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中国表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红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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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中国表情试读：

杨红林，笔名南庄，历史学硕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藏品二部历史图片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老照片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经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会》《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叶赫那拉家女人的私家相册》《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等。前　言

检视历史的年轮，总有那么一些年份会呈现出特别的轨迹。正如古树的年轮能够透露出其生长过程中不同年份气候、水土的变化一样，历史的年轮也是如此。而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横断面上，1915年无疑就是这样一圈蕴含特殊信息的年轮。

关注历史时，无论是以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入手，人们常常热衷于一些特殊的数字：10年、20年、50年、100年、500年……回望历史，整整100年前的1915年无疑就是这样特殊的时间坐标。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巴拿马运河开通……然而这些都不是中国人所关心的重点。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年份、一本充满感叹号的年历、一幅异彩纷呈的众生画卷……这一年，袁世凯复辟，“二十一条”签订，巴拿马世博会、远东运动会召开，梅兰芳风靡全国，北京城旧城改造……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小事、家事国事、好事坏事、喜事悲事……不难发现，1915年在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中，就如同一个极具深意的标本。在这个单一年份的横断面上，居然会呈现出那么丰富多彩的历史符号，虽然主次分明却又处处喧嚣。

至于当年那些历史的主角儿或参与者，达官显贵也好，芸芸众生也罢，他们的表情则彻底定格成了历史信息的一部分。于是，当我们翻看1915年的日历时会发现，这里有袁世凯称帝时的春风得意，段祺瑞因反对帝制而被气歪的鼻子，黎元洪拒受封号时的怒不可遏，日置益提交“二十一条”时的趾高气扬，莫理循四处奔走的焦急万分，朱尔典变脸时的漠然，杨度被通缉时的委屈，辜鸿铭演讲时的傲然自信，王金发临刑前的绝望，沈佩贞在法庭上的哀怨，张弼士参观美国时的惊奇，梅兰芳演新戏时的光彩照人，王正廷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兴奋，朱启钤在正阳门城楼上的踌躇满志……凡此种种，无不提醒着人们，虽然已跨越整整一百年，1915，仍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

影像是历史最好的注解，往往比文字更形象、更生动而更有说服力。透过那些清晰或者模糊的影像，审视那些历史主角们不同的表情，相信今天的人们会生发出多种不同的感受吧。

本书旨在通过对1915年这样一个特殊年份的梳理与分析，以袁世凯复辟为主线索，以同一时期相继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衬托，以重要历史人物的“表情”为切入点，全方位展现民国初年新旧交替的大转折，进而考量其背后的历史玄机。杨红林2014年岁末于北京序幕：在天坛举行的最后一次祭天大典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12月23日，冬至，农历甲寅年十一月初七，星期三。1914年12月23日，袁世凯率领文武百官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大典“郊天祀典越成周，监制玉冠十二旒；黄土沈沈铺辇道，行人遮蔽四牌楼。”这四句诗乃民国初年参议院议员刘成禺所作，出自《洪宪纪事诗》，说的是袁世凯1914年冬至祭天时的情景。

这天一大早，当夜色还未彻底退去时，地处北京老城东南的天坛已笼罩在一派肃穆而又紧张的气氛中。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当天正阳门至天安门之间的南北大路已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所有途经此处的行人均不得不由正阳门左右两门进出。而从新华门到天坛一路则全部黄土垫道，沿途都有警察守卫，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流动摊贩也早已被赶走，每家商户门前都悬挂着中华民国国旗。至于天坛周围，更是部署了上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都在高度戒备中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祭天坛庙建筑群，500年来，天坛一向被视为神圣之所，在明、清时代的臣民们心中占据特殊的地位。据中国官方史书记载，明、清两朝的皇帝每年起码要两次亲临这里祭天：一次是孟春正月上辛日举行祈谷礼，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次是冬至日拜谢皇天上帝。此外如遇有皇家大事或重大事件，皇帝有时也会亲自驾临，或派遣皇室成员代为举行告祭仪式。在明、清两代，前后有23位皇帝在天坛举行过隆重的祭天典礼。民国初年的天坛，已呈荒废之景

中国民间向来有“冬至大似年”的说法，明、清两朝也不例外。而在冬至日举行的皇家祭天仪式就成为整个国家最为重大的活动。根据惯例，每逢冬至日，皇帝都要亲临天坛的圜丘祭天。而祭天礼仪更是隆重与繁复，不但在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举行仪式的一整套程序更是容不得一丝马虎。祭天大典通常从冬至日的拂晓时分正式开始，此时圜丘坛内已事先亮起大灯笼，而皇帝则更换好祭服，脱去鞋子，然后在赞礼官的指挥下登坛行礼，依次完成迎帝神、奠玉帛、进俎、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终献礼、撤馔、送帝神、望燎9项程序，整个仪式都在赞礼官的指挥下进行，每项程序都要奏专门的音乐。直至礼毕，皇帝才能回到大帷幕中脱去祭服，整个祭天仪式也宣告结束。

天坛祭天在数百年间都是明、清王朝最重要的官方祀典，因此在1911年辛亥革命彻底结束帝制时代以后，作为封建专制象征的祭天传统就戛然而止了。而在刚刚进入民主共和国的第一年，1912年7月，原先的皇家禁地天坛被改为了农艺试验所，政府准备在这里种庄稼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又是那么吊诡——仅过了两年之后，1914年冬至，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竟又在本已荒废的天坛举行了民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祭天大典。

