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慎谦和天地宽：张英与张氏家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阳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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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慎谦和天地宽：张英与张氏家风试读：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此外，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词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

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家规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规和文献形式的家规两种；根据内容，则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规和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规。有的家规，着重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有的家规，集中居家治生，以至是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规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

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历史文献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

马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家风”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这一报道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的乱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用心，寻根杂志社主编郑强胜代表大象出版社，约请我主编这套“名人家风丛书”。

由于时间关系，第一辑的十本书都是我的学生编写的，他们有的已经博士毕业，有的还硕士在读，水平不一。尽管我们高度重视这一工作，多次在中心的例会上讨论编写事宜，但由于时间仓促，特别是水平所限，其中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读者诚挚地帮助我们，不吝指教，以便我们把后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  徐梓 2015年1月第一章影响张英的前辈

清代的康乾盛世，有一对著名的“父子宰相”，就是安徽桐城的张英和张廷玉。自张英起，张氏家族就进入了“三世得谥”“六代翰林”的鼎盛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这不仅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按清人梁章钜的观点，“富贵三代，自古流于庶民”，也就是“富贵不过三代”的意思。但是，在张英这一辈之前，张家就已有三代在朝为官了。那么，张英这位“官四代”是怎样炼成的呢？这要从明代的隆庆二年（1568年）说起。

隆庆是明穆宗朱载垕的年号。明穆宗在位仅六年，时间很短。因此，这段历史往往被人忽略。隆庆二年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朝廷关注的是内阁首辅徐阶的致仕及“状元宰相”李春芳的继任；民间关注的是贸易政策带来的变化及阅读话本小说等方式的休闲娱乐。与历史上的大风大浪相比，这一年的岁月犹如月夜春江般平稳。但是对于桐城张氏而言，这一年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彻底热闹起来：在迁入桐城做了五代平民后，张家的六世祖张淳中进士了！

当然，张家人不会知道的是，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的另一张姓名人张居正，也是这一年在内阁站稳了脚跟，并会给张淳带来巨大的影响。张家人更不会知道的是，同样在这一年，张淳将得到一个载入正史的绰号——“张一包”。第一节张淳传奇

张淳，字希古，号琴怀，是张英的曾祖父。面对庆贺自己中了进士的族人，张淳却有点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得到的官职是永康知县。绰号“张一包”

浙江永康，在当时的官场比较有名。它最大的特色，不是“峰峦如画屏”的灵山，也不是“瀑声赛雷鸣”的仙湖，更不是秀丽优美的田园风光，而是“春秋铸剑、汉造驽机、唐铸铜铳、宋采铜矿、清制枪管”的工艺历史。在这种技艺传统文化下培养出来的民风，有着大家可想而知的彪悍。当时，这里的县太爷过得并不舒服，经常被老百姓告到省里。在张淳到任前，已经有七位知县被撵跑了。有人说，在这里做官的人，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受气包。当然，“张一包”的绰号肯定和受气包没关系，毕竟《明史》可是张淳的玄孙、张英的儿子张廷玉撰写的。能把“张一包”记入《明史》的《循吏传》里，证明张家人对这个绰号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张一包”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呢？首先，从字面上看，肯定不是文人雅士给取的。其次，就当时注重“纠弊重勤”的官风而言，也不大可能是上司、同僚给取的。采用排除法，这个绰号极有可能是老百姓给取的。那么，素来“刁钻”的永康百姓，又为什么会给第八位县官取这样一个绰号呢？

原来，张淳在到任前就仔细研究了他的七位前任被撵走的原因，并制定了详细的对策。张淳在查阅卷宗时发现，那些被上告的官员都是因为断案不力、中饱私囊才引起了民愤。同时，很多官吏吃了被告吃原告，导致案件大量积压。老百姓来到衙门，过一次堂就要好几天，打一场官司就要好几年。再加上官员更替频繁，陈年积案就更多了。所谓“刁民”，其实是硬生生被逼出来的。找到了百姓不满的根源，张淳就不那么忐忑了。他认为，只要自己公平断案，就能让百姓信服。《明史·循吏传》中关于张淳的记载

于是，张淳赴任后，清理卷宗，公告全县，大开衙门，当场结案。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在接到传令后，带着一包饭来到县衙，很快就能了结诉讼。断案公正、审理及时、结案迅速，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好官，百姓怎能不满意呢？结果，张淳不仅没有被撵走，而且得到了乡亲们赠送的绰号“张一包”，意思是“带着一包饭就能打完一场官司”。也有人说，张县令聪敏智慧、清正廉洁，“张一包”就是“张大人是一位在世包公”的意思。总之，由于“张一包”明察秋毫，以前依靠挑唆发财的讼师们基本失业，永康的民风越来越淳厚了。计擒卢十八“张一包”张大人不仅结案快，破案也很快。在张淳到任永康十多年前，县衙发生了库金被盗案。嫌犯是有名的大盗卢十八。这位窃贼屡屡犯案，却每每逃脱衙门的追捕。他偷窃无痕的能耐好比《施公案》中的窦尔敦，逍遥法外的本领又堪比《二刻拍案惊奇》中的一枝梅。总之，让朝廷的捕快灰头土脸，似乎成了这位大盗的人生乐趣。

如果时光倒流，卢十八能就此打住自己的恶趣味，并及早金盆洗手的话，说不定他会像《剑侠传》中的白猿公、《水浒传》中的鼓上蚤一样成为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赞赏对象。但是，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张一包”，就注定了即将迎来锒铛入狱的命运；更不幸的是，因为张大人被记入了《明史》，所以也注定了他的恶名会陪衬张淳的美名，在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卢十八并没有神奇的第六感，所以，此时的他，正愉悦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优哉游哉地品评着衙役们的“庸庸碌碌”。

