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麦克菲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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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这门手艺试读：
进 程
ProgressionA B CD20世纪60年代末，我的工作地点是一套出租屋，位于纳索大街，上几步台阶就到，楼下是验光师内森·凯斯瑞尔的店铺。大街对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主图书馆。过道对面，是那家瑞典按摩店。店主是一对奥地利夫妇，年近退休，在此开店已有数十年之久，做的是合法生意。对下至大学里的橄榄球运动员，上至罹患关节炎的老年人，他们都提供按摩，没有性服务。不过，在那个时代，按摩已经成为性的同义词。傍晚的多数时间，为抛开写作，我会俯视窗外不断掠过的场景。我会看见，一个个身着西装的男人停下脚步，犹豫不定，先是四处张望，接着便走向台阶底下那扇玻璃门。后来，两个奥地利人不得不刮去门上的“瑞典按摩”字样，换上一块挂式标牌，晚间回家时再摘下来。此时，不断有男人爬上台阶，但两扇门上没有任何标识。他们敲响我的房门，我打开门；本盼着体态丰满的瑞典女郎，结果出现的是身材矮小、满脸胡须的大男人，他们一个个脸色骤变。
在此环境下，我写了三篇互有关联的文章，后编辑为《与荒原同行》（Encounters with the Archdruid）。长期以来，我把一张纸钉到一块告示牌上，用大写字母写上“ABC/D”。这几个字母代表一篇文章的结构；它们被钉到墙壁上时，我并不知道，主题会是什么，ABC将代表哪几个人，更不清楚D这个分母将会是谁。不过，确定无疑的，它们都将是真实的人，将在某个真实的地方碰面。但在一开始，其他的一切都十分抽象。
我来告诉你，那绝不是一个写作项目的开始。一开始要做的，是确定主题和收集材料，并以此为起点，进行结构的安排。你先摆上一大堆笔记，接着就要琢磨，用这堆笔记来做点什么，绝不是反其道而行之。1846年，埃德加·爱伦·坡在《格雷厄姆杂志》上发表了《写作的哲学》，描述了《乌鸦》这首诗的几个构思阶段和最终写作过程。一开始，想法总是很抽象。他想写点调子沉郁、忧伤、哀婉，且饱含幽怨的东西，但他并不知道那究竟会是什么东西。他觉得，其中要有重复，而且是单字重复。他自问，哪个元音能达到最佳目的？他选了长元音的“o”。与什么样的辅音搭配，才能拉长沉闷和哀婉的调子？他选中了“r”。元音、辅音分别是“o”“r”。传说。心窝。门 。莱诺。乌鸦说：“不再啰。”他说，自己头脑里首先想到的词语其实就是“不再啰”。这篇文章有多少冷峻真相，全在读者自己的眼光。
不过，我把“ABC/D”钉到墙壁上的做法与之相似。十多年来，我先在《时代》杂志，后在《纽约客》，一直从事人物描写。从定义便可知道，每一篇文章都刻画一个人物。在《时代》杂志期间，我为演艺界人士（理查德·伯顿、索菲亚·罗兰、芭芭拉·史翠珊等等）写过无数人物随笔，篇幅长短不一；在为《纽约客》撰稿期间，我替运动员、校长、历史学家、野生食品专家写过更长的人物随笔。这样的工作干了十多年后，我急于有所长进，或者，至少摆脱有可能成为陈规的套路。
在给某人写一篇人物随笔时，记者的艰辛努力看起来大致如下图所示：是你将主要与之展开交谈、打发时间、进行观察，并加-以描写的人。代表外围面谈，面谈的人越多越好，比如她的友人，他的母亲、旧日良师、队友、同事、雇员、敌人，或者任何人；他们都能对 这个人的生活和职业提供一些线索。若干个堆叠累加，从而提供一种三角验证，对各个事实加以印-证，并去伪存真。马克·辛格和布洛克·布劳尔等作家说过，当你发现自己正反其道而行之时，你就会明白，自己已经做过了足够多的外围采访。
因此，如上所述，十多年之后，我感觉自己已经受到这种形式的局限，便开始考虑写一篇双人随笔，所采用的方式如下图所示：
在两边形成呼应的过程中，有可能生成新的维度。也许我会有两次反其道而行之。或者四次。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无论如何，一加一应该大于二。
那么，写谁？写哪两个人？我想到了不同的组合：演员和导演、棒球手和球队经理、舞蹈家和编舞者、著名的建筑师和功成名就的老顽固客户，1+1=2.6。我还是拿不定主意。一天，我碰巧看到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转播的首届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半决赛。两个美国人正展开对决，一个25岁，另一个24岁。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一个成长于里士满市中心的球场边，另一个成长于克利夫兰市郊温布尔顿路上的顶级富人区。他们本可以自11岁起就相互认识，因为跟他们一般水平的网球手如此罕见，而且供他们展开拼搏的地点遍布全美。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考虑这样的组合，以及它的各种可能性。我最终决定，试着写一篇双人随笔，以这场比赛框定这个故事的内容和结构。如果拿不到CBS的录像带，我将一事无成。在当时，录像资料还没有归档一说。带子都是重复使用。拷贝出来的东西叫作显像管录像，也就是一卷对着电视屏幕录制的16毫米录影带。我问《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Shawn），可否出钱买下这卷录像带。“很好，”他边叹息边说道，“去做吧。”我给CBS打去电话。一个家伙说道：“你要晚打来一分钟都迟了。按照计划，那盘带子将在今天下午被抹掉。”
写毕《比赛水平》（Levels of the Game）这篇双人随笔，我的愿望是进入一种跳跃模式。如果两个人能够写成，干吗不通过一篇复杂的文章写一下四个人？正是在此时，我在告示牌上钉上了几个大写字母。A、B和C将会彼此分离，单独与D产生联系，是的，可这些人会是谁呢？正如结果所示，我唯一做过的，便是此刻描述的两个项目——一是1+1=2.6，二是ABC/D——在寻找主题的开始阶段都是些抽象短语。乌鸦说：“不再啰。”与此同时，我始终找不到适合四人随笔的主题。写什么呢？
正如我在文集《裸露》（Outcroppings）的序言中（以及别处）提到的那样，关于主题选择的普遍问题是，多种可能性同时并存，为什么选这个，而不选别的？对写真实人物和真实地点有兴趣的人，为什么选择某些人物、某些地方进行写作？对非虚构写作项目而言，思路比比皆是，永不枯竭。要把一种思路变成一篇文章，你可能需要花上一个月、十个月，或者好几年的时间，是什么在操控你的选择过程？我曾经把自己大约二十甚至三十年间写过的全部文章列了一个表，再把其中跟自己上大学前的兴趣相关的篇目标示出来。标示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
