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史研究：新思路、新方法、新框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欧洲学会欧洲一体化史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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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史研究：新思路、新方法、新框架试读：

第一部分 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综述

国际学术界欧洲一体化史研究述评

欧洲一体化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拥有较为久远的思想渊源和探索经历。不过，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欧洲一体化历时并不长，从二战后开始启动到现在只有6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内容相对庞杂，且研究成果涉及多学科、多语言和多国别，因此本文以欧洲主流学术研究圈的研究和活动状况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以此揭示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出现于1960年，并在1970年代逐渐增多，其中部分原因是欧洲国家档案解密期为30年，随着解密档案的增多，成果也相继产生。这些成果主要从外交史、思想史、经济史以及一体化理论的角度来论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研究主题主要包括欧洲民族国家对一体化政策的演进（如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丹麦等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也用历史学方法来研究欧盟复杂政治体制的演进历程，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欧共体/欧盟超国家机构、跨国家政党、利益集团等的发展过程。还有学者对欧共体/欧盟单一政策领域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研究，如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预算政策、共同农业政策、货币政策、邻国政策、共同市场和欧共体法等。另有学者对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学家们也对欧洲一体化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主要关注欧共体/欧盟在冷战中和全球体系中的角色，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及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还把他们的研究与近代欧洲历史紧密结合，将时间回溯至二战之前，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扩展至更长时段（如欧洲联合的思想与实践尝试）。此外，欧洲一体化史理论也一直是恒久不衰的研究主题。

从选题上看，欧洲一体化史研究深深嵌入了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传统，主要偏好集中于外交政策层面的研究，其中原因是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法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派代表人物雷内·基劳（Rene Girault），继承和发扬了以皮埃尔·勒努万和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为代表的欧洲外交史研究风格。通过对欧洲一体化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杂志《欧洲一体化史研究》（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特色。杂志研究范围主要分为欧洲一体化的外交、防务、文化、制度、技术、社会和经济史等方面，但外交史方面的文章所占比例最大，约占1/3。大部分文章分析某国家或国家集团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也有阐述欧美、欧俄、欧非、欧亚等双边关系，周边政策、扩大政策等，也包括不同行为体对一个具体问题的政策比较等。此外就是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卫政策研究，从研究传统看，仍然属于外交史的一部分。英国欧洲一体化史研究专家阿兰·米尔沃德（Alan Milward）曾指出，这一代表欧洲一体化史研究方向的杂志过度关注外交和军事史，而相对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史。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大国关系互动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133）资助。一、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状况

欧洲一体化历史研究最初只是众多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议题。它成为明确的研究主题主要由以下三个历史条件促成的：首先，1970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关于档案资源30年解密期的规定，使得大量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档案资源可以大规模挖掘使用，这是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其次，冷战史学更大范围的开发和扩展，以及欧洲的角色被视为美苏冷战对峙中的一个主要话题，使得西欧历史学家广泛参与到冷战研究当中。一些西欧国家对相关冷战史档案的解密，使得学者们尝试从欧洲的角度关注冷战，比如美国冷战战略对欧洲的影响，其中一些重大的多边协议，如马歇尔计划的发起和西欧防御体系的建立等与欧洲一体化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再次，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一些前欧共体机构的公务员、新闻记者借工作便利得到了一些研究资源并开展了初步的研究，其中包括一般学者无法掌握的一手资源。这些研究对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和1980年，法国国际关系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雷内·基劳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国际研究项目“理解西欧权力政治”（the percep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欧洲学者真正大规模发起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标志。该项目集中了英、法、德、意四个欧洲国家外交史、军事史、政党史和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精英，分三个不同时期执行，分别是1938年至1940年、1945年至1950年、1950年至1957年。此后，相继在色佛尔（1982年）、奥格斯堡（1984年）、佛罗伦萨（1987年）、伦敦（1992年）举行了四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根据这些国际会议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四本专著和其他相关成果。

基劳发起的项目对欧洲一体化史研究作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形成了一个泛欧洲的学术网络。国际会议为不同部门的学者进行观点交流提供了机会。这些活动持续了十多年并促成了一个非正式跨国历史学家网络的形成。他们通过交流日益认识到，战后欧洲国家的历史只有采取多国、多学科合作研究、在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解释才更有价值。学术网络还培养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如意大利的恩尼奥·诺尔佛（Ennio Di Nolfo）和布鲁内罗·维格西（Brunello Vigezzi），德国的约瑟夫·贝克尔（Josef Becker）和弗兰兹·科尼平（Franz Knipping），以及英国的多纳德·瓦特（Donald Watt）和杰弗里·瓦尔纳（Geoffrey Warner），年轻学者包括法国的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杰拉德·柏素特（Gerard Bossuat）、德国的威尔弗莱德·洛特（Wilfried Loth）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瓦索里（Antonio Varsori）。二是用新的概念和角度来研究战后欧洲历史。基劳大胆倡议采用一种对战后欧洲机制的修订性解释。该项目的初期阶段主要是研究英、法、德、意四个西欧国家如何应对美苏，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其国际地位逐渐下降的原因以及如何重振欧洲。随着研究的深入，基劳逐渐认识到理解战后西欧的国际现实不能仅限于冷战以及欧洲力量的下降，而是需要关注一些关键现象，也就是欧洲一体化，并认为这可能是复兴欧洲之路。当二战后欧洲精英从实践上发起欧洲统一运动的时候，基劳在学术上做出了呼应，他开始关注到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大国如何利用这一进程恢复失去的影响力。基劳的思想影响了来自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几个历史学家，项目的焦点也逐渐向欧洲一体化转移，其陆续出版的系列著作中第三本（第二卷）的副标题就是“欧共体的起源1952～1957”。

同时，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发展更要归因于1980年代前半期欧洲的政治气候。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以及法德关系的增强，推动了历史学家对法德轴心的发展及欧洲联合的研究。欧共体对高等教育和文化政策的支持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意大利政府、欧委会和欧洲议会的支持下，1972年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在佛罗伦萨创建。欧洲大学学院并不是一个全职大学，创建时仅是一个培养博士生的带有研究生院性质的研究机构（1984年设立法律硕士项目），主要分为四个研究部：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历史与文明。欧洲一体化即是当时欧洲大学学院的研究重点之一。不过，对欧洲一体化史研究感兴趣的专业历史学家并不多。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学者瓦尔特·李普根斯（Walter Lipgens）担任近代欧洲史的首任教席、年轻学者彼得·鲁德罗（Peter Ludlow）担任副教授后，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借助开发重大国际项目的财政和组织资源优势，1975年欧洲大学学院开始考察开展欧洲一体化研究项目的前景。泛欧的国际历史学家经过协商决定组织一个集体研究项目——编写欧洲一体化史文件集。这一动议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导致相关文件集的产生，二是导致更大范围内学术档案的开发以及学术网络的建立。

关于编写文件集问题。据项目负责人之一鲁德罗的设想，该项目的目的是创建与《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集》（FRUS）相似的档案。他认为，欧洲史应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主线：一个是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另一个是伴随着共同制度、共同档案文献产生的共同一体化过程，最终的档案成果应体现这两条脉络。欧洲大学学院的历史研究部也认为有义务支持多国家合作这种形式，这对于增强欧洲共同历史的研究很有必要。对欧共体来说，该项目有助于形成欧洲的共同历史意识，因而予以大力支持。最终，项目产生了一个四卷本的文件集：《欧洲一体化史文件集》（The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从1985到1991年陆续出版，主编为李普根斯，他于1984年逝世后，由洛特担任主编。文件集涉及四部分内容：大国的欧洲联盟计划（1939～1945）、英国及流亡时期的欧洲联盟计划（1939～1945）、西欧政党和压力集团对欧洲联盟的争取（1945～1950）、跨国政党组织和压力集团对欧洲联盟的争取（1945～1950）。需要说明的是，文件集只是描述欧洲一体化起步阶段的一些情况，而后续工作没有认真延续下去。因此，这一系列的文件集无论从可持续性、规模和质量上看，都无法与FRUS同日而语，因此它的学术产出也无法与FRUS相提并论。

关于更大规模的档案开发与学术网络建设问题。欧洲大学学院编写文件集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欧一些国家档案开放力度的增大，而欧共体委员会几个主要的官员，如艾米尔·诺尔（Emile Noel）、克劳斯·梅耶（Klaus Mayer）和克里斯托弗·奥德兰德（Christopher Audland）随即倡议建立共同体档案机构。1978年，欧共体委员会决定在布鲁塞尔和欧洲大学学院建立档案馆。1984年，欧共体委员会正式开放了在布鲁塞尔的档案馆，不久之后，欧洲大学学院正式成立欧盟历史档案馆（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EU）。欧共体历史档案馆的开放反映了欧共体委员会对于宣传和支持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兴趣日增。欧洲学者们也纷纷要求欧共体委员会开放更多的档案，并积极倡议筹建关注欧共体的欧洲历史学家联络委员会。1983年，联络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宗旨是推动关注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来自德国的施瓦茨、克劳斯·西切比（Klaus Scheabe）和李普根斯（不久由洛特担任），来自比利时的米歇尔·杜默林（Michel Dumoulin）、来自法国的基劳和雷蒙·普德文（Raymond Poidevin），来自爱尔兰的多纳·麦卡特尼（Donal McCartney）和德尔默特·科夫（Dermot Keogh），来自意大利的恩迪克·萨拉（Entico Serra），来自卢森堡的吉尔伯特·特劳斯（Gilbert Trausch）以及来自英国的瓦特和米尔沃德等成为联络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在联络委员会倡导下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并产生了几项重要成果，主要聚焦1948年《布鲁塞尔条约》和1950年舒曼计划的发起及后续研究，以及对《罗马条约》的全面考察。在联络委员会的推动下，学术界兴起了采用口述史方式研究欧洲一体化史的热潮。整个80年代，欧共体委员会通过支持联络委员会一年两次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的形式来加强对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

这一阶段，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特点在于：有了稳定的研究主题，形成了固定的研究网络，建立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和档案馆，解密档案的陆续出版推动了学术研究，来自欧共体官方的资助也促进了学术网络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然而，欧洲一体化史的发展也孕育着危机。欧洲大学学院轰轰烈烈启动了欧洲一体化史项目，却没有让该学院的历史研究部将欧洲一体化历史作为核心研究。1980年，李普根斯离开欧洲大学学院，而鲁德罗去了布鲁塞尔并创建了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成为当时共同体事务的专家。李普根斯的继任者——英国学者阿兰·米尔沃德和理查德·格里菲斯（Richard Griffiths）不是联邦主义者，而且对推动大规模国际合作项目也不感兴趣，更对编纂档案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米尔沃德和格里菲斯和其他学者仅仅合作编辑了几本关于欧洲一体化史的书籍。二、1980年代下半叶至1990年代初的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状况

1980年代下半叶，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尤其是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的确立以及亲一体化的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的强有力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德洛尔对加强欧共体在教育领域的角色很感兴趣，并在高等教育领域发起了第一批研究项目：1987年建立了伊拉莫斯交流项目，1989年建立了让·莫内行动项目（Jean Monnet Action）。伊拉莫斯项目旨在促进学者间的跨国流动，让·莫内行动项目则是通过联合资助让·莫内教席、课程等在政治、法律、经济和历史学科领域加强欧洲和欧盟研究。尽管让·莫内行动计划侧重资助和培育教学方面的活动，但欧盟委员会明确支持在集中进行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大学开展活动。当时，由于冷战的结束、德国统一和《欧洲联盟条约》的签署出现了一体化的乐观心态，欧洲主义者的理想在一些大学再度复兴，再加上伊拉莫斯项目和让·莫内行动项目的财政刺激，使得更多的学者参与到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中。他们于1987年建立了跨学科的欧共体研究协会（European Community Studies Association），进一步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研究学科网络建设，密切了欧洲各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当时，大多数联络委员会核心成员成为让·莫内教席教授。

在这种背景下，1989年基劳发起了新一轮、规模较大的关于“欧洲认同”的研究项目，旨在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欧洲认同的特性。而当时的欧共体委员会对定义欧洲认同抱有很大的兴趣，因此，该项目得到了联络委员会和欧共体委员会让·莫内行动项目的联合资助。其研究突出了欧洲一体化史，时间段集中于整个20世纪。参与的历史学家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既有来自社会、经济、外交领域，也有从事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研究。基劳及其密切合作的伙伴，像来自巴黎第一大学的弗兰克和柏素特等通过监督不同研究部门的活动来保证跨国研究得到有效推行，最终建立起带有不同主题的十个研究单元：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欧洲边界、欧洲社会、战争经历、欧洲小国家、欧洲机构、宗教的作用、近现代欧洲史。负责不同研究单元的学者中，有10个法国人、6个意大利人、2个德国人、1个比利时人、1个英国人、1个匈牙利人、1个西班牙人、1个瑞士人和1个卢森堡人。每个研究单元组织一到两次重大会议。1993年11月，第一次项目全体会议在巴黎召开，每个研究单元都提供了最终报告，经基劳主编后，以“欧洲认同”为题加以出版。由于这一轮项目产生的成果无法完全定位欧洲认同的共同特性，基劳又发起了一个跟进项目（1995年至1999年），集中研究多元的欧洲认同。弗兰克和柏素特变成新的项目协调者。不过，让·莫内行动项目虽然推动了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发展，但在让·莫内教席中的历史学科数量最少。欧盟委员会在1999年出版的《让·莫内10年活动》中列出了491个让·莫内教席，其中206个属于法律学科、125个是经济、116个是政治学，仅有44个是历史学。1995年让·莫内历史学教授发起了口述史研究项目，对欧洲一体化的见证者进行采访，主要有政治家、外交家和欧洲的公务员等。项目持续了几年，并有超过一百名被采访者的记录存放在佛罗伦萨的欧盟历史档案馆。

随着基劳的项目的稳步推进，联络委员会开始扩大和深化研究活动。1995年，《欧洲一体化史》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第一卷由德国出版社Nomos出版，该杂志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和位于卢森堡的罗伯特·舒曼欧洲研究中心的资助。联络委员会还制定了一些编辑出版条款，规范了出版流程，以定期发表论文的形式来反映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最新和最权威的成果。

这一时期，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网络继续得到扩大和丰富，其研究主题也较为集中，来自欧共体/欧盟的官方资助得以持续，并且拥有了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核心刊物。然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研究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档案开发明显不如1970年代至1980年代，研究主题单一化和狭窄等，继而影响了研究的活跃性。学者们的研究过多关注政治议题，而对实践中欧洲一体化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发展缺乏深入细致的思考和研究。三、1990年代下半叶至今的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状况