原来，张淳对库金被盗案的“不作为”，早已经传遍了整个永康县。话说张大人在就任前，优先考虑的是解决陈年宿弊，急百姓之所急。谁知，御史大人比群众还心急，连“一包饭”的工夫都等不得，眼看着张淳一到任，就立刻重提此案，还发来专函，限期三个月破案。张淳在接到函件后，快速阅过，定了定神，心下判断嫌犯在玩“无间道”，就带着公函走上了大堂。当着众人的面，张淳一面指着御史的批示，一面满口牢骚：“大伙看看，这不是瞎指挥嘛！卢十八都逃了快20年了，让我们上哪儿找他呢？说不定，这家伙早就死了呢！”于是，在众人眼里，张淳每日按部就班地处理公事，根本不把这个案件放在心上。

实际上，张淳已经在暗地里布置，派人悄悄查访。他发现，卢十八之所以老逮不着，是因为县府里有他的内线。这位内线是个戴着绿帽吃软饭的衙差。因为他的妻子和卢十八有私情，所以，每当有追捕行动，这位衙役就通风报信，让嫌犯早早避开。这一次，他听到了张淳对御史的不满，就安安心心地继续当差。眼见着日子平静地溜过，突然，衙差在某天被“请”入了密室，他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的行为早已败露。只听得张淳直截了当地说：“你只有立功赎罪一条路。如果三个月内能抓到卢某，你便无事；如若抓不到，你就是通盗死罪！”衙差吓得一激灵，立刻求饶道：“大人息怒，小的有一计，定能请那卢某入瓮。”

不久，衙差的夫人就因“欠债”被抓入大牢，衙差到处找人筹钱救妻，还特意把妻子坐牢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卢十八。卢十八倒也有情有义，他不仅拿出钱来，而且亲自去牢里探望情人，还委托衙差置办了丰盛的酒菜，要和情人痛快一醉。正当喝得过瘾时，卢十八忽然觉得浑身发麻，随即倒在地上。原来，酒中早已被人做了手脚。于是，卢十八被就地羁押。他“自投罗网”的故事，很快成为了永康百姓最好的“下酒菜”。

本来限定三个月告破的案子，不到两个月就结案了。当见到被押送刑部的卢十八时，眼光老辣的御史对张淳大加赞赏：“这是位能吏啊！”

正如御史所评价的，张淳在辖区治理有功，于朝廷考核时得到了“吏治第一”的成绩。他很快就能赴京升官了。可出发前，张淳却停下了脚步，这让大家都愣住了。临行拿盗贼

在明代，官员升职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明代的考课制度与历代相比，时间间隔比较长。其规制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也就是说，与前代相比，明代官员每一考的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每一任的时间由三四年延长到了九年。而明代官员的升迁原则是：“凡升迁，必满考。”这就意味着，任职未满规定期限的官员，除非特殊需要，是不能得到迁擢的；同时，对于任职已满期限，但政绩卓著、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员，也不会轻易调离，采取的措施通常是提高其品秩而保留其职任。也就是说，除非特例，明代官员升秩，要九年时间；而考核优秀的官员，到了九年考满升秩的时候，却很可能因为他的优秀而得不到职务的升迁。所以，老百姓们本来攀着车辕，流着眼泪，来送可亲可敬的“张一包”，却看到张淳不走了，就有点糊涂了。

只见张淳拍了拍装好车的行囊，正了正衣冠，面朝扶老携幼的百姓，对衙役们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快到某地某家，把某某抓来归案。”此言一出，所有人又是一愣。幸亏张淳的属下反应快，他们虽然将信将疑，但素来佩服长官的神机妙算，就立即整队出发了。此时，百姓们都安静下来，默默地等待观看这最后一案的结果。

过了不到一顿饭的工夫，衙差们就把嫌犯带回来了。经过现场审问，那人果然是负案在逃的盗贼。大家都既惊且喜，赞叹道：“张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张淳这才淡定地摆摆手：“哪里哪里，我不过是猜到盗贼的心理罢了。你们想，这人常年潜逃在外，哪有不想家的。如今听说我要走了，而新的县令还没到任，这正是回家探亲的好时机啊。只不过，他没想到，本官还在这儿等着他呢。”众人听了，都拍手叫好。

常言道，善有善报。临行耽搁的这一小会儿时间，让张淳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获赠“百岁丝”

且说“张一包”审毕盗贼，了了一桩心事，正要登车启程，忽见一位白发老者分开众人，匆匆赶了过来，张淳便第二次停下了脚步。

在我国古代，百姓的寿命一般都不长，按《增广贤文》的说法，是“山中也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甚至有学者统计说，明朝人的平均寿命才30岁。在这种情况下，从帝王到平民，都很尊重年高长者，张淳自然也不例外。他看到这情形，就马上下车，静候老翁的到来。只见老人家攀住车辕，满怀期盼地说：“我家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家。我今年70多岁了，我的哥哥也已经90岁了。我们的母亲还健在，她有110多岁了。她敬爱大人，想见您一面。但是她行动不便，不知道大人可否移步到老农家中坐上一坐。”张淳一听，有这样的百岁长者，岂能不见？于是轻车简从，跟着老农去了乡下。

一行人还未进村，就远远地看见了几位老人。张淳赶紧下车，快步走了过去。只见一位银发老妪，颤颤巍巍地拿出一绺丝线，恭恭敬敬地说：“老妇人活了100多岁，还没见过您这样的好官。这是我亲手缫的丝线，您拿它缝补衣裳，就当给您添寿了。”张淳珍重万分地接过丝线，心里十分感动。

当然，我们认为，张淳是完全有资格得到“百岁丝”的。毕竟，像他这样兢兢业业、爱民如子，临行还想着抓强盗的官员，是十分稀少的。而他对本职工作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几代的张家人。桐城张家从张淳开始发迹，为官的子弟们几乎都有这样善始善终的从业态度。这种态度，用一个词作评，就是“始终敬慎”。这个评语不是笔者定的，而是张淳之后100多年的某位历史名流给张淳的曾孙张英的。但是，这个评价对张淳及其后代中为官做宰的人，都是非常恰切的。那位评人如此之准的历史名人，就是康熙皇帝。他可不是轻易下这种评论的人。能获这番评价，足见张氏族人的“敬慎”态度是多么受帝王的赏识。