我父亲是个医生，专事普林斯顿大学运动员的伤情处理。他也作为美国奥运会代表队首席队医几次周游世界。我很小的时候，他在佛蒙特州的儿童营担任医生，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几个夏日。儿童营名叫凯威汀，是一个林间教室，会专门讲授独木舟旅行，还教授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而这个词在当时还意味着共享植物的根冠关系。从6岁到20岁，我在这里长大成人，最终成为了独木舟旅行的领队。我在那里打过篮球和网球。在家乡的高中队打球期间，我丝毫没想到，自己正在为今后的文章创作搭建骨架。在整年的野外独木舟旅行期间，我都梦想着——当然不是想象——旅途终会通往布鲁克斯岭、育空-塔纳纳存疑岩层、内华达州的船形山梁、怀俄明州的拉拉米山脉，或者在C/D的陪伴下通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激越水流。
20世纪60年代，环保运动正处于初期，我觉得那可以成为ABC/D关系式的主题，也就是让一位环保主义者与三个大自然的敌人展开斗争。说起来容易，安排起来困难。我仍然没有一点概念，谁将成为这些人。实际上，就算这些人的名字奇迹般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也根本认不出来。我前往华盛顿求援，一位名叫约翰·考夫曼的友人曾经与我一起担任教职，此时正在国家公园管理局担任规划师。他的研究成果包括科德角国家海滨公园和北极之门国家公园等公园系统的组成部分。跟他的几位同事和朋友一道，我们首先给D的可能性列出了一个单子。我们列的第一位就是已故的奥尔多·利奥波德，他被称为“野生生物之父”，他的《沙乡年鉴》已卖出两百多万册；但一如同时代的其他环保先驱者，如果面对一位格外易怒的人，他的表现也会显得过于理智。考夫曼等人把塞拉俱乐部的董事长戴维·布劳尔描述成一个精力充沛、无所畏惧、头脑简单的人，头顶颤颤白发，有如一位精通《摩西五经》的先知。他的电话区号是415。我给他打了电话。几天之后，他回拨给我，说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与此同时，A、B和C——也就是大自然的三个敌人——的确认比挑选更加简单；在从布劳尔那里得不到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就列出了一份十七人的名单。几个月后，名单缩减到三个人，其中有美国垦务局局长弗洛伊德·多米尼。他修建了庞大的西部水坝群，而他本身就是个十分倔强的西部人。作为怀俄明州年轻的农技专家，他帮助牧场主战胜过一次又一次干旱，因此对筑坝蓄水的做法深信不疑。从亚利桑那州到阿拉斯加州，就坝址选择而言，他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与戴维·布劳尔针锋相对，而布劳尔往往胜他一筹。多米尼视布劳尔为“自私的环保主义者”。早年在对多米尼的一次采访中，在他位于内政部的办公室里，他对我说：“戴维·布劳尔讨厌我的胆大，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够胆。”在最后写成的文章中，随着那一席对话渐渐展开，多米尼接着说道：“我没法跟布劳尔说话，因为这个人他妈的太可笑了。我甚至没办法跟他这个人讲道理。我在芝加哥跟他有过一次争论，他怕得浑身直打哆嗦。有一次，在国会山开完听证会，我指责他歪曲事实，他说：‘就爱情与战争而言，一切都是公平的。’天啊。还有一次，也是在开完听证会后，我告诉他，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还说，希望自己能把有些东西给他展示一下。我本希望他找个时间跟我来一趟大峡谷，可他说：‘行啊，记着吧，也许我会的。’我在谢南多的农场有一头公牛，它老让我想起戴维·布劳尔。两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们始终没法把它套上开往市场的卡车。那个狗家伙喜欢独来独往，谁都没法把它赶进畜栏。他娘的上了卡车，竟然弄坏滑槽，溜掉了。我只好把它拴起来，就在农场上宰了它。我一枪射进它的脑袋，亲自结果了它。只有用这种办法，我才能结果那个龟孙子。”“局长，”我问道，“要是戴维·布劳尔上了皮划艇，顺科罗拉多河而下，你也会坐上去吗？”“没问题，”他回答道。“肯定。”
C加D，然后——那就是《与荒原同行》的一般性思路。有了A和B（采矿地质学家查尔斯·帕克和度假村开发商查尔斯·弗雷泽），分三部分撰写的四人随笔，所达到的效果跟1+1并无二致。于是，我大着胆子进入一种指数级病理状态，开始构思一个六人随笔系列，其中的第七人将在第一部分作为次要人物出现。在第二部分再次出现时，他的维度略有增加。在第三、四、五、六部分出现时，渐次增加。在每个部分出现时，与中心人物相比，他的比例都略逊一筹。直至第七部分，也就是在最后一篇随笔中，他才成为中心人物。然而，面对这一空想式架构，我有些退缩，一如肖恩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建议我了解一下，在纽约开办医院都有哪些花费（从邦迪创可贴到尿盆等巨细无遗）时，我同样打了退堂鼓。蒂娜·布朗担任《纽约客》编辑的第一年就提出建议，让我把正在写作的文章放一放，转写一篇有关直布罗陀海峡谋杀案的文章。我表示了异议。那是在半个世纪里，《纽约客》分派给我的仅有的两次任务。
读者不会羞于提出建议，而且建议往往提得很好，但与作者相比，它更接近于读者的个人喜好。一位名叫安迪·切斯的海员从一艘油轮的甲板上给我来信，讲述美国商船协会的严重衰落，并详细描述它在当下和过去所具有的重要性。无聊。他接着写道，他很确定我不会去关心美国商船的命运，不过，我要是能乘坐美国商船进入茫茫大海，一定会遇到几个喜欢开口说话的人物，从而愿意把这些人拿来写一写。等他回到岸上时，我来到缅因州，去他家里做了拜访，并整天整天地做着笔记。没过多久，为找到一艘船，我和他就先后造访了位于纽约、查尔斯顿和萨凡纳的工会大厅。《寻船记》（Looking for a Ship）发表后，一个卡车司机给我来信。这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拥有一辆化学品运输车。他写道：“你既然能跟那些人一起出海，就应该能跟我们一起上路。”我回复说：“你是做什么的？”趁着槽罐车内部清洗的空档，他用拍纸簿写了满满七大页，说明自己载着什么，前往什么地方。我与他通了五年的信，可一次也没见到过他；直到有一天，我在佐治亚州才坐上了他开的卡车。他当即告诉我：“噢，现在估计不顶用了。如果不行，你只管告诉我，我也完全能够理解。路上途经任何一个机场，我都可以把你放下。”我在塔科马下了车。一辈子都在收到普通读者寄来的良好建议，只有这两件我付诸了实践。