1990年代后半期，联络委员会持续开展活动。1996年英国牛津会议讨论的内容涵盖了从1958年到1963年这一时段欧洲一体化进展状况的研究。1999年的德国埃森会议集中了1963年到1969年欧共体发展状况的研究。埃森会议结束后，沃尔弗拉姆·凯泽（Wolfram Kaiser）和瓦索里建议欧洲一体化史不能过于关注欧洲各成员国外交政策史以及双边关系史研究。相反，关键的问题是应该从历史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各种机构和社会行为体的作用以及欧盟政治和决策的多层机制问题。随后，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相关成果，英国历史学家肯斯·米德尔马斯（Keith Middlemas）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2001年佛罗伦萨联络委员会会议集中讨论不同的行为体研究，如政党在欧洲一体化（1958～1972）进程中的作用。一些欧洲行为体如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以及欧洲职业培训开发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也开始支持针对它们自身历史的研究。1990年代末期，弗兰克和柏素特发起了新的跨国项目：《时间和空间的欧洲》（Les temps et les espaces de l'Europe），试图进一步扩展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

尽管1990年代后半期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学术网络在不断扩大，但欧盟委员会和一些历史学家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对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历史学家的关系开始出现明显转变。欧盟委员会只想推动让·莫内历史学教授这一群体和联络委员会之间的密切合作。而联络委员会的立场比较中立，并且逐渐把欧盟委员会的计划视作对其独立地位的干预，尤其是对欧盟委员会资助附加的政治条件不满（如接受资助者必须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或欧洲联邦主义者）。1997年，让·莫内行动项目资助在罗马召开重大国际会议，会议重视那些欧洲一体化见证者的贡献，却没有让联络委员会直接参与。这一做法导致欧盟委员会和当时从事欧盟研究的历史学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双方关系日益疏远。自1990年代末开始，联络委员会尽管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正式承认，但始终独立于欧盟制度支持框架之外，从未得到欧盟的资助，联络委员会主办的《欧洲一体化史》杂志转而由卢森堡公国支持。更有甚者，欧盟历史也无法获得欧盟框架项目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可以说，没有一个欧盟资助项目集中关注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显然，欧盟委员会已对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失去兴趣，转而关注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对于欧盟的研究。2000年之后，历史学科在让·莫内行动项目的重大国际会议上不再发挥作用，上述会议只关注当前的欧盟事务。从欧盟委员会的观点来看，资助那些关注现实的有潜力的学科更有实际价值。此后，历史作为一个学科在新授予的让·莫内讲座教授席位、课程和开发项目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小，如2004～2006年欧盟委员会批准和资助项目中历史学科只占10％的份额，而且那些成功竞标的仍是来自“核心欧洲”国家的历史学家，其中意大利所占比例最高。2007年，让·莫内项目授予的关于历史学科的教授有3/4来自意大利。2002年欧盟启动第六框架项目时，联络委员会将其研究内容纳入在EU-CONSENT项目，该项目主要以政治科学研究为主。

在2007年《罗马条约》签署50周年纪念会上，欧盟委员会对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欧洲一体化的评估已失去兴趣。而联络委员会和“时间和空间的欧洲”（Les espaces et les temps de l'Europe）网络决定在罗马召开会议，旨在推动跨学科分析以及欧盟各行为体、实践者和市民社会代表之间的对话。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迎合欧盟委员会的关注点，但是欧盟委员会对此无动于衷，最后法国教育部资助了这次会议。与此同时，弗兰克新一轮的“时间和空间的欧洲”跨国研究项目得到了法国研究基金会的支持。目前，一些青年学者陆续发起了从事历史研究的研究团体，但规模都不大，联络委员会则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并期待欧盟官方改变对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政策。四、欧洲一体化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梳理和总结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对于发起和推动一体化史的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二，集中关注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欧洲网络的创立成为欧洲一体化史发展的强有力支撑；第三，欧洲机构对这些项目和网络倡议的支持和资助是发展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第四，一些怀有欧洲一体化信念的历史学家走上研究前台，领风气之先，有力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第五，欧洲一体化史档案的系统开发是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上述五个要素已经很难完全具备或者增长乏力。

欧洲一体化史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狭窄也同样值得关注。该学科始终缺乏一种整体性研究，以及贯穿这一整体性的新的研究视角。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德国知名学者凯泽就认为，自1945年以来，一些欧洲历史学家用一种泛泛甚至是粗浅的方式研究欧洲一体化史，而没有在整体上形成鲜明的核心特征和核心主题。欧洲一体化历史学家迄今为止很少关注欧洲一体化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问题，他们把这些任务大部分留给了政治科学研究者。比如，就欧洲一体化史来说，很少有历史学家对欧洲一体化的概念进行过认真的思考，概念界定和方法论不完善，极大影响了这一学科发展的最终走向。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另一个走向是集中或垄断趋势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意大利欧洲大学学院一家独大的研究格局，而不是像欧洲政治、欧洲经济或者欧洲法律学科那样在欧美乃至全球范围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状况，不利于学术争鸣和学术主题和风格的多元化发展。

笔者认为，无论对欧洲学界还是中国学界来说，未来的欧洲一体化史研究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加努力：（一）支持档案开发和研究

档案是历史学研究的“弹药”，档案史料开发不足，将会影响一体化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欧洲历史学家既没精力也无能力编纂大规模的欧洲一体化史档案文件。学界研究应该设定新的档案开发研究日程，从而为该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事实上，仍有大量现存于美欧各国的公共和私人档案资源可供发掘，并且商业公司大规模数字化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档案中，也包含有很多与欧洲一体化史相关的原始资料，这些都是可以开发的资源。从未来档案开发路径看，开发和整合的力度需要同时加大。一方面借助档案获取渠道增多的便利，加大档案的搜集力度；另一方面，整合好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做好这两项工作将极大影响到研究产出。（二）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将欧洲一体化史融入到历史学领域多学科研究的框架

欧洲一体化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研究，这一点，早期的欧洲一体化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并且加大了与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的合作力度。不过，这种多学科合作却相对忽视了历史研究领域内不同学科方向的合作问题，因而缺乏牢固的基础。欧洲一体化史研究仍应深度挖掘同世界现代史和当代史、欧洲史、冷战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问题，把自身的研究很好地融入到这些学科研究中，借助这些学科深厚、成熟的研究基础来壮大自己。（三）学术研究仍需要坚定的信念和价值观导向

如何处理好学术独立性和“政治方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包括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界关注的问题。在尊重学术事实的情况下，是否要把持好政治方向——对欧洲一体化的坚信不疑。一些学者认为，如果要保持学术独立，就必须拒绝一些带有功利性的条件限制。在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学者中，很多具有坚定的超国家主义信仰的人反而抵达了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成为欧洲一体化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这表明学术独立和学术信仰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可以相辅相成。欧洲历史学家在追求事实过程中，更应该注意保持对欧洲一体化向深度发展的坚定信念。（四）鼓励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创新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学研究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重新构架“一体化”的概念和研究角度问题，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角度新颖科学、论证精细严谨的研究模式，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描述欧洲内部的一体化进程问题，尤其是要防止把整个欧洲一体化史写成一部叙事史。（宋晓敏编辑 刘作奎通校）

欧洲一体化史研究：主要观点、动向与趋势——基于欧洲一体化史起点的探讨

欧洲一体化史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其主要依据是，截至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有关欧洲一体化史的通史性专著，晚至2006年中国欧洲学会才成立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分会，有关欧洲一体史的专题性研究作品数量也不多，体系构成不甚完整。

相对于其他较活跃的学科而言，欧洲一体化史在国际学界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欧洲一体化研究”是显学，但在欧洲一体化研究诸学科领域中，一体化史还是一个未被完全发掘的学科。在欧洲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构成的“欧洲一体化研究”方阵当中处于相对不引人关注的地位。欧洲一体化史的学科体系仍没有完全构筑起来。它尚不具备一些必备的核心研究指标和一套完整的学术研究体系。然而，即使是如此，有关欧洲一体化是如何开启的（欧洲一体化的起点问题）仍然成为该学科研究的主要焦点并系统呈现出该学科研究的一些基本特色。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迄今也只有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历史学家在这么短的时段内建构出本学科的一些基本研究指标和研究体系是有难度的。因此从一体化起源的角度进行研究，既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和历史积淀，又可揭示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本源问题，可为以后的研究和探索夯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一体化史研究以其特有的历史学触角和方法展开实事求是的研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学界仍稳定地保留着自己的一方领地，并逐渐展示出自身的独特魅力。

本文拟就欧洲一体化史起点和本源有关问题的学术史作一大致的梳理，借此阐明和评述国际学术界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主要观点、动向与趋势。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大国关系互动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133）资助。一、李普根斯与米尔沃德的“联邦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之争

最早开启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是战后西欧的一批历史学者。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从1960年代开始，第一代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学者出现了。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瓦尔特·李普根斯（Walter Lipgens），他是萨尔大学的教授。1976年，他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欧洲大学学院，在这里从事有关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从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前期，他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其中，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Vol．1）和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Vols．1-2）两书是其代表作，也是当时欧洲一体化史的奠基之作。李普根斯是一位有着联邦主义倾向的一体化史学者。当时他的研究重点是战中和战后初期的欧洲联邦主义运动。他从欧洲的各种联合运动入手，追述它们自二次大战之前开始的历史，着力展示它们就欧洲联合与统一问题所提出来的各种思想和方案。在这些运动当中，既有在二战时期的英国和欧陆政界、社会团体、思想界人士以及专业联合团体所提出来的各种设想和方案，也有二战结束后在欧洲大陆兴起的联合运动以及在英国出现的相关思想和运动。李普根斯在研究中特别强调联邦主义在这些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战中和战后的欧洲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欧洲联合与统一、为战后欧洲一体化奠定基础的社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充斥着各种思想和行动的宣言。这其中包含四种主要的组织：在经济界要求加强欧洲联合的组织、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支持欧洲联合的议会界人士联盟，以及英法政界主导的支持欧洲联合的两国人士的联盟。联邦主义者在政治上具有激进主义色彩，并且是欧洲联合最彻底的拥护者。其中，阿尔蒂耶罗·斯皮内利等在意大利组织了欧洲激进的联邦主义运动同盟。战后，联邦主义运动扩大为全欧范围的组织，受斯皮内利影响该组织又是这一运动中最激进的一支。根据其纲领，“民族国家已不再被看成当今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最好的组织方式；当务之急是必须明确消除将欧洲划分为一些民族主权国家；相反，倒是应该把欧洲重新组合为一个联邦结构的‘欧洲联邦’”。一方面，这种涉及战后欧洲体系重组与建设的创新性方案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将支持欧洲统一事业的各种社会运动汇集在一起，使得欧洲一体化在后续建设中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础，自然而然也就构成了新的研究日程。李普根斯就是以这样的欧洲运动为背景、特别是以联邦主义为内容，作为他研究欧洲一体化史的起点。从抵抗运动到战后欧洲一体化组织成立前夕这一段时间，被李普根斯视为是战后欧洲一体化史的起点。正如他自己在《欧洲一体化史文件集》（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欧洲运动作为欧洲一体化史的起点，是“他的主意”。自李普根斯开始，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就有了一个研究起点和焦点——欧洲运动。

1984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兰·米尔沃德（Alan S．Milward）出版了一本著作《西欧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1945～1951），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并再度引发了学界对欧洲一体化起源的探讨。作为在英国出生的从事德国和欧陆近现代经济史的专家，米尔沃德对德国以及欧陆的战时经济以及社会素有研究。他也曾有过多国执教和研究的经历，1983年起他任欧洲大学学院经济史教授多年。其实，早在1977年，他就应邀作为英国的学界代表，参加了在欧洲大学学院由李普根斯主持组织的欧洲一体化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李普根斯提出让各国史学家们就二战结束后由各国政府主导的欧洲一体化史进行研究。李普根斯提出他们要以联邦主义思想为指导，但被米尔沃德拒绝了。尽管如此，米尔沃德还是接受了为战后欧洲联合与重建写一部经济史方面著作的邀请，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本书。米尔沃德通晓欧洲多国语言，他利用这种语言优势，查阅了欧洲的多国档案，并颠覆了学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如学界有一种既定的认识，认为马歇尔计划拯救了战后欧洲，并且在援建过程中将欧洲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为推动欧洲一体化做出贡献。但米尔沃德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西欧各国的自主努力的话，马歇尔计划不可能起到带动战后西欧发展的作用。他指出，1947年的经济危机是西欧正在复兴中的危机，并不是它即将破产的征兆。马歇尔计划实施以后，并未促使原有的西欧各国的经济体系与秩序健康发展，反倒扭曲了它们的经济体制。他以英联邦为例，说明美援给英联邦金融体制所带来的压力。至于西欧各国的自主发展，他认为战后西欧各国的发展，还是遵循它们自己的社会、政治要求，各国政府是出于本国社会的政治意愿来选择社会、经济政策。米尔沃德特别提到欧洲煤钢共同体等一系列一体化体制的成因。他说，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法国等自主选择本民族国家政策的结果，这是由当时西欧各国特定环境决定的。米尔沃德这种对外强调西欧各国相对于美国的自主性、对内强调西欧民族国家各自的自主选择性，是其研究的重要结论。他说，西欧民族国家所选择建立起来的各种一体化经济制度，都是服务于“相关国家各自的民族利益”的结果。

米尔沃德的观点遭到了美国史学家的强烈反对，他被视为贬低美国在战后西欧重建与联合中作用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他也招致支持李普根斯一派的欧洲史学家的强烈不满，被认为是在重招民族国家的阴魂，而民族国家被联邦主义者视为是一体化的对立面。客观地讲，米尔沃德打破了美国学界试图垄断战后欧洲重建和一体化联合的神话，重树了欧洲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欧洲民族国家在战后欧洲重建和一体化联合进程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呈现。毕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民族国家还是参与欧洲一体化联合与建设的主体，米尔沃德的研究真实反映了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者哲学逻辑上的经验主义者的研究观点。不过，米尔沃德的研究在理论上也存在逻辑冲突。既然民族国家是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种种行动，那么一旦它主动采取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威胁到它自身利益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米尔沃德采取了折中立场，也就是他后期研究成果所呈现的内容。1992年，米尔沃德发表了引起巨大关注的第二本著作《欧洲的民族国家救赎》（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从名字可以看出他对于欧洲民族国家与一体化体制之间关系的态度。米尔沃德从研究《罗马条约》和共同市场的起源入手，详解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这段经济史。他从宏观的历史大背景出发，认为战后欧洲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作为福利国家的正确发展方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纷纷借助一些国际经济体制。如果没有像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国际经济体制，西欧各国单凭本民族国家的力量，达不到实现这一目标的程度。因此，西欧共同市场的出现，无论是荷比卢国家提出“拜恩计划”，还是西德出于“社会市场经济”建设理念提出的“共同市场”理念，还是像比利时一样出于保护本国就业和工业目的，亦或是像法国一样为了本国农业的发展，都是基于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情况而做出自主选择的。米尔沃德强调的是，西欧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促成了“共同市场”的出现，而如果没有“共同市场”的出现，那么各民族国家的民族经济发展战略也不能得到满足，这就意味着后者的发展难以为继，也就是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依生存的关系。“对战后的西欧各国而言，它们始终面临着一种就其政治经济来说不稳定的局面，即它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一种国际化，以此来求得生存。一切历史都在运动当中，正是在这种自我救赎过程中，欧洲民族国家完成了在这块大陆上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基石的建设。”“共同体……是拯救行动的一部分”，甚至，“欲浴火重生的民族国家要重新实现它们的复苏，就必须要选择将它们的一部分国家主权让渡。”

