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桂龙,张晓娣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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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强国与跨国公司发展试读：
总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一个具有辉煌历史和优秀传统的专业研究机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并于1958年作为核心成员组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十年动乱”使正常学术研究工作中断。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重建后，在原经济研究所基础上拆分为经济研究所、部门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研究所三个经济类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上海及全国都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研究所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在长期学术研究过程中，经济研究所产生和集聚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沈志远、黄逸峰、吴承禧、姚耐、孙怀仁、张仲礼、王惟中、雍文元、马伯煌、丁日初、姜铎、王亚文、郑友揆、袁恩桢等专家学者在学界有着较大影响，是经济研究所知名度和影响力得以形成的人文基础。其中雍文元、张仲礼、袁恩桢还分别获得上海市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和这些名家相匹配的是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社会必要产品论》等。这些精品力作曾获得孙治方经济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已成为经济研究所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继承优良传统，提升学术地位、创造辉煌未来是经济研究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近年来，经济研究所通过调整结构、引入新人、整合资源、锐意改革，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效。我们不仅获得了多个社科院的学科和智库创新团队，建立了多个省部级创新研究基地，也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上实现了零的突破。老一辈专家学者仍然志在千里，新一代年轻学者正在脱颖而出，经济研究所已呈现出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格局。
值此经济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所的科研人员共同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套丛书，就是这批成果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经济问题思考的结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石良平2015年5月
导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增长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改变了以往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国际贸易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商品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5.1％，高于同期世界真实GDP增长率（按照市场汇率折算）不到3％的水平。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于2008年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增长趋势出现很大变化，曲折增长中呈现大幅波动，甚至出现从2009年十多个点负增长到2010年十多个点正增长的巨幅震荡。目前，国际贸易增长势头低于预期，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孱弱。2015年世界贸易预计2.8％左右的增长尽管高于2014年2.5％水平，但仅仅高于2012—2014年三年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难以扭转自全球贸易总量不断扩张后的低增长趋势。[1]
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贸易走势与国际贸易总体状况类似，2015年7％的负增长，尽管远低于主要贸易伙伴和全球贸易降幅速度，却是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第二负增长，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长期高于20％的增长幅度相比，更是落差巨大。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工贸易是不容忽视的经济增长推动因素。无论外资企业的引入，还是出口加工区的建立，都为加工贸易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但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情况下，对外贸易增长平台不断走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加工贸易在重大危机冲击下的脆弱性，进一步说明现有贸易结构的弊端，凸显对外贸易形势的严峻性。
中国整体经济转型对贸易结构优化提出要求。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很难持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竞争优势不断减弱。尽管中国在2013年已经成为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但“大而不强”特点依然突出，体现贸易竞争能力的跨国企业还未能形成集群优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贸易结构优化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决定和重要政策表明，中国贸易结构优化需要对现有贸易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条核心环节占据重要位置，并最终实现贸易强国建立的目标。早在2010年广交会举行的全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报告会上，商务部就提出，到2030年要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目标，通过两阶段推进：首先在2020年前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然后在2030年前后，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将贸易结构优化、贸易强国目标以及本土跨国公司培育，置于转型发展、开放升级的大环境中予以考虑。
贸易强国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研究，不仅是贸易理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统一与渗透，还是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本书的研究力求将国别贸易理论、跨国公司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得宏观贸易理论有更好的微观贸易理论作为支撑。与此同时，作为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针对中国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发展现实，在国际贸易形势不乐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背景下，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贸易强国与跨国公司发展研究力图在贸易理论上进行拓展与综合。贸易强国涉及一国宏观经济问题，而跨国公司发展则是微观层面的企业成长。宏观经济的理论问题需要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同样，宏观层面的贸易理论应该建立在微观层面的跨国公司理论上，并能够得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合理解释。因此，本书拟从宏微观贸易理论的体系融通上努力，更好地形成国别到企业的贸易理论体系。在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的交叉研究方面，更好地进行渗透与综合。