思路要靠找，与此同时，约翰·考夫曼还源源不断地把它们喂给我，就好像在制作鹅肝酱一样。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北部长大，在那里乘坐独木舟度过了一个个夏天，因此我们之间有着很多共同兴趣。我写过的书里面，约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要全部或者部分归功于他提出的思路，如《与荒原同行》《树皮独木舟的逃生》（The Survival of the Bark Canoe）《进入该国》（Coming into the Country）等等。然而，还不止于此，一篇文章能够催生另一篇文章，仿佛一条条根茎，穿过地下，去寻找彼此的关联。这样的进程一旦启动，就会像线团那样，出人意料地四散滚落，最终停留的地方，往往超乎预料。
1969年，是我与戴维·布劳尔一起度过的一年。一天，他离开位于伯克利的红杉房屋，往北飞到尤里卡，抵达红杉国家公园，参加了伯德·约翰逊夫人林的献礼仪式。他带着我一同前往。在多荫而浑圆的树木之间，我们沿着一条铺满红杉碎屑的新建车道蹓跶着。不时有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慢驶过。特工人员身着黑色西服，跟在车的两边往前走。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在一丛丛蕨类植物上方，就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部部红色电话机——固定线路台式电话机，按键式，三磅重，未遮盖，安放在一块块方形红杉板上，红杉板下的支撑柱也是红杉木。出席者大多在林间散步，现任美国总统、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乔治·墨菲、比利·格雷厄姆、伯德夫人、帕特和南希乘着汽车，从红杉碎屑上驶了过去。举办典礼的地方是一个红杉木搭成的台子，使得几位总统所处的高度与周围景致相比，并无耀眼之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致了一番热烈的欢迎词，他始终围绕一个观点，那就是你见过一棵红杉，就等于看见了全部红杉。理查德·尼克松有话要说，但看到林登·约翰逊那副样子便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后者坐在台上，不住地点头，很快便陷入沉睡，嘴巴张圆，大过一个高尔夫球。
之后，在尤里卡机场，布劳尔介绍我认识了乔治·哈查格。队伍排得很长，都在等待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这位局长刚好站在我们身后。他当时告诉布劳尔，他对阿肯色州的水牛河尤其感兴趣，因为他想赶在陆军工程兵部队或开发商拿到手之前，或者该州乱搞一气之前，自己把它拿过来。他想把水牛河变成美国第一条国家级河流。他说，除了首都附近的几条小溪，他现在几乎没有地方可以钓鱼。不过，他认为自己会到水牛河去待上几天，把那条河好好地看一看。布劳尔对于钓鱼的兴趣跟筑坝拦水不相上下。不过，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我的害羞几近到了惧怕的程度），竟冲着乔治·哈查格说道：“你可以把我带上吗？”
他竟然答应了，还同意成为《纽约客》的人物描写对象。于是他带着自己的朋友托尼·布福德，来到了河边。天啦，水牛河的河面比平时高出了一米多。钓到的鱼少得可怜，而这两位朋友的反应大相径庭。布福德自学成才，在密苏里州做律师；担任安海斯—布希公司法律总顾问的同时，他还在该州西南部自家农场里养有夸特马。作为在南卡罗来纳州斯莫克斯长大的注册牧师，家境贫困的哈查格也自学法律，并通过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和布福德成为朋友时，哈查格正在担任公园管理局圣路易斯站主任，启动西部之门，也就是艾罗·沙里宁拱门的建设工作。实际上，哈查格的角色是委托方现场代表。今天，你如果前往这里，并希望搭车登顶，就需要在乔治·B.哈查格游客中心购票。
一摊子计划搁置长达十五年，是哈查格把它们捡起来，建成了圣路易斯大拱门。那些了解拱门历史的人都说，没有哈查格，就没有大拱门。哈查格主任是圣路易斯的英雄，但此刻在托尼·布福德面前，他可不是什么英雄。“妈的，乔治，这条河简直糟透了。乔治，在他妈这样一条河里钓鱼，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一点都不好玩。”哈查格看了布福德好一阵子，脸上的表情既充满深情，又充满遗憾。他说道：“托尼，钓鱼还是好玩的。”这两个朋友的本质区别是，作为渔夫，布福德急躁，哈查格消极。布福德那艘平底小船的船头甲板上，摆放着一只打开的三层设备箱，跟一台大型管风琴的键盘十分相像。
不钓鱼的间隙，布福德总是在不停地唠叨；他唠叨的是全美未来赛，也就是在新墨西哥州鲁伊多索举办的两岁夸特马年度比赛；作为养马人，这个比赛是他的努力目标。该赛事的奖金，几乎是肯塔基德比赛马会、普瑞克尼斯赛马会和贝尔蒙特赛马会三者相加的两倍；赛马会以连锁信形式召集夸特马饲养者，对一千多匹一岁马进行先期登记，并每隔数月逐步增加费用，跟财产税很像，且上升更快。“你应该来新墨西哥州，把这件事儿写一写。”布福德对我说道，很快又把这句话说了一遍。我连马和斑马都分不清，可他不一会儿又说起了这事儿。回到营地，他还像在河边时那样说道：“你应该来新墨西哥州，写一写全美赛马会。”
就下一届全美赛马会而言，布福德饲养的马匹全都没有多大希望。当我带着妻子尤兰达·惠特曼来到鲁伊多索时，他正赋闲在家。连续两个星期，有时候甚至天光未明，我和妻子就要去牲口棚查看一番。尤兰达在康涅狄格州的马背上长大，因此非常清楚，这样下去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很快，来自阿肯色州皮里奇的比尔·H.史密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他到这个地方来，是为了跟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阿肯色州那一帮“腰系得克萨斯皮带扣的超级富豪龟孙子”一决高下。说这个话的，不是比尔·H.史密斯，而是迪恩·泰皮特，作为正式发令员的他曾在电影里自己扮演自己。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不可小觑。夸特马跑得比纯种马快得多，他打开闸门才二十秒钟，四千米的比赛就结束了。其中一匹夸特马的计时速度达到了每小时八十八点五千米，这是超过任何马种的世界纪录。此前一个星期是预赛，每一匹马不管跑到什么地方，都要计时，在鲁伊多索跑得最快的前十名才可以参加决赛。史密斯有一匹马，取名加尔各答·德克，进入了决赛。赛前的最后几天，以及最后几个小时里，我受着两种矛盾情感的撕扯。我强烈地希望，比尔·H.史密斯的德克获胜。但我更为强烈地希望，德克输掉比赛，因为这样一来，它就成了一个绝佳的故事。我来到围栏边观看比赛时，简直头晕目眩。·
