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光宇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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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智库试读：
作者简介
胡光宇，教授，博士，任教于华北电力大学，创建了国家能源发展研究院。曾在清华大学任教10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国情研究工作。参与创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曾在河北衡水市政府、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法院系统的领导岗位上挂职锻炼。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曾在国内外出版三十余部书籍，其中包括：
国情研究系列：《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中国治理：中国经验》《中国发展成本论》《中国海事：经济发展方式新定位》《中国：性别与发展》《中国天文事业》《中国治理：依法治国 让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公司治理中外比较》《新健康革命》等。
理论研究系列：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56）》／《1967-1965》／《1966-1976》《战略定性研究基础：实施与控制》《战略定量研究基础：预测与决策》等。
国际化系列：翻译出版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对国内政策的挑战》《中国治理》；在开发性金融领域著有Achievement Evaluation of IFI Assistance Loans to China（《援助与发展》）；翻译出版11部世界银行2005至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及世界银行学院：《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治理／绩效／可持续发展》等。
内容简介
大学在当代世界智库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在智库发展建设领域大学智库起步最早，近年来日渐成熟，在促进国家发展及扩大对世界的影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国家对智库工作尤其重视。本书结合201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4年2月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背景，从大学智库价值观、国内外大学智库发展、大学与智库的关系、大学智库发展的意义、大学智库如何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大学智库的国家责任、贡献、现状、趋势、沿革、特色、问题、国家要求以及创新、学派、产学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评价、作用、贡献等内容，并提出在大数据时代条件下的知识库、人才库、数据库、决策思想库的构建模式，勾画了中国大学智库发展的蓝图和实施的规划路径、行动议程。
序言
谁在影响世界和人类？谁在影响中国？什么在影响世界和人类？什么在影响中国？“思想”是引领世界、人类、社会、国家发展的驱动力！大学智库就是创造“思想”的地方！一、大学智库的构建原则
面向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应如何创办大学智库？首先要制定大学智库的章程，国家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大学智库的章程就是大学智库构建的开始。大学智库的章程也是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体现和国家统一管理大学智库的依据。大学智库要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国家治理、预见国家走向、融合世界知识信息，是体现大学特色的知识性、开放性的学术载体；它对人才的培养既有大学的普遍规律，也有其特殊性和特殊贡献；它是大学里学科交叉、学术复合应用、综合性资源整合的特区。它应具备独立性、独特的精神，肩负国家责任，承担完成大学任务和培养人才的职责，也具有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创新学术道路的特点。二、大学智库的精神
在与国家发展同行、与国家开放相伴、与国家改革俱进、与国家兴盛共存的大学智库层出不穷的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应具备“急国家之所急、向国家之所向、想国家之所想、想国家之未想，忧国忧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人文和学术精神，工作中要体现爱国意识的人文日新的精神。
要认识到大学智库的学术研究是以真实性、客观性、规律性为先的“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这是能够树立学术权威的基础。本着尊重知识的基本态度，创造公共知识，顺应时代大潮，要努力做出知识贡献。现在，“中国知识”正在变为全球性的知识，中国智库的影响会随着国家的富强不断扩大，我们要体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学术精神。
我们应树立大学智库工作的神圣使命感，在追寻真理的学术道路上要具备滴水穿石、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为先，在学习和整合人类和世界知识的同时，在中国化、本土化过程中和在实践的基础上体现中国特色、大学特色的智库知识创新精神。
大学智库的学者要具备独立性、开放性、贡献性、责任性的研究精神，在研究成果中体现“社会良心”的朴实、朴素的精神。三、大学智库的责任
大学智库的职责所在，要有“不在其位、还要谋其政”的责任感；要有“做大学问、做大科学”的国家意识、社会意识、人民意识、人类意识；要在结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基础上，凸显大学自身的学术特色、行业特色、专业特色和特色贡献；要系统、科学地通过社会媒体和网络资源构建大学智库的话语权体系，熟练、安全地使用“政治性语言、专业性语言、媒体性语言”，把智库知识进行社会分享，影响决策和政策，构建大学智库学术发展体系。四、大学智库培养学生的任务
大学智库，应该是体现大学特色的智库，人才培养是大学智库根本任务。培养人才就是要培养顶天立地的人，所谓“顶天”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和人类；所谓“立地”就是源于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类。
大学智库应该是培养“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的基地和摇篮。在这里要充分体现尊重人才、识别人才、爱护人才、用好人才、集聚人才、培养人才的氛围和态度。构建知识投资人才的培养机制，聚焦最有抱负、最有理想、最优秀的大学生身上，要设计治理者、创业者、学者和未来国家的接班人、建设者、领导人的培养方案。
人才兴、国运兴！完成教书育人的大学任务，“研究”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基础，把“学术大学”和“实践大学”在智库平台上融合，在竞争进取中激励和影响学生的发展。大学智库的教书育人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甘做桥梁”的，要勤指导、因材施教、创造学生在实践中求进步的培养环境。五、学术道路
我们的学术之路暨人生目标，体现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体现大学文化、大学精神！
我们学术研究的宗旨：为了祖国强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实事求是”是大学智库研究的基础，通过预测导向、问题导向、政策导向、决策导向，寻找影响全局的要素与关系，在碎片化的问题面前，利用系统化的知识步步解题。不断突破自己和他人的“智慧屋顶”，最重要的是不断纠正自我的结论和研究行为过程。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思想和知识的传播与影响可以是无限的，有意识地计算和利用有限的人生，适应大学智库这台“生产知识的机器”的运转，通过不断向实践学习、向历史学习的方法，统筹科学安排人生和时间，不断的研究这个世界、国家，从“认识”到“再认识”的科学研究过程中，来改造世界、改造国家，创造人类福祉、造福人民！六、序言的思想来源
