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平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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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开屏试读：
同情与反讽双重气质的现实叙事
枯笔
孔雀开屏
蒯子生眼里的天空
中山装
醉酒事件
和一只蚊子较上了劲
同情与反讽双重气质的现实叙事评王建平中篇小说集《孔雀开屏》（代序）王达敏王建平中篇小说集《孔雀开屏》，全是2016—2018年发表的近作，共6篇。
最早发表的《醉酒事件》两年多前刚发表时我就读过，还有印象，感觉这是一篇品质很好的小说。那次是浅读，读的是故事，还有荒诞叙事里反讽和幽默共舞的趣味。这次是深读，才意识到这是一部只有深读才能读出隐含在故事及荒诞叙事里面的多重语义的作品。王建平这部小说集的特点，它可以全权代表，概言之：同情与反讽双重气质的现实叙事。
金庙乡党委书记岳达成调往县民政局任局长，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们为他饯行。为响应上级的规定，乡长寇明理自带酒菜请大伙在食堂聚餐。迎来送往，人之常情，何况这还是在人情浓厚的乡镇。岳书记一走，乡党政主要干部都有机会向上走一步，各人心中都抱有希望，大家热情高涨，杯觥交错。酒至酣畅时，恰好乡机关打字员兼收发员闵晓芸从县里办事回来，被乡党政办副主任项小乐发现，乡长便叫她过来，她极不情愿地移步食堂向岳书记敬酒。哪知一个罍子下去不久，闵晓芸脸色煞白，寇明理见状就叫项小乐送她回家。醉酒的闵晓芸回家后，迷蒙中发觉项小乐送她的限量版泰迪熊手机挂件丢了，便出门寻找，结果冻死在雪地里。——这就是《醉酒事件》描写的“醉酒事件”。
接下来，“醉酒事件”如何写，最能见出一位作家的思想境界。轻车熟路的写法，无非是迎合大众“仇官仇富”的心理，迎合反腐倡廉的大势，写出这批干部的阴暗心理，丧失人性的卑劣手段，直至被惩处的大快人心。或者反转往人性方向发展，写出闵家父子的向善宽容。这两种写法流弊积压已久，前者平庸俗套，后者易入人性之道，但托大却难。托大之难，难在精神的生成总是在乡村伦理里兜圈子，走不出境界，甚至还会走上糟糕境地，世俗伦理最终沦为权力的附庸。
王建平怎么写呢？一眼就能看到头的这两种写法他都摒弃了。对“醉酒事件”他不做是非对错善恶的判断，如同余华写作《活着》时那样，对现实不是取简单的发泄、控诉和揭露的态度，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同情不是廉价的肯定，也不是浅薄的否定，而是对现实理解后的人性投射，其中有内疚悔恨、自我归罪和自我救赎，还有极为隐蔽的反讽性的醒悟。“醉酒事件”发生后，乡干部人人自危，包括已经去县民政局上任的岳达成，他们担心此事传开后，参加吃饭的人都要受处分。而一旦受处分，这辈子就再难有翻身的机会了。寇明理立即召集大家商量对策，按照公安机关给出的结论统一口径，即“闵晓芸是夜里出门不小心摔倒后，出现了意识障碍，最后被冻死的”。这个结论彻底切断了闵晓芸之死与他们的关系，分明有为乡干部开脱罪责的嫌疑。这里，叙事者对乡干部的同情与乡干部对自己的同情无缝对接了。可寇明理清楚，一切都是酒惹的祸，“闵晓芸要是不喝酒，会不会出门呢？即便是出门摔倒了，会不会被冻死呢？”理性上，他要控制“醉酒事件”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以保全自己和大家；良心上，他觉得自己对不住小姑娘闵晓芸，为她的死感到内疚。仅仅是内疚，远未产生罪的意识，所以他一边想方设法控制事态，一边带头筹集10万元钱补偿闵家。闵家父子千恩万谢，隐患解除。这样一来，因同情而产生的偏斜被内疚和补偿平衡了，结果双赢。
惊恐之中，他们都忽视了项小乐这颗定时炸弹的存在，待发现“一根筋”的项小乐时，他们吓出了一身冷汗。自从闵晓芸死亡之后，项小乐一直处于不能自拔的极度痛苦之中，备受煎熬。闵晓芸是谁？是同事？是下属？是朋友？是，又不是。在项小乐的眼里，闵晓芸是他暗恋的女人，梦中的情人，为了她，他谢绝了县委宣传部的调动；为了她，他可以舍去一切。闵晓芸不幸死亡，他自责归罪：“如果那天在酒桌上他不说遇到闵晓芸、不炸那个罍子，或者说不送那只泰迪熊，闵晓芸就不会出现意外的。”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罪魁祸首，他要赎罪。他坚定了一个念头，决定豁出自己，向组织上检举自己在闵晓芸事件上的过失。他先向闵家父子解释闵晓芸的死因，遭到他们的痛斥。继而向县委组织部、县纪委、县信访局举报自己，终无果，无奈之下，他改变方向，往市里和省里上访。他根本不考虑他的自我救赎是自我毁灭性的，他已经到了自毁的状态，自然也就顾不上他的自我救赎实际上还要搭上乡干部一班人，甚至还要连累公安机关和各级领导。任人怎么劝说，他滴水不进，刀枪不入，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寇书记（寇明理已经由乡长升为书记）夫人舒兰兰求他：“你现在和老寇他们就像是连体兄弟了，你孬哄哄地往自己身上扎一刀，他们能不跟着疼吗？我家老寇容易吗？他这个书记也是一点点从土里拱出来的，胃都割了一大块了，你再这样闹下去，不是又要割他的心吗？”求他不从，寇明理想到了人海战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单位，在医院，在家里，在电话里，项小乐整天被无数张嘴包围着，他精神恍惚，像《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在幻觉中感受着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迫害，致使他失常般地做出追打女人、踹女厕所、爬铁塔乃至跳塔自杀的疯狂举动。自杀没伤命，被关进精神病院。诊断结果：项小乐患上了“精神自虐症”。
当项小乐与五个患有“精神自虐症”的病人同住一室时，奇迹发生了，在现实世界被折磨致疯的项小乐，在荒诞世界反而自愈清醒了。这是反讽：现实世界荒诞虚伪，荒诞世界真实可信；小说的表层意义被深层意义解构，现实被荒诞解构。
项小乐出院了，小说结尾一笔，令人战栗的描述出现了：第二天，项小乐来到闵晓芸的墓前，给她烧了不少纸钱，这一次，连同烧掉的还有那只泰迪熊，项小乐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晓芸啊，还是让泰迪熊去陪陪你吧，这恐怕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
这又是反讽：项小乐的精神自虐症治愈后，其言行已经正常，不再与现实作对。他向闵晓芸告别，彻底卸下负担，不再为爱情所累。项小乐解脱了，可他身上好像又少了些什么东西，着实令人深思感慨。这种自我否定如同《狂人日记》的狂人一样，病愈后，现已“赴某地候补”做官去了。
噫吁唏，这篇小说里原来还隐含着一篇当代版的《狂人日记》。