不巧的是，在《比赛水平》—《与荒原同行》—《鲁伊多索》（Ruidoso）这条死胡同般的进程里，还有一个停顿。数年间，不时有人打来电话，与我商谈那几个非虚构故事的电影版权。电话一般在深更半夜打来，因为西边三四个时区之外，某位独立制片人正好读完《纽约客》。对这样的电话，我已经没有了激动的劲儿。我早就盘算过，这样的电话成不了大事儿。无论打来的是谁，我都不会再次接到他们的来电，因为对制片人而言，下一站要么是银行，要么是摄影棚，而问题总会卡在这些环节。走得最远的一次，是一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制片人购买了《比赛水平》的版权。我们在纽约见过一面，他说要租下福里斯特希尔斯的网球场，再让那里坐进满满一场的临时演员。结果他一个人也没有安排坐进去，甚至支付不起改编费。《纽约客》刊出《鲁伊多索》之后，制片人雷·斯塔克打来电话，这一次倒是成事了（但没有第二次）。斯塔克所在的拉斯塔电影制片公司真的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凯茜的影子》（Casey’s Shadow），由当时的知名演员亚历克西斯·史密斯和沃尔特·马修主演。凭我的想象，这部电影与我写的文章不会有相似之处，因此我提出要求，自己的名字不要写进演职员名单。《凯茜的影子》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外、美国1号高速公路边的王子影院放映时，我和尤兰达带着几个孩子前去观看。我们有八个孩子，基本上都去了。我坐进座位，开始观影。像往常一样，我把身体靠得很后。进入尾声，我愈加后缩，几乎平躺了下去。故事的结构忠实原文，所讲述的故事正是由我所写，改编的地方不多：马修来自夸特马之乡路易斯安那州，而非堪萨斯州。不知何故，我的口袋里装着超多的硬币，真的是一大把硬币；电影放映过程中，一枚枚硬币掉出来，落到了黑黢黢的地板上。放映结束，演职员名单开始滚动；我背向银幕，掌膝着地，四处摸索硬币。突然，孩子们一阵欢呼。演职员名单上显眼地标着：“本片改编自约翰·麦克菲的《鲁伊多索》。”而我正趴在地上，摸索着座位底下的元币、角币和分币。
结 构
Structure后门外，那棵高大的白蜡树下，摆着一张餐桌。1966年夏末，在这张餐桌上，我躺了将近两个星期；我在凝望那片枝枝叶叶的同时，也在跟害怕和恐慌作斗争，因为我始终想不出来，给《纽约客》写的那篇文章，该从哪里，或者如何下手。我在前面的章节里谈到过文章的进程，眼下的事情还是在那三年半以前。当然，我肯定要进到屋里吃中饭和晚饭。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时间，我就直挺挺地躺在那张餐桌上，面对的主题是新泽西州南部的松林瘠地。一连八个月，天天如此，我开着车离开普林斯顿往南行驶，或者还带着睡袋和小型帐篷。我要做的研究工作，已经全都做完——采访了森林居民、火情观察员、护林员、植物学家、越橘种植者、蓝莓采收者、杂货店售货员。要看的书已经全部看完，我还看了一些科技文章，以及一篇博士论文。用来填满仓库的材料，我已经全部收齐，而此刻我却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这篇文章大概要写五千多个句子，但整整两个星期，我连一个句子也写不出来。如果说是害怕堵塞了我的思路，我其实还受制于经验欠缺。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把如此众多而互不相同的要素——角色、描述、对话、叙述、已有定论的文章、幽默、历史、科学等等——放进一个包袱里。
这让我想起政治喜剧大师莫特·萨尔，大约六年前，我第一次给《时代》杂志写过一篇与他有关的封面故事。当时的规模有所不同。只需写出五千字，而且纯属于人物随笔，刊登的时间是肯尼迪和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期；而那五千字，对当时的我来说，似乎难以企及。时间只有几天，需要听录音、做记录、消化《时代》通讯员提供的档案、阅读资料室剪报、概览好几本书籍；我很快便瘫坐在家里的地板上，随手丢弃的文稿大同小异；我急得六神无主，几近掉泪。随着交稿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临近（我在《纽约客》从来没有应付过类似状况），我只能写出来一个句子：“这位公民有些担忧。”我这位公民同样如此，身边的材料一大堆，我竟然想不出来，接下来该从潦草的笔记里选用哪一个句子，或者，我就算想出来了，又该把它放在这一堆乱麻里的什么地方呢？
20世纪40年代末，我在普林斯顿中学就读的头三年里，英语老师名叫奥利弗·麦基；现在回头去看，她自定写作作业和阅读作业比例的做法，好像显得有些独特，而且肯定不同于高年级时，老师按照课纲布置作业的做法。麦基夫人要我们一个星期写三篇文章。不是每个星期都这么要求，有几个星期会放松一阵。但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们大多是每个星期都写三篇。我们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每一篇文章都要附上结构大纲，而这正是她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大纲可以是任何形式，比如罗马数字I、II、III，以及带有箭头和简笔画的不规则圆圈。这个思路是说，先做出某种形式的蓝图，再用句子和段落加以表现。麦基夫人喜欢戏剧（她也是学校的戏剧指导老师），要求我们在课堂上将自己写的文章朗读给其他孩子听。喝倒彩、发嘘声，或者把文稿卷起来，扔向朗读者。孩子们做的这一切，她都没有加以制止。经过这种磨炼，我学会了低着头朗读。我喜欢麦基夫人，也喜欢上她的课。因此，数年之后，当莫特·萨尔令我不知所措时，当我在那一堆堆笔记和资料中间苦苦挣扎时，我想起了她，以及一张张写满文章结构的纸片；尽管截稿日期日渐临近，我只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不紧不慢地进行分类、勾画出一小摞主题或者与时间相关联的笔记，并加以铺陈排列，使之与篇首句形成呼应：“这位公民有些担忧。”接着，正如我现在的做法，先搞定结尾，再回头去看文章的开头部分。于是，我借喜剧大师自己的口说出了最后一个句子：“经过认真考量，我的观点是，尼克松和肯尼迪对阵，谁也别想赢。”