这个序言是一个继承性的序言，意在传播大学智库的建设者的思想。这是建立在我十多年参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研究院“大学智库”建设的工作经历基础上，在学习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关于大学智库的建设体会和系列著作，以及领会和落实华北电力大学刘吉臻校长、吴志功书记和校领导班子对大学智库建设的建议和要求基础上的著述体会。胡光宇2015年6月19日第一章绪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智库的价值观第一节 应时代的需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智慧贡献的“大学智库”
时代需要大学智库的智慧。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正面临着越来越多从前没有经历过的各种困难和难题。改革本身就是革掉旧有的重塑新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会遇到各种茫然和痛苦，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领好中国这艘大船在改革的风浪中不偏不倚地航行，这需要决策者较以往更高的智慧来把好舵，带好路。同时，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已经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过着与外界断绝关系的“自给自足”式的生活，这就需要有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和全球秩序转型的能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就显得格外重要。“大学”在封建时代，其中就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是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现代大学产生以来，更加成为生产、散播、辐射人类智慧、知识和精神的神圣领地。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国家的需要，大学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大学服务社会的形势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往的单纯的教书育人到现在更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决策的进程中来，更具体来说就是大学以“智库”的形式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尤其对于一些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大学智库”以学科交叉、集成的优势，对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进行研究，形成现实有影响力的咨询和学术成果来服务于国家，参与决策进程。
从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可以看出，智库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研究与咨询的机构，近三十年来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在公共政策领域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对政府影响的程度也在日益加深。大学智库作为智库的一个类别，相比较官方智库以及民间智库，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一，大学智库在人才资源和学术资源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大学比起其他机构，人才和知识储备都更丰富，研究基础更强，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学科门类齐全、学术基础扎实，这些综合性大学为智库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支持。无论是具体问题政策方案的提出，还是思想与科学技术的创新，都可以在大学找到学科支撑。现如今，理解和分析地区与国家的复杂问题时往往涉及众多知识领域，甚至会横跨自然、人文、科技、心理、外交等学科，其复杂程度远不是单一学科可以解决的。而对于综合性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往往依赖多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这正好可以发挥出大学学科综合的优势。另外，各学科[1]的交流会更有力推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与推广。图1-1 时代需要大学智库贡献智慧
第二，大学智库可以将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大学智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是在服务于公共决策的同时，培养具有战略思维，善于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并将学术研究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的人才。这些学生不仅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而且就国家或国际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现实参与给出决策咨询意见的机会，这对于个人未来考虑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习惯有很好的培养和启发作用。
第三，大学智库可以很好地将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在一起。开展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需要深厚的基础学科知识作为背景，这可以为大学智库提供丰厚的学术基础。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将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战略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其主要特点在于：大学具有实力强大的基础学科专家，这些专家在相关学科领域做出的创新贡献非常关键，这些领先的基础研究为大学智库进行公共政策和战略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土壤。2006[2]年9月，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个智库发布“普林斯顿报告”受到广泛的关注，被认为是小布什时期美国安全战略的所有替代性方案中[3]“最为重要的一个”。这份报告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处，就在于其提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关键性概念和范畴，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基础研究和战略研究相互促进，一方面，依赖于大学内部深厚的基础研究能力，大学智库不同于一般智库，它往往能够在重大战略发展方向上提出特色鲜明的观点；另一方面，通过实际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又能在传统研究范式上获得新的灵感，取得创新突破。由此可见，大学多年深厚的基础学科知识的沉淀，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提供了多么丰厚的土壤，这是其他类型智库无以比拟的。
第四，大学智库最根本的优势是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积淀并不断形成独立纯净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的殿堂。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1520年前成立的各种社会组织中，至今为止仍保留着最初名字并且进行着最初研究工作的机构，全世界只有85[4]个，其中，70个是大学。这组数据很震撼，但同时说明大学的永恒不仅在于大学传播和创造的知识财富，更在于那种执着、独立、永恒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智库来说，这种执着、独立、永恒的大学精神非常珍贵，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大学智库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和思想。一代代的学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感染下，提供着独立、客观、高质量的学术产品，进而影响着时代变迁的进程。保持思想上、学术上的执着独立是智库的根本，也是大学智库贡献给国家和世界的核心精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学智库应该发挥其优势，为国家不断贡献知识和思想，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独特的力量。不断进行政策创新，成为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支持系统，既要服务于我们正在进行的艰难的改革事业，同时还要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第二节 智库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与改革
