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源阁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云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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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源阁史试读：

第一章 绪论

从宏观上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的上升趋势，即总体上不论是藏书家数量、藏书规模、藏书品质，还是对藏书的整理使用、保护方式及刊布传播等藏书活动，都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其水平得以不断提升。但由于封建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自然环境的突变以及藏书家自身的变故，给藏书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形成“书厄”，导致某一特定时期私家藏书事业发展的进程衰缓。“书厄”之后，藏书或毁或散，散者流至他处，为藏书家之间的书藏传承在客观上提供了契机，私家藏书集合呈现出此散彼聚的现象。因此，历代私家藏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私家藏书系统的生存机制极强，其分散零藏、彼此散聚、频繁兼并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强韧性及‘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广泛可适性”。因此可以讲，中国私家藏书史就是藏书集合不断重组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私人藏书家对典籍进行典藏保护、整理研究、刊布传播等一系列文化学术行为的总和。对个体私家藏书的研究可不断为私家藏书史的研究增添新的论据材料，而私家藏书史的研究成果又可以为分析个体藏书集合的聚散、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以及藏书楼的历史地位等提供宏观把握和理论指导。

观中国私家藏书史，春秋战国时期，随学术下移，百家争鸣，较为自由、开放的风气为早期的私家藏书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施惠、墨子等成为中国私人藏书家的早期代表。汉唐两代由于皇帝对私人藏书家以赐书的形式给予实质鼓励和科举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藏书活动的开展，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逐渐进入了黄金期。宋代，雕版印刷的初兴推动了私家藏书事业的持续发展，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随着清代考据学风的盛行，藏书成为读书治学的一种必需，私家藏书事业达至鼎盛。私家藏书事业的辉煌期是私家藏书文化与个体藏书集合经过漫长的积淀与发展而形成的，这期间社会环境的变迁、统治者的提倡、取仕机制的督促、出版技术的进步、学术风气的引导等诸多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个人的藏书活动中，使得这一时期的个体私家藏书楼都独具特色，它们交相呼应，彼此映衬，共同编绘出一幅中国私家藏书文化鼎盛辉煌的秀美画卷。

对私家藏书鼎盛期的时间界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它们均同意是明清两代，但对其衰落的时间，看法不同。一种观点以为当在清末民初，由任继愈主编、萧东发执行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即持此种观点，这样，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吴兴陆氏皕宋楼和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清末四大藏书楼被认为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后辉煌的标志；而在由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中则认为在道光二十年（1860）以后，中国的私家藏书事业走向衰落，其理由是外敌入侵、农民起义等战乱造成社会动荡、经济衰败、书散楼毁，私家藏书事业已失去了它继续发展的根基。我认为后者的观点似乎有失全面。首先，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未受战乱殃及的地区，私家藏书事业仍能平稳持续发展，另外在我们为被所毁掠的典籍而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应从典籍重组的角度看到，战乱地区的藏书流散，也为其他地区的藏书家提供了扩充家藏的来源，新的藏书家也在此时出现，从私家藏书的整体上看，此间的个体数量和藏书实践活动的水平并未有所降低。其次，这一时期无论从藏书规模、藏书质量，还是从藏书楼持续的时间长度看，四大藏书楼，特别是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在中国藏书史上都是一种辉煌的标志，尤其是海源阁，它的建立更是私家藏书中心由江浙向北方转移的标志。

第一节 海源阁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意义与贡献

清末四大藏书楼成型于天下扰攘不安之际，其楼主以一家之力在一特定时期内积聚历代典籍文献，于保存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厥功至伟。到清光绪末年，先是陆氏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宣统初，丁氏八千卷楼书藏又归江南图书馆。至此，尚有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作为私家藏书实体南北互映。叶德辉就此曾云：“海内藏书家，固以江南之瞿、山左之杨，为南北两大国。”但就当时书藏的保存状态而言，由于海源阁所藏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封闭的保存方式，其完整程度要高于铁琴铜剑楼；再加之海源阁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江南成批购进，这在交通并不发达的社会无疑创造了南书北运的一个奇迹，所以海源阁历来受到世人的关注，它在中国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居四座藏书楼之首。

海源阁藏书楼作为中国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史最后辉煌时期的北方代表，不仅其藏书规模、藏书品质为以前所未有，就其聚书形成过程看，它首次大规模地把江南旧家所藏善本迁运北方，使自南宋以来所逐步形成以江浙为私家藏书中心的局面有所动摇，是我国私家藏书格局得以变更的开始。

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多重社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到南宋时期才初步形成的。首先，科举取士制度的逐步完善助推了藏书风气的形成，为读书而藏书逐渐成为读书人生活中的一种需求，以后这种需求又发展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兴趣。南宋朝廷承北宋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重视科举，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从政之途较历代更为畅通，社会各阶层读书治学气氛浓郁，购书、读书、藏书成为普遍风气。其次，随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广泛运用使典籍刊印数量激增，给私人聚书提供了保障。杨渭生在《两宋文化史研究》中说：“宋代市上印本充斥，书多而价低，给私人收藏提供了方便。因此，上至宗室公卿，下至四方士民，私家藏书蔚然成风。……仅浙江湖州一地，拥书数万卷的藏书家就有七八家。”南宋刻书业的繁盛，仅《昭明文选》的刊刻就能窥见一斑，当时在市上流通的刻本就有尤褒池州本、陈八部本、廖莹中建宁本、重修赣州州学本、广都裘氏重刊本，绍兴元年（1131）重刊六家注本、绍兴二十八年（1158）明州重修六臣注本、绍兴三年（1192）许衡补修尤褒刻本、景定三年（1262）补修尤褒刻本等。繁荣的刻书业，不但使得藏家藏书在数量上得以巨增，且让藏书家在藏书志趣的发挥，在同书不同版本的收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因此有专题的系统收藏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最后，“靖康之变”直接迫使江浙私家藏书中心的形成。这从某种意义上看，应得益于北宋私家藏书的南北均衡发展。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北宋时期，不仅形成了以京城开封为繁盛区的私家藏书中心，而且南方的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的私家藏书数量与规模也得到稳步增长。“靖康之变”后，由于淮河以北在伪齐与金的统治下，长江北岸和淮河之间又是宋金交战的主战场，宋代私家藏书和雕版良工几乎完全南移到长江以南，极大地促进了原本就有很好基础的江南私家藏书事业。这时江浙一带藏书家人数已远远超越了北宋的京城所在地河南。至此，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初步形成。

明代是江浙私家藏书中心地位巩固的时代。在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的第三章“明代私家藏书的历程”中对王河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所收明代知名藏书家358人按地域进行分析统计，得出江浙共计256家，占71.7％，由此认为“浙江和江苏为有明一代藏书独领风骚之地”。

清前期，江浙私家藏书中心的地位不但得以持续巩固，且带动南方其他地区私家藏书事业迅猛发展，呈现出一种辐射状态。日本学者岛田翰在其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认为江浙藏书在清初发达的主要原因是继承了明末的兴盛。到乾隆和嘉庆两朝，由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和考据学的盛行推进了编纂著述等学术活动的繁荣，社会对典籍的积累与利用的需求大幅度提升，进而使清代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藏书楼的地理分布在以江浙为中心的基础上迅速向其他省份扩散。乾隆年间藏书家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鉴别》中讲，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金陵、新安、宁国、安庆及河南、北直、山东、闽中、山西、关中、江西、湖广、蜀中亦不少藏书之家。另外，从乾隆为修《四库全书》向全国私人藏书家征集典籍的情况上也可以说明当时私家藏书地理分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爱平教授在《各省进呈书籍总数统计表》中得出，《四库全书》修书期间江苏进呈书籍4804种、浙江4600种、江西1042种、安徽516种、山东366种、直隶238种、福建213种、河南113种、陕西103种，百种以下则不计。该数据验证了这一时期私家藏书在地理分布上是以江浙为中心向全国各省呈辐射状扩散。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道光年间。

谭卓垣先生曾讲：“在考察清代的主要藏书楼时，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三百多年间的五百多个藏书家承继着藏书的事业，私人藏书的链条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往往彼时彼地的藏书散开了，而到此时此地又被重新聚集了起来。”此话形象地印证了私家藏书集合在私家藏书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特点，如果我们把海源阁放置于私家藏书发展的链条中来考察，它也只是其中的“一环”，但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它首次打破了藏书传承的地域规律。

以江浙为代表的私家藏书中心之所以能持续维持达七百多年，这主要是因为独特的藏书传承地域关系所导致。私家藏书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家族成员间的传递，如父继祖业，子承父志，原有的藏书体系被完整地传承下来；社会成员间的传递，如友朋间的赠与，或某一书藏无法在家族成员间传递的情况下出现外散，其他藏书家闻风迭起收购，进而形成新的藏书集合。在海源阁出现之前，这种藏书集合的传递有着明显的地域范围，不论哪种形式的传递，从书藏的整体上看，都在当地或一定区域内进行重组，当然这并不排除书贾对零星书藏跨区域的长途贩运。但海源阁则首次打破这一书藏重组的区域规律，把江浙故家旧藏大宗成批地通过大运河迁移至北方。后来学者在对杨以增这一南书北运的创举惊叹之余，尚不惜笔墨评价其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意义。

刘阶平云：“故有清以来，吾国私家藏书，莫不身后即沦亡，或及身竟散出，除二三家外，莫不旋得旋失，流播辗转于江南境者，凡二百年，此吴趣之所以为‘藏书中心’也。……至道光间，聊城杨至堂得艺芸书舍之藏书，辇载东鲁，情势始为之一变。及后杨协卿又于北平得清宗室乐善堂之旧藏，将吾国南北精帙，悉荟萃于山左，为吾国清初以来藏书史上，一大转移也。”王献唐也中肯评价云：“清代私家藏书，初以江浙为中心，辗转流播，终不出江浙境外。迨聊城杨至堂，始得百宋一廛之精本，辇载而东，情势乃稍稍变矣。”

根据杨氏南书北运的史实对私家藏书发展格局的改变程度，结合前辈学者的客观评价，我们可以认为，海源阁的建立使以江浙为私家藏书中心的局面有所动摇，是我国私家藏书格局得以开始变更的标志。

于是有一种观点，在此应有所辨识。就是把海源阁的建立看作是冲破以江浙为私家藏书中心的标志，这多少有些夸大了海源阁在改变中国传统藏书格局的作用。

马明琴在其《论“海源阁”藏书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认为，“……清晚期崛起的聊城杨氏海源阁以它独有的条件雄踞中原，其藏书‘为海内之甲观’。我国私家藏书的中心，从此由南方移到了北方，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私家藏书的传统格局。”宋红也认为海源阁“几乎冲破了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马明霞说海源阁的建成“一举改变了我国藏书以江南为中心的局面，成为中国藏书史上与江南对峙的‘北杨’”。

首先，这种观点有悖于当时藏书楼南北分布数量的客观实际情况。仅就四大藏书楼而言，只有海源阁居长江以北的山东聊城，其他三座都位于长江以南的江浙。盖因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所藏宋元善本规模相当，故有“南瞿北杨”之说，但如果把铁琴铜剑楼、八千卷楼和皕宋楼看作是一个藏书整体的话，海源阁无论从所藏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它们抗衡。另外此时的江南虽屡遭战乱，私家藏书的社会环境基础受到重创，但历史的发展惯性使得私家藏书楼还是在此消彼兴地不断产生，虽然从个体规模和持续时间上远不能与清前期相比，但南方私家藏书事业整体发展上还是优于北方的。

其次，从私家藏书史发展的整体上看，江浙私家藏书中心地位被冲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多重因素起着作用。清道光二十年（1840）后，由于江浙一带还是中国封建经济动荡最为剧烈的地区，在旧式生产关系解体，资本主义经济浸透的过程中，封建官僚及世家大户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经济来源，致使其藏书事业在经费支出、楼舍维护、藏书保护等方面全面受阻，有的书藏无力世代相传，于是典当变卖典籍成为必然，其结果就是使这一区域的藏书规模逐渐下滑。另外，清末废科举后，读书人一方面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型教育机构的兴办，又为读书人提供了更广阔的从业发展途径，但不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是怎么样的一种身份，读书人的嗜书聚籍的文化传统习惯没有改变。因此，藏书家的身份与清前期相比，其种类得以增多，像官绅、实业家、学者教授等均成为近现代私人藏书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是建立在科举取士基础上的江浙一带藏书文化的地缘优势也在消退。再就是清前期的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方式多为建楼而贮，盖因藏书家生活稳定所致。到了近代，社会进步显著，交通便利，藏书家南北往返收书频繁，加之由于一些地区自然经济环境的差异，也导致藏书家的迁徙。孙殿起在《伦哲如先生传略》中就讲：“家乡多潮湿，其旧藏之书尽饱蠹鱼，始悉藏书不宜，因尽置移北京。”而且在近代以后有多种原因造成职业的流动性较大，致使藏书家的书藏也非固守一处，他们以后南来北往愈与书亲的同时，也使私家藏书南北分布数量日渐均衡。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得以彻底变革，尤其是在溥仪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后，许多前清遗老前往天津，传统的藏书风气在天津悄然升温。由于近代交通的便利，以及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使天津和北京成了民国间私人藏书大家的寓居地，如李盛铎、傅增湘、周叔弢等。这使继杨氏海源阁南书北运开始打破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以来，形成了南北对峙的私家藏书格局。

海源阁虽然和其他大多数私家藏书楼一样，不可避免地屡受“书厄”之患，但其传承典籍文献之功为世所念，堪称私家藏书文化的典范。

周少川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是一种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它既有汗牛充栋的图书、巍然矗立的藏书楼等物态文化，又有在长期藏书活动中形成的措理之术和风尚、习俗等行为文化，还有藏书家主体因素潜层的心态文化。”我以为，私家藏书文化应该包括以书藏为核心的藏书楼实体、藏书家在藏书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和内心世界的追求等内容，其核心文化价值当是传承书藏，嘉惠世人。

李万健先生曾讲：“藏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保存流传下来了大量的珍贵典籍，为了搜罗图书，藏书家们不辞辛劳，许多人为聚书节衣缩食，甚至倾家荡产极尽经营网罗之能事，才达到书富一时程度。大部分藏书家所搜聚之书，经过一代代藏书家辗转递藏，才流传至今。”海源阁历经杨氏家人的四代传承，书聚达近百年之久，这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也属少见，它最后虽然屡经匪患之扰，造成大批善本藏书的毁佚，但所庆幸的是散佚的部分典籍几经周折和留存的旧藏最终化私为公，成为目前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入藏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秋，海源阁复原落成，胡乔木同志题联“以一人之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世流芳”，则是对海源阁护持典籍，传承学术，嘉惠后世的核心藏书文化价值实现的中肯评价。

