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与“明灯”: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2012)(新闻传播学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金萍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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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与“明灯”: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2012)(新闻传播学文库)试读：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 “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 “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着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 “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 “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童　兵序郭庆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论称之为“中国模式” “中国制度”或是“中国道路”，其变革的内在理据、发展方式、客观效应，都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思考。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呈现为近年来逐渐增多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回首21世纪，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像中国社会这样经历了如此快速的发展。无论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变革，还是互联网及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国际社会中中国都正由“大国”走向“强国”，在新闻传播领域中中国正由“表达”走向“建构”。在这个迅速变革的时代，新闻传播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领域，因为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闻媒体来指明方向，即他们来自哪里、现在处于哪里、将来走向哪里。这样的导引，既存在于私人领域里的爱恨抉择，也发生于公共领域的一切混乱事件之中。而这种导引的实质是从社会变迁角度对于人类行为的梳理、评价和预测。由此来看，从新闻话语角度分析中国的奇迹般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引入话语分析理论不过30年，新闻传播学界运用话语分析理论解析中国媒体传播现象的时间更短。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很快发现：话语分析强调互动的特征，对于分析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活动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样一种跨学科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虽然十分复杂，却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媒体话语的情境本质，将媒体研究直接导入社会变迁的宏观语境之中，更加深刻地阐发了社会权力的生产和宰制。

处于变革之中，新闻媒体话语的多元化特征更加凸显，社会变迁中的冲突与矛盾也时时发生。在此背景下，高金萍教授经几年积累，完成了学术著作《 “明镜”与“明灯” ———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2012）》，从媒体话语角度梳理胡温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探讨媒体话语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呈现与建构，在宏观视域与微观呈现的融合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维度。

主流媒体话语的价值在于其对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塑造和强化。在本书中，作者围绕中国主流媒体文本和话语实践，分析了新闻媒体话语的二重性，认为媒体话语的反映论与建构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不断地交织交融。媒体话语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中介和结果，在受制于社会实践的同时也创造了制约它的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作者认为：媒体话语的二重性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二重性，媒体话语表达的领域受到社会实践的限制，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建构着媒体话语；同时，媒体话语也通过建构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着社会关系、影响着社会实践。

主流媒体话语如何通过建构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影响社会实践？作者提出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象———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表现于四个维度：呈现社会实践、建构社会核心价值、塑造文化认同、影响社会变迁。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不仅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影响人的思想、引导人的行为的文化手段或文化权力。对主流媒体话语价值四维的阐发，显示了作者对于理论建构的追求和实践关切的回应，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新闻传播的使命与责任。

新闻传播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具象化表现。呈现于新闻媒体中的话语交锋、交流、交融，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而且也是民族软实力喷涌的表征。当然，新闻媒体话语本身的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决定了主流媒体话语研究的艰难。主流媒体话语分析要避开“强制阐释”的陷阱，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新闻特性，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话语文本作符合研究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用话语文本来证明研究者的已有结论或既有理论的正确性。本书作者的分析，基于严谨的文本选择（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客观的研究立场、审慎的结论推理，让我们从多侧面多角度观察我们每日面对的主流媒体。

高金萍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担任她的班主任。博士毕业后的十多年来，我目睹了她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不懈努力，目睹她经历了青年学者从稚嫩到成熟的蜕变。她的新著出版，一方面我为之作序以表祝贺，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的青年学者们和高金萍一道，继续坚持“文化自觉”，在西方传播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关注中国如何在日益开放中寻求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真实地理解中国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第一章　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

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即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媒体传播是记录人类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记录和促动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媒体话语的变化折射着社会的变化，媒体话语也总是与时代的发展如影随形。从媒体话语的变化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脉络，是一种从细节入手考察社会重大历史变化的角度。媒体话语的产生、使用和消退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某种话语的出现往往体现着某种新的行为、思想和价值在人们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它的消失或淡化，同样是社会过程、社会结构中某种行为和价值理念的消长过程。本研究以十年作为一个考察时段，从媒体话语角度，分析2003—2012年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媒体话语的流变，及其折射的中国受众交流方式、冲突解决方式的变化，社会阶层与社会矛盾的纠缠与纾解，从中发现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及中国社会变迁的宏观趋势。第一节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媒体话语研究

