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尚, 风华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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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世界杰出的外交家下试读：
前言
每当历史的巨人跨越一步时，人类就总会在向前暸望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回首流逝的年代，缅怀远去的先人，感悟曾经的岁月。当我们带着崇敬与激情去追思那一位位闪烁着智慧光芒、给人类带来希望和光明的世界杰出人物时，胸中便会油然升腾出一股发自心底的感动，一股追求奋起的冲动。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漫长的世界历史画卷上写满了兴盛与衰亡、辉煌与悲怆。多少风流人物，多少英雄豪杰，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隐去。然而，仍有许许多多曾创造了不朽业绩的杰出人物名彪史册，业传千秋。拭去历史的风尘，人们依稀看见那些改写人类历史的政治家、军事家；人们仍旧忆起那些拯救人类危机的谋略家、外交家；人们还会记得那些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人们至今难忘那些为人类生产精神盛宴的文学家、艺术家；人们深深感谢那些创造人类物质财富的企业家、经济学家。
我们所编著的这套《世界名人成功启示录》丛书，是一套简要介绍古今中外杰出人物的思想智慧与成功人生经验的系列传记故事文丛，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杰出政治家的王者风范，杰出军事家的雄韬伟略，杰出外交家的高超艺术，杰出思想家的深邃睿智，杰出经济学家的深沉凝眸，杰出科学家的智慧灵感，杰出发明家的传大贡献，杰出文学家的沧桑人生，杰出艺术家的独具匠心，等等。丛书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数百位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思想成果、重大贡献及其奇闻趣事，进行了客观，公正、准确、生动的描写与刻画以及后人的评述，以便让读者了解其真实的历史背景，探出其奇特的人生经历与奥秘。《世界名人成功启示录》丛书共22分册，内容健康、有益，史料丰富、新鲜，形式活泼、独特，把人类数千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在各式各样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和具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介绍给广大的读者，集经典性、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力图对每个历史人物以客观的介绍与透彻的分析，以完整地展示每个历史人物的风貌。
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明天的世界令我们无比期待。从历史中汲取知识，感悟人生，追求真理，是每个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在无比灿烂的历史星空中，众多世界杰出人物犹如明烁夺目的明星，让历史的时空如此地浩瀚，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与智慧结晶。期望本书能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从世界杰出的人物身上，学习与借鉴人生的智慧，创造卓越的人生。
应当指出，由于时间所限，许多资料可能有所遗误，不妥之处盼读者予以商榷更正。龚澎：新中国外交部的第一个女司长
新中国外交界最杰出的女性、外交部建部44年来任期最长的司长龚澎女士出身安徽名门望族。不过到了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那一辈却很穷了。
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龚镇洲被任命为陆军第35旅（即“铁血军”）旅长，统率江淮500子弟，转战在长江流域。“铁血大将军”的美名传遍江淮大地。
1913年“二次革命”时，安徽都督柏文蔚武力讨袁，出任讨袁军部司令。龚镇洲闻风响应，在芜湖发布《讨袁檄文》，痛陈袁世凯十大罪状，“愿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龚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文蔚去南京，自己因遭袁世凯明令通缉，乃于1914年初偕夫人徐文和刚满月的长女龚普生亡命日本。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在东京湾西岸、日本最大的海港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直到大学毕业。襁褓中的龚澎在母亲的怀抱里度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的龚镇洲常常奔波于日本与南洋诸岛。
1928年，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在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
1933年夏，龚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这对龚澎一生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她翻开了自己历史的崭新一页。
1938年9月，龚澎打起背包，扎好绑带，告别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是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停留下来——她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
龚澎于1940年8月底奉党中央之命离开晋东南前往重庆，来到了被费正清幽默地称之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交错组成的三明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到了周恩来身边。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她不无遗憾地告别这个世界，龚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30年！据费正清称：“党的领导原来打算派她出国，后因皖南事变发生而耽搁。”无疑，这样却使龚澎更加辉煌。在山城重庆，龚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的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龚澎还是周恩来的秘书和第二任英语译员。
1945年春，直到已故资深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章文晋来到重庆成为周恩来第三任英语译员时，龚澎方卸去此任。龚澎在重庆的工作驾轻就熟，卓有成效。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为“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和后来光彩照人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础。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这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事实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饶有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1943年11月，龚澎和乔冠华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了，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
1944年秋，龚澎在山城重庆一家简陋的医院里生下了第一个小孩，他就是现在继承父业的中国驻朝鲜大使乔宗淮。
满月不久，龚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就把宗淮丢在“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饥了喂，忙得不亦乐乎，同志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随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成员，龚澎比以往更为忙碌。张彦先生在龚澎逝世12周年写的一段回忆，反映了龚澎当时的工作状况和精神风貌：
抗战胜利以后，乔冠华、龚澎这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妇在中共对外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是周恩来麾下的两员得力干将。作为唯一的女性，龚澎和夫婿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络处处长）成为以周恩来挂帅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员会的四员大将。
龚澎还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长，这是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的军调部国民党、美国、中共三方所有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龚澎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黄华（前外交部长、加拿大、联合国大使）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与公众的联络事务。龚澎再一次成为外国新闻记者注意的中心。《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称，龚澎“俊美潇洒，身穿蓝色旗袍，头上却是烫着美国发式。”龚澎自己幽默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对北平居民的挑战”。显然，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庆国际新闻处外国记者公寓里汉子们那样，对龚澎的才智品貌竭尽推崇渲染之能事。在最初那一阵颂赞声沉寂下去以后，北平军调部开始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龚澎在军调部散伙前夕回到上海。
1946年四五月间，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内战已迫在眉睫。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随中共代表团南下的龚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千方百计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家设在上海大法马路（今金陵东路）23号的16开本的宣传刊物又是一家“夫妻老婆店”，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该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刚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
国共和谈破裂前夜，为了暂时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根据周恩来指示，乔冠华、龚澎夫妇以及夏衍于10月底离沪前往相对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来特地在福州路一家饭店为乔冠会等人饯行，飨以有名的上海大闸蟹，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作陪。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3年后，夏衍、陈家康分任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视事时任代司长。席间，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以后再见面了。”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香港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一个窗口。党在这里展开了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配合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浴血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乔冠华、龚澎始终并肩战斗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乔冠华是章汉夫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工委外事委员会的主持人，待夏衍离港后，他又出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乔冠华还是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社长。
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真实情况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这家由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激烈斗争，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论，揭露蒋管区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问世，各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雪片般飞来。这位“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张彦先生回忆：“龚澎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里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两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两年后，乔冠华、龚澎奉命离港北上。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后，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等职；龚澎出任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这一重要职务非她莫属。龚澎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的唯一女性（其胞姐龚普生出任国际司副司长）。