其次，贸易强国与跨国公司发展研究可以为中国贸易方式转型、走向贸易强国提供实践上的政策建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在全球贸易份额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但长期以来，中国贸易产品技术含量低、贸易附加值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出口企业规模小、效益差的情况比较严重。中国对外贸易转型是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际贸易环境不佳、对外贸易增长下滑、贸易摩擦增多的不利因素下，如何实现贸易结构优化，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需要在实践和操作层面提出可行的建议和方案。本书尝试从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可资参考的对策。
第三，贸易强国与跨国公司发展研究是中国新阶段开放型经济政策的深化与探索。党的十八大要求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对外贸易方面坚持出口与进口的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要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微观层面要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提出外贸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目标，要求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本书通过对贸易强国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研究，在对外贸易领域深化与探索开放型经济政策。
二、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贸易强国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研究，根本出发点在于宏观层面的贸易水平与竞争能力，需要有微观层面的企业支撑，这不仅在于贸易理论的宏微观基础，也得到历史上贸易强国实践的有力证明。因此，单纯从产业层面、投资领域去研究对外贸易，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一国贸易的竞争能力。从根本上来说，一国所拥有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数量，才是最终决定对外贸易竞争能力的根本性因素。中国目前已是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本土跨国公司无论是数量还是竞争能力，都还不足以支撑贸易强国的目标。为此，查找和分析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去”过程中存在问题和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中国夯实贸易强国的微观基础至关重要。本书的研究分析，从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问题出发，遵循理论到实践、宏观到微观的基本逻辑，在研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贸易强国目标实现的条件以及本土跨国公司培养可能的途径。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分析法、国际比较法与聚类分析法三种方法，对贸易强国与跨国公司发展进行研究。历史分析法着重通过梳理贸易强国的历史兴衰与更替，找出贸易强国兴盛的关键影响因素，总结中国贸易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经验。国际比较法主要通过数据分析和比较，找出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现存的不足，为走向贸易强国如何克服短板提供突破的方向。聚类分析法则通过贸易强国指标及其他有关指标，说明成为贸易强国的必要条件和指标特征，并从贸易效益的角度去分析国际贸易竞争力。这三种方法在本书中综合运用、协同分析，从而更好地分析与强化相应的观点和结论。
三、章节安排与主要结论
本书主要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重点梳理和评述国际贸易理论。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走向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的过程，就是国际贸易理论不断从国家层面向微观层面的渗透。在贸易理论的演进中，比较优势与垄断优势基于不同层面分析贸易优势和竞争能力，要素禀赋原理成为联系宏观与微观的关键理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在贸易理论不断发展过程中，贸易与投资的争论并不能掩盖和阻挡贸易投资更加一体化的事实，而跨国公司作为投资与贸易的关联，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关注的对象，从而也使得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交叉融合。
第二章主要说明历史上贸易强国更替的顺序并分析贸易强国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一般来说，世界经济大国首先是贸易强国，贸易实力的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先行指标。荷兰、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都是历史上的贸易强国，有些至今仍然是贸易强国。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贸易强国，除了经济实力、创新能力、贸易规模外，首先必须具备的是拥有一批在国际上有较强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不仅促进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发展，更是贸易强国的支撑。
第三章重点讨论国际投资贸易发展的趋势和跨国公司的全局布局，说明跨国公司在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中的推动作用，以及跨国公司对国家贸易地位的影响。一方面新技术推动的新贸易形态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贸易投资不断融合，跨国公司扮演了推动者和承载者的作用。而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出现以及区域贸易协议安排的增多，强化了国家和跨国公司在贸易格局中的互动，跨国公司凭借其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源和要素的优势逐渐成为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力量。
第四章聚焦于中国贸易强国目标及对本土跨国公司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就是多方面的，对外贸易是其中最耀眼的部分之一，中国目前已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大而不强”的国际贸易，与国内新形势和所处的新阶段不相适应，走向贸易强国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跃迁，需要有清晰而长远的战略目标，也要有具体而明确的实现路径。其中的一个核心环节是培养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形成一批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群体。