当然，此刻的张淳还想不了这么长远，即将告别永康的他，心情是复杂的。我们的古人在出行前，往往会请算命先生择定时辰。这种吉时，被认为是耽误不得的。虽然，张淳做的是好事，他本人也未必相信这些命理玄学，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三番两次地无法成行，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退避张居正

话说张淳经过些许波折，终于到了京城。按考绩，他升任了礼部主事，之后又做了礼部郎中，然后，迎来了和张居正的宿命相遇。张居正

我们在前文就已经知道，张淳中进士的时候，张居正恰好在内阁站稳了脚跟。这二位都姓张，幸运年份也都差不多，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人是很有缘分的。但是，在职位级别上，他们二人其实可以完全无缘。隆庆朝时，他俩的差距，就好似今天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安徽某县县长之间的差距那么大。等到了万历朝，虽然张淳升了官，但是在皇帝长期旷班怠工的情形下，张居正把持内阁，权倾朝野，两个人的权力差距是只大不小。这样的差距，直接反映在二人母亲的境遇上。当张淳的生母还籍籍无名时，张居正的母亲张赵氏却早已名动朝野。我们从张淳的玄孙张廷玉所记录的“过河”的故事，就能略见一斑。

话说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因父亲去世而对母亲万分感念。万历皇帝得知后，特派司礼监太监魏朝迎张母入京。一路上“仪从煊赫，观者如堵”。为了伺候张老太太，沿途地方官员更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比对自己的亲娘还要慎重。单从过河一事就能看出，张赵氏的待遇堪比当朝太后。

原来，快要渡黄河时，老太太有点儿害怕，就悄悄对奴婢说：“水流那么大，过河恐怕很难吧？”这话刚一传出，便有人告知了地方政府。还有人安慰张赵氏说：“过河的日期没确定，等到那时再向您禀报吧。”结果，都快到北京了，老太太还没有得到消息，不禁心下怀疑，就问：“怎么还不过河呢？”侍奉的人赶忙告诉她：“您老上次问起后，没几天就过了黄河！”原来，有关部门早已把黄河两岸用舟船连接起来。不仅如此，还在上面填了土，在两边插了柳，使“舟行其间如陂塘，太夫人不知也”。也就是说，张赵氏的船，在地方官吏的“安保措施”下，就好像过了个小池塘，以至于老太太一点儿没察觉。能享如此天大之福，足见她的儿子张居正的权力之大！

在这样强悍的势力面前，正常的体制内的官僚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依附与效忠。例如戚继光，不仅主动向张居正靠拢，而且多次奉送珠宝和美人。当然，这种投资的回报也是很丰厚的。戚继光得到了张居正的宠信和支持。为了戚继光统筹北部边关的全局，张居正创立了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还把其他持反对意见的官员都进行了调换。有了戚继光的例子，百官自然争相巴结张居正。

但是，对下亲近的张淳，对上却毫无媚色。

时间还是回溯到万历六年。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桐城耆旧传》第二十七载张淳与张居正的故事说：“江陵张公母丧，欲得公属辞致奠。”而沈德符《野获编·宗藩·亲王迎谒》则记载：“万历六年，故相江陵张公，以葬父归。”此处从沈德符记载修改，认为是“葬父”），需要有人撰写祭文。综观满朝文士，鸿笔丽藻能入张阁老眼的，数来数去就只有张淳了。这在后世的史学家眼里，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笔参造化”大概是张家人的一个共同特征：张淳的儿子张士维写了《半亩园诗集》；张淳的孙子张秉文写了大理寺卿方大镇碑文，“文字尤为一时之俊”；张淳的孙媳方孟式著有《纫兰阁集》八卷、《纫兰阁诗》十四卷；张淳的曾孙张英担任了《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等著作的总裁官；张淳的玄孙张廷玉修纂了《明史》《清会典》《治河方略》《三朝实录》等皇皇巨著。由基因逆推，可知张淳妙笔生花、云霞满纸的能耐。

于是，张居正特意写信给张淳：“你的文笔好，为我家长辈写篇祭文吧。回头就给你越级升职。”谁知，百官眼里求之不得的天降馅饼，张淳却拒之如砒霜。他立刻回复张居正说：“谢谢您青眼！但是这祭文我写不了，因为我病了，正要乞休呢。”当然，张淳的“病”只是托词。他要有病，也是“心病”。他一直看不惯张居正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作风。张淳认为，我是为百姓做官、为皇帝做官、为朝廷做官，可不是为你张居正一人做官。于是，他不屑加入“张党”的队伍，托词养病，辞官返乡。这一辞，就是八年。

也许有人会不理解，认为不过是一篇祭文而已，推掉就推掉，何必辞官呢？说这话的人，可能对张居正的权势之大还是没有深刻的体会。如果目睹张居正坐轿子，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同样是万历六年，同样是返乡，同样乘坐官员常用的交通工具“轿子”，张淳可能用二人抬的“肩舆”，或者坐四人抬的“软轿”，而通常所说的“八抬大轿”，他是万万不敢想的。这从《明史·舆服志一》的记载，就能看出缘由来：“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也就是说，官员用的轿夫超过四人，就有被上告的危险。但是，张居正的座驾用什么呢？他用32人抬的大轿子，堪称轿子中的“巨无霸”。不仅如此，他还有戚继光派来的一队“鸟铳手”做护卫。鸟铳可是当时最新式、最时髦的武器，戚继光的整个军步营，也不过配备了1080支。能分拨一队人马的鸟铳，足见张阁老出行的配置有多么“超标”！再加上“超标”的护卫、“超标”的轿子，张居正“超标”的权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形下，张淳拒绝为张居正的家人写祭文，表面上是推掉了一个邀约，实际上传达的是自我立场的选择。张淳不跟张居正站在一个队伍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的官场最不缺的就是“抬轿子”的人。得罪了张居正，不用他亲自动手，那些属于张党的“轿夫”，就能让张淳享用“超标”的“待遇”。于是，面对强敌，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实际上是非常智慧的做法。