按理说，身为实行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明白，如今早已不是“君权神授”的时代了，总统并非“天子”，既没有资格也没有义务对“天”进行祭祀。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新旧交替的特殊年代，社会思潮混乱的程度难以想象。无论是国家的掌权者还是亿兆国民，又有谁能完全与“历史”割断联系？由于新生的中华民国让许多人大失所望，当时整个社会实际上处处涌动着一股怀旧的暗流。在社会精英聚集的思想文化领域，复古主义首先开始抬头。1912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布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规定全国各学校届时都要举行纪念会。9月，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大力提倡“尊崇伦常”和“礼教”。他语重心长而又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人向来以忠孝仁义为立国之本，不管何种政体都不应更改，而眼下时局艰难，纲纪废弛，还不就是人心散了的缘故吗？1914年9月，他又正式颁发《祭孔令》，并于9月28日前往北京孔庙以古礼祭孔。与此同时，在众多顾问的建议下，袁大总统还决定亲自出面举行祭天仪式。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在北京孔庙举行祭孔仪式，图为当时参加典礼的官员

早在1913年，袁世凯的顾问及亲信们便开始谋划有关祭天大典事宜了。

1913年3月，袁氏特聘的日本籍政治顾问有贺长雄刚刚抵达北京，所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大总统应前往天坛举行祭天典礼，以通过一场盛大的仪式来展示自己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当获悉袁世凯有意考[1]虑祭天后，著名的孔教会领袖康有为也公开呼吁“凡新国未制礼，必沿用前王之礼，乃天下之公理也”，要求新政权再次启动祭天大典。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总统虽无天子之名，而不能不行天子之义……祭天之事舍总统其谁与归？”受此鼓舞，袁世凯于1913年年底向代行国会职能的政治会议提交了祭天咨询案，而心领神会的政治会议则很快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称祭天典礼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心理，国家祭天的政治传统不应随时代改变而中断，只要具体的仪式不与共和政体相抵触即可。于是在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便正式发布《祀天定为通祭令》，大张旗鼓地开始筹备祭天大典了。

接到命令后，负责具体实施的内务部不敢怠慢。在总长朱启钤等人的操持下，内务部及专门设立的礼制馆按照复古基调对祭服、祭礼、祭品等事项都进行了详细规定，所制定的祭礼与清代圜丘祭天之礼相比，既有变革也有删减。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消美、英等西方友邦的疑虑，负责筹办祭天典礼的内务总长朱启钤还特地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进行了一番解释：“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人民定要责难政府的。”他还不厌其烦地保证：“我们将修改典礼，使它适合民国的体制。我自己正在为参加典礼的人设计一种特别的礼服，祭乐和祝文也将稍有变更。”

对于有关部门的准备工作，袁世凯总体上还是非常满意的。到1914年12月初，随着冬至的日益临近，具体的操作也逐一提上了日程。首先启动的是修整天坛内外设施的工程。根据安排，天坛内所有主要道路都用黄土垫平，并安设汽灯和电灯；坛墙及祈年殿、圜丘等处也进行了必要的修饰；至于殿堂等处匾额原本刻有满文者，则一律更换。鉴于如今已是电气时代，筹备处特地吩咐将原本悬挂灯笼的南北两根灯杆伐掉，只留中间一根届时安装电灯。为保证大典安全进行，精心挑选的保安警备队也事先进驻天坛内各处要津。

对于即将进行的祭天大典，袁大总统格外重视。根据礼制规定，从1914年12月19日起，他就率各部官员开始了为期3天的斋戒，同时发布命令要求各部官员恪尽职守，恭敬从事，以表示对祭天的虔诚和敬畏。为表示隆重，政府还通令各机关、学校休假一天。21日，为晓谕百姓，京师警察厅就祭天时所应遵守的交通规则发布了通告。22日下午，所有将参与大典的各部官员又齐聚天坛，在典礼官的指挥下举行了彩排。为做到万无一失，当天夜里，北京前门外一带实行戒严，原本热闹非凡的夜市和演出场所全部歇业。袁世凯祭天时，身穿祭服的官员

万事俱备，只等着1914年12月23日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的现场，“复盘”当时的情景。

据目击者事后的讲述，当天六点钟光景，随着路旁士兵们的一阵骚动，只见袁大总统乘坐装甲汽车由中南海总统府驶出，随后在天坛南门外换乘双套马的朱金轿车，抵达昭亨门外时再换乘竹椅显轿，在朱启钤等人的引导下前呼后拥地来到祭坛前。按照事先安排，大总统进入临时搭建的帐篷内换上复古风格的祭天大礼服，然后接过司祀官进呈的祝版审查后署名。祝版上写着古意十足的祭天祝文：“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总统袁世凯代表国民敢昭告于上天曰：惟天降鉴，集命于民，精爽式凭，视听不远。时维冬至，六气滋生，式遵彝典，慎修礼物。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尚飨。”之后，大总统按照大礼官的指引走出帐篷，在祈年殿之南圜丘前的台阶上率领文武百官依次站好。

接下来的场面，当时有一位美国摄影师为后人留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如今已成为见证这一幕历史的经典影像。摄影师名叫约翰·萨布鲁姆（John D. Zumbrum），此人在1913—1920年间在北京开了一家照相馆，据说还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御用摄影师，当时可能凭借特殊的身份有机会在祭天现场拍照。相比之下，他的另外几位同行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据说，当时外交部也曾找来专门负责照相的外国摄影师，但却因为事先没有和负责警卫的总司令接洽，结果被挡在天坛门外，只拍了几张大总统回府的照片。1914年袁世凯祭天典礼现场一组极为罕见的照片美国摄影师约翰·萨布鲁姆（John D. Zumbrum）在袁世凯祭天现场拍摄的照片