作为外交部的第一个女司长，她在情报司（后为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这在外交部是空前绝后的。从此以后，龚澎一直与新闻发布为伴，这对她来说真是驾轻就熟，老马识途。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龚澎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
龚澎继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夫人刘英之后，成为第二个女部长助理。本来，她是最有希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理想人选，遗憾的是“文革”中龚澎惨遭迫害，英年撒手而去！圈内人士无不扼腕叹息！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奥地利的榜样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从1972年1月1日起，任期五年。安全理事会于1971年12月21日推荐，次日，大会以鼓掌方式批准这项任命。
这位秘书长于1918年12月21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附近的圣安德烈沃尔登。他于1944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他还是维也纳领事学院的毕业生。瓦尔德海姆先生于1945年参加奥地利的外交工作，1948年至1951年担任驻巴黎公使馆一等秘书。他于1951年至1955年在维也纳担任外交部人事司司长。1955年，他被任命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同年稍后，奥地利加入联合国，他担任奥地利代表团团长。
1956年至1960年，瓦尔德海姆先生担任奥地利驻加拿大的代表，初任全权公使，后升任大使。1960年至1962年，他担任奥地利外交部政治司（西方）司长，后来改任政治事务局长，直至1964年6月。
1964年至1968年，瓦尔德海姆先生担任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这一期间，他曾担任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1968年，他当选为第一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主席。
1968年1月至1970年4月，瓦尔德海姆先生担任奥地利联邦外交部长。离开政府后，他被一致推选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委员会主席；1970年10月，他再次成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担任此职直至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
1971年4月，他是竞选奥地利联邦总统的两位候选人之一。
瓦尔德海姆先生在担任秘书长的头三年，经常访问联合国特别关切的地区。1972年3月，他根据安全理事会赋予他的任务，前往南非和纳米比亚协助寻找纳米比亚问题的圆满解决办法。
1972年6月、1973年8月和1974年8月，秘书长三次访问塞浦路斯，同政府领导人进行讨论并视察驻在该岛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1974年8月刚刚发生过敌对行为，在这次访问期间，瓦尔德海姆先生安排代理总统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和拉乌夫·登克塔什开始会谈。
秘书长也屡次前往中东，继续寻求该区域的和平。1973年8月，他访问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和约旦；1974年6月，他会见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约旦和埃及的领导人；1974年11月，他为了延长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前往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在这些访问中，他也视察了联合国在该区域的各项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和观察员部队。
1973年2月，他在正式访问南亚次大陆期间，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政府讨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克服战争后果的方法和途径。他还视察联合国孟加拉国救济行动，这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规模最大一项救济行动。
1974年2、3月间，秘书长访问了非洲苏丹——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国家，当时联合国在该地区展开一项重大的救济行动，援助长期旱灾的灾民。
秘书长还主持联合国召开的许多重要国际会议的开幕式，并在会议上致词。其中包括第三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72年4月，圣地亚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6月，斯德哥尔摩）、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4年6月，加拉加斯）、世界人口会议（1974年8月，布加勒斯特）和世界粮食会议（1974年11月，罗马）。
秘书长参加安全理事会离开总部到非洲（1972年1月，亚的斯亚贝巴）和拉丁美洲（1973年3月，巴拿马）举行的会议。
他曾出席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拉巴特（1972年6月，非统组织十周年纪念）、亚的斯亚贝巴（1973年5月）和摩加迪沙（1974年6月）举行的会议，并在会上致词。他也曾在华盛顿向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讲话（1972年3月）。
1973年2月，秘书长参加巴黎的越南问题国际会议；同年12月，他主持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第一阶段。
1973年7月，瓦尔德海姆先生在赫尔辛基向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讲话。
秘书长曾应有关国家政府的邀请，正式访问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欧洲的若干国家。他著有《奥地利的榜样》，是一本关于奥地利外交政策的书，已发行德文版、英文版和法文版。穆罕默德·萨达特：阿拉伯世界的风云人物
穆罕默德·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生于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米努夫亚省阿布尔科姆村的一簇泥砌的房舍里。他的父亲穆罕默德·伊尔·萨达特是政府职员，家中有13个孩子。他的母亲有苏丹人血统。这在他的皮肤上遗留着明显的痕迹，他比一般埃及人要更黑一些。
1925年，他的父亲被调往开罗，他的全家也搬到首都市郊的一幢小房里，离埃及国王的住处之一库巴宫不远。萨达特初步展示了他后半生一再展示的胆量，他常到皇家果园中偷杏吃。
为了未来在埃及发挥作用，萨达特决定当一名军官。尽管他的家庭没有社会地位，但他设法获准进入皇家军事学院。这所学校二度是贵族学校，但后来也开始接纳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子弟。1938年萨达特毕业，被派往首都附近的通讯部队任职。如他后来所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为组建军官组织的活跃人物，他们要发动一次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萨达特上尉继续把英国视为主要的敌人。德国人曾经让他到伊拉克从事反对英国人的工作，他参与了把一个前参谋长秘密运出国外的计划。由于飞机坠毁，计划失败，萨达特被逮捕。但由于缺乏证据，他后来又被释放了。
未受挫折的萨达特上尉接触了两个纳粹特工，他们常常一同出现在开罗的一家夜总会里。他们挥金如土，因而受到监视，并被逮捕审问。他们暗示同萨达特有过接触。结果，一群英国和埃及侦探及情报军官搜查了萨达特的家。虽然他自制炸弹的地窖未被发现，但他却被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利用充足的时间，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学会了德语。
1950年，他在军队中恢复了原职。由于反叛军官秘密组织自由军官团体的帮助，他不久获得了提升。这个组织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纳赛尔的领导下，其规模和权力都有了扩大。1952年7月22日，纳赛尔召集萨达特少校到开罗开会，说长期等待的起义不久就要开始，起义矛头指向法鲁克国王。有一天晚上，萨达特带领妻子去了影院。他们回家后，发现了纳赛尔留下的字条，说当晚行动已经开始，指示萨达特少校到革命者中去。
1973年，萨达特决定对以作战。他受到了学生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个无能的领导人的批评。他认为打破由于势均力敌而造成的埃以僵局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掌握势态的主动权，那么情况就不会有什么进展，”萨达特在接受访问时说。“已经到了出击的时候了。战斗重新开始是不可避免的。”
在莫斯科赞同埃及人有限度地进攻西奈半岛以及更多的苏联军队到达以后，萨达特于10月6日下令发起进攻。
1974年1月协议签署以后，接着是基辛格几个月的“穿梭外交”。1975年9月，出现了第二个有限的埃以非正式协定。虽然1977年10月1日苏联和美国就中东问题召开日内瓦会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取得一个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而作的努力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叙利亚继续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
到1978年1月，双方陷入僵局，萨达特指责以色列人是顽固脑瓜。直到1978年9月在卡特召开的和谈会议上，萨达特同贝京和卡特会见，相持不下的局面才结束。经过两周的会谈，结果签署了被称为“和平框架”的协议。
在作了进一步努力之后，卡特飞往耶路撒冷，然后于1979年3月13日前往开罗，带着打破另一个僵局的和解建议。在机场会见时，萨达特当即赞同这些建议。在当月的晚些时候，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30年的埃以对抗。萨达特借用《以赛亚预言书》中的话说：“让我们共同合作，直到他们把刀剑打成犁刃，把长矛打成修剪树枝的钩刀的那一天来临。”
1980年初，萨达特同贝京在埃及的阿斯旺举行了非决定性的会谈。以色列军队从西奈半岛的更多地方撤了出去，半岛的三分之二已经撤空了。埃以边界宣布开放，两国互派了大使。1980年3月，被废黜的伊朗国王患病，移居开罗，接受了长期居留的邀请，萨达特为此再次受到国内和一些不友好阿拉伯国家的批评。
80年代开始以后，萨达特总统好像对他的政策很有信心，但是势态似乎发生了某些不利的转变。开罗在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一些地方的孤立状态令人难堪；粮食、武器几乎全部依赖于华盛顿的援助，这导致人们的忧虑。通货膨胀率一年达到30%；镇压现象增多了；以色列在西岸占领区增加移民的政策加重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1980年4月，萨达特访问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讨论以色列移民问题。在那里，他谴责以色列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不明智的和非法的”。
在萨达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同以色列进行头绪纷繁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对话时，国内多次出现了反对他的情况。尽管他拥有广泛的声誉，尽管他继续用政府粮食补贴的手段去平息不满情绪，但是仍然有人在继续反对他。
1981年初，埃及极左的国家联盟进步党公开指责萨达特的对以政策。这个党的声明说：“所谓同以色列敌人的正常化是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的反对。”
8月3日，埃以签署了一项协定，在西奈建立一支25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维护它们的和平条约。
1981年9月9日，萨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讥讽地提及到国内的暴力传统和他统治时期的反对者。他对一名提了一个粗鲁问题的外国记者说：“要是在别的时代，我会枪毙你，但在民主条件下，我确实要像忍受反对党一样忍受这一切。”
也是在9月，萨达特指控十几个前埃及官员同苏联“勾结”，阴谋推翻他的政府。他下令驱逐1000名苏联公民，包括苏联大使普列亚科夫。
埃及官方控制的新闻机构报道，埃及情报部门揭露一起由苏联特务和埃及宗教极端主义者、极左分子、纳赛尔分子、教师和记者以及其他人一起策划的反政府阴谋。
9月末，当时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在开罗举行会谈寻求巴勒斯坦自治计划，萨达特政府采取进……步行动，镇压反对者，其中包括加强对大学校园的警戒，颁令对官官进行全面调查。
在一次讲话中，萨达特以一种过于自信的态度断言，国内无秩序状态已经结束了。他在两个小时的电视讲话中说：“各个方面或领域——街道、政府、大学、中学、工厂、国营部门、私营部门——缺乏秩序的状况全都结束了。”
但是在以色列，萨达特的一个长期观察家艾坦谈道，他的事业可能要结束了；这位以色列参谋长、陆军中将坦率地说；“埃及存在着一些问题，萨达特总统将会离去，一切事情都将结束。”田中角荣：勇敢与魄力兼具的“庶民首相”
日本前首相、著名政治家田中角荣就是这样一位佼佼者。在他那七十多年的人生之旅中，充满着奋进的足迹。
没有高贵的身份，没有显赫的家族。田中角荣，1918年5月4日诞生于日本新泻县刈羽郡二田村的一个牛马商家庭。
1939年3月，田中应征入伍，在侵华日军盛冈第三骑兵旅二十四团一连服役。1941年田中病愈退役，回到了阔别两年半的故乡，在家住了三天，又回到东京，重操旧业，并且扩大了事务所的规模。1943年，田中将事务所改组为“田中土建公司”。作为经理的田中干劲十足，每天早出晚归，甚至亲自上工地杠木料。在他的影响下，职员们都十分卖力。公司业务迅速发展，一跃而居全国五十家（建筑）公司之列。战后，东京房地产生意兴隆，田中更是精于此道，大发其财，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家。
1946年1月，田中为准备竞选回到了家乡新泻，请求恩师草间先生指教。当地有包括田中在内的四人参加竞选。多年离开家乡的田中，知名度甚低，在本地是一个连姓名都没有听说过的青年。他的竞选中落败。
在第二年举行的日本战后第二次大选中，28岁的田中角荣终于当选。此后，田中连续16次当选。
当选为众议员之后的田中，开始了向政治家目标迈进的历程。1948年，田中担任自由党新泻县支部干事长，并出任政府法务省政务次官，跨入了东京这个首都政坛的大门。1954年，36岁的田中出任自由党副干事长，以党的主要领导成员的身份活跃于政界。第二年，田中在当选为众议院商工委员长之后，他就在草间、金井两位先生面前表白：如果继续做众议员，我决不做一个普通的议员。
1957年，田中出任岸信介内阁的邮政大臣，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任内，田中的几个魄力之举，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政坛强人。一是对参加当年日本春季斗争中多达十分之一的邮电工会会员的不同处分，二是果断地处理了86个公司153个局提出申请开设民营广播电台的报告，只批准了39家。
