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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扎米亚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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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读：

俄国作家、造船工程师。生于俄罗斯的列别姜镇。是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文学具有巨大影响的作家之一，以其风格独具的民间口语叙述文体和幽默讽刺的笔墨驰誉文坛。

扎米亚金一生追求人类个体去创造、去想象、去爱、去犯错，并改变世界的绝对自由，这使得他不见容于沙皇政府和后来的苏维埃政权，前者将他流放一年，而后者则永远驱逐了他。他创作短篇小说、戏剧和散文，但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我们》，写于1920年至1921年，此后被翻译成英语、捷克语等多种语言，但直到1988年，《我们》才第一次在俄国正式出版。《我们》在国外的出版，迫使扎米亚金退出作家协会，流亡法国，最后客死巴黎。

他的其他作品有：《一个外省传说》（1912）、《老远的鬼地方》（1914）、《岛民》和《渔夫》（1917）、《洞窟》（1920）、《罗斯》（1923）、《最主要的故事》（1923），等等。导　读米拉·金斯伯格《我们》在扎米亚金的人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部小说是他哲学思想的浓缩，它以惊人的准确性预示了他自己的未来，以及他的国家的未来。扎米亚金的信条借助《我们》中女主人公的话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出来：“没有最后的革命。革命是无穷无尽的”；“我真的不想让任何人来要求我。我只想要求我自己”。

这两条准则：永恒的变化，以及个人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和自己的意志去选择、要求、创造的自由，支配了他的人生和他的创作。“我们会打碎所有的墙壁，让绿色的风吹遍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女主人公这么说。因此，她被那些要求统一和均匀，以及彻底服从外部意志的人们憎恨，驱逐；那些外部的意志来自国家、大恩主、党。

扎米亚金是一个有力量的、独树一帜的作者，是完全现代的。他深深扎根于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中。他是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直接传承人，这两位作者是他童年的最爱。他也非常近似于列斯科夫、契诃夫、谢德林，以及他自己的同时代人阿列克谢·雷米佐夫和安德烈·别雷。如同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深切地关注政府的道德问题；像以上提及的所有作家，他是讽刺家、文体和怪诞艺术的大师。

扎米亚金1884年出生于列别姜——位于俄罗斯黑土地带心脏的最富色彩的小镇之一，离莫斯科大约两百英里。那里是一片沃土，有古代的教堂和修道院、乡野传说、吉普赛人和骗子、修女和客栈老板、丰满红润的俄罗斯美女，以及一夜暴富或一夜赤贫的商人。这也是一个保留了有着丰富表现力的民间讲演的地方，扎米亚金将其表现手法加以吸收，后来用在了他的许多故事、戏剧和中篇小说中，起到了非凡的效果。

他的父亲是一名东正教牧师，在当地的学校传授宗教。他的母亲是一名天才钢琴师。

虽然曾作为一名海军工程师受训，扎米亚金却从很早开始就在文学上颇有建树。1913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外省传说》。1914年，发表了《在世界的尽头》，讽刺一个遥远的边防城镇的军队生活。刊载《在世界的尽头》的杂志很快因发表该小说被沙皇当局查禁，编辑和作者因为“丑化俄国军队”被审讯。虽然对他们的指控最终被驳回了，可这只是扎米亚金一生与官方发生的冲突中的一例而已。

作为二十世纪早期圣彼得堡工学院的一名学生，扎米亚金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他在1905年革命期间被捕，被关了好几个月的禁闭，释放后被驱逐出了圣彼得堡。在列别姜停留了短暂时间后，他回到了首都，在那里“非法”生活（甚至继续着他的学业），直到1911年警察抓住了他，他再一次被驱逐。就是在这一次驱逐期间，他写下了《一个外省传说》。1913年他被赦免，被允许居住在圣彼得堡。

从工学院毕业后，他受邀成为了该校的教职人员。有好多年，他的文学创作几乎被教学和工程工作所取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扎米亚金被派往英格兰，去设计和监督最早期的俄罗斯破冰船的建造。1917年革命爆发时，他无法忍受远离祖国，于是带着两个讽刺英国生活的故事匆匆回国。这两个故事是《岛民》和《渔夫》。

在俄国，扎米亚金（不再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以惊人的能量投入到革命之后兴起的伟大的文化与艺术浪潮中。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又矛盾重重的时期。俄罗斯经历了多年战争与革命，整个国家几乎变成了废墟。整个经济几乎垮掉了。交通、通讯、食品供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全都是一团混乱。然而就在饥饿与寒冷之中，一群奉献的灵魂不仅视拯救国家文化为己任，还把将整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呈现给迄今为止缺衣少食又缺乏教育的民众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高尔基是那些严酷的日子里俄罗斯文学名副其实的保护神，在他的带领下，俄国形成了大量的文化组织，作家、学者和艺术家们重新有了热情，他们也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工作。在彼得堡，这些组织包括“艺术之屋”（1920年在伟大商人叶利谢耶夫没有暖气的前宅邸成立的，作家们栖居在那里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空房间）；包括“科学家之屋”；还有众多的出版社和文学期刊（扎米亚金在其中的几家杂志社的编委会工作）。还有人组织了工作室，年轻的作者们师从扎米亚金、古米廖夫、洛津斯基、丘科夫斯基等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大师们也都倾囊传授其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经常赤足穿过冰冻的城市，来到工作室，他们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穿着旧大衣，围着破围巾，虽然饥寒交迫，却都全神贯注在关于文学的未来的探讨中。

此外，各式各样的学校和运动在不断产生，不仅延续着从战前就开始复苏的活力，也带来了新的东西。象征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形式主义者、阿克梅派诗人、理想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之间展开了狂热的、无休止的辩论。当然，加入这些争论的还有人数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作家和批评者，他们掌握权力而雄辩，喜欢表达，认为文学不过是革命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而已。扎米亚金成为了“谢拉皮翁兄弟”的领袖和老师，这个团体有当时最有前途和最独特的年轻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弗塞沃洛德·伊万诺夫、瓦伦丁·卡达耶夫、维尼阿明·卡韦林、康斯坦丁·费丁、列夫·朗茨、尼古拉·迪霍诺夫和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还有其他人。他们的脾气、创作方法和创作领域各不相同，可他们都同样坚持创作的自由，坚持艺术家追求个人愿景的权利，坚持创作形式的多样性和实验性，以及创作技巧的重要性。