此后没过几年，飞扬跋扈的张居正因病去世，曾被追捧的张家人遭到清算，结局极其惨不忍睹。这些世事，就更显得张淳“退让”的做法有多么聪明。

总之，张淳这种“谦退”的作风，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张家人。而张居正的故事，也至少影响到了张淳的六世孙。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只说张淳没了政敌，重新做官，本应是一件大喜事，但是，他的心情依旧复杂。心从午朝凉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此后一年，皇帝褫夺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此后二年，张居正家再次被抄没家财；此后三年，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等总结性罪状被公布。这期间，朝廷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张党官员们有的被贬抑，有的被驱逐，有的还在为张居正鸣冤叫屈，有的忙着为张居正立碑作传、刊刻遗集。令人惊讶的是，在人亡政息后，为张居正辩解的人，不仅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和与他结怨的反对者，而且还不是一两个人，是一批人。例如因多次冲突，被张居正连降三级的骆问礼，复职后却赋诗《哭张江陵》，以示对张居正的缅怀；因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职后得到更好的职位吏部侍郎，却因维护张居正而被降职；更出人意料的是都御史邹元标，他曾因政见不合而被张居正处以八十廷杖，并因此致残，但他却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总之，张居正身故之后，不只有支持者的辩诬，更拥有反对派的追思。无数人为此而掩卷沉吟：是耶？非耶？功耶？罪耶？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山的张淳，内心自然复杂。然而，更让他感到心情复杂的，却是此后万历皇帝主政的几年。这段“世间已无张居正”的岁月，让张淳百感交集。

在离开张居正的日子里，张淳清晰地看到：大明帝国前进的脚步渐渐变得蹒跚，甚至几度失去重心，走得跌跌撞撞。而此时的万历皇帝，却更令世人震惊，做出了空前绝后的举动——他以天子的身份，开始了长期的消极怠工。于是，在这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下，任何有皇帝出席的场合，都会引起百官的重视甚至轰动。

那是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五年。这一年，戚继光死了。这一年，海瑞也死了。这一年，开春就透着浓浓的寒意，北京城的冰雪迟迟未能解冻。

在农历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初春的寒风虽然不算凛冽，但尚未发芽的枝条，却依然瑟瑟发抖。这并不是一个适合出行的日子。然而，正午时分，大街上却突然变得熙熙攘攘起来。高级官员们一边在轿子里整理冠带，一边催促着轿夫加快脚步。低级官员们则更是步履匆匆、拭汗频频，连衣冠都顾不上整理。因为从六部衙门到紫禁城，他们至少要赶超过一里半的路程。这其中，尤以通政司的官员们最为心神不定。他们个个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思索着自己经手的内外章疏及各类奏封。

原来，大家都听到一个消息，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了。按规定，通政司的官员们一般会在午朝“引奏臣民之言事者”，所以通政使显得尤为紧张。与此同时，皇帝还会对大臣们上奏的各项事宜“面决可否，即施行之”。所以，这午朝可是马虎不得的。因此，百官们个个神情肃穆、形色匆忙。而驻守在大明门前的禁卫军，虽然事先没有接到命令，但是看到如此多的盛装官员，也就确信要有午朝大典，就没有过多询问。

但是，越接近皇城，文武官员们就越发疑惑。只见端门和午门之前安安静静，城楼上下也丝毫没有朝会的迹象。更令人不解的是，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们都没有到场。这下子，所有人都有点傻眼了。大家开始窃窃私语：是不是出大事了？午朝的消息难道传错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还是等着吧。

不久，近侍宦官就来到现场，宣布了皇帝没有召集午朝的消息，惊魂稍定的百官们才开始慢慢地相继退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众人的心中恐怕是一点温度也没了。

张淳毕竟是做过京官的人。此时的他，虽然身在建宁做知府，但仍心系朝廷。当接到相关事件的邸报时，他内心是如何的思绪万千，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内心依旧不能平静。

数以千计的官员遭到欺骗，这样严重的事件是皇帝无法坐视不理的。要不然，朝廷体面何在！所以，一道圣旨很快地由执掌文书的太监传送到了内阁。旨意是这样的：今天午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与礼部和鸿胪寺相关。这两个部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没有举行，因此，绝对不可能在仪注没有齐备时，就仓猝召唤百官。当其他部门以讹传讹时，礼部和鸿胪寺应该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就是玩忽职守。因此，这两个部门的尚书、寺卿以下的官员，全部罚俸两个月，并且仍要查明是什么人首先造谣。

我们在前文就已经知道，张淳是做过礼部主事和礼部郎中的人，他对礼部还是比较有好感的。虽然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旨意是绝对公允的，皇命是绝对不能违背的，但是，从感情上出发，包括张淳在内的整个文官集团，对万历皇帝却并不十分满意。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令他们心凉了。

遵照圣旨，礼部对这次的事件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没有结果。所以，礼部只能回奏说：当时众口相传，无法查出首先传讹的人。万历皇帝对这个回复相当不满意。于是，他的怒火波及的范围再一次扩大。他发布命令，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成员扩大到所有在京任职的官员。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百官几乎全部惊愕失色。

张淳自然也被震惊了。他在京为官多年，深知本朝官俸微薄的状况。例如礼部尚书的官阶是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却只有152两。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多，但如果了解当时北京的物价，就会开始为明代公务员发愁了。按照《万历会计录》的记载，粳米大概每石折银1两，糯米每石折银1.1两；按照《宛署杂记》的记载，白米每石是0.8两银，五谷每石0.6两银；按照《明会典》卷二百一十七《光禄寺》的记载，细粟米每石折银1两，猪一口是5两银；按照《工部厂库须知》的记载，香油每斤大约是0.028两银，小麦每石是0.7两银。这还只是食物，考虑到住宿、出行、衣料、日用杂物及家眷和仆役的费用，二品官员的管家们几乎可以去做注册会计师了。当然，高官们时常会有地方官员赠送的礼金或礼品，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但是，对于多数低阶官员来说，皇帝的惩罚会让他们感到拮据，甚至无法支付必要的生活开支了。这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执政群体将处于“饥馑”状态。