这本小说集，最出色的小说当数《醉酒事件》，还有与此几乎同时发表的《和一只蚊子较上了劲》（以下简称《蚊子》）。我有些怠慢了后者，可能是感觉它的名字没起好。
这篇小说的文眼是“蚊子”，它是人物“心魔”的隐喻，而正是“心魔”造成现代人精神分裂的状态。在这里，隐喻潜入事物，使事物不仅是事物本体，又否定了事物本身，在扩大它的内涵之时生成另一种喻体。由此看来，隐喻是一种“化实为虚”“化具象为意象”的重要艺术方式，借助具象的“蚊子”生成意象化的精神形象“心魔”，即意象。意象潜含着文本意义，即“存在的本然状态”，直接指向文本意图。结果是，因隐喻，作品获得了一现一隐的“双重文本”；并置共存的“双重文本”绝非二者分离，它们在叙事上构成了现代意义的互文性。《蚊子》起笔便荒诞，“我”为写诗而辞职，老婆业彩凤为此与“我”离婚。一只蚊子幽灵般地乘虚介入“我”的生活，赶不走，躲不开，灭不了，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让“我”处于萎靡和烦躁状态。心理医生欧阳丁香说“我”患了“轻度分离型癔症”。灵城大学副教授戚大开总是讲脏话，不由自主地讲脏话，而且不分地点场合，越讲越亢奋，他认定自己得了“秽语症”。市文明办办公室主任萧海洋被一纸举报信断了晋升机会，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其人”没有确定的目标，“其人”便扩大为“他们”。他开始写举报信，乐此不疲，上瘾成趣，从单位写到社会，捕风捉影想当然，还有文学虚构的插科打诨，这种阴阳人格可归入“迫害症”。佛教高僧为他们解惑，说他们的“隐形的自我”和“心里纠结”是“心魔”所致，而祛除魔症，则“魔由心生，还需心灭”，别无他法。他们一时领悟不了佛教的禅语禅意，而心理医生给他们三人分别开出的“爱情疗法”“自我惩罚疗法”“发泄疗法和疲劳疗法”，均以失败而告终。他们三人整天泡在一起想尽办法祛除“心魔”，反讽的是，他们各自的“魔症”还没治愈，反而相互交叉感染了：戚大开学会了“我”的清傲和虚空，萧海洋染上了戚大开说脏话的毛病，而“我”竟然学会了萧海洋背后整人的下三滥伎俩。
绝处逢生的一幕又出现了，当匪徒抢劫金店时，他们三人经历了生死考验而凤凰涅槃，一下子顿悟重生了，心魔也随之消失，“我”找到了爱情，戚大开不再说脏话，萧海洋不再写举报信。
别高兴得太早，严歌平先生提醒我们：“只要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贪婪与邪恶不止，只要我们被各种自私的欲望折磨得精疲力竭，那么这只象征着‘心魔’的蚊子对我们的叮咬与骚扰将会永无休止。”（严歌平：《这只蚊子的骚扰将永无休止——评王建平中篇小说〈和一只蚊子较上了劲〉》，《安徽文学》2016年第3期，第49页。）一语成谶，专治精神病的心理医生欧阳丁香为情魔所陷而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整天披头散发，精神恍惚。《蚊子》以荒诞始，以荒诞终，荒诞所及，指向现代人的精神分裂状态，包括种种匪夷所思的魔症：富婆偷窃成瘾，若一天不偷就会心慌气喘眩晕；家境甚好的老人偏偏乞讨别人吸剩的烟头；无忧无虑的老太太迷恋上吃泥巴。
这篇小说，荒诞反讽坐实，与《醉酒事件》默契呼应，同情则化物于无形融入叙事之中，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得到。
但我还是认为，这篇小说最大的遗憾是名字没起好。现在的名字累赘且不说，还将形象丰富的语义做了现实狭隘化、粗暴化的处理。一个好的名字可以为一篇（部）小说增添光彩，使其更容易流传；尤其在顾盼左右、徘徊疑虑之间，一个好的名字甚至可以救活一篇（部）小说。比如余华的《活着》，名字多么简单直白，又多么丰富形象，试想，若为它起名为《与死亡较量》《与命运较上了劲》，它还能像现在这么丰富、这么经典吗？王建平把小说已经写到优秀水平，怎么说他都应该在小说的命名及人物的命名上多下些功夫，再讲究些。我始终认为，好作家视作品为命，好作品视名字为命。
之后发表的四篇，《蒯子生眼里的天空》：一个被神话的留美科学家，原来却是一个愚呆固执、性格怪异、不切实际、处事无能的俗人，他眼里的“天空”的科学价值，在世俗的功利主义者看来，简直不堪一击。《孔雀开屏》：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一个含辛茹苦的女人，一个尊严做人的女人，一个无罪而归罪赎罪的女人，合起来是一个女人，她叫田苦荞。孔雀开屏，美在开屏，苦在隐忍。《中山装》：世事变幻，命运莫测，梦想不断地幻灭，但那份坚守还在；《枯笔》是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重新起航，写乡村干部的艰难和无奈。这四篇小说虽然各有千秋，但想超越却难。
不由感慨，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自鲁迅起，小说百年。百年小说，出尽了风头，领时代风骚，占文学主流，创小说时代，成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说百年文学是小说的时代，一点不为过。近三十多年来，小说势头有增无减，每年以成千上万篇/部的惊人数量往前推进。生逢小说盛世，真可谓：喜也小说，悲也小说；成也小说，败也小说。众说文学创作有两大难题，一是写什么，二是怎么写。想想，确实如此。难在你想到的，别人也想到了；你想写的，别人已经写过了；你想出奇制胜这么写，别人不仅写出来了，而且比你写得好。还想着原创经典，哪有那么多的原创经典？于是模仿、复制、撞车的现象比比皆是，低水平的写作不知破了多少人的作家梦，怎么办？无捷径。唯有多读多见多思，广积资粮，开阔眼界，丰满羽翼，才能蓄势待发，振翅高飞，像法国诗人瓦雷里在《风灵》一诗里所描写的那样：“无影也无踪，神工呢碰巧？别看我刚到，一举便成功！”
期待王建平如此！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王达敏2018年11月6日枯笔1
如果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彭大铭和老婆于诗曼的离婚谈判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唇枪舌剑的交锋。
谈判是从晚上八点钟开始的，地点是于诗曼定的，就是小区对面那家“两岸咖啡”。于诗曼是个极其浪漫的女人，浪漫得居然离婚这种事也放到这样的场所来谈。彭大铭不想在这种错误的地方谈这种闹心的事，就在电话里对于诗曼说：“能不能换个场子？哪怕就在路边也行。”于诗曼不屑地说：“彭大铭，你又心疼钱了吧？今天我掏钱请客总行了吧？”彭大铭无奈，只好去了。当他走到咖啡屋那个幽静的角落时，于诗曼早就点好两杯极品蓝山咖啡等在那里。于诗曼穿着一身黑色的淑女装，头发精致地盘起，看上去就像在等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坐定后，两人在缠绵的轻音乐中谈论起各奔东西的事。刚开始，气氛还算平和，但谈到儿子的抚养权时，双方都无法继续保持镇定，而是表现出主权问题不容商量的坚决态度，声音也渐渐高了起来。彭大铭像喝酒一样仰起脖子干了那杯咖啡，准备一战到底。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县信访办主任秦和打来的。彭大铭就像是被电了一下，一种酸麻的感觉刹那间贯通全身。彭大铭平时最怕接秦和的电话，因为他的乌鸦嘴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消息。果不其然，电话刚一接通，秦和那虚张声势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大铭啊，大事不妙呀，你那老亲戚可又进省城啦！”