餐桌危机发生的时间，是我在《纽约客》担任专职记者（这是个委婉说法，意为自由撰稿人，没有薪水，与杂志的关系较紧密）第二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近二十个月的时间里，我提交过五六篇稿件，有长有短，编辑威廉·肖恩照单全收。你会以为，都到了这个地步，我应该培养起一定的自信，能够写出新的篇章来，但我没有，而且永远不会。一开始就缺乏自信，我觉得合情合理。已经做过某件事情，而且效果不错，但这并不重要。写过上一篇文章，并不必然能够写出下一篇文章。一的平方不会变成二的平方，只能是一的平方的二次方、三次方。终于，我想到了弗莱德·布朗，这位79岁、居住在森林深处一栋小木屋里的松林瘠地原住民。对于阻塞我写作思路的各种杂乱话题，他至少跟其中的四分之三有这样那样的关联。我的思绪穿过他那未铺地板的前厅，来到与他初次相见的时候——“进来，进来，快他妈进来”。如此，我可以对他做一番介绍了。接着，我可以描述一下，我们一起在林间所进行的数次漫步。只要有所触及，每个主题都能够先后呈现。如此写了大约三万字之后，剩下的部分就很顺利了。尽管一开始似乎并不明显，但通过这样的组织原则，我已经明白，文章结构几近完整，我可以爬下餐桌了。
此后我在每一个写作项目上都专注于结构问题，像麦基夫人那样，我在数十年教学过程中给普林斯顿修读写作课的学生们反复强调：“你们可以搭建一个稳健、合理、有艺术性的结构。你们可以谋划一个结构，让人愿意一页接着一页看。你们为非虚构作品谋划的结构，要具有一种吸引能力，近似于虚构作品的故事情节。”等等，等等。
为了做一顿饭，就得去一趟商店，买回各种原材料，非虚构写作的手法与之类似。各种材料买回后，你得把它们摆上厨房的灶台，那就是你要处理的东西，也是你要处理的全部。如果有甜椒，哪怕它长得又红又圆，你也不能称之为西红柿。在一定程度上，文章的结构具有自我支配作用；在有些情况下，它又不具有这种作用。通过空出来的那只手，你可以做出一些有趣的选择——例如，我在《与荒原同行》中写过，十二个月的时间里，我与四个主要角色一起，进行过多次出游，据此所做的笔记，显得更为复杂。ABC/D是一个经过简化的概念性结构，现在则需要给它加入内容。三次出游需要写成三个部分：A部分，写与采矿地质学家查尔斯·帕克所做的北瀑布之旅；B部分，写与度假村开发商查尔斯·弗雷泽所做的乔治亚岛之旅；C部分，写与大型水坝建造者弗洛伊德·多米尼在大峡谷所做的科罗拉多河之旅。D部分，也就是塞拉俱乐部的总舵主戴维·布劳尔，将贯穿这三个部分。当然，其他人的传记性描述，也会各归其位。不过，与这三次旅途有关的各个故事中，布劳尔的生活细节可以放进任何地方。在对那堆笔记加以研究、区隔、定义和编码的过程中，我制作了三十六张8厘米×12厘米的卡片，每张写有二至三个编码词，以代表每个故事的构成要件。我要做的，就是给它们排序。什么序？那些年间，我的办公用具中，少不了一张1.2米×2.4米的标准胶合板，用两只人字支架做支撑。我会把那些卡片面朝天，一张张摆放在胶合板上。固定卡片当然更容易铺排，但能移动的卡片才能让我写成一篇文章。我不会盯着卡片看两个星期，但在整个下午的时间里，我会不时瞄上一眼。终于，我发现自己的目光，在两张卡片上来回移动。一张写着“登山家”，另一张写着“翻滚激流”。“登山家”哪里都可以去，“翻滚激流”则必须归入河流之旅。我将这两张卡片并列摆放，“翻滚激流”位置靠左。渐渐地，其余三十四张卡片归集到它们的周围，直至胶合板上呈现出整整齐齐的两个卡片序列。在持续数月的写作过程中，这一排列从未有过变化。
在我们的河流图上，流经大峡谷的科罗拉多河有多段激流，被确定为“非冒生命危险不能穿越”，“翻滚激流”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乘坐着橡皮筏子，向导名叫杰瑞·桑德森；按照规则，驶入较大激流段之前，他应该停船查看。一连数天，布劳尔和多米尼都在打嘴仗，因为多米尼的愿望是在大峡谷的中段建造一道大型水坝。他们日夜争论不休，我则不停地做着记录。此刻，
我们全都下了橡皮筏子，跟着桑德森走到激流边缘……问题来自大自然。右边不远处，是一个大洞，大概十五米高，宽度也有几米，一个微缩版的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每秒钟往里涌进的水多达数吨。左边较远处，大洞的另一端，白色激流中，卧着一大块卵石……“杰瑞，这次你打算怎么对付？”
桑德森语速缓慢，调子稍高于平时，竭力让声音盖过咆哮的水流。“这个洞嘛，你得跨过它的十分之一。多了，掉进去，少了，撞岩壁。”“杰瑞，洞底是什么东西？”“橡皮筏子。”有人说道。桑德森笑了笑。“杰瑞，两年前，这里发生过什么事儿吗？”“哦，那个人乘坐的橡皮平底筏，被岩石划成了两半。船上有根绳子，缠上他的救生服，他被淹死了……”
我们爬上筏子，向河里驶过去。筏子一点点改变航向，朝着激流开过去。“嗨，”多米尼叫道，“戴维在哪里？喂！我们有个同伴掉队了。他跟我们分开了。他不打算坐船了吗？”布劳尔留在了岸上。我们相隔已有十多米远。“唉，我打赌，我敢打赌，我真敢打赌，”多米尼一个劲地放慢语速说道，“他不跟我们走了。”我们驶进了“翻滚激流”。
好一阵晃动，我们跨过了洞口的某一比例——鬼才知道，是不是十分之一——筏子几乎对折成两半。
我们从另一边钻出来时，多米尼还在谈论那位“伟大的户外运动家”：“穿着他妈的救生服，正安然无虞地站在干爽的陆地上。”戴维早已绕过激流，正与我们重新会合；我抛却与此本不相干的角色，央求多米尼不再多嘴。多米尼说道：“老天，我真难以想象。我做梦都想不到。战争期间，他干了些什么事儿？”我们蹚着平缓的水流，走到岸边时，布劳尔已经在等着我们。
多米尼问道：“戴维，你干吗不乘船驶过激流？”布劳尔答道：“因为我胆小。”“翻滚激流”到此结束，印成文字后，紧接着便是一厘米左右的空白。白色空行后，是下面这段文字：《塞拉高阶登山者指南》（塞拉俱乐部，1954年）列出了首次由戴维·布劳尔登顶的三十三座塞拉内华达山脉主峰名称。“箭头峰。戴维·R.布劳尔和理查德·M.莱昂纳德于1937年9月5日首次登顶……冰点峰。拉菲·贝达因、戴维·R.布劳尔和理查德·M.莱昂纳德于1939年5月28日首次登顶……”
接着，文章另起一节，将布劳尔描述成一个一流绳钉登山者，说他用指甲盖紧抠着令人目眩的花岗岩峭壁。“翻滚激流”和“登山家”之间的空白包含诸多内容，因为我更喜欢用留白来说明一切——这是一句小提琴行话，用于描述胆大胆小，以及它们在人身上可以并存的状态。在我看来，写作过程的这一个阶段之所以最有趣味、最富吸引力、最为激动人心，都在于这两张卡片的并置状态。那两个星期尽管是在餐桌上度过，终归是十分短暂的。把这两张卡片合在一起，并围绕着它们构思出全书的其余内容后，我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写作，而这个过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结构设计过程很少如此简单。时间顺序和主题之间，似乎总存在相当大的紧张关系，而时间顺序往往获胜。叙事手法想随着时间从一个点到下一个点，而不同的话题总是出现，贯穿某人的生活经历，并渴望被收录于此。一如埋藏地下的盐分，它们希望在单独的机体内自成一体。但时间顺序总会占据主导。在巴比伦的碑记上，大部分篇章都以这种方式写就；到了今天，几乎所有篇章都以此撰写。在《时代》和《纽约客》从事写作，按时间顺序的写法横扫一切，我往往显得卑躬屈膝；十年之后，我既感到乏味，也感到困惑，渴望设计出一种受制于主题的结构。