民饥则乱，那么“官饥”又将如何呢？此时，转入楚地任职的张淳，抚着渐冷的胸怀，忧虑重重。他非常焦虑，因为当皇帝与大臣的关系日趋紧张时，张淳也面临着官员与百姓关系紧张的局面。二次乞病休

张淳为什么会对“饥馑事件”感触颇深呢？这和他做湖广荆岳兵备副使（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二十七载：“在告八年，起建宁知府。……进湖广荆岳兵备副使。”《明史》卷二百八十一载：“起建宁知府，进浙江副使。”此处从《桐城耆旧传》记载）的经历有关。

这是张淳复出后的第二份工作。刚一上任，张副使就碰到盗贼频出的局面。有人为张淳欢欣鼓舞：“捕盗”可是张大人的拿手好戏，这下子，张大人的政绩考核说不准要独占鳌头了。也有人对贼寇幸灾乐祸：这帮人可撞虎口里了，敢拿“张一包”当病猫，也不算算大盗卢十八的坟头草黄了多少年了。还有很多人为张副使忧心忡忡：现在可是“楚大祲”的局势啊！祲，是古人眼里可怕的不祥之气。“楚大祲”就是说湖广现在邪云笼罩、妖气弥漫。这怎能不让人为新任的兵备副使捏把汗呢？

出人意表的是，张淳不喜不怒、不忧不惧，从容自守，务本求实。他很快就抓住了群众对官绅不满的缘由——“民饥”。于是，在众位同僚腹热肠荒、不知所措之际，张淳冷静地派人出访，请来了当地的富翁和士绅。当着各位富人的面，张淳诚恳地说：“如今偷盗案件频发，贼寇往来频繁，根源是乡亲们吃不饱啊！”看着众位富豪若有所思的样子，张淳没有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是摸着心口、实心实意地说：“如果再不赈济百姓，恐怕偷盗不易断绝啊！”说罢，张淳带头捐出了自己的俸银。在他的倡导下，到场的有钱人和官员们纷纷拿出善款、捐赠粮食，响应官府的号召。

不仅如此，张淳还对症下药，批下“公费千金”，为老百姓偿还了一些债务。明代版的“湖广群体性事件”就此落下帷幕。

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解决外部矛盾，内部矛盾又相继爆发。张淳的同僚们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忙得不可开交。原来，浙江招募了一批兵勇，这些军士现在人心惶惶，正在跟上级闹情绪呢。

在极可能哗变的巨大压力下，张淳是谨慎小心，详加调研。他没有采取粗暴的镇压手段，而是先对这些人进行了分析，然后对事件的起因做了调查。很快，张淳就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做到了心中有数。原来，出于成本和管理的因素，巡抚和巡按曾经商议遣散这批“临时工”。谁知，消息走漏，这批兵士就喧闹起来。结果，主管官吏反而是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如果不裁员，财政必定吃紧；如果裁员，当下就可能爆发“群体性事件”，说不定还是“暴恐事件”。张淳对此胸有成竹，只是引而不发。不久，等到大家的情绪都有所缓和的时候，张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些兵勇都是非常骄横、彪悍的人。留下便有用，汰除却不可预测。不如裁掉老弱病残，而保留那些强壮勇武的兵士。那么，留下的人就不会想着骚乱，而剔除的人也没有能力作乱了。”这话虽然平淡，却包含了为政处事的智慧。大家都心下佩服，马上执行张淳的计策，事态很快就平定了下来。

在张淳很好地平衡了官民关系的同时，万历皇帝却不能让自己和大臣们的关系得到缓和。不仅仅是前文所讲的“罚俸事件”，他还经常把官员的奏章扣在宫内，不加批示，导致很多官员辞职。特别是在“争国本”的事情上，君臣关系更是岌岌可危，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喜欢郑贵妃生的皇三子，想立这个儿子为太子，却受到了皇太后和群臣的极力反对。他为此极度不满，对请立太子的大臣，要么扔掉其奏折，要么“降极边杂职”。“立太子”的事情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拖延下去，君臣关系也这样一载一载地对立起来。可怜的皇子们，受教育的时间也一岁一岁地被延迟了。

皇长子直到九岁，还没有出阁读书，让时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再也坐不住了。这位老臣选在正月初一跟皇帝商榷了相关事宜。君臣二人从立太子的问题，讨论到皇子的教育问题，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各打机锋，互不相让。到最后，万历皇帝恼了：“你说的，我都知道。先生还是回去吧。”申阁老无奈，只得行礼告退，步履沉重地往宫外走。正当他即将离开宫门时，忽听得身后传来脚步声。申首辅转身立定，只听得内侍带来了皇帝的口谕：“皇长子来了，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以后，当申时行撰写回忆录时，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对万历皇帝的意图和言行，或许一辈子也没有想明白。但是他知道，在经历了坦言、沟通、争辩、恼怒后，皇帝终于表态了：“事实上，郑贵妃也劝过我，为免去外人猜疑，太子需要早立。你们知道，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言语至此，申首辅终于轻松了下来。他见好就收，沉默地退出了大殿。

事实证明，申阁老放松得太早了。从月初到月末，他天天盼着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消息。结果，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希望一点点被消耗殆尽。到了月底，申首辅忍不住了，向万历皇帝上疏。但是等了几天，皇帝半点反应也没有。于是，过了不几天，内阁大学士王锡爵再次上书谈皇子读书的问题，但万历皇帝那里依旧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到了四月，群臣忍无可忍，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请立太子。谁知，皇帝依旧故技重施，任你八面来风，我自岿然不动。这下子，内阁被点炸了。

身为臣子，自然不会跟天子发脾气。所以，内阁四位宰辅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同时递交了辞职报告。他们自然不会说“我辞职是因为皇帝您的不英明，不肯立太子”云云，而是身体不好、杂事繁忙等明眼人一看就是托词的话。本来群臣就对皇帝有所不满，这四位一带头下岗，很多原本就想辞职的官员，也开始忙着把想法变成实际行动。张淳自然也不例外。他本就是勤于职守的人，自然对不勤于职守的皇帝不是很满意。于是，他再次因病乞休。