列夫·朗茨是团队中最优秀的成员之一，他起草了一个宣言，在其中宣告了“艺术是完全自由的”的理念。“文学的想象，”他写到，“是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对抗着来自左右两派的声音，他们说：“如果你不跟我们站在一起，你就是反对我们”。“我们跟谁在一起，谢拉皮翁兄弟？”列夫·朗茨问道，“我们是跟隐士谢拉皮翁在一起……我们摒弃功利主义。我们不是为了宣传而写作。艺术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并且，如同生活本身一样，艺术没有目的或是意义，它存在，是因为它必须存在……我们的想法是：作家的声音永远不能是虚伪的。”“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们重新凝聚在扎米亚金的信条下：“真实的文学只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文学不是由勤勉和值得信任的官员所作，而是由疯子、隐士、持异端者、梦想家、反叛者和怀疑论者创作的。”这个信条是他在1921年宣告的，出现在他的文章《我害怕》之中。他对异端学说宽容，他对官方教条说“不”，他相信真实不比谬误更有用，真实“已经受到动脉硬化的折磨”，这些信仰在扎米亚金的写作中反复再三地被强调。在《明天》中，他写到：，已经变成了一根盐柱……这个世界只有通过隐士的创造才能保持生机：隐者基督、隐者哥白尼、隐者托尔斯泰。我们的信仰便是你们所谓的“异端邪说”……我们叫来俄国的知识分子，令其去保卫人类，保卫人类的价值。我们呼吁，不是对那些幻想回到过去而摒弃今日的人们，不是对今日不抱希望、对今日置若罔闻的人们，我们是对这样的人们呼吁，他们看见遥远的明天，并以明天的名义、以人类的名义来评判今天。

今日发现自己理念的人，都像罗德的妻子

1921年，在一篇题为《天堂》的文章中，他猛烈地抨击了那些鼓吹一统性的人，以及那些强制要求彻底从众的人。

许多人都提到过宇宙的不完美……他们用二元对立解释一切：水和火，高山与深渊，圣人和罪人。如果（上帝）从一开始就创造了一种简单的如水之于火的对立，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宽恕了人类野蛮的自由状态，那人类生活会是怎样一种绝对的简单，怎样一种未被任何思想遮蔽的幸福啊！……我们毫无疑问生活在一个宇宙的纪元里——一个创造新天堂与新大地的纪元。我们当然不会再重复（他的）错误。不会再有复调音乐，不会再有不和谐音。只会有庄严的、不朽的、无所不包的一统性。

在《新俄罗斯散文》（1923年）中他写到：

今日的生活已经失去了其平坦的现实性：它不是沿着旧的定点展现的，而是沿着爱因斯坦思维式的、革命式的活跃的坐标点来展现的。在这种新的展现中，众所周知的公式和对象被错置了，变得奇异，变得既熟悉又不熟悉。因此今日的文学会倾向于荒诞的情节，或成为现实与虚幻的混合物，这才是符合逻辑的。

在他的论说文《关于文学、革命、熵和其他物质》中，他进一步发展了《我们》的中心理念：

革命无处不在，万事万物都会经历革命。它是无限的。没有最后的革命，没有最后的数字。社会革命只不过是数字中的一个无穷数而已。革命的法则不是社会法则，它要更伟大，不可估量。它是一个星际的、宇宙的法则——就像能量守恒和能量耗散（熵）……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到：

有害的文学比有益的文学更实用，它是反熵的，它是抗钙化的一种手段……它是乌托邦的、荒谬的……150年后，它就是正确的。

此外，他在自己的一则最重要的声明中也重复了类似观点：

在今天的文学中，我们需要的是广阔的哲学眼界……我们需要最极端的、最可怕的、最无畏的“为什么？”，以及“然后呢？”

1926年，在《目标》中，扎米亚金对共产主义批评家们做了正面的抨击，他们要求作家们彻底服从党的意志：

革命不需要期望施舍物或是害怕鞭子而“顺从”的狗。革命也不需要训练这种狗的人。它需要的是无惧任何事物的作家……它需要的是心中被革命唤醒了真实的有机回声的作家。至于这种回声是否是个人的，至于一个作家是否忽视了在一个如此这般的会议上采纳的如此这般的一个段落，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是诚挚的，它引导读者向前……它能激发读者，而不是麻痹读者的心灵……可是向前去往哪里？向前到多远？越远越好……降低物价，给城市配备更好的卫生设施……所有这些都非常好……我可以想象一篇关于这些话题的棒极了的报纸文章（一篇明日就会被遗忘的文章）。可是我发现很难想象一部基于卫生系统的改善而写的类似于列夫·托尔斯泰或是罗曼·罗兰的著作的作品。

不可避免的，扎米亚金成为了“一统性”和“干净”文学的鼓吹者的首要打击对象之一。他因为“与革命不协调”，“对革命宗旨和成就污蔑与中伤”，因为是“一个冷漠、充满敌意的旁观者”和一个维护敌人利益的“国际流亡者”而被攻击。（几乎无需在此列出那份与他同时代的独立艺术家的长名单：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布罗德斯基、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在独裁政府那里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在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尽管来自正统势力的卫道士们众口一词地恶言不断，扎米亚金仍然有可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的作品当然没有出现在官方发起和资助的杂志上。它们通常都刊载在非常短命的新闻杂志或是作家团体发布的选集里，或是登在读者很少的私人期刊上，或被私人出版社出版，而这些私人期刊或出版社在那些年里都依然被允许存在。

扎米亚金怀着极大的诚实和勇气，继续写下其所见所感——杂文、戏剧、小说——即使独裁政府的控制力已越来越强。在论说文《剧院的未来》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性格。这篇文章写于那段经历过去多年以后，1932以法语发表。“最严肃的戏剧，”他写道，“是口袋里放着一张时间表的戏剧，在许久以前就起草和盖章了，标记着我们每一个人悲惨的最终时日。”毫无疑问，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依然在做他觉得必须做的事。

在当时的情形下，他写作的领域和质量是惊人的。扎米亚金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讽刺家和文体家，也是一个可以掌握多种主题的文体大师。他的一些故事使他童年时代的神秘旧俄不可思议地还魂，读起来像民谣——风景是荒凉的，人们和事件很大程度上都是悲惨的或是漫画化的。他还有一些作品影射当下，经常被加上一种怪异的、倾斜的、超现实的色彩，文中塑造的形象能引发广泛共鸣，现实与非现实、嘲讽与悲伤结合得妙不可言。其他的作品是笑话，是他称之为“不敬的故事”的粗陋创作。除了这些，扎米亚金还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出人意料的特征，即抑制不住的作乐习性，以及丰富的滑稽感。

