聚会,”他说,“专门提供给那些饮酒有节制,也不想戒酒的人。”“这点子太妙了,乔。”“你这么认为吗?”“当然。这么一来,你们就不必非得去教堂地下室了。可以在酒吧里面聚会。”“我名叫乔·D,”他说,“我退休了。”

 

那个聚会是在我所属的圣保罗教堂分会,我已经当过很多次主持人,朗诵匿名戒酒会开场白,介绍演讲人。“我名叫雷,”他说,“我是个酒鬼。”然后接下来十五或二十分钟他就照一般惯例,说他的戒酒故事,以前酗酒是什么情况,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变成什么样。

乔问我演讲人是不是他认识的人,我当时避免直接回答。如果他不认识雷蒙德·格鲁利奥①,也肯定听说过,而且认得出他神似林肯的长脸,以及沙哑的嗓音。“硬汉雷蒙德”是一名刑事律师,他的当事人往往是激进、被众人唾弃、最不受同情的那类人,他的策略则是把整个制度本身拿来审判。警察恨他,几年前有人朝雷那户位于商业街住宅的正面窗户扫射,大家都怀疑那是警察干的——没人受伤,而且还让雷知名度大增。“要是早知道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曾说,“我说不定就自己干了。”

五月时,我在“三十一俱乐部”的年度晚餐上遇到雷。那顿饭吃得很愉快,过去一年来,我们没有任何会员死亡,晚餐即将结束时,我告诉雷,我负责替圣保罗教堂隔周周三的聚会找演讲人,我问他想在什么时候演讲。

这天晚上有四五十人到场,其中至少有一半认得雷,但我们都谨守匿名的传统。演讲之后的讨论中,除了雷所告诉我们的,没有人表示对他所知更多。“猜猜昨天晚上在圣保罗演讲的是谁。”他们或许会在其他聚会中告诉别的会员,因为我们常会这样,虽然其实不太应该这么做。不过我们不会告诉匿名戒酒会以外的朋友,就像我没告诉乔·德金,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因为这类社会地位而影响彼此在聚会中的关系。比如保罗·T 在五十七街的熟食店当午餐外送员,而阿比从事的则是某种神秘的、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但他们在聚会中得到与知名律师雷蒙德·格鲁利奥同等的关注和尊敬。或许还更受尊敬——因为他们戒酒的资历更深。

 

聚会在十点结束,之后通常我们会有几个人去火焰餐厅,这家店位于第九大道,几乎就在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旧址的正对面。这回来了七个人,占据了角落一张大桌子。近两年我往往是在场戒酒最久的人,这种事情好像早晚会碰上,只要你不喝酒也没死。不过今天晚上,我们这桌有两个人的戒酒资历比我多几年,其中一个比尔·D,我第一次参加聚会时他很可能也在场。(我不记得那天晚上见到了他,当时我满脑子只想着自己。)他偶尔会在聚会上发言,我一向喜欢他的谈话。我本来可能找他当我的辅导人,但吉姆·费伯出现了,显然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后来,吉姆被杀害后,我决定如果自己想再找个辅导人,就去问比尔。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感觉到有这个需要。

这阵子他话不多,不过参加聚会的频率还是没变。他是个高个子,瘦瘦的,白发稀疏,有些新会员叫他“沉默者威廉”②。这个形容词绝对不会被用在帕特身上,这个人矮胖结实,戒酒资历几乎跟比尔一样久。他人也很好,不过话太多了。

比尔当了五十年的舞台工作人员,前不久退休了,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可能是看百老汇舞台剧最多的人。帕特也退休了,他之前在下城市政厅的某个单位服务。我始终没搞清楚是哪个机关,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不过不管是什么,反正他四五年前就不干了。“边墙约翰尼”原来是建筑工人,后来因为工伤而双腿残废,留给他一笔残障退休金。他靠撑着两支拐杖行动,在家里工作,经营某种网络订购的生意。几年前他出现在圣保罗、法尔赛德和其他各分会时,总是一副阴沉怨恨的模样,不过那种态度随着时间推移而渐渐消失。跟比尔一样,他是这一带的人,一辈子都住在西城的地狱厨房和圣胡安山那一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他“边墙约翰尼”,我想他大概是戒酒前就有这个绰号的。如果你有约翰尼这种大众化的名字,就几乎难免会有绰号,不过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绰号的由来。

不过换一个情况,如果你的名字是阿比,就不需要绰号,也不必在后面加上自己姓氏的缩写。阿比——我猜是亚伯拉罕的昵称,但他一向说他名叫阿比,如果你真的说成亚伯拉罕的昵称亚伯,他就会纠正你——戒酒已十年,洗心革面,刚来到纽约没多久。他是住在俄勒冈时开始戒酒的,后来他搬到北加州。几个月前他搬到纽约,开始出现在圣保罗和其他几个西城的戒酒聚会中。他年纪四十出头,身高约五英尺十一英寸,中等体格,一张清爽干净的脸,可是你看过后就会忘记。他的五官不会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他的个性似乎也跟外貌一样。我曾在六十三街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的聚会中听他讲戒酒经历,但唯一记得的内容就是他以前喝酒,现在不喝了。他发言不多,内容通常温和而毫无特别之处。我猜想这大概是他的风格。在乡间小镇聚会上的发言,通常都比较流于表面,内容也不那么私密,而他也习惯了。