一、社会变迁与媒体传播（一）社会变迁的表征与动力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变迁侧重于某一特定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特定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局部的变化；从政治学视角来看，社会变迁是社会功能运行中利益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控制之中的改变；从传播学视角来看，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是传播技术及传播制度导引下社会关系的演变。

研究者们将社会变迁的表征分为：社会整体和局部的变迁、社会的渐变与突变、社会的进步与退步等。上述变迁的表征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显在的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科技和社会制度变迁，到隐含的社会价值观变迁、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变迁等多个层面。德国冲突理论大师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认为，社会的常态就是社会冲突和变迁。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变迁有两种基本形式：社会渐变和社会革命，有人称之为渐进式变迁和革命式变迁。其中，渐进式变迁是最普遍的和“正常的”变迁模式；革命式变迁是对既往规范或行为模式的“彻底(1)的革新或决定性的颠覆”。

然而，致使社会变迁诸种表征愈显愈明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无数学者分析了各种至关重要的因素，大致可归结为两种观点：一是唯物的因素使然，如“硬的”技术、经济、环境或生存压力导致，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力量；二是唯心的因素造成，如意识形态、宗教、价值观和精神理念等因素导致，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坚信人类的动机和理念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观念、价值和信仰推动着社会转型。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上述任何一者都不能作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一元论往往容易陷入简约化泥淖。 “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及游牧社会到传统文明，最后到今天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没有任何一种单因理论可以说明这种发(2)展的多样性。”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不能孤立地赋予上述因素中任何一个以过度的重要性。21世纪以来，学者们日趋达成共识，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并彼此制约的结果。社会学者认为，政治与经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冲突、全球化和媒体传播，是促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

西方媒介政治经济学者和话语分析学者发现传播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深刻地映现了社会变迁，他们认为传播对社会变迁的特征、程度和速度产生着持续性的作用。媒体传播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研究者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二）媒体传播对社会变迁的反映与建构

媒体传播是记录人类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载体。借助媒体传播，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人们达成共识，这是社会或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共识（观念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以意识形态为表现形式———一般性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的主导观念都是其统治阶级的观念。人们对于特定问题或事件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往往需要通过有权力的群体和机构来加以确定和实现交流。在现代社会中，主导性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确定和交流往往是通过大众传播来实现的。于是，媒体，特别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映和影响社会变迁的载体。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支配性作用，借媒体之手四处散播，成为民众态度的发祥地。主流媒体话语作为一种中介物，居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态度之间，建构着人们对于社会的知识、树立着社会的规范、涵养着社会的价值，从某个角度来看，实质上成为支配他人的权力、影响社会的变迁的理据之一。

对于大众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来说，其本质是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是客观现实与人的主观现实之间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但是，新闻传媒又是一种主体性的组织，新闻媒体的报道是新闻框架选择的结果———刻意强调、阐释和呈现的符码、日常生活，经过媒体组织、传播者个体和传播制度的层层过滤，以对新闻事实的选择、突出或埋没的形式最终呈现在受众面前， “新闻框架不仅组织新闻生(3)产，而且实际还起着组织生活现实并赋予其秩序的作用”。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中介，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变迁的折射，既有“明镜”式的反映，也有“明灯”式的指引。

媒体对社会变迁的折射，鲜明地体现在媒体话语中。媒体话语是指媒体在传播活动中运用的语言表述以及与之相关的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既包括语言文字、图像声音，也包括蕴含于背后的传播模式。媒体话语的显在形式是人们常见的媒体报道、节目栏目、媒体语言；其隐含内容则囊括媒体的价值判断、态度选择、褒贬倾向等。以新闻媒体的话语为例，在其表面客观、真实的报道背后，彰显着这一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立场。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人们互动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社会产品，当人们相互交流时，世界即被建构，人们运用何种语言即昭示某种行动形式。现实经由叙事、谈话和故事组织并维持，它们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就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们进行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话语进行了研究，认为所谓“话语”实质上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基于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本研究所指涉的媒体话语关注的是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的话语之规则、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以及媒体与受众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交往互动。