米尔沃德的研究树立了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第二个学派。它不同于李普根斯，在欧洲一体化史研究观点上属于消极派的学者。欧洲一体化史究竟是起源于联邦主义的一种自觉运动呢，还是起源于各民族国家在战后的一种自救行为？米尔沃德明显坚持的是后者。

从思想观点上来说，李普根斯和米尔沃德两人立场的不同是有一定的背景的。一位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环境中的学者，一位是来自英伦自由主义环境中的学者。而且，两人的境遇不同，李普根斯年长米尔沃德十岁，经历过二战时期联邦主义高涨的场景，而米尔沃德则是在传统英国经济史和实用主义原则学术训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由于这种学术背景的不同，难免使米尔沃德在研究中强调他与李普根斯的不同：“认为支持欧洲统一的各种政治运动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观点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们在促进达成多个国际政治和经济协议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这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强调这些政治运动作用的解释只不过是，对于一些无非是有趣但却是作用很小的现象的观察。”

1983年，代表法国学界对欧洲一体化重要研究和思考的一本重要的通史性专著出版，它就是皮埃尔·热尔贝（Pierre Gerbet）所写的《欧洲建设》（La Construction de l'Europe，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83）。热尔贝曾任“欧盟历史学家联络委员会”主席，他与李普根斯及李普根斯的学生洛特一起并称欧洲一体化史研究领域里的“前辈”。到2007年这本书已经出到第四版。这本书使用了一个有趣的法国式的概念“欧洲建设”，这体现了法国对于欧洲一体化相关问题的理解，使用了一个“建构主义”词汇，而这样一种体现主观设计概念的词汇却成了法国人用以指代“欧洲一体化”的日常用语。该书没有指出“欧洲一体化”开始的确切起点，它涵盖了一个从欧洲古代中世纪早期历史的“欧洲”概念到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再到现当代欧洲一体化逐渐兴起的过程。虽然他指出了超国家共同体兴起的政治含义，但是并没有将这种政治意义有效融入到对欧洲一体化史的分析中去。二、20世纪80—90年代欧洲一体化史学科构建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90年代是欧洲一体化史学科形成的年代。除了上述提到的英法德各国历史学家涉足于该领域的研究，并用创新性研究办法来解读一体化的起源及进程外，欧洲共同体开始在这一时期关注欧洲一体化史学科的发展。1982年，欧洲各国的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学者们组成了“欧共体历史学家联络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Liaison Committee of Historians），欧共体委员会（the Commission）给予了该组织财政资源上的支持。当时，李普根斯和米尔沃德等都是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该组织建立以后，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1995年，由该组织主持，又出版了迄今欧洲一体化史研究专业领域唯一的一份国际刊物——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法文和德文分别是Revue d'Histoire de l'Intégration Européenne和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der Europischen Integration，三种语种同时出版。刊物为半年刊，至今已出版三十多期，其中所含文章中也有一定数量探讨与欧洲一体化历史起源有关的题目。但是，就欧洲一体化的起源问题、欧洲一体化史学科的定义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这期间，欧洲一体化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作为其独立学科系统的档案体系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共同体决定设立自己的历史档案，并决定以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作为这个档案的存放地，1986年档案馆开放，欧共体历史档案（t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诞生了。此时正值战后欧洲一体化机构根据其“30年解密期”制度开放档案时期。随着重要解密档案的开放，欧洲一体化开启阶段的重要历史文献也陆续出现。与此同时，各国的官方档案也开始开放。在欧洲共同体/欧盟档案开放的起始阶段，它只包括欧共体/欧盟机构的档案，随后又陆续开放与欧洲一体化有关的一些重要人物以及社会运动组织的档案。这样，欧共体/欧盟机构、成员国政府以及一些重要个人与社会运动组织三方面的档案，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系统，被充分运用到欧洲一体化历史研究当中。

应该说在20世纪80—90年代欧洲一体化史学发展的关键期，却没有太多的针对欧洲一体化史的学科定义，以及关于该学科的方法论的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只有一些学者提到要建立欧共体“边缘国家”（peripheral countries）“一体化史学”和一种所谓的“超国家史学”。其中，米尔沃德的贡献还是值得称道。他着力论述了欧洲一体化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体化史学在整个社会科学、史学科学当中的地位。他说，任何有关欧洲一体化史学的指导思想或理论框架，都离不开要考虑和强调与之相关的一种“历史连续性”，这种历史连续性是与欧洲一体化史发展中的一些“可以构成回溯性的联系线索”（backward linkage）相联系的，诸如社会经济史的内容、选民的选举意志（他们的社会福利要求）以及“欧洲”在欧洲选民中所构成的“镜像”和政治意义（即有关欧洲的政治文化影响）等。他部分揭示了欧洲一体化的史学本质以及其中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研究命题。但米尔沃德也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三、凯泽对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贡献

沃尔弗拉姆·凯泽（Wolfram Kaiser）是新时期构筑欧洲一体化史学研究的核心人物。从21世纪开始，一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学者就不断地将一些新课题引入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当中。他们关注较晚加入欧洲共同体/欧盟的一些所谓“边缘国家”有关的欧洲一体化史学研究，这是欧洲一体化史学研究变革的重要标志。凯泽是最早进行这一研究的学者。他早先进行了有关英国加入欧共体历史的研究。他生于德国，主要在汉堡受教育，并长期与奥地利、挪威等北方文化系统国家有学术往来。他有着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因此他的学术兴趣较早地围绕“核心欧洲”六国之外的国家展开研究。他称之为“对ECSC/EC核心的边缘选择”。他对欧洲一体化的边缘群体或边缘集团感兴趣，本质上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多元文化特征感兴趣。为什么伴随着其进程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组成结构会发生变化？这只能是逐渐楔入欧洲一体化不同成员国的文化特质中去找原因。借助丰富的学术经历，凯泽也渐渐对所谓“跨国”交往中的“网络”（networks）文化概念感兴趣，他逐渐发展出了运用欧洲一体化史学的国际理论和国际思想的方法论，形成了“跨国的联系网络”（transnational networks）理论。该理论是指在欧洲一体化史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与政治领域有着密切联系的民间社会力量，它们分布在多种领域，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价值或者利益取向，能够在最日常的，也是能够最接近社会现实生活的领域活动，但是它们也能够对政治产生重大的甚至最根本、最具决定意义的影响，这样一种对政治拥有最关键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就是他的研究对象。因此，在凯泽的讨论中会经常使用到“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重新思考人民及其观念”（bringing people and ideas back in）、“从国家到社会”（from state to society）等概念和表述。这些社会力量以及它们的活动，就构成了欧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谓“跨国联系网络”。它们的活动舞台是在一体化内部的国与国关系中、一体化成员国与一体化集中形成的体制的关系中以及一体化内外的国与国关系中展开的。凯泽的这种一体化史国际理论的形成，是与他的社会历史学的基础分不开的。根据这种史学理论，社会历史的形成是以一些社会运动为基础的，例如它的网络社会形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就是“社会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一体化”就是某种“社会化”的过程，只不过其“社会化”的核心是一种有关“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理念。凯泽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跨国联系网络”的欧洲一体化史学方法相较于其他学术理论和方法的特色：“即研究焦点已经集中在如何在国家、超国家和国际层面来解释公共决策制定问题，这种分析框架突出体现了不同的跨国有组织行为体（或者至少是有一定目标指向的行为体）在持续沟通和协商中形成的（有别于国家一般决策过程）的非正式进程特点。”这就是凯泽欧洲一体化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注重在国际沟通中形成欧洲一体化社会基础的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有关一体化的“政治社会的形成”（Political Society Formation）。

相比于李普根斯和米尔沃德，凯泽的研究无疑具有更多的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向。但是，凯泽的研究也并非没有经验史学研究的基础。他从事“跨国网络”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同时，还进行了有关欧洲“基督教民主”运动兴起的研究。“基督教民主”运动是一个较大的历史范畴。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各国相继由天主教/基督教派生出一些社会运动，它们注重社会民主和社会伦理，进而影响社会政治。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们已经纷纷形成政党，虽然具有社会精神和社会体制上的某种保守性，但是相对于一些右翼的激进政党，它们还是具有某种民主性和温和政治改良的特征。二战期间，它们同纳粹发生过正面冲突；二战以后，它们同社会民主党一起成为欧陆各国的两个最大的政党群。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国（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及其姐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从战后40年代到60年代，正是这个政党群主导了战后西欧政治，成为所有西欧一体化核心六国的执政党，除在法国（人民共和运动）是参与联合执政外，其余各国均是由该类政党长期垄断性地执政。这是欧洲一体化展开关键时期集中出现的现象，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全部在这一时期。舒曼计划的执行者、当时的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西德总理阿登纳（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战后之初长期在意大利执政的德·加斯佩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又译天主教民主党）领袖］，三人被并称为“欧洲之父”（莫内也被称为“欧洲之父”）。在比、荷、卢三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执政也可以说是最稳固的。因此，当时和后世的历史学者都纷纷认为，欧洲一体化就是由这些基督教民主党一手搞起来的。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这个欧洲一体化兴起的关键年代，正是与战后基督教民主党在西欧的执政同步的。凯泽也主要把研究兴趣聚焦到这一特殊现象上来的。

基督教民主政党在战后兴起的过程中，其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是最接近联邦主义者的，加之它们又掌握政治权力，因此它们在欧洲一体化兴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基督教民主党支持欧洲一体化意识形态的来源，与其社会价值有关，也跟其在二次大战前后与其他政治势力遭遇的境况有关，它们的社会价值是个人融入社会共同体（“人世主义”，“personalism”），而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使他们相信，欧洲共同体是他们唯一能够实现这种社会价值的途径。因此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今天，它们都是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它们在社会经济方面比较皈依市场经济原则，在社会价值观以及在对待社会体制方面相对比较保守，因此它们在西方一般被称为“中翼”（centrism）或中右翼力量。这批力量在西欧发挥作用和影响力应该说是基础性的。

基督教民主运动能够吸引大量的选民，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社会价值观在其所在的社会拥有雄厚的基础，再一个是它能够适应现代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发展，使得传统与现代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合。该运动尊重传统，这就受到了社会中稳定力量的支持，同时，它又适应市场经济运动的要求，所以也受到了经济界的支持。所以在历次大选中，它们都能与社会民主党等其他有较强改革意识的政党相抗衡，甚至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这种现象也许是欧洲大陆的一个特有现象，因为它们只是在欧洲“核心六国”比较突出。在其他的国家，比如北欧各国，以及环绕它们的奥地利、瑞士、伊比利亚地区等国，虽然基督教民主运动也比较突出，但是相对要弱一些，而且它和欧洲一体化运动之间的关系也相对没有那么密切。而“六国”的基督教民主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以天主教运动为主，进而再扩大发展到新教的范畴当中去。由于新教和天主教的势力范围都受到影响，所以基督教民主运动在整个西欧范围内的影响还是相当可观的。凯泽2007年发表的重要著作《基督教民主和欧洲联盟的起源》（Christian Democracy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Union）就是解释上述现象的典型代表作品。他花了很多时间，到包括六国在内的十多个欧洲国家去查档案，考察了这一时期与欧洲一体化有关的基督教民主运动主要人物活动的情况。他使用了一种研究方法，即他主张的“跨国网络”的民间社会的研究方法，来编织和重组他使用的材料，构筑当时欧洲一体化发起时代政治背后社会力量运作的图景，得出他的有关欧洲一体化起源的结论。他发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派力量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某种关系的网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几经起伏，但终于在二战后一个正常社会条件下稳定地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关系了。在二战后它们建立起一些重要的网络，如“新生力量国际”（Nouvelles Equipes Internationales）和“日内瓦活动圈”（the Geneva Circle）。在这些网络中，它帮助同属“基督教民主”阵营的各国政治家们加强彼此的了解和认同（“社会信任与政治资源”的建立），巩固了与自己认识相同的派别的地位（“控制本党对外政策”、“孤立异己”），确立有关欧洲一体化的“基督教民主派”的“共同政策目标”，与其他类型的政党联系结成有利于欧洲一体化的“同盟”（有关政党政治的“外交”），与国家行政部门的一些关键位置建立联系以顺利实施有助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预防其中的“作梗”环节）。凯泽最后得出结论：“欧洲联盟及其前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政治性的网络，特别是由跨国的基督教民主运动所塑造而成的。”他重点分析了两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一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一是罗马条约或曰基于共同市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他说，煤钢共同体即“舒曼计划”是欧陆六国基于基督教民主的共同价值以及对英国等非文化认同地区的抵制而产生的一个欧洲地区组织，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以天主教基督教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其体制是一种非集权化的联邦体制，这一体制将在“辅从”（Subsidiarity）或曰互补原则下建立，并且，在这一体制建立的初期，一定要将西北欧或北欧的那些信奉世俗社会主义（指社会民主主义——笔者注）的国家驱逐在外。“正是这种共同享有的原则与政策倡议，加之1950年前后基督教民主主义中右翼政党在西欧大陆所取得的绝对政治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体化的开端，并且是以‘极端基督教民主化的方式’”展开的；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共同市场，此时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正在西德大力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的模式此时主导了西欧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也不时在社会政策方面作出必要的让步，不过，“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只为很少的社会政策方面的提议开启了门缝，或许共同农业政策是一个例外，但即便在这方面它也是基督教民主党需要获得大量选民的支持而做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共体/欧洲联盟的起源，其主导因素是基督教民主主义力量，它由这些政党在跨党间及其政党内部的政治操作、其跨国合作以及在政府层面的运筹所实现的。”四、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范式之争