我刚开始参加聚会时,曾听到一个女同性恋者谈到她明白自己喝酒喝出了问题,是因为她注意到自己常常猛然恢复意识时,嘴巴里正含着某个男人的那话儿。“我不喝酒时从不会这样。”她说。我有个感觉,阿比在俄勒冈州的小镇一定不会听到这类东西。

赫布加入的时间跟阿比差不多,他上星期戒酒才满九十天。这算是某种里程碑,你得戒酒九十天以上,才能担任开场主持或参与服务工作。赫布是在一个白天的聚会中宣布戒酒满九十天的,我不在场,但只要他和我两个人都继续戒酒,或许我早晚会有机会听到他的故事。他大概五十岁,矮矮胖胖,已经开始谢顶了,但身上带着某些刚戒酒会员特有的热心,近乎孩子气。

我自己没有那样过,也不曾像约翰尼以前那样对戒酒充满怨恨。目睹我戒酒过程的吉姆·费伯曾告诉我,我从一开始就很固执,又认命,认为自己到头来一定会回去喝酒,但决定暂且不要。我没法告诉你我是哪种类型的。我只记得硬逼着自己从这场聚会赶到下一场,担心参加聚会能有用,也担心没用。

我不记得是谁提起死刑的。有个人讲起,另外一个人针对这个主题谈了一些基本看法,然后“边墙约翰尼”转向雷说:“我想你是反对死刑的。”这个说法原本可能是挖苦,但他其实没有这个意思。这只是一种看法,带着心照不宣的暗示,因为大家知道雷是什么人,所以觉得他会反对死刑。“我反对用在我的当事人身上。”雷说。“哦,你必须反对,不是吗?”“当然,我反对将任何刑罚用在我的当事人身上。”“他们全是无辜的。”“说无辜就太夸张了,”他承认,“我想,说无罪就行了。我接过几个可以判处死刑的案子,一次都没有败诉过,但那些案子其实都不会真的判处死刑。不过,只要你的当事人稍稍有一点点坐上电椅的可能性,就会让律师充满斗志。‘坐上电椅’——这种说法透露我的年纪了,对吧?现在没有电椅了。他们会让你躺下,其实还非躺不可。他们会把你绑在推床上,进行一个寻常的医疗步骤。而你生还的希望比一般动手术要低。”“我一直很喜欢的,”比尔说,“就是酒精棉。”

雷点点头:“因为上帝不准你感染葡萄球菌。让你很纳闷这是哪个天才医生发明的。我反对死刑吗?这个嘛,死刑其实不会有任何震慑效果,而且整个上诉和执行过程的成本,要远大于供养那些混蛋吃住到老死的花费;而且死刑本质上的不文明,会让我们被列入独裁国家行列;此外,与雨水会落在善人身上也落在恶人身上不同,死刑却只会落在穷人和低下阶层身上。以上都可以先放在一边,不幸的事实是,偶尔我们会搞错,处决错人。不久前还没有人听说过 DNA,现在它却让一堆定罪的案子翻案。谁知道以后鉴定科学还会有什么进展?而得州忙着处决的那些可怜混蛋里面,又有百分之多少是无辜的③?”“真可怕,”赫布说,“想象一下你知道自己没有做某件事,可是你又没办法阻止人家处决你。”“无辜冤死的人啊,”帕特说,“向来就不缺。”“但那不是政府的作为,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不一样的。”

阿比说:“但有时唯一适当的惩罚,就是死刑。比如说,恐怖分子。你会怎么处置他们?”“马上射杀,”雷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吊死那些混蛋。”“但是既然你都反对死刑——”“你刚刚是问我会怎么做,而不是问我认为怎样才是对的。谈到恐怖分子,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来的,我才不在乎什么是对的。我会吊死那些混蛋。”

这些话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但我大部分没听进去。基本上我很喜欢跟这些戒酒的朋友在一起,但我不得不说,他们一谈政治或哲学,或者任何他们当前生活之外的话题,我就没那么喜欢他们了。他们的讨论愈深奥,我就愈听不进去,直到中间我听到阿比的话,才忽然振作了一点。他说:“那阿普尔怀特呢?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他杀了那三个小男孩,下星期的某一天要被处决。”“星期五。”我说。雷看了我一眼。“我今天稍早听朋友提起过,”我解释道,“听说证据确凿。”“根本就是压倒性的证据,”阿比说,“而且性变态凶手一有机会就会再犯。他们根本不会改过自新。”“这个嘛,如果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真的就表示要关一辈子不准放出来……”

我又开始听不进去了。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的案子当时并没有引起我太多兴趣,他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我也没有看法,但他却无意间出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谈话中。这吸引了我的注意,不过现在我可以忘掉他了。

 “我吃了爱尔兰式早餐,”我告诉伊莱恩,“有黑布丁,乔爱死了,喜欢到可以忘记那是什么做的。”“说不定有符合犹太教规的素食版黑布丁,”她说,“用面筋做的。你去那边会觉得陌生吗?”“有一点,不过后来我习惯了就好一点。菜单不像吉米的那么有趣,不过我点的菜挺好吃的。”“爱尔兰式早餐要做得难吃也不容易。”“我们可以找时间去,看你觉得那地方怎么样——我是说那地方,因为我已经知道你对爱尔兰式早餐的看法了。顺便提一句,你提早回家了。”“莫妮卡晚点有约会。”“那个神秘男子吗?”