杨氏四代从事藏书活动期间虽未有“节衣缩食”、“倾家荡产”的境遇，但从杨以增南书北运，到杨绍和补充整理家藏，再到杨保彝奔走护书，乃至于杨承训携书外迁，其辗转劳碌，艰辛备至。可见杨氏家族为藏书付出了极大心血。另外海源阁藏书在管理上严格有序，自始至终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加之维护修缮方法得当，才有传承四代多归国有的结果。杨氏为书藏所付出的艰辛，从另一个角度看，鲜明地反映出私人藏书家在藏书活动中所具备的一种仁人爱物的精神，“仁人”就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竭尽全力使所藏流传后世；“爱物”就是对典籍的穷力搜集，精心保护，细加整理与合理利用。其中体现出藏书家对典籍的一种珍爱态度以及追求精神享受和内心平静、悠远的鲜明的情趣特征，充分展现了私家藏书中丰富的思想感情与文化内涵。正是这种仁人爱物的精神使海源阁藏书的核心文化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可以讲，杨氏海源阁是中国私家藏书文化的典范。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后对海源阁的重视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来。

1949年后，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对馆藏海源阁典籍精心守护。北京图书馆将其储存在善本书库中，山东省图书馆则辟“海源阁书室”专藏。

1956年12月，海源阁被列为山东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9年10月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开展，在“高度发展的明清文化”陈列中设有“官私藏书处”的内容，海源阁作为清代私家藏书楼的典范与明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明清两代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和清代乾隆年间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并列其中。

1960年在文物出版社为旨在反映我国文化瑰宝而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一书中，海源阁旧藏宋元珍本44种入选。

1961年后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标点本“二十四史”，其中对“前四史”的点校编辑就是以海源阁所藏为主要参考底本。重建后的海源阁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他时，亲赠一部影印海源阁旧藏的《楚辞集注》，并简要介绍海源阁藏书楼历史。

1986年，山东省政府决定在杨氏故宅旧址重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四旧”拆毁的海源阁。1992年10月，由聊城市人民筹集巨资，仿旧制复建的海源阁落成。

1996年在海源阁西侧，兴建两千余平方米建筑，聊城市图书馆迁移至此，并改称海源阁图书馆。

第二节 对藏书史及海源阁研究的状况分析

吴晗先生的《江苏藏书家小史·序言》讲：“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书家故实为一书，则数千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顾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在吴晗先生看来，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是社会生活、文化学术乃至于地方经济变迁的一种反映，足见他对私家藏书研究的重视程度。但吴先生的观点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可以讲自1949年以来，我们开始进行私家藏书研究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真正的研究成果则在八十年代才陆续出现。

研究私家藏书的著作综而述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藏书史料的汇编。如由曹景英、马明琴主编，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出版的《海源阁研究资料》；由仲伟行、吴雍安、曾康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等。二是对藏书家的记述与研究，这当中有可以按所收藏书家的地域范围分全国性的、某一地区的和某一藏书家个体，像郑伟章、李万健合著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所收藏书家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由钱亚新所著、江苏图书馆学会1984年印行的《浙东三祁藏书与学术研究》则是对浙江这一地区的藏书家加以研究的著作。相同性质的著作还有王绍曾、沙嘉孙两位先生所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山东藏书家史略》等。1991年台湾汉美图书公司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研究私家藏书个体的著作，较具代表性的有：蔡佩玲著《范氏天一阁研究》、张碧惠著《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和蓝文钦著《铁琴铜剑楼藏书研究》；之后又有何广棪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陈振孙生平及其著述研究》；李性忠著，文物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刘承幹与嘉业堂》；徐桢基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的《潜园逸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它》；曹培基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铁琴铜剑楼研究》等。三是从宏观上以私家藏书事业发展为脉络，讲史论述相结合的学术著作，当以四部书为代表，其中2001年就有三部著作同年面世，即由任继愈主编、萧东发任执行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书楼》；由傅璇琮、谢灼华主编，宁波出版社出版《中国藏书通史》和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范凤书所著《中国私家藏书史》。其中前两种著作分别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第13届中国图书奖；徐凌志所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史》，则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

就以学术著作的成果形式而言，三十年来，对藏书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特点：我们研究成果的数量过少，这与我们所拥有的漫长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史以及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在对藏书家个体的研究方面，我国的台湾走在了大陆的前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汉美出版公司所出版的一系列私家藏书研究著作，多是源自时任台湾大学研究所教授潘美月先生所指导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还指导了王珠美的《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研究》、陈惠美的《徐乾学及其藏书刻书》等，以潘先生为代表的台湾学者为推动中国私家藏书的研究作了不懈努力，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祖国文化的认同，而且也说明他们对传统治学理念的一种努力传承，值得我们尊敬。

对海源阁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二阶段是随大陆研究藏书史的兴起而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第一阶段正在海源阁藏书遭匪劫而流散之际，一些关心挂念海源阁书藏的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介绍海源阁的历史记述藏书现状。

王献唐先生在1930年先后发表了《聊城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一种）和《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一期），前者介绍了海源阁藏书之来源、杨氏主要藏书之所、书藏的数量及受损情况和劫余善本书的现状；后者记述海源阁书藏遭匪劫后，流散至北平、天津和济南的一些情况，建议当局对海源阁藏书严加保护，并就此提出几种解决方案。

1931年，刘阶平先生在《东方杂志》二十八卷第十号上发表《杨氏海源阁藏书劫后之保存》一文，在记述了杨氏藏书的基本情况后，引柯劭忞《楹书隅录·跋》中之语感叹道：“杨氏以藏书为事业，宋椠元抄，集诸家之大成。故藏弆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第一”，之后又简要地介绍了海源阁藏书的递藏来源，叙述了1929年遭匪患后的情景，以及劫后存留善本书的介绍等。

同年的5月27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傅增湘先生的《海源阁藏书记略》，在介绍海源阁书藏流散至坊肆时，字里行间充斥着痛惋之情，发出救书于危难的呼号。

此阶段对海源阁的研究记述是基于尽快对匪患后余留典籍的保护，以及对流散到社会上的海源阁旧藏加以控制抢救，因此目的性极强，所以这时的研究活动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被动色彩。从文章的内容看，大多是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海源阁的过去和现状加以记述，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分尚有所欠缺，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可靠的记述，才给以后研究海源阁书藏的散佚经过提供了充足的史料保障。

从海源阁研究第二阶段的成果形式看，著作与文章皆备，在这一阶段，人们注重的是对海源阁历史资料的收集，对旧藏典籍目录的整理，对海源阁书藏某一方面问题的探讨与考证，因此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单纯目的，所以第二个阶段的研究是主动的、自觉的。

以著作形式面世的研究成果有三：资料汇编、专业读物和藏书目录整理。

1991年山东友谊书社出版了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编，曹景英、马明琴任主编的《海源阁研究资料》，书中分“杨氏家世·轶事”、“海源阁藏书及流散情况”、“有关海源阁藏书的序跋”三部分，共收录了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记述海源阁的文章、有关杨氏海源阁的文献和序跋五十余篇，是一部网罗有关海源阁资料最丰富的图书，高志超先生在序中说：“就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研究‘海源阁’兴衰历史及其藏书聚散情况的重要成果。”《海源阁研究资料》的出版为研究海源阁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保障。

聊城大学历史系的杨朝亮所著《中国著名藏书楼海源阁》作为《齐鲁历史文化丛书》第十辑中的一种，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这是最早一部介绍杨氏海源阁内容的专书。全书分七个部分对杨氏家世、书藏来源、藏书之所、善本规模、散佚经过和贡献意义进行了详细记述。就其写作方式而言，虽缺少考据、分析等研究手段的应用，但可将相关史料、文献合理运用，将海源阁历史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不失为一部质量较高的专业读物。

在第二阶段，对海源阁藏书书目整理出版的主要成果有两部。

山东省图书馆编，任宝祯、王运堂主编的《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1991年，山东省图书馆在《山东海源阁书籍目录》和《海源阁善本书目》的基础上，重新整理馆藏海源阁旧藏，1991年成《馆藏海源阁书目》，后又多次对其增补修订，于199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书目收录馆藏海源阁旧藏典籍2163种，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入类，先编号，次书名、卷数、著者、版刻年代，后为行款、藏书印、索书号等。这是全国惟一正式出版的馆藏海源阁旧藏的登记式目录。在前言里，编者特别提道：“在这部书目的编纂过程中，山东大学古籍所王绍曾先生、杜泽逊先生对本书的收录范围、编纂体例等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想法和建议，并审阅了书目的定稿，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可见王绍曾先生、杜泽逊先生从这时起就参与指导了对海源阁旧藏书目的整理编纂工作。

2002年，王绍曾、崔国光、杜泽逊等整理订补的《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由齐鲁出版社出版。书中将《楹书隅录》、《楹书隅录续编》、《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藏书目》、《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海源阁书目》及相关书目补遗汇为一帙面世，整理者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种典籍的授受源流进行了详细的考据，并尽力收录了近代藏书家的相关题跋，纠正了原有目录记载的一些谬误；通过调查筛选成《楹书隅录补遗》四卷、《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补遗》一卷、《海源阁书目补遗》一卷，从而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因此《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性书目著作。

本人一直关注海源阁学术研究，采用多种方法多渠道搜集有关海源阁的文章，包括利用学术期刊网，获文献148篇，再经筛选，得出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文章八十余篇。这些学术文章从探讨的内容上看可分六类：

对海源阁楼主杨氏的研究，以宋红《一门三代藏书家——记杨氏海源阁三世主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李小红《杨以增治河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为代表；

论述海源阁对中国私家藏书发展史的贡献以及其文化意义，马明琴的《论“海源阁”藏书的历史地位》［《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和刘淑荣的《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海源阁探究》（《图书馆学刊》2006年第4期）等就属这类文章；

对海源阁书藏来源、藏书结构和书散经过等分析、论述，如李泉《聊城海源阁藏书聚散考略》（《文献》1991年第3期）、李云《析海源阁藏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等；

分析论述海源阁藏书特色或善本书藏的特点，代表者有丁延峰的《“南瞿北杨”藏书比较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4期）、崔国光的《海源阁藏书精品述略》［《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以及徐建霞的《海源阁藏四经四史考述》（《收藏家》2004年第4期）等；

对杨氏藏书活动的论述，如张一民《海源阁主人在清江浦的聚书活动》（《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2期）、丁延峰《海源阁杨氏刻本〈蔡中郎集〉考述》（《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7年第1期）、丁延峰《海源阁杨氏版本学研究述论》［《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等；

对海源阁书藏散佚经过及书藏去向的分析与记述，如丁延峰《傅增湘与海源阁遗书》（《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年第4期）、李勇慧的《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见海源阁原藏秘籍经眼记》（《文献》2008年第1期）等。

综合海源阁研究第二阶段的成果，不均衡性是其主要特点。

它首先表现在成果形式数量的不均衡，以图书形式出版的成果数量仅为四种，研究论文数量则达八十余篇。

其次，在八十余篇的学术文章中，研究内容多集中在或从宏观的角度对海源阁发展历史和贡献加以论述，或叙述书藏的来源、散佚的过程等，而对书藏善本的结构、善本书的递藏源流、杨氏藏书思想和目录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却没有有说服力的文章。研究角度的过于集中，造成海源阁研究成果内容分布的失衡。

学术文章质量不均衡，大概是由于研究所用的参考材料相同，加之对已有成果的过多参照，造成许多文章内容多有相似，质量不高，仅就论及“四经四史”内容的文章而言，没有一篇能正确讲述其所包括的典籍数量。但在八十余篇论文中有十余篇为聊城大学的丁延峰博士所作，他采用考据、分析、综合等方法对海源阁的室名、藏书特色、版本学思想、刻书活动、书藏去向等进行探究，文章考辨精道、分析透彻、论述深入，其研究水准达到了一定高度。

第二章 海源阁形成的背景分析

从中国私家藏书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每个私家藏书集合的形成都是有着多种特定的背景因素，由于这些因素合力作用于藏书家藏书活动的自始至终，由此使得每位藏书家从藏书观念到藏书实践，以及他们所苦心营造的藏书集合都独具特点。

第一节 齐鲁嗜书风尚与聊城地区的藏书社会氛围

对海源阁藏书形成背景的论述，首先要分析成就杨以增为私人藏书大家的多重因素，其中区域私家藏书风气的形成与发展为海源阁藏书楼的创建提供了深厚的社会人文环境。对中国藏书史的研究证明，经济的平稳发展、社会秩序的持续安定、读书人的治学所需、交通设施的相对便利等是形成区域性私家藏书风气的必要条件。随着私家藏书风气的不断浓郁，待某些私藏由于多种原因外散，有实力的藏书家便趁机广为搜求，书藏在不断得以充实后，所谓“私家藏书巨擘”便得以形成，清末四大藏书楼中的铁琴铜剑楼、八千卷楼和皕宋楼，都是这样形成的，而海源阁亦不例外。海源阁之所以能在清末于北方独树一帜，并与瞿氏铁琴铜剑楼相抗衡，必得益于齐鲁大地悠久的私家藏书传统。

山东具有浓郁的私家藏书的传统，其表现有二。一是中国私家藏书肇始于此；二是大小藏书家数量在清代已分别多于江苏与浙江。

王绍曾先生在《山东藏书家史略·概述》中指出：“自从官师失守，学术下于民间，第一个开私家讲学和藏书之风的就是孔子。”另外，《山东藏书家史略·墨子》记，弦唐子曾以墨子多藏而怪，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曲直而已。今夫子藏书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六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又尝谓：“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道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其重视藏书若此。

孔子、墨子都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可以讲，山东是开中国私家藏书之先河的地区，由此私家藏书开始了两千年的绵续不断的发展历程。

王绍曾先生认为：“自孔子整理六经，已六艺敷教，开私家藏书之风以来，齐鲁大师辈出，代不乏人，私家庋藏，蔚然成风。”然而翻检有关文献，对山东藏书家的记载却不能证明王先生的观点。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收录五代至清末藏书家一千一百余人，其中山东藏书家29人。在杨立诚、金步撰《中国藏书家考略》一书所收从秦汉至清末741位藏书家中，山东藏书家有30人。梁战、郭群一编著的《历代藏书家辞典》著录自先秦至近现代藏书家三千四百人，是收录藏书家人数最多的著作，其中有山东藏书家52位。仅从上述文献所记藏书家数量上看，山东私家藏书发展规模远不如江浙地区。而沙嘉孙先生历时九年检遍史传、稗乘、方志、官私簿录、文集笔记，广事采录，得山东藏书家599人，其中先秦两汉10人、魏晋南北朝18人、隋唐五代12人、两宋21人、金元17人、明代84人、清代349人、民国48人。在《山东藏书家史略》中，王绍曾先生将吴晗先生《江浙藏书家史略》所记各时代藏书家数量，与沙嘉孙先生统计数据相比，并用列表方式表述：

由于吴晗先生的《江浙藏书家史略》所记截止到清末，故不含民国时期的藏书家。即使如此，山东藏书家的数量也达511人，也比江苏多19人，比浙江多112人。所以王绍曾先生所说，山东的私家藏书“元明以前尤居全国之冠，明清两代亦足与江浙相媲美”，是有依据的。由此也可见山东私家藏书的浓郁氛围。