话语在社会变迁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与社会诸种力量对话语的控制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烈是互相吻合的。换而言之，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在话语实践中造就出的各种变化，使(4)之成为有关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设计过程的组成部分”。二、媒体话语研究（一）西方话语分析的流变

话语分析，起源于西欧语言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语言学转向的结果之一。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Sabbettai Harris）在《语言》杂志上发表《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一文，分析了一篇生发水的广告，探讨了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规则，以及语言与文化、文本与社会情景之间的关(5)系，从此掀开了话语分析研究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后，话语分析走出了早期“语内分析”和“语外分析”的藩篱，走向既分析语言的形式，也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寻求语言的内涵，表层语言是它分析的物质基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是它分析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后，话语分析进入兴盛阶段，研究者从欧美拓展到澳大利亚和苏联、东欧，但是在亚洲和非洲关注者寥寥。1981年，荷兰学者图恩· 梵·迪克（Teun A．van Di jk）主编的《文本》 （Text）创刊，成为刊登话语分析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话语分析逐渐从语言学和社会学领域拓展到媒介传播和社会研究领域，话语研究已不再是语言学的专属，它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一种通用的分析策略和研究方法，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特点，通过解构人们习以为常的话语背后的逻辑结构和权力指向，揭示话语对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以及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至今，话语分析方法已广泛用于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新闻传播学。根据其分析的着重点，话语分析可以划分为三种流派：侧重揭示话语斗争中的权力指向、以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为代表的斗争—权力指向话语分析方法；旨在揭示人们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话语以实现社会目的、以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和玛格丽特·韦斯雷尔（Margaret Wetherell）为代表的认知—行为指向话语分析方法；重点关注话语在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变迁话语分析方法。众多已有研究显示，话语分析方法在解释大众传媒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具有较强的理论阐释力。1988年图恩·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出版，把话语研究和媒体研究结合起来，集中分析了报纸媒体的话语类型，从批判的角度指出新闻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它表达和确认了新闻生产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1992年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 （DiscourseandSocialChange）出版，将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身份确认以及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他认为， “所谓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6)方式和文化习惯”。1997年《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 （DiscourseStudies：AMultidisci-plinary）出版，并于2010年再版，图恩·梵·迪克在这本论文集中，把话语分析的最新进展归于“话语的(7)多模式本质”。随着互联网在大众传播中的广泛使用和计算机技术为学术研究带来的量化精度，话语研究更加强调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更注重文本和谈话与语境的结合，跨学科运用的特点更加突显。（二）中国话语分析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话语分析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丁往道、王佐良的《英语文体学引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年），黄国文的《语篇分析概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出版，从英语文学角度论及话语分析研究方法。21世纪初，国内翻译引进了一批话语分析方面的论著，出现了话语研究的热潮。梵·迪克和费尔克拉夫等人的著作，也为国内新闻传播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媒体话语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国内媒体话语研究主要分为四类：

其一，媒体话语理论与方法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从批判学派理论和符号学入手，借助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来分析新闻话语，为媒介研究拓展了一条新路。丁和根的《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认为，大众传媒话语分析具有语言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两个理论向度，前者涉及传媒话语的表层结构、言语行为、会话含义和修辞策略等方面内容的分析，后者涉及对传媒话语的意识形态及文本(8)“深层结构”的探讨。 曾庆香的《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重点探讨了典型人物报道和灾难事件报道新闻话语中隐含的“英雄”原型叙述模式，认为新闻话语中沉淀的原型具有双重功能，它既可能使新闻话语更贴近受众，释放沉淀在受众心底的情感，达到引导舆论的功效，也可能是新闻话语追求“客观、真实”的障碍，成为新闻话语中固定成见、刻板印象的发源地，成为大量炒作、复制、传播假新闻的(9)根源。 范红的《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通过介绍新闻话语的编码过程以及三种霸权建构方式，分析掌握新闻话语权的阶层是如何将其思想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嵌入新闻话语，新闻话语进而(10)影响受众对真实事件乃至世界的认知。曾庆香、黄春平、肖赞军的《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提出记者虽然是新闻话语的写作者，但并不是话语的主体，他只不过充当了编码者和代言者的角色，权威的新闻来源以及刻板印象的操纵者才真正是新闻的(11)话语主体。