第五章侧重于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说明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发展所具备的基础和条件。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比较多地研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但也有研究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反向投资于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这些对中国培育和发展本土跨国公司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后发展型”跨国公司理论则更好地提供了中国跨国公司走向世界的理论支撑。从现实发展情况看，中国跨国公司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表现出贸易盈利能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跨国经营能力薄弱、缺乏贸易话语权、多元化群体缺失等缺陷。尽管近年来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环境都对中国的跨国发展呈现出利好的态势，但是仍然有一些制度的或非制度的因素限制了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第六章重点讨论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发展的战略、路径和具体措施。利基战略、嵌入战略、承接战略以及抢先战略都是跨国公司发展战略类型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境外投资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还不具备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所具备的垄断优势，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属性，中国的企业发展需要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成长战略。在发展路径上，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应在国际化、对外投资、市场进入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路径和方式。实施上述战略和路径，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也需要企业自身提高能力与水平。
本书在上述内容研究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和科学归纳，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历史上贸易强国更替和发展的经验表明，世界大国首先必须是贸易强国，国际贸易的强弱往往成为一国强盛的先行指标。贸易强国地位的奠定有诸多因素，但跨国公司始终作为贸易推动的关键性力量而存在，跨国公司是粘合各种要素并成为贸易强国存在的核心因素。
第二，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大而不强仍然是现阶段贸易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国需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跃升，需要在贸易结构、贸易定价和规则的话语权、技术创新和品牌等方面取得突破，特别是要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本土跨国公司。
第三，现有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整体力量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话语权不够等缺陷，对中国贸易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中国跨国公司需要在品牌、技术、治理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提升，强化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与水平。
第四，中国本土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采取适合可行的战略和路径，走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老路行不通。本土跨国公司发展需要政策体系支撑，也需要考虑国际规则的升级，从而形成兼顾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制度支持体系。[1]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的《World Trade Report 2015》。第一章国际贸易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的交叉与融合
跨国公司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猛发展。一方面，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不断扩大与深化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形态，是资金、劳务、技术、管理经验等经济资源全球最佳配置以及产品、服务全球流通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一大批拥有巨额资金、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公司打破国界，实施跨国经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从内容、方式、结构、领域等全方位为国际贸易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推动国际贸易的范围和规模迈上新的台阶。跨国公司及其国际网络的出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结合了起来，许多原来属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变成了跨国公司下属各分公司在世界各地之间相互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企业内贸易”。正因为如此，聚焦于中宏观产业层面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跨国公司及其推动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新新贸易理论”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理论开始更多地关注企业生产率和企业竞争优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而跨国公司作为主导世界技术产品前沿的超大型企业，毫无疑问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点研究对象。这样，国际贸易理论便与研究跨国公司的发生和发展、生产和经营、绩效和影响的跨国公司理论产生重叠与交叉，并在相互借鉴方法论与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逐渐融合。本章首先分别考察国际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的动态演化进程，在此基础上，探究两大理论的相互融合与相互促进，并最终构建通过发展跨国公司以积累国际动态比较竞争优势、进而实现贸易强国的理论基础。第一节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从宏观走向微观
21世纪前的贸易理论主要分为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传统贸易理论主要是18世纪以Adam Smith为代表的绝对优势理论、19世纪以David Ricardo为代表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Heckscher-Ohlin的禀赋比较优势说，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国际贸易的动因是各个国家间要素、技术等条件的差异，其贸易模式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贸易。新贸易理论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Paul Krugman和Elhanan Help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贸易理论，构建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业贸易模式，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规模的现象。