她点点头。莫妮卡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的男朋友都是同一类型的:已婚男人。一开始她会因为男友急着跳下床去赶最后一班开往新泽西州上萨德尔河区的火车而苦恼,然后她明白她更喜欢这样。她早上醒来不必闻口臭,而且整个周末都有空。这不是全世界最棒的事吗?

平常她都会炫耀她的已婚情人。他们有些会觉得很光荣,有些则很难为情,但现在这个是哪种类型,我们好像无从知道,因为他似乎设法让她牢记保密的必要性。到现在她已经跟他约会好几个星期了,而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伊莱恩却什么都问不出来,她只肯承认这男的聪明绝顶,而且——真的——非常神秘。“他们从不一起公开出现,”伊莱恩说,“甚至不会去某个迷人的小餐馆吃顿温馨的小晚餐。她不能联络他,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都不行;而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讲话都很简短而隐秘。他不会在电话里喊她的名字,也不希望她喊他。她甚至不确定这个男人告诉她的名字是真名,不过不管叫什么,反正她不告诉我。”“听起来她好像很乐于享受那种保密性。”“啊,那是毫无疑问的。她觉得很失望,因为她希望能跟朋友谈论他,可是同时她也很喜欢自己不能谈。既然她不知道他是谁、做什么工作,她在心里就可以自己乱编。比如是个政府的情报员,不过连为哪国政府工作她都不能确定。”“所以都是由他打电话给她,然后他过去,然后两个人上床。就这样吗?”“她说这段关系不只是性爱而已。”“他们会一起看智力问答节目吗?”“如果会的话,”她说,“我打赌他知道所有的答案。”“每个人都知道答案。”“你这个机灵鬼。那就换成问题。他知道所有的问题。因为他比谁都聪明。”“真可惜我们没机会见到他,”我说,“听起来他好像有趣极了。”

①雷(Ray)是雷蒙德(Raymond)的昵称。

②威廉(William)的昵称是比尔(Bill)。

③得州执行死刑的人数长年高居全美各州第一,其次是弗吉尼亚州。3

“格林维尔惩治中心”位于弗吉尼亚州杰拉特镇外,从该州首府里士满往南,开车要一个小时。他停在警卫室前,摇下车窗,把驾照和典狱长的信拿给警卫看。他那辆有天窗的福特维多利亚皇冠车干净无瑕;他前一晚在里士满过夜,今天早上出城前,把车子开去清洗过。这辆车是租的,才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几百英里,并没有那么脏,但他喜欢车子干干净净的,向来如此。保持车子洗干净、头发整齐,而且把鞋子擦得锃亮,他认为,要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可没有第二次机会。他把车子停在警卫指示的地方,离正门入口不到三十码。入口上方的建筑正面有这座机关的名称:格林维尔惩治中心。这个名称简直多余,整栋建筑物几乎不可能是别的,由直线构成的低矮建筑暗示着监禁和惩罚。他旁边的乘客座上有一个公事包,但他已经决定不带进去,以避免不断打开接受检查的麻烦。这会儿他打开来,拿出一本螺旋装订的笔记本。他不太相信自己有记笔记的需要,不过这是个有用的道具。下车前他又从后视镜里打量自己。调整一下银色领带的结,顺了顺小胡髭。试了几个表情,最后决定采用悲伤的浅笑。他锁上车门。其实根本不必,在警卫塔阴影下的监狱停车场内,他觉得有人强行进入车内偷东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下车向来会锁上车门。如果你总是锁的,就永远不会忘记。如果你总早到,就永远不会迟到。他喜欢这类朗朗上口的标语。口吻很肯定,甚至可以说是郑重,可以让别人印象深刻。长期一遍遍重复,可以造成近乎催眠的效果。他大步走过柏油路面,朝入口而去,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穿着灰色西装,清爽的白衬衫,素净的银色领带。他的黑色皮鞋被擦得很亮,悲伤的浅笑已经挂在薄薄的双唇上了。 典狱长约翰·汉弗莱斯也穿了灰色的西装,但两人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汉弗莱斯比他高了好几英寸,也胖了五六十磅。他行动灵活,看起来就像大学时代当过运动选手,至今仍有上健身房运动的习惯。他握手时给人一种坚定感和权威性。

“伯丁森博士。”他说。

“典狱长。”

“嗯,阿普尔怀特同意见你。”

“我很高兴。”