新中国成立之后，纵观中国共产党党建的历史和制度改革的历史，许多重大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的诞生，都离不开智库的作用。中国官方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主要体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会议、五年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中，而这些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指导中国这段时间的发展。大学智库则通过各种报告、书籍等向中央传递最新的研究成果，来影响决策者的政策制定。中国智库不但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而且还参与甚至主导制度改革的全过程。
智库在维护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方面影响颇深。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客观评价中国道路？如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一些智库的学者给出了解释。在《人间正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先进性与优越性。该书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而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在于“人民”。此书提到，超越“市场社会”和“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这也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以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只有根植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5]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另外，在《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一书中，胡鞍钢教授指出：“未来20年，中国将从小康走向富裕，从中低收入走向高收入，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最重要的发展主题、最核心的发展目标和最大的发展任务。”还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本质就是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目标，特别强调了“共同富[6]裕”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中国道路定义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7]家。”胡鞍钢等教授通过著书立作不仅解答了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很多观点被中央接受，显示了智库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和维护国家及党的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同样，在中国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一样有着智库的身影。改革开放初期，旧有决策模式需要改变，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新的改革方案，便向各大部委和高校网罗人才，组织这些人不定期到中南海进行讨论研究，后逐渐成立了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那时最主要的智库的代表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这些机构提出的改革方案以党的文件或者报告的形式出现，推动了那个时期改革的进程。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为例，正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努力，推动了我国农村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1982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3年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4年的《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5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6年的《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正是这些纲领性的“一号文件”使得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改革阶段，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平反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并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在他的主导下渐渐开启。1981年，杜润生派人到安徽滁县进行“包产到户”的调查，现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周其仁也在调研团队中，他们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记录，看到了最现实的中国农村。这份报告最后被送到中央高层，并被评价为“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的一清二楚”。1981年底，中央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以后连续5年都将农业问题作为“一号文件”下发指导中国农村改革。在1982年，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且开始把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目标密切联系起来。到1983年以后，农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时开始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1984年，在继续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力的解放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开始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但是，在农村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当时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小组讨论最多的是改革已经存在32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宋国青最早全盘提出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粮食研究小组曾在江西、广东、河北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198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会议。