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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路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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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景框试读：

我们向哪里去？

我坐在岸上，

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

我是否至少将我的田地收拾好？——《荒原》，艾略特，1922

在大学教育里，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被“功能+形式” 的简单组合分解成一连串的设计题目成为学习的对象，建筑被当成一个孤立的审美对象，并表达设计者体现自我的欲望和快感。遗憾的是，这样一种结果与建筑师所应该具备的职业精神有着非常大的反差。

在我看来，隐藏在这种反差之后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对建筑师职业本身之认识的缺乏，或者更准确的，是中国当代以及未来的建筑师职业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缺席。建筑教育里，专业知识常常或者被当成谋生的工具以体现个人价值；或者被当成某种“边界”，仅仅依靠一些玄妙的词语和符号，单纯地把自己圈养在专业的地盘里而傲慢地拒绝“陌生人”的进出。但是，怎样利用专业知识解答建筑与社会之间、建筑师与使用者之间、艺术与技术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

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必须首先建立在自身的明确定义之上。对建筑师职业认识的模糊状态，决定了建筑教育中所出现的各种偏差。例如，对设计作业“表现”的过分重视。虽然建筑师的表达方式可以具有一定的审美情趣，虽然对成果的包装是商业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状况，但是任何把注意力优先放在“表现”而非“设计”之上的做法都是缺乏专业精神的。如果学生及老师能清醒地认识到建筑师的价值体现：个人价值体现在建筑创造，而社会价值体现在协调均衡各方关系而获得社会意义与终极关怀，那么，美学的“表现”就不会占据专业教育中的主导地位，而学习者也不会单凭花哨的图面或时髦的建筑式样获得别人的关注与尊重。

批判性思考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建筑师不应该回避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因而也不能回避对自身状况及所处社会领域的批判性认识。对建筑师职业的正确认识，应该建立在对该职业历史的有效梳理之上，建立在对相关社会状况的深入观察之上，建立在对伦理和道德的清醒认识之上，建立在对建筑永恒之道的不懈追求之上，建立在建筑师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结合之上。只有当具备了对建筑师职业的正确认识之后，我们才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建构我们的专业教育；而建筑师职业价值观的传授，将是我们建筑教育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教育的意义是使我们终生追寻那依稀的灯火，而不让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情感洋溢的风格背后，如卡夫卡所说。

伦理与乌托邦：中国当代建筑的社会处境

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界而言，建筑师的社会职能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与差异。这种冲突与差异在表面上可以解释为建筑师的个人或群体的专业能力和迅速发展及日渐成熟的市场之间不相匹配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计划体制下的设计单位工作方式与组织结构面对商业化的市场所表现的力不从心。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纳入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双重背景之下展开讨论，将有益于更深入地分析当代中国建筑师所面临的困境并思考前行之路。

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曾经在《空间·时间和建筑》里提出建筑的主要任务对于我们时代而言是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而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则由此引申出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说建筑的任务是诠释，是什么意思？建筑师能利用何种诠释工具呢？美学的还是伦理的？其次，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什么生活方式是可取的？有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可取的生活方式吗？”这样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中国当代建筑师面对社会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建筑师关注何种诠释工具以及如何面对时代的反应就是建筑师何以应对社会的基本途径。要梳理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回顾历史来了解建筑师与其社会职能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要面对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社会处境，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建筑师这一职业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以及关注当代全球化之下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建筑师活动的深厚影响。

15世纪初，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建筑领域产生影响，建筑学得以快速发展，而与此同时建筑设计从匠人手中逐渐转移到了建筑专业人士手中。16世纪“专业”（profession）一词于欧洲产生，不久之后建筑学专业续法学、医学、神学之后，在欧洲成为固定职业。18世纪下半叶，产业革命开始，技术推动社会发展，至20世纪现代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起，建筑学或者建筑师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令人陶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包豪斯成为社会焦点显示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柯布西耶用《走向新建筑》作为时代的宣言并为巴黎设想新规划，试图依靠摩天楼来创造新的社会和城市；密斯则希望引领社会从“多”走向“少”。时值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社会进步日新月异，人们对技术的崇拜达到一个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一度变成了罪恶与痛苦的根源，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在伤痕及迷失之中垮掉。摆在建筑师面前的新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所有的职业价值都受到了日益增长的抨击。公众对每一种职业能力的信心，被一系列的惊人的失败所动摇。建筑师曾承诺，如果他们能被允许按其计划建造新的公共社区，就能够实现消除肮脏旧贫民区的新乌托邦。结果证明只是一种空想。

现代主义晚期，人们开始怀疑建筑所声称的对社会的责任和引导作用，怀疑建筑改变社会带来新希望的能力。在当代，这种怀疑进一步导致了一种混乱的局面，有时候也被称之为一个多元的时代。事实上，建筑师的确越来越把建筑依托在自我趣味和所谓专业性之上。我们生活在遗传下来的价值体系的废墟中。建筑何去何从？建筑学的社会功能逐渐成为幻想的乌托邦，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近年来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96年7月在巴塞罗那会议全票通过的一项由国际建筑协会制定的《国际建协推荐的建筑实践职业制度国际标准的协定》中，对建筑师的职业特性做出了完善的说明。该协定指出了建筑实践中职业制度的16项核心问题，其中第2项“建筑师”指出：在空间、形式和历史文脉方面，对在该地区推广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福利，以及社会人居环境的文化表达负有责任。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理解建筑职业和建筑师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样的要求出现在作为第3项的“对建筑师的基本要求”之中。 1999年国际建协《北京宪章》指出：作为全社会的建筑学，建筑师与业主以及社会的关系至为关键。……在许多传统社会的建设中，建筑师扮演了不同行业总协调人的角色，然而，如今不少建筑师每每拘泥于狭隘的技术—美学形式，越来越脱离真正的决策。建筑师必须将社会整体作为最高的业主，承担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此外，2000年第七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城市：少一些美学，多一些伦理”也表达了近年来对建筑社会性的重新思考和回归的愿望。那么，身处这种反思之下的中国建筑师该如何承担其所面对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建筑师的职业工作长期由建筑工匠担任。晚至20世纪20年代，由留学欧美及日本的归国人员构成了我国第一代建筑师，而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才开始有国内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20世纪20年代，中国建筑师学会与中国营造学社先后出现，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方才在中国成为现实。而此时，已较之西方晚了400年之久。