1967年，我拿出数个星期的时间，采访了刚刚担任大都会博物馆馆长的艺术历史学家托马斯·P.F.霍温；我在回顾采访笔记的过程中发现，将他从出生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按时间顺序写作尤其无助于表达多个主题。例如，他对艺术造假十分熟悉。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他就在纽约东五十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碰到过数张“郁特里罗”、一张“布丹”和一张“雷诺阿”，并感觉皆为赝品。八年，或十年后，身为研究生的他判断失误，在维也纳遭到一个艺术商人的算计。匈牙利革命期间，此人正大肆出售来自“布达佩斯”的“违禁”帆布油画。实际上，那全是头一天在维也纳制作出来的赝品。此后数年间，他智慧日增，禁不住对汉·凡·米格伦仿制维米尔早期作品的行为崇拜有加。他对阿尔弗雷多·菲奥拉万蒂也崇拜不已，此人凭借伪造的伊特鲁里亚兵马俑糊弄了全世界，直到被发现前，他那些赝品还一直被陈列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希腊和罗马展览区。最为过分的是，对一个仿制出银香炉、并在原件上留下工具痕迹的天才混混所具有的头脑，他也日渐欣赏。对于辅助检测赝品的科学仪器，霍温一度有过琢磨。他甚至练习过造假，因此能够学会识别赝品。与造假这个主题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分布在他的整个生活中。因此，我要怎么做，才能覆盖艺术与赝品这个主题？就这样的材料而言，时间顺序与主题相对而立的例子殊为多样，我要如何处理？一如往常，时间顺序至上吗？我放弃了原来的方向。具体而言，我想起了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博物馆一片“漆黑”，我和霍温在阴暗的空间里穿行。一个小房间让我们逗留不前，里面也许能够放下二十多幅肖像。不管写哪一个人，都可以写出任意数量且互不关联的随笔；它们彼此相异，每个角色皆有主题。至于主角人物的生活经历，该怎么排列就怎么排列吧。
说得委婉点，霍温的青年时代前途渺茫。例如，因为对一位老师大打出手，他被埃克塞特逐出了校门。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新生，他的最高成就是“公然藐视”。佩克斯的这位受罚青年，如何成为了一名艺术历史学家，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的馆长？于是，双臂交叉的故事结构得以设计出来，对这一问题展开回答。在仅有两个长段落的那一节，两只手臂相遇了。第一个段落与人的手臂相关，第二个段落与职业手臂相关，且对前一问题做出回答。或者，意在于此。·
我在那一时期所写的其他文章，都采用不同的时间顺序，但这一篇无出其右——时钟从左往右同时贯穿着时间主线和下方悬挂着的独立排列的篇章：
这篇文章写于1968年，名叫《觅食者》（A Forager），是一篇有关野生食物专家尤厄尔·吉本斯的人物描写，叙述背景是在萨斯奎哈纳河和阿巴拉契亚步道进行的一次独木舟和背包之旅。·《佐治亚之旅》（Travels in Georgia, 1973年）描述在该州所进行的一次分阶段之旅，长度有一千七百多千米。我认为，如果不从第一天写起，而是以稍后发生的，即一位警察和一只鳄龟均牵涉其中那个场景作为开篇，这个故事才会达到最佳效果：
于是，这篇文章以闪回开场，接着向前，最终经过那只鳄龟，直至所有事件发生完毕。作为一个非虚构作家，你无法改变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但通过使用动词的时态，以及其他能对读者起到明示作用的形式，你可以拥有使用倒叙的自由，只要你觉得它在呈现故事方面说得过去。·
在此，我再举一个细节更为具体的例子。事例来自20世纪70年代，我在阿拉斯加州来来回回消磨了三年时间，无论寒暑冬夏，差旅短则一月，长则四月。结果，写出来三篇文章，结构互不相同。这几篇文章于1977年编辑成书，取名为《进入该国》。第一部分——“被环绕的河流”描述在极地阿拉斯加所做的一次独木舟和划艇之旅，我希望中的结构是，一次一个要件。首先是这样的：
17a 18 19 20 21-13 14 15 16 17b
以上数字表示的是日期。在阿拉斯加西北部，我们正是花费那么多天时间，才从布鲁克斯分水岭划到了基亚纳。
关于极地世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它的一个个周期。气象周期、生物周期。大马哈鱼、北鲑鱼、驯鹿、猞猁和白靴兔的种群数量来回摇摆。各种周期不受人类影响。茫茫荒野具有自己的运行模式。季节性周期、年份周期、五年周期、十年周期、五十年周期、一百年周期。现在的周期、过去的周期。很显然，要描写这样的地方，它的基本主题就应该是这个。我们是在某个时间段内进行了一次旅程，而这个时间段可不仅仅是一串数字。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段折叠一下，从而形成一个闭环，进而也就找到了结构。这个结构说得过去，而不仅是耍聪明，看上去是这个样子：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以旅程的第五天，而不是第一天作为开端。
无须清嗓子。你已经处在了旅程的中间部位，选择使用现在时态，以表达即时性。
你一边对这条河、与你同行的五个人、每一次争执和这篇文章的主题加以介绍，一边划着筏子顺流而下。旅程戛然而止。这是怎么回事儿？好吧，故事并没有结束，因为这次旅程的结尾，会紧接着一个倒叙。
不过，不同于大多数倒叙，这一次倒叙将留在过去。它在那里就会形成一个差不多闭合的圆环，而那个时刻，文章就要结尾了。这篇谈写作的文章也是一个圆环——先用现在时态，再用过去时态进行叙述。
踏上旅途的第一天，直升机把我们和几艘筏子投放到一个距离河流的源头很近的地方，我们便开始了徒步探索。我们一共三个人，绕着一个小山头，走出了二十三千米的路程。走到十六千米左右时，
我们首先走过几片杂草丛，接着进入到一片长满熊果叶的深红色地块。其中也有珊瑚莓，会在手上留下绛紫色的印迹。我们踢到几堆狼粪，看起来是很久以前的。粪堆里满是毛发，颜色发白，那是一只白靴兔的毛。附近有成片的驯鹿屎粒，我们越往山下走去，蓝莓的数量也越多，蔓延出去好大一片。费德勒停下脚步，抓住我的胳膊。一下子，他变得比平常更加警觉。看得出来，他感到十分不安。他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山下，那是我们就要走过的路线。他所看见的东西，这下子我也看见了。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堆皮毛。“好大一头灰熊。”费德勒近乎耳语一般叫道。灰熊所处的位置，在一百步开外，它正在蓝莓丛中大快朵颐。它低着头，隆起的背部显得很高。它那密实的肌肉似乎在缓慢抖动——随着进食的动作一伸一缩。被熊吞进肚子里的，不只有蓝莓，还有一整片草丛。在荒芜的土地上，一头灰熊长到这个样子，已经算得上庞大了。与食物充足的其他地方的熊相比，阿拉斯加极地灰熊（或者就是灰熊，大家不再认为它们是不同种类）长不了那样的个头。荒芜地带的灰熊很少超过六百磅。“它要是再靠近些，我们该怎么办？”我问道。费德勒回答道：“我们就真有麻烦了。”“你可跑不过它们。”赫辛说道。灰熊的速度不亚于赛马，比人类最快的速度大约快一半。在蓝莓丛中看见这样一个大块头，腰阔一米四，颈部超过七十厘米，我很难想象它会跑那么快，但我没有丝毫的冲动，要去验证它的速度。