秦和所说的“老亲戚”是乡里的老上访户黄冬菊，彭大铭对她早就烦不胜烦，于是恨恨地说：“天要落雨娘要嫁人，她爱去哪儿去哪儿吧！”“老弟啊，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到省城上访可不是小事喔，你可不能马虎呀。”“秦主任，我孬好也是个乡党委书记，全乡那么多着急上火的事等着我去料理，我总不能天天围着个‘滚刀肉’转吧？”“大铭，你就别再发牢骚了，还是赶紧想办法把人领回来吧。我这可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劝你呀，待会儿宋书记给你打电话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哟。”
一提起县委书记宋春晖，彭大铭的心就虚了起来，但瞥了一眼面前已经恢复优雅姿态的于诗曼，他只好继续故作镇定地应付着秦和。通完电话后，彭大铭已经没有心思再和于诗曼周旋，便对她说：“我们的事还是改日再谈吧，我有点儿急事先走了。”不等于诗曼回应，他就离开座位要走。于诗曼用一种近乎客气的口吻说：“没关系，我已经适应你的异常举止了，再给你几天时间，我们总该有个了断吧。”
刚出咖啡屋大门，县委宋书记的电话就到了，声音里并没有往常那种噼里啪啦的火药味儿，而是透出几分沉重来：“大铭同志啊，黄冬菊为什么五次三番地到省城上访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呀……”宋书记的声音就像是云层中滚动的闷雷，始终没有炸开来，这反倒让彭大铭更加不自在。他想做些解释，比方说黄冬菊如何不可理喻、乡里如何对她做到仁至义尽，等等，但却总是开不了口，就像一泡尿憋在那儿就是撒不出来。最终，他一跺脚索性抛出个军令状，说：“宋书记，您放心，我负责把人领回来，并保证她再也不到省城去闹了。”宋书记警觉地说：“你拿什么来保证？违法的事可千万别干啊。”彭大铭有些悲壮地说：“我用乌纱帽做保证，如果不把黄冬菊的问题彻底解决好，我引咎辞职。”
挂了宋书记的电话，彭大铭赶紧拨通了分管信访的副乡长田万亩的手机，开口就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及时掌握黄冬菊的动向。田万亩委屈地说：“我最近几乎天天上她家串门，弄得我老婆都起疑心了，谁知她说溜就溜呀。彭书记，黄冬菊她是个大活人呀，她要是一棵树我就拴根绳子天天吊住她，哪怕成了吊死鬼我也要把她给拴住……”彭大铭听得有些不耐烦，截断了他的话头，让他准备一下明天一早跟自己坐火车到省城接人。
回到家里已经是十点多了，看着没有一点儿生气的房间，彭大铭感到一阵蚀骨的孤独。于诗曼带着儿子亮亮住在娘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在乡里忙得一个月也难回来一趟。
他颓然地坐到沙发上，呆呆地看着墙上那幅大照片，于诗曼站在一片芦苇丛中，笑得是那样明媚。那是他刚到乡里工作不久，于诗曼去看他时拍的。记得当时于诗曼见到那片夕阳中的芦苇时，兴奋得手舞足蹈，说了一句让人啼笑皆非的话：“大铭，你真幸福，原来你天天在这样的美景里工作呀！”
于诗曼在市群艺馆工作，人长得漂亮，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当年，彭大铭在团市委工作的时候，参与组织了一场青年文艺汇演，并因此认识了于诗曼。演出那天晚上，于诗曼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她一袭白色长裙，坐在一架白色的钢琴前，把一首《秋日私语》演绎得如梦如幻。彭大铭坐在台下听得如痴如醉，好半天没缓过神儿来。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展开了对她的爱情攻势。
其实，那段时间，彭大铭经人介绍已经和一个包工头的女儿有过几次接触了。那女孩儿长得也不错，对他也算是一见钟情。但他反复比较了两个女人，得出的结论是包工头女儿身上缺少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叫作——浪漫。对于彭大铭这种祖祖辈辈都沾着土腥味儿的人来说，浪漫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但他偏偏在那个晚上迷恋上了浪漫。
为了配合于诗曼的浪漫，彭大铭和她见面的时候经常要带上一束鲜花，还要陪她喝喝咖啡，陪她在雨中散步，陪她到护城河边看火烧云，时不时还要绞尽脑汁给她写上一首情诗。当然，彭大铭之所以能够彻底征服于诗曼，靠的还是自己的杀手锏——书法。他的草书颇见功底，尤其是枯笔的运用恰到好处，“飞白”中尽显洒脱飘逸，很有点儿怀素的味道。记得有一次，他在四尺宣上龙飞凤舞地写着陆游的《钗头凤》，于诗曼在一旁痴痴地看着，不知不觉就泪流满面了。
玻璃茶几下放着于诗曼喝剩下的大半瓶洋酒，彭大铭随手拿起来就喝了。喝着喝着，脑海里的往事便风起云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和于诗曼的日子开始过得磕磕绊绊起来。
结婚生子后，于诗曼的浪漫依然延续，而且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甚至连做爱都要事先调好背景音乐，为此还不惜花了好几万元买了一套名牌音响。但彭大铭每次在床上听到那浪漫的曲调就会心慌意乱。在他看来，那音响流淌出来的不是美妙音乐，而是一张张被撕碎的百元大钞。彭大铭开始感到有些撑不住了，他深刻地认识到，浪漫是需要物质支撑的。他要过日子，要抚养儿子，他的老父亲和两个姐姐还在农村，还需要他接济，他挤不出更多的钱和精力陪妻子风花雪月。尤其是到乡镇工作以后，“五加二”连着“白加黑”，累得他连自己喜欢的书法都懒得练了。这样一来，两人的距离渐渐就拉大了，矛盾不断发生。
一天晚上，两人从孩子姥姥家回来时，刚好碰上小区对面的“两岸咖啡”开业酬宾。于诗曼提议进去坐坐，彭大铭则坚持认为里面的咖啡贼贵，不如省下钱来买两斤排骨炖炖。于诗曼推了他一把，说：“你喝你的排骨汤去吧。”说完径直进了咖啡屋。彭大铭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离开了。那天晚上，于诗曼回家很迟，但彭大铭一直等着她。桌子上散落着存折、计算器和一个记账的本子。彭大铭指着桌上的东西对刚进门的老婆说：“于诗曼，你这美酒加咖啡的日子我看快要到头儿了，咱家眼看就要破产喽。”于诗曼对此嗤之以鼻，说：“就你这彻头彻尾的无产者还谈得上破产？”彭大铭就开始一笔笔算收支账念给她听，他算得很细，就差算上于诗曼每月买卫生巾的钱了。算着算着，两人就吵了起来。从那天晚上开始，于诗曼就经常带着儿子回娘家住了，而且频率越来越高。