同样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对漫画和怪异风格的热切关注，也充分反映在了他的戏剧中。他的许多人物角色刻画都是一幅幅杰出的讽刺画。机智、想象，以及一以贯之的一丝不苟的技艺都以深厚的历史感和卓越的预见性结合在了他的许多作品中。这一点在《我们》中特别真实。《我们》是一部让人感到灼热的讽刺小说，写于1920年至1921年，说的是一个受作息时间表支配的社会（因此，必定也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故事。《我们》未被允许出版。它在1923年的全俄作家同盟的一次会议上被朗诵，引发了来自拥护党的路线的批评家和作家们新的一拨猛烈攻击。

扎米亚金在极权主义刚抬头时便写作了这样一部非凡的预言小说。如同所有伟大的讽刺家一样，他从当下的趋势和暗示里预见到一个即将到来的社会。他的方法，正如他在《我们》中定义的，是“还原到最后”，这种方法后来被威廉·戈尔丁（《继承者》《蝇王》的作者）和安东尼·伯吉斯（《不合格的种子》《发条橙》的作者）这样的讽刺大师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为诗人、嘲弄者（“笑”，他写道，“是最具破坏性的武器”）、用艺术倾尽一生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异端战士，对所有个人崇拜思想、所有压迫者、所有鼓吹“强制性的拯救”的人来说，扎米亚金是一个顽固的敌人。他无情地攻击和嘲弄了正在冒头的极权主义，包括奉承讨好的平庸、残忍的统治、对自由和创造这种人类精神的冒犯和破坏。他预见了如下这一切：恐怖，背叛行为，灭绝人性，无所不在的“护卫”；对思想和行为的控制，要么让人变成纯粹的机器人，要么让人成为为了活下来而撒谎的伪君子，被接连不断地“洗脑”；任何人都必须尊崇大恩主的要求。大恩主用他的“肃清”之手，将所有反对他的人，所有热切地想要做自己的人，化成一滩清水。

扎米亚金还预见了把艺术当成傀儡的趋向。他的主人公夸耀说：“我们驯服和驾驭了诗歌中曾经狂野的元素。现在的诗歌不再是夜莺闲散、放浪的啼鸣，诗歌是对公民的服务，诗歌是有用的。”书中写到，在仪式化的集权主义状态中，人们（“号码们”）必须参加大恩主灭绝任何持不同见解者的狂欢典礼，一位诗人也被迫背诵一首颂歌，来歌颂行刑者的英明及其伟大的“正义”。

同样，在其文体上，《我们》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因为扎米亚金有着完美的鉴赏力和品味。“我们当代的语言如密码一样快狠准。”1923年，他这样写道。《我们》有着如诗歌一般精巧的结构，读者在其中找不到《一个外省的传说》中那般舒缓如歌的丰厚度，也见不到他的“不敬的故事”中那样狡黠的笑。描写正方形的国家和正方形的人们，《我们》的写作文体具有极端的严肃性和纪律性——这种文体与他的思想、与他唤醒的那个被彻底控制着的世界有着完美的呼应。在扎米亚金唤醒的那个世界里，个人情绪是被禁止的（却禁止不住），每个人都是住在玻璃墙围起来的城市里，生活在玻璃房屋中，以绝对的直线按照时间表来生活的，在那里，甚至性行为都是按照规定的日期和规定的时间进行的。

但正如扎米亚金绝不仅是一个热情的政治知识分子一样，《我们》也绝不只是一篇政治宣言。它是一部复杂的哲学小说，有着不尽的精巧和丰富意味，处处都在影射和反映。它也是一部深刻而动人的人类悲剧，是一部对于人类复杂感情（热情——D-503；支配——I-330；嫉妒——U；柔弱，温和，彻底的奉献自我——O-90）的研究。而且，尽管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没有名字的“号码”，他们却不是表格式的数字；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个体，是可信的、栩栩如生的。

扎米亚金在这部小说中主要关注了人类身份多样性的问题：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依赖于安全却不自由的环境与想要自由身份的愿望之间的冲突；疏离造成的恐惧和吸引力；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罅隙。《我们》也是对宣称基于纯粹理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研究。正因为基于理性，这个社会也就死气沉沉，非人性，荒谬不堪。“他们是谁？”当主人公见到大一统国的城墙之外那些温柔的、毛茸茸的生物之后问道。“是我们遗失的另一半吗？”那是有感觉的另一半，是生活在时刻表和直线之外的非理性的另一半。即使是在不允许任何即兴而为的事物存在的大一统国里，在这个被城墙阻隔开一切、没有章法的、充满活生生的事物的国度里，生命和人性都有着自己的呼声。主人公——一位被他自己的社会彻底塑造着，却对此毫不置疑的建造师和数学家——有返祖的“毛茸茸的手”。他被引诱了，以至于拥有了猛烈而非理性的热情，他震惊地发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长期被隐藏的王国——个人身份之国，自我之国。“我是谁？我是什么样子的？”他绝望地喊。在一个悲喜交集的场景中，他去拜访一位医生，寻求帮助，以治愈这吓人的怪病。医生严峻地告诉他，他病得很重——他有了一个灵魂。“那样危险吗？”他问道。“无法治愈。”医生答道。可是，天啊，到最终，他却被治愈了。恩主的爪牙们已经找到了一种针对人类个体性、叛逆性、人性的治疗方法：一个简单的手术，就可以摘除掉感染一切的病灶，最后让大一统国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呵呵傻笑的半白痴。《我们》比奥威尔写于近三十年后的《1984》更加多元，读来也没有后者那么无望。《1984》可以说是直接受到了扎米亚金小说的影响。除去其悲剧性的结尾，《我们》依然还带着一丝希望的曙光。虽然造反溃败了，“城市的西部地区依然还有斗争”。许许多多的“号码”们已经逃到了城墙远远的那一头。那些死去的人不是作为机器而被消灭的——他们死于战斗，死于不屈。即使主人公被改造成了一个顺服的机器人，确信“理性”和永恒的秩序会占上风，即使他迅速爱上、最后被出卖的女子死去了（诗人们和她领导下的反叛者们也死去了），可是那个爱着他的女子，那个温和而柔弱的女子，却安全地生活在城墙之外。她将会在自由的环境下生养他的孩子。最终，城墙自身也被证明了是不堪一击的。它已经被攻破了——当然还会被再次攻破。