聊城位于山东西北一隅，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南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境内先后发现大汶口文化古遗址17处、龙山文化遗址45处、夏文化遗址15处、商文化遗址37处、周文化遗址40余处。这些文化遗存分布密集、出土文物丰富、文化类别典型，可以看出聊城区域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六千余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其历史文明的积淀相当深厚。

在讲述聊城在清代的藏书文化氛围之前，首先要明确聊城在当时的区划归属，今天聊城市境内的八个县区在清代分别归属东昌府、兖州府、泰安府和临清直隶州。乾隆朝及之后的聊城归东昌府，东昌府领聊城县（县治今聊城）、荏平县（县治今荏平县）、莘县（县治今莘县）、冠县（县治今冠县）、堂邑县（县治今聊城西）、博平县（县治今荏平县博平镇）、清平县（县治金高唐县清平镇）；兖州府领阳谷县（县治今阳谷）、寿张县（县治今阳谷县寿张镇）；泰安府领东阿县（县治今平阴县东阿镇）。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顺治元年（1644）所设隶属东昌府的临清州升为直隶州，隶属山东省，辖武城、夏津、邱县。

清代，聊城作为京杭大运河九大商埠之一，贸易繁荣，经济发达，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兴盛，并由此带动了藏书事业的繁荣。

据《山东通志》记载，聊城在顺治初年即奉朝廷之命和各地方一样，在各府州县设立官学。从乾隆十四年（1749）《临清县志》的记载统计，经政府配发和私人捐赠，当时临清州学的尊经阁已建立起较完备的供教学用书的藏书体系，所藏约二百种、近一千五百册。《临清直隶州志·学校志》云：“据《志》所载书目，经史颇为繁富，虽正史之外，尤多未备，善学者赅而通之，大本立矣。”《（道光）聊城县志》中列举了由政府配发给聊城县学收藏的书籍31种：《上谕》四部37本、《圣谕广训》一部、《钦定周易折中》一套10本、《钦定诗经传说》二套18本、《钦定书经传说》二套12本、《钦定春秋传说》二套18本、《钦定性理精义》一套6本、《钦定四书文》22本、《史记》二套20本、《前汉书》二套24本、《后汉书》二套20本、《三国志》一套12本、《南北史》五套50本、《晋书》四套38本、《魏书》二套14本、《宋书》二套24本、《南齐书》一套10本、《梁书》二套8本、《陈书》一套4本、《北齐书》一套8本、《后周书》一套8本、《隋书》二套20本、《唐书》四套44本、《五代史》一套8本、《宋史》十套100本、《辽史》一套8本、《金史》一套20本、《元史》五套50本、《明史》120本、《学政全书》二套16本、《名教罪人诗》2本。

可以肯定上述所列并不是聊城县学藏书的全部，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点：当时的官学藏书以经史两部为主，很多藏书都有复本。两个特点充分体现了当时官学的藏书是为了满足传授经史教学内容和生员阅读所需而设置的。如按当时的区划归属统计，聊城地区当有官学17所，其藏书品种和数量应较为丰富。

与官学具有相似性质的官办教育组织形式当属书院。清初，统治者考虑到书院聚众讲学有讽议朝政褒贬朝臣之嫌，于是采取了强化官学禁立书院的抑制措施。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下令在各省城由政府出资设立书院，之后府州县也相继设立书院。《清史稿·选举志》云：“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之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币，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至此始自唐代的书院教育传统又得以恢复。

书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藏书、供祀和教学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宋代学者王应麟在《玉海》中对书院的解释是：“院者，垣也。”书院就是指用一圈矮墙把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实际上书院多少具备了古代教育图书馆的性质，所以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的一种重要类型。它与官学藏书相比，其特点有二：一是藏书来源除官府配赠外，又有相当一部分为私人捐赠，且后者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前者；二是藏书内容经史子集四部皆有，由于书院历史悠久，其藏书数量一般也高于官学的收藏数量。

聊城在明代时新建书院13所，占山东新建书院的五分之一。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中的统计记载，清代书院总数达4365所，其中山东有312所，属于聊城的书院有23所。这当中有一部分书院是继承了明代书院的藏书。

在清代聊城的官学藏书和书院藏书成为以官方或半官方形式出现的，用以培养生员教化民众的典籍保障体系，是形成当地藏书社会风气最为稳定的因素。与书院藏书相比由于私家藏书个体在不断重组变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鲜明个性，使其成为地方藏书社会风气形成过程中的活跃因素。

官学和书院的发达刺激了聊城地区刻书业的繁荣。据《聊城文史资料》第4期金紫垣等《聊城四大书庄》文章记述，清代前期“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益善堂”四大书庄相继开业，在它们的带动下，聊城城内鼓楼东大街及东城门内外，最多时集中了二十几家书坊。这些书坊中都有刻板技工和校勘先生，专门负责典籍的刻印和校对。当时“书业德”的资本最为雄厚，存有书板千余种，并在山东和山西境内的多个地方设有分号，所刻印的典籍行销东北、华北和江南各省。浓郁的读书氛围、繁荣的典籍刻售业、便利的漕运交通，吸引着各地文人雅士聚集聊城地区，他们随身携带的典籍，和书商通过漕运贩售的典籍，不但源源不断地为当地书坊提供新的刊刻底本来源，还营造出极利于私家收藏的典籍经营市场环境。据王绍曾、沙嘉孙著《山东藏书家史略》记载，清代在聊城地区，除杨氏海源阁藏书名誉天下外，有史可查且具备一定收藏规模的藏书家还有：郭光、释幻止、释天机、张至善、王曰高、邓基哲、邓钟岳、赵锡蒲、崔庄临、王青熙、靳春泰、夏延爵、杨毓春、高清淑、张彬、刘宗华、蒋三省、陈宗妫、邹道沂、韩光节、徐坊、王价藩、刘云坪等。

齐鲁嗜书风尚和聊城地区浓郁的藏书氛围是成就杨氏海源阁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

第二节 杨氏家世传略

如果我们把由于社会人文环境所导致形成的区域藏书氛围看成是成就一名藏书家的因素，那么这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因素。藏书家自身的藏书愿望才是决定因素，是内因。这种藏书愿望的形成则与家庭的传统和人格品德的类型有着莫大关联。

周少川先生认为：“私家藏书的文化心态可能有多种多样，但其最根本的文化心态，是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文化认同心理，文化认同的心理促使人们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而注重保藏、传承文化遗产便是这种心态突出的行为表象。”从某种程度看，藏书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表现在其所从事的聚书、护书、传承家藏等一系列藏书活动中，是将中国传统礼学所推崇的道德观念转换成一种物化行为。而这种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忠与孝，它是在藏书家成长中受家庭教育环境熏陶和接受传统教育的过程而形成的，并在应对社会实际中渐为深固，诚如杨以增之父杨兆煜任即墨教谕时训诫生员所云：“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藏书家把这种道德观念施用于典籍的收藏，则演化为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信奉与敬畏。因此家庭环境熏染所形成的忠与孝的道德规范及由此塑造的遵从封建礼教的人格品德是成就中国传统藏书家内因的一个要素。观杨氏家族，自远祖杨宪章到孙杨保彝无不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是典型的封建道统家族。

据《（宣统）聊城县志》记载，杨氏并非当地土著，先世为秦人，是从陕西华阴县迁徙到山西洪洞县的。明代初期，因军功授临清卫指挥之职，占籍临清；入清之后，该地改山东都司东昌卫，杨氏遂属聊城籍。

另据台湾新竹杨姓宗亲会所编《杨氏大族谱》云：“四二世隆公子：字允高，仲素公八子，妣刘氏，生四子，长结、次珩，……珩配梅氏，生三子移山东。”根据文字描述推断，四十三世杨珩作为杨氏山东始祖当在唐代初期，此为至今有关杨姓移籍山东的最早记载。由于杨珩为杨隆次子，在《杨氏大族谱》中无谱系可寻，故珩公与海源阁杨氏家族是否有渊源关系，则无从考证。

现今有确切资料记载者，可溯至杨以增高祖杨永禧的家世。

杨以增远祖杨宪章膝下无子，遂由太祉之子国学永禧过继为子。聊城人唐云楣有一女颇有孝行，杨以增远祖杨宪章知道后，为永禧聘娶为妻。清人钱仪吉在《杨节母家传》中记述了唐氏的孝勤之事。

永禧在结婚两年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病故，时唐氏21岁。其子帝钖出生仅三个月。此后唐氏含辛茹苦，昼夜操劳，侍奉公婆三十余年，孝养如一日。子帝钖娶阎氏为妻，生有五子，待子妇二人皆故后，唐氏再抚养孙辈二十多年。永禧过继后，太祉翁尚有二子，但两人皆早逝且无后。唐氏将第三孙如桐还嗣，以使永禧生父老有所养。唐氏卒岁八十有四，距夫永禧过世已六十年，时孙辈们均已成人娶妻。杨以增曾回忆道：“幼尝闻祖母赵恭人之言曰：汝高祖母性仁惠，尤好施予。贫妇人及门。辄予之钱米，裒而授之，不欲家人见重其耻也，幼者予之糍饵亦然。我乃时备其物，密置老人室中，使常取不竭，我以此得老人欢心也。”于是钱仪吉评述感叹道：“呜呼！此又以见赵恭人之能孝事也。以杨氏之世有贤母，而其先德诸老以身教家者，举可见矣。宜其兴也，而一皆出于节母之贻训，夫以一身担荷于震撼摧陷之下，亡者使存，危者使安，因以长养蕃硕于无涯，节之系于家国也，岂不重哉。”“节母之后，传曾元而日盛，世科第以起其家”。

杨以增的祖父杨如兰是杨帝钖娶阎氏后所生。杨如兰，字德馨。有智略，性刚介。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临清爆发了由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失败后，参与者遭到搜捕。时杨如兰作为县吏，随抚军及郡守查办余党，他对官府滥杀遭株连的百姓极为不满，更为严重的是胥役为索求贿赂，把万余名和起义军没有任何瓜葛的百姓纳入搜捕名单，杨如兰“廉知其冤而不敢言”，于是在深夜点燃自己床上的帷帐，连同记有被冤枉人员的名册一同烧毁。“及旦自缚请罪，抚军惊怒，既而太息曰‘不惜一身以救万人之命，德量之宏，吾不及也。’”《聊城县志·杨以增祖父杨如兰》最后所云“后世其昌乎，孙星衍为作义士传，子兆煜，嘉庆戊午举于乡，犹及见之”。

杨如兰娶赵氏，婚后所生子兆俊，早殁；次子兆煜。

杨兆煜，字炳南，一字熙崖。“生而端庄，稍长渐父师之训，笃孝友，有规检。应童子试，擢第一。举嘉庆戊午科，中式举人，戊辰会试，大挑二等。癸酉铨即墨教谕。”杨兆煜一生品行端正，集忠孝一身，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典范。

杨兆煜的前任与即墨县令关系紧张，两人相互攻击，因教谕殒命，诸生与县令对峙，而酿成大狱，此间督学又连续上书控告诸生，致使生员或死于狱中或毙命于逃亡途中者甚多，“于时教官颇首鼠，士所量于教官者甚轻”。杨兆煜到任后，恪尽职守，“勤督课，使士志先定，徐教以鉴前车，明理晓事。顾亦不强聒而与之语，语无复有一语迂阔。即墨人士，遂以率从”。杨兆煜为学功底深厚，任即墨教谕期间对生员因材施教，“教士用胡安定分舍法，古经今事胪别综贯，指讲上下可拾级至也。弟子悦服，成就者众。上官亦有闻，将列荐，而公释然不顾而去”。梅曾亮云，杨兆煜官居即墨期间“标树师道，不以枝官自嫌，人亦乐亲，不相迂怪。其平居，事可不可，不为面从。至所勇行，不以避名便私，生平无杂交，惟深友一、二人，自少至老，未尝有增减毫发疏数”。

为满足母亲回乡养老的愿望，杨兆煜请辞教谕之职，“去之日，手其所得文休承写泥金佛经曰：此可以藉佛力而延母算矣。此外，则囊如空泻”。此后“母积病十余年，君年亦且六十，扶掖左右，欢笑杂儿戏状，母忘疾之，亦不觉子年之衰”。“母或时不怿，必长跪陈启，至欢慰乃起。母时年九十余，先生婆娑膝下，亦自忘为六十许人。……先生颀而长，美须髯，胸不设城府机械，人见而自诎乡人，或窘无聊赖，引为身谋，亦往往为人所绐。老而不悔，乃自号曰‘实夫’。呜呼！实之为德，是先生之孝与直也。”杨兆煜娶和氏，生以增，和氏早逝，续室赵氏，得子以坊。和氏待以增如同己生。杨兆煜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六月，享年七十有一。

杨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十六日，咸丰五年（1856）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官。“公幼而颖异，博览群籍。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旋食饩名噪一黉，每试必屈其侪辈。嘉庆二十四年举于乡，道光二年成进士，以知县用”。正是这种自幼养成的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品德使杨以增在以后的为官经历中始终保持着为人刚正、体恤民情、尽忠为国的好品质，由此也将士大夫推崇的忠孝理念在更宽泛的社会层面得以体现。

杨以增的仕途之路开始于贵州长寨同知，后补荔波知县。时长寨有夫欲休妻，两人为此讼诸公堂，杨以增苦口婆心相劝一整天，终使二人感悟拜泣而去，“权长寨同知日，老吏一人常侍侧，每讯一狱，辄首肯太息，比去任，哭而送曰：‘小人年七十矣，未尝见此慈父母也’”。

道光八年（1828）杨以增调贵筑，次年升松桃直隶厅同知；道光十二年（1832）任兴义府知府，第二年调任贵阳杨以增像府知府；道光十四年（1834）任广西左江道，旋调湖北安阳郧荆道等。

道光二十一年（1841）服阕授河南开归陈许道，此间黄河泛滥，杨以增奉命督办修筑河坝工程，其身先士卒，“昕夕莅工次，虽风涛冲击，身屹立不少避，阅数月遂蒇工”。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两淮盐运史，未任，随补授甘肃按察使。“中卫县民某，以养媳忤故笞死。公阅其牍，媳故室女，而伤遍体无完肤，虑有他故。严鞫之，某乃吐实。女盖鬻而为娼者，逼不从，炮烙而毙。公遂请旌女，而置某于法”，“时久旱，祷雨立降，人以为祥刑之应。”次年，署甘肃布政使。“时有履勘边地之旨。公曰：‘甘省瘠贫，泉源不可恃，按亩征必为民困。’任其事者以朝旨不可违，然以升科复停者数十县，犹公力也”。

道光二十六年（1846）任陕西布政使，经林则徐极力推荐，任陕西巡抚，时值陕西旱灾刚过，元气尚未恢复，杨以增下令地方官吏让百姓休养生息，严禁赋税扰民，当年粮食丰收，民众安居乐业。 “及升巡抚，谕属吏曰：三辅土厚，民风纯然，大灾后元气弱，牧民者无事更张也。比岁大熟，回疆警命。权陕甘总督，总理粮台”。