古典贸易、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视角是从国家和产业层面上来解释贸易的发生、贸易结构，以及贸易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和影响。新贸易理论在方法和理论假定上有新的突破，将微观市场结构与企业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宏观分析框架，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的现象，从而将贸易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21世纪以后诞生新新贸易理论则是完全从企业这个微观层面来研究贸易的基本问题，考虑了行业内的企业之间在规模大小、组织结构、产品质量、员工技能以及生产率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国际贸易理论获得了新的微观基础和新的视角。一、国际贸易理论：以国别为对象的研究（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起源于Adam Smith，以David Ricardo和John Mill为主要代表，其理论基础经历了从绝对优势到比较优势再到相互需求的演变过程，始终围绕着国家间“成本与价格差异”，即“生产成本和不同产品价格的国际差异”[1]这一核心概念，来探讨国家间的产业分工和产品交换。成本或价格差异来源于国家间生产技术的差异。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产所有种类的产品并非必需，而是应当将有限的资源投入某些利益较大的产品生产，之后通过贸易将这些产品出口给其他国家，通过国家间的专业分工，实现产品总规模的扩大，最终使所有贸易参与者均能从中获得利益。
Smith是古典国际贸易学说的奠基人，其对国际分工和贸易问题机制的解释被后世经济学家提炼归纳为“绝对优势理论”。基本思想为，国家间的成本差异是决定国际分工的基础，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低于其他国家，那么它便在这种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因此该国将出口自身成本较低的产品去交换他国成本较低的产品。Smith指出：“有时，在某种特殊商品生产上，某一国占有如此大的自然的优利，以致全世界皆承认与之竞争，必毫无益处……至若一国胜于他国之优利，系出天然，抑出于后获，在这点上，却又无关我们的问题。只要甲国有这种优利，乙国无此优利，乙国即无宁向甲国购买，而不宁愿自己制造。”[2]
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成功阐释了国家之间从事贸易活动的动机——扬长避短，进而从社会化专业分工中获取利益。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一国有可能以高于另一国的生产率生产所有产品，那么根据“绝对优势”说，该国应当生产全部产品，而另一国则要放弃所有生产活动纯粹进口。长此以往，国际贸易平衡将被打破，通过国际分工与贸易实现互利互赢的难度提高，国家参与贸易的积极性和动力消退，国际贸易的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针对这一理论缺陷，Ricardo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修正，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国际贸易普惠性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于一个生产率水平普遍低下、没有任何产业部门相较于他国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国家来说，仍能够通过生产并出口自身成本较低或不利程度较小的产品，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获得利益，即“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3]。从而说明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穷国与富国之间，在效率和技术条件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如何发生并持续的问题。与绝对优势相比，比较优势作为一个相对值概念，突破了要素与产品物理单位、国家间货币单位差异的制约，提供了比较精准的量化衡量方法，具体指标包括：（1）劳动成本法
该法来自Ricardo对比较优势的基本定义：ij
其中，c代表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的劳动成本，根据上式，国家1和2分别在产品1和2上具有比较优势。（2）技术乘数法
Katrak（1988）使用生产函数的规模系数来衡量国家间比较优势：
令国家X的生产函数为
若
则国家I在前m种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国家II在后n－m种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3）要素价格法
Balassa（1967）在衡量指标中加入生产要素价格——工资率和利率：
若
其中，A＝单位产品劳动投入，W＝工资率，T＝（资本成本＋劳动成本）/劳动成本。根据上式，国家I在产品1上具有比较优势。（4）相对价格法
梁琦和张二震（2002）通过相对价格差异定义比较优势：
若
根据上式，国家1在产品X上具有比较优势。
以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学说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也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在这之后，一代代学者沿着比较优势的基本思路不断地扩展、修正和更新，使得其内涵早已超越成本比较的局限，不断地融合资源禀赋、技术、规模经济、制度、金融、企业等新要素。萨缪尔森将比较优势理论称作“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认为它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原则和规律”。
Ricardo的比较成本理论从供给方面论证了互利性贸易的基础以及贸易利益之所在；而Mill的相互需求论在比较成本理论的基础上，着重从需求方面的分析入手，探讨国际交换比例的现实决定问题。相互需求论认为，交易双方在各自国内市场有各自的交换比例，在世界市场上，两国商品的交换形成一个国际交换比例（即贸易条件），这一比例只有介于两国的国内交换比例之间，才对贸易双方均有利。达到或超过任何一国国内交换比例上下限的国际交换比例都意味着一方获得全部贸易利益而另一方损失了利益，因而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交换比例。
如果说贸易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两国国内交换比例之间范围的大小，那么贸易利益的分配，则取决于具体的国际交换比例。如图1-1所示，射线斜率P表示两种商品的价格比例，即贸易条件。交换比例越靠近哪一个国家的交换比例，则该国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少；实际交换比例将处于由两国国内交换比例界定的两国交换区内，超出该区域必然有一个国家会退出交易。所以，如果不考虑需求因素，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分配将无法确定。
Mill还将需求因素导入国际贸易理论之中，提出“国际需求方程式”或“国际价值法则”，以说明贸易条件的确定和变动。国际需求方程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五点：其一，一切贸易都是商品的交换，一方出售商品便是购买对方商品的手段，即一方的供给便是对对方商品的需求，所以供给和需求也就是相互需求。其二，在互惠贸易的范围内，两国间商品交换比例（贸易条件）是由两国相互需求对方产品的强度决定的。其三，当两国间商品交换的比例与相互需求对方产品总量之比相等时，两国的贸易达到均衡。其四，如果两国的需求强度发生变化，则贸易条件或两国间的交换比例，必然发生变动。其五，一国对另一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愈强，则贸易条件对该国愈不利，该国的贸易利得愈小；反之，则贸易条件对该国愈有利，该国的贸易利得愈大，这就是相互需求方程。总结起来便是，两种商品的贸易条件即均衡交换比例必须等于双方相互需求对方产品的总量之比，这样才使两国贸易达到均衡。（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20世纪30年代，Eli Heckscher与Bertil Ohlin共同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将国际专业化分工归因于国家间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以此为基础，开创了“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之先河。Heckscher-Ohlin依旧沿袭了比较优势的思想，只不过将比较优势的来源从Smith-Ricardo技术成本差异替换为生产要素差异，提出了劳动生产率以外的国际贸易动因，因此也可以被认为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扩展和完善。
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假设有两个。首先，不同国家之间在各类生产要素上存在相对丰裕与稀缺之差异；其次，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同样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Heckscher-Ohlin提出了与Smith-Ricardo成本差异论相异的贸易发生机制：一国将集中力量生产并出口以本国丰裕要素或资源为主要投入的产品；并且，伴随着国家之间的产品贸易以及随之发生的隐含要素流动，贸易双方将实现产品、劳动力、资本等相对价格的趋同。但是，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是不平衡的，要素富余的国家将成为利益获得者，而要素稀缺的国家将承担一定损失。