1961年，43岁的田中出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如此年轻就担任党内要职，这是没有先例的。翌年，田中又担任池田内阁的大藏大臣，和大平正芳一起，成为池田的左右手。1965年，田中登上了自民党干事长的交椅，成为执政党内有名的实权人物。他尽管年轻，但他在党内的威望是众所周知的，他多次充当党内权力斗争的调解人，有时甚至在党内元老和首相之间充当仲裁者。并不是田中没有想当总裁、首相的宏愿，而是他心理明白；在目前党内频繁的权力斗争过程中，自己的资历还不足。水到渠成总比急于求成好得多。正如他自己经常警戒自己的口头禅：“首相、总裁这个职位，必须经过党的推荐，并不是谁想要就可以要得到的。”
到20世纪70年代初，佐藤的内外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1972年7月，佐藤内阁终于在国内外的一片谴责声中倒台了。在随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54岁的田中角荣击败福田纠夫当选为总裁，随即出任首相组阁，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此后，日本政治开始了一个大变化的田中时期。
新首相给人的总的印象是：精于谋算，办事果断。上台后支持率高达61%。很快，田中对日本内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内政方面，倡导“日本列岛改造论”，提出了以开发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政策。在外交上，实行和睦、平衡政策。一方面确认日美之间“不可动摇的友好关系”，出访英、法、联邦德国，加强同西方营垒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田中于1973年率政府代表团访苏，发表日苏联合声明，间接明确了日苏间存在的领土问题。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田中首相采取重大外交举措，谋求日中和解，在他任内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田中就对佐藤内阁在日中关系上的僵化政策大为不满。受命组阁后，田中深感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完全落后于形势，不采取果断措施，将“搭不上最后一班车”。因此，田中在7月7日就任首相时的讲演中明确指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在激烈的动荡的世界形势中，积极奉行和平外交”。在中国作出反应后，田中立即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访华邀请，为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积极准备。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抱着“决断与实行”的政治信条，率领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人乘专机直飞北京，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包括田中首相一行、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有关人士、日本记者和各国常驻北京记者600多人参加，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宴会规模。在人民解放军管弦乐队演奏的《樱花樱花》、《佐渡小调》、《金毗罗船》等日本传统歌曲声中，周恩来劝田中喝茅台酒，并亲自用筷子往田中盘子里夹菜。
然而，谈判桌上的气氛却大不一样，尤其是在第二、三轮会谈中，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距离较远，谈判的前途凶吉难卜。田中、大平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因为他们的这次北京之行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田中后来称“的确是一次豁出命来的旅行”。如果谈判破裂，空手回国，田中很可能在党内受到追究，导致内阁总辞职。这对于刚刚上台两个月、前程似锦的田中来说，是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结局。来北京三天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一直未露面，田中感到事态严峻。
双方代表在加紧接触，互作妥协。在第三轮会谈结束后，中方通知日方代表团，毛泽东主席准备于27日晚会见田中首相。双方最高领导人会见达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的会见实际上已为日中谈判开了“绿灯”，直到这时田中一行才松了一口气。经过谈判代表艰苦努力，双方终于在主要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举世瞩目的《中日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签字仪式。田中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分别代表日中两国政府在文本上签字，至此，标志日中这两个亚洲大国宣布结束了几十年的敌对状态，恢复邦交正常化，这在日中关系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田中角荣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同中国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之间都有着深厚的友谊。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时专程去田中寓所，看望了这位前首相。同年8月，田中先生坐着轮椅访问中国，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1993年3月4日，田中先生在家对前来辞别的中国驻日本大使杨振亚表示：希望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之际，再次访问中国。只是没有料到，无情的病魔剥夺了他的这一良好心愿。1993年12月16日，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病医治无效在东京逝世，享年75岁。中国国家领导江泽民、李鹏等分别致电田中家属，对他的病逝表示沉痛哀悼，并高度赞扬这位前首相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开创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为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纳尔逊·曼德拉：新南非的缔造者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在南非最大的一块黑人“保留地”特兰斯凯。他的家族是当地科萨人滕布部落王族中的一支，父亲是滕布人部落的一个酋长，并任滕布人大酋长的首席顾问，纳尔逊是老曼德拉唯一的儿子。12岁时他父亲病逝。此后，滕布人的大酋长达林戴波成为曼德拉的监护人。
曼德拉早年在教会小学和地区师范学校学习，1938年考入当时南非唯一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黑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1953年9月，曼德拉在他起草的著名报告——《自由之路无坦途》一文中指出要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要以更高的水平来进行斗争。他提出的具体设想就是实施M计划。当时非国大执委会虽然通过了M计划，但曼德拉的主张并没有立即成为非国大指导思想的主流。非国大的领导人大多习惯于公开号召，对合法斗争抱有幻想，而对于把非国大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适合于从事地下斗争的组织很反感。加之非国大长期以来组织松散，权力分散，因此M计划的实行在50年代并不得力。
1962年8月5日，在由纳塔尔省驱车返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由于有人告密，转入地下17个月后的曼德拉被警察逮捕。
1963年10月9日，法庭正式开庭。
对曼德拉等领导人的审判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广大黑人群众行动起来，人们情绪激奋，不允许当局杀害自己的领导人。随着审判接近尾声，还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抗议活动。1964年6月9日，即最终审判的前3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南非停止审判，对被告实行赦免。
在国内群众反抗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南非当局对处置这些黑人运动的领导人不得不有所顾忌。1964年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被告所犯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罪，但政府决定不以这种形式进行指控，不处极刑，而对所有被告处以终身监禁。
1964年6月，曼德拉被重新关进罗本岛监狱。此后，他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18年。
1989年7月，曼德拉利用与前总统博塔会见的机会，正式提出了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思想。他提议“在非国大和南非政府之间举行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并主张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以达成一致。这一主张随即为非国大采纳，并很快得到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和非统组织的认可。
1990年2月11日，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德克勒克政府无条件地释放了曼德拉，曼德拉终于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经过27年漫长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已年过古稀，明显地苍老了，但他却身形挺拔，反应敏捷，依然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尤其令世人惊叹的是，监狱的苦役和折磨并没有摧垮他的意志或使他充满仇恨，相反他态度温和、彬彬有礼，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人们感到，他的身上蕴藏着令人钦佩的智慧。
曼德拉获释后立即来到设在赞比亚的非国大总部，并被推举为党的副主席，实际上代替坦博承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经过曼德拉的工作，党内领导层对谈判问题上的认识取得了统一，决定把工作转入国内，并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代表团与白人政府进行谈判。
1990年5月，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代表团与南非政府首次举行会晤，这是南非白人和黑人的政治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平等地坐在同一谈判桌前。南非政府同意消除谈判的障碍，释放政治犯，保护流亡的政治犯，与非国大共同努力结束城市的暴力活动。同年8月，非国大同意终止历时30年的武装斗争。1991年6月，南非议会废除了作为种族隔离制度支柱的《集团居住法》、《土地法》和《人口登记法》。
1991年以后相继与保守的黑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兼克瓦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布特莱齐、激进的黑人解放组织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马奎图举行会谈，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在政治解决进程中以一个声音说话。这样做不仅大大有助于协调黑人内部的淡判立场，而且促成了1991年10月各主要民主力量的大联合——爱国统一战线的成立，其中包括绝大多数黑人政党和组织，白人民主党和有色人工党等，从而增强了民主力量的谈判地位。1991年12月20—21日，代表不同种族，部族利益的19个主要政党和南非政府召开“民主南非大会”，共同讨论南非的政治前途。这成为南非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3年6月，多党制宪谈判委员会运用“足够多数”的原则，正式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日。9月9日又取得重大突破，达成了关于在年内成立过渡执行委员会的协议。11月18日，经过2年多的艰苦谈判，多党谈判委员会终于就过渡时期临时宪法达成了协议，它标志着南非已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同时也宣告南非长达300多年的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统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南非和平进程进入了全民大选活动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曼德拉还不断密切与德克勒克的合作，相互配合，共同解决民主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充分展现了曼德拉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宽广胸怀与高超的斗争艺术，而德克勒克也显示了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卓识。由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促进种族和解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们于1991年、1993年先后被授予联合国“博瓦尼争取和平奖”和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2月16日，非国大对极右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曼德拉表示，非国大已经同意考虑起草有关建立一个白人家园的宪法修正案，但仍反对建立在种族基础上。在大选前夕的4月19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又与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签署了《和解与和平协议备忘录》，因卡塔自由党宣布将参加大选，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则承认祖鲁国王祖韦利蒂尼为祖鲁族纳塔尔地区的传统君主，并立即为此修改宪法。对右翼势力做出的重要妥协充分反映了曼德拉对于在南非实现最广泛的民族团结所具有的理想与信念。