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江南河道总督。“方是时，海疆新用兵，府藏支绌，公涤除封靡，蔷缩将事，烈风甚雨，宵寝必变，盖瘁心与力者七年。及咸丰元年，秋汛溢于丰北，天子卒知公，特予薄谴（革职留用）。议者持嘉庆初元成议，谓河北决将不可塞，公卒不忍贻害于民，独克期以畚锸趋事。”

杨以增主持河道事务七年，为民竭力，为世人所赞，“淮扬民常困水，就食江南。近三四年，江南民渡江者数十万人，而水不告灾，米不增价，此非人力所致，故人皆归福于公”。

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十八，杨以增卒于任上。“盖公自守令以至封圻，无日不尽心民事”。其于亲朋则亦是至孝至亲，“公事继母至孝。晚为《丙舍读书图》，虽贵且老，不忘其亲。笃于师友气谊，既仕，酬其塾师叶石农先生尤厚。上元梅伯言先生，公同年友也，乱离后公迎养清浦署，刻其诗古文集……”。《聊城县志·杨以增传》评介其一生曰：“洊历开府，莫不勤以律身，诚以报主……创兴义举，美德非一端焉。”

杨以增先娶徐氏，继娶朱氏，皆封一品夫人。长子绍谷，云南大理府通判，本籍团练加同知府衔；次子绍和，三子绍程。有女四人，所嫁均彬彬诗礼之家。

杨绍和，字彦合，又字勰卿。生于道光十年（1830）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有夙慧，龆龀即知向学，性端重，喜怒不形于色。年十八为县学生，旋中咸丰二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户部候补郎中，以军功擢候补道，军机处记名。迂陕西道缺，简放。已而举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一等，授翰林院编修，擢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右中允、司马局洗马，赏顶戴花翎。再擢翰林院侍读，赏三品衔升用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校理。大考二等，迂缺题奏，光绪元年京察一等，覃恩，晋阶通议大夫”。元至大刻《梅花字字香》卷末杨绍和题识

从杨绍和的履历看，他走的也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之路。在其人生经历中，为国尽责、孝爱宽厚成了他与父亲的共同点。

在杨以增任河道总督之职奉命治军，兼南北台粮大臣的时候，杨绍和就在戎幕内，协助父亲赞画机宜，“凡盘错之事，皆畀公任之”。

杨以增的信任，不但使杨绍和的办事能力得到锻炼，而且杨绍和对父亲刚正宽厚的为人品德多有效仿继承，这使得杨氏的忠孝家风得以延续。在杨以增去世后，杨绍和“哀毁骨立，然检核文书，钩稽钱谷出入，皆井井有条。其后，河决贾庄，前后总督，咸罹摊赔之罚，独端勤公无所挂累焉”。此事从表面看当归功于杨绍和的办事严谨，实际则是杨绍和受父亲影响事事有奉公为民之精神使然。

户部侍郎杜公在奉命赴任山东团练大臣时，上书奏请杨绍和同往，由于杨绍和办事公正果断，深得杜公信服，以至所有相关事务均依其自行处理。杜公回调后，巡抚谭端恪继续将杨绍和留任总理军务。在起义军围攻东昌之际，杨绍和向科尔沁忠亲王借兵五百，累战累捷，遂解东昌之围。

杨绍和成进士后，授编修之职，得以觐见同治皇帝，陈禀家世与山东军务，深得同治赏识，遂擢升为右赞善并赏戴花翎。杨绍和曾上书预见性地条陈四事：求才宜慎、兵制宜改、节约财用、谨守海防。世值戡定内乱，国威尚存，杨绍和能于此时陈述国家隐患，为他人所不能，足见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有史记载，杨绍和一生笃实孝友，亲戚当中受过他接济的有数十家之多。在解东昌之围后，杨绍和遂擢道员，记名简放，陕甘总督要求他赴陕西上任，“公于是请于朱太夫人，太夫人复书曰：‘汝父未葬，吾已老，其善辞之。’公再辞于忠亲王，三辞于谭公，始获引退”。

杨绍和娶江苏巡抚傅绳勋长女为妻，生子保彝。

杨保彝，字奭龄，号凤阿。生于咸丰二年（1852），卒于宣统二年（1910）二月十二日。“幼禀庭训，循礼法，天怀旷逸。喜尚论古人，下迄本朝掌故，口若悬河，令人娓娓忘倦。……所学益有根柢”。以祖父杨以增荫庇得一知县。同治九年（1870）中举人。因连遭父母、嗣父母及祖母之丧，在家守孝十余年。后改官内阁中书，转员外郎中，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此间，杨保彝对政事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起，在京城想利用义和团成事者大有人在，于是同情赞誉之声四起，杨保彝则清醒地意识到清政府不可以依靠义和团来制约洋人，否则会有很大祸患，他认为对洋人应采取和气的外交策略，但他的谏言没有得到采纳，其后的来华公使被杀，联军侵入北京，两宫太后西退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证明杨保彝当初判断的准确。戊戌变法后，杨保彝以不适应时宜为由，辞官回乡，从此不谈政事。他认为国家将乱，终日忧虑，郁愤成疾，不治而去。

杨保彝同父辈相比，实有报国无门之憾。然家风传承，退隐于乡多宽厚仁义之举。“公自奉简约如寒素，每于乡邻清话，人爱戴之，若忘其显贵者。东抚吴公，闻其贤，延为续修山东通志局会纂，并充优级师范教长。以岁饥，诸生膏火不敷，捐薪俸以济之”。

杨保彝娶王氏为妻，生女一人，早逝；无子，过继同族一子为嗣，即杨承训。

杨承训，字敬夫，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卒于1970年。幼年随济南徐敬铭进士启蒙读书；后登门受教于杨保彝少年好友、聊城宿儒靳维熙，习作文与阅读古籍，并从其了解杨氏前人治学和藏书及为人立世之本。

民国九年（1920）杨承训娶信阳劳氏为妻，次年（1921）入济南的山东省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民国十二年（1923）辍学到北京，经岳父劳之常介绍，到教育部任“秘书厅行走”闲差，随后入赈灾委员会。民国十四年（1925）后相继在京奉铁路局、京汉铁路局总务处和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

民国十六年（1927）定居天津，次年又在京奉铁路局工作五个月。交通部南迁南京时，留津作“寓公”。民国二十四年（1935）晋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受聘参议。

杨氏家族昔日议政安邦的政治气势和显达的社会地位在杨承训这代已完全逝去。

由上得出杨氏家族大致世系：

第三节 杨以增的友朋交往

藏书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在搜集、整理、保护、利用、传承、刊刻家藏等一系列活动中都脱离不开社会的襄助，其中友朋间的交往帮助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私家藏书集合形成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在藏书家从事藏书活动中至少起到三方面的作用：首先，友朋间的交往作用于藏书活动整体过程中，可使各环节的水平得以提升，如友朋代购相赠典籍充实家藏规模，校勘整理提高藏书质量，刊刻所藏扩大私藏的社会作用等；其次，藏书家与友朋间探究学术，交流思想，有利于藏书学问的增长和思想观念的净化；最后，在友朋交往和相互帮助过程中所形成的藏书家群体，又合力作用于私家藏书事业，成为推进其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

杨氏海源阁藏书事业之繁盛，其原因之一就是在聚书、刻书乃至于藏书目录的编制上得到了友朋的帮助。这得益于海源阁的创建者杨以增耿直宽厚的品行深得与之交往的友朋们信赖。杨以增的至交梅曾亮为其所作的家传中以阐释林则徐的评价方式赞誉他的为人，“林文忠公可谓知人矣。其言曰，杨至堂乃圣贤门中人也。夫自守而不能容人，随人而不能自守者，皆不足以运世。圣贤者能运世者也。至堂守身如金城汤池，粟私不可攻至。与人接务，恢恢乎如河月之无涯量。鲸虾之巨绝，犀象虎豹之珍怪，无不容纳于其间。自县令至封疆，守正无媕婀，而一无所龃龉，盖不以处己者望人之同，故正人与之，即志行殊者，亦信其无私心，能推利于人而不害其事也”。

杨以增的友朋交往呈如下特点：

友朋人数众多。杨以增一生仕宦游历足迹遍布西南、西北和中南，以其品行所致，结交志同道合者不少，然具体数据已无从细考。1957年夏，在杨承训捐献的海源阁重要历史文物中，有两本由杨绍和在同治十一年（1871）八月编订的其父杨以增生前交游中积累的《海源阁珍藏尺牍》，原有20册，一千余页，每册为一卷，其中14册或毁于民国年间王金发匪患，或失于舟车奔波之旅，另六册得以保存，后重装成两大本。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

在第一册有杨绍和序言，其开篇即云：“先君端勤公于平生笃交际。”之后大致介绍了信札的编排结构，第一册是同杨以增有师生之谊和疏荐之恩的师长信札，包括叶葆、彭春农、宫星楣、汤文端、吴荣光、嵩溥等；第二、三、四册则是林则徐信札；从第五册起则依缔交先后为序，未列名号。

现存两册尺牍包括杨以增13位友朋的信札，其编列为：第一册：林则徐手札17件（六十页），第二册：萨迎阿手札七件（二十页）、翁同书手札二件（八页）、陈官俊手札三件（八页）、吴式芬手札二件（五页）、崇恩手札一件（二页）、胡开益手札一件（二页）、钱仪吉手札一件（六页）、彭邦畴手札一件（二页）、许乃普手札三件（六页）、吴荣光手札三件（六页）、许瀚手札一件（二页）、署名“晚”者（即许瀚）手札一件（三页）、陈尔墉手札一件（二页）。

仅据现存手札署名统计和对散失书信的规模估计，即可推断杨以增一生交友应有数十人，如此众多的友朋必对其治学、藏书事业有所襄助。

交往者均饱学正直之士。友朋交往是建立在秉性相近，志趣相投的基础之上，彼此往来交流思想、相互帮衬成就共同喜好的事业，以达惺惺相惜的程度。杨以增自幼习读诗书，受传统礼教熏沐，考取功名，为官一生，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代表。伴随其仕宦经历，读书治学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而与之相佐的藏书事业则成为终身嗜好。 因此，杨以增生平虽然交友人数较多，但从所交友朋身份上看，大致可分为政治友朋和师学友朋两种类型，当然这其中亦有身份重叠者。但其最大特点就是凡与杨以增私交甚好，可成为友朋者均是饱学正直之士。

仅以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曾有多位学问人客居南河节署多年为例，文献记载主要有包世臣、梅曾亮等。

包世臣，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卒于咸丰五年（1855）。嘉庆二十年（1815）年举人。曾任江西新渝知县，被劾去官。其学识渊博，喜兵家言，治经济学，极善书法。所著《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齐民四术》，合刻为《安吴四种》，共三十六卷。包世臣除客南河节署外，还曾为陶澍、裕谦、杨芳等封疆大吏幕僚。

梅曾亮，字伯言，又字葛君，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卒于咸丰六年（1856），嘉庆二十五年（1820）举人，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清季散文大家，是继姚鼐之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和江苏巡抚陶澍幕，道光十四年（1834）授户部郎中，咸丰初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南京，梅曾亮辗转避乱于王墅村，后依河督杨以增。著有《柏枧山房文集》、《柏枧山房诗集》、《古文词略》等。

包世臣和梅曾亮在学问方面都强调推崇经世致用。包世臣毕生留心于经世之学，勤于实际考察，对漕运、水利、盐务、农业、刑律、兵事乃至于乡土风俗，均有独到见解。鸦片战争间，他对外强侵略论述颇具卓见，对国人抗争事迹充满赞誉。梅曾亮则认为学问人当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倡导仕人立功或立言，为扶危济世出力。此二人端正的品行和丰富的学识在辅佐杨以增为官施政的同时亦对其治学藏书有所影响。

另有丁晏亦是杨以增履政治学之挚友。丁晏，字俭卿，号柘堂，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于光绪元年（1875）。道光元年（1821）举人，尝于家乡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加固堤防、赈济贫困、加固府城，有功乡里，深得民众感念。咸丰年间因在籍创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其所处时代正值乾嘉朴学兴盛之时，丁晏自幼治经，性嗜典籍，见之则详阅默识心通，勤学不辍，终成经学大师。杨以增任河督时，丁晏常赴节署，同包世臣、梅曾亮与杨以增、杨绍和父子谈经论学，每有兴致所至，则彻夜不休。丁晏对杨以增的影响还在于体恤民生，咸丰元年（1851），黄河泛滥，有建议者在山阳西乡开口泄洪，乡民惊恐万分，丁晏听说后，面见杨以增，力陈其弊，此法终未施行，西乡民众欢呼雀跃，如获再生。

在杨以增交往的为官友朋中，民族英雄林则徐对其则有知遇之交。林则徐，字少穆，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卒于道光三十年（1850）。嘉庆年间进士。历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与龚自珍、魏源等提倡经世治学。著《林文忠公政书》、《云左山房文抄》、《云左山房诗抄》、《信及录》等。喜藏书，有《云左山房书目》，著录一千七百余种。李士钊先生引林则徐道光十八年（1838）四至六月日记，证实是年两人结识订交，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在戍边途中参加河南境内黄河修防工程，此时杨以增担任开、归、陈、许道员，他们共同负责防堵黄河决口。道光二十六年（1846）林则徐任陕西巡抚，时值杨以增任陕西布政使，林则徐因病患缠身上疏举荐杨以增代理陕西巡抚，并多次致函催其迁居，且为其将赴职事宜准备就绪。在杨绍和同治十年（1871）所整理编订的《杨端勤公奏疏》中有很多是在两人前后交接期间联合署名的，由此反映出他们的政治见解完全一致，可见道义之交的深厚程度。

杨以增为官端正，时多有博学多才的清官廉吏与之交往，议世论学，相互辅佐，结为友朋，再如吴荣光、叶志诜、汪喜孙、刘喜海、胡珽、许乃普、潘祖荫等。

在杨以增的友朋中还有终身未做官的布衣学人，他们不参与杨以增的政业，仅就治学藏书辅佐帮衬。

此类友朋第一人，就是杨以增的授业恩师叶葆。叶葆，字宝田，号石农，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初二，卒于道光元年（1821）二月二十八。一生在聊城教书。“以足跛不求仕进，辟道南书塾授徒，四方来者远逾千里，恒数十百人。但经指授辄甲乙科以去。晚年精汉学，得许、郑不传之秘，手著最富”。杨兆煜、杨以增父子均授业其门下，杨绍和云：“教授里中，生徒数百人。先大父、先君两世及门，渊源尤深。”杨绍和所编订《海源阁珍藏尺牍》首页署“亦园”者，即叶葆先生之号，所收尺牍即为先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杨以增赴秋试时所赐。该信札虽惜已不存，但推断应是对杨以增赴试的叮嘱，字里行间多系恩师挂念之情谊。

在师学友朋中，许瀚、高均儒同杨以增往来密切，与之交谊最为深厚。

杨以增有诗赞许瀚云：“说文八千卷，汝南承家学。穷年事丹铅，观书眼卓荦。”许瀚，字印林，生于嘉庆二年（1797），卒于同治五年（1866）。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选藤县训导，冷官闲署。其一生治学，尤专于考据之学，擅长校勘，对金石碑版不遗余力搜集。其书法尊颜真卿，丰厚端庄，遒劲通健。所与交游者尚有何绍基、龚自珍、丁晏等硕儒。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赞其为人，“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杨以增是从翟文泉、李方赤听说许瀚的，汪喜孙也曾极力推荐许瀚的为人，后来在共同喜好的藏书事业上他们相互帮助成为友朋。