凯泽的研究为欧洲一体化史起源史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范式。根据李普根斯的研究，欧洲一体化史过程的起源应该是在二战结束前后联邦主义运动及其他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运动，凯泽的研究也是重在社会运动，但是很显然，他的社会运动是注重在“跨国联系网络”方面，因此两者的方法论和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李普根斯更注重联邦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凯泽则是更注重有关支持欧洲一体化力量的跨国联系。前者应该说更接近传统思想史的研究，而凯泽的则是一种更现代的史学研究方法。至于米尔沃德，他的研究兴趣是在围绕着民族国家的作用展开的，主要关注一体化与民族国家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范式或模式。米尔沃德将有关欧洲一体化起源的研究引入到了以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作为指导的领域。凯泽则更加注重意识形态以及具有某种人文意识的人物史的研究。这或许是凯泽秉承的欧洲大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与米尔沃德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区别。然而，凯泽毕竟游走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与欧陆特别是北部欧陆之间，他的意识形态中兼有北欧所特有的结合英国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特征，他的世界观是开放的，他的价值是多元的。在他的思想中，既有对欧陆所特有的对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重视，同时也具有英国人所擅长的开放、自由的国际取向。他的研究实现了有关欧洲一体化起源研究中的政治因素与社会因素的有效结合。比起李普根斯，他的研究对象更加接近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流力量与现实基础，而比起米尔沃德，他的研究则更加接近欧洲社会的本体，能够体现欧洲社会主动追求一体化的一种自觉性。概括三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大体上将他们的研究体系分别称为：意识形态的联邦主义政治运动的研究、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欧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以欧洲传统社会价值为中心的民间社会跨国政治影响研究。显然，后者更具有一个现代体系色彩，但是同时兼具和传统欧洲历史的一种承继关系。

李普根斯和米尔沃德分别强调了欧洲联邦主义运动和欧洲民族国家的现实政策在一体化起源当中的作用，他们的依据分别是战后欧洲联邦主义运动和在战后重建中民族国家所发挥的作用。而凯泽则相对重视战后民主运动对欧洲一体化所发挥的影响。对于欧洲一体化起源当中主要动力因素的分析，这三种因素的综合，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全面的对于欧洲一体化成因的概括。应该说，它们三者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相互联系的，李普根斯和米尔沃德的背后都有社会力量的影子或是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凯泽则更是直接地同社会力量发生联系。然而，他们的立场还是具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凯泽具有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价值观，这使得他选择了一个较有中立性的社会价值观；而李普根斯则具有比较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米尔沃德使用的是英式的探讨社会与经济关系的方式，认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比较重视物质原则的方法论。这就使他们分别选择了较具西方主流社会特征的社会运动（即基督教民主运动）、政治色彩强烈的联邦主义运动以及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动态社会互动过程，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从而构成了欧洲一体化史起源史研究中一些主要因素的分析。但是，这些因素是否就全面了呢？从目前已经确知的欧洲一体化史起源主要因素的辨析来看，还应当有一种因素，就是有关欧洲一体化自身体制的发展史的研究。因为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国际体制，包括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机构体系、政策体系以及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一种它特有的体制文化。为了要说明欧洲一体化的总体特征，对这种体制历史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目前已经形成系统研究的也仅有李普根斯、米尔沃德和凯泽三家。

凯泽是近年来新一体化史学崛起的一个代表人物。随着欧洲一体化史学在学术界以及高校教育圈里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史学在学校教育中也渐渐上升为现代国际史以及欧盟研究的一个主要学术方向之一，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研究论文逐年增多。从2004年开始，有两个欧洲范围的学生和青年研究者组织相继成立，它们组织学术会议和交流，甚至公开发行它们的出版物——一个是以英国高校为基地筹组起来的，名为“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学会”（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Research Society），另一个是以欧洲大陆高校特别是以法国为基地组织起来的，称“欧洲一体化青年史学家国际研究网络”（Réseau International de jeunes Chercheurs en Histoire de l'Intégration Européenne，或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of Young Historian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特别是后者已有数本论文集问世，很多高校里的“新一代”年轻史学者即是这两个网络的成员。凯泽有些类似于他们的精神导师，其中有些骨干就是他的学生。凯泽不仅呼吁建立一体化新史学，而且正在联合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学者积极践行建立这种新史学。他努力的方向，基本上是以他的基督教民主运动为基础，构建“跨国网络”一体化史理论。

但是，应该看到，欧洲一体化史目前还处在局部，以及在整体系统性方面较少有重要论著的阶段。这恐怕是与一体化史还相对年轻、积累较少有关。认识，特别是宏观认识需要有经验积累，这就需要有大量的欧洲一体化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出现。但从目前来看，它还处在比较年轻的，或者说是比较不成熟的阶段。难怪学术界，特别是社科界的人，在看到欧洲一体化研究的状况时说，为什么搞历史的人没有声音呢？（刘作奎编辑、通校）

欧洲一体化任重而道远

最近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继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全球经济冲击最大的事件，其影响正随着欧元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不断扩大而对世界经济造成伤害。2008年冰岛三大银行资不抵债迫使政府接管后两年，冰岛总统否决了存款赔偿法案，导致其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降低至垃圾级。自此，欧元区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逐一浮现，欧盟成员国尤其是“新欧洲”各国正在接二连三地落入主权债务危机的陷阱。欧盟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最后孤岛正面临危机巨浪的灭顶之灾。欧盟这个欧洲一体化的组织也由此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如果说，欧盟（包括以前的欧共体）在发展过程中遭遇过各种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的冲击而通过经济利益得以化解的话，那么，此次危机触及的正是把欧盟各国联接在一起的经济利益纽带。当看到欧盟成员国在危机中出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现象时，当听到欧盟主要成员国右翼党派公开提出放弃欧元的主张时，千万不要感到惊讶。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欧盟内部关系真的出现松散趋势，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大的倒退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欧盟就是一个分享经济利益的俱乐部，有利益可图的时候，成员们聚到一起笑语联欢，没有好处可得的时候，自然各奔东西。这不是几个欧洲政客们能够左右得了的。当德国总理默克尔指责希腊人“好逸恶劳”时，希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性游行示威，当欧盟领导人急于开放劳务市场时，西欧各国的极右派和法西斯势力的民气便大幅度提升。欧洲社会动荡的物质原因必定在经济层面，挪威奥斯陆于特岛屠杀和英国各地大骚乱的深层原因可能就在经济危机中。

我们使用“欧洲”、“欧洲文化”这类概念只是借用国人约定俗成的看法，事实上，它远比我们理解或者想象的更为复杂。《欧洲文化史》的作者，荷兰人彼得·李伯庚教授在谈到“欧洲”观念时尖锐地评论道：“它是政客，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律师们，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使用（或有时玩弄）的概念。他们是为了使欧洲不再使用武器毁灭自己，而把欧洲看成一个‘文化’或‘文明’，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统一体；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为推广‘欧洲一体化’而赋予它一个意识形态基础。”他甚至提到，有学者认为“欧洲其实只是19世纪末期的产物”。很明显，地中海北方和黑海西北方那个地区，对于生活其中的那些人来说与我们这些遥远的东方人是不同的。特别是在欧洲列强欺辱剥削中国时期，欧洲常常被我们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个疆域面积远比中国小得多的地区汇集的不同民族也常被当作一种“欧洲人”。直到今天，这种在几代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看法仍然没有太大变化，尤其是欧盟推进一体化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的当下，这种观念更得到了强化。事实也是如此。“欧洲”这个地理概念虽然早就存在，但在相当长时间里，其边界和内涵并不清楚，至少也是变动不定的。而谈到“欧洲文化”或“欧洲文明”，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个来自德国、英国或者法国的普通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称为“欧洲人”的，谁也说不清。或者他们是在什么语境中自称为“欧洲人”的，也不好确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政治家认识到，欧洲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各个民族要么在战争中自我毁灭，要么在联合寻求共同利益中得到发展，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为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政治家们以现实经济利益为诱饵来推动欧洲一体化，并取得了一些进展。欧盟“总统”范龙佩的上台被视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治改革的重大突破，其意义甚至超过了“欧元区”的建立。然而，笔者认为，这是欧洲政治家们更为理性的一种协商成果。这首先表现在，多数欧洲政治家们最终找到了欧盟的正确定位，《里斯本条约》开宗明义指出了这一点，即欧盟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国际组织（或者可以理解为欧洲的“联合国”）。至此，关于欧盟最终实现“联邦制”、“邦联制”、“地区经合组织”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其次，作为欧盟“总统”的范龙佩不是来自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其当选的最重要素质是协调能力。换言之，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协调各方利益，听取各方意见，这个“总统”也可以被看作是“欧洲联合国”的秘书长。不可否认的是，在欧洲这个集中了太多实力相当的民族的“狭小”区域内，各国在经历了数百年流血冲突并从中形成民族国家主权第一的基本原则之后，正在通过实行欧洲地区利益的一体化，逐步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努力创造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与稳定的新时代。然而，欧洲的民族问题仍然通过各民族国家维护各自主权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真正融合尚需时日（雷海宗先生估计要三百年），欧盟的内部稳定关系仍然非常脆弱。

欧盟的历史与现实清楚地揭示出，民族国家是维护民族利益最理想的政治实体，经过长期斗争后形成的自我保护体制也是各民族实现其自身发展的基本单位。经济全球化似乎在渗透并打破国界的限制，从人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消除国界的意义，世界正在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领域，国界对于人们的生活而言，似乎已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国家主体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非国家主体补充或代替。然而，认真考察欧盟民族国家发展史后，人们不难看出，国家主体的重要性并不是被经济现代化本身所降低，而是被某些强势民族在利用经济优势来弱化其他民族特征过程中刻意掩盖了。欧盟是欧洲一体化的结果。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典范，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制订入盟标准消解欧洲不同民族国家的经济特征，利用经济杠杆使发展不平衡的欧洲趋同化和单一化。同时，由于跨国资本的冲击力，欧盟内各民族国家的独特意识形态被有意淡化。通过组合更大范围的人力物力，合理配置更多资源，形成大生产的经济优势，以便控制占有全世界更多资源，这就是全球现代化的奥秘。在此过程中，民族国家曾发挥并继续发挥最重要的角色，优先建立民族国家的地区通常在近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因为他们有效地集中了本民族的资源，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暴力手段（包括经济暴力）剥夺占有其他民族的资源。有学者把欧洲一体化比作储存各民族国家主权的银行，法、德、英是银行最重要的董事。但他们并不总是为欧盟着想，而是利用欧盟为本国捞取好处。德国在一体化过程中受益匪浅，它不仅从战败国迅速跃升为欧洲强国，而且由于地处中欧，身居“欧盟疆域”的中心，其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的好处明显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因为它正在实现历史上某些领导人依靠武力而未能实现的理想。而法国一直在欧洲联合中扮演领路人和领袖的角色，它最不愿看到德国的崛起和英国进入欧盟领导层，因为这威胁到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英国与美国一直保持特殊关系，与欧盟若即若离，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不愿受欧盟太多的限制，但又担心丧失了分享巨额利润的机会。其他欧盟成员国无不力求搭上欧盟利益的便车，在获得更多好处的同时，他们都在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民族的独立性，特别是在涉及本民族国家根本利益上绝不让步。

在下列种种表现中，我们看到欧盟国家是在强化民族国家，而不是统一的欧洲。2000年9月，丹麦选民以约53％对47％的选票，反对加入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反对者认为丹麦人希望保留国家的独立性；2001年6月，爱尔兰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批准《尼斯》条约，但近54％的爱尔兰人从农业等自身利益考虑，反对批准该项条约，爱尔兰被迫在2002年10月举行第二次公决；英国民意调查机构多次就英国加入欧元问题进行民意测验，而每次总有70％左右的英国人对欧元说“不”，2002年2月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66％的英国人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而不是欧洲人”；欧盟东扩中，共同农业政策一直是个难题，最终以暂时搁置的方式“解决”，其原因在于欧盟最大的出资国德国和这一政策最大的受益国法国坚决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德国人非常不情愿掏钱解决希腊的债务危机，甚至在出手搭救希腊时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也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卷入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其国家领导人正在进行维护各自利益的选择。这些事例都表明，民族国家仍然是当前欧洲国际关系活动的主体。

欧洲历史悠久，民族发展史曲折复杂。欧盟27国民族各有一本“血泪账”，他们各自形成的民族国家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血腥厮杀的结果。从欧盟国家人口数量来看，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居民人口总数在6000万以上的德国、法国、英国等大国，居民人口总数在6000万以下1000万以上的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希腊、比利时、葡萄牙等中等国，以及居民人口总数在1000万以下的瑞典、奥地利、丹麦、芬兰、爱尔兰和卢森堡等小国，欧盟首次东扩后新增加的10国，除了拥有人口3800余万的波兰和各自拥有1000万人口的捷克和匈牙利可以算作欧盟中等国家外，其他7国都属于人口数量在百万以下的小国，其中马耳他人口不足40万。按欧盟三类国家的民族构成分析，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民族主要有8000万左右讲德语的德意志人（占目前欧盟总人口约18％）、6040万讲法语的法兰西人和讲英语的英国人（各占目前欧盟总人口13％强），以及5700万讲意大利语的意大利人（占目前欧盟总人口不到13％）。四大国的德意志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等主体民族人口总数超过了欧盟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后，欧洲范围的民族问题转变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当1871年德国实现了统一时，欧洲主要国家早已通过专制王权的建立完成了这个过程，民族国家成为民族利益坚实的保护实体。而德意志民族内部积聚的强大民族凝聚力为争取迟到的外部利益不断涌动，最终导致欧洲更大规模的战争。目前，欧洲各民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继续进行争夺或维护各自利益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才开始通过经济联合加强欧洲统一的进程。但是，欧洲各个民族间的恩怨情仇并未一笔勾销，欧盟内部的民族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目前其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还未能使其各个民族经历长期斗争获得的特殊利益得到平衡和满足。因此，欧盟深化政治改革举步维艰，联盟体制相当脆弱，欧洲一体化进程路途遥远，任重而道远。（宋晓敏编辑 刘作奎通校）

关于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重新定位的一些思考

中欧关系是当前中国对外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然而，在冷战结束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中欧双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原本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一个GDP总量为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尽管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和经济技术的发展态势，依然使当前的中国与二十年前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盟在冷战结束后的扩大，也使原本主要是西欧和中欧国家组成的联盟，逐步将除俄罗斯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囊括进去，形成超大国家联合体。这样一种变化，显然需要双方将与对方关系的定位进行一种战略上的重新思考。遗憾的是，目前双方似乎都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认真准备，以致当危机爆发之时才提出一些临时性的解决方案。显然，这种状况并不合乎双方发展的长远利益。一、中欧关系的困惑