从照片可以看出，当天，天坛内外修葺一新。圜丘周围每个栏杆旁都站着身穿制服、手持长矛的士兵，道路两旁有众多身穿长袍、手持仿古乐器的乐师，出席仪式的大小官员们也全都穿着祭祀的长袍。仪式开始后，袁世凯从南面登上圜丘的第二层朝北站定，待篝火点起，他按照祭祀官的口令深深鞠躬四次，文武百官也跟着一起鞠躬，同时盛有兽血和兽毛的盘子被端上了祭坛。敬献了丝绸之后，袁世凯就跪在了圜丘第一层。献祭肉的音乐奏起，兽血兽毛马上被撤走，一盅热汤送到了袁世凯手中；击鼓奏乐，接着司祀官念颂祝文，乐声中有人翩翩起舞，袁世凯则举酒敬天。每篇祝文读完袁世凯就朝祭坛磕四个头，文武百官也跟着一起磕头。最后伴着庄严的音乐，祝文牌位、丝绸、酒和谷物等祭品被一起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仪式随之结束，这时已是上午8点50分了。

不管当时袁世凯祭天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但这一举动显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至于在不久后，舆论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他是[2]为复辟帝制作准备。例如著名的德国籍汉学家、传教士卫礼贤后来就指责道：“1915年是洪宪元年，为给称帝作准备，袁世凯在北京天坛按照皇家礼节敬献了牺牲。”而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则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意味着袁氏正在趋于僭取帝位。”

就在人们对此次祭天大典的种种议论与质疑声中，1915年的大幕就这样缓缓拉开了。种种迹象表明，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将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1]　孔教会：民国初年一个提倡尊孔读经的团体，1912年10月成立于上海，领导人包括康有为、陈焕章等，总部后迁至北京。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实际上反对革命，力图复辟清室。后经袁世凯政府批准，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其主要成员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但也有一些活跃于中国的外国人，例如美国的李佳白、日本的有贺长雄、英国的庄士敦、德国的卫礼贤等。

[2]　卫礼贤：原名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德国籍汉学家，著名传教士。曾先后翻译出版《老子》《庄子》和《列子》等经典，还著有《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等，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杰出贡献的先驱。第一篇权柄

客观地讲，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那些政权的掌握者或者竞争者通常是历史的主角。1915年的民国政治舞台上，头号男主角无疑当属大总统袁世凯。然而悲哀的是，这位当时被国内外一致视为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强权人物，反而自己率先陷入了困境。由于对共和体制存有诸多不满，在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袁世凯居然一步步走向复辟帝制的道路。由于对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径不满，另外一些政坛的大人物如段祺瑞、黎元洪等，则以不同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双方由此产生矛盾与冲突。一、袁总统身患“共和病”

1915年1月1日，农历甲寅年十一月十六，星期五。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

天坛的祭天大典结束后不久，转眼便是新年了。虽然公历的1月1日被民国政府定为元旦仅有三个年头，老百姓还习惯于等待农历春节的到来，但对于已开始努力同国际接轨的政府而言，这却是必须要大行庆贺的节日。

当天，根据大总统袁世凯的命令，政府各机关、军队统统放假三天。而在中南海，大总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先后接见了五批特地前来行贺礼的各路代表。为了表示普天同庆，袁世凯还慷慨地发布了《附乱自首特赦令》，宣布凡在1914年12月31日以前“犯附和乱党之罪”者，只要自首，政府将一律赦免。正所谓新年新气象，这一天，袁世凯以大总统之名任命了国务卿、各总长等中央级官员，又特地公布了带有复古色彩的“授卿令”。根据这项命令，授国务卿徐世昌为上卿，政事堂左右丞杨士琦和钱能训、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财政总长周自齐、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审判院院长李经羲、税务督办梁士诒、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文官高等惩戒委员长周树模、参政院副议长汪大燮为中卿；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均加上卿衔，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汤化龙、大理院长董康、都肃政史庄蕴宽为少卿，章宗祥、汤化龙加中卿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位已经去世的前政府高官也被追赠为“卿”：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

然而有谁能知道，在这一派举国同庆的节日气氛中，袁大总统私下里却总显得心事重重。此时的他，心里面正纠结：共和还是帝制，这是个问题。

回想起来，这个问题就像一块心病一样，折磨了袁世凯将近三年。

想当初在辛亥年，随着武昌城头的炮声响起，大清王朝眼看大厦将倾，作为当时国内最具实力的人物，袁世凯应势而起，与革命党展开了合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革命党人答应推举其为大总统的前提下，袁世凯逼使清王朝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其中明文写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可以说，辛亥革命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终结两千年帝制的目标，古老的中国起码表面上从此进入了崭新的共和时代。袁世凯与其北洋系部下合影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迎袁专使，试图令其南下就职，结果失败

很显然，当时身为前清权臣的袁世凯之所以能得到革命党人的拥戴，与他公开表明的政治态度有着直接关系。就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也正是由于袁世凯的这一表态，革命领袖孙中山很快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氏代替自己的位置。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全票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从倒戈清廷到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获取政权的道路看起来几乎是一帆风顺。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办的就职仪式上，袁世凯再次表明了对共和制的效忠：“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当时之所以能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前沿绝非偶然。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间，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中国政局稳定的保障，以至于就连革命党内许多人都认为孙中山不适合出任共和国总统一职。例如当年还是革命志士的汪精卫，就曾当面质问孙中山是否因存私心而不愿放弃临时大总统的位子。