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在会上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改革。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提出改革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等十项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推动我国农村开始了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紧接着，1986年的“一号文”重新肯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这一年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最[8]终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这些文件绘就了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路线图。表1-1 1982—1986年历年“一号文件”主要内容各年“一号主要内容文件”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已1982年《全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健全与完善农业生产国农村工作责任制的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要会议纪要》把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目标密切联系起来，当前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9]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我们现在正进入城乡社会主义商品生1983年《当产大发展的时期，为了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前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政策的若干针，调整购销政策，改革国营商业体制，放手发展合问题》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实现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商业经济形式并存。要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10]封锁，广辟流通渠道。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带来了生产力的解1984年《关放和商品生产的发展。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于1984年农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村工作的通越的必然过程。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知》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才能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学会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价值规律，为计划经济服务，才能加速[11]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改革农产品的统稿派购制度，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要继续贯1985年《中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对共中央、国乡镇企业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务院关于进他开发性事业。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城市的各一步活跃农类科学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职，应村经济的十聘到农村工作。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项政策》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办法和林[12]业、牧业、水产业，乡镇企业的责任制。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依靠科学，增加投入，保持农业稳定增长。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涉及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在1986年《关前进的步伐上需要与城市改革相互协调。今年，努力于1986年农的重点是围绕已经实行的政策，加强后续工作，以巩村工作的部固和扩大改革的成果。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正确处署》理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可代替的重要产品，粮食生产必须得到切实保证。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一定要注意发展合作制度，实行税收调节，做好扶贫工作，并完善法制，保护合法权益，制止非法牟利，发展生产力，[13]走向共同富裕。注：根据各年“一号文件”整理
1982年到1986年，在杜润生的统率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这些年的“一号文件”就是由杜润生负责起草的，他积极支持和引导在安徽、四川发起的农村改革向全国铺开。这些指导当时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带领着中国亿万农民踏上了“第二次解放”之路，促使农村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作为官方智库，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农村体制改革的过程；而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则是通过一系列经验研究，以及严格的计量分析，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14][15]制改革是1979—1984年中国农业大发展的主要源泉。中国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改革，既有官方智库专家的制度引导，又有大学智库学者的研究证明，他们为我国制度改革贡献智慧与保驾护航。图1-2 中国智库引领中国农村制度改革第三节 智库催化改革开放
正如上节谈到的中国智库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在整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些汇集了智库学者智慧的改革思路和方案，推动着中国经历了三十余年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国的改革其目的是根本改变束缚经济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完全否定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的完全承认市场，整个过程漫长而复杂，更凝结了几代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勇气。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开端的，以后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这些文件凝聚了很多智库专家和学者的心血。