1．打交道的实体定位问题

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联盟，能否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国际行为体，不仅在理论上一直是有争议的，在欧盟国家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于是，中国是在与一个国家打交道，还是与一个国家群体打交道，双方都缺乏明确的定位。由于很多经济往来和贸易协定并非直接与欧盟签订，而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签订的，因此，欧盟国家既可以利用欧盟的共同条约，也可以利用本国的各种规定，在对华贸易中尽可能获取好处，而中国则必须随时注意欧盟国家对华贸易中的两方面限制。尤其是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与原来的西欧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麻烦。欧盟尽管在近年来有了一些制度建设上的进展，但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欧盟“总统”和“外交部长”，这种实体定位上的缺陷，使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显然面临很大的局限。

2．双方的战略定位问题

中国把欧盟视为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合作伙伴？欧盟又把中国当作什么样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都不讳言，各自拥有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那么，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如何合作，这种伙伴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双方的公开言论与其实质上的考虑差距在哪里，有多大？欧盟的理想是试图通过塑造一种“规范性力量”来成为影响世界的一种力量，而中国如何界定这种规范性力量，以及中国自身是否具有与此相应的对应力量？如果没有，则应该采取何种对策？由于这种实体定位与战略定位的不明确性，导致中欧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往往是有危机到来的时候，能够增强合作的意愿，但危机过去（欧盟不仅有经济、金融危机，还有政治危机，最近的金融危机和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各种危机的组合），双方的合作意愿就出现变数。从目前的情况看，变数主要出现在欧盟一方，而中国主要是被动应付，并没有做好主动出牌的心理和技术准备。在今后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化被动为主动，需要认真研究。二、中欧合作的可能性及其领域

目前中方已经具有向欧盟投资并提供金融援助的能力，因此，单纯购买欧盟的产品已经不是中欧经济合作的全部内容，中方可以做一些在欧盟看来是真正伙伴意义上的事情。而欧盟的制度建构经验，尤其是民事事务的管理方面，的确有很多值得中方吸取和借鉴的地方。此外，双方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也有很多可以合作交流的空间。在意识形态观念上，尽管中欧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使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双方都应该有权发出自己独立声音方面，依然有着共同的意愿。或许，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这一层意思，但还应该将这些共同点用更明确的语言进行表述，以便双方对对方的意图要求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在高科技方面，双方也应该有更多的合作空间，欧盟的技术是中国需要的，中国也的确从欧盟的技术合作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那么，欧盟对中国的对等需求是什么，也应该明确。不能在某一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下一次又发生变动，应该在双方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三、未来展望

中欧双方在未来可以构建一种松散的伙伴关系。这种松散的关系能否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伙伴关系，取决于两方面因素。首先，对中方而言，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稳步地向前推进，中国的政治局面是否稳定，中国的现代法治体系建设是否能与经济发展同步，进一步与欧盟接轨；其次，对欧方而言，欧盟能否消化扩大以后的成果，欧元区能否健康地发展，欧洲整合度能否进一步提高。此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国，即美国如何处理对欧关系，美国如何处理中欧之间的关系。如果美国尊重欧盟的意愿，让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欧盟的对华关系会出现变数，如果美国对欧盟施加政治、经济方面的压力，则会有两种结果：一是使欧盟的对华关系受阻，就如欧盟对华军售一样；二是迫使欧盟加大发展对华关系的力度。我们对将会出现的各种情况都应该有明晰的对策。而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使中国的发展能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以预见的发展路径，显然是关键。

目前中东北非乱局的出现，也使中欧关系面临着一种新的变局。反过来讲，如果处理得当，也是中国在对内经济结构调整时期，重新调整对外整体战略方向的一个机遇。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中东北非乱局使西方阵营原有以美国为老大的统一指挥格局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西方第一次在对外部世界动武的战争中出现了指挥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反映出的是美国内部有不同的声音，甚至奥巴马也有“被卷入”的难言之隐。同时，欧盟内部法德之间的分歧，再次表明，即便在欧盟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作用似乎日益淡化的国家联合体内部，民族国家实际上还是起最终作用的政治单位。如果将欧盟比作一个大家庭，那么，争夺这个大家庭当家人的斗争，还是不会消失的，而竞争者的基础，自然是各个民族国家。而在2012年利比亚军事行动中，欧盟的发动机德法之间第一次公开出现了裂痕，这同样使我们不仅面临对外关系决策上的挑战，也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种种理论。

这一点，对我们民族国家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这次的乱象体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北非第三世界国家的乱象，这些国家人民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要求获取自己在现代标准下生存的权利，不再容忍政治强人的一意孤行和结党营私。而互联网在其中的作用也再次表明，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的传播渠道是多种多样的，统治者控制信息源的难度越来越大。其次是西方阵营的乱象，即西方几个次强国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想在这次危机中出出风头，以至于西方的民调，也变得十分不稳定，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出现变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作为西方阵营领导者的美国对其盟国的控制力减弱了。第三是阿拉伯世界的乱象，即在对利比亚的空袭中，出现了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军机，无论是不是与卡扎菲个人与它们结怨有关，这些国家与西方一同参与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袭击，总是有些诡异，值得深入分析。换言之，原来的西方阵营与第三世界国家阵营被打乱了，而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厘清各方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

第三，这种乱象导致各方对自己利益的评估出现了问题。即自己要捍卫的利益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来捍卫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这反过来也成为上述乱象的根源。除了卡扎菲知道自己要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外，其他各方，无论美国还是欧盟内的英、法、德，包括利比亚反对派，对于自己利益的评估也是随机性的。而中国，只是及时地撤退了侨民和工作人员，为的是避免更大的损失。这与以前相比固然进步了，但也是随机性的，并没有对此次事件进行系统的、战略的思考。换言之，在这样一种国际局势突变过程中，各方利益发生的变化都超越了原来自身划定的界限，各方要获取的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国内的竞选利益？在这些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应该将何种利益作为优选？即便是美国，应该将何种利益作为优选，在其高层也存在着明显的、公开的分歧。

第四，这次乱局也使我们必须思考对外投资战略问题。我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合作，不能不让当地人分享发展的好处，否则我们只是“外来户”，一遇风浪，我们只能全面撤退。无论如何，对于身处第三世界的中国来说，对于长期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中国来说，这个问题应该深入思考。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看，中国的国力尚没有发展到可以在全球直接以武力保卫自己利益的程度，即便是到了那个程度，要如何使用武力恐怕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换言之，中国是依照西方模式用武力来直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在拥有武力的情况下，依然以第三世界国家朋友的身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方向性问题不解决，我们在对外投资等方面势必陷入困境。在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看来，中国已经比较发达了，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则已成为竞争对手，那么，中国应该如何给自己定位，已经是一个需要重新梳理的问题了。

第五，就与欧洲国家合作来说，我们是谁的盟友，是第三世界的还是发达国家的？在平时似乎不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在这次北非乱局中，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们无法清晰地表明，我们应该坚定地支持某一方，反对某一方，这也是我们只能弃权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中欧双方对彼此的定位一直处在不确定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中国对欧盟的期望与欧盟对中国的期望完全不一致。中国希望欧盟能够以市场定位来平等地对待中国，在经济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互利合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分担美国超强地位造成的压力。而欧盟对中国的态度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发生了微妙变化，即欧盟一度希望中国能适度成为世界上某种制约美国的力量，但又不愿意中国过于强大，反而打破了世界原本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格局。换言之，欧盟需要中国适度发展，但必须按照它们的意图和方向发展。政治上，应该按照西方的民主制度标准来衡量中国，在经济上，则并非完全按照真正的市场标准来要求中国，而是按照欧盟自身的利益来界定中国做的是否合乎市场标准，这就常常引发双方的冲突。当然，中欧双方在很多方面，尤其是技术合作方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但中国的原则应该是，要引进技术，同时还必须致力于自主研发，这一方面可以增加讨价还价的资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技术引进受阻的情况下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相应的技术。此外，由于有了前期研发的基础，如果引进成功，也更容易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在非经济层面，我们也可以在管理体制上进行合作，欧盟的各种管理体制，包括评价体制，比如食品安全，教育体制，等等，都可以成为合作的领域。而欧盟在这方面也有很高的积极性。这样一些合作，所遇到的麻烦可能会比较少。

第六，北非乱局也使欧盟本身发生了变化，即法、德、英等国家开始了对欧盟大家庭家长位置的争夺。尤其是法德两国，在此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也给欧盟的发展带来了变数。本来学术界大都认为，经过战后六十多年的发展，德法这两个欧盟发动机，应该是联合得最紧密、最成功的范例，一体化会逐步使原有的民族国家情结日渐淡化。然而，争夺家长位置的斗争，事实上依然建立在原有的民族国家基础上，尤其是德国在欧元区建立之后，成为唯一增强了经济竞争力的国家，使得德国的发言更有底气，因此，民族国家意识在欧盟的淡化还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

第七，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之欧洲目前由于金融危机引发了内部分歧，在欧洲国家本身没有达成一致解决方案之时，中国更应该谨慎行事，切忌盲目乐观，轻易表态。我们目前的最佳策略或许应该是，冷静观察，在欧方同意中国市场地位等条件下参与欧洲解决债务危机的行动。（刘作奎编辑、通校）

第二部分 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研究

里夏德·库登霍夫-卡莱基的早期哲学政治思想——兼论“泛欧”联合思想的政治价值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众多欧洲联合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其中，以奥地利人库登霍夫-卡莱基倡导的“泛欧”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他领导的“泛欧”运动也较具影响力。里夏德·尼古拉斯·库登霍夫-卡莱基（Richard Nikolaus Graf Coudenhove-Kalergi）是奥地利政治家、政论家。1894年11月16日生于日本东京。1972年7月27日卒于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的施伦斯。卡莱基在波希米亚成长，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1917年获博士学位。1919年奥匈帝国战败、解体后，他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23年他出版《泛欧》一书，由此发起“泛欧运动”，其目标是建立联邦制的“欧洲合众国”。1926年卡莱基在维也纳主持召开第一届泛欧大会，当选为“泛欧联盟”主席。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卡莱基于1939年移民法国，1940年移居美国。1942年任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在美国继续宣传欧洲联合思想。1943年建立“泛欧联盟”流亡机构，1944年成立“自由、统一欧洲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卡莱基重返欧洲。1947年建立“欧洲议员同盟”。1950年卡莱基荣获德国亚琛市卡尔国际奖。1952年当选为欧洲运动主席。他还被授予广岛荣誉市民、东京大学荣誉博士称号。卡莱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联合思想家之一，被西方学者称为“现代欧洲思想之父”。

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是国际学界欧洲一体化史研究中的新课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盟东扩和欧洲一体化影响的不断增强，国际上的欧洲一体化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学者们逐步将两战间的“泛欧”联合观念纳入研究视野。德国基尔学者于尔根·埃尔维特称，卡莱基的“泛欧”观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现代精神起源”。2003年，德国图林根大学学者瓦内萨·康策出版了第一本卡莱基传略，该书简要介绍了卡莱基领导的“泛欧”运动及其“泛欧”联合思想。2004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学者阿尼塔·齐格霍夫-普雷腾哈勒出版了第一部有关卡莱基的实证研究著作。她系统地调研了现存莫斯科国家档案馆的“泛欧”组织原始材料，并运用这些材料恢复了“泛欧”运动的组织结构、经费来源、主要政治活动等历史原貌。但以上两部著作均未对卡莱基的早期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值得关注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陈乐民就对卡莱基的“泛欧思想”进行了初步介绍。他认为，卡莱基的政治学思想属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拙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据德文原始材料，说明卡莱基的早期哲学政治思想。这对于深入理解“泛欧联合”思想的政治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卡莱基对宗教和道德的批判

1908年卡莱基进入维也纳的特蕾西娅专科学校学习，从那时起，他就对哲学问题发生了兴趣，他并尝试写了一本题为《客观是道德的基础》的哲学小册子。1914年卡莱基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和近代历史，他当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学哲学教授。1917年卡莱基提交了博士论文《客观是道德的基础》，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答辩。这篇论文正是从他早年的那本哲学小册子中发展起来的。在此基础上，他接着发表了《道德与超道德》、《新贵族》等一系列哲学、政论作品。卡莱基的这些思想、观点是当时欧洲社会思潮的缩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相当一批欧洲知识精英反思战争的历史、文化原因。他们痛苦地认识到，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给欧洲带来了物质繁荣，但同时也产生了精神空虚、道德沦落的社会弊端。世俗的理性主义并未提高欧洲人的道德标准，相反给各国带来空前的战争灾难。对此，他们渴望回归旧有的文化传统，或是寻找一种新的思想道德体系，对欧洲的精神进行彻底救赎。正是在这种反思浪潮的推动下，卡莱基开始深入思考欧洲的历史命运问题。他指出，欧洲的衰落是有着深刻的思想道德原因的，“首先有欧洲人的堕落，才有欧洲的衰落”。他还认为，20世纪初在欧洲上演的世界大战悲剧，正是欧洲人几百年来道德持续衰落的必然结果。

卡莱基所说的道德衰落是指基督教道德的衰落，在他看来，基督教道德的衰落是基督教神学体系坍塌的伴生物。在中世纪，宗教、道德、科学是三位一体的。基督教道德是植根于基督教神学之中的。教会传扬的道德是上帝主宰下的世界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更涉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因此，谁要是动摇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谁就动摇了道德的基础，也就破坏了道德本身。在这里，卡莱基强调了哥白尼日心说的划时代意义，即它“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统治，从此，地球和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的命运从一种宇宙属性开始转化为一种社会属性。在公共生活中，人和政治逐渐走向前台，上帝和宗教退居二线”。哥白尼开创的事业，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被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发扬光大。康德颠覆了有神论，达尔文推翻了创世说，对圣经的批判和考古学的发展倾覆了对神灵的信仰。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成为一种迷信和一部伪造的历史。随着基督教神学基石的坍塌，建立在此之上的宗教道德大厦也开始崩溃了。在卡莱基眼中，这是一段长达四五百年的、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是15、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人们脱离了教会的繁文缛节。然后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让人们脱离了教会的神学体系。最后是19世纪唯物主义的大发展，让人们远离了宗教信仰，同时也抛弃了基督教的道德观念。

在上述诸历史阶段中，卡莱基认为，是启蒙运动决定性地导致了基督教道德的衰落。他认为启蒙思想家在挑战基督教神学信仰的同时，幻想着保留基督教道德伦理传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卡莱基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比喻：“这就像把地基毁了，房子拆了，却想保留屋顶一样。”没有对神的信仰，也就没有一个价值体系，没有价值体系，也就没有道德。启蒙运动导致基督教神学的破产，随后必然是基督教理想主义价值体系的破灭，最后就是基督教道德的沦丧。卡莱基认为，启蒙思想家们试图用人的道德权威替代神的道德权威，企图把天堂地狱对人的管束转化为人的良心的自我约束。但他们最终发现，当人失去了和宇宙万物的联系，失去了和神的联系，就变得不爱神了，人们开始自爱，这也让人变得更加自私。上帝在欧洲人的信仰中死去了，在宗教上，他们成为怀疑论者，伦理道德上，他们成为玩世不恭者。对此，卡莱基评论道：“在对待道德问题上，启蒙运动并不成功，启蒙运动消灭了旧有的基督教世界观，但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观。……客观上，启蒙运动为建立一种新的宗教、道德体系留下了空间。”三、卡莱基对“超道德”思想价值体系的构建