高均儒，字伯平，号郑斋。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卒于同治八年（1869）。性情刚直，吴昆田为其所著《续东轩遗集》所作序中述事一桩，以此说明高均儒刚烈秉性。高均儒曾抱病不起，某总兵欲结识，遂多次托求丁晏转赠三百金，高均儒不接受，丁晏善言相劝，高均儒勃然大怒，坐起道：“均儒是要快死的人了，哪里有死人收人赠金的道理！”说完满脸通红，喘息不止。丁晏见状，只得怏怏而去。高均儒与杨以增性情相投，对其校勘刻书有很大帮助，为此杨绍和有诗极尽称赞，“严君退食暇，孜孜学不倦。先生大雅林，经义相研磨。秘籍授梓人，千秋文誉擅”。

与杨以增交往的师学友朋中，有的本身就是大藏书家，如陈鳣。

陈鳣，字仲鱼，号简庄，又号河庄，别署新坡。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嘉庆元年（1796），以郡庠生举孝廉方正。嘉庆三年（1798）举人。陈鳣笃嗜藏书，将一生精力全部倾注于聚书、校书和著述。藏书十余万卷，晚年建向山阁储之，与黄丕烈士礼居、吴骞拜经楼齐名。他常与杨以增交流聚书经验，探讨治学心得，渐成挚友。

友朋于藏书事业有所襄助。杨以增所交友朋不论是为官者还是师学朋友都是读书人出身，他们将读书治学视为一种追求，对典籍文献多怀眷恋，此情节与杨以增的藏书事业有了同嗜典籍的契合点，于是在收藏、鉴赏、刻书等方面才多有襄助。

在杨绍和的《楹书隅录初编》中就多有友朋转让家藏、相赠善本、共同赏鉴之记载，以下列举一二：

宋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十二册，“咸丰甲寅，燕庭刘丈寄赠先公于袁江节署”，刘燕庭即刘喜海。

影宋精抄本《重续千字文》二卷一册一函，“先公得宋椠葛刚正”。《三续千字文》重刊之，“常州心耘胡君珽因以此本寄赠”。

金本《新刊韵略》五卷三册，“此本为但云湖鹾使所得，云老转贻家简侯丈，简丈以之赠余者也”。此书卷末有包世臣跋，“昨冬与勰卿有淮上之游，得此书而归，呈诸先生。命世臣补录钱詹事原跋二则，并疏各本异字于另纸，附之卷后以存古籍之遗焉”。

宋本《通鉴总类》二十卷四十册，“道光癸卯，先公陈皋陇西，汉阳叶东卿先生志诜自京师寄赠者也”。

校宋本《说苑》二十卷三册，“十月十一日，海宁陈仲鱼自其邑来，携同邑吴槎客所藏咸淳乙丑九月重刊本《说苑》示余，余叹为奇绝。盖是本与顾抱冲藏者同，而抱冲所缺者八卷至十三卷，吴却有之，可以补校，一奇也。抱冲本与槎客本是同而小异，盖板有原与修之别，印有初与后之殊，又可彼此参订，二奇也。惜吴本缺第十四卷，抱冲已作古人，槎客又居他邑。无从作合，各为补全耳。余因仲鱼之借，而得睹咸淳重刻本之全，胜于向借周藏钱校之尚非宋刻面目，何幸耶！因得廿二行廿字本之宋本，而仲鱼知之，并引出咸淳重刊之又一本，不更幸也”。陈仲鱼即陈鳣。

宋本《证类本草》三十二卷三十二册四函，“昔日梅伯言丈官京师，喜购书，得一佳本，辄邮筒相告，或辍赠焉，每以京都风行宋元刻本不能多购为恨”。梅伯言即梅曾亮。

明铜活字本《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卷二十册二函，“五研楼珍藏善本”，“此五研楼校明铜活字本《栾城集》，首尾完善，版印精雅，为吾乡新城王氏故物，后归阮文达公小琅嬛仙馆，予得诸山阳俭翁丁丈者”。丁俭翁即丁晏。

海源阁作为清末北方最大的私家藏书实体，在不断充实家藏的同时，还继承中国私家藏书的刊布典籍嘉惠学林的优秀传统，这方面内容当在其后有专篇论述，在此所要说的是这项事业也得益于友朋的很多帮助。

王献唐讲：“包氏时客杨氏河署，或能襄助鉴定，而包氏对此，亦非专学。就海源阁藏包君尺牍，知杨氏所刻各书，多经其手，当能臂助一二。最后得嘉兴高均儒至伯言手札，又见吾乡与王某友函稿，及校本《蔡中郎集》题辞，始悉杨氏幕中，始治校勘，版本学者，最推高君。”从可查检的文献中看到，高均儒至少参与了杨氏海源阁的如下典籍的刊刻：道光二十三年（1843）《石笥山房文集》、咸丰二年（1852）《蔡中郎集》、咸丰二年（1852）《九水山房文存》、咸丰三年（1853）《礼理篇》、咸丰三年（1853）《志学箴》、咸丰五年清咸丰五年（1855）高均儒手（1855）《惜抱先生尺牍》、咸丰六年写上版，聊城杨氏海源阁刻《惜（1856）《柏枧山房文集》、咸丰六年抱先生尺牍》（1856）《跛奚年谱》等。由于包世臣书法精良，杨以增的《志学箴》及其恩师的《跛奚年谱》和挚友梅曾亮的《柏枧山房文集》均为包世臣手书上版雕印。

查现有文献的记载可知，对杨以增刻书帮助较大者还有许瀚。在《海源阁研究资料》的“附录”中收有《杨至堂致许印林书八通》，其中除记有杨以增为许瀚代购寄送《北堂书抄》、《白孔六帖》两部大型类书，寄借所藏《百三名家》外，更多内容是关于杨以增请许瀚组织校正其所刻桂馥所撰《说文义证》五十卷，以及代刻许鸿盘所撰《方舆考证》一百二十卷。从手札中可以看出杨以增对刊刻这两部书十分上心，不仅就具体的删减校正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参与校正的人选作出安排，甚至对刻书所用字体均详明叮嘱，并多次寄送所需费用。虽然《说文义证》和《方舆考证》各书最后都没有全部刻成，但从信中不见杨以增对许瀚丝毫怪罪之意，反而多次真诚地约许瀚相见畅叙，可见其对友朋的体谅宽厚之心。

感怀念旧情谊友朋。杨绍和在讲到编辑《海源阁珍藏尺牍》时讲：“昔刘子厚作‘先友记’，东坡谓：‘考之于传，卓然知名者二十人。盖子厚之意，愿著所与友者，皆天下善士，以显其亲也。’先君受两朝特达之知，牧令洊陟封疆，没祀乡贤名宦。昨岁以江淮士民之请，复邀易名之典，哀荣始终，功在旗常。视子厚所云，讵可同日语哉。然当时所交名卿硕儒，其尺一之往返，或叙述情话，或考论文义，以及修身治人之要，国计民生之重，靡不详载其间。于先君立身立政，亦可微见大凡。”梅曾亮云：“予馆署中，对案食者一年。……晚食后会谈文艺及往旧事。其事父母待兄弟、朋友及和调家庭，言动有常节，一以宋儒之礼法为归。”可见杨以增与友朋间的交往是相互砥砺、交流学问、谈论为官正道的君子之交。在封建社会这种君子之交是读书人长期受传统礼教熏陶而在交往过程中所遵从的道德规范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最大特点是彼此在交往过程中恪守读书人的传统操守，在平等关爱的氛围内包涵着学术文化、人生伦理等因素，从对圣贤和学问特有的敬重中体现他们的友朋观。

从杨至堂致许瀚手札中，即可见其对友朋的挂念之情，“甲辰年曾接名笺，知卷资已邀鉴纳。乙巳年寄赠，仍将原信带回。云公车未曾北上，未识停云何所，屋梁落月，时切怀思，念甚歉甚”。

杨以增对友朋的情谊不仅通过书信表达关念之情，还用读书人特有的刻书流布方式来感怀先贤襄佐同年。

杨以增终生感念恩师叶葆，“尝乞伯言梅丈撰《教思碑》，刊之黉学，并校刊先生自编年谱行世”。从《〈跛奚年谱〉跋》中可知，年谱是由杨以增委托高均儒手书上版刻印的，但未及成书，杨以增即辞世，高均儒感叹其对恩师的深厚情谊，“拳拳师门，久而愈挚，侍郎之贤，即足以征”。

杨以增在梅曾亮七十寿辰时为其刊刻所著《柏枧山房文集》，并在序中叹其奔波经历，赞其诗文才气，“伯言同年，以甲寅秋携家自王墅移居兴化，又移居淮安，乃得至清江而馆余署之清晏园。以同年三十余年之久，经忧患之余得见，而聚处朝夕不可谓非幸事矣。伯言虽屡有迁徙，诗稿幸无遗失，余亦曾录有副本。君寓居无事，颇复有删益，因校刊之。以君今岁七十，即以是为寿。而伯言自以少好骈体文，年近三十，始有志于汉唐宋诸君子之作者。其托始之年不欲忘之，而文之少而壮，壮而老亦不能无盛衰得失于其间，非年以识之，亦无以自见也。……盖君之文，已足自质于古人，而犹欲验后，此功力之进退于岁月者焉。齿之宿而志之精为尤不可及也夫！”《柏枧山房文集》刊成后，杨以增又为梅曾亮校刻《柏枧山房诗集》，但和《跛奚年谱》一样，杨以增也未见到《柏枧山房诗集》的问世。梅曾亮对此甚为悲叹，为其作传后不久也随挚友而去。杨绍谷、杨绍和在梅曾亮所撰《兵部侍郎江南河道总督杨公家传》后附语曰：“先君子校刊伯言先生文集既成，续校诗集骈体文，刊未及半而先君子薨。谷等泣请先生为传志之文。时先生患鼻鼽，旋淮安寓所。逾旬，撰家传寄示。不数日，先生亦卒。是为咸丰六年正月十二日，距先君子薨仅二十四日。呜呼！迨谷等促工刊蒇诗及骈体十五卷，都文集为三十一卷，先生已不及见矣。”

杨以增和梅曾亮虽然最终都没看到《柏枧山房诗集》的成书，但正是杨以增怀有中国读书人固有的刻书传世感念友朋的文化情结，使后世体会到了杨以增对师友的深厚情谊。清咸丰六年（1856）海源阁刻《柏枧山房文集》

第三章 杨氏聚书

刘文生先生在《海源阁藏书概述》中的“海源阁藏书的经历及其一隅”开始就引杨承训所撰《藏书三期》一文，“端勤公（杨以增）任湖北襄陨道员时正式开始收集书籍，以普通及精刻本为主，可谓初期；任陕甘总督时以精刻本、善本为主，兼收并蓄，对我家藏书之总卷数来说，以此时所购为最多，宜为中期，亦称盛期；任河督时，不仅以珍本为主并见精刻本付之，善本以此时所得最多，可谓末期。殆学士公（杨绍和）、观察公（杨保彝）两代，我家已藏书数十万卷，进入整理安排时期。此时市上珍本已罕见，精本亦有显著减退之势，故我家亦随之减少，宜为末期之继续时期矣”。

作为海源阁第四代主人，对杨氏聚书过程的叙述与分析是较为可靠的，然其所述仅就杨以增聚书开始加以明确，从文字上多少给人以杨氏家族藏书是从杨以增开始的误解。王献唐先生也讲：“海源阁购藏书籍，始于杨至堂。”于是大多数有关杨氏海源阁聚书的文章都采用了这一观点。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在1985年第二期上发表的王彩云和王建华所撰《山东聊城海源阁藏书始末》就说：“杨氏一家从道光年间开始着手收藏典籍、字画、古玩……”。对此观点当有所辨识。

检《楹书隅录初编》卷一，有宋本《仪礼郑注》十七卷十二册二函，杨绍和题识曰：“此严州本，先公‘四经四史斋’藏宋本《三礼》郑注之一也。先大父得之同年友江公持赠，吾乡邢太仆故物也。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首尾完具，纸墨如新，惟卷首前数叶兵燹焚失。首行题‘仪礼卷第一’，次行题‘郑氏注’。每卷末题经若干字、注若干字。有‘半窗修竹’、‘南沙草堂’、‘华山马仲安家藏善本’、‘金星轺藏书记’各印。”此段文字记述了该书的版本、行款、递藏情况以及杨氏得书方式，其中“先大父”即为杨绍和之祖父杨兆煜。检崔国光整理订补、王绍曾校订《海源阁书目》及崔国光纂、王绍曾校订《海源阁书目补遗》，两目“集部”分别著录有今藏山东图书馆的抄本《居士集》和《古诗杂抄》，均为清聊城杨氏厚遗堂抄本。核《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集部”“别集类”第1438有（宋）欧阳修撰、（清）王元启辑《居士集》不分卷，四册一函，此书著录为“清厚遗堂堂抄本”，“白口，四周双边，红格，单红鱼尾，版心下镌“厚遗堂”。该目录“集部”“总集类”第1198著录有清抄本“《古诗杂抄》不分卷”，所抄用纸版心刻“厚遗堂”三字。“厚遗堂”乃杨兆煜的室名，两书当是杨兆煜生前抄后所藏。李万健先生曾指出，杨氏藏书印中有“古东郡厚遗堂杨氏藏书”，所以此印一定是杨兆煜的藏书印。可见杨兆煜时就已有收书、抄书、藏书活动。因此可以说，杨氏海源阁收书之起源，根据现有相关文献证实，应从杨兆煜开始。但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指出，杨兆煜作为即墨县教谕，厚德博学，终生教授生徒，喜书嗜读当为其品行职业所致，然而杨兆煜一生仅在一县境内，交游面窄，而且聚书财力有限，因此在生前是不可能大规模收书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杨兆煜时已有聚书的愿望，并有零星的实践活动，这一阶段的聚书活动可以说是杨氏海源阁聚书的初始时期，而杨氏海源阁真正大规模收书活动则是从杨以增开始的。正如王绍曾先生说，“然杨氏藏书，实始于以增父兆煜之厚遗堂，至海源阁而规模始宏”。是杨以增实现了父亲聚书传世的愿望。