在《我们》中，扎米亚金说，这就是我们正在前往的地方。趁还来得及，停止吧。在诗性与嘲弄之间，依然还有温暖，关乎俄国，关乎人类，依然还有深切的同情——对于他们即将遭逢的特别极端的苦境（也就是20世纪俄国所处的恐怖时代）。这种苦境，在小说中被奇异地预见到了，也被如此深刻地面对。对扎米亚金而言，他自己也深受这些苦境之害，但他完全没有愤世嫉俗或是表现得痛苦不堪，他是非同寻常的。他愤怒，嘲弄，反叛——但是没有顾影自怜，没有哀叹不已。他似乎是在对所有独裁者，对所有试图强制地把生命用严谨的模型来禁锢的人说：你们不会，你们也不能占上风。人类是不会被摧毁的。

扎米亚金把《我们》称作“我最闹着玩的，却也是最严肃的作品”。尽管它论及到了许多层面、许多事物，它的政治信息却是清晰无误的。它是一个警告，一个挑战，是对行动的召唤。它可能是对扎米亚金的知识分子哲学和他的情感关注所做的一个最全面的声明。

意味深长的是，1920年代晚期对扎米亚金的围捕达到了白热化，彼时，时局就像预言那般变得太令人不安，大恩主和他的死刑机和活生生的、迅疾变化的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实在是太容易识别了。1929年，RAPP（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已经掌握了整个文学领域，它已经成为铲除所有在俄国文学中依然独立的力量的工具。通过大规模的中伤和污蔑，通过给新闻杂志和出版商施压，通过警察手段，它要使所有人屈从于规定的路线——为党服务。RAPP恬不知耻地扮演着行刑者的角色，效果也立竿见影。许多杂志社和出版社被关闭。作家和诗人中出现了自杀浪潮。变节成为流行时尚。不计其数的无党派作家的精神垮了，在公众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行”，归顺当局，否定他们先前的写作，并且改写自己的作品。

一场针对扎米亚金和皮涅克的恶劣的运动被发起。皮涅克因为在海外出版了他的小说《红木》而被公众指责。《我们》比《红木》早写作几乎十年，在前苏联从未出版过，但它被用作毁灭扎米亚金的直接托词。尽管《我们》初次被翻译成英文（1924和捷克语（1927年）时并没有引起前苏联当局的任何明显回应，它于1927年在《Volya Rossii》——一份出版于捷克斯洛伐克，未被当局承认的俄语流亡刊物上的发表，两年后却被官方当作一个便捷的借口，来迫害它的写作者。这件事1929年夏天在作家联盟的一次会议上被拿出来讨论，彼时扎米亚金并不在场，他在暑期的旅行途中。他那些被吓坏了的、变节的同事纷纷站起来谴责他。扎米亚金写了一封愤慨而勇敢的信来回应（信是在美国写的）。“我发现，”他写道，“我难以做到去归属于一个协同外部势力迫害其成员的组织。”

皮涅克无法忍受压力，变节了。扎米亚金的曾经的学生和崇拜者——伊万诺夫、卡达耶夫、黑弗灵——牺牲了他们的天赋，成为了政治的仆从，他们根据政府要求的形式和文体而创作。那些有着坚强脊梁的人，比如伊萨克·巴别尔，就缄默不言。只有被隔离的巨人，比如扎米亚金和布尔加科夫，拒绝屈服。他们的作品没有出版的途径，他们写的戏剧被从舞台上撤了下来，哪怕它们备受观众欢迎，获得过巨大的成功。他们的书也被从书店和图书馆中下架，他们写信给斯大林要求离开俄罗斯。他们说，禁止了他们的作品如同在文学上宣判了他们的死刑。年）

多亏高尔基向斯大林求情，扎米亚金的要求被准许了。他于1931年离开了俄罗斯，定居巴黎。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过的是一段非常孤独与贫困的日子。1937年，他死于心脏疾病。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参加了他的葬礼，因为他没有加入流亡者协会。一直到死，他都把自己视为一名前苏联作家，如同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的，只是等待，直到“我们的国家有可能用文学为伟大的思想服务，而不用在小人物面前卑躬屈膝”，直到“关于文学艺术家的角色起码能有部分的改变”。他永远没有看到那一天。他的死并没有被前苏联媒体提到。就像《我们》中的那个反叛的诗人，就像二十世纪许许多多伟大的俄国诗人和作家一样，他被“液化了”，化为虚无。他的名字被从文学史中除去，数十年间，他在自己的祖国默默无闻。

可是，他依然活着。就像跟他一样受害的同伴布尔加科夫说的：“文字是烧不掉的。”他在西方世界得到复活。《我们》被翻译成为十余种语言。他的许多故事、论说文和戏剧都在俄国之外被出版，还被翻译成了英语。即使是在当时的苏维埃俄国，他的名字也偶尔出现在几部回忆录中，出现在零星的关于科幻小说和乌托邦文学的晦涩文章中。他的名字甚至被重新收录到了文学百科全书中——当然，不可避免地被加上了负面的评价。虽然他的作品在苏维埃俄国还是不可获得，它们却以地下方式到达了一些读者、作家和学者的手中，因为他的影响力在六七十年代持不同政见者当中非常巨大。（尽管他们的命运也像扎米亚金，要么沉默，要么被迫放逐。）

如同所有主流艺术作品，《我们》有着多重阐释。不计其数的论文和分析都是关于扎米亚金和《我们》的，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框架中，接近了《我们》：从现代人的从其天然自我中被疏离的角度；从一种弗洛伊德情结的角度；从原型和梦的解析出发，呈现了人类窘境的神话角度；还有强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效应的宗教比喻；最重要的反乌托邦小说中的一部，诸如此类。这些分析都是《我们》所表达的，但《我们》还有更多的解读方法。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悲剧性的小说之一。

让这本书自己说话吧。目光敏锐的读者会发现，一篇导读远远不能将其阐述到位。（高源 译）焚书年代的文学奇品乔治·奥威尔

在听说有这么一部作品存在的几年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这本书。它真是这个焚书年代里少有的文学奇品。在翻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25年》后，我发现其背景是这样的：

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家和评论家扎米亚金于1937年在巴黎去世。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曾出版过一些作品。《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该书的内容与俄罗斯无关，与当时的政治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它是一部描写26世纪的科幻作品。但是由于书中的内容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合，便被禁止出版。后来，这部手稿辗转流传到国外得以出版，现在已经有英语、法语及捷克语等语种的译本，但是俄文版从未出版过。英译本曾在美国出版过，但是我未能得到过一本。后来，法语版推出后，我成功地借到过一本。依我看来，这个版本虽不是最好的一个，但绝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版本。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一个英国的出版商有足够的胆识来重出这部作品。