Heckscher-Ohlin贸易模式之所以长期占据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地位，原因在于其经受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Vanek（1968）将两要素情形的Heckscher-Ohlin理论扩展到了两国N种生产要素情形，建立了一个多个国家、多种产品和多种要素的Heckscher-Ohlin模型，把以商品为基础的国家间要素禀赋分析，转化为对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内容的考察，建立了比Heckscher-Ohlin模型更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Heckscher-Ohlin-Vanek模型。Ruffin（1988）在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Ricardo关于生产率因素的考虑，建立了Ricardo模型和Heckscher-Ohlin模型之间的中间情形模型。他把Ricardo模型视作Heckscher-Ohlin模型的特例，从而可以更简单有效地分析贸易模式、贸易和要素价格均等化问题，并且能够得到Heckscher-Ohlin国际贸易模型的所有主要特征：贸易反映要素禀赋；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贸易有利于丰裕要素，有损于稀缺要素。D-F-S（1980）建立了一个两国、两要素连续产品且具有C-D需求函数的Heckscher-Ohlin模型，预测出一国在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商品上，将获得更大的世界生产和贸易份额（准Heckscher-Ohlin预测），对美国双边贸易数据的检验支持了这一基本预测。Romalis（2004）利用美国对不同国家的分行业进出口数据建立模型，研究发现美国从相对技术充裕的国家（如德国、日本）进口更多的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而从相对劳动充裕的国家（如孟加拉国）进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上述研究判断要素禀赋的依据主要是某个国家某种要素在世界整体所处位置，更多的学者则探讨了国家之间的双边要素差异与贸易模式的关联。Debaere（2003）把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双边差异与要素内容的双边差异相联系，得出了支持Heckscher-Ohlin-Vanek模型定性预测的结果：当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显著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贸易反映了要素内容的巨大差异。Choi和Krishna（2004）利用8个OECD国家的生产和贸易数据，检验了贸易流的要素内容。他们的检验主要关注了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流，研究表明，无论两国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贸易，资本丰裕国家的出口将会比劳动相对丰裕国家的出口表现出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平均来看，一国会进口其贸易伙伴国更便宜的要素，并向其伙伴国出口本国相对便宜的要素。
以Heckscher-Ohlin模型为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主导地位曾经遭遇Leontief Paradox的强力挑战（Leotief，1953）。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美国应该是资本密集产品的出口者、劳动密集产品的进口者；然而，事实则恰好相反。Leontief编制了1947年美国经济50部门IO表（Input-Output Table），并计算了各行业的要素投入系数。结果显示，美国出口部门的资本投入系数仅是进口替代部门的1/3，而劳动投入系数则高出后者7％—8％；这意味着，美国出口产品中的劳动价值比重高于资本，即美国在国际专业分工中的实际位置完全有悖于其相对于其他国家资本充足而劳动力相对稀缺的特征。Bowen等（1987）利用一个包括27个国家、12种要素的全球贸易数据库，证实了Leontief Paradox的存在。他们认为，产品贸易实质上是间接的要素贸易，因此如果要素比例理论是正确的，一个国家总是出口要素比例大于收入比例的生产要素，进口要素比例小于收入比例的生产要素。然而，事实上，有2/3的生产要素在不到70％的情况下是以要素比例理论所论断的方式进行贸易的。Trefler（1993）基于33个国家、9种要素共297个样本的数据绘制一张二维坐标图，发现满足Heckscher-Ohlin理论预测的数据只有50％，而另外50％与Heckscher-Ohlin理论相违背。除上述文献之外，否定传统贸易理论对贸易方向预测能力的代表研究还包括Maskus（1985）、Brecher和Choudhri（1998）、Staiger（1988），等等。
但是，Leontief Paradox并未动摇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根基，反而激励学者不断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推动其经济现实解释力进一步提高。一方面，他们将国家间产品异质性纳入Heckscher-Ohlin模型框架，指出传统模型关于所有国家生产同质性产品的苛刻假定，是导致其无法完全符合现实的重要原因之一。Schott（2001）在新的假设条件下检验了 Heckscher-Ohlin-Vanek模型，同时考虑了要素积累对给定部门产出的影响，证实了符合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的专业化模式——要素禀赋差异足够大的国家之间最适于专业化生产自身要素禀赋较大的特定产品集。Debaere和Demiroglu（2003）实证考察了Heckscher-Ohlin模型的生产方面，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据检验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较为显著，而发达国家之间在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禀赋上较为相似，世界范围要素禀赋的巨大差异不能保证国家间生产相同的产品集。另一方面，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支持者认为，Heckscher-Ohlin模型的技术同质性假设也是损害其解释力的因素，而加入差异化生产技术有助于提高模型对国际贸易方向的预测准确性。Trefler（1995）通过引入希克斯中性要素生产率调整系数，重新研究了Heckscher-Ohlin-Vanek模型，为模型预测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并激发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Harrigan（1997）认为，国际专业化会由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和技术水平联合决定，一个部门占GDP的份额由相对要素供给和相对技术差异决定，模型的估测参数与理论具有直接的联系。利用工业化国家制造业部门面板数据的估测发现，相对要素供给和相对技术水平都是决定专业化的重要因素，且技术差异的影响巨大，表明Ricardo效应也是决定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Davis 和Weinstein（2001）在标准的Heckscher-Ohlin-Vanek模型基础上，通过一步步放松传统的假设条件，考虑了技术差异、要素价格非均等化、贸易成本和非贸易品存在对模型预测的影响，利用10个OECD国家的实际数据，证实了其的基本预测。Maskus和Nishioka（2009）认为，过去Heckscher-Ohlin-Vanek模型实证上的失败与现实中经济数据无法满足限制性假定有关，尤其是国家间技术相同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假定。他们利用2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考虑了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要素生产率的比例与相应的要素禀赋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Heckscher-Ohlin-Vanek对南北要素贸易的解释能力取决于相对要素禀赋与要素扩张型生产率的差距。因为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与不同类型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同的，资本的生产率与劳动的生产率随经济发展的推进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二、国际贸易理论：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一）新贸易理论