在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方面，卡莱基首推启蒙运动晚期的德国诗人歌德和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歌德是信奉宗教的，尽管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他相信价值。尽管他自己不是道德伦理学家，但他是一种新宗教、新道德的预言者。这个宗教是泛神论的，道德是美学的。”在卡莱基看来，歌德是个建设者，是“启蒙运动的正极”。因为“他用创新取代批判，用宗教战胜怀疑，用理性的启蒙战胜非理性的启蒙”。相比之下，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个破坏者，是“启蒙运动的负极”。虽然他抨击了天主教会的黑暗，但是未能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在价值观创新方面，卡莱基首推哲学家尼采，盛赞他是“后基督教学说的创立者”。卡莱基认为，尼采从根本上改变了道德的价值基础，他把基督教道德的神学基础转换成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美的价值体系。“尼采尊崇的不再是圣人，而是英雄，不是悲天悯人者，而是勇敢者。不是善良的人，而是高尚的人，不是好人，而是贵族。他用人的美学理想代替了人的道德理想。”因此，卡莱基盛赞尼采是“哲学上的哥白尼，道德伦理学上的哥伦布”。在他心目当中，歌德和尼采是欧洲精神革命的领袖。他们为建立欧洲未来的宗教、思想价值体系奠定了基础，为拯救、更新欧洲的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受尼采哲学的启发和影响，卡莱基试图构建一种所谓“超道德”的思想价值体系。他认为，在基督教道德衰落后，应该有一种新的思想道德来替代它，新道德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应当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它应该是科学的，而非愚昧的，是理性的，而非感性的，这就是所谓的“超道德”。卡莱基进而解释道，“超道德”的目标是“美”，是向着“美”去“发展”。美是活力，是和谐，是支配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他对“超道德”的认识是三重的：既是上帝的，也是自然和人的。受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影响，他认为，上帝是不关心道德问题的。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善与恶、幸与不幸的问题，否则世间就不会有野兽、疾病和可怕的灾难。事实上，上帝的原则是美的原则。大自然的盎然生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自然只有一种指令，那就是美的指令。它命令鲜花，开放！它命令树木，成长！它命令动物，繁殖！所有的生物，都要美，要强大，要发展。达到某种特定的美是所有生物的最高责任。”同样，卡莱基认为，作为宇宙和自然中的人，首先追求的是“超道德”的原则。特别是从人的本能来看，人追随的是宇宙万物生存、发展的法则。道德是第二位的。人类社会无处不体现着“超道德”的原则。历史上的伟人、英雄、天才、智者都是“超道德”的化身。古罗马的凯撒、近代德国的歌德等都不是圣人，而是“超道德”的杰出代表。卡莱基还指出，民众都有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美”的原则尊崇辉煌、奢华的倾向，他们被美的事物所鼓舞，所震撼。这种美学动力是王朝统治千百年来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超道德”的理想和精神，例如对荣誉、尊严、统治、权力的追求和向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超道德”的思想反映了卡莱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失望和不满。他梦想着发明一种后基督教时代的道德价值体系，来阻止欧洲道德的衰落，挽救欧洲的命运。正是从这些哲学观念出发，卡莱基运用逻辑推理，逐步引申出“新贵族”的政治理念。他认为，既然“美”是自然、社会的基本法则，那么，在人类社会中，自然应该由少部分强者来统治大部分弱者。而且也只有这少部分强者才会真正信奉、拥有、遵循“超道德”的观念。就像古代的贵族和骑士，他们的理想是超道德的、浪漫的，追求的是唯美精神。卡莱基还发现，现代市民社会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市民的理想是道德的、现实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在这样一个“道德”社会中，多数弱者统治着少数强者，完全违背了“美”的自然、社会法则。在他看来，非物质化的、少众的、专制的、唯美的古代社会，是与物质化的、大众的、民主的、唯利的现代社会相对立的。而前者无疑更能体现“美”的原则，更符合“超道德”的评价标准。因此他相信，如果欧洲想完成自我救赎，就必须摒弃现代的“唯物主义”和“玩世不恭”，在精神上大力弘扬“超道德”。同时，在政治体制上用少数人的专制取代多数人的民主制。卡莱基所说的少数人专制不是简单地复辟古代的贵族统治，而是对现代民主制的超越，属于后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四、卡莱基的“新贵族”政治观

卡莱基解释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前后两个贵族时代的过渡期，即封建的武士贵族时代和精神的社会贵族时代。封建贵族时代正在退却，精神贵族时代正在形成。中间的这个过渡期叫民主时代。”他称赞“贵族统治体现的是质量原则”，贬低“民主体现的是数量原则”。卡莱基还进一步批判道：民主选举产生不了真正的社会精英，恰恰相反，大众选出来的都是“被金钱支配的伪贵族”。“一群道德、智慧有限的大众去选择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这种所谓的民主选举极易形成对大众的误导和收买，造成那些政治煽动家和大资本家当权。所谓的平等选举其实是不公正的。因为它给懒人和勤人，给没文化的人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以同等的权力。所谓的直接选举只是让选民认识到候选人的口才，他们对候选人缺乏基本的了解。选一个人，不去考察他的人品，却只听他的政见，这种选举会牺牲统治的质量。”为了彻底革除上述弊端，结束金钱和“伪贵族”的统治，欧洲社会“必须牺牲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民主，用新贵族的统治来取代民主制”。

对卡莱基来说，要进行新贵族统治，就必须解决以下根本问题，谁是新贵族？怎样选拔新贵族？他认为，“贵族是一少部分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他们是公民中的出类拔萃者，每个民族都有这样一批人”。“关键问题是，怎样找到、鉴别出这样一批精英人士。”对此他总结道：在人类历史上，共有四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生育、革命、教育、选举。他首先摒弃了生育法，认为血统贵族的传统不值得留恋。因为“生育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前提下，即人通过遗传可以继承某种优良的品质，这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对此，卡莱基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世代相传的王朝统治中，很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遗传了什么优良的品质。”其次，他排除了用革命选拔贵族的可能性，因为“在革命年代……在精神、体力和行动上胜出的人成为贵族。尽管这个办法很有效，但无法让人接受，因为它的代价太大了”。最后，卡莱基设计了“教育”加“选举”的新贵族选拔方案。在教育方面，他力捧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认为这是未来欧洲贵族制学习的榜样：“各个阶层的精英都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国家的最高统治阶层。通过考试来挑选最有智慧的人，用学者和知识精英来进行统治。”他还告诫一战后的欧洲人，不要因为近代中国衰落了，就低估了科举考试的伟大作用，而应看到，“这样一种科考选拔制度，曾经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幸福、最有文化的帝国，它的人民最正派、最知足、最和平”。与此同时，卡莱基指出，考试制度是不完美的。它的弊端在于“忽视了品质、天资、能力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我们经常看到，学习好的人并非都是生活中的强者”。因此需要其他的方法来补充、完善选拔制度。在“选举”方面，卡莱基力荐“委员会制”。“要用一种间接选举制度代替直接选举制度。领袖不是由大众直接选出的，而是由代理人间接选出，也就是委员会的体制。一开始，可以由村镇居民选举自己的领袖，这样可以保证大家对候选人是熟悉的。然后再由这些村镇领袖选举出省市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这种层层选举的办法可以把那些平庸的候选人排除在外。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无论其财产多少。”卡莱基还梦想着，由选举产生的社会贵族组成上院，由考试选拔出来的精神贵族组成下院。有了两院制的互补优势，作为统治阶级的新贵族一定能够带领大众向着更高级的、更“美”的社会目标前进。

卡莱基的“新贵族”政治思想，基本属于魏玛德国时期“保守革命”的思想范畴。这种思想既区别于极端保守派的王朝复辟思想，也不同于列宁的激进革命主张。“保守”特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和西方民主制的政治立场。“革命”特指与魏玛民主制决裂的激进态度。一战中德国战败，德皇退位。战后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国家——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内共产党人的起义与君主派的复辟接踵而来。在国外，法、英等战胜国强迫德国履行带有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德国国内民怨沸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种种内忧外患，一批右翼社会精英纷纷发表言论，表示他们对西方文明前途的担忧，表达对西方民主制的不满。他们不相信舶来的议会民主制能够肩负起复兴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使命，梦想着建立由少数精英统治的专制社会，来挽救德国和欧洲的命运。像当时的哲学家施本格勒，就是“保守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慨叹西方文明的衰落，对于德国和欧洲未来的政治制度，他认为，“一个民族迫切需要精英的领导”。他预言，欧洲社会专制主义的征兆很快就会更加清晰、更加自觉，而且一览无余。卡莱基的“新贵族”思想与这种“保守革命”的思想最为接近。这两种认识都崇信权威，崇尚精英领导，在反对君主制复辟的同时，怀疑西方的议会民主制。需要指出的是，卡莱基的政治观不具有“保守革命”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内容，这一点与他后来倡导“泛欧”联合思想是一致的。五、“新贵族”政治观对“泛欧”联合理论的影响

卡莱基保守的“新贵族”政治观，对其“泛欧”联合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影响。在理论方面，卡莱基的“泛欧”理论并不具有“民主”色彩。早在“泛欧”运动伊始，卡莱基就号召：“欧洲大陆上的所有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联邦制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说，“泛欧”联合的政治内涵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事实上，卡莱基对民主制仅仅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在他看来，既然一战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民主派赢得了胜利，那么就只能承认现实，在此基础上先联合起来。因为总不能“在欧洲各国发动战争，推翻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然后再搞欧洲联合”。对于“欧洲合众国”的未来，卡莱基从不认为是民主主义的。相反，他强调：“我对精神贵族的前途和必要性的看法没有改变。”在“泛欧”联合的实践方面，卡莱基同样对联络欧洲的保守势力情有独钟。卡莱基标榜“泛欧”联合是“超党派”的，“是一项外交方案，它不涉及党派利益。”为了争取广泛的支持，卡莱基既与民主国家合作，又寻求法西斯独裁国家或其他专制国家的支援。他既结交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又成为意大利“元首”本尼托·墨索里尼和奥地利首相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的座上客。无论是民主派，还是大独裁者，只要有利于“泛欧”联合的事业，卡莱基都积极联系。即便如此，卡莱基在“泛欧”联合的实践中，还是逐渐地、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政治上，他最终与欧洲的保守派意气相投，走到了一起。二战期间，卡莱基流亡美国，继续在美宣传“泛欧”联合思想。在这里，他与流亡中的奥地利正统派复辟分子打得火热。这些人一心梦想着在战后恢复奥地利的君主制，重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卡莱基与曾经的皇储、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卡尔·哈布斯堡的长子奥托·哈布斯堡往来频繁，为他提供外交方面的咨询，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战后。50年代后期，在卡莱基的安排、支持下，奥托·哈布斯堡当选为“泛欧联盟”副主席。卡莱基又很快宣布他为主席的接班人。1972年卡莱基去世，奥托·哈布斯堡成为“泛欧联盟”主席。至此，“泛欧运动”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一览无余。结论

卡莱基不仅提出现代欧洲联合的主张，他还对欧洲几百年来的历史命运做出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认为，启蒙运动在批判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同时，也极大地撼动了欧洲的道德基础，造成了道德的衰败。而道德衰败是欧洲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尼采哲学的影响下，卡莱基试图为现代欧洲寻找一种新的“超道德”解决方案。从“超道德”的哲学思想出发，他构建了反民主的“新贵族”政治观念，从而为其“泛欧”联合主张打上了保守主义的政治烙印。卡莱基认为民主是一种现代的、物质化的、大众的政体形式，贬斥民主是“数量原则”，是大部分庸人在统治社会。他向往的是未来的、精神化的、精英专制政体，渴望的是少而精的“质量原则”。他从不认为“欧洲合众国”的政治前途是现代民主制，而是后现代的“新贵族”专制。卡莱基虽然承认现代物质社会的进步性，并幻想在精神上有所超越，但这种超越的思想动力和源泉却来自于封建贵族的精神世界。他虽借用了后现代的理论外壳，但表达的却是保守贵族的政治诉求，因此，卡莱基的政治思想不属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刘作奎编辑、通校）

在“文化民族”与“永久和平”之间：18世纪知识精英的欧洲建构

欧洲虽然相对年轻，但也曾有过自己的古老时期，对这样一种文明来说，其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有论者如此形象描绘道：“从古希腊起，欧洲人一直游移在理智和想象之间，在行动自由和法律之间寻求平衡；主张人类传统理想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期望万物和谐、平衡。而平衡的本质是不平衡。正是这样，伴随着欧洲人光明灿烂的另一面是黑暗的阴影。这种欧洲精神的相对性，反映在从古希腊到古罗马文明，从拜占庭文明和拉丁-日耳曼文明的演变过程中。”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欧洲之发展及其精神结构至关重要。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发覆：其一，欧洲人的二元观和平衡诉求；其二，平衡-不平衡的相辅相成关系；其三，欧洲精神的相对性，尤其是纵向演进的变化和恒定结构的生成，主要是拉丁-日耳曼-斯拉夫文明结构的形成。

基督教对欧洲的征服，乃是文明史上极为关键的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宗教势力扩张，更在于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来彻底改变爱琴文明的本质特征。因为正是“随着宗教一体化，欧洲统一的思想随之出现。欧洲统一的思想甚至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信仰。”而正是“基督教世界统一的结构揭示了许多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能够宽容的特征。”这一宏观历史背景是给欧洲注入鲜活生命力的重要标志。确实，离开基督教背景，我们很难完全理解欧洲文明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我们还必须承认的是，对当下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毕竟还是近代以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其背后的主要思维模式仍是源自于古希腊的逻各斯路径。