其二，媒体话语对舆论生成与舆论塑造层面的研究。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前期，这类研究以纸媒报道中的议程设置为主要内容；第一个十年的后期，这类研究与网络舆论结合，侧重于分析网络话语的特点。张蓉、赵新利的《浅议日本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话语霸权———以日本报界对〈反分裂国家法〉的报道为例》以日本四大综合性报纸为例，透析了新闻媒体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功能掌握新闻话语权，而媒体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又如何通过拥有或操纵媒体来实现(12)话语霸权。龚升平的《网民议程设置对媒介话语权的重构》结合中国近年来网络舆论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舆论监督作用，提出是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受众掌控媒介话语权，进而拓展了媒介舆论监督的权利(13)维度。

其三，新闻事件与媒体话语功能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数量最多，除了对单一新闻事件的话语进行分析以外，还往往采用了中西比较的视角，旨在对比中外媒体话语的异同从而发现中外媒体报道的特征。邱林川的《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性与争辩》，采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包含多重现实之仪式性传播模式分析了美国三大报《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对李文和案的报道，指出美国主流媒体不仅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进行了定型化处理，而且不同的采编风格和处理手段也反映出各新闻机构出于政治文化及报业竞争的需要而在选择客观真实、处理法理真实的基础上建构媒介真实，(14)形成了李文和案报道过程中的多重现实景观和媒介话语。杨静的《意识形态：新闻话语背后无形的手———中美2007 “两会”报道解读》，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中国2007年“两会”报道为个案，分析比较了中美两国媒体通过不同的主题建构与新闻话语塑造了迥然相异的中国媒介形象，深刻地印证了福柯的话语理论———意识形态既是新闻话语背后无形的推手，又是新闻话语建构(15)的目标，它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新闻话语说什么和怎样说。黄顺铭的《“镜子”与“探照灯”辨析———对新闻传播学中反映论与建构论的认识思考》，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镜子／反映论”和“探照灯／建构论”这两种新闻思维模型进行了学理追问，认为“探照灯／建(16)构论”更符合新闻传播的实际。

其四，国家形象建构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的重点并不在媒体话语上，媒体话语只是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工具，对媒体话语的分析属于外围性质。程曼丽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在论述国家形象内涵、国家形象塑造主体和国家形象传播受体的基础上，从中国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媒体策略(17)；李智的《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针对“后奥运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全球化语境”的特殊性，力图通过媒介符号(18)的跨文化选用进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孙英春的《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认为中国形象的衍变历程反映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话语格局的整体变动趋势，应从“传统中国” “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三种形象的主动建构入手，聚合社会各层次的力量，加强文化建构与传播体系建设，以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为目标，谋求可持续的结(19)构性影响。

近年来，对媒体话语的研究呈现出两大趋势：其一，正在从分散走向集中，媒体话语研究并非孤立地分析语言的运用，更重在检视传播的语境———谁对谁传播；为什么传播；在何种社会情境中，传播媒介的特点如何；不同的传播类型是如何演化的，它们的关系如何；等等。其二，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的拓展，众多研究集中于新闻话语分析和网络话语分析，包括网络流行语如何建构人类的知识图谱，等等。三、社会变迁与媒体话语研究