1994年4月26—28日，所有种族参加的大选如期举行，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在史无前例的全民大选中获总有效票数的62.65%，以压倒优势赢得胜利。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新大选产生的议会中当选新南非首位总统，他是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来自南美的联合国秘书长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8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年10月10日，他当选连任，第二任期于1987年1月1日开始。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20年1月19日出生于秘鲁的利马。他于1940年进入秘鲁外交部工作，1944年开始担任外交工作，先后担任秘鲁驻法国、联合王国、玻利维亚和巴西大使馆秘书及驻巴西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
德奎利亚尔于1961年返回利马，翌年升任大使，先后担任法律司司长、行政司司长、礼宾司司长和政治事务司司长。1966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长（副部长）。1981年，他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任秘鲁驻瑞士、苏联、波兰和委内瑞拉大使。他是秘鲁出席1946年大会第一届会议代表团成员，也是出席大会第二十五届至第三十届会议代表团成员。1971年，他被任命为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从那年起到1975年，率领秘鲁代表团出席大会各届会议。
1973年和1974年，他代表秘鲁出席安全理事会，于1974年7月塞浦路斯事件发生时担任安理会主席。1975年9月18日，他被任命为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担任该职直至1977年12月返回本国外交部为止。
1979年2月27日，他被任命为联合国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1981年4月起，他除担任此一职位外，并兼任秘书长处理阿富汗局势的个人代表。他以这个身份，在那一年4月和8月访问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便继续进行秘书长在几个月前开始的谈判。
1981年5月，他再次返回秘鲁外交部工作，但继续担任秘书长处理阿富汗局势的代表，直至他于那年12月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为止。
他还担任过秘鲁外交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和秘鲁空战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著有《外交法手册》（1964年）。
在其职业生涯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获25个国家授勋。1987年10月，他因促进拉丁美洲的合作而获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1989年1月，他获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奥洛夫·帕尔梅促进国际了解与共同安全奖。1989年2月，他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促进国际了解奖。诺罗敦·西哈努克：柬埔寨的民族和解之父
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10月31日生于金边，系诺罗敦和西索瓦两大王族的后裔，已故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和哥沙曼·尼亚里丽王后之子。
他早年曾就读于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和法国巴黎，1941年4月被王位委员会推选为国王。1946年至1948年，他在法国索缪尔骑兵军事技术及装甲兵学院接受高等教育。1952年至1953年，他以柬埔寨国王身份向法国提出独立要求，并于1953年11月9日使柬埔寨获得完全独立。
1955年4月，西哈努克将王位让与其父苏拉玛里特后，开始组建“人民社会同盟”，并亲自担任该联盟主席至1970年。
1955年4月，他代表柬埔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宣告柬埔寨为中立国。
1955年至1957年，他3次出任柬埔寨首相兼外交大臣，并于1956年2月至9月任柬埔寨王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56年，他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签署了不结盟运动宣言，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之一。1958年7月，他再次出任柬埔寨首相。
1960年其父逝世后，西哈努克宣誓就任国家元首。
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发生了历史性的悲剧。1970年3月，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鼓励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亲美叛国的反动政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待了流亡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他及其家属长期留住北京。
在此期间，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波尔布特也秘密来华访问。由于各种原因，他没能同西哈努克会面。周总理在会见波尔布特时表示，柬埔寨共产党应从国家前途出发，共同反对敌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回国后，波尔布特马上召开中央会议，并以人民革命党的名义向西哈努克发来信函，表示愿同柬埔寨各派组织进行合作。
在中国的力促下，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最高领导于1970年4月24日在广州举行印支三国四方首脑会议。我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先期到达广州做准备，把会议地点确定在珠江畔的珠岛宾馆。参加会议的有越南总理范文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柬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乘专机来到广州，同三国四方领导人进行了重要会谈。他提出五项建议：揭露美国扩大侵略越南的阴谋；印支三国人民要团结一致，争取独立和平，谴责朗诺进行政变，支持西哈努克为首的政权；印支三国要相互尊重，加强团结，和睦相处；呼吁东南亚和世界各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三国领导人纷纷发言，支持周总理的主张，最后他们达成了《印支三国联合声明》。当晚，周总理在为他们举办的宴会上说，七亿中国人民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也是印支三国的可靠后方！
会议结束后，西哈努克回到北京。那天正逢五一节，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西哈努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亲切交谈。西哈努克详细介绍了三国四方首脑会议的成绩，并真诚地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毛主席说：“您不要这样说，我们欢迎你们常住北京，支持你们努力工作，尽可能协助你们的救国事业。我喜欢您的讲话，内容坦率，思想真诚，您好像有共产党党员的资格！”西哈努克哈哈大笑地说道：“毛主席！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我可以同国内共产党联合，共同抗击外国侵略！”
西哈努克提出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和联合政府的方针，得到中国、越南、老挝等国的支持。柬国内各派也十分赞赏，一些重要人物和流亡国外的人士纷纷来到北京。
1970年5月4日，西哈努克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多次讨论，通过了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推举西哈努克担任阵线主席。随后，民族统一阵线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推举西哈努克继任国家主席，宾努为内阁首相，乔森潘为副首相兼国防部长，通过了12位内阁成员。为了避免外国媒体指责他们是流亡政府，会议决定将团结政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设立在中国北京，负责外交事务，争取外国支援，配合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另一部分设在柬国内解放区，负责国内的战略和军事斗争。
柬埔寨在北京成立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后，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给他们选择一处办公地点。最后选择了位于海淀区的友谊宾馆。当年7月，民柬团结政府搬进友谊宾馆，柬埔寨国旗在门前高高升起。在为此举行的仪式上，西哈努克激动地说：“我衷心感谢周总理为我们政府安排了办公楼，这是民柬政府的大厦，面积很大，庄重豪华，比我们金边政府的办公楼还大，我们政府在此工作必然顺利。”周总理表示：中国大力支持柬埔寨在北京成立团结政府，并决定每年向他们提供5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并提供警卫人员和汽车队。
西哈努克及其家属流亡中国以来一直住在钓鱼台宾馆五号楼。但是，当时中国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也在钓鱼台常住，警察密布，戒备森严，使外宾有所不便。为此，周总理要求外交部给他们选择一个新住址。几年前西哈努克访华时，曾住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那是清朝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
1970年12月，东交民巷15号修缮一新，西哈努克和夫人等从钓鱼台搬迁到此处。外交部还在东面一座小楼上成立了接待处，协助西哈努克工作。
西哈努克和家人搬进东交民巷后，周总理和夫人到此亲临看望。他向西哈努克表示，这里居住条件不错，是独门独院，建议将此院改名为“柬埔寨元首府”。几天之后，一位西方记者到此宾馆采访西哈努克。记者问：“您是柬埔寨亲王，又是佛教人物，您在中国成立了流亡政府，您也想充当中国的傀儡吗？”西哈努克激动地怒斥那位记者：“你胡说八道！我绝不是中国的俘虏，更不是中国的傀儡。我在中国长期留住的原因是，中国支持我们反抗美国侵略，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另一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是我们尊重的好朋友！”
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为支持他们的和平解放，中国政府同民柬团结政府每年都签署无偿军事援助的协议。当时，由于柬埔寨伪军控制着交通要道，中方运输武器准备的惟一通道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条道路从越南北方经过老挝南部进入柬埔寨东北部地区，全长1200多公里。周总理得知此项工程，便派方毅赴越南考察。经过多次踏访和会谈，中越双方达成协议。周总理决定，中方要同越方全面合作，进一步改建和扩建“胡志明小道”。随着道路的开通，车辆运输时间从半个月缩减到五天，中国政府派军事人员把武器装备和援助资金运送到柬埔寨。最初运输车辆只有几十部，后来猛增到1974年的1500辆，几年里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总金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1973年2月至4月，西哈努克曾从北京经过越南河内，经过这条“胡志明小道”回国。
1974年4月17日，民族统一阵线在柬埔寨取得全面胜利后，他就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1976年4月，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1975年4月17日，朗诺伪政权被打败，首都金边获得了彻底解放。
1975年8月，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到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元首回归祖国。
毛主席和周总理嘱咐当时的党政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叶剑英为西哈努克及其家人送行。西哈努克十分感谢地说：“中国给我们大量的、慷慨的、兄弟般的、无条件的、多形式的支援，使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我相信，今后中国仍然是我们柬埔寨的头等支持者！”在回国前夕，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亲爱的第二祖国》，歌词中写道：“啊！光荣伟大的中国，我向你致敬，我衷心热爱你，把你当作我的第二祖国！”
1981年3月，他成立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并亲自担任主席至1989年8月27日。
1982年7月9日，他就任民主柬埔寨（1990年2月3日改名为柬埔寨）主席。1991年7月17日，他被推举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23日，他率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巴黎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协定”。11月14日返回金边后，他被柬埔寨四方一致拥戴为国家元首。
1993年6月14日，柬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完全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在1970年3月18日违宪政变前的一切权力和地位，并授予他国家元首的所有权力。同年9月24日，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恢复君主立宪制。同日，王位委员会一致选举西哈努克为国王、终身国家元首。2004年10月6日，西哈努克国王发表告同胞书，宣布由于健康等原因决定退位。
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中柬友好事业，并多次访问中国。他曾先后创作了《怀念中国》、《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和《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等赞颂中柬友好的歌曲。他也曾多次慷慨解囊，向中国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捐款。
1999年4月30日，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西哈努克国王在莫尼列王后的陪同下到中国昆明出席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
西哈努克1952年4月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结婚。他们生育了诺罗敦·西哈莫尼国王和诺罗敦·诺林达拉邦王子。