“我这边呢,真希望能更了解你对他的兴趣何在。”他点点头,用大拇指和食指理理小胡髭。“我是心理学家。”他说。

“我知道。耶鲁的博士,大学是在弗吉尼亚大学念的。我自己也是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的,不过应该是在你之前。”汉弗莱斯五十三岁,比他年长十岁。他知道这名男子的年龄,就像他知道这人是毕业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一样。网络太厉害了,你想知道的一切几乎都查得到,汉弗莱斯在自己的履历上就列了弗吉尼亚大学,让他得以知道这项信息。

“耶鲁大学是让人觉得比较有名,”他说,“不过我如果对这个世界有任何贡献,那么就该归功于我在弗吉尼亚所受的教育。”

“真的吗?”汉弗莱斯盯着他,他的目光看来似乎稍微卸下心防,转而带有尊敬,“你自己是弗吉尼亚人吗?”他摇摇头:“军人子弟。从小到处搬家,大部分是在国外。我在夏洛茨维尔的四年是当时为止我所待过最久的地方。”他们简短回忆了母校的种种,发现他们各自当时所参加的兄弟会是友善的对手。他考虑过要说自己以前也是西格玛社的成员,但后来觉得那太牵强了。于是他另外挑了一个兄弟会,活动社址就和西格玛社隔两扇门。他们谈完了母校,他解释自己对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的兴趣。他告诉汉弗莱斯,这次访问是一个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针对那些面对压倒性证据可证明他们有罪,却仍坚称自己无辜的罪犯。他说,他尤其感兴趣的是,谋杀犯面对死刑,还一路坚持自己无罪,直到被处决的那一刻。汉弗莱斯听了,皱起眉头思索着。“你写给阿普尔怀特的信中,”他说,“提到说你相信他。”

“我想给他这个印象。”

“博士,这什么意思?你认为他是无罪的吗?”

“当然不是。”

“因为审判时所提出的证据——”

“是压倒性的,而且是决定性的。那些证据说服了陪审团,也的确应该如此。”

“听到你这么讲,我真是松了口气。但我不明白你向阿普尔怀特先生暗示相反意见的动机。”

“我想会有人质疑这种手法不道德,”他说着顺了顺胡髭,“我发现,为了赢得受访者的信任和合作,就得给他们一些东西。我不打算给他们希望,或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不过对我来说,让他们以为我相信他们声称自己无辜是实话,似乎是可以允许的。如果来访者心怀同情,他们就比较容易开口倾诉,而且说不定对他们自己也有好处。”

“你为什么这么想?”

“如果我相信某个人的说法,他自己也会比较容易相信。”

“可是你其实不相信他们的说法。”他摇摇头。“如果我对某个人有罪与否,有一丁点的置疑,”他说,“我选研究对象时就根本不会挑他们。我不是要调查司法不公。我访问的人都一定受到公正的审判,也被公正地定罪,而且我必须说,他们被处死刑也是公平正义的。”

“你不反对死刑。”

“一点也不反对。我觉得维持社会秩序需要死刑。”

“这一点,”汉弗莱斯说,“但愿我有你那么肯定。我不反对你的说法,不过我处在一个不幸的位置,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两面。”

“这不会让你工作起来更轻松。”

“不能,也不会。但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只是很小一部分,虽然占去我多得不成比例的时间和思绪。而且我喜欢我的工作,也觉得自己很称职。”他让汉弗莱斯谈自己的工作,听着其中的艰辛和满足感,不时地点头、附和,外加一些同情的面部表情,激励对方不断说下去。反正不急,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不会去别的地方,直到星期五,他才会被注射致命毒药,被送到人人最后都要去的地方。

“哦,没想到跟你说了这么多,”最后汉弗莱斯终于说,“我本来还纳闷你要怎么让阿普尔怀特开口,不过我现在觉得,你要让他讲话不会太困难。看看现在你根本还没引导我,就已经让我讲了这么多。”

“你讲的这些我很有兴趣。”汉弗莱斯身子往前倾,十指交握放在书桌上的吸墨纸垫上。“你跟他谈的时候,”他说,“不会给他任何错误的希望吧?”错误的希望?不然还有其他希望吗?不过他说:“我的兴趣始终就是让他说出最想说的话。以我的角色来说,我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接受眼前这种不可能解决的矛盾。”

“是什么呢?”

“他再过几天就要被处决了,而他是无辜的。”

“可是你不相信他是无辜的。哦,我懂了。你们双方都假装相信他是无辜的。”

“我这边是假装的。他自己说不定很相信。”

“哦?”他往前倾,十指交叉,刻意模仿典狱长的肢体语言。“我访问过的某些人,”他告诉对方,“其实会对我用眨眼、点头或说很多话等方式,承认他们做了导致他们被判死刑的罪行。但这种人只有少数几个。而其他更多的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我可以从他们的眼睛看得出来,从他们的声音听得出来,或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明白,但他们不会向我或其他任何人承认。他们刻意隐瞒,想等最高法院下令延期,或州长半夜打电话来取消执行。”