虽然Leontief Paradox没有能够对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主流和正统地位造成实质性的挑战，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国际贸易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使得人们越来越有理由怀疑要素禀赋差异并非国际贸易发生并持续的根本原因，或者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当时，主要存在两类与要素禀赋说的预测相违背的国际贸易现象：一是要素禀赋差异明显的工业化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并没有实现贸易体量的快速增长，反而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横向贸易不断向更深和更广的维度发展，而后者显然不是由技术、成本、禀赋的国家间差异推动的；二是贸易活动呈现出全新的模式，不再局限于传统贸易理论所描述的不同产品、部门或产业间的交换，以汽车、计算机、机械装备产品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发展催生出规模庞大的产业内国际贸易，而不同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之间很难清晰体现出要素禀赋的差距。因此，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传统的贸易理论完全用国家间的差异，特别是它们在劳动生产率或者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相对差异来解释贸易。这意味着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有相反的关系。然而事实上，世界贸易的将近一半是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工业国家之间进行的。”[4]换句话说，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规模和结构方面均遇到无法克服的困境。
针对上述挑战，以Krugman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开始将思考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将考察单位从国家移到企业，将企业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和差异化产品等微观经济学概念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新贸易理论”，打破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企业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基本假设，为“一个规模报酬并不总是不变的，以及市场并不总是完全竞争的世界中的贸易进行分析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框架”[5]。
新贸易理论认为微观市场结构影响国际贸易。在现实世界中，垄断竞争是市场结构的主要存在形式，而企业的垄断能力来自其差异化的产品。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企业能够独立决定产品价格，因此，其长期平均成本曲线随生产规模增加而递减，即企业生产中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在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数量与产品价格P成反比，与生产成本C成正比，均衡状态为E点。随着国内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国际贸易扩大了垄断竞争行业的规模，增加了行业中各个企业的市场份额，推动成本曲线C向外移动至C′，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并出售产品。比起没有贸易的情况，每个国家都能专业化生产更小范围的差异产品，并从别国进口本国不生产的产品，每个国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品种上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商品。两个国家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行业的产品，就构成了所谓产业内的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
由于规模收益递增存在，因此即使两个国家有完全相同的要素禀赋，由规模所导致的机会成本差异仍然会推动贸易的发生，规模经济阻止任何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产品，因此规模经济是贸易发生的一个独立原因。这意味着产业间贸易发生的原因是要素禀赋差异，而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则是规模收益递增。这样，便把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分工与贸易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分工与贸易的区分，具体地应用到了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领域。
Krugman（1981）对自己核心观点的总结是：“当国家间相似程度越来越高时，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变为不完全竞争。当产业生产的规模经济逐渐凸显时，规模经济的作用就取代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了。”[6]。也就是说，在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这一更吻合实际的基本假设前提下，每个国家只集中生产同类产品中的某几个亚种或品牌并出口，以此获得垄断利益。国家从国际贸易中的获益是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带来的国际市场上消费品总量与种类的增加、生产成本与产品价格下降的结果，而非Ricardo模型中实际工资的增长和H-O模型中充裕型生产要素实际回报率的增长。
除了Krugman，新贸易理论其他代表人物Ethier、Helpman、Lancaster、Norman、Dixit等都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基础上构建了不同形式的具体模型。综合起来，新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国家间技术成本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导致产业间贸易的原因，企业规模经济差异则是产业内贸易的驱动力。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以工业制造业产品为主，而该部门企业普遍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这也是技术和要素条件接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贸易规模飞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第二，规模经济使得企业获得垄断地位，企业既可以不遵循边际成本原则定价，又可以通过出口得到垄断利润。这便为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围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实提供了一定的理论阐释。第三，生产要素种类有限，因此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传统贸易模式也比较简单；但是垄断竞争市场产品异质性特征意味着产品种类接近无穷，所以一国的专业分工与贸易地位实际上充满了无限可能性，其最终实现形式既具有历史偶然性，也可能来自政府战略推动。