第一节 杨以增广收奠基

杨承训根据杨以增的为官经历和收书规模与质量将其聚书活动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杨承训说是从杨以增任湖北襄陨道员时开始的，也就是道光十四年（1834），杨以增升广西左江道，调湖北安陆、襄阳、陨、荆州道，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以丁父忧返乡。杨承训认为这阶段是杨以增聚书的初级阶段，主要以收集普通及精刻本为主。杨以增的为官经历开始于道光二年杨以增藏书印“杨以增字益之又（1822）中进士后，权贵州长寨同知后补字至堂晚号东樵”荔波知县，在道光十四年（1834）前的十二年间，他一直在贵州做官。那么这一期间杨以增是否有收书活动，至今没有文献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加以推断：首先，杨以增是封建社会中以读书应试取得功名继而为官一生的读书人，常年为科举应试而读书的经历使其已养成了购书、读书的习惯，进而形成了一种读书治学的生活方式，梅曾亮曾讲：“公辰见宾客，治文书，事毕即手一卷。”其次，贵州地处西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虽民风多质朴，然习俗环境与中原多有差异，杨以增在此为官十余年，政绩显著，颇受拥戴，此与施政时顺应地方民情，尊重历史习俗当密不可分，而这均需从地方志书及相关典籍中加以借鉴。第三，杨绍和云：“先端勤公平生无他嗜，一专于书，……”杨以增在贵州曾官至兴义府知府和贵阳府知府，无论是他在贵州的社会地位还是俸禄收入均能对其收书嗜好有一定的保障，另外贵阳、遵义一带曾是王阳明被贬官讲学之地，有一定的读书治学风气，民间藏书甚多，收书颇易，这为杨以增收书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我想杨以增在贵州为官十余年经历中肯定会有收书的活动，所以我们不妨把杨承训所说的杨以增第一阶段的收书时间往前推至道光二年（1822），也就是说，杨以增的收书活动是随着步入仕途为官之初而开始的。

那么杨以增在第一阶段到底收了多少书，版本情况又是如何？诚如杨承训所言，杨以增在此阶段所收以普通本和精刻本为多，因此查遍杨绍和所撰带有题记的善本书目《楹书隅录初编》和《续编》是不见有关此时杨以增收书的文字记载的，而海源阁的其他藏书目录，如《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藏书目》、《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书目》等也仅记书名、撰者、卷数、版刻年代等，不记每种书的入藏经过，所以也无从查核。但在此阶段之后，杨以增就于道光二十年（1840）在家乡聊城起海源阁贮书，从杨以增的这一举动分析，他在此前的聚书数量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杨以增在第一阶段的聚书特点是：收书的数量已形成一定规模，所收之书多为普通典籍，缺少对善本书的入藏。

第二阶段是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前，也就是从杨以增服阕任职河南开归陈许道，到接替林则徐任陕甘总督期间。

杨承训说此阶段杨以增所收之书以精刻本、善本为主，是海源阁藏书总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从《楹书隅录初编》中可以印证杨承训的这一说法。

宋本《说文解字》三十卷六册，“近时汲古阁本、平津馆阁本、藤花榭本，皆依宋椠开雕。汲古阁本行字不同，而此本毛氏之印累累，当为汲古阁所弆。至《延令书目》著录之《说文》六本，及藤花榭所据之宋椠，即此本也。百宋一廛所载小字本款式无异，不知同出一板否？但彼多抄叶，此则完帙耳。向藏江都汪容甫先生家。其哲嗣孟慈太守官豫中，适先公分巡大梁，订交最密，太守因以此本为贽，时道光之辛丑、壬寅间也。咸丰壬子重装于南清河节署。”道光辛丑、壬寅，即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十二年（1842）。

元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二十册四函，“道光壬寅，河南中河通判王君葵初持赠”。道光壬寅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

可见，上述两书均是杨以增赴任河南开归陈许道之初所收。至此，杨以增拉开了平生以来大规模聚书的序幕，利用一切机会广收博集，他曾两次觐见皇帝，于京师都有所获。

元本《文选》六十卷六十一册六函，“是书乃茮花吟舫朱氏藏本。癸卯，先大夫展觐时购于都门”。

从杨绍和所撰的题识文字中可知，杨以增曾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进京朝觐皇帝，《文选》即在此时购于京城。五年之后，杨以增由陕西巡抚升任河督，再次入京朝觐，并购得宋本《昌黎先生文集》一部。此两种书是《楹书隅录》中明确记载为杨以增到京师觐见时所购获。

宋本《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六册二函，“何义门引毛斧季云：‘宋本李、杜、韩、柳集，李、柳两家最少。’予谓今所习见《杜集》之高楚芳删节《千家注》本，《韩集》之王伯大重编《考异》本，（今传本以注释俱散入句下，乃出书坊所为，尚非伯大之旧。）皆明代翻雕，纰缪百出，若宋末元初椠本，则并不多觏。等而上之，崧卿朱子之原书，更鲜之又鲜。此本刻时约尚在朱子之前，尤《韩集》中之最少者，可珍已。道光戊申冬月，先公自陕西巡抚擢督南河，展觐时获之都门。”

在《楹书隅录初编》相对于杨以增在河南的聚书事例而言，则更多的是其在陕西收书记录的文字。

宋本《晋书》一百三十卷三十六册六函，“此本以卢氏标举之字证之，往往吻合，而楮墨如新，色香俱古，洵宋椠中上乘。往岁于关中购得明周若年刊本，卷末有万历戊寅吴郡俞元文《后序》，阔行大字，颇极悦目，亦从宋秘阁本翻出者，唯未免乌焉之讹耳。卷中有泰兴季氏、昆山徐氏诸印。按：《延陵书目》宋板中著录《晋书》，下注四十本，今以此本卷前有季氏印者计之，恰符四十之数，其每函六册，重装时并省也。昔王伯厚曰：‘四史昉于黄帝，五史建于苍籀。’先公旧藏马、班、范、陈四史皆宋椠，更得此继之，亦足备五史之目矣。”此书钤“宋本”、“荣庆堂”、“松郡朱氏”、“华亭朱氏珍藏”、“大宗伯印”、“广乘山人印”、“季振宜印”、“沧苇”、“季振宜藏书”、“季振宜读书”、“御史振宜之印”、“徐印乾学”、“徐健庵”各印。

从是书所钤藏印看当是杨以增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后所收之书，然无法确定是否在第二阶段所收，但文字中明确提及杨以增曾在关中时就已收购明周若年翻宋刊本《汉书》。此间的聚书活动不但大量地收购精刻本，而且善本典籍亦多有入藏。

宋本《汉书》一百二十卷六十册六函，“此先公四经四史斋所藏《汉书》第一本也”，“道光壬寅先公观察夷门，嘉兴钱心壶先生方主讲大梁书院，与先公为至交。一日语先公曰：‘公好聚书，此间有一奇书，乃人人所共读，而人人所未见者，公其有意乎？’先公惊询之，以此本对，并云商丘宋氏故物也。而访求不果获。至丁未，先公巡抚关中，始以朱提五百易得之。有‘古虞毛氏秦叔图书记’、‘御史振宜之印’、‘御史之印’、‘季振宜印’、‘沧苇’、‘季振宜读宋蔡琪家塾刻《汉书》书’、‘扬州季氏’、‘斋庵’、‘马思’、‘乾学’、‘徐健庵’诸印”。此书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购得。

另，在《楹书隅录初编》卷四“集部上”记有《校宋本孙可之文集》十卷一册，附杨以增和杨绍和父子两段题识文字，“道光戊申秋仲得宋本，用黄氏校本、家藏明抄本手校一过，凡异字注于下方。退思老人于四经四史斋”；“顾本即归于予斋之本，明刊各本，予斋亦有之与此迥出两刻。先公尝手校之，有题字在卷后，敬录于右。绍和谨跋”。此书有黄丕烈四段题跋。道光戊申即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退思老人”即杨以增之号。宋蔡琪家塾刻《汉书》

杨以增此一阶段到底收了多大量的善本，由于杨绍和在《楹书隅录》中对各书来源并没有一一注明，所以很难得出较为准确的数量。但从杨绍和的题记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此阶段所收之书，从版本的精善程度上看肯定远超第一阶段。

在宋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十六册二函下，录有少河山人跋语，落款日期为“道光三年癸未仲春廿二日”，随后有杨绍和题识语：“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卷一至卷六、卷二十五至末，均影宋精抄补。有‘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朱筠之印’、‘笥河府君遗藏书画’、‘朱锡庚印’、‘锡庚阅目’、‘茮花吟舫’各印。后少河《跋》之二十六年戊申归余斋，今又十有六年矣。予斋所藏唐人集多旧椠，而宋刻宋人集殊不多，此为第一铭心绝品也。”此书当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入藏。

另，从杨绍和所记该书藏印看，均为朱筠一人。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生于雍正七年（1729），卒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大兴县（属顺天府）人。其在京师的藏书之所名茮花吟舫，种花满径，藏书数万卷，朱筠于其中校录考订，穷日夜不倦。《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为杨以增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所得。是年杨以增第二次入京觐见，而朱筠除在京师的茮花吟舫外别无其他藏书处，人去书散流于都门书肆或当地藏家手中也当在情理之中。因此该书应为杨以增第二次来京城时所购。

宋本《通鉴总类》二十卷四十册，是由叶志诜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从京师寄赠给在陇为官的杨以增的，杨绍和对是书评价云：“此本犹是嘉定初宪敏季子守潮阳锓板之原帙。镌印精佳，古香袭人眉宇，且首尾完善，无一阙损，宋椠中尤极罕觏矣。”

由此可见，杨以增此时购入的善本中亦不乏存世罕见之秘籍。

杨以增在第二阶段的聚书活动中，虽入藏了一些珍贵善本，使其与第一阶段聚书活动相比在藏书的质量上有了较大提高，但杨以增在此时对善本书的收集也只是逐部地购入或接受，并未有成批的大宗入藏。其原因为，此时江南内陆地区尚处于社会安定期间，虽然道光二十年（1840）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为“鸦片战争”，但也只有广东沿海或宁波、镇江等沿江城市受到侵扰，江浙内陆地区相对安稳，而这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也还处在创办拜上帝会的阶段，没有形成规模起义。江南内陆地区的私家藏书事业仍然处于自我调节的平衡发展时期。没有大规模私家藏书外散，就不会有私家藏书集合的重大重组机会。

杨以增第三阶段的收书活动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江南河道总督起到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去世的七年间。这既是杨以增聚书的最后阶段，也是其大宗购藏善本奠定海源阁于中国私家藏书史上关键地位的重要时期。

杨以增在此阶段的聚书活动得益于地利天时。

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官署驻节所在地为清江浦，因东汉时袁术曾带兵通过此地，所以该地又称袁江或袁浦，即今天江苏省的淮安市。此地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明代黄河夺淮后，清江即成为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要津重地，南北来往商船，舳舻丛聚，居民多依水运贸易为生，两岸沿堤商铺林立，为“九曲通衢”之地。此地还有清政府所设治理黄河夺淮引发河水泛滥的管理机构，同时又有管理临海两淮盐场贸易的盐运分支机构。张一民认为，正是因为这里河运、漕运、盐务三业并举，“使清江浦一度呈现出五方辐辏、肩摩毂系、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同时又造成了人文荟萃的局面。有清一代，顾炎武、王渔洋、袁枚、程晋芳、龚自珍等诸大师都曾在这里从事过文化活动。因此这里出版、印刷以及书籍流通事业也格外引人注目”。杨以增在此为官对其收书最少有两大益处，一是此地的贸易氛围，为各地书贾提供了典籍交易的理想环境，珍籍善本时有所出，杨以增有了聚书来源的保证；二是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为其访书运书提供了交通保障。

在研究中国私家藏书史时，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就是私家聚书的时机的出现有时会和百姓所盼望的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而相悖，在国运衰败，区域动乱加剧，局部战争频现时期，会给一些私人藏书家带来意想不到的聚书机遇，即所谓原有的藏书集合瓦解，旧家故藏散出，新的藏书集合有待形成。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迅猛发展，战火波及江浙大部分地区，私家藏书事业受到重创，当时清军大部驻扎南京至扬州一带，有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之称，他们亦有乘战乱之机，掠盗典集贩售之行径，在大量藏书纷纷散出之时，杨以增利用治理江南河道和督办漕粮之便，辗转扬州、苏州，坐拥袁江广聚善本。

四经四史斋所存宋本《三国志》六十五卷三十二册四函就是杨以增在此阶段初期购得，“道光己酉先公开府袁江，以重金得之”。“己酉”，时道光二十九年（1849）。《楹书隅录初编·经部》著录有宋金箱本《春秋经传集解》二十二卷二十二册，杨绍和云：“此本向为青浦王德甫先生所藏，后归扬州汪孟慈太守。道光己酉，先公于太守之子延熙处得之。”“汪孟慈太守”即汪喜孙，杨以增挚友。

此间杨以增尚从扬州汪家购得四经四史所藏善本珍品多部。

宋本《周礼》十二卷六册一函，是杨以增四经四史之斋所藏之一宋版书。杨绍和云：“《三礼》经注合刻，《仪礼》有严州本，《礼记》有抚州本，具已覆雕，《周礼》则阙如。”“此本字学独极精审，几于倦翁所谓偏旁点画，不使分毫差误，故宋讳之避，较他本颇详。可知此本非特今世为罕见之珍，即宋椠各本，亦莫与之京矣，不更宝中之宝耶！严、抚两本，先公督袁江时收得之，旋购此本于扬州汪荣甫先生之子孟慈太守家”。

杨绍和所说严州本，即宋本《仪礼郑注》十七卷十二册二函，前篇已述当为其祖父杨兆煜时所得。而抚本则为南宋淳熙四年（1268）抚州公使库所刻官书《礼记郑注》，《楹书隅录初编》著录为：宋本《礼记》二十卷六册一函，“此先公四经四史斋所藏宋椠《三礼》郑注本之一也”，“有‘宋本’、‘顾汝修’、‘徐健庵’、‘乾学’各印”。

宋本《毛诗》三卷一册，“先公于己酉购之扬州汪容甫先生家，后复得一南宋监本，与此同一精好，乃并储之四经四史斋中”。宋婺州市门巷唐斋刻《周礼》

杨绍和所云“南宋监本”，即为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十一卷五册一函，“此本为海宁陈仲鱼先生鳣旧藏，仲鱼与吴槎客骞题语均书于别纸，缀之卷末”。

在这一阶段杨以增还前往苏州访求购得多部珍籍。海源阁所藏批校本《唐诗鼓吹》十卷十册就是杨以增从苏州购入的。“此本先公获自吴门汪氏艺芸书舍，卷末有小山题语，丹黄满纸，皆先生手迹批校至为详赅，洵珍笈已”。

杨以增在官任河南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购得四经四史之斋所藏史部第一种宋本《汉书》后，在此阶段又从苏州相继为四经四史之斋再购三种史部珍集。《楹书隅录初编·史部》著录：宋本《史记》一百三十卷二十四册四函一部，“先公平生深于史学，尤爱读龙门之书，尝欲广稽诸本，订其异同，重为刊正，故访宋元明以来善本颇多，而藏于四经四史斋之宋椠凡三，此其第二也。道光己酉，以三百金得之吴门，每册毛子晋、季沧苇、徐健庵印记累累”。

两年之后，也就是咸丰元年（1851）杨以增再于苏州购得宋本《史记》、宋本《后汉书》和其他善本典籍。

宋本《史记》一百三十卷三十册六函，“此先公四经四史斋藏宋椠《史记》第一部也”。是书购入晚于前一部，且初有残，虽为完帙，然多有后补者，如此为何列宋椠《史记》第一部？盖因于四经四史斋中插架摆列位最前，杨绍和编撰《楹书隅录》核书著录，依典籍排列顺序所致。“卷首末有‘赵宋本’、‘彭城钱兴祖印’、‘季振宜印’、‘季振宜参藏书’各印”。