“现任州长秋天要竞选连任,而阿普尔怀特是全弗吉尼亚州最痛恨的人。如果真要打电话,那也会是打给医生的,祝他顺利找到血管。”对这个说法似乎应该报以悲伤的浅笑,于是他露出了那个表情。“不过据我所知,”他说,“很少有被定罪的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无辜的。我指的不是那种声称自己有正当理由,或是把责任推给受害者,或是魔鬼唆使他们去犯罪的人;而是真的相信自己完全没做过的那种人。一定是警方陷害他们,证据一定是被栽赃的,只要真正的凶手出现,全世界就会知道他们其实是无辜的。”

“这个中心里有三千名囚犯,”汉弗莱斯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不记得自己所犯的罪,他们都说当时是因为吸毒或喝酒而失去意识。他们不必否认自己的行为,可是也不记得。不过你指的不是这种。”

“对。有一些例子,尤其是阿普尔怀特所犯的这类性犯罪,犯罪者在行凶时处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不过还没严重到让他们失去意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我所讨论的现象是在事发之后,这是典型的‘愿望为信念之父’。”

“哦?”

“姑且把我放在阿普尔怀特的位置。假设我在某段期间内杀了三个男孩——那是在多久的期间内?两个月吗?”

“我相信是。”

“一个接一个地绑架他们,强行鸡奸,折磨他们,杀害他们,然后藏匿尸体,掩盖谋杀的证据。要么就是我找到一个方式让自己良心上过得去,否则我就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者,根本就不会觉得良心难安。”

“我从小确信每个人都有良知,”汉弗莱斯表示,“但干这一行,很快就让人失去这种幻想。”

“这些人神志健全,只不过缺乏一般人类的一种认知。他们知道是非对错,但不认为适用于自己。总之他们认为这些标准跟他们不相干。”

“而且他们可以很有魅力。”他点点头:“而且可以表现得很正常。他们知道什么是良知,他们了解其中的概念,所以他们可以表现得好像自己有良心似的。”他报以悲伤的微笑,“嗯,我杀了这些男孩,我一点也不觉得良心不安,但接下来我被逮到了,被警方逮捕了,而且有很多证据证明我是有罪的。我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媒体骂我是本世纪最凶恶的坏蛋,于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宣称我是无辜的。

“我如此宣称,而且愈来愈坚定。因为我不单要坚持自己是无辜的,还得一副完全确定的姿态,因为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别人又怎么会相信呢?我自己都真心相信这个说法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呢?”

“换句话说,最后你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表面看起来是如此。我无法完全确定这个过程的一些细节和技巧,不过看起来就会是这样。”

“听起来简直像是自我催眠。”

“只不过自我催眠通常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而我刚刚描述的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当然,其中有自我催眠的成分,也有自我否定的成分。‘我不可能干这种事,所以我根本没做。’心灵的真相压倒了现实世界的真相。”

“了不起。你让我恨不得自己多修过几门心理学课程。”

“你这份工作就已经是一门速成课了。”

“我是个行政官员,伯丁森博士,而且——”

“叫我阿尼就行了。”

“阿尼,我是个行政人员,一个工厂的设备管理员。我的任务是维持生产线运作,有问题出现时予以处理。不过你说得没错,这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复杂性的速成课。你知道,如果阿普尔怀特相信自己没有做——”

“这一点我还不确定,但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

“嗯,那就表示不会有临终最后一刻的告解。”

“如果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承认的,那又怎么会有告解呢?”

“一般来说也无所谓,”汉弗莱斯说,“因为不管有没有告解,我们都得给他打针,不过我想起了那个男孩——第一个被害人——的父母。我不记得他的名字,真不应该。我已经听过太多遍了。”

“杰夫里·威利斯,是吗?尸体始终没被找到的那个。”

“对,就是他。杰夫里·威利斯,他的父母亲是佩格和鲍德温·威利斯,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一切却无法结束。死刑有这点好处,能让受害者家庭有个了结,这是终身监禁做不到的,可是对威利斯夫妇来说,死刑只是结束了一部分,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埋葬儿子的机会。”

“而在他们心里,始终不放弃儿子还活着的一线希望。”

“他们知道他没活着,”汉弗莱斯说,“他们知道他死了,也知道阿普尔怀特杀了他。那家伙上锁的书桌抽屉里有个牛皮纸信封,里头有三个玻璃纸小袋子,每袋里有一绺头发。其中一绺是杰夫里·威利斯的,另外两袋则各装着其他两个受害者的头发。”他摇摇头,“当然阿普尔怀特没有解释。当然一定是有人把这些战利品栽赃放在他抽屉里,当然他从没见过这些东西。”

“他自己可能也相信这个说法。”

“现在所有人对他的期望,也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那对可怜的父母,他们儿子的尸体埋在哪里。这样可能会让州长打电话,至少让他的死刑延后,等找到那个男孩的尸体再执行。可是若他真诚相信不是自己干的——”

“那么他就不可能承认罪行,也不会说出埋尸的地点,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尸体在哪里了。”

“如果他相信自己没犯下那些罪,那么我想他也不会供出尸体地点之类的信息了。可是如果他只是在演戏,而且能设法让他相信,说出埋尸地点最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我再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他说。