中国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阐述就是最核心的内容，从每届报告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轨迹，这些离不开智库学者们的付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智库学者的努力，这种观念被逐步扭转，慢慢形成了新的认识，这对于推动改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至此，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16]表1-2 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改革开放历各阶段主要内容程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全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十三大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全会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十四大报告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提出了股份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十五大报告用。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强调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十六大报告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出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发展混合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十七大报告经济发展。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大报告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全会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正在一步步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完全不承认市场转向完全承认市场，这个过程与学者们的贡献密切相关。
例如，厉以宁教授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厉教授的所有制结构理论及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其间几度沉浮，其观点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政府工作报告，他的这一理论为经济理论界和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广泛接受。另外他在对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17]的经济运行规律。厉教授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有制结构是改革环节中的重要内容，厉教授就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提出：建立以国有经济和国家控股经济、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各占一定比例的所有制体系。也就是把国有经济保持在适当的、但必要[18]的范围内，扩大非国有经济的比例、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从我国党历届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关于所有制理论的内容与厉教授提出的内容非常一致，他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20世纪80年代初，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从1984—1986年，厉教授不遗余力地宣传股份制，强调股份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和国企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他认为，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财产组织形式与经营形式。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因而股份制与公有制是可以相容的。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相比，实行股份制有下列优点：首先，股份制可以解决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其次，股份制可以解决企业负盈不负亏的问题。实行股份制后，单个企业的资产与整个国有资产分离了。整个国有资产不为某个股份制企业中的国家股负连带责任，于是就有条件实行企业的自负盈亏。再次，股份制可以解决企业行为的短期化问题。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可以获得两种收入：股息红利收入和股份升值所带来的收入。后一种收入不仅与企业当前的经济效益有关，而且与企业的发展潜力即未来盈利的能力有关。最后，股份制可以解决企业资产（包括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股份制企业的资产是属于各位股东的。即使是国有资产，也是属于具体的国有资产管理部[19]门的。他的这些论断，对股份制在中国的推行起到了及大地推动作用，智库学者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论述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提出混合制经济的厉教授也早有论述。厉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如何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重中之重就是如何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调发展，如何发展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厉以宁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有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国有企业要能够向混合所有制方向发展，其中包括所处领域的门槛降低，民营经济准入，同时欢迎民营企业参股”。他认为，无论是国企、民企都要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三分天下。混合所有制建立有以下好处，“第一，把国企的资本雄厚优势和民企的机制灵活优势集中到一起；第二，它走出去对我们有好处，不会被其他国家所限制，也不会因力量小成不了气候；第三，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法人治理结构办得最有效的；第四，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企业中能够是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合作的场所，双赢但不仅仅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就有条件成为双赢的获得者了。民营企业在跟国有企业合作的过程中也能达到公平竞争、合作的好处。”
他认为，企业员工持股也是将来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之一。企业和[20]员工应该共同分享利润，采取股权激励制度。厉教授关于国企改革与管理的理论不但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基本支撑理论，对于企业管理也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第四节 智库促进大学发展：大学智库的国家责任一、大学智库与教书育人
大学历来是创造知识与传播知识的殿堂，新的时代赋予了大学新的功能，大学智库不仅服务于国家的政策创新与相关理论支撑，更基本的功能在于结合实际研究教书育人，培养实用人才。