从费尔克拉夫开始，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就成为了西方话语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他把话语变化放置在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关系之中进行分析，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来建构话语分析的框架，使其批判性话语分析更具有策略性和实用性。在费尔克拉夫的视野中，清晰地透射出媒体话语在文化和社会变化过程中的多元化效应，媒体话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复杂关系，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影响。费尔克拉夫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较高的层次来寻求解释话语的原因，他在强调社会制度对话语的限制作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话语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对于社会文化变化和再生产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费尔克拉夫几乎划定了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视域，近三十年来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还是新闻传播学关于话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似乎并未超出上述框范。在社会学领域，1989年美国学者威廉姆· A ·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和安德鲁·莫迪戈里安尼（Andre M odigliani）做了关于核武力的媒体话语和公众舆论研究。(20)在政治学领域，2000年美国学者大卫·J·霍瓦斯（David J． Howarth）、艾莱塔·J·诺瓦（Aletta J． Norval）和亚妮斯·斯塔弗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从身份确认、霸权和社会变迁角度出发(21)探讨了话语理论与政治分析的关系。

2000年以后，费尔克拉夫着力于探索新自由主义与新资本主义(22)的关系，其研究触角也涉及国际关系领域，如国际安全中的“共(23)同体”观。他在案例分析中反复考量的是社会变迁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反映在话语中，并探讨了话语变迁的社会转型效果。

国内也出现了从话语语境、话语风格和修辞方法角度入手，从媒体话语探察社会变迁的硕博士论文，如郑思思的《农民工报道话语变(24)迁研究（1980—2010）》 、殷晓锐的《社会变迁与〈人民日报〉(25)改版研究（1978—2012）》、许培莲的《话语与社会变迁：〈文(26)汇报〉文化短新闻的历时考察》、刘昌伟的《中国新闻话语六十(27)年变迁》。此外，吴果中、汤维的《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生产与社会变迁》，运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方法，结合社会政治思想分析，以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为框架，分析了自民国以降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演变及其对社会制度建构的轨迹。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媒体话语的研究鲜有从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变迁角度出发，探察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未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变迁特征、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向的分析研究。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本研究的研究框架

本研究基于话语分析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从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基础、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出发，以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四维为分析框架，并依据这一框架，对媒体话语的呈现方式和话语功能进行了探讨。本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在于，媒体话语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媒体话语既具有客观性，能够“明镜”式地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也具有自反性，能够“明灯”式地指引社会实践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结构中，媒体话语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中的社会文化。在信息社会，媒体文化是社会文化最鲜明、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媒体话语是媒体文化的皮肤，直接、及时地感触着社会文化的变动，客观、准确地再现着媒体文化的变动。媒体话语是基于媒介组织对现实认知的指向性明确的表达，这种表达既是一种复杂的个体言说，是传播者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个性化的表述，也是媒体组织价值判断、政治立场和制度安排的显现。纵观媒介发展史，早在大众传播时代来临之前，从报纸诞生之时起，媒体就在社会阶层中占据了“强势地位”，无论是政治评论的传达还是商业信息的报道，从“观点纸” （opinion-paper）时代到“新闻纸” （newspaper）时代，媒体始终是社会主流阶层的“代言人”，媒体话语毫不含糊地表达其阶级利益和价值观点。20世纪中后期，传播技术的革新推动人类进入网络传播时代，互动性媒体再度盘踞社会阶层的“强势地位”，往昔媒介组织的单向传播时代终结，传受互动格局日渐鲜明，媒体话语中出现多种声音，受众表达融合于媒体表达之中，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媒体话语喧哗景象。网络传播时代，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基础、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媒体话语的多元呈现，深刻地体现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复杂图景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心态。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象，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表现于四个维度（图11）：呈现社会实践、建构社会核心价值、塑造文化认同、影响社会变迁。媒体话语传播与表达这一文化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四个文化价值维度，印证了媒体话语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控制人的思想、引导人的行为的文化手段或文化权力。图11　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四维