为了减少于诗曼大手大脚花钱带来的负面影响，彭大铭开始小心翼翼地攒起私房钱，就像田鼠偷偷地贮存粮食一样。但最终还是被于诗曼发现了，于是夫妻间的矛盾开始升级，一场暴风雨般的口水战之后，于诗曼带着儿子永久性地离家出走了。
午夜时分，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彭大铭被手机铃声惊醒，一看居然是黄冬菊的电话。黄冬菊在电话里大大咧咧地说：“彭大书记，这么久才接电话，不会是在哪儿潇洒呢吧？”“黄冬菊，别说我啦，你现在到底在哪儿？”“我在省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深更半夜你去那儿干吗？”“等到天亮放风筝呀。”“放啥风筝？咱铜锣乡就没有放风筝的地方啦？”“嘿嘿，我这风筝可是要放给大领导看的。”“你可千万别胡来，明天一早我就去省城找你，咱俩好好谈谈。”“有啥好谈的，你不答应我的条件，这次我死活不回来了。”
彭大铭还想说些软硬兼施的话，黄冬菊却把电话给挂了。
彭大铭往后一仰，身体重重地靠在了沙发上。再一次看到于诗曼的照片后，他忽然发出一阵苦笑来。看来自己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个女人对自己的夹击，一个是于诗曼，她要毁掉自己的家庭；而另一个就是黄冬菊了，她要毁掉自己的前程。他在想，不少成功的男人都在走桃花运，难道自己要遭遇“桃花劫”？他实在是心有不甘。2
天还没亮，彭大铭就和田万亩还有乡计生办主任金银花一起往火车站赶。田万亩开车，彭大铭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闭目缄口，满脑子想着黄冬菊的事。
大约就是在彭大铭到铜锣乡任职的那年夏天，黄冬菊出了事儿。那天晚上，黄冬菊和丈夫在镇上一个亲戚家吃完饭骑摩托车回家，车子在经过乡政府门口的时候，突然剧烈地颠了一下，结果人仰车翻，坐在后座上的黄冬菊被摔出几个轱辘。夫妻俩被送到医院后，性命倒无大碍，但黄冬菊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这对于结婚好几年才怀上孩子的黄冬菊来说，简直就是天塌了。
然而更残酷的是，老天只给了黄冬菊一次怀孕的机会，从此，她的肚子就像一个漏底的瘪口袋，再也存不住什么货了。
黄冬菊夫妇心无旁骛地开始了他们的上访之路。他们要让乡里赔偿有关费用，理由是摩托车之所以侧翻，是因为乡政府门口的路上新装了减速带，而这种减速带又是一种简易的不太规范的减速带。乡里接访的领导起初给他们的答复是，只能象征性地给一两千块钱安抚一下。黄冬菊一听脸都黄了，说道：“你们当我肚子里怀的是小猫小狗吗？那可是我们夫妻俩今后养老的靠山啊！”黄冬菊大呼小叫的时候，她丈夫十分默契地掏出一瓶农药，大有一饮而尽的架势，幸亏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才把药瓶抢了下来。有人过来劝他们，如果你们真觉得有理，可以走法律渠道去告乡政府。黄冬菊警惕地说：“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哩，她秋菊打官司，我冬菊就是要上访。”
就这样，夫妻俩一级一级往上“访”着，一直“访”到了省城。时间一晃七年多了，彭大铭已经从乡长变成了书记，但黄冬菊上访的劲头却是历久弥坚，还声称要去北京。他粗略地算过，乡里前前后后通过各种渠道给黄冬菊家补偿六七万元了，其中他自己还掏过四千元给她。而黄冬菊好像只消停过半年。这半年中，彭大铭耳根清净了许多，以为黄冬菊终于知足了。没想到，半年后，她竟然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事后才知道，她丈夫带着他们“跑来的钱”失踪了，走的时候给她留了个条子，说是出去做生意挣钱回来盖楼房。但这在黄冬菊看来是极其扯淡的理由，儿子都没了，盖啥房子？她坚持认为丈夫是想出去找一个会生孩子的女人。黄冬菊的脾气因此变得更加阴晴不定，她驾轻就熟地再次把气撒在了乡政府头上。
汽车在经过一条减速带后，彭大铭睁开了眼睛，突然问车里的两个人：“黄冬菊有些啥爱好呢？”
田万亩脱口而出：“她就喜欢上访。”“废话，这还用你说？”
金银花插话说：“对了，黄冬菊特别喜欢孩子，没事儿就去乡中心小学看孩子们在操场玩耍，唉，她要是有个孩子就好喽。”“她的这个爱好我们实在没法儿满足呀，就这一点来说，这个女人其实也怪可怜的，唉……”彭大铭一声叹息，又把眼睛闭上了。
到了省城火车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田万亩一下车就准备给黄冬菊打电话，却被彭大铭制止了，说别一打电话把她打跑了，还是先找到她住的地方再说吧。田万亩凭借他到省城多次找黄冬菊的经验，判断她肯定还住在省政府附近的小旅店里。三个人打车径直赶到省政府所在的那条街，很快就在一家叫“老皇城”的客栈里查到了黄冬菊的入住信息。敲了半天门，屋里却没任何动静。问客栈的服务员，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田万亩说，坏了，弄不好她又去信访办门口排队了。彭大铭也慌了，赶紧拨通了黄冬菊的电话。电话那头儿黄冬菊显得很轻松，说：“我知道你们会来的，我也不躲你们，我就在人民广场等着给你们放风筝呢。”
彭大铭他们赶到人民广场，搜寻了半天，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黄冬菊。黄冬菊手里拿着一个折叠的风筝，正洋洋得意地看着他们。田万亩冲她喊道：“黄冬菊，我们找你找得血奔心，你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放风筝。”
黄冬菊就像收藏家展示书画藏品一样，小心翼翼地展开她手上的那只大风筝，说：“我这风筝可是一绝，今天你们见着，算你们有眼福。”
彭大铭一看傻了眼，那只蝙蝠形状的风筝上居然用红笔写着一个大大的“冤”字，这要放到天上去那还得了。这时候，周围开始有不少人围了过来。彭大铭赶紧抢步上去把风筝重新折叠起来，对黄冬菊说：“你这是想干什么？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好好谈谈，看怎么妥善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闹到联合国去，问题还是要在下面解决嘛。”
黄冬菊一副身经百战的样子，说：“有啥好谈的，鸡嘴说到鸭嘴，不拿三十万来别想让我跟你们回去！”
田万亩说：“黄冬菊，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呢？”
黄冬菊刚要发作，彭大铭赶紧打圆场，说：“冬菊啊，先不说你的要求在不在理，我们这穷乡镇也没那么多钱呀，就连这次出来找你的差旅费还是我们自己垫的呢。”