宋本《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四十册四函，“先公得嘉定本《班书》后，尝欲更得《范书》以为之偶，而求之数年不遇。咸丰辛亥始获此本于吴门，亦南宋时刊，随密行细字，视《班书》少异，而昔人所云纸润墨香，秀雅古劲，展卷便有惊人之处者，则同一精绝”，“有‘赵宋本’、‘华亭朱氏珍藏’、‘汲古阁印’、‘汲古阁世宝’……‘沧苇’、‘季苍苇氏图书记’……‘乾学’、‘徐健庵’、‘毗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周良金印’、‘周氏藏书之印’、‘周诰之印’、‘博雅私印’各印”。

此次至苏州，杨以增还购得明时同乡南京户部尚书李文敏旧藏元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集》二十五卷二十六册一函，“咸丰辛亥，先公购于吴门。每册有‘濮阳李廷相双桧堂书画私印’，盖吾郡李文敏公故物”，杨绍和感叹曰：“时逾三百余年，地越二千余里，乃辗转复归吾郡，楮墨犹完好如新，斯诚文字精英，在在有鬼神呵护。而先公与文敏异代同心，渊源若接，亦或文忠之灵，有以默相感召，用能结此胜缘欤？是此本之在天壤，非特珍若璠玙，而合浦珠还，尤艺林一段佳话也。”宋王叔边刻《后汉书集注》

从《楹书隅录初编》对善本入藏时间的记载中发现，杨以增在第三阶段中收书最多的时期是咸丰元年（1851）和二年（1852），由此印证了杨绍和所语“咸丰初，扬州始复，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籍珍玩求售”。杨以增在此期间除往苏州聚书外，还在清江浦收有大量善本，《楹书隅录初编》择其有代表者两种记之。

宋本《山海经》三卷三册，“咸丰辛亥得于袁江”。此书钤“宋本”、“汪士钟曾读”朱文钤印。元至大刻《梅花字字香》

北宋本《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十二册一函，“咸丰壬子，先公得于袁浦，亟思锓木，以惠艺林”。

此两种宋刻典籍均为汪士钟旧藏。时值汪士钟艺芸书舍所藏散出，杨以增多有所得，潘祖荫在《艺芸书舍宋元善本书目·跋》中云：“咸丰庚申以前，其书已散失，经史佳本往往为杨至堂丈所得。”《楹书隅录初编》、《续编》计有汪氏艺芸书舍旧藏典籍共计四十五种：金本一种、北宋本八种、宋本二十种、元本六种、影宋精抄本二种、影元精抄本一种、旧抄本一种、校宋本一种、校影宋本一种、校影宋明抄本一种、校本一种、批校本一种、稿本一种。其中北宋版典籍除上举《淮南鸿烈解》外，还有《新序》十卷五册、《说苑》二十卷十册一函、《陶渊明集》十卷二册一函、《骆宾王文集》十卷二册、《王摩诘文集》十卷六册、《孟东野诗集》十卷四册一函。元至大刻《梅花字字香》封皮

王绍曾先生在《楹书隅录补遗》四卷中尚著录艺芸书舍旧藏五种，计宋版三部、旧抄本二部：

宋刻本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二十册

旧抄本宋洪迈撰《史记法语》八卷二册

旧抄本明朱存理撰《珊瑚木难》八卷四册

南宋蜀刻本唐孟郊撰《孟东野文集》十卷（存一至五卷）二册

宋刻本唐韩愈撰《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三卷附《韩文公志》三卷二十八册

另，据《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著录，钤汪士钟收藏印者有九种，其中明刻本五种、清刻本四种，共计三百一十四卷：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黄姬水刻本《后汉纪》三十卷、清康熙武英殿刻本《月令辑要》二十四卷《图说》一卷、明嘉靖十二年（1533）顾氏世德堂刻本《六子书》六种六十卷、明弘治二年（1489）李延寿刻本《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二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高氏朗润堂刻本《江邨消夏录》三卷、明末刻本《八代文抄》一百六种一百六卷、明万历三年（1575）韩邦宪徐杰刻本《杨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清雍正九年（1731）陆钟辉水云渔屋刻本《立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清嘉庆张氏刻本《墨海金壶》三十八种五十四卷。

杨以增在第三阶段的收书，其数量之大，版本之精善，为以前所未有，此间仅四经四史所藏就有七种典籍购入。另外所收典籍珍贵之处更在于多名家递藏，有毛晋、黄丕烈、张金吾、季振宜、汪士钟等旧藏印记的典籍极多，其版本珍贵程度不言而喻。杨以增对名家旧藏不遗余力地收集，在续存了珍贵典籍传承血脉的同时，也使藏书整体品质得以质的飞跃，为此杨绍和在谈到此阶段杨以增竭力搜寻汲古阁旧藏影抄本时云：“先公官江南时极力访求，所获致佳者止数种。然浙吴兵燹垂十余年，藏书之家，悉已荡为灰烬，即此笺笺者，未始非硕果慬存矣，能勿宝诸。”

江标评介杨以增此时收书规模和质量云：“吾郡黄荛圃先生所藏书，晚年尽以归之汪阆源观察。未几平阳书库扃钥亦疏，在道光辛亥、壬子间，往往为聊城杨端勤公所得，至庚申而尽出矣。……端勤文孙凤阿舍人发示秘笈，举凡《艺芸书目》之所收，《楹书隅录》之所记，千牌万缊，悉得寓目。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荛翁之所藏，则又八九间居其七焉。嗟乎！吴中藏书，庚申之后，几无全帙，百宋一廛之物，更稀若星凤，岂知琅嬛福地，别在陶南，江夏签幐，自存天壤。”此段文字恰当地概括了杨以增第三阶段的收书情况，此阶段之收藏为海源阁成为清末北方私家藏书中心在藏品的数量上和质量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使海源阁藏书得以进一步充实的是杨绍和。

第二节 杨绍和充实完备

杨绍和在谈到自己对典籍的喜好和收书经历时讲：“往岁随侍先大夫宦游南北，所收宋元椠本颇多。”杨绍和年轻时即伴随父亲杨以增左右，参与谋划官署之务，闲暇之余，亦有收书之举，前文所述金本《新刊韵略》五卷三册即为咸丰初年他与包世臣出游淮安时获友人所赠，带回交给杨以增的，这也是杨绍和参与聚书经历的最早记载。杨绍和在《楹书隅录》中谈到他所收之书在目录中所占的分量时云：“是录所编，皆先公遗藏；予昔年所购善本，间附录一二，皆希有之秘籍也。”从此叙述中可以推断，杨绍和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协助父亲开展聚书活动，并没有独立地大规模的收书活动；在协助杨以增聚书实践的过程中他练就了鉴别版本优劣的扎实功力，具备了日后独立从事收书活动的能力。杨绍和在随父收书时多采取零星购进的方式，徜徉寻觅于书肆就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但自咸丰六年（1856），杨以增去世后的七年间，杨绍和奉讳归里，一直没有典籍可寻，对此他忧闷于心，直到同治元年（1862）送杨绍程入都赴试，在京师和济南相继购得宋本《晋书详节》、《脉经》，其心境始有所缓臣绍和印解，“自丙辰奉讳归里，于兹七载，从未睹一旧籍，恒用是悒悒。今秋送家弟绍程赴布政司试，偶于书肆获宋刻《晋书详节》，迨发榜中式，携其至济，复得此本，颇为之一乐也”。

杨绍和真正为海源阁充实所藏的聚书活动应该是在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留京任官前后，其收书来源主要还是书肆。

北京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图书贸易中心，在清末已形成完善的典籍交易市场，当时的书肆主要集中在护国寺、隆福寺、慈仁寺、打磨厂、琉璃厂和西河沿。特别是琉璃厂，书肆多达数十家，专营发行售卖的书肆定期到外地收购古书旧籍，全国各地典籍源源不断地涌入京城，每当会试，各地应试举子齐聚京师，待有发榜不中者，索性留在北京做起卖书生意，读书人既懂典籍，又与买主有共同语言，使书肆经营规模得以不断拓展。这时的京师书肆所售典籍集各地之精华，居全国之首位。活跃兴隆的典籍交易市场为杨绍和为海源阁再聚珍籍善本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在杨绍和所撰的题识中就有流连京城书市淘寻典籍的记述，“予昨春游护国寺，见一本乃北宋椠，古雅精善，宝光熊熊，得未曾有，且首尾完具，洵称奇书。云出一勋戚家，与宋本《六臣注文选》共一袱。议直三日终不就，为有力者攫去，至今犹怦怦云”。

杨绍和在京为官期间，把闲暇时间全花在了逛遛书市搜寻善本鉴赏所得上，这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杨绍和在元本《尔雅》三卷三册一函的题识中记述：“今岁偕李伯雨驾部游书肆，伯雨获此本，即以见赠，较汲古阁藏十行本《注疏》行式颇似，其镌印精良，较诸本尤胜。”宋咸淳临安府刻《咸淳临安志》

其子杨保彝说：“忆昔先大夫之在朝也，珥笔余暇，辄约二三同志作海王村游，每得善本，则折柬相邀，并几赏玩，考订商榷，流连晨曦，至足乐也。”

在《楹书隅录初编》卷三宋本《咸淳临安志》九十五卷四十八册八函下有这样的记载，“同治丙寅获于京师”。丙寅即同治五年（1866），此书明确购于同治五年（1866）。元至正刻《梅花百咏》

杨绍和所收善本在《楹书隅录初编》和《续编》中占的比重不大，但就从相关记载看这些善本多数是杨绍和同治五年（1866）时在京收购的。是年为杨绍和在京任官的第一年，京城便利的购书环境使杨绍和积郁多年的购书欲望得以释放，他开始了一生中最大规模的聚书活动。

宋本《愧剡录》十五卷六册一函，“予往岁得鄂国《金陀粹编》、元椠《桯史》，今复得此本，首尾无缺，较诸本为尤胜。丙寅初秋获诸都门”。

宋刊《添注重校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二十四册四函，卷末有“此本卷首有‘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则朱坨旧藏也。同治丙寅购于都门，庚午小阳，东郡杨绍和勰卿甫识”。

杨绍和对北宋本《康节先生击壤集》十五卷六册一函题识云：“卷末有‘曲阿孙育’印。丙寅秋获于都门，诒晋斋故物也。”

宋本《宝晋山林集拾遗》八卷十册二函的函套外有杨绍和墨迹，“锡山华中甫真赏斋旧藏，同治丙寅初秋得于春明。宋存书室主人记”。

此年春恰逢怡府明善堂藏书散现京城书肆，杨绍和抓住机会，力聚明善堂旧藏就达百余种。他在明善堂旧藏宋本《证类本草》三十二卷卷末附题识两段文字，第一段详明是书板刻流别及所藏之珍贵程度，落款为“同治丙寅夏五，彦合主人记”；第二段云：“余年来珥笔之暇，往往作海王村之游，而古书日少较昔尤为难遇，今春明善堂书散出，予得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书善本百余种，而宋元本独鲜，未此与韩柳二集、元椠《尔雅》可称珍笈。……彦合又记。”

翻检《楹书隅录初编》及《续编》，钤 “明善堂旧藏”、“明善堂书画印”、“明善堂鉴定书画印记”、“乐善堂”、“安乐堂藏书”、“安乐堂藏书记”等明善堂印者尚有：

残元本《资治通鉴》一百五十六卷六十册一函

金本《道德宝章》一卷一册

明修金本《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附录》一卷六册一函

宋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十册二宋嘉泰元年（1201）筠阳郡斋函刻《宝晋山林集拾遗》

元本《梅花字字香》二卷一册

精抄本《汗简》七卷二册一函

校明抄本《元音遗响》三卷三册

两目共著录杨绍和收明善堂旧藏八种，其中金本一部、明修金本一部、宋本二部、元本三部、校抄本一部。

在王绍曾先生所辑《楹书隅录补遗》四卷中，记明善堂旧藏者有：

元至正六年（1346）吴志淳好古斋刻宋张有撰《复古编》二卷二册

元至正九年（1349）庐陵竹坪书堂刻本晋王叔和撰《纂图方论脉诀集成四卷》二册

明抄本唐沈亚之撰《沈下贤文集》十二卷一册

清抄本张方平撰《乐全先生文集》四十卷八册

清初抄本宋释道潜撰《参廖子诗集》十二卷三册

清初抄红格本宋贺铸撰《庆湖遗老诗集》九卷《拾遗》一卷

明嘉靖间刻本宋孙梦观撰《雪牕先生文集》二卷《附录》一卷三册

旧抄本宋岳珂撰《玉楮诗稿》八卷三册

旧抄本元戴表元撰《郯源先生文集》不分卷二册

元元统间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二十五卷二十四册

明万历刻本元顾英辑《玉山名胜集》六卷六册

明万历间刻本元刘元震、刘楚先选《新刻乙未科翰林馆课东观弘文》十卷十册

抄本宋孙绍远辑《声画集》八卷

明抄本明彭致中编《鸣鹤余音》九卷三册

上列十四种典籍，元刻三部、明刻三部、抄本八部。

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于民国十八年（1929）抵聊城调查海源阁藏书遭匪劫后之情形，于次年撰《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一文，发表在《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一种上。该文第九部分为“现存善本书目”，著录王先生目验遗存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十一种为明善堂旧藏，即：

旧抄《戴郯源集》不分卷三册，有“明善堂览书画印记”一印。

元本《吕太史文集》十五册（残），原为四十卷，二十四册。有“安乐堂藏书记”。

旧抄《演山先生文集》六十卷六册，有“安乐堂藏书记”。

明本《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八册，有“安乐堂藏书记”一印。

明本《雪牕先生文集》二卷《附录》不分卷三册，有“安乐堂藏书记”一印。

旧抄《乐全先生文集》四十卷八册，有“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诸印。

明本《华阳集》四十卷八册，有“明善堂藏书画印记”、“安乐堂藏书记”诸印记。

旧抄《方壶存稿》九卷《附录》一卷二册，有“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诸印记。

旧抄《沈忠敏公集》九卷《附录》一卷二册，印记同上。

元本《道元学古录》五十卷十六册，有“明善堂”、“安乐堂”诸印记。

元本《中暗先生刘文简公文集》二十五卷二十四册，有“怡府世宝”、“韩氏藏书”诸印记。十一种典籍中有三种见于《楹书隅录补编》，其中旧抄《戴郯源集》不分卷三册在《补编》中著录为“《郯源先生文集》不分卷二册”，应为后装所致。又据《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著录有怡府藏印的典籍十六种，明版十五种、二百九十七卷，清抄本一种、五十卷。杨绍和藏印“史馆纂修”《楹书隅录初编》、《续编》、《补遗》所著录及王绍曾先生目验之所列和山东省图书馆所藏杨绍和所收明善堂旧藏典籍，就版本而言，宋、元、明版及抄本均备，但以明和抄本居多，这正与杨绍和所云“宋元本独鲜”的状况相符。同杨以增所收艺芸书舍之旧藏善本多宋元旧椠和批校旧抄本相比，其珍贵程度确有所不及，盖因艺芸书舍为江南私家故藏，江浙私家藏书品质从总体上优于北方私家旧藏，这实际上是当时江浙为中国私家藏书中心地位的一种体现。