在阅读《我们》时，我肯定大家首先都会留意却从未指出过这么一个事实——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部分创作灵感肯定是源于这本书的。这两本书都描写了原始的人类精神对纯理性化、机械化和毫无感情世界的反抗，这两本书中故事所发生的时间都被假设在600年后。在这两本书中所营造的故事氛围很相似，他们描写的是同一类型的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作品内容在政治意识方面少一些，更多地流露出受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影响的特点。

在扎米亚金描写的26世纪里，乌托邦里的居民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他们的个性，以至于用数字代号作为他们的名字。他们居住在玻璃房子中（写这部小说时，电视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是为了便于政治警察（他们称其“护卫”）的监视。他们穿着相同的制服，通常是以号码或者是他们穿着的制服来称呼一个人。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消遣是在喇叭里播放的大一统王国国歌的歌声中四人一起并排行走。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他们获得允许可以放下他们所住的玻璃公寓中的窗帘一个小时（他们称这一个小时为“性爱时间”）。当然，那里的人不会结婚，不过他们的性生活却并非完全地滥交。为了能做爱，他们每个人都会领一个玫瑰券，他们的做爱对象在规定的性爱时间内完事后会在小票上签字。大一统王国被一个叫作“大恩主”的人统治着，“大恩主”每年由全体选民重新选举产生，但是他总是能全票当选。这个国家的指导纲领是幸福与自由不兼容。在伊甸园里，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因为他们愚蠢地要求得到自由，所以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王国通过剥夺人的自由来恢复人的幸福。

至此不难发现，这部作品与《美丽新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扎米亚金的作品在整体的架构上没有那么好——作品的故事情节可读性不强，很松散，故事情节较为复杂，不易总结。但是它有着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思想，这是另一部作品中所缺少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人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因为它设想通过人出生前的治疗、用药和催眠性的暗示，可以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人类机体。制造出一个一流的科学家和制造出一个智力低下的半痴呆人同样容易，因为两者的原始本能相同，比如都有着对母体母性的感觉或者是对自由的渴望，而这些都极易得到。同时，这两本书对作品中所详细描述的社会为什么会形成阶级，则没能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解释。经济剥削不是目的，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是其动机。那里没有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位于最上层的人也没有想保持其地位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地活着，但是他们的生活极其缺乏目标，以至于令人很难相信这样的社会会长久地存在。

总体而言，扎米亚金的书与我们自己的处境密切相关。尽管会有教育和护卫们进行规训，但是人类许多原始的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是位极有天赋的工程师，但是他也只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虫。身处乌托邦生活中，会经常因为一些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担惊受怕。

D-503爱上了一位叫I-330的号码（在书中，爱是一种犯罪的形式），I-330是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她暂时成功地把D-503引向造反的道路。当造反开始后，大恩主的敌人好像非常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能够自由放下公寓的窗帘外，他们甚至沉溺于吸烟、酗酒这些恶习。最终，D-503被挽救后而免于承受因自己的愚蠢行为所带来的恶果。当局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导致近期动乱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些人患上了幻想病。导致幻想病因的神经中枢的位置也被确定了下来，这种病可以通过X光来治愈。D-503接受了这个手术，手术后的他能够轻松地去做他一直都应该做的事——向警方出卖自己的同党。他看着玻璃钟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的I-330无动于衷：“她看着我，用力地抓住椅子的扶手——一直看着我，直到她的眼睛完全合上。接着她被拖了出来，人们用电击让她苏醒，又再一次把她押到了钟形罩下。如此重复了三遍，她却依然什么也不说。跟那个女人被一起带来的那些人就老实得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受了一次刑就招供了。明天他们都要走上通往大恩主的死刑机的台阶。”

大恩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金笔下的乌托邦社会里经常处决人。处决人时会公开进行，大恩主也会亲临现场，并且还会伴有官方诗人朗诵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是那种古老简陋的刑具，而是已经过多次改进，能在瞬间把受害者液化，使其很快化为一缕青烟和一滩清水。实际上，这种处决人是一种人祭的形式，而对这种处决场面的描绘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中邪恶的奴隶文明色彩。

这种对极权主义非理性一面的直觉理解——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金的这部作品比赫胥黎的更技高一筹。由此很容易看出这本书被禁止出版的原因。下面一段D-503与I-330之间的对话（我做了一些删减）完全有足够的理由使审查人员行使审查大权：“无法想象！太荒唐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们是在革命吗？”“是的，革命！这有什么荒唐的？”“荒唐是因为，不能有革命。因为我们的革命——是我说的革命，不是你说的革命——我们的革命已经是最后一次了。不能再有其他革命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她的眉毛蹙成了一个嘲讽的三角形。“我亲爱的，你是一个数学家。不仅如此，你还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数学家出身的哲学家。好吧，那么，请你说出最后一个数吧。”“你什么意思？我……我不明白，什么最后一个数？”“就是最后的、终极的、最大的数。”“可那是不合理的！数字是无限的，怎么会有最后的数呢？”“那么，怎么会有最后的革命？没有最后的革命，革命是无穷无尽的……”

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地方。然而，扎米亚金很有可能并非是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对象。他写这部作品时大概是在列宁去世前后，不可能知道后来斯大林实行的独裁统治。1923年的俄国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去反抗，因为当时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安全和舒适。

扎米亚金所针对的目标并非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向当时的工业文明。我没有读过扎米亚金的其他作品，不过我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且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就《我们》这部作品来看，他强烈地倾向于尚古主义。1906年，他被投入沙皇政府的牢中，1922年他又被投入布尔什维克的牢房之中，并且是住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旁边的狱室里。他有理由讨厌他生活中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作品并非是单纯地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而写的。实际上，他对“机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人类不假思索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中释放出来，但是却再也无法将其关入瓶中。这部作品如果能在英国得以出版，是非常值得找来阅读的。刊于1946年1月4日《论坛报》记录一主题：公告。最英明的线。一首诗。

我将要做的，仅仅是逐字逐句地把出现在今天的《大一统报》上的内容抄录下来而已。

还有120天，“一统号”飞船的主体就要竣工了。第一艘“一统号”飞船升空的伟大时刻已越来越近了。一千年前，你们英勇的祖先就征服了整个地球，使之归顺于大一统政权。而你们所做的将是更辉煌的伟业。你们将要借助玻璃制的喷火的电动“一统号”，去探索宇宙的无穷世界，实现宇宙的大一统。你们将要征服其他星球上那些还生活在原始条件下的自由的未知生物，给他们带上理性的造福枷锁。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用数学计算出来的万无一失的幸福，那么强迫他们幸福就是我们的义务。但在求助于武力之前，我们得先运用文字的力量。