英国报人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说： “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日记。”媒体话语所承载的既有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发展变迁中的细微变化，也包括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力量的起伏。在某个特定时期里媒体话语的价值取向、结构组成、影响范围，实质上映射着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变革的轨迹，特别是社会民主发展的进程。主流媒体话语的功能在于，它一方面能够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社会变迁的足迹、民众关注点的变化，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话语经过媒体的议程设置，更能够鲜明地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走向。本研究将媒体话语细分为三个部分：新闻话语、民众话语和广告

话语。为了聚焦研究问题———媒体话语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表现与建构，本研究以新闻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三类媒体话语中，新闻话语是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最重要的承载平台，往往背负着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是影响民众认知最重要的话语形式。

网络传播时代，主流媒体话语传播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主流价值观。主流媒体话语不仅能够引导舆论走向期望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定势，为全社会创造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平台，引导人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同时它还能够借助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来消除可能导致崩溃的社会冲突。特别是在互动性媒体、社会性媒体兴起、普及之后，媒体话语已不再是媒体从业者专断的营生，网民参与媒体话语的创造和传播， “人人拥有麦克风”，网言网语也成为主流媒体传播活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二、本研究的研究内容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个特定时段中媒体话语的递变更续，记录着媒体传播的轨迹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反映着社会民主发展的历程。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在塑造人关于现实的观念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媒体话语在反映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费尔克拉夫也指出，语言是社会秩序中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着现实，并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进程；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互动关系，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变迁及社会变革。由此看来，以媒体话语作为探察媒介传播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窗口，研究媒介传播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变迁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重要社会人员发生替换（如国家领导人）；二是由于社会统治政策变化而导致社会价值和制度结构方面的变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富裕，在制度结构和社会价值层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因此，本研究选择重要社会人员替换作为研究的尺度，以2003年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研究的起点，以2003—2012十年间的“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以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下列问题：主流媒体话语是如何反映并影响着社会变迁历程的？从话语事件变化的角度来看，主流媒体话语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变迁历程？媒体话语如何切分和重组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如何建构着媒介环境？从话语秩序变化的角度来看，媒体能否通过对话语事件的选择性报道来进行议程设置？十年的中国主流媒体话语反映出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哪些方面的嬗变？

2003—2012十年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变迁的革命性步伐几乎是新中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此前中国人从未感受过如此快速、如此丰富的变化，络绎不绝地出现在各个领域：社会民主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现，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成为舆论的焦点。这十年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政府”的目标；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举办了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影响力；完成了“神舟七号”太空行走；中国抗击了全球三大疫情的传播；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住房、医疗和教育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不仅生动、真实地记录了这些重大变迁，而且借力新闻话语建构着中国公众对国家形象、对政治民主的认识，并指引着社会变迁的方向。2003—2012十年中，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日俱增，民众的价值观借媒体话语得以重组和切分，媒体话语体现了它作为人们感知社会的语言表征的特点。

本研究认为，在传统专制社会和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功能各有侧重。传统专制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建构性功能跃居首位，媒体传播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反映性功能更为凸显，媒体传播者成为“向社会举起镜子的人”。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主流媒体话语呈现出新闻话语与民众话语众声喧哗之景，它在建构和引导社会变迁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传统理论关于媒体话语二元论（反映论或建构论）的观点难以全面而真实地概括媒体话语的功能与特性，无法解释媒体话语作为社会变迁动力之一所发挥的驱动作用。本研究从布尔迪厄的“二重性社会观”出发，认为媒体话语的反映论与建构论并不是对立的，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实践的“明镜”式再现与“明灯”式指引，也并不是完全独立、不可交融的。本研究提出媒体话语的二重性，简单来说， “人们创造了媒体话语，但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 “人们创造了媒体话语”表明，媒体话语的本质是实践性的、属人的；“但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表明，人们的话语实践具有受动性、客观性。媒体话语二重性超越了反映论和建构论的局限：第一，话语表达的领域是受到社会实践限制的；第二，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既是对媒体话语的限制，同时也是对媒体话语的促进。媒体话语的主体———传播者和受众———通过反复创造媒体话语、不断传播媒体话语这一方式，来反映社会实践本身；第三，传播者还借助媒体话语实践，再生产出使媒体话语实践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从而建构和指引着社会实践。三、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梳理现代社会变迁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为核心要素，从资本主义维度对现代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法国社会学者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以“社会秩序”为研究中心，从工业主义维度对社会变迁进行了解释；德国政治经济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理性化的维度对社会变迁进行了考量；英国社会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从制度分析的维度对现代社会变迁提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构想。