充满传奇色彩、先后两度登上王位的西哈努克尽管年事已高，而且患有多种疾病，但目前的健康状况依然良好。家事、国事、天下事，西哈努克仍事事关心，时常通过宫廷月报和网站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在柬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明争暗斗出现危机时，也都是西哈努克及时出面调解，打破僵局，并因此被柬埔寨国内誉为“民族和解之父”。
2002年11月，东盟“10+3”首脑会议在金边举行。热情好客的国王在会议之余在王宫设盛宴招待来访的各国首脑。那一晚的王宫灯火通明，充满了欢歌笑语。西哈努克在舞会上特邀两位女元首——梅加瓦蒂和阿罗约跳起了华尔兹。他舞姿翩翩，舞步轻盈，震惊四座。晚会持续了4个多小时，国王除了微笑着热情招待来宾，还即兴演唱了十几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博得满堂喝彩。云升首相说，“这次东盟首脑会议如此圆满，尊敬的国王功不可没”。伊扎克·拉宾：铁拳与橄榄并重的政治家
伊扎克·拉宾，1922年3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犹太人。1937年，拉宾考入了卡杜里农业学校。聪明好学的拉宾第一学年就得了头等奖学金。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投笔从戎。1941年6月，拉宾参加了左翼犹太人组织领导的秘密武装哈加纳的帕尔马契，曾同英军一起转战叙利亚和黎巴嫩。1945年，拉宾成为帕尔马契第一营的训导主任，他在一次营救关在海法市的200名犹太移民的行动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组织才能。
1948年5月1日，有“以色列之父”称号的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翌日，阿拉伯联盟5个成员国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遂告爆发。年仅26岁的拉宾被任命为帕尔马契新建的“哈雷尔旅”的上校旅长，在耶路撒冷前线作战，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拉宾作为以色列军事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罗得岛与阿拉伯国家举行的停战谈判。此后，拉宾步步高升。1950年，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两年后被送到英国坎特伯雷皇家参谋学院深造，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补上了重要的一课。回国后出任军训部长。1956年4月又被任命为北方军区司令，军衔晋升为少将，1964年1月拉宾实现了他从一个普通士兵到总司令的愿望，担任了以军总参谋长，荣膺中将军衔。“六五”战争后，拉宾随即退役从政。1968年，总理梅厄夫人任命他为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官位虽不高，但其份量则是实在的不轻。在华盛顿的外交场合中，拉宾开始有些不适应，他尽可能使自己融于优雅大度、文质彬彬的环境中，可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是觉得这位将军大使过于冷峻和严厉。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拉宾的智慧、魄力对美国政治好奇以及他那外向的妻子的魅力，很快就在华盛顿成为新闻人物。
几年的大使生涯，无疑使拉宾眼界开阔不少，学到了很多枪炮以外的东西。1973年，拉宾被召回国。次年出任劳工部长，很快成为工党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时对政治还不是运用自如的拉宾，却在一个偶发事件中“捡”来了一个总理。1974年6月，梅厄政府因“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以色列造成巨大损失而引咎辞职，52岁的拉宾战胜西蒙·佩雷斯，当选为工党领袖并被推上总理宝座，成为以色列最年轻的总理。
1975年8月底，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与埃及总统萨达特进行数小时的谈判后，匆忙赶往以色列，虽然天色已晚，但拉宾总理却坚持要与基辛格会晤，精疲力倦的基辛格在拉宾的办公室同他讨论了一整夜。拉宾的策略使以色列如愿以偿：美国承诺不与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谈判，以色列获得了约2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一个最先进的F—16战斗机中队。
1977年4月辞去工党领袖和总理之职。一个月之后，工党在大选中败北，利库德集团取代工党主宰了以色列政坛。
这次辞职并没有给拉宾的政治生命打上句号，下台后的拉宾不甘寂寞，作为一名议员仍热衷于政治活动，更不忘等待机会有朝一日东山再起。1980年拉宾竞选工党领袖受挫。1984年，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组成联合政府，拉宾又重操旧业，作为工党第二号人物出任国防部长。其“鹰爪鸽派”之性，再现于众。1985年，他力主对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起义采取断然镇压政策，同时又向政府建议并实施了从黎巴嫩的部分撤军计划。
拉宾尽管年逾六旬，但他希望再度出山的雄心不减，目标先是工党领袖之职。光阴荏苒，已是1993年2月，意志坚强的拉宾又夺回了被西蒙·佩雷斯稳坐16年的工党第一把交椅，准备在同年6月的大选中，同政治对手沙米尔一决高下。
1993年6月24日，以色列大选揭晓，工党领袖拉宾击败执政的利库德集团领袖沙米尔，再度出山，荣登总理宝座。
拉宾领导的工党这次所以能赢得大选，在于其提出一套比较现实的竞选纲领。诸如对内把解决失业问题置于首位，停建犹太人定居点，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拉宾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对中东问题采取现实的灵活的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给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舆论普遍认为，拉宾也许是以色列和中东获得和平的最大希望。
的确，作为涉足政治多年的政治家，拉宾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作为中东“六五”战争赢家的统帅，拉宾现在却主张把“大以色列”的呼喊搁置一旁。
早在竞选总理期间，这位政治家就许诺在6—9个月内让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实现自治。上任后两个月他就宣布要释放8000巴勒斯坦犯人，为在华盛顿的阿以和谈，创造了一种和解的气氛。1993年1月，以色列议会取消了不准与巴解组织接触的禁令。此后，双方在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的安排下，在奥斯陆秘密会谈。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底盘还是拉宾许诺的“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同年8月底，巴以经过14轮会谈的煎熬，终于达成了“加沙——杰里科实现自治的初步协议”。9月10日，拉宾总理签署了久有深远意义的文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实现在华盛顿签订“巴以和平协议”，打开了最关键的一道“铁门”。
1994年2月，希布伦清真寺的残案，再一次以血的事实告诉拉宾：对已经草签的“巴以和平协议”要真正付诸实施是何等的艰难，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西方有些舆论把拉宾称之为中东和解的“总设计师”，此番评论是否贴切，自有后人公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拉宾不但从理论上构筑中东和平的蓝图，而且在实践上不停地为之奔忙。因为，他很清楚：中东和平的历史车轮不可逆转，“和”才是真正的出路，“和”是希望所在。布特罗斯·加利：长期从事国际事务的外交家
1992年1月1日，布特罗斯·加利成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开始为期五年的任期。1991年12月3日大会任命时，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担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这一职位自1991年5月开始。1977年10月至1991年，他担任外交国务部长。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作为一位外交家、法学家、学者和著作丰富的作家，长期从事国际事务。他于1987年成为埃及议会议员，并自1980年开始，为国家民主党秘书处成员。在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以前，又担任过社会主义国际的副主席。从1979年至1991年，他担任国际法委员会成员，以前曾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成员。他担任过许多与他的法律、国际事务与政治学等背景有关的专业和学术工作，其中包括以下各机构的成员身份：国际法研究所、国际人权研究所、非洲政治学会和伦理和政治学院（法国科学院，巴黎）。四十多年来，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参加过以下各领域的许多会议：国际法、人权、经济和社会发展、非殖民化、中东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少数族裔和其它少数人的权利、不结盟、地中海区域发展和非洲—阿拉伯合作。
1978年9月，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出席了戴维营首脑会议，参与谈判埃及与以色列之间1979年签订的《戴维营协议》。他多次率领埃及代表团出席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以及法国和非洲国家元首的首脑会议。他又担任过埃及出席大会1979、1982和1990年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1949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区域组织的研究。布特罗斯加利先生1946年获开罗大学法学士学位，他还得到过巴黎大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公法等不同学科的文凭。
1949年至1977年，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担任开罗大学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教授。1974年至1977年，他担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其它专业和学术活动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富布特研究学者（1954～1955年）；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1963～1964）；巴黎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1967～1968年）。他曾在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各地大学讲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自1965年起任埃及国际法学会主席；自1975年起任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自1978年起任海牙国际法学院行政理事会理事；自1978年起任世界和平学会科学委员会成员（法国、门通）；自1979年起任国际事务研究所（罗马）准成员。从1971年至1979年，他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公约适用和建议委员会成员，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还创办了刊物“AlAhraMLgtisa-di”，1960至1975年任编辑；还创办季刊“AlSeyas-saAlDawlia”担任编辑工作直到1991年12月为止。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著作的一百多种出版物和许多论文的内容涉及区域和国际事务、法律和外交以及政治学。亨利·基辛格：杰出的国际战略家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费尔特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外交家，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尼克松和福特总统国务卿。
基辛格童年时代是在德国的巴伐利亚菲尔特镇度过的。他本来应当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是，1930年时，希特勒的冲锋队开始在费尔特市进行反犹活动。基辛格是犹太人，基辛格一家因此受到歧视和迫害。1938年，希特勒的反犹活动愈演愈烈，基辛格全家迁往美国纽约，因而躲过了后来许多犹太人遭受的灭顶之灾。
基辛格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来到美国后，他们把基辛格送到乔治·华盛顿中学上学。但是，由于是德国难民，所以基辛格还得在一家毛刷厂做工。当基辛格进入免费的纽约市州立大学夜校学习会计时，他白天还得在工厂干活。不过，基辛格并没有抱怨，而且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基辛格的学生生活。1943年，基辛格入伍，同年6月加入美国国籍。1944年，基辛格认识了克雷默，这个人是美国政府军政问题顾问，也是一个德国人。当1946年基辛格退役后，克雷默劝他到全国最好的大学去深造，基辛格接受了。
1947年春，基辛格申请进入哈佛大学。在这所著名学府中，基辛格深居简出，如饥似渴，埋头苦读，并得到一位有传奇色彩的老教授的指导，学习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由于成绩优异，基辛格被获准从本科直接升为研究生，并开始研究国际问题，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研究国际事务的学者。在研究生阶段，除了埋头学习外，基辛格也积极参加多种实践活动，后来还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些经历充分锻炼了他的才能。
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导师推荐进入对外关系协会中任职。这个协会虽然是一个非官方团体，却被人称为“真正的国务院”因为该协会是美国政府的智囊。1955年3月8日，基辛格接受了这个职位，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对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持怀疑态度，该协会立刻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基辛格发表文章批驳了这种战略思想。1957年，他出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提出“有限核战争”的思想，这本书一出版就轰动了美国，许多参议员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翻阅，基辛格也因此成为美国战略政策的主要权威，成为一位国际闻名的国际战略家。哈佛大学立刻聘请他担任政治学讲师，1962年被提升为教授。