金银花接着说：“是啊，我们搞计划生育的很多费用都还没报销呢。”
黄冬菊说：“你们就别在我跟前哭穷了，乡里再穷三十万还拿不出来？再说现在也不准你们干部大吃大喝了，你们就是省也能省出这个钱来了。”
彭大铭耐着性子解释：“冬菊啊，乡里急需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即使账上有点儿钱，那都是专款，是要专用的。”
黄冬菊不听他解释，拔腿就走。三个人紧跟着她继续轮流劝说，远远看去竟像是几个黑导游在忽悠游客。眼看黄冬菊就要走出广场了，彭大铭急了，几步跨到她前面，说：“黄冬菊，你能不能再给我三四个月的时间，让我再想想办法？”
田万亩脱口补了一句：“期限过后要是还不能让你满意，你到北京上访我们都不拦你。”
黄冬菊终于停住了脚步，盯着彭大铭说：“彭书记，你们说的话可算数？”
彭大铭愣了一下，拖泥带水地点了点头。
黄冬菊立马显得很大方，说：“那我就最后再相信你们一次，干脆放你们四个月时间吧。”
黄冬菊终于答应和他们一道回去了，不过她临时又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彭大铭和她在广场上合个影。彭大铭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犹豫了一下，想拉田万亩和金银花一起照，却被黄冬菊制止了：“怎么啦，不就是和彭大帅哥照张相嘛，又不是啥艳照，怕啥？”彭大铭只好硬着头皮站了过去，田万亩用黄冬菊的手机给他们照了几张。照完相，他悄悄对田万亩说：“老田，你可得为我作证啊，要不然哪天弄到网上去可说不清呐。”田万亩打趣道：“彭书记，黄冬菊莫不是看上你了？真要是那样也好，她也就没心思上访了。”
下午五点多钟，四个人终于登上了返程的火车。黄冬菊坐在彭大铭和田万亩之间，她和田万亩东拉西扯地说着话，彭大铭则闭目想着心事。火车开了一会儿，黄冬菊用胳膊肘碰了碰彭大铭，说：“彭书记，我们总不能这么一路饿下去吧？”彭大铭一听，赶紧吩咐坐在后面的金银花去买盒饭。黄冬菊一听就不乐意了，说：“就吃盒饭呀，我这两天可是吃够了，最好能去餐车吃。”田万亩说：“黄冬菊，你以为你是到省城来开会的领导呀，能有盒饭吃就不错喽。”两人正在为吃饭的事争着，彭大铭突然站起身来，说：“走，去餐车，铜锣乡再穷，一餐饭还是管得起的。”
四个人来到餐车，找个位置坐下来后，彭大铭就让黄冬菊去点菜。黄冬菊离开的空当里，田万亩说：“彭书记，我们这么依着她，这婆娘还不更得上房揭瓦啊？”彭大铭说：“九十九炷香都烧了，还在乎这最后一炷呀，有啥话回去再说。”正说着，黄冬菊回来了，手里居然还拎着一瓶二锅头。田万亩惊讶地说：“还喝酒啊？”黄冬菊反客为主地说：“整点儿呗，用你们文化人的话咋说来着？对了，叫他乡遇故知嘛。”田万亩说：“拉倒吧，他乡遇冤家还差不多。”彭大铭用眼神制止了他，说：“喝就喝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菜上来后，酒也喝开了。金银花肚子不舒服，吃了几口饭就走了。田万亩不怎么能喝，一两多酒下去后眼睛就有些睁不开了，跌跌撞撞回座位睡觉去了。餐桌上只剩下彭大铭和黄冬菊了。黄冬菊兴致不减，频频向彭大铭举杯，一边喝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上访路上的见闻。彭大铭突然感觉出黄冬菊这几年变化太大了，过去就知道哭闹喊骂，现在是见多识广了，嘴皮子也麻溜多了。面对这样一个升级版的上访大户，他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喝着喝着，酒意就浓了起来。彭大铭趁机打起感情牌：“冬菊啊，你整天想着往外跑，累不累呀？”“跑总比不跑好呀。自从我流产后，特别是那个死鬼离家出走后，他家的人就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村里人也不拿正眼扫我，我憋屈啊！彭书记你想想，我才三十五六岁啊。”“可是你老是这样跑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我不跑你们这些当官的能理我？能和我坐在一起喝酒？”“冬菊，你摸着良心说说，这些年乡里对你怎么样？”“我承认，这些年乡里特别是你彭书记确实为我费了不少心，我黄冬菊也不是个不知冷暖的人。”“那你还狮子大开口？”“彭书记，你别说了，三十万是一个子儿都不能少的。钱一到手，我立马签字画押，再也不找你们麻烦了。”一涉及关键问题，黄冬菊就死不松口。“你要那么多钱干吗？”“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要盖房子，盖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楼。”“你现在一个人过，要那么大房子干吗？”“我家那死鬼走的时候留下了话，说是要到外面挣钱回来盖房子，可是一走好几年也没消息。我现在就是要把房子盖好盖漂亮了，也让他家人和村里人看看，我这只不下蛋的母鸡不是一点儿用都没有……”
黄冬菊说着说着，眼睛就开始湿润起来。彭大铭一时无语，把目光投向车窗外。远处村庄的点点灯火渐渐显现，透出几分安详，而他此刻的内心却杂沓纷纭。3
彭大铭和田万亩在县里开完信访维稳会议后，到机关食堂扒拉口饭，就往乡里赶。车子刚进入铜锣乡地界，彭大铭的目光就落在了通灵河边的一座亭子上。他记得自己刚到乡里工作没几天，就来看过这座亭子。它的来历引起过他的兴趣。据传，很久以前，铜锣乡一带老是出现天灾人祸，几个乡绅就去求助一位高僧。高僧在通灵河边作法三日，不久便染疾而终，但从此这里的人们就过上了太平的日子。乡人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就在此建了这座“太平亭”。据说，原先的亭子已经在抗战中毁于战火了，现在的亭子是新中国成立后重修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被毁掉的亭匾一直没有恢复。而就在去年夏天，一场雷电击毁了亭子四个角中的一个，不少村民自发地募捐钱款对其进行了修葺。亭子修好后，有几位老人找到彭大铭，想请他题写“太平亭”的亭匾。彭大铭答应了他们，也私下里多次尝试着写过“太平亭”三个字，但总觉得不太满意，后来事情一多，这事儿就搁了下来。
彭大铭让司机把车开到亭子附近，下车后绕着亭子走了一圈，然后坐到亭子里抽起烟来。田万亩走过去，说：“彭书记，你答应人家题字的，咋还没写呢？”彭大铭冲他笑了一下，没吱声。上车后，彭大铭一直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目光渐渐变得有些深远。
五月的田野上充满生机，大片的棉花已经开始现蕾，看上去蓄足了长劲。彭大铭的思绪在那点点嫩白中跳跃着。
七年前，彭大铭也是在这个季节里走进铜锣乡的。他是通过公开竞争上岗，从团市委青工部部长的角色转变成铜锣乡乡长的。在这之前，他和许多大龄团干一样，都面临着转岗的问题。他前面的几个老同事都转到市委办或组织部等要害部门去了，但他却出人意料选择了乡镇。