4

牢房比他预期的要大,环境也更舒适。有一个固定的水泥坐台放床垫,一张固定的、桌肚能容下双膝的小桌子。墙壁高处有一台电视机,手触碰不到,遥控器固定在桌上,朝着电视。一把一次成型的塑料椅子——白色的,如果有两把以上便可以堆叠起来的那种——是牢房里唯一可移动的家具。两人试探性地握过手后,阿普尔怀特指着椅子示意他坐下,自己则坐在床上。普雷斯顿·阿普尔怀特是个英俊的男子,虽然坐牢的这几年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被捕至今已经五年,而这是艰辛的、消磨灵魂的五年。岁月磨蚀了他宽阔的肩膀,挺直的背脊变得佝偻,也为他深金色的头发添上几抹飞霜,甚至在他丰厚的双唇两侧刻下皱纹。他的蓝色眼珠可曾褪色?或许吧,也可能褪去的不是颜色,而是眼中的神采。那种遥远茫然的凝视,失焦地瞪着半空中,望向无边的深渊。他讲话时,声音平板,没有抑扬顿挫。“希望这不是什么诡计,伯丁森博士。希望你不是媒体派来的。”

“当然不是。”

“我已经回绝了媒体的要求。我不想接受专访,不想要什么说话的机会。我没有故事可说。唯一想说的就是我是无辜的,我活在一个噩梦中,而这种故事没有人想听。”

“我不是媒体派来的。”

“或是那个男孩的父母派来的?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儿子埋在哪里,好把他挖出来再安葬。上帝慈悲,如果我知道的话,难道不会告诉他们吗?”

“他们以为你不愿意承认你知道地方。”

“为什么?三天后他们就要给我打一针综合化学药剂,我这短短的一生就要走向终点。不管我怎么做,都是一死。我不该被处死的,我这辈子从没伤害过任何人,但这不重要。十二个人看着证据判定我有罪,然后他们考虑过后,判定我该因此受死,我不能怪他们判我有罪或判我死刑。我的意思是,看看那些证据。”

“是啊。”

“我的计算机硬盘里有儿童色情图片。我书桌抽屉里的小玻璃纸袋有那三个死去男孩的头发。在埋尸地点找到了一条染血的手帕,上头的血是我的。我的计算机里甚至还有个文件,以极尽淫秽的第三者观点详述其中的一桩谋杀案。文件已经被删除了,但警方设法将它复原,那种东西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写得出来。里面描述的犯罪细节只有凶手本人才可能知道。如果我是陪审员,我也不会有丝毫犹豫。我的判决也只可能是有罪。”

“他们没花太多时间审议。”

“因为没必要。我看过一份记录,是一个陪审员的专访。他们退庭审议时,每个人都说有罪。然后他们讨论证据,想找出可以驳倒其中一些证据的观点,然后又投票,还是没有异议。接着他们又讨论了一下,只是想完全确定每个人想法相同,然后正式投票,每个人都认为罪名成立,没有一个赞成无罪开释,所以实在没有理由再浪费时间。于是陪审团排成一列纵队回到了法庭,宣布他们的判决。然后我的律师坚持要陪审员个别表明自己的判决,他们就一个接一个说着同样的话。有罪,有罪,有罪。你还指望他们说什么呢?”

“那量刑审①呢?”

“我的律师希望我改变说辞。他从没相信过我,虽然他不会明讲。哦,他干吗相信我呢?若把我的话当真,只会证明他是个多么无能的律师。”

“他认为你若承认是你干的,就可能有机会逃过死刑。”

“那是妄想,”他说,“因为不管我承不承认,量刑都会是一样的。他要我表现出懊悔的样子。懊悔!那种滔天大罪,再怎么懊悔都只嫌不够。我又怎么有办法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表现出懊悔呢?他没有明说我满口谎言,不过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也没坚持,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区别。陪审团决定判我死刑,花的时间不会比判我有罪更长。”

“你觉得惊讶吗?”

“我觉得震撼。后来法官宣布刑罚,我也觉得震惊。震惊和惊讶不太一样。”

“没错。”

“那个信息是,‘你快死了。’好吧,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有个人坐在那里告诉你,那真是个冲击。”

“我可以想象。”

“懊悔。你可以代替别人懊悔吗?我没法为我杀了那些男孩而觉得抱歉,因为我没杀他们,可是我的确很抱歉有人杀了他们。”他皱起眉,额头上冒出一道纵纹,跟他嘴角两侧的法令纹正好相配。“他说如果我能告诉警方第三具尸体在哪里,一定会大有帮助。但如果我根本没见过那个威利斯家的男孩,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能有什么好说的?他说,我可以告诉他,然后他可以说我是在坚持自己无辜的同时说漏嘴的。我说这实在不太合逻辑。这么一来我就是坚持谎言的同时又承认那是撒谎。他软硬兼施地啰唆了一堆,我说其实也不重要,因为我对不知道的事情能说什么呢?你知道,我不在乎他相不相信我,或任何人相不相信我。我太太就不相信我,她甚至根本不想见我。她跟我离婚了,你知道。”