整个河流之旅为期九天，而碰到熊的这段经历发生在最初阶段。至少可以这么说，那头熊的出现堪称后无来者。这个结构的划分使得我们跟灰熊的相遇恰好发生在写作进行到大概五分之三的时候。对任何引人入胜的结构而言，这个位置浑然天成，时机恰当。
而且，熊出现在我们旅途上的地点和时间并未改变。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你没法移动一头熊的位置，这可没有移动棋盘上的士和象那么简单。但你可以设计出更具意义、更有成效，且完全忠实于事实的结构。
我们顺着河流继续前行。
纵观全篇，一处处文字以不同方式表明，其吸收和浸润了周期这一主线。文章开篇便有一例：
16世纪，美国东部的小溪水流清澈（涨水时除外），但在人们去掉土壤表层的植被，割掉庄稼让田地处于休耕状态之后，雨水就开始将土壤冲进溪流。这一过程不断持续，今天再来看这些小溪，它们不仅呈现出季节性的颜色，我们甚至还能想象，它那久远的历史性也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就阿拉斯加州的这条河流来说，16世纪没有结束，15世纪没有结束，5世纪也没有结束。就好像自远古时代起，它就一直这样流淌着，维持着自身的平衡。这条河流，连同以它为生的每一条溪流沟谷，全都呈现出未经改变的自然状态——涨水时浑浊，一般情况下清澈，一年间，或数年间，水平面不时变换，自成一个封闭的循环。这条河流的循环，只是数百种循环之一；生物的循环、气候的循环等等，恰好都汇集在这个不见外来打扰的地方。从过去到现在，各种循环组成了这一片土地。它不是一成不变，因而不能用“原始”来称呼它，除非这个词另有他义，即数百年来，人类以小型群落方式，在这条沟谷里打猎、捕鱼、采集野果，却还没有开始改变它。
快到结尾处，还有一例：
这片与世隔绝的旷野，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矛盾现象。它以其古朴和自信凸显了外来者与它的无关，因此，它显得极度排外。但这并未减损它强大的魅力——它的美不是由外界赋予的，而是由自身的循环所构成。旷野大地显得毫不引人注目时，反倒会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它显现出可怕的一面，想要压制人们如火的想象时，却也增强了人们对于生命的触动。这不是对自然的挑战。这就是自然。
我们最后来到结尾处，闭环就要合拢时，又遇到了一头熊。
它年龄不大，也许才4岁，体重不会太超过一百八十千克。它过了河，在浅滩上琢磨起大马哈鱼来。它没有看见我们，没有听见我们，也没有闻到我们的气味。水流平稳，水势轻缓，我们的三只筏子挨得很近，向那头捕鱼的熊漂了过去。
它抓到一条大马哈鱼，重约四点五千克；它用一只爪子抓起鱼，绕着头顶转了个圈。看得出来，它肚子不饿，是在玩乐。它玩的是“抛掷大马哈鱼”。它把双爪贴近尾部，使劲抡转大马哈鱼，然后高高地抛到空中，重复数次。鱼往下掉落，它纵身抓住，绕着头顶又抡过一圈；然后将鱼当作套绳，再次抛到空中。用爪子接住后，又将鱼高高地抛到空中，鱼再次落到地上。玩腻了的熊转身离开。它顺着河流的边缘，往上游走来。它那颗硕大的脑袋后边，高高地隆起一大块。它那长满全身的棕色的毛，像风吹稻田一般泛起涟漪。它继续走着，身后留下一串气息。它还是没有看见我们。它步态悠闲，一路欢蹦。它走得越来越近，我们朝着它慢慢地漂流过去。约翰·考夫曼乘坐着克莱伯单人皮划艇，撞上水中的一根树枝，树枝一折两段。树枝折断的声音很轻，但足以让熊停下脚步。突然，它一动不动，警觉起来；它仍以四肢着地，一双戒备的眼睛四处打量。我们继续朝它漂流过去。终于，我们进入了它的视线范围。如果说，我们所看见的东西，以前很少看见过，那么，拜上天所赐，对它来说同样如此。
看起来，它适合出现在文末，作为最后的场景；文章的结构要求它起到这样的作用——尽管这次相遇发生的时间，正好位于旅途的中间部分。
不要让读者注意到这样的结构。要有意识地让它跟骨头一样，不被人看出来。我希望，这一结构能够作为一个典型，体现在我用作全部结构的基本标准中。也就是说，这样的结构不应该被强加到各种材料之上，而应该从材料的内部生发出来。那个完全闭合的循环对我很有帮助，但任何人如果试图给任意一番事实强加上这样的东西，那么结构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结构不等于千篇一律的饼干模具。某些巴洛克诗人——以及其他人——写过一些有形有状的诗句，这样的诗句经过排版，与它的主题——花朵、鸟儿、蝴蝶——颇为相似。我所说的结构，也不是那个意思。一篇文章，应该有一个开始写起的地方和要到达的地方，而且在到达这个地方之后，能够有所驻留。所构思的东西，如果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结构，你便做到了这一点。开始、中间、结尾。亚里士多德，第一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我都要在用打字机誊抄完笔记本上的全部笔记，并转写完微型录音磁带上的全部内容后，才能形成上述每一种结构。我用过一台安德鲁5型打字机，它曾经是最先进的办公用打字机；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已经落后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生产的电打字机。至于盒式录音磁带，我用过一台三洋牌TRC5200型内存分段机，这种机器用脚踏板驱动，跟缝纫机或者脚踏风琴很相像。打印笔记的过程有可能持续数个星期，但这样做能把所有材料放到一个可以读取的地方，而且让原材料以浓缩的形式，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上一段笔记与下一段笔记之间很少有共性。笔记从一个话题换到另一个话题，只在某些地方具有顺序叙述性。因此，我得时常卷动滚筒，在每一条笔记的后边留出空格，以便给剪刀留下位置；剪刀可是我的高级技术里面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把打印好的笔记读一遍，再读一遍，再构思出结构，并在空白处加以编号，再将全部笔记复印一份之后，我就对着复印件操起剪刀，将每一页纸都裁剪成大小不同的纸条。例如，如果某个结构有三十个部分，那么裁剪完毕，就会有三十堆小纸条。再将这些小纸条装入三十个牛皮纸文件夹。写作的过程中，我会一个接一个地倒出纸条堆；我把它们像台阶一样排列在一张卡片桌上，一边参照它们的内容，一边操作安德鲁打字机。这个过程说起来也许有些机械，它的效果却绝对相反。如果我面前摆的纸条来自七号牛皮纸文件夹，那么你绝对看不到来自另外二十九个文件夹的小纸条。组织工作的每个方面都对我具有支持作用。这样的写作过程，几乎排除了全部干扰，而且集中呈现的是我在一天，或者一周之中必须应对的那一堆素材。是的，这会把自己逼到死角，但在此过程中，我也充分享有写作的自由。