从目前尚有的书目资料著录情况看，杨绍和收明善堂书的总量要少于其所说的百余种，结合杨绍和对所收明善堂旧藏的版本评价之语，我们推断，明善堂旧藏尚有一定数量的典籍或未于海源阁各种书目中著录，或有些典籍本身就因未钤怡府藏印，致使在海源阁的各种书目中不能全面反映出杨绍和所收明善堂旧藏的数量规模。王献唐在观察后讲：“近人多以杨书精本，率出百宋一廛，余以目验所及，知其得于乐善堂者，正不亚于艺芸书舍。”虽然王先生所云也只是对劫后幸余的两批旧藏的估计，但我们可以认为入藏海源阁的明善堂旧藏虽然在版本上不及艺芸书舍旧藏，但在数量上很可能相差不会过于悬殊。

从海源阁各种目录的记载着手，结合杨以增、杨绍和父子二人从事收书活动的时间机遇、地域范围等因素，不难得出杨绍和无论是购书数量规模还是所购典籍版本总体精善程度都不及杨以增的结论。但我们必须把杨绍和在京的收书活动置于杨氏海源阁整体聚书经历来考虑，杨绍和的都门购书实际上是继杨以增在江南大规模收书之后杨氏海源阁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成规模的聚书活动，其意义似乎不能仅用比较父子两人所收典籍的数量多少和品质伯仲来衡量。杨绍和在京的聚书活动使杨以增奠基的藏书集合得以更加充实完备，至此海源阁的藏书规模最终形成，可以说杨绍和不但实现了杨氏祖孙三代的聚书心愿，而且使海源阁成为清末北方私家藏书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第三节 杨保彝补充谨守

杨保彝作为海源阁第三代主人，自幼受爱书嗜籍的家风熏染，于家学有所秉承，对先辈所聚家藏充满敬重之情，“惟是保彝无似，不克仰承先志。遗书莫读，手泽常新，奉书遐想，泣慕曷极。呜呼！藐视孤儿，艰难困踬，老守遗编，白头以相终始，若弗知身敝而名堕也者，非人子之谊然哉”。前述杨保彝为官之时，恰逢清末内忧外患之际，捻军起义、八国联军入侵，政局动荡，社会纷乱，人们已无心从事典籍出让与收藏，京城书肆典籍交易出现严重萎缩；而此时因太平军、捻军、英法联军之变散出的旧家故藏善本典籍已于市面绝迹，杨保彝在此时不可能有成规模地收集典籍扩充家藏的举保彜私印动。我们从《楹书隅录续编·跋》中的那种充满凄凉与无奈的语义里，虽能体味出他为此愧对先辈的内疚之情，但时事所限杨保彝对家藏也只能“老守遗编，白头以相终始”。

杨保彝作为海源阁第三代主人，其时代虽不具备大规模聚书的社会条件，但他还是竭尽所能为家藏补充了一些典籍，当然其数量与祖父杨以增和父亲杨绍和所聚相比是微弱的，但这毕竟是他在社会局势动荡纷扰时期对传承家藏，珍视祖业所表达的一种积极态度，可谓不易。

有明确记载可查，属杨保彝所收善本典籍仅有两部。

杨承训回忆道：“我曾听说宋版四（世）彩堂刻本的《韩昌黎集》是庚子之役后，掖县吕海寰世伯以四百两银子在北京代买了又送到聊城的。故《楹书隅录》未及收录在内。”此书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友人在京师受杨保彝之托代购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著录是书，“宋世彩堂本《昌黎全集》四十卷《外籍》十卷六册一函”。

王绍曾先生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杨保彝呈聊城县县衙备案后返还本书目》在《楹书隅录补遗》中著录为的《海源阁书目·子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籍》十卷《遗文》一卷 唐韩愈撰 宋廖莹中校正 宋咸淳廖氏世彩堂刻本 三十三册”，云“《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题宋世彩堂本《昌黎全集》，书名略异，谅系凤阿未按卷端所题书名著录”，并引张元济《宝礼堂宋本书录·河东先生集》题记文字，“《韩集》旧藏丰顺丁氏持静斋，散出时归聊城杨氏海源阁”。

杨保彝所收第二部善本典籍在《楹书隅录补遗》中著录为“《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 晋杜预撰 唐陆德明释文 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刻元修本（存二十三卷） 二十三册”，周叔弢在《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中有著录，并题识，云：“宋鹤林于氏刊《春秋经传集解》，为海内孤本，世所罕见，不仅纸墨莹洁，光彩夺人为可贵重。……此书杨氏先德光绪辛丑年得于北京，当时已逸七卷，制椟时乃预为之地，盖以期他日之复合也。”

杨绍和去世于光绪元年（1875），光绪辛丑年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此时所购之书定为杨保彝托人在京所为。可以推断海源阁所藏从杨绍和辞世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年（1876），到杨保彝去世的前一年，即宣统元年（1909），这一时间段所刻印的典籍并入藏海源阁者，当是杨保彝所聚。由此，翻检《海源阁书目》和《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两目均有著录者计其一种，一种书有一部以上者累计其卷数，统计所得64种、73部、907卷。其中光绪八年（1882）刻《（隆庆）华州志》二十四卷有两部，今分藏山东省图书馆和陕西省图书馆；光绪五年（1879）刻《吕语集粹》四卷因装订形式分别为一册和二册而在《海源阁书目》中分记两种，一册者一部，二册者二部，实为同一种书；光绪江标刻《灵鹣阁丛书》本《先正读书诀》无卷数五部；光绪十二年（1886）敬文堂刻《脉草经络五种汇编》本《增订本草备要》四卷两部，其中一部现藏山东省图书馆；光绪十二年（1886）敬文堂刻《脉草经络五种汇编》本《医方汤头歌诀》无卷数两部。

杨保彝对海源阁藏书的补充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版本质量上虽远不及祖父杨以增和父亲杨绍和，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仍能对家藏有所补益，体现了他对家藏的珍视。戊戌变法后，杨保彝以不适应时宜为由辞官回乡，从此谨守家藏，终使海源阁书藏在内忧外患的清末未有任何闪失，我们至今也没发现任何关于海源阁藏书在杨保彝时期有所外流的记载。

杨保彝病重之时，因担心身后族人争夺家产牵连祖孙三代费尽心血积累保存下来的万卷家藏，遂于宣统元年（1909）九月十八日俱书县衙备案，以防日后家藏散失。杨保彝秉承先志传继祖业的拳拳之心由此俱见。

第四章 海源阁藏善本书之递藏关系

从杨以增、杨绍和父子聚书经历和主要善本典籍的入藏状况来看，海源阁藏书的主体部分由南北两大名家旧藏构成。王献唐评价云：“杨氏藏书，半得于北，半得于南，吸取两地精帙，萃于山左一隅，其关于藏书史上地域之变迁，最为重要；以前此‘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已岌岌为之冲破矣。”其所谓“半得于南”者即指杨以增收购艺芸书舍藏书；“半得于北者”为杨绍和所购入的明善堂部分旧藏。

王献唐在讲述杨以增所收艺芸书舍藏书时，对其递藏源流有一段介绍文字，“康熙五六年间，尊王以宋刻之重复者，售诸季沧苇。同时毛氏之书，亦多散出，沧苇及徐氏传是楼，得之最多，乾嘉之际，吴县黄荛圃，广收各家藏书，百宋一廛之富，甲于天下，钱徐之书，半由何义门介绍，半归清宗室乐善堂，半归黄氏百宋一廛。沧苇藏书，时亦佚出，亦多为荛翁所得。黄氏晚年，又以藏书，归汪阆源艺芸书舍。汪氏复得周氏水月亭，顾氏小读书堆，袁氏五研楼之藏，庋架愈富。道光辛酉间，其书陆续售出，时杨至堂官江南河道总督，尽得汪氏散出之书，以粮船运鲁，此海源阁藏书来源之一支也。（艺芸书舍之书，于咸丰庚申以前全部散佚，一归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一归上海郁氏宜稼堂，同治初元，郁氏之书又尽散尽，近人袁同礼谓，所收艺芸书舍之藏，悉为海源阁得，余由丁氏持静斋、陆氏皕宋楼诸家分有。今见杨氏藏书，并无郁氏收藏印记，遍阅《楹书隅录》，亦均无有。殆海源阁藏百宋一廛之书，悉出艺芸书舍，其由宜稼堂佚出者，杨氏未尝收得之也。）”元至正刻《梅花百咏》卷末黄丕烈题识

陈登原据王献唐所语云：“则汪氏所收，于黄丕烈百宋一廛，周香岩之水月亭，袁廷梼之五研楼，顾抱冲之小读书堆者，铁琴铜剑楼实与海源阁分而有之。”

潘祖荫语艺芸书舍宋元善本来源云：“吾郡藏书家，自康雍之间碧凤坊顾氏、赐书楼蒋氏后，嘉庆时以黄荛圃百宋一廛、周锡瓒香岩书屋、袁廷梼五研楼、顾抱冲小读书堆为最，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士钟。”

傅增湘先生在谈到海源阁所藏善本的递藏关系时讲：“吾国近百年来，藏书大家，以南瞿、北杨并称雄于海内。以其收罗闳富，古书授受源流，咸有端绪。若陆氏之皕宋楼，丁氏之八千卷楼，乃新造之邦，殊未足相提而并论也。杨氏收书，始于至堂河督，其子协卿太史继之，其孙凤阿舍人又继之。至堂于道光季年，在南中所收，多为汪阆源之物。汪氏得之于黄荛圃。黄氏所得，多为清初毛、钱、徐、季诸家所藏。至协卿、凤阿所收，咸在京师，值咸同间，怡府书散，其时，朱自清、潘伯寅、翁叔平争相购致，而协卿亦颇得精秘之本。然怡府旧藏，亦自徐、季而来。其流传之绪，大率如此。”

各家所言，大抵说出了海源阁藏书南北两支的递藏传承脉络，其传藏经过主要涉及毛晋和毛扆父子的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季振宜静思斋、徐乾学传是楼、黄丕烈百宋一廛、怡府明善堂、周锡瓒水月亭、顾之逵小读书堆、袁延梼五研楼以及汪士钟的艺芸书舍。其递藏过程大体如下：

据上图，如按时代的先后顺序而言，善本典籍在入藏海源阁之前，其递藏传承的过程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历经明代、清前期、清中期，其具有代表性的藏书家分别为毛晋、钱谦益、钱曾，徐乾学、季振宜，汪士钟和黄丕烈。现以这些旧藏故家为切入点，对其作以简要介绍，结合《楹书隅录》初编与续编所载题记和主要名家藏书印以及相关文献，探究主要善本书的传藏源流，从而勾勒出海源阁善本典籍的大致递藏关系。

第一节 明代名家之旧藏

通过辨识《楹书隅录》中所记各书藏书印，得海源阁所藏善本最早的收藏者有早于毛晋的明代藏书家。

其中，明抄本《山海经》十八卷四册、校宋旧抄本《学斋占毕》二卷一册等为吴宽（1435-1504）丛书堂旧藏。明抄本《山海经》下又记“臣植”、“戴芝农藏书印”，为清道光年间收藏家戴植的倍万楼藏印；王绍曾先生等在《校宋旧抄本〈学斋占毕〉》下补记明崇祯年间长州人邵弥藏印“江左僧弥”、“中充”，及黄丕烈藏印、海源阁诸印。

宋本《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二十卷十册，据所记藏印，此书为明正德年间藏书家朱良育西崦草堂所藏，后为毛晋汲古阁所有，在入藏海源阁前为徐乾学传是楼、陆时化翠华轩等收藏。

元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二十六册一函，钤“双桧堂书画私印”、“李廷相印”，为明正德、嘉靖间藏书家李廷相双桧堂所藏，是书入藏海源阁之前为汪士钟艺芸书舍收藏。

项元汴（1525-1590）天籁阁藏有袁忠彻旧藏残元本《资治通鉴》一百五十六卷十册一函。

袁忠彻，生于明洪武九年（1376），卒于天顺二年（1458），字公达，又字静思。官至尚书宝司少卿，待遇优厚。筑瞻袞堂藏书楼，又名静思斋，为明初江浙四明一代知名的藏书家。残元本《资治通鉴》所钤收藏印记前两个即为“袁忠彻印”、“南昌袁氏家藏书画印”，此为《楹书隅录》所载海源阁善本典籍中最早的私家收藏印记。

是书后又经清周亮工（1612-1672）赖古堂、怡府乐善堂递藏后，入海源阁。

另，文征明之子文彭（1498-1573）曾藏金本《道德宝章》一卷一册和北宋本《陶渊明集》十卷二册一函，前者又为明焦竑（1540-1620）澹园等所藏，在入藏海源阁前为怡府乐善堂所有；后者归入毛氏汲古阁，再经陆时化（1714-1779）翠华轩、黄丕烈家藏等名家递藏，归入海源阁。

上列六位明代藏书家，并非海源阁所藏善本全部明代递藏者，由于《楹书隅录》所记同一典籍的收藏者印记或无从考查，或疑有所缺，所以不太可能全面系统地缕清善本书的全面详细递藏关系，也只能对藏书集合的传藏路径做一大致勾勒。但可以明确海源阁所藏的某些善本典籍的私家收藏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初期。

在海源阁所藏善本书中钤明代收藏家印最多者为毛晋。

毛晋，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初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名晋，字子晋；号潜能，晚号隐湖。常熟人。诸生。天启、崇祯间屡试不就，遂家居读书、藏书，终成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父毛清，孝悌力田，精于农事，家资颇丰，这给毛晋聚书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由于毛晋在收书时出手大方，各地书贾纷纷前来，珍善之本不断涌入毛家。荥阳悔道人撰《汲古阁主人小传》云：“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清人叶昌炽引《同治苏州府志》语：“晋世居迎春门外七星桥，少为诸生，性嗜卷轴，湖州书舶云集于门，邑中为之言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除了重金购书之外，抄书是毛晋收集书籍的另一种方式。“明之琴川毛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而不能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抄’，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无传者，赖以传之不朽”。汲古阁专藏善本，非宋元绣梓不在列焉。明崇祯十五年（1642），毛晋请画家王咸绘《虞山毛氏汲古阁图》。清嘉庆四年（1799），瞿中溶购得此图，奉为珍宝，重新装裱，并题词“斯阁传斯图，寿与天一齐”。将它与天一阁相提并论，评价甚高。毛晋诸子亦善藏书，其次子毛褒，字华伯，号质庵。有藏书印“毛褒字华伯号质庵”、 “华伯氏”等。毛褒之弟毛表，字奏叔，号正庵。有藏书印“奏叔”、“毛表之印”等。毛表之弟毛扆，字斧季，号省庵。耽校雠，精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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