请辞风波发展到这个程度上，皇帝再不急，可就要出大事了。因为，自从万历皇帝当了甩手掌柜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就靠内阁了。那么，内阁有多少人呢？不多不少，刚好是写了辞呈的这四位。于是，皇帝现身了。经过好说歹说，内阁的几位终于保留了王家屏一个阁老。

此时的张淳，和其他三位阁老的情况一样，总算顺利地离职了。但是，他的职业生涯仍未结束。辞官何其难

在返回家乡大概两年后，张淳再次被起用。他先在严杭地区做官，接着担任了陕西临巩地区的参政，很快就到了知天命之年。张淳便第三次想离职，而且是想彻彻底底地退休。虽然他很清楚，这些年来，辞职难度是越来越大了，甚至破了历史纪录。

这位连破纪录、写了上百封辞呈的人，就是当时新任的内阁大学士，人送外号“庙祝阁老”的李廷机。堂堂朝廷要员，怎么会被人称为“庙祝阁老”呢？根子还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知道，这位帝王最大的爱好就是“翘班”，成年累月不工作是他的鲜明特色。由于他懒得批奏章，导致卷宗大量积压，官员们因为不堪忍受强大的工作量而辞职，以至于让刚入阁的李大学士吓了一跳。正常情况下，本应有31人的中央各部官员，空缺竟有24人！这还不算下面跑腿的办事员们。更不可思议的是，李阁老仔细一清点，发现中央部门中只有户部和通政司有长官，刑部和工部暂由其他部门兼职管理，吏部、兵部和礼部全是只有公章没有人，而都察院和大理寺的情况更糟糕，没人上班也就罢了，居然连公章都丢了。

这种情况下，但凡智商不低于平均线的人都知道内阁宰辅不好当，既累又苦还得挨骂，于是李阁老罢工了。他开始写辞职信，但是他离职的经历就跟他考进士的经历一样曲折难料。当年，本应是状元的他，因为宰相的干预，而变成了榜眼；如今，本应三五天就搞定的离职，因为皇帝的懒惰，却硬生生拖了三五年。

一开始，李大学士认为，即便皇帝再消极怠工，他写个三五份辞呈也就够了。于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他离岗的决心，他把房子捐给了穷人，还让亲眷带着行李回了老家。他自己呢，则一个人跑到庙里，勉强住了下来。谁知，李阁老估计错误，万历皇帝对他的几份辞呈是丁点儿反应也没有。不过这也正常，话说当年，内阁四大学士联手的辞职才引起了皇帝的些许重视。李宰辅不过孤身一人，自然关注度低一些。于是，李廷机再接再厉，继续递交辞职报告。哪知，这些辞职信又是泥牛入海，悄无声息。李阁老彻底怒了，他跟皇帝较上劲了，开始一封接一封地上交辞呈。终于，李大学士光荣地破纪录了，他成为历史上递交辞职信最多的宰辅。此时，距离他搬进破庙的那天，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日子久得甚至让他得到了“庙祝阁老”的外号。而在那逝去的1826天里，他写的123封辞呈没有一封得到万历皇帝的回复。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哀“辞官”之多艰。此刻，所有知道李阁老经历的人，都沉默了，心内不禁感慨：在大明为官，入职难，履职更难，辞职是难上加难！

事已至此，李廷机大学士也无语了。他已经被皇帝整崩溃了。在没有帝王批条的情况下，李阁老来了个自我解雇，冒着抗旨的危险，自作主张地离京返乡去了。幸运的是，万历皇帝怠职怠习惯了，懒得追究，也就任李廷机去了。

以临巩地区参政的地位，张淳还不到被皇帝关注的程度，也就没有被帝王整崩溃。他还是按照正常的辞官路数，老老实实地走程序。考虑到李阁老活生生的例子，张淳“辞疾甚力”。也就是说，他极力地描摹自己的病状，还强烈地传达离岗的意愿。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除了下岗，我什么也不干。”幸运之神再一次降临，张淳的第三次辞官终于得到了批准。他愉快地返回故乡，开始了平静安宁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没过多久，负责地方“垂事养民”的巡抚就上疏朝廷，举荐张淳，希望他再一次复出。六世张淳1609年为《张氏宗谱》作的序

不仅是巡抚，主管纠察的巡按也开始推荐张淳了。在官员奇缺的年代里，谁让“张一包”那么能干呢！但是，张淳的心早就被官事和皇帝给晾凉了，他坚定地拒绝起复。直到去世，他再也没有出来做官。这是后事不提，只说张淳返乡不久，就遇到了一件离奇的事。

归乡驱妖蛊

话说张淳怀瑾握瑜、不欺暗室，即使是辞了官，为人处世依旧像居官时一样，被人赞为“廉隅截然”，也就是品行端方、正气凛然的意思。于是，乡里乡亲们碰到邪祟之事，都愿意借他的浩然之气来压一压。这样的处理措施，不是百姓们发现的，而是“妖怪”最先说出来的。

相传有一天，一位同乡妇女被民间迷信的所谓妖蛊附了体，这让村妇的家人焦急万分。在当时，妖蛊害人的传说是数不胜数，妖蛊为祸的记录更是车载斗量。

我国关于妖蛊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书》。晋代的风水大家郭璞曾经上书给皇帝：“若以谷为妖蛊诈妄者，则当投畀裔土，不宜令亵近紫闱。”也就是说，对于妖蛊这种不吉利的事情，最好请专业人士处理，贵人们还是远离的好。事实上，蛊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郑伯就曾用蛊咒来惩治射杀颍考叔的凶手。后来，秦惠王用《祖楚文》告神来诅咒楚怀王。到了汉代，蛊术更加盛行，甚至发生了因巫蛊而牵连数万人死亡的大案。于是，汉代的法律明文规定了对蛊术的处置：“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唐代也同样立法禁止巫蛊，之后的各个朝代也都把施蛊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对相关责任人施以残酷的刑罚。这些条令正反映了妖蛊害人不浅的可怕。