尽管显得有些繁琐，但在1984年前，我的写作工具主要就是剪刀、纸条、牛皮纸文件夹、8厘米×12厘米的卡片和那台安德鲁5型打字机。那一年，我写过怀俄明州一位中学教师，她自905年开始记日记，我不时要从中做些摘抄。那篇文章写到最后几稿时，我不辞辛劳，从她的日记里不停地打印、再打印——这是另一种顶着疲乏的刺激。普林斯顿大学有两位朋友——一是英文教授威尔·霍华兹，二是他刚拿到学位的博士生理查德·普莱斯顿——一连数月广播福音，大谈自己那台作用神奇的计算机——计算机在当时，的确算是稀罕东西。通过普莱斯顿，我联系上了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办公室的霍华德·J.斯特劳斯。霍华德曾经在位于休斯敦的美国航空和航天局参与过阿波罗项目，此刻却在普林斯顿大学指导起了数学盲。数十年来，我把计算机用到教学、研究和写作上，他的贡献如此重大，正如我曾经写过的，他如果离开普林斯顿，我可能要卷起行李跟他走，哪怕他要去的地方是澳大利亚。1984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做什么的？”
他听我描述着整个过程，上至装在口袋里的笔记本，下至编有号码的小纸条。然后，他向我提到一个叫做Kedit（可读作“凯迪特”）的文本编辑器，并引述了它在文本整理方面的超强功能。由曼斯菲尔德软件集团出品的Kedit，成了这么多年来，我唯一使用的文本编辑器。我从未使用过文字处理器。Kedit不会编页码，没有斜体，不会认同拼写，也不会有什么页眉页脚、所见即所得、分类词典、综合词典、脚注、梵文字体等。不过，霍华德模仿我二十多年来所坚持的全部写作套路，编写了几段程序，令其跟Kedit一起运行。
他写过的程序有“结构图”（Structur），有“阿尔法”（Alpha）。他写过很多微型的宏指令。结构图一词缺字母e，是因为在使用Kedit制作目录的时代，八个字母是用于命名的最多字符数。就这样，这些东西以各种形式沿用了下来，但时间来到1984年，它们的未来停滞了。死于2005年的霍华德，无论观点，还是收入，都正好与比尔·盖茨互为对立。霍华德觉得，计算机应该适应于个人，而不是颠而倒之。一个尺码一个人。他为我编写的程序，如同一件参照我的要求来做的陶器，因此对任何可以称为编辑的人而言，都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工具。“结构图”炸翻了我所做的笔记。每一段笔记根据编码，被赋予一个或多个目的地（含废纸篓），“结构图”就对这些编码进行阅读。有多少段笔记，它就会生成多少个Kedit文件，并加以命名。当然，它不会改动原有的阵型。在我使用过的第一台IBM电脑上，“结构图”程序大约要花上四分钟的时间，才能对五万个单词进行筛选和分离。这台电脑花了我五千美元。我称之为一把价值五千美元的剪刀。
就这样，在写作一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从头至尾，依次从一个Kedit文档换到另一个Kedit文档。那些文档由“结构图”程序生成，其中一部分会相当冗长。这样一来，每个文档都需要进行二次整理，有时候如果分出来的部分过于庞大，甚至需要进一步加以整理。进入这样的阶段，“结构图”程序本可能对提高生产力带来反作用。比如，它会让命名文档的数量成倍增加，造成目录拥挤，让作家重新躺回到餐桌上，甚至让他钻到桌子底下。于是，霍华德又编写了“阿尔法”程序。“阿尔法”内聚它所要加工的笔记。它不会生成新文件。它首先阅读代码，然后从内部对这个文档进行扰动，并以片段形式对文档进行组织，而这些片段的顺序，正是按照其对写作的贡献而设定。“阿尔法”成了我连同Kedit一起运行的主干性和驮马性程序。它像一个嵌套式用具，一次次被用来对原本高度聚集、数量巨大的笔记进行加工处理。它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进行归类整理；然后，随着我的一点点推进，它对各个章节，甚至比章节还小的材料进行整理；它对单个段落也进行铺排的情形并不少见。它会完全自主地向多篇文章提供材料。此时，当我运行这个程序时，整个动作瞬间完成，出生于1931年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惊心动魄。这个程序跟电灯开关有些相似。我一点击“运行阿尔法”，一瞬间就弹出一个界面，比如，显示着下列文字的界面：
阿尔法已完成14个代码，已处理1301个段落片段。已读7246行文字，已写7914行与被整理文档相关的文字。
一行有11.7个单词。
Kedit的“全部”命令也大有裨益。在某篇文章里，我用过的任何单词或者词组，它都能帮我进行全部查找，并让我知道，两次使用之间相隔有多少行。这个命令有点像鼓风机。它会不讲情面地跟踪那些心血来潮时写下的词语，如“磨刀石”“中枢”“先发制人”“图标”“形象的”“问题”“极好的”“气质”“按说”“拉一把”“如病毒般扩散”“移动至下一层次”等。它向我展示，“但是”被使用多少次，就成了滥用的“但是”。不过，它的主要目标，还是那一大批完全可被接受——但在一篇文章中出现的次数，不能超过一次——的词语。从数字角度来说，“一大批”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删除”“围绕”“起鸡皮疙瘩”“分离”“失效的”“融合”“改善”“澄清”等几千个词语。对于所有出现过不止一次的用词，“全部”命令能够将它们全部删除。
与视窗系统（Windows）相适应的Kedit出现后，霍华德把整个程序重写了一遍，而这样的任务可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2007年，也就是他去世两年之后，我的收件箱出现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收件人是“Windows版本的Kedit公告列表”下的全部人员，邮件主题是“关于Kedit的消息”。以下是其中一段：
1996年，Kedit与Windows1.5相适应的版本发布，此为最后一次重大发布。我们目前不再积极致力于发布该程序重大的“全新特征”。数年间，其销售已日渐下滑，令其逐渐退市合情合理。
署名是“康涅狄格州斯托斯市曼斯菲尔德软件集团”。
至此，我才开始真正认识到，我外展的这只手臂，具有很强的拉伸力，尺寸也不短小。同一天，我写了回信，说自己在二十三年中，用它处理过五十多万个单词，因此向公司询问，我还能继续使用Kedit多久。来来回回的沟通传递了诸多有用信息。以下为结论性陈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