美国学者埃里克·沃格林曾如此说道：“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每个社会都承载着在自身的具体境况下创建某种秩序的责任，这种秩序，基于神的或人的目的，将赋予该社会生存的事实以某种意义。寻找可以恰当表达这种意义的符号形式的努力，尽管并不完美，却也不是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失败。……尽管不存在一个简单的贯穿历史始终的进步或循环模式，历史进程仍可被理解为一场实现真正秩序的斗争。然而，就任何一个参与这一进程的特定社会，其秩序中都找不到这种可被理解的历史结构。它不是一项关于人类或社会行动的计划，而是一个需要在时间的长河中进行追溯性辨察的现实，这一事件的长河从观察者所处的现在延伸到无限的将来。那些仍然生活在基督教轨迹中的历史哲学家们将这一历史结构称为神意，而那些受到启蒙运动创伤影响的历史哲学家则将其称为理性的狡黠。无论哪种说法，他们所指的都是一个超越特定人群计划的现实——这一现实的起源和目的都是未知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行动而被理解，只有过去已经展开的那部分进程是可知的；而且，可知的程度也仅限于从这一过程本身所产生的认知手段达到的范围。”这种概括既精辟又有包容性，也就是说，在这里，“两希文明”本身存在的那种先天矛盾似乎得到了调和，不是那么水火不容了。可不是吗？“神意”与“理性的狡黠”似乎不约而同地都要走向同一路径，就是去寻路，寻出那种结构性的秩序。设若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冥冥历史演进过程之中确实存在那样一条秩序之链，而即便再了不起的伟人巨子，都不可能摆脱这条秩序之链而生存？

若要追溯于此，则必然回避不了那些星光闪烁的思想巨子。譬如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德国的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英国的培根、斯密、洛克等等。后来人感慨万千地说：“过去的欧洲思想家无不使用拉丁文，这本身就象征了精神生活的统一。显然，它涉及深层的精神生活，即作为精神本质的原则。至于这些原则的运用和精神的实践活动，不同的民族则有不同的体现，换言之，多样性是其规律。谁会否认科学工作的方式、理论的表述、理念的使用有法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之分呢？”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拉丁文作为统一的学术语言，当然有它的优点，至少有“书同文”的沟通便利，但民族语言的兴起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之中毕竟也是一种进步，因为舍此则民族国家的建构恐怕不太可能。这个关系多少有点类似中国的文言文和白话文。文言文当然是典雅而高贵，但其传播显然受到阻碍，白话文在这个方面的贡献就大了。故此两者并非势如水火，难以沟通。

伏尔泰对欧洲地位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在1767年就认为：“欧洲正在形成一个精神高尚的庞大共和国。”然而，从19世纪开始，这种秩序似乎被颠倒了。法国思想家班达批评说：“你们开始瞪着大眼，注意你们根据自己的民族性而展现精神的不同方式。你们开始发挥这些民族模式，叫嚷自己的是精美绝伦的，而旁人的则是可怜兮兮的。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确定和把握这些民族模式的特征、起源及其精致的表达。你们还鄙视精神活动的共同基础，只求把握它的这些特殊表现，而且认定只有它们才配值得你们的尊敬。在德国思想家那里，始作俑者是莱辛和尼布尔。随后在意大利，由乔贝蒂发其端。在法国，巴雷斯是第一人。于是，各国人民都附和你们。于是，在我们的耳边不断回响的只是‘法国的’科学、‘德国的’科学、‘拉丁的’文化、‘日耳曼的’文化。你们知道其后果吗？你们知道你们是怎样成功地把各民族之间简单的政治对立转变成刻骨仇恨，并且导致无可挽救的战争吗？！”如果我们将这点回溯到18世纪那代精英的对欧洲的理解上，可能更容易得到呼应的回声。伏尔泰曾这样理解欧洲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基督教欧洲（俄罗斯除外）可以视为一个与分为若干邦的大共和国相类似的国家。这些邦之中，有的是君主政体，其余的则是混合政体；有些奉行贵族政治，另一些则奉行平民政治。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彼此相互来往。它们虽然分属若干教派，但是全都具有同一宗教基础；全都具有相同的、在世界其他地区尚不为人所知的公法和政治原则。”在这样一种结构中，俄国是被排除在欧洲之外的，而欧洲至少在地理范围上涵盖了部分俄国。可无论如何，作为各国共同体的欧洲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政体如何、制度怎样，欧洲确实具有共通性，其文化差异甚至一点都不比民族国家差异小，譬如欧洲的地分南北就显示了拉丁民族与条顿（日耳曼）民族的区分。而作为整体的欧洲曾经有过的这种基本结构特点，甚至影响到在新大陆构建上的关系，譬如在美国内战之中的南北之争：“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从种族来源上就非常不同，一方大多数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而另一方主要是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他们被分割开，在不同的地区生活，从事的职业也不同。这两个民族互相认为彼此是竞争对手。”但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仅应当能识其异，而且更应“别其殊”。

康德可能是承接法国思想，同时开辟德国道路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在康德心目中，人乃是“大地之上唯一有理性的被创造物”，而“一个被创造物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种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突出于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的界限。但它并不是单凭本能而自行活动的，而是需要有探讨、有训练、有教导，才能够逐步地从一个认识阶段前进到另一个阶段。”就此推论开去：“每一个人必须活得无比的长寿，才能学会怎样可以把自己全部的自然禀赋加以充分的运用；否则，如果大自然仅仅给他规定了一个短暂的生命期限（就正如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那么理性就需要有一系列也许是无法估计的世代，每一个世代都得把自己的启蒙流传给后一个世代，才能使它在我们人类身上的萌芽，最后发挥到充分与它的目标相称的那种发展阶段。”这倒是一个绝妙主意，人类生命应当无限延长，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人世苦短，其乐无穷。而这种世代延续的启蒙承传理念，则明显地表现出康德的线性进步的理性观念。但如果深入推敲，其实这本身就证明了理性的悖论存在。

在康德看来，“大自然要使人类完完全全由其自己本身就创造出来超乎其动物生存的机械安排之上的一切东西，而且除了其本身不假手于本能并仅凭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幸福或美满而外，就不再分享任何其他的幸福或美满。”但仅仅是有美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达到目的的具体工具或手段：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于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才感到他的自然禀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意思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会处处都遇到阻力，正如他凭他自己本身就可以了解的那样，在他那方面他自己也是倾向于成为别人的阻力。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明本来就是人类的社会价值之所在；于是人类全部的才智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趣味就形成了，并且由于连续不断的启蒙就开始奠定了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可以把粗糙的辨别道德的自然禀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化为确切的实践原则，从而把那种病态地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其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每个人当其私欲横流时都必然会遇到的那种阻力就是从这里面产生的，——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伽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人类若是也像他们所畜牧的羊群那样温驯，就难以为自己的生存创造出比自己的家畜所具有的更大的价值来了；他们便会填补不起来造化作为有理性的大自然为他们的目的而留下的空白。因此，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自然禀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是大自然却更懂得是什么东西才会对他们的物种有好处；大自然要求纷争不和。人类要求生活得舒适而满意；但是大自然却要求人类摆脱这种怠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之中去，以便找到相反的手段好把自己非常明智地再从那里面牵引出来。这种趋向的自然推动力、这种非社会性的及其贯彻始终的阻力的根源——从这里面产生出来了那么多的灾难，然而它同时却又推动人们重新鼓起力量，从而也就推动了自然禀赋更进一步地发展——便很好地显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而并非有某个恶神的手搅乱了他那庄严宏伟的布局或者是出于嫉妒而败坏了它们。

康德在此极为精辟地揭示了人的二元性特征，就是“社会化”和“孤立化”的并存，或如歌德所谓“一体二魂”。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似乎将这种人性特征归之于“天定”，即所谓的“大自然”（或“造物主”），这倒多少和他的师祖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观点相一致。人类的各种智力的发展似乎都与大自然那种“看不见的手”有关系，由此，自然就成了推动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这样，康德就导向了下一个重大问题：“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在他看来，“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状态。”康德指向了“国家共同体”，实际上就是指各民族国家联盟的国际政府，认为其虽然轮廓粗糙，但希望无穷：“在经过许多次改造性的革命之后，大自然以之为最高目标的东西，——那就是作为一个基地而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禀赋都将在它那里面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终将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从最初的天人关系到具体的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康德的政治哲学意味其实非常浓厚，他将一个非常抽象的形而上哲学元问题最后转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甚至政治层面操作的计划，公民社会、国家宪法乃至国际政府，一层层均紧密相连接，并与最后那个“看不见的手”息息相关，如此则“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果然是天才哲人的妙手构作。而这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张载）的苦心孤诣，也必然会在哲统（哲学传统）之中得到后来者的呼应。

1789年5月26日，年及而立的席勒在耶拿大学进行他为人师者的首次学术就职演说，题为《何为普遍历史及普遍历史何为？》。其实承接的，正是康德之思路。他在区分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学者”与“哲学之士”之后，最后特别强调了“不朽”的意义：“在我看来，每一份功绩都打开通向不朽的一条路径，通向真正的不朽，即便创造者的名字会滞后一时，可事功会在不朽中永生，并召唤着后来者。”这里的真正不朽之路，当然首先不应忘却的，正是席勒“师承”和效仿的康德典范。

这里要特别提及康德在晚年所提出的“永久和平论”，因其作为德国哲学与世界思想的头脑，此思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认为：“人与人生活于相互间的和平状态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那倒更是一种战争状态；也就是说，纵使不永远是敌对行为的爆发，也是不断受到它的威胁。因此和平状态就必须是被建立起来的，因为放弃敌对行为还不是和平状态的保证；并且除非它能被每一个邻人向另一个邻人所提供（然而这是只有在一种法治状态下才可能发生的），否则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对之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当作是敌人。”虽然是法、德启蒙的标志性代表人物，但康德与伏尔泰明显有代际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思想的承继和发展的特点。如果说伏尔泰确立了欧洲特性及理想模式的话，那么康德则试图进一步从理念到落实层面进一步具体规划，给出一个更加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指南。虽然“永久和平”的概念可能至今仍有超前之嫌，但它显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非乌托邦精神，这是人类必须争取的“自保前提”。二、从赫尔德到班达：从发覆“文化民族”到超越民族主义

如果说在法、德精英的理念层面，都充满了世界理想的浪漫情绪，那么为什么在政治社会实践中却往往是逆向而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斗争，甚至杀伐战争不断？这其中固然有传统自古有之的现实利益冲突，乃至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但就现代进程而言则不得不追溯到民族国家概念的发覆，尤其是“文化民族”概念的产生。班达曾对此痛加批判，这站在他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当然可以理解，可是任何问题都并非空穴来风，总有其顺理成章的一面，这一点用来理解赫尔德对“文化民族”概念的发覆也同样如此。

作为18世纪德国精英的赫尔德，其“文化民族观”相当清晰，他特别强调共同语言——德语是建立德意志民族的根基所在。1776年，赫尔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论近代德国文学》。他十分强调语言在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充分强调母语写作的重要性的同时，更指出要有“求学意识”，德语还应当学习希腊语的纯朴庄重、拉丁语的温和适中、法语的生动活泼、英语的简练丰足、意大利语的诗情画意。他始终以德国人的视角来考量文学的使命：“我们在德国工作便如同建造巴别塔时一样艰难，不同趣味的流派、诗艺上的各种分野、思想上的诸多学派彼此论争激烈；既没有共同的首都，也没有共同的利益；既没有共享的伟大承担者，也没有共享的制订法则的天才。”这就必须要回到赫尔德所生存的历史语境，当时德国在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四分五裂，按照恩格斯对当时德国历史状况的经典描述就是：“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什么都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到全体人民之中。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如此可悲的国家现状，怎能不激起民族精英分子的痛心疾首？所以也就难怪，像海涅这样的民族诗人要痛呼，“德国眼下还是个小孩”！海涅时代尚且如此，作为其前辈的赫尔德发覆“文化民族”概念，试图通过文学与文化的知识建构振作德意志民族的向心力，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足为怪。

但有一点需要仔细区分，即伯林有关赫尔德的两段话似颇为矛盾，一方面他说：“赫尔德绝不主张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侵略和培植民族自豪感，他痛恨这些东西。”另一方面他又说：“赫尔德是受着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压迫的各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伟大倡导者，最后也成了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各地的政治民族主义的伟大倡导者。”但我们说赫尔德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主要是在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那要等到费希特与黑格尔时代了。这里有一个大的背景值得注意，即拿破仑对德国的征服。1803年时，赫尔德即已辞世，而拿破仑对德国的侵略要到1806年才全部完成。所以席勒（死于1805年）的最后剧作是《威廉·退尔》，主要是针对这个大背景，而赫尔德则没有经历这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所以其论述语境是应有所区分的。当然，由文化到政治，并非“楚河汉界”，可以划分得一清二楚，有的时候，界限是很模糊的。赫尔德虽然始终将自己定位在文化史的宽广领域中，但他在政治史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却也同样是事实。

赫尔德强调：“没有哪个民族曾经或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不变；每一个民族，就像艺术、科学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东西，生长、开花和衰落各有其时；这些变化中的每一种，都只持续最短的时间，是人类命运之轮可能赋予它的时限；最后，世界上没有两个时刻一模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德其实还是客观的，他并没有为自己民族的发展建构起一种特殊理论，而是明确指出民族发展变化的有限性，将其规律化，说到底是，“大同中还是有小异”。而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康德的昔日弟子、现今是论敌的赫尔德，其理念形成是在对师辈的“创造性叛逆”过程中显示的。他对于康德的理性观显然不以为然，“概括言之，当哲学家最真诚地希望扮演神，自信满满地计算世界的完美，就是他最野蛮无知的时刻。他坚信所有东西都是按直线有序进行的，一人接着一人，一代接着一代，都在依着他的理想逐渐进步而臻完美！”这明显就是对启蒙理性的彻底否定，对于这种抨击，康德当然不能坐视，他在书评的最后就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人类就是指一系列朝着无穷（无限）前进的世世代代的总合，并且我们假定这条线索是在不断地趋近于和它并肩而行的它那天职；我们要是说它在各个方面都在渐近于这一天职并且在整体上也是与之相符合的，这种说法就并没有任何矛盾。换句话说，人类的世世代代之中并不是哪一个环节而只有整个的物种才能充分完成它的天职。数学家就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阐释。哲学家则认为：人类的天职在整体上就是永不终止的进步，而它的完成则在于一项纯粹的但在各个方面又是非常有用的有关最终鹄的的观念，我们在这上面必须依照天意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努力。”这答案响亮而又明确，不但再次肯定了启蒙理性的路径——为人类指向光辉的未来，而且再一次提升了哲学家的话语权。进步不仅是一种规律，更是人类的天职！在我看来，其实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就是绝对的非此即彼，或则更多出于场域论战的需要，而不得不将自己的观点推向一个极端。如前所述，启蒙运动自有其必然的历史语境和逻辑，浪漫思脉自然也有着自身的悠久秘索思传统，两者之间本应是交融互补、彼此沟通才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谨守人本、懂得敬畏的赫尔德似乎还是更值得欣赏。赫尔德对人的局限性看得很清楚：整个世界是一个深远，神一眼便尽览无余。我却站在谷底，无论转向何方，都找不到出路。我看到一件无名的伟大作品，但它其中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名、声响和力量！我并不觉得自己站在所有声响和谐汇聚的那一点上。但是，我能在自己的地方听到那减弱的、令人迷惑的声音也自有一种和谐。这我是知道且听到了的。这一和谐同样加入颂扬的和声，唱给那唯一者听，对他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没有意义。人的耳朵只片刻停留、听到几个音符，通常都是五音陈杂，令人心乱。很有可能，这耳朵一出来，恰巧碰上调音，不幸被卷入不和谐的漩涡之中。现代的“启蒙”人，不单是想要在一瞬间听到所有的音调，还要听那最高处的声音！他要反思整个过去的时光，还要代表整个丰富多彩的造物界的目的。这是何等的幼稚狂妄！毋宁说是这样：这个早熟的孩子不过是他前面一个短暂即逝的音符的回音，或整个和弦中的一部分而已！