除了职业历史的相对短暂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建筑师的出生一开始就伴随着殖民主义（早期的全球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某种意义上的地方性）二者之间的复杂纷争。殖民主义不仅体现在国外建筑师早期在中国垄断项目设计以及西式建筑风格的引入（例如西式折中主义的盛行），还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用。对于后者，冯晋认为东方主义的态度主导了近代“中国式”建筑的起源，而且这种起源恰恰处于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激烈反抗这一文化背景之下发生。在民族主义情绪之下的对继承传统的渴望，先天地具有了政治性的要求，其后又摆脱不了早期全球化的影响而显现出复杂的地方性特征。这样一种状况持续至今，仍然对当代中国建筑界现状起着主导的作用。然而，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当寄予期望的传统文化由于历史性的原因而在当代表现出缺席的尴尬状况时，我们如何能够继续把它作为可以依靠的背景来建构当代中国建筑文化？当这种文化背景虚化成某些乌托邦式的建筑理想甚至空泛无物的口号时，文化不再作为建筑的真实基础而变成可资利用的想象。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当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处于社会整合中的中国不仅面临着经济上的改革，同样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重整。体现精神气质的伦理在当代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不但面临着社会处于重新整合阶段所带来的诸多矛盾与困境，而且还面对着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共同呼声，正如哈里斯所说：“建筑不仅表达，而且想要表达文明的价值和有关的东西。它不仅表达，它还想要表达。”此时，建筑如何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与精神气质，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国际建协的调查显示，建筑这一职业以各种模式存在，极少有国际的标准，而且在一些国家里，这一职业尚未真正形成。在建筑作为一种职业的历史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的烙印。这样一种描述非常适合中国的情况。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微妙而尴尬的局面，这种微妙而尴尬的历史性因素极大地影响并构成了中国当代建筑界的历史文化背景。到今天，我们一方面暴露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面前，被资本影响，并在数字化热潮中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却面临着制度与经验的缺乏。我国建筑师的社会职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之下面临着责任和权力的脱节。西方建筑师在这个资本主导的社会里可以凭借长久的道德传统和历史地位，再加上成熟的政府及多元利益集团的力量来对抗纯粹的资本诉求。但是，中国当代建筑师却没有如此可靠的历史与现实可依，对自身社会作用的觉醒在社会责任的催促之中匆匆而成。近来，时常见诸报刊及各种讨论会上对中国当代建筑师尴尬处境的描述，可以显露出国内建筑师对其社会价值的思考及迷惘，而此类话题出现于网络上的热烈讨论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明。例如在ABBS自由建筑论坛中的“七月主题：建筑学与道德”、“开发商说：中国建筑师该醒醒了”以及“中国建筑师的困境——前行的路”等话题所引发的热烈讨论中，很多建筑师网友也都表现出对目前所处状况的困惑和失望。《北京宪章》中所描述的建筑师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对于中国建筑师而言，是一个尴尬而又复杂的历史问题。在中国建筑发展历史中，建筑师几乎从未扮演过占据如此高度的社会性角色，也几乎从未进入过真正的决策层。与此同时，中国当代建筑师却并不能因此而回避社会性的需求，也无法摆脱相应而来的社会责任。更进一步的是，当代社会的发展使得我们不仅肩负着如此苍白的历史，还要面对着全球化之下更为复杂的现在。

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多个层面上投射到当代中国建筑师与社会的关系之中。

首先，消费主义随着全球化而扩展，事实上，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更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分成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法国当代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之重点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一种系统化的符号关系。因此，“物”要成为“消费”对象必须成为“符号”，因为“物”从来都不是因其物质性的，而是因为其与其他“物”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才成为“消费”对象。无可避免的，建筑以及空间也被纳入这样的消费主义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发展常常被开发商所决定，开发商所遵循的不过是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游戏规则：一切从消费出发，使空间级差化以适应消费阶层的划分。我们在很多城市的开发进程中常常能看到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例如弱势群体被剥夺原有的生存环境，只因为它具有潜在的消费价值。建筑师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我们帮助推行的是怎样一种“可取的生活方式”呢？

其次，全球化使得媒介得以在整个世界蔓延。媒介把握着世界的判断标准，由此我们被告知什么是优秀的，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值得追随的，什么是必须抛弃的……由于媒介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关键性和领导性的作用，发达国家借助其强大的媒介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尽管对待文化入侵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例如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对文化帝国主义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他仍然结合S.霍尔（Stuart Hall）对媒介的认识——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与关键性的领导，当代媒介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了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我们才得以得出一个“整体的世界（world-of-world）”——而承认媒介参与了文化变迁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中国当代的建筑师如其前辈一样逃脱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更为依赖。媒介的高度发达不仅使得这种依赖或者说模仿具有了技术性的支持，而且使得价值标准本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面对这种无法逆转的文化变迁，建筑师该怎样面对身处的时代？我们是追随全球标准的统一化进程，还是需要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

此外，全球化之下的地方性建构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事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了“全球地方”（Glocal，Global + Local）的概念，他认为与其把一些现象分别归入全球性的或地域性的领域，还不如把这些现象看成是既具有全球性又具有地方性。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逐步发展、经济力量逐渐强大的今天，我们对于自身文化体系的重新建构日渐重视。随着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过程之下进行的地方文化建构，当代中国建筑也表现出新的文化倾向，例如上海石库门建筑改造而来的“新天地”。这种倾向不但受着全球化的影响而折射出他者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致力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建筑师该怎样参与这一知识重建过程？我们何以应对全球化与地方性的辩证关系？