受蛊术之累的，不仅有太子、将军等高官贵族，还有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谈蛊色变的，不只有公元前721年的郑国人，还有公元1971年的贵州人。可想而知，万历年间的村民碰到妖蛊该会多么恐慌。

但是，无论妖蛊多么厉害，都无法战胜人们对亲情的珍惜。中蛊妇女的家人，为了治蛊是遍寻良方。事实上，我国早在隋代，就已有相关对策问世。《诸病源候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书中均有对中蛊症状的详细记录及细致的医治良方，甚至是帝王，也对治蛊非常关心。宋仁宗就曾在庆历八年（1048年）颁行了介绍治蛊方法的书《庆历善治方》。可以说，到了张淳生活的年代，人们已经积累了很多驱蛊治蛊的经验。遗憾的是，这位农妇的家人用遍了药方，也没有丝毫作用。无奈之下，他们遍请法师，结果还是不管用。正当众人快要绝望之时，妖蛊不知道是得意忘形还是智商下降，借着村妇的口说：“那些法师都是小菜一碟。我呀，除了正直的张参政，是谁都不怕！”

身边人听了这话，是绝处逢生、惊喜万分。那位农妇的丈夫便立刻去求见“张一包”。张淳并不迷信，他既觉得中蛊之人可怜，又觉得妖蛊之说可笑：“我是一介凡人，怎么能处理这种事呢？”但是，看着村民苦苦哀求，张淳于心不忍，就取来纸笔，随便写了一些斩妖除魔的话语，递给了那家人。说来也怪，农妇身上的妖蛊，在烧了这张咒语后，就彻底消失了！

我们今天看来，那女子得的大概是一种心理疾病。她相信张淳能驱蛊，张淳就能驱蛊。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张淳的气场有多么强大。他的这种气质，让300年后的同乡还为之赞叹。

这位同乡就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马其昶，他写了一本书叫《桐城耆旧传》。书中对张淳及其后人大加赞赏。他曾特意瞻仰了张淳的画像，然后做了这样的描述：“目注视，炯然摄人，在左若视左，在右若视右。”也就是说，遗像中的张淳依然气势逼人。观看者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角度，都能感觉得到画中人的注目。画像尚且如此，可以想象，活着的“张一包”又该是怎样的姿容慑人。

善必寿考，张淳一直活到73岁，比他的儿子活的时间还长。常言说，虎父无犬子。张淳传奇一生，“号称神明”，他的儿子们又会有怎样的际遇呢？第二节“官二代”的平稳过渡

张淳一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张士维、张士缙、张士绣和张士。一般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谁知，张淳的儿子们，在正史上连个名字也没留下，几乎都很平凡。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张士维”那么强悍，怎么会说他不出名呢？“士维”非“四维”

这样发问的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出自江南，受当地方言影响，有时候平舌音和翘舌音不大分得清，常听得“ｓｈì”，就以为是“ｓì”；二是张四维太有名气了，而张士维相对又太没名气了，很多人不知道后者的存在，就误听成了前者。张四维

其实，张四维和张士维，都姓张，名字差不多，生活的时代也差不多，的确容易被弄混，我们有必要把二者做个区分。

籍贯：张士维出自南方安徽桐城，张四维出自北方山西蒲州。二人差异极大。

出身：张士维的父亲是参政，张四维的父亲是盐商。虽然貌似“官二代”比“富二代”更容易出头，但是张四维出身豪贾，舅舅是兵部尚书兼陕西总督，教导了张四维不少的边防事务。这样一比，张四维以微弱优势获胜。

智力：这个不大好评判，二人肯定都是聪明人。不过还是有些硬指标可以比较。张士维在14岁时补了县学生，很厉害。但是，张四维15岁就中了秀才，还名列优等，人称“生而颖异”。这么看来，天才的张四维绝对优胜。

职业：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张四维可是继任张居正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累官加至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要把他的职场生涯全写出来，本书的主角张英都没必要出场了。

影响：这个就更不具备可比性了。张士维不过在地方志和一些笔记中有几行文字的记载，而且提到他时，讲他儿子、孙子、曾孙的字数比他本人更多。张四维可是在正史上留下大段大段记录的。后人凡涉及他的研究，更是左图右史、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书盈四壁。

总之一句话，张士维在张四维面前，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实在是太平常了。即便是跟同时期的同僚相比，他的履历也是十分普通的，甚至没有保留关于政绩的记录，反倒是他的闲情逸致在《续修桐城县志》上留了几笔。他很有闲暇，在獭桥湖畔修筑了半亩园；他极有闲泰，在墙壁上自绘了《龙眠山庄图》；他也有闲逸，在案牍之余写作了《半亩园诗集》。整体而言，他就像当时一些崇尚自然的士大夫一样，过着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生活。

但是，跳出文字记述，我们不禁疑问：张士维有着闻名遐迩的父亲，有着名标青史的儿子，有着名高天下的孙子，有着名垂后世的曾孙……他，真的是短短几句话记录的那么平常吗？“平常”不“平庸”

张士维，字立甫，号恂所，是桐城张家的七世祖，张淳的儿子，张英的祖父。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常。平常却不代表着平庸，透过古人记载的字里行间，立足更长的历史时段来分析，张士维的为人处世，隐隐透出几分不平常来。

第一是孝顺。孔老夫子教导弟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也就是说，当某人父亲活着时，要观察他的志向；父亲死了，要观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合理要求长期地不加改变，可以说做到孝了。与张四维相比，张士维自然没什么成就。但是，他做官也做到了中宪大夫、抚州知府，不算辱没了其父之名。对于父亲的要求，张士维更是严格遵守。

张淳曾经写信告诫张士维：“盛极衰至，福过灾生。”并要求儿子们“居家敦朴”。张士维就老老实实地听话，踏踏实实地养德，扎扎实实地养福。他常常考虑的是利民济人，而且越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越爱做有利于他人的事。渐渐地，他成为乡民眼中最有德行的长者，受到了同乡的拥戴和礼遇。张士维能做到这一步，可见他对张淳的家训实践得有多彻底，完全符合孔老夫子对于“孝”的要求。