智库不但要为国家出谋划策，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肩负着培养公共政策领域专业人才的基本责任。清华国情研究中心发布的《国情报告》，不仅是与决策者沟通交流的平台，更是教书育人的教学平台。中心负责人胡鞍钢教授会将国情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及时向学生讲授、传播，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国情，并且指导学生未来如何从事国情方面的研究。中心不仅有研究和教学任务，而且承担了国家的许多软科学研究项目。2005年以来，胡鞍钢教授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先后参与评估和设计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承担了多项国家规划重大课题研究。[21]这些课题将会有很多学生直接参与，将决策思想库研究的内容与教书育人结合在一起，让学生打好学术基础，提高学生的研究、实干的能力。对于没有机会参与到项目的中的大部分同学，胡教授在清华开了“国情与发展”一课，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同时也会介绍一些研究中心研究的成果。这门课程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内容与原创的最新成果来引导和教育学生。用研究国情的方法研究问题，学会更全面更宏观地分析问题，从国际化的角度动态地比较地看问题，这些研究方法不仅在这门课程上可以用到，而且还可以影响到学生以后的学习与工作方法。学生来自于不同的院系，这就要求教师有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能力，在做国情研究的时候，研究的问题就是多领域的结合，有了充分的多学科知识积累和学术背景，针对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就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包括农业、环境等，这些都源于作为智库机构进行政策建议时的积累。同时，在授课的时候，可以加入做实际项目时的例子，这样有利于学生了解研究与实践是如何结合的，是如何分析中国国情的，又是如何来解决的，这些对于学生既有吸引力又能培养学生分析研究实践问题的能力。
大学智库通常还会以培养高质量的研究人员为重要目标。费正清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一书中，他曾提到，在20世纪50年代创办[22]东亚研究中心，1955—1975年的20年间，培养了超过60名学生获得历史与东亚语言专业的博士学位，资助了博士生研究及研究成果出版。其中，在第一个十年，共出版东亚研究37册，第二个十年共出版103册，并以一流的作品遥遥领先于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其他美国大学。他告诉研究生们，从一开始就应该以成为著作家为目标来严格要求自己，也只有成为能够完成著作的作家，大学就业的大门才向他们敞开。据他粗略估计，大学有75所院校聘用哈佛大学东亚研[23]究方向的博士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也培养了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研究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国家委托的项目，而且很多博士研究生通过研究过程的训练，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成为国情研究领域有为的年轻学者。二、大学智库与学科建设相互促进图1-3 大学智库与学科建设相互支撑
智库研究离不开学科的建设。学科建设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体系；一类是人文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智库研究的内容大多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范畴，人类的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产生的源泉和动力。任何学科研究都需要理论的指导，任何研究成果都是在总结前人、不断创新中诞生的，科学知识的积累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学科体系不断创新增强人们认识规律的能力。智库的研究成果就在于针对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建议，因此智库要取得研究成果离不开学科的建设。学科有相对独立性，它在自己的领域经过多年的积累有了丰富的成果和研究经验，学科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理论体系，可以运用这些内容去发现新的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科虽然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各学科之间又不会相互封闭，可以进行很好地交流和融合，这就为创新提供了条件。因此，有深厚的学科知识的积累有助于提高研究的质量，提高智库研究的水平。
智库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又更好地支撑学科建设。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不断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来丰富学科建设。智库研究的重点就在于对实际问题的探索，推动学科建设朝着更高级的方向发展。智库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关键在于学科带头人的素质，学科梯队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智库的水平，在智库中，通过实践项目的锻炼提高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梯队水平，这对于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例如，在美国兰德公司的学科梯队中，就包括各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有很多是从兰德研究院培养出来的，现在兰德研究院已经成了美国培养高级决策者的重要机构。在这些智库机构中，通过一系列独特的培养方法，不但提高了学科梯队水平，培养了各类政策研究者，而且还支撑了相关学科的建设。总之，智库对于加强优势学科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还提高了智库的竞争力，也是智库发展的重要途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另外，智库是通过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政策认同为主要目标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媒体或者其他宣传渠道扩大智库影响力的同时，也扩大了智库所研究学科的学术影响力，这对于学科发展和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学科建设大有裨益。三、一流智库促进一流大学建设
一流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智库，一流智库也会促进一流大学的建设。现在有许多机构对大学进行评价排名，一流大学的主要评价标准来自于科研能力、教学和声望三个方面。
第一，科研能力。科研能力对学生个人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更是构建“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当今大学，其目的之一在于培养高水平高层次的各领域科研人才。在“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中，“科研能力”是非常关键的一项。创新精神是当今大学教育中最为倡导的目标，高校科研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和教职人员提供了最为良好的平台。专注的学科内钻研和自由的学科间交叉都是高校科研中所倡导和必需的。只有具备一定科研能力和拥有一定科研成果的高校才具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图1-4 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
第二，教学。师资力量，作为大学教学组成中一个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学评价的重要因素。杰出的教师是一所大学的代表，良好的师资通常是保证高教学质量的基础。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我国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也曾强调：“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外，毕业生及在校生情况由于教育过程与教育质量是不可见而且不可衡量的，教育的结果就必须经由学生，即教育的接受者来传递表达出来。作为一所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其就业率、薪资水平、深造情况、失业率等各方面指标都反映出该大学的教学质量。另外，高校对于学生的录取率与学生来源的分布也能反映出一所大学对于学生的吸引力，间接体现出该大学的教学质量等各方面因素的优劣。