经由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轨迹，到当代面临全球化的深厚影响，我们或许发现当代中国建筑师一方面不得不面对无法推卸的社会职能，而另一方面，这种职能却展现为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何去何从？也许，哈里斯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理想的支点：“建筑有一种伦理功能，它把我们从日常的平凡中召唤出来，使我们回想起那种支配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的价值观；它召唤我们向往一个更好的、有点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建筑的任务之一是保留至少一点乌托邦，这点（乌托邦）必然会留下，并应该留下一根刺来，唤醒人们对乌托邦的渴望，使我们充满有关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梦想。”

新天地：一个作为差异地点的极端形式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都市空间是各种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能够理解都市文化对立足其中的建筑所具有的巨大影响，那么，追究“新天地”在都市环境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就是解读当代上海，作为中国都市的一个范型，所显现的都市空间状况的一个契机。但是，仅从旧城改造的城市设计视野以及建筑设计方法论上对“新天地”进行评析，又或者仅以简单粗暴的道德姿态对其进行批判和拒绝，都不足以全面了解当下都市空间的复杂状况，我们或许需要多个层面的视角来帮助认识中国当代都市文化对中国当代建筑的深厚影响。“新天地”，以一种异常特殊的方式存在于都市之中，它真实存在而又充满虚幻的景象。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谈论空间问题时，针对某些特殊的“基地（site）”提出了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概念：差异地点（heterotopias）——以此来描述那些处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空间对象；因为差异地点所包含的复杂性内容，福柯利用差异地学（heterotopology）来对其进行解说。而我认为，差异地学的诸项原则恰可作为分析“新天地”的一个有趣的契机或者线索，我将依此展开“新天地”这一建筑空间与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文化

差异地学第一原则：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文化不参与建构差异地点。此外，相同的差异地点，会根据其身所处不同时代的文化而发生不同的作用。全球化是当下世界性的文化语境，而全球化之下的消费主义和“全球地方（Glocal）”正是解读“新天地”之发生背景的有效参照。

消费主义，是当代社会无法回避的文化现实，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有着深刻的认识：“消费系统是以符号代码（物/符号）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消费是一种集体性的和主体性的行为，是一种约定，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价值系统，该词蕴涵着群体团结和社会控制”。以商业诉求为首要性的“新天地”，毫无疑问是当代消费主义文化之下的产物，而“新天地”建筑空间的主要构成要素——老上海石库门里弄——作为一个符号而具备了多重的消费意义。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建筑界的“欧陆风”热潮所表达的一样，“怀旧”这样一种时尚文化凸显为“新天地”建筑空间的主要影像，然而，这种“怀旧”在实质上所反映的不过是历史通过作秀而成为消费对象这一事实状况，它也是当代消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的对象更主要的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其作为符号代码所表现的某种关系，对历史建筑的消费，同样不在于历史建筑本身所记载的真实面目而仅仅在于一种文化姿态，一种把历史作为地方性资源纳入当代文化的政治策略。图像化是当代消费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石库门里弄建筑之所以能够在“新天地”抛弃其垂直向度的时间及记忆而表现出一种平面化的图案特征，进而毫不费力地与各种当代设计材料及手法拼合在一起，正是视觉文化主导的狂欢。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发明”历史逐渐变成了各地迫切的文化需要，正如全球化在推行中必然与当地本土特征相结合而无法成为完全单一的统一模式，地方性在遭遇全球化之后进行的自身重建过程中同样不能脱离全球化的影响而恢复其原生面目，这样在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产生相互影响的复杂状况，在我看来，正是“全球地方”的真正特点，也是生产出新的“全球地方”之历史的直接原因。上海对于自身地方性意识的重建，不但在于其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对于填补文化真空的直接需求，而且也正是处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自然反应。而唯一能适用于当前需求的上海本土历史资源，只能是开埠以来半殖民地状况下的繁荣景象，何况这种景象里更早已蕴涵着全球化与地方性的潜在交集。因而，从“欧陆风”到“新天地”都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突发事件，它们自有其背后社会文化的清晰文脉。

正如包亚明所说：“老上海怀旧更多的不是渴望回到某种熟悉的过去，而是进入与过去的‘形象’有某种联系的未来。换句话说，如今复兴的上海试图以旧上海为他者对自身的繁荣进行界定，或者说，重新进入世界主义进程的上海，将半殖民地时期的世界主义的历史景象，投射到自己未来的发展中去。……既是一种与现代性、地方性知识的重建相关的文化想象，更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种高度消费主义的文化现实。”时空

差异地点可在一个单独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基地，并且通常与时间的片段性相关。在福柯看来，与差异地点关联的时间可表现出永恒与瞬间两种不同倾向，他将博物馆与图书馆作为无限积累时间的差异地点看作追求永恒性的地点，而把度假村和游乐场当做节庆差异地点并认为它们指向绝对瞬间。“新天地”的建筑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则表现为积累时间的差异地点与节庆差异地点的重合。石库门里弄的建筑局部保留着一定的时间积累，而同时其作为娱乐消费的对象体现出瞬间的特性。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新天地”的时空构成就在于彼此相异的建筑空间组合，并同时模糊了其时间向度上的区分。老上海石库门里弄的空间形态，在改造之后的“新天地”里，只做了局部的保留，更主要的应对策略是部分保留原有建筑而拆除其余部分以形成道路或广场，这个建造的过程记录着一个新的事件发生过程。建筑物在这一过程中，有如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褶皱”，首先具有了与自身的差异。旧的历史消解之后，空间摆脱了时间的连续性和纵深感，由此而转化为具有共时性的若干个“图层”叠加在一起。在“新天地”之中，时间以两种方式加入到空间之中，形成复杂的时空关系：其一与人们现时的体验直接相关，连续性的时间是使得空间产生流动并获得秩序的前提；其二与人们历史的认知密切关联，历史性的时间使得空间成为跳跃的片段，有如电影蒙太奇所表现出来的剪切场景。当初现代主义运动重新把时间纳入空间维度，空间因而具有了丰富的意义，时空延续成为现代建筑语言的第六项原则。而在当代，时间以更复杂的方式介入空间之中，与之构成“时空分延”。