1960年，肯尼迪总统上任后，任命基辛格担任政府顾问。1969年，尼克松又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希望他能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打造成一个精干的外交专家班子，成为尼克松政府决策层中的关键人物。
鉴于基辛格的重要作用，1973年9月，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针对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基辛格提出“连环套”的思想，认为在核时代，一个大国是不可能征服另一个大国的，所以美国必须谋求“相对安全”，而这必须依赖于双方的合作和平衡。根据这种思想，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在中美关系上。以及在美苏关系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卡特总统上台后，基辛格辞去了国务卿一职，但马上被聘为乔治敦大学的教授，还兼任全国广播公司的顾问以及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继续发挥着政治影响。李光耀：创造新加坡奇迹的开拓者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在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家族已在新加坡居住了一百多年。祖父李云良是一位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老华侨，他决心要让自己的后代子孙受到教育，日后成为与英国人平起子坐，光宗耀祖的人；父亲李清坤是壳牌美孚石油公司的雇员，为了使来到人世的儿子在人生黑暗历程中受到安慰，给他起名光耀，蕴含“光明普照”之意。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光耀便远渡重洋，到英国求学。在伦敦，他已经作为一个有左派倾向的民族主义者而受到注意。1950年8月1日，李光耀回到新加坡，港务局的人立即盯住了他。确实，通过抗日战争洗礼，通过剑桥大学政治和理论熏陶的李光耀，回来后就渴望登上政治舞台，雪洗殖民主义者的耻辱。法律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光耀选择了以法律为武器的斗争道路。回国后，他开设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积极投入到反殖民运动中去。他斥责“紧急法令”授予英国行政当局为所欲为的权力，组织工人、学生开展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活动，要求废除“紧急法令”。到1954年李光耀准备成立人民行动党前，他担任着一百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他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邮政工人罢工背后的法律智囊，引起公众的注意，很快成为一个“民族主义领袖”。从李光耀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达39年就可以得到证明。
西方舆论把人民行动党归结为亲共的左翼党，作为领袖的李光耀基本上否定了这一看法。他表示人民行动党是一非共的社会主义党，信奉“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目标是“用和平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一个独立的、民主的、非共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
人民行动党成立后，开始影响着新加坡的政治舞台。1955年，该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获得31个席位，并积极利用议会讲坛，为新加坡的彻底自治而奋斗。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经过艰苦斗争，迫使英国同意更改宪法。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和新加坡政府。该党在51个议席中夺得43席，成为获得执政的第一大党，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光耀出任新加坡地方政府总理，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在李光耀的领导下，人民行动党作为第一大党和单独执政的地位没有动摇过，一直保持到今天。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可是，在人民行动党威望的顶峰时期，该党甚至获得了议会的全部议席，或者仅有一、二个席位被别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所得，这在一个议会制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种罕见的政治现象。
1962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号召新加坡人民投票支持成立马来西亚。同年9月，71%的公民对此投了赞成票。翌年9月16日，马来西亚宣布成立，新加坡成为该国的一个州。但是，在这一新国度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预料不到的乌云。在人民行动党参加竞选的过程中，马来亚极端主义分子挑起了一连串的种族集团骚动，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领导人甚至宣称：要把李光耀送进监狱。作为政治家的李光耀，愈来愈为马来西亚的前途担忧，觉得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未能得到公平对待。1965年，李光耀在新年献词中警告：如果1964年的错误在1965年重犯，马来西亚很可能由于内部分裂而解体。随着马来西亚内部局势的紧张化，事实终于被李光耀言中。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宣布“新加坡为一个民主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同年9月21日，新加坡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次月，新加坡被接纳为英联邦第二十二个成员。作为新加坡主权国家的缔造者，李光耀以第一任中央政府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新加坡开始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
这位总理首先告诫他的国民；新加坡要生存唯一的办法是“刻苦干练”四字。世界上有好些国家，其中瑞士就是好例子，他们土地不多，多元种族、多种语言，可是他们出产的纺织品却可以跟“英国兰开夏”的任何产品相媲美；他们出产的药品赶得上美国的任何货色！他们只靠人才、计划和努力来生存。我绝对不怀疑，只要有计划、有胆识、有才干以及不断奋斗，就一定会有收获和报酬。
精英主义是李光耀治国的重要观点和策略之一。他坚信人才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特别是新加坡这个缺乏天然资源的小国，假如不以发掘人才为重，把有潜力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新加坡将会有麻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苦心经营，培养政治上的梯队，顺利完成接班工作。此外，又重视把工作素质和道德品质兼备的人分配到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并大力培养、扶植科技、教育人才。欢迎世界人才定居新加坡，极力搜罗栽培精英人才。赞扬外来人才对新加坡的贡献，吸纳移民解决人才荒，并同私人部门争抢人才。
作为一个多元语言与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各民族之间能成功和谐相处，主要是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文化所产生的作用。李光耀在新加坡人的文化与价值观问题上，注重东方传统的价值观念，认为儒家思想对解决现代诸问题有极大帮助，他还强调语文与沟通思想的重要关系。在教育上，李光耀的双语政策，确保了新加坡人能以英语作为各族的共同沟通语，又能同时掌握母语。李的政府积极推行讲华语运动，加强华人社会的凝聚力，用华语传授传统道德观念，如儒家思想，恪守五伦奉养父母，维持三代同堂，重视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藉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对于新加坡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到1990年11月为止，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唯一的总理。如果把作为任州总理（当时还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他在这个岗位上共任职31年。如从该国独立之日算起，也有整整的25年。
1988年，人民行动党在议会大选中获得决定性胜利后（只1个议席被他党夺去）不久，党的领导集体决定，选择第一副总理吴作栋为李光耀的接班人。1990年11月27日，在李光耀67岁生日过后两个月，他就决定把权力交给第二代领导人。这样，47岁的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接任他的“政治导师”李光耀的班，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二任政府总理。吉米·卡特：致力于人类和平的美国总统
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可以在总结自己的政绩时聊以自慰地说，在他执政期间，“不曾有一个公民因战争流过一滴血。”也没有哪一位总统在退休后比卡特更风光。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2002年10月11日宣布，将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已是78岁高龄的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以表彰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努力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
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普兰斯一个花生农场主家庭里，1946年毕业于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即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在海军部队服役7年。卡特1953年因父亲去世，退役回家乡经营卡特农场、卡特仓库等业务，并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62年他步入政坛，1970年至1974年任佐治亚州州长，以积极消除种族歧视及办事富有实效而赢得声誉。1977年，他作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登上美国的权力之巅。1980年竞选总统连任失败，于1981年1月回到他的家乡重新经营农场。
卡特执政期间美国外交取得了不少的成功，特别是在调解国际争端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把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移交给了巴拿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促使以色列与埃及达成了戴维营协议，拯救了美国在伊朗的人质。
美国从1977年开始，对石油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同时能源危机不断爆发。美国石油主要来源于中东地区，当时埃以矛盾加深，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同时可能导致苏联对该地区的进一步渗透。因此，卡特下决心要扭转这种不利于美国的局面。但中东矛盾错综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土地归属、以色列的安全、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等三大问题。卡特权衡利弊，还是下决心试一试，他要充分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外交才干，运用自己的外交谋略，争取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发挥作用。卡特在担任总统职务之前就访问过以色列，他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伦理上有共同性，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家园是符合圣经教义的，因此他重视以色列的安全，这是与许多美国人的想法一致的。卡特总统在中东进行了穿梭外交，促进解决了埃以谈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直至1979年3月26日，埃以双方终于在白宫正式签署和平条约，结束了双方长达30年的敌对和战争状态。
前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是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建立起来的，美国为其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一直支持这个残暴的专制政府。1977年，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主义领袖霍梅尼的号召下，伊朗爆发了针对美国的反国王暴政怒潮。1978年，伊朗全国发生了要求废黜国王的总罢工和示威游行。巴列维尽管有美国的支持，还是抵挡不住全国要他下台的浪潮，只好接受了要他离开伊朗的要求。美国以同意治病为由接纳了巴列维。这引起了霍梅尼政府的不满，于1979年11月4日逮捕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大使及官员共52人。此后的400多个日日夜夜，卡特为营救这些人质而绞尽脑汁。他请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人充当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中间人，并以资产谈判作为人质的筹码，直至1981年1月20日，新总统就职，他离开白宫那一天，人质终于被释放。虽然人质事件是直接影响卡特连任的重要因素，但人质的安全返美不能不说是卡特施展外交谋略锲而不舍地进行多方外交努力的结果。