因此，以大恩主的名义，我们向大一统王国的所有号码宣告：所有觉得自己有写作功底的人，都必须以史诗、宣言、颂歌以及其他各种文体，颂扬大一统国的宏伟壮丽。

这将会是被运往太空的第一批货物。

万岁，大一统国！万岁，所有的号码！万岁，伟大的大恩主！

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感觉到双颊发烫。是的：就是要彻底探索无穷的宇宙世界。是的：弄直蒙昧野蛮状态的曲线，按正切渐进线，将其展平为一根坚定不移的直线。因为大一统国的路线就是一条直线。那伟大的、神圣的、精确的、英明的直线，是所有线中最英明的……

我，D-503，“一统号”飞船的建造师，只是大一统国的一位数学家。我那习惯了数字的笔，对于创作旋律优美和谐的音乐是无力的。我将要做的，不过是记下我所见，我所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所想（那就对了，“我们”；就让这个“我们”成为这些记录的标题吧）。可是这些记录，毫无疑问，是我们生活的派生物，是大一统国从数学角度而言完美生活的派生物，这样的话，那么无论我如何期望，无论我的写作水平怎样，它依据其自身，不就是一部史诗吗？它会是一部史诗的。我相信，而且我知道它会是。

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两颊正发烫。这种感觉可能像是一个怀孕的女人第一次感觉到腹中那个小家伙的胎动时的感觉，尽管他那么小，眼睛也没有睁开。那是我，与此同时又不是我。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必须用她自己的体液、她自己的血来滋养他，然后——受着痛苦将他从自己体内剥离，把他放在大一统国的脚下。

可是我准备好了。就像我们所有人，或差不多我们所有人一样。我准备好了。记录二主题：芭蕾。正方形的和谐。X。

现在正是春天。从绿色城墙远远的那一头，从远方看不见的荒原，风儿捎来了某种花儿含蜜的黄色花粉。这甜甜的花粉让人嘴唇干干的——你不停地用舌头舔着嘴唇——你遇见的每个女人（当然，每个男人也同样）一定都有这样两片甜甜的嘴唇。这从某种程度上干扰了逻辑思维。

可是那天空！多么棒的天空啊！一片碧蓝，万里无云（要是古人们的诗都是作者被这些荒诞不经、乱七八糟，还相互推来挤去的水雾团块激发出灵感后写下的，那么他们的趣味该有多么原始！）。我只喜爱——我肯定，说“我们”只喜爱的话，也是对的——像今天这样的天空，一尘不染，完美无瑕。像这样的日子，整个世界看上去都如同绿色城墙、如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是用坚实耐久的玻璃铸造的。像这样的日子，你可以看到事物最深处蓝色的底色，你可以看见它们迄今未知的、令人惊异的复杂性——即使在最熟悉的日常事物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个。

举这样一个例子吧。今天早上我正好在“一统号”的建造现场——忽然间，我注意到了飞船携带的装备：车床隆隆转动；调节杆规整的球体紧闭着眼睛，全然忘情地转圈；曲轴闪闪发光，弯向左边，又弯向右边；平衡梁骄傲地扭着肩膀；刨床机伴随着某种听不见的音乐的律动，一上一下地跳着舞。亮蓝色的太阳光将我席卷，我忽然间看见这伟大的机器芭蕾所有的美丽。

可是为什么——我的思绪在继续——为什么这是美丽的？为什么这些舞蹈是美丽的？答案：因为它们是一种不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的全部深刻意义就在于绝对的审美服从，在于达到完美境界的不自由状态。据说，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宗教仪式、阅兵大典）都会纵情舞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只能意味着一件事：从远古时代起，不自由的本能就是人类的天然属性。那么我们，在我们当代的生活中，只不过是故意地……

我不得不稍后完成这篇记录了：通报器在咔哒响。我抬起眼，是O-90，当然。还有半分钟，她就会到这里，来请我去散步。

亲爱的O！总是让我心动不已的是，她看上去就像她的名字：比《母亲标准》中的规定矮大概十厘米，因此全身都显得圆乎乎的，她粉红色的O形小嘴总是张开着，热情地回应我说出的每一个字。她的腰身上还有一圈肉褶一样的东西，孩子们通常都会有那种东西。

当她进来后，我的逻辑飞轮仍在心中嗡嗡地响个不停，惯性让我开始谈论我刚刚遇到的事物——那个包括了我们、机器和舞蹈的事物。“太棒了，不是吗？”我问道。“是的，太棒了。是春天呢。”O-90艳如玫瑰般地对着我笑道。

好啊，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春天……她在谈论春天。女人……我陷入了沉默。

我们来到楼下。大街上挤满了人。碰上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通常会在午饭后的私人时间里多走一段路。一如平常，音乐工厂里的所有喇叭都在演奏着《大一统进行曲》。号码们正以四个一排的整齐队列，伴随着音乐的节拍，一步步往前行进。成千上万的号码，身穿天蓝色的制服，胸前挂着金色的徽章，徽章上写着每个人的国家号码。我，更确切地说是我们，我们四人，就是那滚滚洪流中不可计数的波浪中的一道。我的左边是O-90（如果一千年前我的一位多毛的祖先写到这个，他可能会用那个滑稽的词儿“我的”来形容她）；我的右边是我不认识的两个号码——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天空蓝得神圣而令人喜悦，太阳的微小光斑跳动在每一块徽章上，人们的脸平静无华，没有被任何疯狂念头所煽动。满目所见都是一道道的光线。你瞧，万事万物都出自某种规格一致的、放光的、微笑着的物质。还有铜管乐器的节奏也充满韵律。“哒哒哒！哒哒哒！”仿佛铜管乐的音阶正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步步越来越高，升向那令人眩晕的蓝色里去……

接着，正如今天早上在飞船的建造现场时那样，仿佛有生以来头一回，我看见了一切：一条条不变的、笔直的街道，人行道上亮闪闪的玻璃，一栋栋透明的房屋形成的神圣的平行六面体，我们灰蓝色队列那和谐的正方形。于是我感到：不是在我之前的世世代代，而是我——是的，我——已经征服了旧上帝和旧生活，是我创造了这一切，我就像是一座塔，我害怕挪动手肘，以免打碎那一堵堵墙、一座座穹顶，以及一台台机器……

再接着，一跃跨过好几个世纪，从“＋”跳到了“－”。我回忆起了（显然是伴随着对比）——我突然间回忆起博物馆里的一幅画：在二十世纪的一条林荫道上——人群、车辆、动物、海报、树木、色彩、鸟儿混杂在一起，拥挤不堪，花里胡哨……他们说，当年的情形正如这画里一样。没准真是这样。可我觉得那太不可能了，太愚蠢了，我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