这种全球化之下的“时空分延”体现在“新天地”之中，不仅在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历史时间的关联，还在于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拟像。“新天地”所保留的石库门建筑，因为其与西方历史性的关联，经过重新包装之后，作为上海本土的一种文化想象与当代西方继续着它们的暧昧关系。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王宏图说：“人们之所以会对上海的都市风景线啧啧称奇，并不是因为上海这座都市本身所独有的魅力与光芒，而是它作为一个符号，指涉着一个尘世间终极性的目标：西方/欧洲/巴黎……套用柏拉图的话来说，上海在这里只不过是上述理念物（西方/欧洲/巴黎）的摹本，一个折射出来的飘忽不定的投影。上海的价值与成功全在于它与欧洲母体/原型之间的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当下，上海虽然与从前的情形已经大相径庭，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建筑空间作为城市感知的主体仍然具有异域想象的功能，并由此而达到新的世界主义的图景。“新天地”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载体，承担着同一时间的不同地域的空间想象力。开关“差异地点经常预设一个开关系统，以隔离或使它们变成可以进入。……为了进入，我们必须得到一定的许可，并做出某种姿态。……有些差异地点看来好似全然单纯地开放，但是它们通常仍隐藏了奇怪的排他性。认为任何人都可进入这些差异基地，只不过是一个错觉：我们认为进入了我们身在之处，但是就进入的事实来看，却被排斥了。”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在全球化之下的新的城市有一种不可逾越的差别出现在两种类型的城市使用者之间：小部分国际商人（新的精英）和大部分低收入的“他者”（下层社会）；而城市景观取决于新的使用者。全球化压缩要求资本流动在途经城市中不断扩大战略空间，它严苛地剥夺了原有的城市使用者的空间，特别是那些无权使用全球化空间的空间形式的人。这种剥夺的简单模式是采用各种手段迁离某个地点的原住居民，而更进一步的方法是接着把该地点变成有限准入的空间，虽然这种准入并不是以看得见的开关来控制。“新天地”在以消费主义的时尚重新解释着城市的历史的同时，制造了新的关于小资/中产/新富人的审美标准以及权力形式。而建筑作为一种媒介，起着潜在的“开关”的作用。“新天地”表面上作为公共空间对整个城市开放，然而它与衡山路酒吧区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空间组合形式的区别：前者以小型广场/院落的方式整合数个不同的单体建筑，具有明显的阴角空间，建筑内外空间融合为一体，中心广场/院落成为酒吧的一部分并提供了很好的视觉交叉景观；后者以街道空间作为贯穿要素连接各个单体建筑，并且由于车行道的隔绝使得街道两边无法成为一个高度结合的整体。与此相关的，二者还有更为重要的区别。如果说衡山路因其担当城市街道的功能而成为完全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那么，“新天地”则由于其内向性成为非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它可由“开关”控制，成为一种“有限公共空间”，只鼓励部分人员进入而成为一个差异地点。这种控制方式，是把建筑纳入其信息传播系统，共同担当媒介的作用。通过赋予“新天地”一个所谓高级时尚的特征，从而消除社会底层人员的进入愿望。建筑担当这种作用可以大致分成三种途径：其一，建筑作为文化消费符号出现在其他媒介中，与特定的消费品一起构成一个审美整体；其二，其他媒介以建筑作为载体，结合在建筑表面之上，以广告等方式传播信息；其三，建筑自身通过形象直接给人以特别的信息。在这其中，媒介发生着多重的作用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媒介即是信息”，媒介不仅仅是载体，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信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戏拟

差异地学的最后特征：“是它们对于其他所有空间所具有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有两种极端：一方面，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即人类生活被区隔的所有基地）是更具幻觉性的（或许，这就是那些著名妓院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后者的角色，在福柯看来，为大部分的殖民地所扮演着。

在全球化之下，后殖民话语将陷入一种含混的境地。例如李欧梵认为侯密·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戏拟”——殖民戏拟就是对一个变了形的但可辨认的他者的欲望，他基本上，但又不完全就是那个差异的主体——暗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殖民客体的“部分代表”也同时可以既谦卑又带颠覆性。“新天地”，毫无疑问表达着当代中国建筑的一种新的文化倾向，这种倾向不但受着全球化的影响而折射出他者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致力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无论是李欧梵所说的“中国世界主义”还是侯翰如所说的“上海式现代性”都指明了这样一种全球/地方的双重意义。新天地提示牌  冯路摄影

最后，我想参照福柯对差异地点的定义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差异地点是一种真实空间，因为它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然而与此同时，差异地点又具有不真实性，因为它呈现为其他真实空间的再现、对立或者倒转之物。因此，它不是普通的真实空间，也不是虚构的乌托邦，而是不同空间的叠合之处。

16千米：在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滑行

一旦面对城市中尺度足够大的对象，设计就必然进入复杂的城市层面。在大而复杂的城市中，必然存在显现或暗藏的组织结构，当我们进入正式的设计阶段之后，城市的复杂性便不再是一个词语，而是诸多层面错综交织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数相关问题。当我们在南京面对设计范围长达16千米的沿河两岸景观规划项目时，城市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设计的起点。然而，我们还同时面临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在16千米长的河岸两侧，处于红线范围内可控制的腹地进深却大多不过百米。这似乎是单纯的景观规划，却又与城市设计密切相连，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在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滑行，别无选择。界面