与此同时，一些敏锐的旁观者却始终对袁世凯拥戴共和制的“诚意”抱有怀疑。例如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时以记者身份观礼的梁漱溟就明显地感觉到，此公对如此庄重的典礼似乎毫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而另一位在场的西方记者莫里循也略带调侃语气地记录道：“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袁世凯，身穿的是军服袁世凯的临时总统府上升起了五色旗

与这些旁观者相比，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终极目标的革命党人显然更务实一些。为了防患于未然，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旧时代强权人物，他们从一开始就试图将其关进共和制的“笼子”。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新政权将采用法国式责任内阁制，以最大程度限制大总统的权力。在当时根基尚不稳固的情形下，袁世凯的表现还算令人满意。两天后，他任命自己的老朋友，同时又与革命党阵营关系密切的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由其负责组阁。不过对于袁世凯而言，这恰恰是共和制给自己带来的第一个麻烦。

尽管唐绍仪与袁世凯可谓多年的老朋友了，但二人的政治理念却大相径庭，结果从唐内阁成立的那一天起，双方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副署权等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虽为国家元首，但由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就成了有职无权的虚职。共和思想很浓的唐绍仪就任总理之后，强调遵守《临时约法》和承担内阁的责任，因此在与袁世凯协商国务时经常直抒己见，有时甚至将老朋友的决定驳还，双方经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多年的朋友终于分道扬镳。仅过了几个月，唐绍仪就在袁世凯及其亲信的排挤下愤然辞职。之后，袁世凯便任命自己的心腹赵秉钧为代理国务总理。与唐绍仪不同，同样身为内阁总理，赵秉钧却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事事直接请示老上司，将责任内阁完全变成了袁世凯的附属机关。唐绍仪，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后因与袁世凯不合而去职唐绍仪内阁合影

尽管逼走老朋友唐绍仪让袁世凯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但他却也有满肚子的苦水，对共和制下国会所拥有的权力更是深表不满。在一份私人文件中，他甚至曾这样满怀委屈地诉说：“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会……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此种情景，不禁让他萌生起大权独揽的念头来。当然，此时的袁世凯或许还没有废止共和的想法。曾长期担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1]后来也证实，在民国元年，袁世凯确实还能自觉地“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不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他办不成事。1912年6月24日，当南方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破坏国体时，他就公开在媒体上发表电文称：“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但是，无论袁世凯如何信誓旦旦地表态，明眼人却日益担忧，原本笼罩在他身上的共和制笼子已开始摇摆了。关于这一点，或许当时身为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体会更深。

据顾维钧回忆，那是1912年秋天的一天，当他在向袁世凯报告了与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后准备告辞时，袁世凯却拉住这位后生进行了一番关于共和制的谈话。袁世凯首先询问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维钧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回答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世凯接着问，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并且风趣地打比方说，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维钧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所以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又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顾解释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应该用不了那么久。民国初年的约法会议代表合影

一老一少的这番对话就这样结束了，但却给顾维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有趣的是，对于共和制到底适不适合当时的中国，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明就里，但一些消息灵通的西方人却已开始发表看法。[2]1912年12月8日，曾长期在中国任职的濮兰德应邀赴哈佛大学授课时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要想在中国推行共和制简直比登天还难。他说：“换句话说，中国源远流长的专制制度只是换了个名字，其本质特征并未改变……普选代议制并不是解决方案。在现今中国，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在今后若干年也不可能实现。历史经验表明，相信中华民族会突然出现激进变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次变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坦白地说，中国人仍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他们接受‘青年中国’就像接受上天赋予的任何一切，只是他们在精神上仍存有习惯性的保留。别人告诉他们，与苦闷、贫困、饥饿、贪污、苛捐杂税相联系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都将变得富有和快乐。他们中那些乐观积极的人相信这些美妙的故事，把共和制当成了救世主，以为所有美好的东西将很快实现。直到三个月过去了，他们才突然意识到这种想法的愚蠢。把旧事物换一个新名字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即使总统自己，在他的总统敕令中也承认，民国政府统治下的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威胁掠夺、暴力犯罪并不比旧时代少多少。人们通过自己的双眼迅速地看到城市满目疮痍、抢掠四处泛滥，他们终于意识到太平盛世仍然远未到来。”濮兰德还认为，身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就相信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

毫无疑问，濮兰德的看法固然多少有些偏激以博人眼球之嫌，却也并非毫无道理。后世的研究者也基本承认，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环境下，不仅袁世凯这样的旧式官僚不明白共和制是怎么回事，绝大多数国民也不明白，甚至还不如袁世凯。因此一旦政治改革出现困难，牢骚声便会纷至沓来，一些民间舆论则开始抱怨“民国不如大清”，进而开始鼓吹“共和政体不合国情”。此种情形是如此令人悲观，以至于向来对革命抱有乐观精神的孙中山都感慨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于是在民国刚刚成立的一段时期里，无论对于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而言，或许此时都有这样一种困惑：理想距离现实，其实很远很远。

而在经历了一年的纠葛后，因一连串突发政治事件的刺激，袁世凯更加坚定了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念头。接下来，他将彻底把共和制的“笼子”拆得七零八落。