突然，一阵回声——是笑声，从右侧传来。我转过身，只见白光一闪——白得异乎寻常的尖利牙齿。这是一张我不熟悉的女性的脸。“对不起。”她说，“可是你雄心勃勃地环顾四周，那神情——好似你是在造物第七天里从神话中走出来的那个上帝。我想你肯定认为你也创造了我——我是你创造的，不是别人。我荣幸之至。”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面无笑意。我甚至要说，她带着一种尊敬（也许她知道我就是“一统号”的建造师）。可是她眼里或眉间——我分不清——有一个奇怪而恼人的X，让我完全无法理解，无法用数字来定义。

不知怎的，我觉得有点尴尬，心里头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这种心情也些微地困惑了我，我开始试图编造某种有逻辑性的借口来解释我为什么会大笑。我说，显而易见，在今日和彼时之间的这种对比，这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可逾越？可是为什么？（好一副白牙！）你可以在鸿沟上造一座桥啊。想象一下吧：这一面面鼓、一座座军营、一列列军队——过去也有这些嘛。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好吧，是的，没错！”我大喊道（多么惊人的理念巧合啊——她说出的几乎是我自己的话，是我要去散步前就写下来了的话），“你明白的，甚至是理念。那是因为没有人是‘一个’，而是‘之一’。我们是如此完全一样……”

她说：“你确定吗？”

我看见她的眉毛末梢抬升至太阳穴，眉毛跟眉毛间形成一个尖角，正如X的上半部分。我又一次困惑了，于是我看看右边，再看看左边，而且……

我的右边是她——苗条，锐利，固执中透着柔软，又像鞭子一样有韧性。她是I-330（现在我看见了她的数字）；我的左边是O，跟她完全不同。与O有关的一切都是圆的，她还有婴孩般的肉褶。我们这四人小团队的另一端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码。他的身体往两个方向弯曲着，像字母S。我们四个人都截然不同……

右边的那一位，I-330，看来是注意到了我在悄悄打量她。“是啊……太糟糕了！”她叹息着说。

实际上，那句“太糟糕了”说的正是时候。可是她脸上或是声音里再次有某种……我突然间说（这话可一点都不像是我的风格）：“没有什么‘太糟糕了’。科学在向前。很明显，也许不是立刻，而在未来的五十或一百年……”“甚至每个人的鼻子……”“是的，鼻子！”我几乎是在吼叫了，“一旦有……既然存在嫉妒的理由，就别去管嫉妒的理由是什么。一旦我有一个按钮鼻子，而另一个……”“哦，你的鼻子真‘古典’，就像他们在旧日时光里说的那样。可是你的手……不，给我们瞧瞧，给我们瞧瞧你的手吧！”

我受不了别人看我的手。它们毛茸茸的——真是一种愚蠢的退化。我伸出双手，尽量显得不在意地说：“像猴子的爪子。”

她看了一眼我的手，然后转向我的脸。“是的，一种最有趣的联合。”她用目光衡量着我，好像我被放在了一台天平上。她的眉梢又轻轻挑了一下。“他被登记给我了。”O-90高兴地说。她的嘴唇如玫瑰花般张开着。

她要是什么都不说倒好了——这也不合适啊。一般说来，这位亲爱的O——我该怎么办？——她的语速也没有把握好。舌头的速度应该总是比思想的速度慢几秒的，而不能是相反，像她那样。

在这条林荫道的末端，蓄能塔上的钟响亮地敲了十七下。私人时间结束了。I-330与那位S形的男性号码一起回去了。他有着那种可以让人尊敬的脸，现在那张脸看起来更加熟悉了。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可到底是在哪儿呢？

分手的时候，I-330又露出一番X形的笑容，说：“后天，来112号礼堂。”

我耸耸肩。“只要我被派到那个礼堂去……”

我不明白她何以如此确信，她说：“你会的。”

这个女人以一种不愉快的方式扰乱了我，就像悄悄潜入某个方程式的一个无法解开的无理数。我很高兴可以独自和我亲爱的O在一起，哪怕相处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我们手牵手走过了四条林荫道。在拐弯处，她将要向右走，我要向左走。“今天我太想去你那里，去放下窗帘。今天——就在此时。”O说道，抬起她那圆圆的、水晶蓝的眼睛，羞怯地看着我。

她真是个滑稽的人。但是我能说什么？她昨天还跟我在一起呢，她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我们下一次性爱日是在后天。这只不过是她“说的比想的快”的特点的一次体现而已，就像点火装置中过早冒出的一点火星，时不时会惹些乱子。

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在她妙不可言的、从没被任何一丝乌云遮盖过的蓝色眼睛上亲吻了两次——不，我要精确些——是三次。记录三主题：大衣。城墙。时间表。

我刚刚把我昨天写的东西又过了一遍，我想我写得还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对于这里的任何人来说，它都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也许“一统号”会把我的笔记捎给不知名的你们，而你们才刚刚读到了伟大的文明之书中我们的祖先900年前读到的那一页。也许你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些基础词汇——比如作息时间表、私人时间、母性标准、绿色城墙、大恩主。让我来给你们谈论和解释这些是可笑的，也不太容易说得清。比方说，这就如同让一位二十世纪的作者硬着头皮在他的小说里去解释“大衣”或是“公寓”或是“妻子”是什么意思一样。可是，如果他的小说被翻译给野蛮人看，要是不加注解，他还真没法去在小说中使用“外套”这类的字眼儿了。

我敢肯定，一个野蛮人会看着“外套”这个词，然后想：“那是用来干吗的？不过就是一种累赘吧。”要是我告诉你，自从二百年战争以来，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到过绿色城墙的另一侧，你看着我的样子肯定也跟那位野蛮人看着“外套”这个词时一样。

可是，我亲爱的读者们，一个人必须思考，起码小小地思考一下，这是很有好处的。毕竟，显然人类所有的历史，论及我们知道的全部范畴，就是从游牧生活转移到一种更为固定的生活形态的历史。那么，难道不可以推论出最固定的生活形态（我们的）就是最完美的生活形态（我们的）？人们只在史前时代才东奔西走，从大地的一端游历到另一端，那时有国家、战争、商业和关于美洲的种种发现。可是现在谁还需要游历？为了什么？