外秦淮河，如众多城市的河流一样，曾经主要担负着防卫和运输的重要功能。它原本是南京旧城外围的边界，是城市区分内与外的界限。当代中国城市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往往并不呈现一种以旧城为中心依次向外逐步发散扩展的状况，新区就是这种发展状况之下的一个重要产物。新区往往处于旧城区之外，而在新区建设发展的同时，它与旧城区之间联系并未以同样的速度加强。这种不同步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新区与旧城区之间某种程度上的断裂，也必然导致新区与旧城区之间迟早需要面对的重整问题。此外，当新区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其与旧城之间的邻接部分可以由新旧二者的交接边缘转化为整合之后的新城中心。这将是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机会，城市可以因此获得一个生机勃勃的全新结构。

我们在这个项目中，正是面对这样一种令人心动的前景，我们试图将外秦淮河及内秦淮河一起作为新南京的城市结构骨架，在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上构筑南京新的城市形象。这个令人兴奋的目标使得我们完全告别了早前的沮丧和遗憾，当我们最初得知设计对象并非是广为人知、被无数文人墨客描绘，并充满暧昧情怀的十里水道，而是肮脏不堪的几乎被遗忘的城外之河，我们一度怀有或多或少的遗憾之情。

随后不久，伴随着设计的深入展开，我们开始陷入一种矛盾的困境。我们已经毫无怀疑地相信外秦淮河的整治理应带给城市新的生命，外秦淮河的两岸理应被当做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而项目策略亦理应转化至城市设计层面，而非单纯的景观规划。然而，我们面对的是河岸腹地不足百米的控制权，其中还包括河两侧驳岸与沿河城市道路。沿河两岸的城市区域，新区一侧土地或者早已开发，或者已被购买，旧区一侧则是历史古老的明代城墙，前者背河发展，与河流之间完全陷入冷漠的相对关系，后者数十米高的实体则成了旧城区与河流之间的隔绝之物。

在数次现场勘察之后，我们唯有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华门城门两侧区段。这不仅是因为该区段被规定为重点详细设计区段，还因为它是新旧城区之间结合问题的题眼。我们将设计考虑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区段及邻接的城市部分，远远超出了红线所划定的狭小领域，这虽然给我们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工作，但是这确是我们设计概念之成立所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建议构建一个容纳市民聚集活动的大中华门广场，在中华门这一历史积淀之处形成新的活动中心，广场跨越河岸两侧，成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建议用玻璃体连接中华门西侧断开两百米左右的城墙部分，形成新的城墙博物馆及当代艺术馆；我们建议在河岸北侧，河与城墙之间设计分散的小型艺术展示空间；我们建议控制河岸南侧的新区开发，结合文化活动设置餐馆酒吧服务设施以及办公商贸场所。链接

城市的活力存在于流动之中，因此不同部分之间的链接在此成为重要问题。当链接组织化之后，链接就成为系统。城市系统之下的链接设计，常常就不再能依靠单纯的局部分析，而必须在整个城市的层面上展开。我们在外秦淮河的设计中，面对两个突出的链接问题，一个需要链接的转移，另一个需要链接的更新。

在处于外秦淮河与古城墙之间的凤台路段上，我们意识到一个严重的景观问题：河与城墙之间的河岸线，完全被凤台路这条城市快速干道所占据。亲水的河岸是为市民所喜爱的城市公共空间，而历史悠久的古城墙也应该成为感受历史文化的重要景观资源，并且我们将在整治之后的外秦淮河两岸形成连绵不绝的绿色休闲活动空间作为一个设计目标，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条河与城墙之间的道路就显得很不合时宜。繁忙的、冷硬的车行道路完全杜绝了此处可以发生的步行活动，喧嚣的汽车噪声和空气中弥漫的烟尘给景观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我们顺理成章地希望改善这个状况，企图将这条几乎只是穿过该区域的城市道路转移至地下，或者将其移至他处，以释放地面空间用以绿化及步行活动。然而这却不可能，之所以不可能并非仅仅因为它担负繁忙的干线交通，因为通过交通系统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条道路的交通功能完全可以也应该转移至别处，尽管这需要宏观上的整个城市的交通规划的更新与完善；之所以不可能还在于，或者说真正在于，凤台路南端河岸对面已经设计好立交桥并准备开工，并且凤台路本身的拓宽工程已经展开！这就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恶果之一：城市的各个部分，城市的各个层面常常以各自独立的方式进行运作，城市发展不是一个全面的综合考虑，而只是独自发展的不同部分的拼凑之物。外秦淮河畔  图像来自BAZO

在另一处，上面所提到的中华门区段，我们希望将中华门前与河对岸相连的长干桥由车行通道更新为步行链接。伦敦泰德美术馆前面跨越泰晤士河的千年桥作为步行链接，使得泰德美术馆与河对面的圣保罗大教堂区域成为有机的整体，并同时给二者带来新的活力，但倘若这个桥上每天承载着大量的机动车流，那么相反，能带给该处城市公共空间的一定是灾难。外秦淮河上的长干桥不但是繁忙的机动车干道，而且它在河北侧与城市道路的接口形成的环形车道，将中华门孤立其中，中华门前狭小的广场及城门内完好的历史遗迹前，游人寥寥无几，积极的市民活动在此无法展开。然而一旦要将该区域更新为市民及游客步行活动的舒适环境，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同样尴尬的交通系统问题：此处交通功能的转换必须建立在更大尺度的城市层面之上，还必须通过整体的城市交通的调整才能有效，而这远非我们所能及。我们所期待的，唯有政府在采纳设计概念之后，能够组织城市规划层面之上的各部门协同工作，因为在中国的目前状况下唯有政府的强力支持才能真正推行城市设计的实施。外秦淮河沿岸状况  图像来自BAZO植入