第三，声望。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其声望代表了它在学生、家长等社会各群体心中的价值。作为一所大学不可估计的无形资产，声望也被很多评判机构列入影响大学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牛津大学校长Lucas先生认为世界一流大学部分是靠声望；部分靠知名学者；部分靠学术成就。《亚洲周刊》在进行大学评价时认为，一所大学的学术声望占到该大学综合价值的30%。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HEs）进行的高校评估中，将同行的评估作为该校社会声望的一个有效依据。最强调声誉的排行榜是波兰《共和国报》，总体排名中声誉指标高达50%的权重。学校声誉和学术声誉的无形价值具有极强的磁场效应，能吸纳大量的有形资源，使学校的产出大大增值。一所大学的声望来源于很多方面，例如历史的沉淀、学术成果、社会贡[24]献、校友成就等等。
以上三方面是衡量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科研能力、教学水平以及学校声望的获得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校内和校外共同努力作用的结果。
在学校内部，一流智库是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流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且重要的作用。首先，在科研方面，由于智库的功能决定了智库研究的内容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与跨学科的研究能力，智库在这两方面只有不断创新，精益求精，才能做出影响政府决策的高水平高质量研究成果，才能成为有影响力的一流智库。一流智库与一流的学科建设互为依托，一流智库会很大程度上推进大学学科建设，提高科研能力的水平。其次，在教学方面，一流的智库之所以成为一流的智库，除了做出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学术带头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智库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影响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决策，智库的学术带头人不仅在教学方面有很深造诣，通过影响政府决策会在国家和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之一就是由高质量的学者和大师，一流智库的学术带头人通过不断地为国家做出政策建议方面的贡献而被认可，更会成为高质量的学者和大师。另外，智库的学生有很多参与实际项目的机会，教师也会将实践的内容传授给学生，会以做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标准要求学生，这就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更强的实践能力和认识社会的能力，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之一就是培养的学生被社会接受的程度，大学智库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此方面显而易见有更强的优势。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培养的学生被诸多大学一抢而空。最后，声望。从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声望所占到的比例非常高，有的甚至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声望代表了一所学校在社会各群体心中的价值，包括学者和学术成果。一流智库由于提出的决策建议会通过各种渠道递交到决策者手中，由于智库所做的贡献，很多智库学者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其提出的决策建议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有助于智库积累声望。这对于一流大学的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帮助。图1-5 一流智库促进一流大学建设
清华大学副校长在《清华大学副校长：一流智库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内涵》一文中这样论述一流智库与一流大学的关系，“专注的学科内钻研和自由的学科间交叉都是高校科研中所倡导和必需的。只有具备一定科研能力和拥有一定科研成果的高校才具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作为建在清华大学的智库，我们要求做到‘三个定位’：中国特色、清华品牌和世界一流，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清华专长为依托，以世界一流为目标。此外，高校智库建设要注重实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决策咨询的有机结合，在凝聚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培养多层次、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另外，智库与服务咨询对象之间必须[25]建立渠道、搭建平台，增强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这段话也体现了建设一流智库对于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智库重在学科建设、培养人才和学术声望几方面，这与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完全一致，一流智库的构建无疑会促进一流大学的建设，这两者相互依托、相互促进，智库将为大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第五节 大学智库的国家贡献
大学智库要不畏风险、敢于谏言，更直接、更显著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好思想库作用，成为国家战略、政策的创新来源，成为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的智力支持系统，要参与全球学术竞争，让世界更多地倾听中国的声音，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以至思想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创新来源，全球视野下宏大的中国文化发展、传播战略的推动力量。要培养更多的实用性人才，使智库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政策建议层面，更要落实到实践层面，为推动政府决策及行动的科学化贡献力量。图1-6 大学智库的国家贡献一、不畏风险，敢于谏言，推进决策科学化
大学智库为非官方智库，又处于大学这片学术自由的土壤中，一些学者不畏个人和机构的风险，像唐朝以直谏敢言著称的魏征一样，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推进决策科学化，经后来的实践证实，一些谏言被决策者采纳并带来了积极的效果。大学智库就是不断提出独立创新的学术思想，不断提出切实可行、可操作的政策思路来引导社会潮流，来支撑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1994年2月，胡鞍钢教授与康晓光合作提出军队不能经商，正税养军，用公共财政养国家军队，否则结果会很危险。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于批评了改革以来让军队经商的错误做法，这种提法在当时有很大风险。这种提议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论证国防是纯公共物品，不能靠市场的手段来赚取利润，也不能靠市场的手段来养活军队。军队为国家服务，即包括战争时期的抵御外来侵略，又包括和平时期的保家卫国以及抗震救灾。正是这个建议促使了1998年中央下决心做出禁止军队经商的决定，用国家财政养军。除了提出批评外，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正税养军分两步：第一步，就是要养正规军、野战军、海空作战部队；第二步，正税养全军。[26]后来正税养军的道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这样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作为学者有责任指出我们国家某些制度和政策方面存在的不足，这是出于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考虑，即使有风险也在所不惜，这便是学者的责任，也是智库对于国家的贡献。