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刺杀事件：刚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准备登上奔赴北京的列车时突然遇刺身亡。消息一经传出，举国哗然。尽管此案存有诸多疑点，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始终没有定论，但舆论界却大多认定袁世凯有嫌疑，而革命党人更是一口咬定其为真凶。例如黄兴在悼念宋教仁的挽联中就明确写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紧接着，革命党阵营彻底与袁世凯决裂，随即爆发了“二次革命”，结果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大获全胜，孙中山、黄兴等仓皇逃亡。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出于对共和制的怀疑，袁世凯迅速走向独裁并如愿以偿实现了大权独揽。图为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的会场，门外有军警把守

在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镇压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在政治上的第二春似乎也来临了。就在1913年10月6日，经国会投票，袁世凯被选举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春风得意之机，他还兴致盎然地请福升照相馆为自己拍摄一组著名的肖像照。10月10日，袁世凯意味深长地选择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就任仪式，而按照规定，总统应该到国会宣誓就职。据当天到场观礼的著名记者黄远生描述，如同上次就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志得意满的袁世凯仍然身穿军服，只见身材矮胖的他端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虽然形象不佳，却也精神矍铄。[3]而另一位现场目击者国会议员韩玉辰则清晰地记得，袁世凯在念誓词“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时，其声调之抑扬顿挫简直令人捧腹：“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或许袁世凯就是想通过这个小小的细节表明自己对于共和制乃至宪法的立场。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后，社会上发行的明信片袁世凯任正式总统时期的参政院议员合影袁世凯独裁时期的政治会议成员合影

果不其然，在随后两年的时间里，袁世凯加快了摆脱共和制的步伐。回顾其一步步走向独裁的路线图，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其实他所面临的阻力非常之小。在成为民国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便召集国会议员在天坛集合，着手修改《临时约法》，要求扩大总统职权。由于当时的国会坚持拥有立法权和责任内阁制，结果所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完全不合袁世凯的心意。为彻底消除独裁的政治障碍，袁世凯于1913年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致使《天坛宪法草案》流产。1914年1月，袁世凯又干脆解散国会。当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对这一举动表示不解时，袁世凯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这个国会并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们组织起来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都通过立法手续。他们真正的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民国宪法，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们传统的习惯和你们西方的根本不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用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参与制定《天坛宪法草案》的国会议员们

随着所有障碍的清除，长期以来套在袁世凯身上的共和制“笼子”终于由摇摆进而解体了。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废除了《临时约法》，公布了按照自己的授意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根据这部“袁记约法”的规定，不但取消了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国务院对大总统发布命令的副署权，更明确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10年，不限制连选、连任，并可推荐“接班人”，实际上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中华民国实际上的独裁者。

按照袁世凯对共和的理解：“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如今看来，他应该心满意足了。或许正因如此，他才在1914年冬至欣然举办了祭天大典。与此同时，袁世凯率先通过官制改革以实现集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所参照的居然是号称共和样板的美利坚合众国。他曾对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说：“我欲取美国制，设国务卿一人，隶于总统府，撤销院制。”根据“袁记约法”的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袁记约法”出台仅两天后，袁世凯就撤销国务院与国务总理，在总统府内附设“政事堂”，政事堂的首席长官“国务卿”由他任命。政事堂虽然负责统一行政，参与审议法令，但直接隶属于大总统，仅对大总统负责，不对任何机关负责，实际上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其作用与《临时约法》时期的国务院有本质区别。紧接着，袁世凯又设立了一系列带有复古色彩的官职：为国务卿设置左丞、右丞两位助理；从京官至地方官，恢复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仕、中仕、下仕的三级九品官制。到1914年年底时，袁世凯看起来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然而有冷眼旁观者隐隐预感到，接受了独裁体制的中国正滑向帝制的深渊。1914年8月9日，由孙中山阵营创办的《民国西报》就忧心忡忡地指出：有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的时机并不成熟。乍看起来，这样的一种认识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问题是在过去一年中，究竟是到1915年年初，袁世凯一步步实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在治理中国，才现了独裁的目的，此时的他可谓雄导致了各国人士认定民国的失败？心勃勃民国初年大名鼎鼎的记者黄远生，当时就惊人地预见到了袁世凯将来的人生轨迹：“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益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不过对于心情大好的袁世凯而言，1915年的中国看来将是一个太平年景，于是这才有了元旦这天的大封官衔和大赦天下。展望未来，当中华民国迈进1915年的门槛后，已彻底摆脱了共和制“笼子”束缚的袁世凯将会如何继续前进呢？人们拭目以待。

[1]　张一麐（1867—1943），字仲仁，江苏吴县人。少时有神童之誉，其父曾与袁世凯共事，后得到袁赏识，进入其幕府效力，民国初年历任总统府秘书、政事堂机要局局长、教育总长等职。1916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

[2]　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 1863—1945），爱尔兰人，1883年来华，先后在海关总税务司、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任职，并兼任《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在华期间与多名政界要人李鸿章、康有为等交往，并熟悉清宫内幕，著有《李鸿章传》《慈禧外纪》等书，在海内外颇有影响。

[3]　韩玉辰（1885—1975），湖北松滋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同盟会，民国初年任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后曾参加讨袁和护法运动。二、段祺瑞的鼻子气歪了

1915年5月31日，农历乙卯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一。民国初年长期担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

星期一刚上班，总统府就颁布了一项由袁世凯签署的命令：“前据陆军总长段祺瑞呈称：自去冬患病，饮食顿减，夜不成寐，迄至今春，遂致咯血，多方诊治，时轻时重。……现大局稍就平定，拟请开去差缺，俾得安心调理，冀获速痊等情。……查自辛亥改革以来，该总长勋劳卓著，艰险备尝。……兹据呈请开缺，情词肫挚，本大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特着给假两个月，并颁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该总长务以时局多艰为念，善自珍重，并慎延名医，详察病源，多方施治，切望早日就痊，立即销假。其在假期内如有军务重要事件，仍着随时入内会议，以抒嘉谟而裨国计。此令！”为了让段总长安心“养病”，大总统不仅慷慨地给假两个月，特赠高级人参四两、医药费5000元，还任命已退隐江湖多日的军界元老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