新贸易理论为现代国际贸易中大量涌现的、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和趋势提供了补充和说明，较好地契合了现实。其对一国贸易模式的确立存在偶然性和机遇性的观点，更是体现了混沌理论中蝴蝶效应的思想——国家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分工发生之前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别，而分工形成之后，路径依赖将会推动这种优势持续下去。此外，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要素禀赋理论的衔接与融合也是自然而合理。新贸易理论学者一直非常重视产业内与产业间贸易综合模型，并以此来检验预测国家间多样的贸易形势。例如，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赋予不同产业各自的比较优势，而每个产业内部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又使得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成为可能。这样综合的结果便是，产业的比较优势可以不表现为某个产业的只出口不进口，而是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的净出口。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新旧贸易理论的综合形成了在更广范围内对双边贸易流量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从而允许研究者评价新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7]
虽然新贸易理论并未摈弃传统学说，而是巧妙地将新旧两套理论应用于不同的贸易形式，形成两条平行线，用Krugman的话说即是“并没有抛弃传统贸易理论的真知灼见”[8]。但是，不少后续实证检验显示，传统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领域仍然展现出较强的解释能力。Aturupane、Djankov和Hoekman（1997）将产业内贸易细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并对中东欧国家和欧盟国家间1990—1995年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垂直型贸易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贸易因素，尤其是工人技术水平差异或人力资本要素所导致的技术比较优势，符合要素禀赋差异决定贸易格局的论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则主要受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和规模经济影响，与新贸易理论的判断较为一致。Clark和Stanley（1999）分析了美国与几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数据，其囊括的根据4位数SIC指标分类的300个产业的数据已经大大超过了通常国际贸易研究的产业分类细致程度。研究发现，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贸易中，以质量差异为基础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较大比重，而这类贸易与规模经济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反而主要受传统贸易因素（来自要素禀赋或者生产技术的差异）影响。对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数据检验同样证实了以上结论。Nuno和Paula（2009）对葡萄牙、Martin和Blanes（1999）对意大利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进的分析也表明，传统贸易因素，技术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尤其是科技和人力资本差异所带来的比较优势起到了主要的作用。Hellvin（1996）发现，中国与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更能够用传统贸易因素，即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
传统贸易理论对产业内贸易的解释力不只发生在南北贸易中，要素条件对等的发达国家间贸易也同样适用。Fontagn和Freudenburg（2002）发现，欧盟国家产业内贸易都随着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扩大而增加，而人均收入差异的扩大通常对应着技术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因此他们认为如同产业间贸易一样，产业内贸易主要地取决于技术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差异等传统贸易因素。对于欧盟的贸易格局，对于欧盟成员间内部的贸易，传统贸易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突出体现在成员国之间产业内贸易模式的横向比较上。以欧洲两个出口机械产品的主要国家，德国和意大利为例。它们在机械产品上的产业内分工就非常明显。意大利倾向于专业化生产低端产品和中端产品，而德国则更倾向于专业化生产高端产品。
抛却上述理论的局限性，新贸易理论的确在研究范式上引发了国际贸易理论的革命性转变。无论是古典、新古典甚至新兴古典，都完全忽视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与作用；新贸易理论则完全建立在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品之上，尤其关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于企业的选择。但是，出于简化分析目的，它假设企业本身具有同质性，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没有挖掘企业自身规模、效率、技术、专业化等差异在现当代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决定性影响。（二）新新贸易理论
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都是宏观分析，基本研究对象以国家和产业为主；新贸易理论已经将视角转向微观层次的企业。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贸易领域微观企业数据库不断丰富、微观实证研究不断发展的推动下，以Melitz、Bernard、Jensen等为代表的学者抛弃企业同质性假设，开始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在国际分工、贸易及利得分配中的特殊作用，创建了新新贸易理论体系。新新贸易理论体系从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性出发，阐释了企业参与国际进出口及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起因和动力，说明了企业在全球范围布局生产的组织与行为，探索了贸易利益的新来源，是对国际贸易理论前沿边界的丰富与拓展。
与新贸易理论产生背景类似，新新贸易理论同样是在现有理论无法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力的状况下产生的。新贸易理论为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来同行业内国家贸易的快速扩张搭建了完善的理论框架，但是进入90年代，跨国公司的兴起与壮大使得企业内贸易成为比产业内贸易更为普遍的存在。跨国企业遍布全球的生产经营网络反倒将国家弱化为世界性产业链的组成部分——同一企业产品的不同型号在不同国家生产，各个零部件在不同国家加工，各个生产加工环节分别在不同国家内完成——国家交换已经变成企业内部交换。不仅如此，同样面对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趋势，同一国家、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企业在国际化战略、模式和路径上的决策也是大相径庭。例如，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中，有的选择直接参与国际进出口贸易，有的选择通过、ODI、M&A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还有的选择坚守国内市场；同样是跨国公司，有的选择垂直一体化，有的选择国内或国际外包。显然，停留在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产品层面无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于是新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在对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等基本假定沿袭的同时，从微观层面分析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组织决策，借以说明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现象。
Melitz（2003）在其发表于Econometrica期刊的论文“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中提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成为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也是该学说流派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衍生出“出口中学习”、“学习中出口”等理论。其分析框架如下：