本研究力图从三个层面———知识分析、理性分析、文化分析———展开对于主流媒体的话语分析，最后落脚于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四维。基于这一研究思路，使用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变迁角度考察近十年（2003—2012）中国社会的变迁特征、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向。话语分析方法，以传播内容（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传播内容研究将媒介生产和媒介消费勾连在一起，借助媒体语言发现其背后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与意蕴（语境），从建构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媒体话语生产者依据其利益意图和传播模式，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人类社会实践的建构。然而话语本身是静态的，难以对社会的动态发展进行可靠而深入的分析。为此，本研究结合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历时的角度来补话语分析之不足，通过对十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年度流行语和新华社年度十大国内新闻的比较分析，探讨主流媒体话语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真实、客观的反映，在静态与动态的融合中，将社会变动中的微观与宏观、表层与内底、传播与接受融为一体，从而对社会变迁中的主流媒体话语特征与表达方式进行整体场域性的把握。

传播研究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鲜明而深刻的现实关怀，本研究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媒介发展的理性思考，从媒体话语角度入手，以重大问题意识为导向，以话语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为工具，力图“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以此呼应“将传播研究置于探究人的本质和行为，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更宏大的学(28)术框架之中”，将媒体话语安置于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中心，通过构建媒体话语表达的目标构想及实现路径，探寻中国价值观和社会变迁的发展路向。

(1)瓦戈．社会变迁．王晓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2)吉登斯．社会学：5版．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6．

(3)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导读．

(4)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7．

(5)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

(6)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中译本序．

(7) 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周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前言．

(8)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传播研究，2004 （1）．

(9) 曾庆香．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新闻传播研究，2004 （2）．

(10)范红．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现代传播，2004 （2）．

(11)曾庆香，黄春平，肖赞军．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新闻传播研究，2005 （3）．

(12) 张蓉，赵新利．浅议日本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话语霸权———以日本报界对《反分裂国家法》的报道为例．新闻大学，2005秋季号．

(13)龚升平．网民议程设置对媒介话语权的重构．新闻前哨，2009 （5）．

(14)邱林川．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性与争辩．新闻传播研究，2002 （1）．

(15)杨静．意识形态：新闻话语背后无形的手———中美2007 “两会”报道解读．襄樊学院学报，2008 （6）．

(16)黄顺铭．“镜子”与“探照灯”辨析———对新闻传播学中反映论与建构论的认识思考．现代传播，2003 （1）．

(17)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新闻界，2007 （3）．

(18)李智．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阴山学刊，2009 （1）．

(19)孙英春．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教学与研究，20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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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HOW ARTH D J， NORVAL A J，STAVRAKAKISY． Discour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identities，hegemonies and social change． Ma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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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FAIRCLOUGH N． Blairs contribution to elaborating a new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com munity”．Journal oflanguage and pol itics，2005，4 （1）：4163．

(24)郑思思．农民工报道话语变迁研究（1980—2010）．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25)殷晓锐．社会变迁与《人民日报》改版研究（1978—2012）．南京：南京大学，2012．

(26)许培莲．话语与社会变迁： 《文汇报》文化短新闻的历时考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7)刘昌伟．中国新闻话语六十年变迁．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1．

(28)蔡骐．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国际新闻界，2005 （4）．第二章　主流媒体话语分析