“我听说过。”

“我入狱后就没见过她,也没见过小孩。不,我收回这些话。我见过她一次。她来探监,问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我说我是无辜的,要她相信我。可是她不相信,我心里有个什么东西死了,从那时开始,其他谁相信或不相信我,就不重要了。”妙极了,真是妙极了。

“你信里说你相信我。”

“没错。”

“我想这只是让我答应跟你见面的一种手段。好吧,你达到目的了。”

“我很高兴你因此愿意见我,”他说,“但我并不是耍手段。我知道你没有犯下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认真的。”

“我是啊。”

“但怎么可能呢?你是个理性的人,是科学家啊。”

“前提是心理学首先是一门科学,不过很多人认为不是。”

“不然还会是什么?”

“是一门艺术。有些人会说,是一种黑暗艺术。你知道,曾有人想把诺贝尔奖颁给弗洛伊德,不是医学奖,而是文学奖。这是一种挖苦的恭维。我愿意把我所做的事情想成是有科学基础的,普雷斯顿,不过——对不起,我叫你普雷斯顿可以吗?”

“我不介意。”

“我的名字是阿尼。A—R—N—E,是斯堪的那维亚的拼法,不过发音就像阿诺德(Arnold)的昵称。我父母两边都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血统,我想不出他们干吗给我取个瑞典名字。不过这离题了,恐怕我忘了原来我在讲什么。”

“你所做的事情是有科学基础的。”

“是,当然了。”他没有忘了原来在讲什么,但他很高兴因此得知阿普尔怀特在注意听他讲话。“但即使是纯科学也有直觉的成分。大部分科学发现都是出自直觉,勇于尝试,而与逻辑或科学方法没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我很确定这点,毫无怀疑。我无法向你或向自己解释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我就是知道。”他给了阿普尔怀特一个更为温柔的同情浅笑。“我恐怕,”他说,“你也只能相信我了。”阿普尔怀特只是注视着他,他的脸此刻变得温和而不设防。然后,没有想到的是,泪水开始流过他的脸庞。

“对不起,我已经有,要命,我甚至想不起来多久没哭过了。很多年了吧。”

“没什么好道歉的。或许应该道歉的是我。”

“为了什么?为了你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吗?”他匆匆一笑,“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这几年我收到过半打女人的来信。她们就是知道我不可能做这种事,她们关心我,希望我明白在我需要的时候她们会多么坚定地支持我。我听说每个死刑犯都会收到这种信,你所犯的罪愈令人发指、愈轰动,你收到的信就会愈多。”

“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

“她们大部分还会寄照片来。我没留着照片,其实信也没留,我连回信都不考虑,不过有两三个人还是照常一直写信来。她们想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肯放弃。她想嫁给我。她解释说,现在既然我已经离婚了,我们就可以结婚了。根据她的说法,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但无论如何,这是个我不想履行的权利。”

“是啊,我觉得你不会愿意的。”

“而且我从不认为她或其他人真心相信我是无辜的。因为她们不会想跟一个即将无故冤死的可怜虫谈情说爱。她们想要跟一名恶魔化身的男子有一段浪漫韵事,或幻想跟这种人有段浪漫韵事。她们每个都想成为那个无私的女人,能够在这个罪大恶极的男人身上看到一点点良善,而如果我可能拧断她们的脖子,好吧,这个危险性只会让整件事更加刺激。”他们又聊了些人类的怪异行为。阿普尔怀特如他所料的那样非常聪明,用词丰富,而且逻辑清晰。

“再跟我说一次,阿尼,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他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想是因为你符合一个标准,刚好是我最近感兴趣的。”

“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一定有个更好的字眼,不过我想到的是‘在劫难逃的无辜’。”

“在劫难逃的无辜。你和我是这世上仅有两个认为我无辜的人。在劫难逃的部分,人人都很清楚。”

“我感兴趣的,”他说,“是处在你这个位置的人,如何面对无法避免的命运。”

“冷静面对。”

“是,我看得出来。”

“我仔细想想,每个有脉搏的人都被判了死刑。有些人的死刑来得比较快。绝症末期的人。他们跟我一样无辜,只因为某些细胞出了毛病,又没有人及时发现,他们就得提前死亡。他们可以责备自己,说他们应该戒烟,不该拖延年度体检,应该吃少一点、多动一点,但谁知道那真会有什么差别呢?反正人总是难免一死,这不是他们的错。所以我也一样,而且也不是我的错。”

“每一天……”

“每一天,”他说,“我都更接近终点。我告诉我的律师不必费事去申请延期了。如果我坚持的话,可以再拖一两年,可是干吗呢?我每天也不过就是在数日子,再拖下去也不过是多数个两天罢了。”

“那你怎么熬过这些日子呢,普雷斯顿?”