卡特在退休之后常常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去调解那些棘手的国际纠纷与冲突。其中，他成功地调解海地危机最能体现卡特坚忍不拔的外交才华和谋略。海地是加勒比海中一个面积不足3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国，1992年建立了以塞德拉斯将军和毕安比将军为首的军政权。美国不愿看到自己的后院有这个军事政权，自它建立以来，美国用尽了包括外交说服、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等种种手段来取缔它，但毫无结果。1994年，美国为了维护其超级大国的脸面，决定用武力拔掉这个钉子。9月15日，克林顿宣布，如果海地军人首领不主动交权和离开海地，美国将用武力强制他们下台。克林顿在他的上述讲话一结束，就立即任命前总统卡特作为特使前往太子港斡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美国同海地间的冲突。克林顿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他认为卡特有很高的威望，在调解复杂的国际冲突方面经验丰富，善于使用谋略手段；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卡特调解失败，他出兵海地就名正言顺了，对国内也好交待。克林顿给卡特提出的任务是：在9月18日中午12时之前达成一项协议，只要海地军人政权首领同意下台，也可以不要求他们离开海地。到9月18日下午7点30分，终于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规定，议会最迟于10月15日前通过大赦令，塞、毕等3人提前退休，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7点45分，该协议传回白宫。8点正，克林顿下令撤销入侵计划，正在飞往海地的飞机返回美国基地。一场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在卡特的坚持和努力下，终于通过和平谈判得以化解。可以说，如果卡特在危急关头稍有动摇，结果就会是另一种样子。这一事件使卡特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卡斯特罗在古巴实行土地改革触及美国资本家在古巴的利益以来，美国就开始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并采取暗杀等多种手段企图搞掉卡斯特罗，以逼古巴就范。但小小的古巴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毫不屈服，美古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卡特当总统后，立即将实现美古关系正常化提上了议事日程。1977年3月，卡特放松了对古巴的制裁，放宽了美国公民到古巴的限制，并安排了美古之间断交长达16年来的首次官方接触。卡特的做法得到了卡斯特罗的积极回应，古巴释放了在猪湾事件中被俘的数千名美国人。为改善两国关系，两国领导人的特使穿梭于华盛顿与哈瓦那之间，正当两位国家元首积极推进两国关系之时，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抛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反卡斯特罗势力的口实，迫使卡特政府不得不中断了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谈判。2002年5月12日，卡特访问古巴的梦得以实现。卡特成为美国历任总统中访问古巴的第一人。卡特表示，他一直期待着与卡斯特罗主席的会面，并相互“探讨和平、人权、民主和如何减少人类的不幸”。尽管布什政府对古巴仍持敌对态度，但卡特的这次访问为改善两国关系起到积极的作用。
卡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提倡博爱、和平与人权，并在国际关系中也提倡“正义、宽容、同情和爱”。他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伊拉克问题上也是如此。布什政府在阿富汗清剿塔利班的战争刚一结束，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再次出兵伊拉克。卡特不赞成布什当局的做法，他公开批评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总统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是错误的，并表示如果他仍是国会议员，他将对布什政府的动议投反对票。他指出，必须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协调努力，迫使伊拉克接受无条件的核查，而不是单方面由美国完成。
现在，卡特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但他对调解国际冲突仍然乐此不疲，他同夫人罗莎琳都表示：“我们要为人类避免争端和战争而不懈努力。”阿塔尔·瓦杰帕伊：数度连任的印度总理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的两个重要邻国。但长期以来，两国关系紧张。民族宗教矛盾与领土争端、边界纠纷和克什米尔问题纠合在一起，困扰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但近年来，阿塔尔·瓦杰帕伊对印巴关系进行了大调整，他认为印巴两国都应捐弃前嫌，忘记过去，一切从头开始，共同创造印巴关系的美好未来。瓦杰帕伊作为印度的重要领导人对此进行了许多谋划，并亲自作了不懈努力。
1999年2月20日，瓦杰帕伊乘坐长途汽车访问巴基斯坦。瓦杰帕伊在访问中呼吁印巴两国结束过去50年痛苦的关系史，揭开新的篇章。两国总理在这里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签署了《拉合尔宣言》。这是双方建立信任和谅解的宣言，也是个和平的宣言。世界各国对此纷纷表示高度赞赏。会谈结束后，谢里夫暗示他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之间的私人关系密切，他说在他们以前的两次会晤中，他发现瓦杰帕伊是“一个好人”。和平的宣言虽然签订了，然而要实现和平还要走漫长的路，和平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还会出现多次反复。在2003年新年献词中，瓦杰帕伊再次呼吁巴基斯坦不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克什米尔争端问题上，而是通过促进与印度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帮助消除两国间的长期敌对状态。2003年4月，瓦杰帕伊多次表示印度方面愿意再次伸出友谊之手，与巴基斯坦就包括克什米尔未来地位的所有问题进行对话，称两国之间的“兄弟情谊”能够解决彼此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呼吁双方尽快恢复对话，共同开创印巴关系的“新时期”。
实现印巴关系正常化，是瓦杰帕伊的重要外交谋略。他认为，印巴两国和解对两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印巴都是有核国家，都拥有将核弹头投射到对方全境的能力。对两个同样握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言，轻言战事绝非儿戏。战火一旦点燃，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如果印巴关系恶化，致使美国及其盟国把克什米尔问题当作其日后的“干预”焦点，从而插手南亚事务，这将会给印巴两国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避免南亚次大陆旷日持久的紧张局势给外来因素介入地区冲突带来借口，惟一正确而可行的途径就是依靠印巴两国政治家的智慧，展示更大的诚意、采取更多实际步骤。瓦杰帕伊深知，印巴关系的改善，对于两国自身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与印度是友好邻邦，两国都是人口大国。在历史上两国间曾发生不愉快的事，两国之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和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两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在任何时候，两国人民的谋求友好交往都是主流。1979年2月，他作为印度外交部长正式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会见。那一次的访问意义重大，打破了中印两国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近20年的僵局。访华期间，瓦杰帕伊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几十年来，瓦杰帕伊数度连任印度总理，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今，瓦杰帕伊政府做出了深谋远虑的权衡，大力调整印度对外政策，加强印中合作关系。2003年6月22日至27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了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瓦杰帕伊率大型官方和企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近十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两国总理在北京签署了确立中印关系目标和指导原则的纲领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印双方将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关系。2003年，瓦杰帕伊还与胡锦涛主席在圣彼得堡会晤，更为两国保持持续接触和交流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瓦杰帕伊曾评论说，与胡锦涛主席的会晤是一次预示着“一个亚洲世纪”开始的中印对话。瓦杰帕伊主张进一步调整双边关系的定位，以“向前看”的态度处理印中关系。并表示，两国是“和平竞争”的关系，欢迎中国与印度进行和平竞争，并称这种竞争而非冲突的思路最符合两国的利益。他重申印度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相互关切保持敏感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印中关系。瓦杰帕伊还主张大力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在他的推动下，两国经贸关系有长足发展。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采取了具体步骤。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瓦杰帕伊也主张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他在2003年访华期间，与中方达成协议，同意任命特别政治代表继续边界问题的谈判，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正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印度已指定国家安全顾问布拉吉什·米什拉作为解决边界争端的特别代表。瓦杰帕伊表示，将“很快”同中国举行会谈，以解决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他说，“情况不会再这样继续下去，两国的代表将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是要结束争端”。
瓦杰帕伊还认为，中印加强经济合作，可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走向成熟。中印两国经济上各有优势，互补性较强，市场潜力巨大，中印经贸合作现已发展成为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双方在电力、家电、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正在不断扩大。2002年双边贸易额近50亿美元，是1991年2.6亿美元的近19倍。2003年6月，瓦杰帕伊访华期间，印度信息产业核心组织——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组织中印汀领域巨头在上海举行研讨会，研讨如何加强中印两国在电信、软件、银行和金融服务和IT教育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印经济和科技合作。由于印度的IT产业和中国低端产品制造业之间经济互补性强，未来3年内中印双边贸易额可望再增加一倍，从现有的50亿美元增至100亿美元。马哈蒂尔：注意大局的马来西亚总理
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曾任马来西亚政府总理兼财政部长。
马哈蒂尔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外交机构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其最根本的目的主要是为自己的国家谋利益，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马哈蒂尔在为马来西亚制定外交战略时提出，外交要为国家的经济服务。他本人在从事外交活动时总是时刻牢记为国家的经济利益做具体直接的工作。马哈蒂尔是一位十分幽默而又很富外交胆略、能言善辩的国家领导人。
马哈蒂尔在国际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界还是经济界都颇具号召力。他甚至常常利用出访的机会，自动担当国家“推销员”的角色。2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和地区性会议，出国访问过很多国家。而他每次出访和参加国际会议，心中总有一根“弦”，那就是宣传自己的国家，为国家招揽生意，引资招商。他每每出国，总是带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其中企业家占一半以上。马哈蒂尔思维敏锐，记忆力极强，谈话不用讲稿，且口若悬河，他的英语讲得十分流畅。他回答记者的提问主要是从宣传自己的国家，主动介绍国情为基调。据说，他与外国首脑讨论的话题，总离不开投资和贸易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自己的国家招揽外贸，推销马来西亚产品。经常在首脑会议期间，利用记者招待会主动宣传马来西亚，反复声称欢迎各方面的人士到马来西亚。因此，马来西亚不少人称马哈蒂尔为“国家的头号推销员”。有人还形容他是马来西亚名副其实的“超级公关”。
马哈蒂尔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敢于对西方说“不”。马哈蒂尔是个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他对西方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始终保持警惕。呼吁建立“平等合作伙伴关系”。针对西方式的“民主”，他竭力提倡民族和家庭和睦，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等东方价值观。他多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促进东盟各国间的团结与合作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由于他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2001年9月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同获“东盟千禧成就奖”。
马哈蒂尔性情耿直、不畏强权，在国际论坛中经常仗义执言。由于他坦率地批评西方一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但同时也激怒了一些西方国家，经常遭到西方国家领导人和媒体的攻击，对此他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然而，在马哈蒂尔激烈、煽情的演说词背后，他的外交却是务实的。“9·11”事件后，马哈蒂尔迅速表明反恐立场，但他又明确指出美国攻打伊拉克是违反联合国原则的。马哈蒂尔还提出国际新秩序不能建立在霸权统治的基础之上，应该建立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基础之上。
马哈蒂尔思路敏捷，十分健谈。即使是回答一些敏感或尖刻的问题，他的语气也很平和，但柔中有刚，一针见血。他的立场代表了第三世界人民，他的言论抒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心声。