一时之间，北京城的各级官员们都在私下里议论纷纷，打听段总长的病情究竟如何。而据知情者透露，这位北洋系的二号人物还真是犯了病——气歪了鼻子！虽然这病听着都新鲜，可老段发病后的样子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从此，“歪鼻子将军”的绰号可就在坊间流传开了。多年以后，有好事者便据此演绎出一个老段的“段子”：只要老段一大怒，鼻子就会向左歪，之后要经中医按摩好些天才能慢慢矫正过来！

段祺瑞（1865—1936）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绝对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叱咤风云数十年，长期掌控着军政大权。然而这样一位实力派人物，在袁世凯当政时却只能乖乖地当老二。曾有野史记载：早在1896年袁世凯奉命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时，就对刚刚在军界崭露头角的段祺瑞青睐有加了。那时，袁世凯正野心勃勃地准备通过编练新军培植自己的嫡系势力，而段祺瑞则备受合肥老乡李鸿章的欣赏，刚刚从德国学习军事归来，堪称军界的后起之秀。虽然当时二人间尚无多深的交情，但善于笼络人心的袁世凯却通过一件小事迅速征服了段祺瑞。原来在袁世凯到任不久后，有一天召集各地将领谈话，点名时却发现不见段祺瑞，便询问什么情况。一旁的幕僚唐绍仪告知，段祺瑞是奉母命回家完婚去了，况且人家在请婚假前并不知自己已被调来小站协助练兵，因此也算情有可原。唐绍仪还说，已经给段祺瑞老家发去紧急电报令其尽快赶回天津报到了。而段祺瑞那边，接到唐绍仪的电报后不禁左右为难，一边是军令如山，一边是婚姻大事。不料紧接着他又接到袁世凯发来的电报，善解人意的袁大帅不但让他先处理婚事，并且专程赠送一张银票作为贺礼。大受感动的段祺瑞从此铁了心紧跟袁大帅，这才有了后来二人特殊的交情。

其实只要仔细推敲，不难看出这则充满了演义成分的野史纯属编造。要知道，段祺瑞迎娶第一任夫人吴氏的时间是1886年而非1896年，而当时袁世凯还在朝鲜负责处理外交呢。当时段祺瑞父母均已亡故，婚后他进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炮科，后留学德国，回国后先任威海武备学堂教习，1896年在小站统带新炮队时才与袁世凯发生联系。

1896年，适逢袁世凯奉旨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式陆军，在同样曾留学德国的陆军大臣荫昌的举荐下，段祺瑞被调至天津担任教官，辅佐袁世凯，日后更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王为北洋之龙、段为北洋之虎、冯为北洋之豹）。三年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他本人也由此开始迅速崛起为新的政治势力。而在长期的合作与交往中，袁、段之间也确实建立起了特殊的私人关系。号称“北洋之龙”的王士珍

话说在1900年5月，段祺瑞的原配吴氏因操劳过度在济南去世，年仅33岁。一年后，袁世凯便做主将自己的义女张佩蘅嫁与心腹爱将为继室。与吴氏相比，张氏可绝对算得上大家闺秀了——其祖父张芾曾任江西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要职。张、袁两家本是世交，在张佩蘅之父英年早逝后，袁世凯的嫡妻于氏便将其收为养女，后者也因此成为袁府上下颇为尊敬的大小姐。如此一来，段祺瑞在袁世凯面前又多了个“女婿”的身份，成了袁家名副其实的“自家人”。袁世凯之女袁静雪就证实：张佩蘅“每次回到我们家，对我父亲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的叫得很亲热，我们也把段祺瑞叫作姐夫”。可想而知，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段祺瑞的职业生涯自然顺风顺水，一方面他也全力效忠袁世凯。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病死，三岁的宣统皇帝登基，而大清朝的军国大事则由宣统生父、摄政王载沣操控。据说，为了替胞兄光绪皇帝报仇，载沣曾准备向袁世凯痛下杀手。好在经庆亲王奕劻等人极力劝阻，袁世凯才保住了脑袋，最终被迫回河南老家养病去了。其实奕劻等人的劝阻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老袁之所以能平安无事，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其一干手握兵权的部下在关键时刻发清朝末年时的段祺瑞挥了作用，而段祺瑞更是功不可没。原来在风闻朝廷准备收拾袁世凯的消息传出后，段祺瑞就火速联络冯国璋等人，准备指挥所辖的北洋陆军各学堂和一些部队进行军事演习，其目的自然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营救袁世凯。不久段祺瑞又在保定巧妙地制造了一起兵变，近在咫尺的北京城内顿时风声鹤唳，手足无措的载沣等人一时也不敢对袁世凯采取行动，只能将其罢官遣送出京。更令袁世凯感动的是，当他携一家老小仓皇离京路过保定车站时，段祺瑞早早就在那里等候迎接了。见此情形，袁世凯不禁老泪纵横。感激之余，他当场宣布将自己位于北京府学胡同的宅第赠送给段祺瑞，那可是当年花了30万两银子买下来的！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王朝的末日眼看就要来临了，不过袁世凯的好日子却刚刚开始。他先是被走投无路的满清朝廷授予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军事政治大计方针，随后便对南方革命党人展开了软硬兼施的策略，逼使后者被迫答应其为共和国的大总统。1912年2月，段祺瑞联合多名北洋军高级将领，要求清廷赶紧采取共和政体，否则将“率全军将士不日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无奈之下，隆裕太后于2月12日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退位诏书，清王朝终于正式覆亡。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便全票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对于自己辅佐恩公成就大业的功劳，就连段祺瑞本人也颇为自得。当然，成为大总统之后的袁世凯也没有亏待这位亲信，长期予以重任。从1912年3月至1915年8月，段祺瑞连任7届陆军总长，其间还曾担任国务总理和国务卿，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段祺瑞（前排右一）与北洋系官员合影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的，“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恰恰在进入民国四年，也就是袁世凯正在积极筹谋帝制大业的关键时刻，昔日的得力干将段祺瑞却起了异心，令老袁着实可恼哇！