我要承认，人们不会立刻，也不会轻易就采用这种固定的生活形态。二百年战争毁坏了所有道路，导致一片荒草萋萋。人们生活在城市里，被绿色丛林彼此相隔，最开始一定显得极为不便。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人类的尾巴掉落之后，他可能要费一番工夫才能学会如何不用尾巴就可以躲开苍蝇。起初，他无疑会想念他的尾巴。可是现在——你能想象你自己有尾巴吗？或者说，你能想象你自己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不穿“大衣”吗？（也许你还会穿着“大衣”跑来跑去）好吧，同样地，我无法想象一座没有被绿色城墙包围的城市，我无法想象一种不被我们作息时间表中的数字缰绳所约束的生活。

时间表……就在此刻，从我房间的这面墙看去，那些在一片金色原野之上的紫色数字正温柔又严厉地盯着我。我的心灵不情愿地想起了古人称作“偶像”的东西，我渴望做诗或是写祷文（其实是同一样事物）。哦，为什么我不是一名诗人，好将合适的赞语呈献给时间表，呈献给大一统国的心脏和脉搏呢？

我们所有人（可能也包括你），在上学的时候都读到过那部从遥远岁月传承给我们的最伟大的文学丰碑——《铁路时刻表》。可是如果将它与我们的作息时间表并排摆放，它就会显得像是放在钻石旁边的石墨——两者都由同样的元素组成——碳。可钻石是多么永恒、透明，多么璀璨夺目啊！在翻阅《铁路时刻表》时，谁的呼吸能不急促？可是作息时间表——它把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钢之数字，变成了宏大史诗中的一位六轮英雄。每天早晨，带着六轮的精确性，在同样的钟点，同样的时刻，我们——数百万的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起床。在同样的钟点，在万头攒动的一致下，我们开始工作；在万头攒动的一致下，我们又结束工作。不仅如此，我们还熔合成一个单一的身体，有着不计其数的手，在同样的时刻，被作息时间表分派，我们把勺子举向嘴。在同样的时刻，我们出去散步，去礼堂，去大厅做泰勒运动，在同样的时刻入睡……

我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对于幸福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绝对的、精确的解决办法。一天中有两次，从16点到17点，从21点到22点，单一的巨大有机体碎裂成分开的细胞：这些就是被作息时间表分派出的私人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你可以看见某些人的房间里，窗帘被规规矩矩地拉下；另一些人会沿着林荫道用量好的步幅散步，仿佛在踏着行军队伍中铜管乐器奏出的音阶；还有一些人，比如此刻的我，就坐在他们的桌边。可是我是自信的——你可以叫我理想主义者、梦想家——我很自信，迟早有一天，我会将这些私人时间纳入一般公式中，总有一天，这86400秒也将加入作息时间表中。

我读过，也听说过许多不可置信的事情。那些事情说的都是当人们依然还自由生活着，也就是说，还没有被组织起来，生活在野蛮环境下的时候。但对我来说，最难以相信的，是当时的国家权威机构——哪怕是一个原始的政府——能够允许人们不依靠类似我们的时间表生活——没有义务性的散步，没有对用餐时间、起床时间的精确规定。他们可以想起床就起床，想睡就睡。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说，在那些时候，街灯整夜亮着，人们通宵都在街上走路或是开车。

尽管我努力过，可我无法理解。不管他们的智商多么有限，他们都应该明白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灭绝人口的大屠杀——哪怕是缓慢的屠杀。那些日子里，国家（人道主义制度）禁止杀害个人，但不禁止日复一日地对成百万人进行这种缓慢的谋杀。杀死一个人，也就是说，将个人的生命年限减少50岁，是犯罪。可是将人类生命在整体上削减整整5000万年并不被看作是犯罪。这样不荒谬吗？今天，任何十岁的号码都能在三十秒内解答这样一个数学道德问题。而他们，连同他们中所有如康德这样的哲学家加在一起，也无法解答（因为任何一个康德都建立不了一种科学伦理系统，也就是说，建立在加减乘除之上的伦理）。

国家（它居然敢称自己是国家！）可以对人们的性生活听之任之，不加任何控制，哪怕是形式上的管理，这难道不荒谬吗？人们任意选择频率、次数，想怎样就怎样……一点也不科学，就跟动物一样。他们生孩子也如同动物一般盲目。懂得农业、家禽养殖、水产养殖（我们有确切的信息证明他们知道这一切），却不能继续迈向这座逻辑之梯的终极一步——即生育孩子；不能建立起我们的母性标准和父性标准这样的事物，这难道不可笑吗？

太荒谬，太难以相信，以至于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我怕你们，我不知名的读者们，会以为我是个爱搞恶作剧的人。我害怕你们可能会认定我只不过是在试图嘲弄你们，板着脸跟你们扯一些无意义的废话。

可是，首先，我不擅长开玩笑，因为每一个玩笑都包含一个谎言，这是玩笑不言而喻的功能。其次，我们大一统国家科学声称这就是古代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大一统国家科学永远不会犯错。此外，在一个人民还生活在自由条件下（像类人猿和兽群那样牲畜般的自由）的时期，国家逻辑从何谈起？即使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中有些人都还时不时听到内心深处某处原始神秘的角落里，传来猿猴时代的回音，那么对于他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幸运的是，上面说到的“回音”只是偶尔发生。它们只不过是次要部件的故障，可以被轻松修补，不会阻碍整部机器那永恒的、庄严的运动。为了消除那枚变形的螺钉，我们自有大恩主技巧娴熟又有力的手和安全护卫们洞悉一切的眼睛。

顺便说一句，我刚好记起来。我昨天看到的那个弯得像S的号码——我想我昨天看到过他从安全护卫局的办公室里出来。现在我理解了为何我对他有本能的尊敬感，以及当捉摸不透的I-330在他面前说话时我会感到不知所措……我必须承认这位I-330……

就寝铃响了，已经过十点了。明天再继续吧。记录四主题：带着气压计的野人。癫痫。如果。

迄今为止，生活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清楚楚的（难怪我似乎对“清楚”这个词有偏爱）。可是对于今天的事……我无法理解。

首先，我的确被分派到了112号礼堂，跟她告诉我的一样。尽管这概率是1500/10000000，也就是3/20000（1500是礼堂的数量，10000000是号码的数量）。其次……然而，还是让我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跟你们说吧。

那座礼堂是一座规模雄伟的、浸润在阳光里的半球形巨型玻璃建筑。环形排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个高贵的圆脑袋，发须都被打理得纹丝不乱，气宇非凡。我带着些微的悸动，环视着四周。越过那一片制服的蓝色海洋，我想我是在寻找一弯玫瑰色的新月——O那甜蜜的嘴唇。有人白得异乎寻常的尖利牙齿一闪，就像……不，不是那样。O本应该在今天晚上21点到我那里，我希望在礼堂里见到她的想法再自然不过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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