当代城市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状况，就是在城区内部常常发生突变。这种突变是局部性的，而又规模庞大。城市中整块的街区或者某单位或部门占据的城市区域被计划完全地夷为平地，而在空白之处植入全新的城市设施及景观。从医学角度来看，植入必须面对植入体与母体之间的相容性，而城市作为有机的组织结构具有同样的特性。面对现存的城市母体，被植入的整块的全新的城市设施及环境如若希望融入其中，就必然牵涉更大范围的城市各层面问题。一旦面对宏观而又复杂的城市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不免显得无能为力。

业主方对于外秦淮河的另一处重点地段——三汊河口区段的笼统模糊而又模棱两可的设计要求，让我们陷入了长期的思考。三汊河口，是外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之处，原有的码头区由于航运的衰落而早已呈现荒凉的情景，它正是面临整区植入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规划要求将此处转变成沿江的绿化景观区域，而我们深信三十余万平方米的城区土地不能仅成为单调的沿江绿化带，它应该具备更多的城市设施以容纳更多的城市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参与其中，乃至带动整个周边城区新的发展。

虽然至今我依然对我们为三汊河口区段所提出的规划设想并不满意，但是我深信以城市设计的态度来应对这一城市区段的潜在可能是正确的着眼点。我们经过现场的感受，计划保留原码头区内一座巨大的钢结构建筑，对其进行整修，改造成水上运动的俱乐部，以此保留即将被抹去的码头的历史记忆；我们将水景引入基地围绕前述的改造建筑，并在水旁创造主要的景观广场，并布置相应的商业服务设施，成为市民及游客的活动聚集之处，希望因此带来丰富的城市活动及景象；我们还希望设立多功能的展览空间，结合屋顶绿化成为地形学上的城市景观，并希望设立为此服务的酒店设施，以提供旅行者住宿。总之，我们希望通过赋予混合型的城市功能于其中，使三汊河口区段成为城市的另一个活力中心，而给城市带来更多的潜在的可能性，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往往就是城市的魅力之源。价值

商品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各种行为背后都可能潜藏着价值的产生、交换以及丧失。经济问题作为城市重要的层面，在当代城市乃至作为最重要的层面，不可避免地与城市的任何一种改变密切相关。自工业革命之后，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环境一度恶化，而在当代中国城市的更新中，因为环境的改善而给周围城市区域带来极大的价值提升已经成为明显的经济发展规律。外秦淮河沿河16千米长的两岸整治，必然给南京带来巨大的、潜在的经济价值。在为可控制的河岸腹地范围狭窄而困惑的同时，我们发现沿河区域的土地已经基本被开发者占据，而且以中国特有的速度进行建设。这与政府和开发商、公共和私营资金共同开发城市街区共同获利完全不同，开发商在该地区尚未改善之前以低价获得土地的开发权，然后坐享因为政府对环境整治的巨额资金投入所带来的巨大价值的产生，而开发商的建造活动却常常给整体景观及城市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不止一次地面对河岸两侧丑陋且不合尺度的开发产物摇头叹息，然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当代中国城市高速发展必然给参与其中的建筑师带来深刻的印象，而当代城市的复杂性以及高速发展带来的无法回避的矛盾则不得不更多地为我们所关注，从传统的建筑师身份向城市设计者的转变，终将是我们必须选择的道路。由此，城市可以获得新生，而建筑师亦然。

对“朱文对‘朱文’的批评”的批评

朱涛先生以《近代西方批评之争与当代中国建筑状况》一文对朱剑飞先生的《批评的演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一文展开讨论，此文由朱涛先生文章而起，故如此命名。“后批判”（post-critical）

如果说“后现代”并非“现代”的否定和断然改变，而不过是“现代”的一种晚期状态。那么，是否可以借此逻辑，“后批判”也并非“批判”的否定和断然拒绝，而不过是“批判”的一种晚期状态。如果说前者的晚期状态实际上正是“现代性”的后果，那么，后者的晚期状态抑或不过是“批判性”的果实。

如果回到作为“批判主义”源头的康德，“批判”本身的根源伦理无非在于追求人类自身的思想解放，以及相应的人性自由。这种对自由的本质性追求，或许就是部分当代哲学，尤其是强调“差异”概念的，从德里达到福柯和德勒兹的总体性追求。

为什么对“差异”的秉持得以成为追求自由伦理的当代重要范式？这是因为对“差异”的追求隐含了对“一致”和“唯一”的“总体”的反叛。如果说德里达，或者说我们所理解的德里达，以解构的方式去除了“惯性”的统治地位；如果说福柯为了拒绝根本性的“法西斯主义”而要求必须解除总体性；那么，到了德勒兹，则进化为一种“总体的差异”。这种以“多样性”和“潜在性”为主导的“差异”，并不成为总体的对立面，而是被指认为总体本身。一个褶子的世界，就是一个由内在差异性主导的总体。

当代建筑理论的几个“后批判”学者，都基本是德勒兹哲学的受益者乃至信徒。更重要的是，无论是Speaks还是Somol，他们从德勒兹哲学所吸取的养分，正是对社会总体的关注。这种关注，之所以与埃森曼模式相偏离，就在于：埃森曼对于建筑学“内部”（interiority）的批判主要建立在消解“形式”与其“语意”或“再现”之间的惯性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这种批判性实际上恰恰是以视觉形式为主导的传统建筑学所能达到的极限终端，而并不能真正脱身于外。相比之下，部分当代“后批判”提倡者所强调的，是建筑实践过程及相应结果本身所“褶入”的社会总体内容。这才是对传统建筑学的真正的本质性批判。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建筑学的这种实践性批判并不通过先前的意识形态的替换方式而获得，而是通过对形式/空间/材料/建造等因素的具体操作来发展社会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和潜在性。这显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避开一种危险：一种僵硬的法西斯式的意识形态（即一种以道德优势设定自身合法性和主导性的“真理”，以及这种“真理”所天生具有的对其他思想的专制），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乌托邦性质。恰恰由于建筑学实践是一种基于特定地点、特定情况的实践，因此，任何试图以专制的评价标准出现的意识形态都是危险的。建筑“本体语言的批判性”和 “社会性实践的批判性”