在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地区甚至整个第三世界，马哈蒂尔是一位十分杰出的领袖人物。马来亚人称他为“勇敢的象征”、“智慧的典范”和“民族的英雄”。马哈蒂尔因其提出了鲜明的两分法对立世界观（东西对立、回教犹太对抗、第一第三世界分歧）而闻名于世。马哈蒂尔常说，他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合作最愉快。他经常为发展中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仗义执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赞誉他“有独特的领袖魅力，有冲破藩篱的勇气，一身是胆的坚毅，出口成章的英语，发展中国家代言人”，推崇他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英雄”。
马哈蒂尔心中始终有“大局观”，早在1990年12月，他首次提出“东亚经济圈”构想，他非常希望亚洲以中国和日本为核心，带动东亚国家。形成一个类似欧盟的政经一体化组织。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东亚经济论坛的产生。
1995年，马哈蒂尔又提出了“泛亚铁路计划”，“泛亚铁路”以新加坡为起点，经吉隆坡、曼谷、胡志明市和河内抵达昆明，此外还要修支线通到缅甸首都仰光和老挝首都万象，全长5500公里。以泛亚铁路和中泰国铁路为核心的东亚铁路网建成后，不仅将中南半岛铁路网和中国的铁路网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中国铁路网同欧亚大陆桥连接，直达欧洲，这是一项非常有远见的建议。
马哈蒂尔对中国一直十分友好。他曾经7次访华。仅在1999—2001年三年间，马哈蒂尔就3次访华。1999年正值中马建交25周年，原本马中友协要在马来西亚当地举行庆祝活动，马哈蒂尔得知后，立即提议将庆祝活动“移师”中国，因为他觉得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一定要与中国朋友在一起。马哈蒂尔经常批驳某些人的“中国威胁论”。他说，中国是大国，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经济富强后，军事上也会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征服世界。从历史上看，马来西亚离中国很近，但它不是被中国占领，而是被万里之外的欧洲国家所殖民化。他反对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地区威胁的观点。早在1995年1月，他就在马中经济论坛会上说，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会对它的邻国构成威胁，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他指出：“如果说美国和日本的高额军事开支没有威胁，我们看到中国的军事开支后也许可以睡个好觉，或许可以高枕无忧了。”他说：“中国曾派出了多少军队远征他国？中国被侵略过多少次？她有多少地方被人占领过？中国设立过多少个殖民地？中国在海外维持多少个军事基地以使其霸权永久存在？以及中国在多少个军事或其他领域有盟国？相反，中国被别的国家侵略过多次，部分地方也被他国占领。”马哈蒂尔说，“基于以上理由，马来西亚拒绝把中国视为一个军事或政治威胁，而乐意将中国当做朋友和伙伴，为双方本身甚至本地区谋求和平，创造和平环境。”
马哈蒂尔喜欢中国的文化。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是他钟爱的书籍之一。他还对毛泽东的著作颇有研究，当他感到马来西亚受到外来威胁时，他还号召马来西亚人研究毛泽东的战法，学习毛泽东的著作。马哈蒂尔的中国书法也学得不错。他曾应马来西亚大学华文学会的邀请，当场挥毫题写的“忍”字，深受华文爱好者的欢迎。他说，他写此字意义深长，提醒马来西亚人民，要实现2020年宏伟目标。他号召伊斯兰教徒，要尽量吸取各方面的知识，包括向中国学习。
由于马哈蒂尔处处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由于他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马来西亚人民对他十分热爱。2002年6月22日，77岁的马哈蒂尔突然宣布辞职，使马来西亚人民感到十分突然和难过，极力挽留他。在6月22日的大会上，很少公开道歉的马哈蒂尔在回顾自己领袖生涯时却请求族人原谅，原谅他没有把马来民族变成一个成功且受人尊敬的民族。有媒体称，马哈蒂尔曾经私下亲口告诉多位“巫统”领袖，自己渴望急流勇退，尤其是在事业日臻巅峰之际引退。2003年10月31日，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这一天，被誉为“现代马来西亚之父”的马哈蒂尔宣布正式退休。玛格丽特·撒切尔：重振英国雄风的“铁娘子”
1925年生于英国林肯郡，原名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小玛格丽特聪明好学，在小学和中学的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在文体方面也不甘人后，参加了学校的曲棍球队，还得过诗歌朗诵奖。1943年，她考入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女子学院化学系。玛格丽特在政治上十分活跃，加入了大学的保守党协会，结识了不少保守党的知名人士。1946年她当选为该校保守党协会主席，为日后步人政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大学毕业后，玛格丽特来到伦敦，在工厂谋得化学师的工作。然而这份工作不能满足她的宏伟志向，她开始自修法律，并积极参加当地保守党支部的活动。
1949～1950年，她两度作为保守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均告失败。此后，她顺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并进入法律界，当上了税务律师。她勤奋工作，解决不少复杂的经济纠纷，培养了删繁就简、直截了当的作风。这种作风伴随了她以后的整个政治生涯。在此期间，她邂逅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丹尼斯·撒切尔，两人1951年结秦晋之好，两年后，生下一对孪生儿女。
孩子稍大，撒切尔夫人又开始为竞选奔忙。1959年，在芬奇莱选区竞选成功，进入下院，很快成为全国最知名的女人之一。
1961年，麦克米伦首相破格提拔她为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1964年保守党下台后，她先后担任保守党影子内阁的住房和土地、财政和经济、动力和燃料以及教育事务的发言人。1970年保守党上台，她出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4年保守党政府安排了两次大选，结果都是撒切尔夫人异军突起，果断地参加了竞选，成为保守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党魁。荣登领袖宝座之后，她就向首相而奋斗，经过一番努力后，在197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大获全胜，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后又在1983和1987年的大选中连选连任。
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关头，患上了难以治愈的“英国病”。她果断推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紧缩货币供应量，减少公共开支，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削减个人所得税，出卖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以刺激生产。她还压制了364位经济学家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攻击，两次改组内阁，以求得指挥部的步调一致。时值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爆发，给了她再次获胜的契机。
她立即成立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决定派遣特混舰队，以武力收复马岛。美国及联合国等出面调停，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内阁中也有人主张以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然而首相坚决主战，她动员全国人民说：“这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其意义远远超出保卫马岛及岛上1000多名英国人的生命。这是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挑战。战争必须结束，也会尽快结束。”英国大规模增派部队，于6月4日攻占马岛首府斯坦利港，阿根廷部队被迫投降，英国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马岛战争对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国人几乎忘记了国内的经济危机，欢天喜地庆祝胜利，自信心大大增强。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不再是一个日渐衰弱的国家。我们有了信心，我们有能力解决经济困难。这种信心在8000英里以外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并被证明是无坚不摧的。”
保守党的统治稳固了，撒切尔夫人的信心更强了。她大刀阔斧地推行其国有企业私有化计划，陆续将国营的煤、电、水及通讯等公用事业的公司卖给个人，并出售了地方政府修建的住房。在她强有力的干预下，英国经济复苏了。1982—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超过了3%，通货膨胀率不足5%，生产力平均每年增加45%。长期蔓延的“英国病”得到根治，撒切尔夫人也赢得了“西方经济复苏的先驱者”的桂冠。
在对外关系上，撒切尔夫人也充分显示出她泼辣果断、锋芒毕露的风格。她对欧洲联合的态度的转变具有戏剧性。上台之前，她并不反对欧洲联合，但反对英国向欧共体支付巨额的会员费。1979年入主白厅后，她在谈判中一反外交家平稳圆滑、模棱两可的策略，而是直截了当，咄咄逼人，锱铢必较。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使英国的会员费降低了约66%。但是，从此以后，她与欧共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协调，甚至导致内阁分裂，这成为她在1990年辞职的原因之一。
19世纪和20世纪对英国来说是两个重要的世纪，前者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强世纪：后者是一个日趋衰弱，惨淡经营的世纪。这两个世纪都和两个伟大的女性有关系。维多利亚女王成为盛世明君，功不可没，撒切尔夫人力挽狂澜，重振英国雄风，不愧政坛“铁娘子”。金大中：颇具传奇色彩的韩国总统
金大中是韩国现代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总统。他博学、宽容，自幼胸怀远大抱负：要成为韩国总统，并实现朝鲜半岛统一。
自从金大中20世纪60年代投身政坛以后，他更加时时想起自己少时的两个伟大的抱负：在竞选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的选举中获胜；实现国家的统一，或者为此奠定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金大中就提出分三阶段统一南北的构想。金大中在3次竞选总统的努力失败以后，终于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从而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梦想。在他担任总统后，他要致力于实现他的第二个伟大抱负。金大中的“三阶段”构想首先要求朝韩组成一个邦联，在这个邦联中，它们将维持一个民族的原则，有两个拥有独立政府的国家，并使双边合作制度化。在第二个阶段，朝韩将组成联邦，在这个联邦中，将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种制度，但是有两个自治的地区政府。在这种联邦的制度中，对外关系、外交活动、国防等其他重要的外部事务将由一个中央政府来管理，而两个自治的地方政府将管理余下的内部事务。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将完成统一事业——建立一个既有一个中央政府又有几个自治的地区政府的统一的国家，就像美国或德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基于金大中对处理朝鲜内部事务的经验和了解，他坚决相信，促进双边合作与交流是消除朝鲜半岛处于冷战中的紧张局势的惟一途径，并且将为实现国家统一奠定基础。
金大中认为，为了统一，南北首先应结束几十年来的对立状态，这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尤为重要，韩朝大力改善关系符合形势的需要，也符合朝韩人民的利益。南北人民同属一个民族，相互交流有深厚基础。金大中感到，要消除南北对立，促进两国交往，首先要使领导人相互来往，相互沟通。
2000年6月13日，在朝鲜民族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朝鲜半岛北南人民迎来了分裂50多年来的首次北南首脑会面。金大中对金正日和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无限感慨”，并“体会到北方的诚意”。金大中与金正日在百花园会晤时，双方谈笑风生。金正日说，这次首脑会晤“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今后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金大中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创造这个历史。”金大中抵达平壤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使坐在电视机旁收看的韩国观众热泪盈眶，鼓掌欢呼。14日，金大中和金正日在举行单独会谈后签署了《共同宣言》，宣言再次确认民族自主统一原则，并就交换离散家属故乡访问团以及扩大经济合作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是继1991年《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后双方签署的又一重要文件。一项调查还表明，金正日的受欢迎率已从首脑会谈前的15.1%上升到50.2%。
金大中制定了对朝政策：“阳光政策”。“阳光政策”包含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南、北之间“和解与合作”所需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遏制战争；二是战略上的包容；三是对南、北关系的和平管理。“阳光政策”是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战略；加速改革开放步伐和与韩国和解、合作符合朝鲜自身利益的战略，也是将韩朝从过去对立结构转换成合作的结构，将过去的敌对关系发展成相互尊重与合作关系的战略。金大中上任后，除致力于恢复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韩国经济取得显著成果外，积极推行“阳光政策”更使其总统生涯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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