胡鞍钢教授发表的《关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初步研究报告》对党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不只是针对某些领导人，更是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大核心问题，即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与长期以来领导人急于求成、急于求快的指导思想有关。报告提出党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犯了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头脑发热的毛病。这种“急性病”常常表现为：过高地估计发展形势，过高地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过高地估计处理困境与危机的能
[27]力。每当日子好过一点，就头脑发热，幻想经济奇迹，实行经济跃进。每一次发动的脱离国情、超过国力的经济跃进，又必然会陷入[28]经济衰退的困境，导致经济重大损失。这些批评十分尖锐，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急于求成的激进主义路线，指出我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路线问题，需要勇气和智慧，智库的学者正好充当了这样谏言者的角色，大大推进了政府的科学决策。二、参与全球学术竞争，让世界更多地倾听中国声音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社会、能源、环境、生态、战争等大量全球性问题，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智库成为各国决策者在处理经济、社会、能源、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时所倚重的重要力量，为各国政府、经济组织提出研究报告、咨询建议及预测分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能和作用。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而参与到全球学术竞争是智库国际化的重要表现，中国目前参与国际学术竞争的能力还很弱，智库更应积极地参与到竞争中，提高中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大学智库更加责无旁贷。
刘延东同志曾经强调，高校作为社会科学事业的生力军和各学科人才的聚集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要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依托，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要成为国际智库，就要参与到全球学术竞争中去，让世界更多地倾听中国的声音。中国现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较弱，在国际的学术界还很难发出中国的声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指出，中国只有六家智库上榜，在中国大学智库中，只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世界排名第63位。这说明中国的智库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大学智库发出的声音更是没有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大学智库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积极参与到全球学术竞争中去，让世界更多地倾听中国的声音，建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学术竞争关系到中国学者如何使用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语言表达学术观点，这种观点一定是以可理解的，可以被接受的方式传播的一种创新观点；同时，学术竞争可以给中国学者带来一种紧迫感和压力，推动中国学者建立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这种竞争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积极的影响，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学术讨论将是中国改革前进的来源之一。现在中国智库的学者已经有了这样的学术自觉，已经意识到竞争和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始进行了学术创新和学术竞争。中国问题现在在国际上是一个热点问题，从亚行到世行，从普通民众到专家学者，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未来，关注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讨论，形成了很多莫衷一是的观点，但在李善同之前还没有中国学者发出声音。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学者发出了第一个声音，在《2030年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对中国2030年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做了预测。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初步显示了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中国声音的能力，中国的社科界也已经具有了一批能够从事国际学术合作和直面全球性课题并与世界上的学术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但是中国规模巨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学者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这需要大学智库中的学者能够更多地、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学术竞争中去，而不是人云亦云翻译照搬外国的研究成果，要大胆地发出“中国声音”，清晰地表达“中国观点”。
中国大学智库的学者还要积极参与对外国际交流，国外著名智库为了确立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大都采取开放政策，坚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和国际化交流的理念。如美国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每年接受国际方面的委托研究与咨询约2000余件，与世界65个国家800多家公司保持联系；巴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有2/3的业务是对外的，每年大约签订包括30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300多个合同。国际智库经常利用举办各种国际性的讨论会、演讲会、研讨会来加强与外国学者交流、沟通的机会，选派研究人员到国外进行[29]留留学进修、客座研究、考察学习等。中国大学智库的学者也应在推动国际交流方面起积极的作用，大学智库有这样的优势，可以借访学、交流、共同完成国际项目等方式参与国际交流。中国智库的学者应该以世界眼光、国际思维为导向，构建对外合作体系，加快国际化学术交流的进程，提升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三、智库被寄予厚望在众多关键领域做出国家贡献图1-7 高校智库关键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
在教育部发布的《中国特色新型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结合高校的学科优势，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凝练出了高校智库建设的主要方向，力求在以下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决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这给高校智库提出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期待高校智库在以下关键领域作出贡献，有以下八个方面的要求：（1）经济建设。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创新驱动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创新与安全、粮食与食品安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研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