朱涛的文章中提出的这样两个概念以定义建筑的两种“批判性”，以确立其论点的合法性。然而正如其文中偶尔表现出来的模糊性，这种二分法本身似乎就存在问题。建筑学的本体语言不是单纯的视觉形式，而是形式—空间的双重生产。如果建筑实践一旦进入现实空间，就必然呈现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能所指关系，必然走向建筑形式所促成的空间生产，那么，这种建筑学“本体语言”本身就是社会性的，而这种“本体语言”的创造本身就是社会性实践。正如福柯所说内容与表达、形式与非形式、可见与可读，建筑学正是这样一种混合产物。建筑学自身的社会意义创造离不开形式本身。因此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正是对建筑“本体语言”的批判，是对形式主义的警惕和批评，而不是撇开形式问题之后的“实践”。建筑师当然可以进行“本体语言”之外的社会实践，但是已经不是建筑师的身份，而是社会活动家和媒体知识分子。

朱涛把建筑的批判性划分为二，为的是说明其所主张的中国建筑师理当关注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优先性，即所谓“社会性实践的批判性”的优先性。这一观点的合法性建立于中国当前严峻的社会环境状况，以及对于这种严峻状况的道德性忧虑和积极反应。对此理应赞同。然而，这种强调本身也存在一种潜在的危险性，其危险性在于：将其优先性发展成为一种单一的总体性意识形态，并成为一种专制的道德评价系统。如果我们愿意将社会问题看做多样化的内具差异性的总体，那么或许需要建立一种“差异的批判性”。根据各个建筑实践活动，讨论它们各自的有效的批判，而摆脱一种具有统治性的意识评价形态，或许更有利于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健康发展，也符合“批判”的本源。“中国式自由”

对于朱剑飞所说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建筑形式批判性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或可从另一种途径来分析。如果仍然追随康德，批判的本源是为了最终获得自由伦理，那么，在当前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之下，如何可以有效地获得自由伦理，或者，面对压倒性体制，还有什么渠道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疯狂化，正是因为它通过提供大量的、花样繁多、不断更新的物质商品用以消费，从而提供了一种虚构的但或许是最有效的使人们追求和感受到自由选择的渠道，即使这种商品消费所提供的自由选择在本质上是虚幻的和限制性的。那么，作为市场经济繁荣之下的建筑市场繁荣，也恰恰表现出对于建筑产品的多样性形式的追求。建筑的图像化和商品化促成了当前中国建筑对于各种新奇视觉形式的“穷凶极恶”的需要。

在当前中国的特定状况下，想要充当知识分子式的建筑师，必然要应对众多的社会学问题。这不仅仅包括了针对严峻的人口压力、密度、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社会实践”，还要包含建筑实践本身。一旦脱离了建筑本身，建筑师就放弃了其自身的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转化为“知道分子”。建筑实践不仅在于最终的建筑形式，也在于其实践过程发生的博弈活动。建筑“本体语言”不仅生产视觉形式，还提供人们活动的空间基础。如何提供具有真正多样化和潜在性的社会空间，而不仅仅停留在视觉审美之上（这恰恰是建筑学语言本身批判性的软弱之处），或许是中国建筑同样需要的另一种“社会性实践的批判性”。

距离

他1说，批评与实践共同建构了20世纪的建筑学。批评，或其支撑理论，与实践就像硬币的两面。它们无法分离。通过对历史、文化和技术层面的合法化的确立，它们相互证明，并使新的建筑学展现出最大的社会文化价值。11月2日，12:45

我想，硬币的两面从不分开，但却有着永恒的距离。批评与实践，又或理论与实践，正如知识的两种形式（如福柯所说，可说的与可见的形式），有着天然的、内在的距离。一方呈现，另一方就自动隐匿。隐匿并非消失不见，而是，在距离的另一端，以不可见的方式在场。11月2日，12:56

East Midlands 机场，我身处“距离”之内。从S城到日内瓦。候机厅内黑色皮椅面对面相隔距离大约1.5米，可供陌生人平静相处，亦可供百无聊赖之下的随机交谈。黑色皮椅背靠背的相隔距离大约0.15米，耳鬓可及，却永不相见，正如硬币的两面。11月2日，18:40

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思想、信仰危机也打破了批评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合作。建筑实践变得自我信赖，内部沉思；而传统的激进的批判思想则将它自己发展成某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国际化斗争，这集中体现在六七十年代。11月2日，18:45

我刚离开美丽的日内瓦湖畔，在日内瓦的一侧。已经是夜色。步行距离并不长，从湖畔就回到了火车站。火车在夜色中穿行，半小时后，我就将到达今日的终点——洛桑，它在日内瓦湖畔的另一侧。Rossettiareal医药研究中心   冯路摄影11月3日，22:00

洛桑真是个美丽的城。提着鞋，光脚走在湖畔秋末的沙滩上。我在水与岸之间，恰如走在硬币薄薄的棱边上。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紧密相依，而又平静相隔。距离，既远又近。11月4日，10:50

离开洛桑，前往Lauterbrunnen，离开大湖，前往高山。途经伯尔尼（Bern）——少为人知的瑞士首府，要去看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的Paul Klee博物馆。11月4日，11:05

他说，在当下后结构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认识论下，批判只能是个临时系统。从多元化的平台出发，今天的批判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领域地图。这就是他的“当代建筑学的地形”。而我刚离开洛桑车站的1号站台，在瑞士自然变化的地形中行进。11月4日，15:44

Paul Klee博物馆今年方完工开放。它门前的红色钢构，概念来自于1937年Paul Klee的绘画作品Unstable Signpost。这个20世纪初期的杰出画家，康定斯基的密友，曾是包豪斯众多优秀教员中的一个。车窗外已经可以看到大山，火车正开往Interlaken。Interlaken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当地称之为双子湖。我从未见过如此贴近湖面的火车，轨道距离湖边，也就一米略多的样子。11月4日，20:34