追溯起来，虽说袁世凯一直将段祺瑞视为心腹爱将，但眼看后者在北洋集团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甚至大有自立山头的倾向，生性本就多疑的袁世凯自然有些放心不下。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生性耿直的段祺瑞屡屡与老上司较劲，使得后者非常不快。例如对于段祺瑞极为倚重的徐树铮，袁世凯就怎么也看不上眼。可是段祺瑞却非要重用此人，坚决要任命其为陆军次长。有几次袁世凯想把徐树铮调走，段祺瑞竟然急着眼声称：“要撤徐树铮的职也可以，那就将我也一起撤了！”

1913年冬，袁世凯命段祺瑞到湖北担任都督。按照常理，身为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卸职，应该由次长徐树铮代理，可袁世凯却偏偏另派自己的心腹周自齐代理，致使袁、段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之后，为了防止段祺瑞功高震主、尾大不掉，袁世凯便有意着手削弱其兵权，转而重用蔡锷、蒋方震、王士珍等人。与此同时，段祺瑞还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长期不和，甚至大有水火不容之势。其中缘由，一是因为袁克定对段祺瑞等北洋元老态度傲慢，二是因为他处心积虑要夺取段祺瑞的兵权。在民国初年，虽然政府曾公开号召官员们接受新式礼节，但实际上大多数人仍对袁世凯行跪拜之礼。对于此种风气，段祺瑞就非常反感。有一次冯国璋和段祺瑞一同去总统府拜年，冯国璋率段祺瑞（左）与冯国璋合影先对袁世凯行跪拜之礼，段祺瑞见状也只得硬着头皮下跪，袁世凯赶紧站起身来客气道：“不敢当，不敢当！”宾主寒暄一番后，冯、段二人又到袁克定处拜年，同样行跪拜之礼。却不料袁大公子居然毫不客气地在椅子上端坐不动，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两位长辈的大礼。出来后，本来就万分委屈的段祺瑞怒气冲冲地抱怨道：“你看，老头子倒还谦逊不遑，大少爷却架子十足，哪里拿我们当人！我们做了上一辈子的狗，还要做下一辈子的狗！”冯亦连连摇头说：“芝泉（段祺瑞字），莫说你发怒，我亦忍耐不住，今后我跟着你走，我们不能再当一辈子狗了！”过了没多久，这番话便传到了袁家父子的耳朵里，袁世凯自然很不高兴。

为了避免段祺瑞的军权过大，袁世凯听从袁克定的建议，开始筹划另编一支嫡系部队。为此，袁世凯亲自出面，成立了一个名为统率办事处的机构，在其下面成立一个模范团。1914年10月，模范团正式成立，袁世凯自兼团长，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办事员。模范团成立后，士兵从北洋军各师下级军官中抽调，以北洋军各师中的上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作为模范团的实际控制者，袁克定规定各级军官升级时一定要到总统府叩头谢恩，凡是在模范团受训的官兵一定要宣誓效忠。如此一来，段祺瑞此前对北洋军中下级军官的控制便被削弱。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段祺瑞，使其很没有面子。1915年年初的一天，袁世凯召见段祺瑞询问陆军部一件公事，结果作风懒散的段祺瑞由于根本没有过问，因此便回答说要回部里查看一下。结果袁世凯马上很不高兴地大声说：“怎么还要查明，你的呈文不是已经送来在这里了吗？”这使得段祺瑞当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不久，正当袁世凯为“二十一条”谈判焦头烂额之际，陆军部却向总统府打报告说请求增加职员的薪水。气不打一处来的老袁当即毫不客气地批示道：“稍有人心，当不出此”，此事当时轰动京城。最终，羞惭万分的段祺瑞干脆递交辞呈，随即前往北京西山养病去了。袁世凯当然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先是宣布给段祺瑞放长假，还令人送去名贵的人参和一笔医药费。不过在三个月之后，他还是下令解除了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

其实袁、段二人的关系之所以走到这一步，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段祺瑞是北洋系大员中唯一公开反对帝制的人。早在1915年年初，当听外界已有传言说袁世凯图谋称帝时，段祺瑞还对此不以为然，反而极力为老上司辩护，认为亲手创建了民国的袁总统无论如何不会背叛自己当初的誓言。当时段祺瑞的一位亲戚曾试探道：“老头子有此意思，你的看法如何？”结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万万使不得！此种事必遭天下人反对。”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段祺瑞还曾当面询问过袁世凯有无此事，而后者却矢口否认。段祺瑞的境遇同另一位北洋大员冯国璋类似。当时镇守南京的冯国璋也曾在听到风声后当面询问袁世凯，后者也当即予以否认，并讲了一大堆自己不会贸然称帝的道理，从而令老实的冯国璋信以为真。