作为语言学范畴的话语有两种概念：一是将话语等同于语言；二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综而观之，话语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语互动以及各种形式的书面文本。作为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话语实践，主流媒体话语包括新闻话语、民众话语和广告话语。本研究以新闻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其生产流程、文本价值、功能分析等多个向度，分析其文本呈现的社会实践，以及话语实践中蕴含的社会秩序及其内在逻辑。主流媒体话语既是社会实践的真实反映者，又是社会秩序的主要建构者。主流媒体话语在民众的政治观、文化观的塑造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一节　主流媒体与主流话语

一、主流媒体（一）主流媒体的界定

1．主流媒体概念缘起

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简称M S M ）一词来源于西方。1997年美国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左派杂志上刊登文章《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媒体？ 》 （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指出主流媒体即“精英媒体”或(1)“议程设置媒体”，这类媒体设置着新闻框架。自此，主流媒体成为学界和业界争论的焦点。

在西方，主流媒体往往指高级报纸或质报等严肃媒体，也有学者认为主流媒体是指与网络媒体相对的传统媒体。在中国，一般认为《人民日报》等政党机关报、 《新京报》等发行量大社会影响面广的都市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官方新闻网站，都属于主流媒体。

2．主流媒体的多种定义

在主流媒体的概念界定上，国内学界和业界并不相同，各有侧重。国内一些学者从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受众关注度出发，认为主流媒体是面向主流人群、提供主流信息、服务主流市场的媒体。如：

复旦大学周胜林教授认为：主流媒体是相对于非主流媒体而言的，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的省级以上媒体，称为主流媒体，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各省市(2)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大报大台。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媒

(3)体。

浙江大学邵志择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依靠主流资本，面向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4)会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媒体。

国内一些业界人士从主流媒体的宣传功能和意识形态出发，认为主流媒体是影响力大、规模大、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媒体。如：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认为：主流媒体就是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和功能，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影响力大的强势媒体。《新闻出版导刊》副主编玄洪友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具备一定的(5)规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主要的媒体。

吉林市人民广播电台王艳辉认为：主流媒体就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性强、权威性高、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具备广泛影响力的(6)体制内媒体，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和功能。

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学界和业界研究者都基本上认可中国的主流媒体在影响力方面属于强势媒体，在受众方面以社会精英为主，在内容方面健康严肃，在功能方面兼顾宣传和信息传播。

在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看来，主流媒体有六个条件：一是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和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二是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我国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影响力；三是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四是着力于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是历史主要发展脉络的记录者；五是基本受众为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六是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7)受众群。以此为据，中国的官方媒体大多属于主流媒体。（二）主流媒体的功能

1．发布功能———发布主流信息，提供重大新闻报道

从传播内容来看，主流媒体以提供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新闻信息为己任，着重发布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信息。这类信息关乎每个公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关系着国计民生以及公众的切身利益，包括国家和政党的重大方针、重要政策的制定和改变，时局的变化，市场行情的起伏，传染性疾病的爆发，环境气候的变化，以及重大灾难事故等。这类信息为公众的政治、经济、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这类信息与社会中每个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即为主流信息。

主流媒体发布的主流信息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关乎国家和社会命运与发展的重大信息或重大事件。如自1985年起每年3月召开的“两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庆、元旦、七一党的生日等重大节日，是国家政治经济新闻密集发布的时期，也是受众密切关注的重大事件，主流媒体往往会集中力量、多角度多体裁多形式地进行报道，向中外民众提供重大新闻报道，发出中国声音。

在新闻报道中，重大新闻报道往往呈现为硬新闻。按照西方新闻的分类，硬新闻（hard news）指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新闻；软新闻（soft news）指反常的、新奇的和娱乐性的新闻，具有较浓的人情味，写作风格轻松活泼，易于引起读者感官刺激及视听兴趣，如愉悦、同情等。硬新闻的报道内容往往直接或间接涉及每个公众的日常生活，具有引导舆论动向、反映社会变动的特征，影响着社会的变迁，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前瞻性。

2．喉舌功能———负载主流价值，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从传播功能来看，主流媒体大多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各界视为中国政府、政党和广大公众意志、主张的权威代表，体现并传播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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