彭大铭任职的铜锣乡是个以棉花生产为主的农业乡镇，但民风却不像棉花那么软，自古慓悍硬朗。鉴于此，彭大铭一下去就急于改变自己文弱书生的形象，想让自己变得粗犷一些。每天一大早，他都要进行晨跑，然后满头大汗地来到乡政府大门对面，对着路边一棵碗口粗的杨树施展拳脚。彭大铭在大学里练过一阵跆拳道，后旋腿踢得有模有样。但铜锣乡的人看了却不以为然，有人嗤之以鼻地说，就这花拳绣腿还敢到铜锣乡来比划？但终于有一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了。那棵老杨树在彭大铭的拳脚相加下，轰然倒了下来，横在了马路上。彭大铭就像是刚刚倒拔完垂杨柳的鲁智深，意气风发地站在那里。于是大家纷纷奔走相告：铜锣乡来了个武把式乡长。只有彭大铭自己心里清楚，那棵老杨树的树心早就烂空了，即便是没人碰它，它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后来的经历表明，彭大铭在若干次群体事件中，虽然都冲在了一线，但确实没有人和他发生拉扯等肢体接触。是不是他踢倒杨树的壮举起了震慑作用，不得而知。
但千万不要认为铜锣乡的人就这么好对付，人家可早就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嘴功永远胜于武功，黄飞鸿、叶问的时代早过去了，一个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彭大铭很快也领教了他们唇枪舌剑的厉害。无论是男的女的，识字的不识字的，只要一张嘴那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就像铜锣一样不绝于耳。彭大铭甚至怀疑这铜锣乡的得名和这有关。他刚开始遇到群众来访时，经常被他们说得招架不住，就像一个蹩脚的新闻发言人面对一帮狡猾的记者。彭大铭于是又暗下苦功，努力在铜锣人的语境甚至是生活方式中寻找应对智慧，渐渐便能够熟练地招架铜锣人的伶牙俐齿了。
彭大铭适应了铜锣乡的土壤，但于诗曼却没能适应他的变化。于诗曼对他的选择起初并没有怎么反对，但她后来发现丈夫身上的书卷气已经荡然无存，全然失去了往日的情趣，就不满起来。她劝他调回市里来，可彭大铭对她的劝说总是无动于衷。于诗曼以为他嫌为调动托人劳神，便擅自采取了行动，到处找关系为他在市里找接收单位。在她的努力下，市直一个大部门的主要领导终于提出要见一下彭大铭。一天晚上，彭大铭正好从乡里回来，当于诗曼欣喜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说：“诗曼，我的事你就甭操心了，我就是回来也要风风光光地回来，总不能当逃兵吧？”于诗曼气得眼泪都下来了，说：“彭大铭，你在那个破地方是不是找到相好的了？”彭大铭坐在沙发上疲惫地摇摇手，不一会儿竟然睡着了。睡到大半夜，彭大铭醒来了，这才意识到有些怠慢了老婆，就从沙发上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他脱了外衣钻进被窝，被老婆身上撩人的幽香搞得周身燥热，忍不住一把抱住于诗曼圆润的身体。而于诗曼就像一只敏感的刺猬，突然挣脱着爬坐起来，抖出一身的刺，说：“彭大铭，你把我当雨伞呀，想撑就撑想收就收？”彭大铭知道她还在为自己调动工作的事生气，就想做些解释，但于诗曼根本听不进去，一阵风下了床，离开卧室，躲进了书房。彭大铭愣住了，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就不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
其实，他选择到铜锣乡来工作，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他认为从现在的用人导向上看，乡镇工作的经历对年轻干部来说非常重要，只要在下面实实在在干点儿事，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其次，他还有一个很私人的考虑，就是想方便照顾一下乡下病弱的父亲。他的老家虽然不属于本市管辖范围，但和铜锣乡就隔着一条通灵河，去看望父亲很方便。
而于诗曼根本不想去理解这些，像她这样一个清高的女人怎么能够容忍自己的丈夫就这样不可遏止地庸俗下去呢……
彭大铭正信马由缰地想着，车子拐了一个急弯，他的身子晃动了一下，大脑便切换到现实的场景中了。他看到右前方的一块儿地竟然撂荒了，看上去就像浓发中的一块儿头癣，很是扎眼，就问一旁的田万亩是怎么回事。田万亩说：“黄冬菊就住在这附近，这八成是她家的地，她心思都花在上访上了，哪还顾得上种地啊。”彭大铭让司机把车子停在路边，和田万亩沿着一条砂石路往黄冬菊住的村子里走去。
黄冬菊家是一排车厢式的瓦房，看上去有些年头了。黄冬菊正坐在堂屋看电视，见了他们，开口就说：“哎哟，两位领导是不是给我送钱来了？”
田万亩说：“你不要动不动就说钱，彭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顺便来看看你嘛。”
彭大铭看电视上正播着新闻，就说：“想不到冬菊同志还这么关心国家大事呢。”
黄冬菊将电视音量调小，说：“不了解国家大事还怎么在外面混啊，那不成无头苍蝇了？”
田万亩感叹道：“看来干哪一行都得学习呀。”
黄冬菊说：“闲话少说，你们来到底有啥事？”
彭大铭说：“前面那块荒地是不是你家的？”
黄冬菊点点头说：“我成天被你们逼得东跑西转，哪有工夫种地啊。”
田万亩说：“到底谁逼谁呀？你不要尿歪了怪马桶漏。”
彭大铭说：“你们就别扯了，当务之急是要补种。田乡长，你赶紧联系农技站，看能不能搞些短期棉种来。”
田万亩一听，就出去打电话了。彭大铭说：“冬菊啊，你还年轻，这正常的日子还是要过好呀。”
黄冬菊说：“你这钱不来，我的日子咋能过好哟。对了，彭书记，现在电视上天天都在说扶贫，你就把我当贫困户扶了吧，那钱就算是给我的扶贫款啦。”“你脑子这么灵光，手脚这么麻利，怎么也算不上扶贫对象哟，我要是就这样把你给扶起来了，我自己可就倒下去喽……冬菊啊，换位思考，你也得替我想想吧。”“彭书记，我要是不替你想，你恐怕早就倒下去了，信不信哪天我把那风筝放到天安门广场上？”
彭大铭对黄冬菊动不动就说威胁性的话很反感，真想发火骂上一句脏话，但想想还是憋住了。但这一憋，却憋出了一肚子苦水。自己这几年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地工作，前一阵子得了带状疱疹都没时间去医院看，等到身上化了脓，才勉强去诊所开了点儿药，但就是这样，像黄冬菊这样的老上访户还是不体谅他，动不动就拿捏他。想想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竟然掌控在一个不讲理的农妇手里，他觉得实在是悲哀。
正想着，田万亩从外面走了进来，说农技站的人明天一早就过来看。黄冬菊说：“种地的事我算是感谢两位领导了，但无论如何，三十万的事，还请你们记在心上。我可提醒你们，这一晃就过去十几天喽。”
离开黄冬菊家后，田万亩愤愤地说：“这婆娘真她妈铁石心肠，就知道要钱。”彭大铭虽然心里也有气，但还是劝田万亩：“那我们就用胸口慢慢焐吧，总会焐热的。”