对于段祺瑞的询问，袁世凯曾假意推心置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芝泉，你是我的老部下，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我可以告诉你，我绝不会做皇帝。如今我这个大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如为儿孙计则更不可。克定是个残废，其他几个也无此才能。你尽可放心，不要胡思乱想。”到后来，就连冯国璋都看透了袁世凯的真实意图了，段祺瑞还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当冯国璋问段祺瑞如果袁世凯真的要当皇帝他将怎么办时，他无奈地表示：“我不赞成帝制，但要我与项城对着干，也做不到。我不想让人骂我段芝泉忘恩负义！项城倘若一意孤行，我只有解甲归田。”当时就连段祺瑞的叔叔都担心地劝他：“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但执拗的段祺瑞却鼻子一歪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握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他还说：“我不是为个人计较，老头子对我个人怎样，都无关紧要，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毕竟感激老上司的知遇之恩，不死心的段祺瑞又跑到袁世凯跟前苦口婆心地劝说其悬崖勒马：“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20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亦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为了消除外界关于同袁世凯决裂的传闻，好心的段祺瑞还专门向全国公开发了一则通电进行辟谣，内称：“廿年前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时，祺瑞以一武备学生充下级武秩，与大总统素无关系，乃承采及虚声，立委为炮队统带，升任统制，不数年由千总微秩，擢道员、总兵、副都统各职。及大总统东山再起，祺瑞复见任湖广总督、陆军总长各职，以大总统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坚，遇祺瑞之厚，殆无可加。是以感恩知己，数十年如一日，分虽部下，情逾骨肉。近数年来，祺瑞因吐血失眠，吁恳息肩，乃包藏祸心之某国报纸，以挑拨离间之诡计，直欲诬祺瑞为忘恩负义之徒，甚至伪造被人行刺之谣，更属毫无影响，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讹言。”当然，对于段祺瑞的忠心，袁世凯心里还是有数的，当时也深受感动。可是时间一长，架不住周围一班人的挑拨，他终于还是对段祺瑞起了疑心，这才有了段的称病辞职。

之后随着事态的发展，眼看袁世凯称帝已成定局，段祺瑞虽然心里生闷气，却也只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其间也曾有人好心劝段祺瑞哪怕违心地表示一下“劝进”，多少改善一下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可是铁了心的段祺瑞竟然公开宣称：“当年我领衔通电主张共和、取消帝制，如今却要我领衔通电取消共和，拥项城称帝，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甚至表示：“项城称帝之日，就是走向灭亡之时！”

1915年12月13日，当袁世凯迫不及待地提前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登基典礼时，细心的人们发现，在络绎不绝前来参加大典、觐见新皇帝的人群中，独独少了两位最重量级人物：黎元洪和段祺瑞。

虽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但袁世凯的好心情却没有维持多久。转过年来，西南诸省都督便在蔡锷、梁启超等人的组织下公开宣布反对帝制，要求袁世凯下台，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尽管从表面上看袁世凯集团的军事力量要远远强于西南方面，但无论是凝聚力、士气还是民众支持度方面，西南方面却占尽优势。眼看形势不妙，为了尽快通过军事手段平定反对势力，袁世凯再度想起了昔日最能征善战的段祺瑞。可是当他请求段祺瑞出山挽救危局时，后者却毫不留情面地拒绝了，其理由则是病体未愈。经过袁世凯三番五次地邀请，段祺瑞提出先取消帝制作为出山的前提。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得宣布取消帝制，同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甚至段的亲信徐树铮也再度被起用，重新被任命为陆军次长。可惜的是，尽管段祺瑞的复出多少安定了北洋集团内部人心涣散的局面，但袁世凯的命运却注定无法挽回了。

在随后进行的南北和谈中，西南方面坚决要求袁世凯彻底退位。这就意味着，袁世凯不但无法保住皇帝的宝座，如今即使想继续赖在总统的位子上也不被容忍了。恼羞成怒之余，袁世凯下令所属军队全力进攻，试图像以往一样在战场上解决问题。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身为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却再次撂挑子了。由于坚决主张和谈，反对使用武力，一向对老上司恭敬有加的他居然说了这样一句狠话：“既然总统坚持用兵，那您就另请高明吧。”随即便递交了辞呈。段祺瑞的表现本就令袁世凯失望至极，此前一直鞍前马后为帝制效力的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竟然也发表通电反对帝制。收到消息后，袁世凯犹如五雷轰顶，顿时彻底泄了气。

1916年6月5日，羞愤交加的袁世凯病情陡然恶化，最终怀着无边的绝望撒手尘寰，给民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或许稍稍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弥留之际，段祺瑞始终守护在侧。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一度成为北洋政府最有实权的人物，图为1916年他担任国务总理时与阁员的合影

袁世凯死后，遵照其遗嘱，本已宣布辞职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一职，而段祺瑞则继续出任国务总理。对于老上司的身后事，段祺瑞丝毫没有因为其晚节不保而有所怠慢。斯人已去，恩怨亦了。在他的主持下，袁世凯的葬礼举办得风风光光。根据新政府的命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一天，学校停课一天，文武官吏停止宴会27天。为表示哀痛，段祺瑞甚至亲率各部总长轮流为袁世凯守灵。6月23日，在袁世凯的灵柩出殡时，段祺瑞以总理的身份主持政府公祭，并亲自扶柩送至前门火车站，然后目送着昔日老上司的灵柩缓缓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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