第二是守成。古人曾用玉如意来打比方，表明“中兴之主，最是难为”。具体做法是：取一柄如意，伸出一根手指，先抬如意头，再抬如意尾，都能很容易地抬起，但是，用一根手指抬起如意的柄身，就比较费力了。这时候，可以伸出五指，稳稳地握住如意的中间部位，用五指之力放到想要劝谏的人的面前。这传达的意思是说，一个王朝、一个组织或一个家族，开创者或覆亡者，都相对容易做，最辛苦的是中间的振兴之人。说白了，就是“守业更比创业难”的意思。但凡处于“如意柄身”位置的人，比如“官二代”、“富二代”、继承人、接班人，倘若不能守业，这个家的传承基本就算断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武则天，开元盛世能顺利接盘贞观之治吗？如果没有雍正皇帝，康乾盛世能持续115年吗？如果没有张士维，桐城张家能成就“父子宰相”的辉煌吗？承前启后的工作可不是任何人都做得了的，而且，这种处于中间位置的守业之人，不仅劳心劳力，往往还要承受更多的委屈。比如武则天，在历史上就没有唐太宗和唐玄宗招人待见；雍正皇帝也不如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那么出名；张士维在老子和儿子的盛名之下，更显得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细细思量，张士维的这种“平常心”，反而更适合一个大家族的兴起和传承。试想一下，倘或张士维像张四维一样能干，像张居正一样厉害，那历史上还有张英什么事吗？要知道，张四维的后人表现平平，而张居正的后人过得凄惨，都不如张士维的后代们。这么一比较，张士维的“不折腾”，倒颇有几分“无为而无不为”的高明了。看来，张淳的长子、桐城张家此时的掌门人，在“守业”方面，不像孔门的弟子，倒像老庄的门徒了。能持“无名之朴”，张士维的“守成”自然是成功的。

第三是教子。“养不教，父之过。”在教育子孙方面，张士维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对张氏一族来说，是不世之功。他的长子张秉文做到了山东布政使；次子张秉彝也是奇人一个，还培养出了张英这位宰相级人物。可见，张士维训导子弟的功力之高。

总之，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历史上，张士维是一位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他的作用不可小视。其实，对于一个大家族来说，培养一位人才不难，培养一位“桥梁式”的继承人也不难，难的是教导出一位拿捏有度的承上启下的接班人。这一点，张士维的父亲做得非常好。

可是，我们知道，“张一包”张大人对工作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虽然称不上日理万机，但也是宵衣旰食、夜以继日。他要如何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呢？家书抵万金

张淳教子，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突击检查，而是长期观察、仔细分析后的提点。这从他写给张士维的家书中就能看得出来。

张淳的书信，开头是这样写的：“闻汝兄弟居家敦朴，且勤读书，甚慰。”意思是：“听说你们兄弟日常在家时，为人敦厚、朴实，而且勤于读书，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一个“闻”字，既表明了父亲对儿子的关注，同时也说明了长辈对晚辈的提点是有据可依的，是针对已成事实的行为来说道的。接着，“甚慰”一词，既传达了做父亲的喜悦之情，又表达了对孩子们的赞赏。

然后，在信的中间部分，张淳开始启发式教导：“此可以养德，亦可以养福。语云：‘盛极衰至，福过灾生。’”这是告诉张士维兄弟：“你们这样，既能够养德，也能够养福。常言道：兴盛至极就是衰退到来之时，福气过去就是灾殃产生之刻。”可见，在进一步对儿子的行为做了肯定的同时，张淳没有简单地说教，而是借助“引用”的方式，告诫儿子们不要到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境地。

最后，张淳对儿子们做了暗示性的指点：“造物之定理，前哲之明训；近世儒者若司马君实、邵康节，尤惓惓言此，思深而虑远矣。”大意是：“（这就是）自然造物不变的定理，前辈哲人智慧的训示；北宋的儒者司马光和邵雍，都诚挚恳切地谈论盛衰祸福的道理。这是需要我们大家深思远虑的事啊。”也就是说，张淳告诉孩子们，“盛衰相伴、福祸相依”的道理是先儒都很重视的，希望你们也能好好地考虑这些规律，并约束自己的言行。

至此，这封信就结束了。整封家书只有67个字，既不唠叨得惹人烦躁，又把想说的话讲明白了。

显而易见，张淳带给张士维的，是鼓励式的教育和殷切的期许。他先是肯定孩子们的居家作风，接着委婉地引用名言来做铺垫。之后，他没有用“别人家的儿子”来刺激自己的儿子，而是用先贤的例子来暗示、勉励自己的孩子。这些教子方法即便是放在今天，也不会显得过时。这封家书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家训中的典范。

那么，这样训子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

首先，张士维非常低调。他在做“县学生”时，“虽席华胄，无上人之色”。意思是说，他虽然是个“官二代”，但是没有用鼻孔看人的习惯，跟普通的学生没什么两样。那时候，他才14岁，就已经知道“养德养福，低调做人”了，可见其家教之良好。

其次，张士维极有风度。他的孙子张英曾经“闻诸长老言”，知道张士维“敦庞浑厚，嶷然如山岳，挹其风度，可以挽浇振靡也”。也就是说，张士维为人敦厚老实，像大山般端正可靠，他的风采气度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培养。我们今天猜测，大概是张家的老一辈们用张士维的事例来训诫小辈，而张英很为自己的爷爷张士维感到自豪，所以，特意记下了这些话。在这方面，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佩服血缘的神奇。这段话，如果去掉主人公，放在“张一包”身上，是很恰当的；放在张士维的儿子张秉文身上，也很恰当；放在张士维的孙子张英身上，同样很恰当。由此可见，张家的家教是从长辈的以身作则开始的，而张家的家风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培养出来了。

最后，张士维很得人心。他曾两次被选举为“郡邑大宾”。按古乡饮礼﹐只有年高德劭者才能为宾，并且只推荐一个，足见张士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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