快要上车的时候，碰见黄冬菊的邻居李老歪。李老歪快五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没事就喜欢到处瞎晃悠，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彭大铭也是领教过的。他看见彭大铭就说：“彭书记是来看黄冬菊的吧，领导深入群众也不能光深入女群众呀，啥时候也来看看我呢？”彭大铭正要说话，田万亩把李老歪扯到一旁轻声说起话来，李老歪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等了好一会儿，田万亩才上车。彭大铭很奇怪，就说：“万亩啊，这李老歪好像对你很尊敬啊。”田万亩闪烁其词地说：“他正找我办一件小事呢。”彭大铭就没有追问下去了。
车子快进乡政府的时候，迎面看见一辆宝马驶来。彭大铭一看是乡里安民水厂老板覃大头的车，就让司机赶紧开过去，没想到宝马方向一打，居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覃大头急乎乎地下了车朝他们走来，彭大铭不得已摁下了车窗。覃大头晃着大脑袋过来说：“彭书记，我可等你半天了，今天你要不把我的事了了，我就不走了。”彭大铭说：“覃老板，事情能不能了，就看你自己了。”说完就下了车往乡政府走。覃大头铁青着脸跟在后面。
覃大头一直在市里做市政工程，前几年到铜锣乡来办了个小水厂。因为水的质量和流量都存在问题，水厂和老百姓的矛盾时而发生。乡里虽然多次责令安民水厂整改，但收效甚微。彭大铭当上党委书记后，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全乡的用水问题。通过公开挂牌，引进了一家很有实力的上海企业，准备建一家上规模的中心水厂。这就需要对安民这样的小水厂进行整合。彭大铭想按照外地的做法，对安民水厂评估后进行回购。可没想到覃大头却坐地涨价，要把评估价的两百万凭空变成四百万。乡里多次协调无果，彭大铭心一横决定强行施工。
覃大头急了，到处托人找彭大铭疏通，其中还找到了于诗曼。覃大头的女儿在于诗曼那儿学钢琴，他找于诗曼自然顺理成章。于诗曼也确实帮覃大头说过情，但在彭大铭跟前碰了个软钉子。彭大铭说：“于诗曼，像你这种超凡脱俗的人，根本就不应该管这种俗事，管多了我就会怀疑你高雅的真实性了。”一句话就把于诗曼噎得嘴唇发乌。
覃大头看找人游说不行，就采取了一种很有创意的沟通方式。他在市里的一个书画展上看到了彭大铭的一幅字，写的是李白的《将进酒》，就在书画展快要结束的时候，找到了主办方，提出想用一万块钱买下这幅字。主办方自然大喜过望，赶紧和彭大铭联系。彭大铭感到有些疑惑，自己的字还从来没卖过，怎么一下子就值那么多钱了？他就想打听一下买主的情况。主办方负责人说：“你问那么多干吗？你这也是劳动所得嘛，人家看中的是你的枯笔哦。”彭大铭就不好再多问了。
彭大铭按比例分到了八千块钱。揣着这笔合情合理的意外之财，彭大铭兴奋了好一阵子。他盘算着用这笔钱给父亲买点儿营养品，给两个姐姐置办点儿什么家什。计划刚刚排出来，覃大头就出现了，还是请他在水厂回购的问题上网开一面。彭大铭自然毫不松口。覃大头忽然调转话题，和彭大铭探讨起书法来，还有板有眼地评价起他的枯笔。彭大铭开始警觉起来，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土豪居然和他谈书法，内中定有经纬。他想到了那幅卖出去的字，就试探性地问了一下覃大头。覃大头诡谲地笑了一下，说：“好字，好字啊！内容也好，《将进酒》，我就喜欢喝酒，彭书记啥时候再给我来一幅？”彭大铭一听，就像是一口咬到老母猪的奶头一样心里闹翻翻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彭大铭多次努力想把钱退给主办方或者覃大头，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只好把这笔钱捐给了乡敬老院。
彭大铭一想到覃大头做的这些事，就感觉有些恼火，自顾向办公室走去，不再搭理跟在后面的覃大头。覃大头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着他进了办公室。一进门，覃大头就开始发飙：“彭书记，问题再不解决，我就学黄冬菊上访去了，那样你也没好果子吃。”彭大铭淡定地笑笑，说：“你就开着宝马上访去吧，我才不怕呢。我们是按规矩办事，反倒是你违背供水协议，我只要放一句话，老百姓就不会让你走出铜锣乡的。”
两人在办公室戗了半天，覃大头最后丢下一句狠话：“姓彭的，走着瞧，你让我难过，我迟早会让你难堪的！”
晚上，彭大铭召集党政联席会议，专题研究信访维稳问题。他在传达了县信访会议精神的时候，特意把宋书记散会后对他说的那番心里话原汁原味地传达给大家：大铭啊，像铜锣乡这样偏远的农业乡镇，我也不指望你在发展上有多大建树了，但最起码你得给我稳住吧！说完，彭大铭感慨起来：“同志们啊，宋书记这是重话轻讲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乡来说，稳定就是最大的政绩呀……连一方水土都稳不住，我们吃再多的苦，也是会被一票否决的啊！”大家听了，脸上都显出沉重来。讨论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眼下全乡在信访上最容易出纰漏的有两个重点人物——一个是黄冬菊，另一个就是覃大头。彭大铭分析说：“覃大头和黄冬菊还是有区别的，覃大头是为富不仁而且理亏在先，不敢太放肆，而黄冬菊毕竟是弱势群体，一定要妥善处理好。”
他这么一说，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到黄冬菊身上了。可说来说去，三十万始终是个迈不过去的坎。有人就提议，真不行大家都自认倒霉，集资凑出三十万来给她。彭大铭一听，立马摇头。一提到集资，他的心里就堵得慌。刚到乡里来的时候，他就遇到过一次集资，一个五保老人被烧伤了，没钱治病，乡里只好发动干部捐款集资。后来他发现，捐款集资几乎成了乡里解决突发性难题的一个常用手段了，就觉得不太妥当，因为乡里干部的工资普遍较低，这样做无异于鹭鸶腿上劈精肉，所以在他当了书记后，就不再集资了。
看“钱路”不通，又有人想到了“情路”，建议能不能分散一下她上访的精力，比方说给她找个男人。田万亩立即反对，说：“拉倒吧，就黄冬菊这影响力，找个男人也会被她传染一起上访的。”
金银花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女人这些年跑野了，眼眶高着哩，除非彭书记这样的男人才能镇得住她。”
大家就瞅着彭大铭笑。
田万亩说：“说老实话，黄冬菊长得还真不赖，没生过崽的身段就是不一样。我要不是怕老婆上访，就去和她纤绳上荡悠悠喽。”
彭大铭打断他们，说：“让你们谈正事，你们老是跑题，说着说着就不着调。”
但一回到正题上，大家又都没了主张。彭大铭只好宣布散会。4“六一”儿童节快到的时候，彭大铭按照惯例要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今年他重点要看的是乡中心小学的附属幼儿园。