假设Ⅰ：企业了解生产率状况时才决定是否出口；
假设Ⅱ：出口具有大于0的固定成本；
假设Ⅲ：市场结构为D-S垄断竞争。x
变量与参数：f—企业固定成本，f—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成本，φ—企业生产率，σ—产品替代弹性d
企业不出口的收益：r（φ）＝r（φ）1－x
企业出口的收益：r（φ）＝rd（φ）+nr（φ）＝（1+nτ）σdr（φ）dx
其中，r（φ）为国内市场收益，r（φ）为国际市场收益，n为一国贸易伙伴数量，τ为出口产品数量。dx
企业利润函数为π（φ）＝π（φ）＋max｛0，π（φ）｝
通过企业决策的一阶条件可推得：存在企业进入市场的生产率临x界水平φ*和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水平φ*；且由于进入出口市场的固x定成本大于0，所以φ*>φ*，意味着，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将选择出口。
以上只是异质性企业模型最基本的结论。定性归纳的话，其核心内容可总结为三点。第一，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的差异。第二，不同生产效率的企业将选择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和贸易分工战略：效率最高的企业不仅能够弥补生产经营的固定成本，而且可以支付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所以将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进入国际市场；效率稍低的企业无法承担国际贸易成本，因此将继续国内市场的生产销售；效率最低的企业经济利润为负，面对国内市场开放后市场竞争加剧，将退出行业。新新贸易理论的其他代表Bernard和Jenson（2007）也得出类似结论，即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表现优异，而且这种优异表现是其出口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第三，贸易开放与自由化有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原因在于，开放之后，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将扩大生产规模，而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将倒闭，间接推动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从劣质企业向优质企业流动，改善整个行业劳动生产率，发挥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筛选机制。国际贸易的这种意义，从未在以往的理论中有所体现，可以称得上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创新点。
Melitz异质性企业模型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只用生产率差异来反映企业异质性忽略了诸如企业组织结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方式（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口）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早期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不但假定对称性国家，还假定市场规模一定（由劳动投入水平决定），也没有考虑政策因素带来的影响。所以此后，大量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扩展。Antras（2003）最早利用不完全合约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形成，特别是跨国公司问题，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Endogenous Boundary Model of The Firm），用来解释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选择的方式。Antras和Helpman（2004）结合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从企业组织结构差异分析企业在国际业务中的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解释。Antras和Helpman（2006）还引入合约摩擦（Contractual Frictions），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的差异是决定企业是否一体化或外包，并在哪个地理位置进行的决定因素，生产率不同也会影响企业所有权结构和供货商地点的选择，契约制度的变化同样也影响着企业的组织形式。Baldwin和Okubo（2006）指出，由于大国具有规模经济和较低的交易成本，企业也可能采用外包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向大国迁移，从而对企业的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企业异质性模型解释了企业国际化动因与路径选择之后，其与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结合，较好地说明了企业全球化生产组织模式的选择，基于企业组织结构差异的研究是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进一步细化和发展。
总的来说，新新贸易理论在传统贸易理论和一般的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从企业微观层面分析了不同企业的贸易行为，很好地解释了当前贸易领域出现的新现象，使贸易理论研究的基本单位从宏观、中观深入到微观企业领域。而且，新新贸易理论还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和产权分析引入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当前研究企业的全球生产组织分工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是在外包与垂直一体化的抉择方面。但是，其局限同样在于只关注企业组织行为，对于国际贸易理论需要回答的基础问题，包括分工成因、原则及利益分配问题涉及甚少，无法很好地解释当前国际分工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使该理论不够完善。三、国际贸易理论：跨国公司的关键性作用
国际贸易理论对跨国公司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原因之一在于当时跨国公司企业内贸易增长速度很快。1987年，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美国出口贸易的比重是40％，占进口贸易的比重是38.9％，占瑞典出口贸易的比重为36.1％，在德国是34.6％，在英国是29.6％，在日本是17％。新新贸易理论代表学者Bernard、Jensen和Schott（2009）估计，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贸易（无论是在出口还是在进口方面）占美国对外贸易的90％以上；跨国公司的对外贸易中，企业内贸易占其进口的50％左右，占其出口的30％—35％；也就是说，企业内贸易占美国进口总额的45％左右、出口总额的30％左右。其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即同时从事关联企业进口、出口的跨国公司，其进口、出口占美国总进口、总出口的70％—80％。跨国企业内部进出口占总进出口比例超过25％的跨国公司，占所有跨国公司的40％—60％，而这些公司的企业内部交易量则占所有企业内贸易量的90％以上。2014年底，跨国公司内贸易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0％以上。原因之二在于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日益复杂，如今的大多数跨国公司企业已不再是纯粹的垂直型跨国公司或水平型跨国公司，即不是单纯的母公司—子公司结构，也不仅是战略联盟的形式，而是更加复杂一体化的网络化跨国公司结构。因此，产业组织理论必须借助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和工具，才能够更有效地考察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
分析上文对于国际贸易理论从传统向新新的动态演化过程，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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