“没那么多日子可熬。星期五就是行刑日了。”

“是的。”

“星期五之前,我只要再熬几十个小时了。他们每天会送三餐来给我。你一定以为我会吃不下,不过一个人的胃口好像跟一个人的前途没有什么关联。他们送食物来,我就吃掉。他们送报纸来,我就看。如果我要求,他们会带书给我。不过最近我不太想看书就是了。”

“你还有电视。”

“有个频道一直在重播警察影集。《情理法的春天》《法律与秩序》《纽约重案组》,有一阵子我迷上了,一个接一个地看。然后我明白了自己在干吗。”

“逃避现实?”

“不,我本来也以为是这样,但结果不是。我是在寻找一个答案,一种解决。”

“解决你的两难困境。”

“正是如此。想必其中一个节目会有解答。我会看到什么,然后就会有那种‘啊哈!原来如此’的一刻,天启的那一刹那,就能拯救我自己,而且找出真凶。”他摇摇头,“你听到我说的吗?‘真凶’。老天在上,我讲这些话听起来真像 O. J.辛普森。”他噘起嘴唇,发出一个无声的口哨。“我一明白自己为什么看那些节目,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完全失去了兴趣。其实我也没有太多可看的节目。美式橄榄球,赛季时可以看,但现在赛季结束了,要到秋天才会开打。我已经看完我的最后一个美式橄榄球赛季了。”

“其他运动呢?棒球?篮球?”

“我以前打过篮球。”他眼睛眯了一下,好像在回想,可是想不起来,就算了。“我会看大学篮球赛。地区锦标赛和最后四强赛。大学篮球球季结束后,我就失去兴趣了。前几天我看了一场职业篮球赛,不过没法专心。而对棒球我始终就培养不出兴趣。”

“所以你不常看电视。”

“不怎么看。看电视可以打发时间,这就是它的吸引力之一,不过看电视也同时是浪费时间,而我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禁不起任何一丁点儿浪费。你刚刚问我怎么熬过日子。没什么好熬的。我就只是坐在这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接下来你就发现星期五快到了,我只要撑到那天就行了。” 

“我该走了,”他说,从那张白色塑料椅子上起身,“我占用你太多时间了,何况你已经说过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跟你谈话很愉快,阿尼。”

“是吗?”

“这是我第一回碰到有人认为我是无辜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形容那有多么特别。”

“真的吗?”

“哦,绝对是。自从警方给我上了手铐、宣读了我的权利后,每次谈话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每一个人,甚至想帮我的人,都相信我就是个恶魔。那种压力始终存在,你懂吗?而今天这种压力头一回不见了,我可以没有戒心地跟人谈话,和另一个人好好相处。我已经想不出有多久没有这样讲话过了。自从我被逮捕以后吧,但说不定更久。很高兴你来看我,而且很遗憾你要走了。”他犹豫着,然后试探地说:“我明天可以再来。”

“可以吗?”

“接下来几天我没有什么事。我明天会再来,如果你欢迎的话,接下来几天我都可以来。”

“哦,老天啊,”阿普尔怀特说,“是的,我欢迎,当然欢迎。你随时来,反正我都会在这里。”

①英美法律的审判和量刑审是分开的。非死刑的案件,由陪审团判决有罪或无罪后,再由法官主持量刑审决定刑罚;死刑案件则由一个陪审团决定有无罪后,再由另一个陪审团决定该处以死刑或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5

周末的一个聚会上,一个我见过的女人走上来,说她听说我是个私家侦探,问我对不对。“算是吧。”我说,解释说我已经半退休了,而且没有执照,这表示我缺乏任何正式身份。“可是你可以调查某个人。”她说。“有特定的人选吗?”“我得考虑一下,”她说,“你可以给我和你联系的电话号码吗?”

我给了她一张名片,是新印的那批,上面有我的移动电话和公寓电话号码。我尽量拖到不能再拖,直到我发现自己愈来愈荒谬可笑的那种感觉压过了本性中的顽固,才买了手机。我有一半时间会忘了带,即使带在身上也会忘了打开,不过星期一早上我带在身上,也开机了,而且电话响起时,我还能顺利接听,没有不小心按错键挂断。“我是露易丝,”她说,“你给过我名片。前两天晚上,我问你能不能帮我调查某个人,然后——”“我记得,当时你说要考虑一下。”“我已经考虑过了,想跟你谈一谈。可不可以找个地方碰面?”

我正在跟 TJ 吃早餐,我笨手笨脚接电话时,他努力绷着脸没笑。“我在晨星餐厅。”我说。“真的?因为我就在火焰餐厅。”

晨星就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口的西北角,火焰则在同一个街区靠五十八街那头。两家都是典型的纽约式希腊小餐馆,没有一家会登上纽约的美食排行榜,但两家都不是太糟,而且都十分方便。

她说:“十五分钟后你还会在那边吗?我想喝掉这杯咖啡,然后我想出去抽根烟,抽完就过去晨星,如果你还在那里的话。”“我的主菜还没上呢,”我告诉她,“你慢慢来。”

 “我觉得自己这样很可笑,”她说,“我有了这段浪漫恋情,感觉上是会有结果的,而一段感情应该是建立在彼此互信的基础上,如果我雇一个侦探去调查这个家伙,这证明我付出了多少信任呢?感觉好像我从一开始就在阻挠这段感情发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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