彭大铭一行到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正在院子里玩耍，看见他们进来，全都围了上来。一个小胖墩指着彭大铭下巴上的一颗黑痣说：“叔叔，你把墨水滴在脸上啦？”幼儿园园长慌忙过来想把小胖墩拉开。彭大铭摆摆手制止了她，然后蹲下来笑着对小胖墩说：“这是叔叔小的时候妈妈怕我走丢了，给我做的记号呢。”他抓起孩子的小手在自己的那颗痣上点了点。这时候，他忽然想起儿子亮亮来，这小子在市里上幼儿园，同样调皮可爱，现在跟着于诗曼也不知道咋样了。看着彭大铭一副舐犊情深的样子，一旁的随行人员和园长都会心地笑了。
和孩子们逗了一会儿乐，彭大铭就将带来的礼物送给了他们。临走的时候，他顺路去看了一下教室。在一间教室的窗户前，彭大铭突然愣住了，他看见黄冬菊正专心地和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玩皮球。那孩子一只腿好像不太灵便，每次踢球的时候都踢不成直线。黄冬菊不厌其烦地把皮球捡回来放在他的脚下，然后站在一旁温柔地看着他费力地做动作。园长赶紧过来解释：“黄冬菊经常过来看孩子，不让她看就找事。”陪同的中心小学校长叹口气说：“这黄大仙可是得罪不起啊，不让她进校门，说不定她哪天上访时就顺带把我们给告了。”彭大铭没接他们的话茬儿，而是问起了那个孩子的情况。园长的表情马上就悲戚起来，说：“这孩子叫牛牛，命苦啊，父亲生病去世了，母亲也改嫁跟人走了，留下他跟着爷爷奶奶过，问题是这孩子一只腿还有残疾……”彭大铭又问起黄冬菊和孩子的关系。园长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黄冬菊和这孩子好像很有缘分，牛牛还一口一声喊她黄妈妈呢。”彭大铭心中忽然感慨起来，和孩子在一起的黄冬菊和平时真是判若两人啊！
参观结束的时候，中心小学的校长突然上前对彭大铭说：“彭书记，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校车的事，现在学校的几辆车子都旧了，特别是幼儿园的那辆车还经常坏在路上。”彭大铭听了，心情立马沉重起来。校车本来应该由政府购买，交给学校使用的，但乡政府确实拿不出钱来买新车。彭大铭为此很过意不去，只好将自己坐的帕萨特换成了一辆旧桑塔纳，坐上去心里才稍微踏实一些。但今天当校长再次提到校车时，他的心一下子又揪了起来。他深思片刻对大家许诺，一定想办法尽快解决校车的问题。听到彭乡长的表态，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和几个老师都奋力地鼓起掌来。彭大铭感觉他们的手掌就像是正好拍打在自己的酸筋上，让他心尖一颤一颤地酸痛起来。
在回乡政府的路上，彭大铭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自己这些年老是在不停地许诺呢？每次许完诺，就有一只无形的手揪住了他的心，直到诺言兑现。而紧接着，下一个许诺又不知何时会从他的嘴里蹦出来。
回到办公室以后，彭大铭的目光下意识地落到书橱里儿子的照片上。想到儿子，彭大铭的心中一阵酸楚，他想要是真和于诗曼离了婚，会给儿子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
第二天是周六，彭大铭在乡里处理完一些事后就往市里赶。路上，他给于诗曼发了一条信息：诗曼，我今天回家了，晚上你带儿子过来，我们再谈谈好吗？不一会儿，于诗曼的信息就回过来了：过来可以，没什么好谈的，你准备好签字笔吧。冰冷的字眼让彭大铭的心中泛出一阵寒意。
晚上，于诗曼带着儿子回来了。彭大铭先将亮亮哄到卧室看电视，然后又从橱柜拿出一瓶刚买的雀巢咖啡，准备给于诗曼冲一杯。于诗曼却说：“别忙活了，我要喝现磨的咖啡，你有吗？”说完，就从包里取出《离婚协议书》扔在茶几上。
彭大铭瞥了一眼协议书，诚恳地说：“诗曼，你再冷静地考虑一下，好吗？我现在好歹也有个一官半职了，你咋就这么不待见我呢？”“彭大铭，你那也叫官？掉在芝麻堆里恐怕也显不出来吧？我看你在乡下的泥巴里拱来拱去的，除了拱出一身的土腥味，其余一事无成。”“我怎么就一事无成了？我还管着三万多人呢。”“你还好意思说，听说你连一个上访的农村妇女都摆不平，我看你至多也只能管管你自己。”
彭大铭没想到于诗曼会拿黄冬菊说事，就像被人点了穴道一样，全身绵软得快要塌了，但嘴还硬着，说：“三万多人出一个黄冬菊算什么，全市那么多干部家属，不也出了你这样一个奇女子吗？”“姓彭的，你不要挖苦我，反正我不想跟着你在土里拱，更不想做你的压寨夫人。”“你这样猴急着要和我离婚，是不是有大款在等着你呀？”“这你就别操心了。”于诗曼摆出一副很有距离感的样子。
于诗曼的这副模样刺痛了彭大铭，他突然恼羞成怒地说：“于诗曼，你知道世界上最恶心的是什么吗？那就是用浪漫伪装的庸俗，有些人就是一只被巧克力包裹的苍蝇。”
于诗曼平静地说：“彭大铭，我希望我们能好聚好散，你就高抬贵手放走我这只苍蝇吧。”“那你把儿子留给我。”彭大铭再次使出杀手锏。“我还是那句话，由亮亮自己来选择，我今天带他来就是这个意思。”于诗曼说完，就喊儿子出来。
亮亮出来后，于诗曼就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是跟着爸爸过以前的日子，还是跟着妈妈去过开心的日子。彭大铭当即反对，认为她的问题带有明显的误导。他弯下腰问亮亮：“爸爸妈妈要是分开的话，你是愿意跟爸爸留在家里呢，还是愿意跟着妈妈出去呢？”儿子看看他，又看看妈妈，没有马上表态。这时候，彭大铭心里开始紧张起来，他知道这小子现在整天跟着姥姥过，而姥姥最近经常给他灌输的腐朽思想就是：宁死当官的父亲，不死讨饭的母亲。这很可能会影响儿子的选择。
亮亮原地转了一个圈，突然抓住他的衣角，说：“老爸，你要能帮我打败刘小毛，我就跟着你。”
彭大铭激动地弯腰搂住儿子，充满自信地说：“老爸不仅能帮你打败刘小毛，还能帮你打败所有小毛。”尽管他不知道刘小毛是谁，也不知道他和儿子有什么过节，但此时他内心十分感谢这个叫刘小毛的小子。
儿子的目光里流露出对他的敬佩。
于诗曼显然是对这个结局感到非常意外，一把拽过儿子，对彭大铭说：“亮亮必须跟着我，你不签字我们就法院见。”
彭大铭说：“于诗曼，整天带着个孩子，多影响你的浪漫啊，还是把这种俗务交给我吧。”“彭大铭，你休想拆散我们母子。”于诗曼说完，拉着儿子就走。
随着防盗门发出一声无情的闷响，屋里只剩下了彭大铭一个人。他走到阳台上，看着灯火阑珊的街景，突然打了一个寒战，他实在想不通，自己好歹也算是执掌一方的官员，怎么就连个女人都掌控不了呢？他也曾经想过妥协，调回市里，但他又太不甘心，虽然他在铜锣乡取得了一点儿成绩，但与自己理想的目标还相差甚远……5
进入七月份，旱情重了起来。太阳就像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暴君，整天瞪着血红的眼睛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世间万物。棉花正处于花铃期，也正需要水分，一些蕾铃已经开始脱落了。
彭大铭将乡里干部做了分工，要求大家分片包儿，尽全力帮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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