Lauterbrunnen是Jungfrau山区一个在山腰上的小镇。我躺在一间叫Valley Hostel的小旅馆的单人床上。这是个单人间，不超过6平方米，窗框漆成天蓝色，透过窗户，远远地可见山谷。11月4日，20:56

他说，在厌倦了表现主义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艺术界开始有两种思考意义的方式。一方是极少主义，而相对的另一方，是波普。他说把Mies解读成最后的古典主义是毫无意义的。Mies是极少主义，是材料主义。Mies，或者建筑学，不能像艺术的极少主义者那样与外界完全脱离，Mies的思想是从材料性出发。1968年，是现代运动终止、而后现代登场的一个标志。这一年，Mies的柏林国家美术馆建成开放，而Deleuze最重要的哲学专著Repetition and Difference出版。11月5日，20:57

他说，经验、历史和作品通过它们的写作交织在一起。它们使得建筑实践变得具有传达性和逻辑性。从职业工作之中逃离出来，从经验与工作的孤立的领域中逃离出来，是为了寻找值得聆听的言语。Rossettiareal医药研究中心   冯路摄影11月5日，21:29

小旅馆的走道里，有各种各样前人留下的物品。其中居然有日本当红女作家江国香织的小说，台湾的中文版。“一下子便抵达终点，而那里却是一片荒野。”她这样描述她与情人之间的爱恋。旅馆的另一边有一大群吵吵嚷嚷的韩国人，而我住的这边小楼里陆续来了三队中国男女，都是在英国读书的年轻人。像我这般单身旅行的，并不多见。Schaulager美术馆    冯路摄影11月6日，8:29

俯瞰山间云雾缭绕，并不十分难得，只要登山就行。然而坐在火车里看着美景，却是罕见。此刻，火车攀爬在欧洲之脊的Jungfrau山区里。突然，窗外地面就有了冰霜，再突然，雪山已经从窗外扑面而来。16年时间，300名工人，9.6千米的高山铁路，在20世纪初，梦想成为了现实。11月6日，13:47

从山上下来，登上了前往Interlaken的火车，两分钟后开车。这是一趟精确的旅行，有如这个国家的钟表。今天，我要经过Lucerne、Zurich，去Basel。一小时前，我在欧洲最高的火车站Jungfraujoch，海拔3454米。在车站邮局，我寄了张明信片给家人，他们在遥远的中国。11月9日，14:21

Herzog & de Meuron的建筑，总是让我产生既近又远的感受。明明就立在街边，却总是有不在场的幻觉。是否当极少主义的艺术品安置在现实场景中时，它们就必定存在硬币的另一面，就必定带你去往另一个想象的世界，必定让你体验那种遥远而又贴近的距离。Basel这个城，就因为这些建筑作品，并不只是H&de M的，而成为一个充满内在距离的城市。这种距离给城市空间最大的张力，可见或不可见。我现在Basel机场，阳光灿烂。这个机场留下了最后一个有关距离的趣味，它的一半属于瑞士，另一半属于法国。

“此时此地”的现实

2006年4月，在离爱丁堡大学不远的一个街角咖啡馆里，我一时脱口而出，把“表现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标签式的词语贴在了刘家琨的身上。当时我刚从一个冗长的学术会议中脱身出来，而他结束了一天的游览准备离去。此前，刘家琨刚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做了名为“处理现实”的讲座。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题目。我的贸然用语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在他的建筑实践中，总能显现出一些特定和具体的现实问题。这里所说的“显现”，并非得自通常意义上的外观，而是指一种“可见性”：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建筑形式如何显现其产生过程中那些不可见的支配力量，以及那些力量所达成的势力关系。对于在现实环境中的建筑实践而言，建筑的最终形成实际上是现实中各种支配力量之间冲突与妥协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建筑师的设计意图、业主或资本意志、技术能力等。它们常常处于变化之中，并非是恒定不变的因素。因此，对于某个具体建筑实践而言，势力关系的达成往往是在该处产生的一个即时性结果。刘家琨所声称的方法论在“此时此地”情况之下 “处理现实”，正是指建筑师促使各种支配力量在具体建筑实践中达成即时性关系的做法。然而如果我们同意建筑实践必定也必须与现实支配力量相关，那么，任何一个具体的建筑实践都无法避免“在此时此地处理现实”。如此，我们就面对一个疑问：刘家琨的处理有何不同之处？实际上，区别恰巧在于：那些现实支配力量是否能够“积极显现”，建筑实践是否能够带来一种关于“此时此地”的“可见性”并引发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认识。这种“显现”未必是建筑师有意的产物，然而却离不开他们所具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刘家琨建筑实践所显现的现实问题，主要在于两种支配力量的可见性。其一，技术；其二，资本。对刘家琨而言，这两种力量的可见性分别突显于他的乡村建筑与城市建筑之中。以下各以一例说明。

成都乡野，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内砖墙外混凝土浇筑的双层墙体正是当地低端建造技术作为建筑形成过程中支配力量的显现。“低技策略”与其说是一种主动选择，还不如说是情急之下的被动反应。它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现实问题：清水混凝土的“现/当代建筑图景”与中国乡村并不与之匹配的低端建造技术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揭示了一个相对更为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国现当代建筑的发展并非本土建造技术发展相生之物，其形式上首先得自于一种外来的“现当代建筑图景”。那些别处的建筑从其所属的地域关系中脱离出来，经由各种渠道转化为流动的、普适的、“无地方”的“建筑图景”。而后，这些建筑图景构成建筑师设计概念的参照并进而成为一种支配性力量参与到新的建筑实践当中，从图景再还原为建筑。在“建筑图景”的全球化进程中，建造技术并不总是如影随形。这正是刘家琨在乡村建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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