这个比喻用的真好！人类走向启蒙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更多或许可以理解为西方历史语境中的运动性事件，但确实也有过犹不及的一面。而赫尔德攻击的，正是将这种思维引向极端后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人类在走向理性的同时，应始终不忘天生为人、感性难却，在颠覆神座的同时，理应保持戒惧，心存敬畏。赫尔德继续宣示自己的基本立场：“无论我是什么，天堂来的声音告诉我，和万事万物一样，我在自己的位置上有意义。万事万物都被赋予了能力，为的是要在整体中尽力；万事万物都依着自己能力的限度感受幸福！普天之下同胞物与，有哪样东西在来此世界之前要比其他东西优先？即便万物之天意与和谐，要求我的邻居做一只金碗而我只能做泥罐（因为我从目的、材质、存续、感受和能力来说都是泥罐），我能和造我的大师争吵吗？我既没有被忽视，也没有高居其他造物之上。感受力、行动和能力在整个人类中分配。水流在这里切断，在那里重又汇合。得恩赐多者必回报以多劳。得丰富感受力者必用它们来勉力作为。我相信，人要反思历史之河的言说和沉默、启示和隐藏，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开拓我们的识见的了。这就是宇宙历史之光照亮给我们看的。”这是第二条原则，坚守位置。其实剥去赫尔德貌似浪漫的外衣，他还是有着浪漫理性的意识的，这样一种位置选择和坚守立意，不正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吗？而康德那种执律固执（以为自己掌握了人类发展史规律）的态度，其实不更多是一种理性浪漫的姿态吗？

班达在1932年强调说，欧洲应走出民族主义的藩篱，“就欧洲的物质存在而言，欧洲不应该自满，不应该只是民族主义的二次方”。班达说的当然是对的，但在赫尔德时代，其时代任务却是建构民族主义。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此时是龙种，彼刻可能就是跳蚤；而此时是跳蚤，日后未必就不是龙种。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可为例证。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或可做此看。对于这种冲突，常规国家（小国）人士可能更有感触，譬如比利时诗人（法语）维尔哈伦就这样看待欧洲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欧洲正在变成一个整体。今天不可能再有纯粹的法国人，纯粹的德国人或纯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一个混合的大陆种族已经被创造出来，它在未来比当前更具合理性。我们的时代是具有广泛的好奇心的、热情探索的时代，是物质和精神交流的时代，它加速了这个种族的形成。既然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源于一个人类群体，并且急切地要给这个群体取个名字，我们就扩大了关于民族的观念。每天都有上千种交往在强化我们意识上的团结，仅就艺术而言，上千次展览会、上千种杂志、上千种报纸每时每刻都让我们相互了解。”他这样一番论述，倒是与美国的民族形成颇有相似之处。看一看那个当初的蛮荒之国，可它拥有何等的帝国气象啊，“世界尔所有，法律尔所订，帝国疆土广，尔曹霸业兴”！但对欧洲来说还是不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长期的种族形成过程，有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有自己的制度和社会风俗，所以欧洲真的要走向一个整体，其难度和意义都远非一个新建试验国（如美国，如加拿大，如澳大利亚）可以比拟。所以胡塞尔会说：“欧洲的未来无非走向两端，要么在仇恨和野蛮中沉沦，要么在哲学的精神中重生。”那么，究竟欧洲会走向何方呢？从欧盟的发展道路来看，欧洲政治精英显然是意识到极端性走向的危险，而努力试图在构建一种重生之可能。

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是应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建成的那样；同样，世界主义也是应该在民族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达致其理想建构。这其中深蕴“物极必反”之理，也符合易经和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物未至极，而欲其反，即便不是缘木求鱼，多少亦迹近拔苗助长。所谓“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没有到一定的时候，就必然不能水到渠成。而真正的民族主义该在谁家，则值得追问。三、欧洲的罪孽与理想：在欧洲化与全球化之间

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欧洲更是致命性的打击，曾经的雄主沦落破败，昔日的大国风光不再，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因其文化底蕴不同也表现出极为相异的风范。丘吉尔要谈的是“欧洲的悲剧”，这位政治家用诗意的语言来描述欧洲：“这个神圣的大陆，总体上包括地球上最美丽和最富饶的地区，有着温和而稳定的气候，是西方世界一切伟大民族的故乡。它既是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道德的发源地，也是古代和现代多数文化、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源地。欧洲一旦统一，共享共同的遗产，其三四亿人民将会享有无限的幸福、繁荣和辉煌。然而，正是在欧洲，出现了由条顿民族引起的一系列可怕的民族主义的争端。”在这里，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将战争责任乃至原罪感留给德国人，这不但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切割方法，更显露出胜者为王的狭隘思维方式，而且明显是置身事外的态度，显然不能代表精英人物的境界。如此看来，我还是更欣赏法国知识精英的反求诸己，譬如莫兰如此反思欧洲问题：欧洲那些曾经推到极端和传播全球的狂热追求有：荒唐的“拯救”，宗教不宽容，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工业主义，技术官僚主义，对权力和利润的渴求，对发展的崇拜，对人类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摧毁。欧洲将这些瘟疫传播给了世界，而这些瘟疫则是由牵强的简单化、单边主义，以及激化各种主义并将其付诸现实的因素衍生而来的。我们已经自作自受，我们经历了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悲剧的顶点，我们开始一点点产生出抵抗种种自己培育的病毒的抗体，我们将可以帮助世界进行消毒以抵御这些由我们带来的瘟疫。我们开始明白，和最坏的民族主义斗争的最好办法是通过超国家的各种联合方式来维护和捍卫各民族的权利。我们开始明白，和最坏的极端主义作斗争的最好办法是维护发展所有的宗教和精神启示，让各宗教通过对话来揭示它们之间一脉相通的深层联系。我们开始明白，全球性文化完全不需要清一色的世界，相反，全球化要求的是通过复杂形式的对话交流来让不同的文化争芳斗艳。欧洲应该永远不再以一元和唯理化的眼光看问题，相对于其他文化，欧洲文化可以发挥一种意想不到的他者的作用，这即是促进文化之间的了解和自我发展。欧洲应该彻底摒弃处于世界中心的优越感，使自己成为一个思想和创新的中心，为人类开太平，建立和重整和睦秩序，让我们的地球家园盛开文明之花。

同样是胜利者，在这里莫兰没有像政客那样将责任归咎于某一个民族，而这充分表现出欧洲人真正大度的气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因为我们同样身受灾难，我们同样肩负责任，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我们必须面向未来，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态度。是否必须仅在政治上努力，见仁见智，不必强求一律，但至少以知识人的良知伦理去守住底线、放开心胸，思考人类的文明命运，则是题中必有之意。这样一种比较，不仅表现出精英个体之间的差距，也显示民族文化的底气有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将18世纪人类的“美国梦”理想的接力棒交给了欧洲，提出了一个新的强大的21世纪“欧洲梦”，这个梦想“敢于提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其所注重的是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具体言之，“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体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之类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无疑饶有趣味：“当我们垂垂老矣，回首一生之际，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与物质积累没有什么关联，却和我们对同胞的热爱，我们作为个体与人类的关联，与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的关联息息相关的时刻！徐徐展开的欧洲梦正在打开通往一个更加深刻问题的大门，那就是生命的意义。究竟什么是存在于这个世界，存在于21世纪人类的意义？”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武力最强的美国，更能代表世界未来的走向？这值得追问，但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法、德（大陆）为代表的欧洲人似乎更具备一种跨越四海的宽阔胸襟，譬如德维尔潘就非常典型地表达了现时代欧洲精英的理想：现在的问题已不仅在于把人类置于中心位置，而是要承认它的要求和向往。人道主义的迫切要求摆在我们面前：这不再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慷慨和空想的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和势在必行之举。这一准则首先表现为必须尊重世界精神。我们绝不能再像前人那样把宇宙简单化，将其幻想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空间”。相反，我们应创造出一些反映宇宙无限多样性的认识、对话和行动原则。我们并不否认无限分割知识的理性和科学方法促成过重大进步，但我们还应为其他一些思维方式恢复名誉，并用它们来思考人类的真实本质：一个负责和自觉的整体。

他非常清楚地表明：“唯有承担起集体责任才能建立国际新秩序。”在这里，曾经担任政治领袖的德维尔潘，以一种超越性的态度，将世界文明史罗织在自己心中，德维尔潘确实是讲得太好了：“从公民到国家首脑，从经济范围到科研领域，在国家和世界层面，我们都应赞同一场精神巨变。这场博弈的关系重大：宇宙的和平与生存取决于我们容纳他人要求的能力和我们思想的广阔程度，取决于我们的政治选择、经济考虑、日常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这种变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长久地渗入政治道德和国际关系中。”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法国人一贯的民族骄傲，而完全是一种承担世界责任的大国风范；政治精英有着知识精英的“灯塔意识”的担当。设若世界如此，人类就必然拥有希望。因为，我们今日所身处的世界，早已是危机重重，我们过早地步入了全球化时代，在自身尚未习得充分驾驭能力的时候，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骑上了全球化这匹青鬃野马，其迅疾无伦固然让主人得利得意，而其彪悍烈性也同样让御者心惊胆战。技术的发达，让我们过早地享受到不该获得的奢侈品；可其埋下的沉重后患，则将一点一点影响到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欧洲精英似乎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开出药方。

说到底，“欧洲是乌托邦和实用主义的双重产物”，“欧洲不仅提供了一种模式，它还给世界带来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一种自满、狂妄乃至嚣张的无愧意识，而是一种充满疑虑和不断寻觅的忧患意识”。如果仅仅因为这是法国人一贯的高标理想而怀疑的话，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的昔日天敌、今日盟友——德国人的看法。勒佩尼斯这样说：“国家社会主义一去不复返，这是事实，对此我不敢贸然表示怀疑。不过，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力和动机很快就会显示其生存能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显示出它们继续存在的必要性。社会冲突在欧洲和全世界越演越烈，是西方生活方式普遍化与实际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缘故。由于这些冲突，社会主义作为制度再也不会在很长时间内与资本主义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他进一步提示了欧洲与全球化语境的关系：我们生活在世界范围内人口大迁徙的时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人们寻求接触了解，人们用武力交往，而后彼此疏远。文化的可译性，即人们之间是否能达到相互理解成了首要问题。生活方式愈趋雷同，人类机遇的不均衡则越大，一方面，文化交往的范围在扩大，出现了一个世界性社会，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变得更加突出。这两个进程使得欧洲不同文化内部的紧张关系大大加重。于是出现了一种表面的全球文化，其基本要素在各地都一样。该文化具有普遍性，因而不再需要传译。但是，它为达到共同理解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由此，他提出了一种世界文明出现的必要性，并希望“其法律和政治以世俗社会一整套基本法为依据”，虽然非短期能达到，但其意义在于其诞生可“看作令人痛恨的欧洲化或美国化的终结”，问题核心当然是，“我们怎么才能在达到全球范围的世俗社会的同时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我看来，西方-东方二元乃是人类文明史的基本结构，以美国化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独大对人类文明威胁极大；而在西方这一元中，最关键的是保持多样性，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必须建构其多元性，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兴起，曾成功地分解了欧洲一元独大的局面，但物极必反，其独大态势不但压抑新生（澳洲是否能够崛起为一极有待观察），而且遏制老欧洲的发展。欧洲与北美之间如何保持一种二元格局，是巨大考验。这种考验的悖谬还在于，同时存在一个东西方更大的二元结构问题。昔日的意识形态之争仿佛已落下帷幕，但文化之间的博弈却方兴未艾，这或许正是美国的大学者亨廷顿等人不断强调“文明冲突”，追问“我们是谁”的根本原因所在。按照勒佩尼斯的观点：现代性越来越感到需要对自身进行反思。这个过程导致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即对西方文化的野心提出质疑，或者至少把他们的傲气压下去，因为他们大言不惭地说唯有他们能解释对世界的征服。同时，那些通常被冠以原教旨主义的种种奇怪现象，其意义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把这些现象解释为某个传统主义带来的后果，此传统主义对自己的预言不再有信心或受到外界的威胁。这是一种反思性的传统主义，目的是为某个确指的文化重接世界性的意义，或者重新确立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反思性的现代化带来的后果是能够放弃某个文化的优势，反思性的传统主义则是创建或重新塑造某文化的优势。当前的世界形势是由这两个进程的交叉决定的，结果一方面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狂热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政治色彩的多种文化共存，克利福德·格尔茨称之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主义的极度宽容”。这两个进程的矛盾性说明，世界政治是复杂的，妨碍了文化的传译。此外，人们还由此知道那些拥护世界文明的最果断的辩护词不仅来自西方国家，也来自传统文化内部的“反对派”。这些人像奈保尔一样拒不接受这种令人担忧的落后状况，认为是反思性传统主义带来的恶果；现代化和工业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们早就从美洲和西欧消失了，因为那里的生态运动频频取胜。人们在第三世界被流放的知识分子人群中发现了他们，他们因其为那些纲领辩护而被称为“西方世界最后的花花公子”。

显然，这里基本上是将现代性视为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的，而且意识到这一压倒性优势的潜在威胁，所以它要做出必要的自我调整。同时，他也给我们展现了世界文明史的复杂进程，尤其是“反思性的现代化”、“反思性的传统主义”的交叉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二元关系，既相互冲突，其实也不乏互补的一面。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他追问“还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欧洲人的？欧洲知识分子还剩下什么呢？”他特别引述传统知识精英的观念，强调欧洲文化不需要达到什么一致性，因为在他心目中欧洲人“只剩下欧洲文化多样性的梦想了”。当然这可以理解为是警惕一元化霸权的垄断。但我认为，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整合出一种可以共享的欧洲文化观仍然是必要的，这不仅出于在西方内部产生制衡的必要，为了使得欧洲人能够实践其欧洲梦的需要，更是欧洲走向联合之路的必然逻辑。因为很难想象在经济一体化、政治联合化之后，没有一种共享的文化观支持的文明结构能够最后成功。在文明三结构要素中，器物（经济）、制度（政治）、观念（文化）层面必然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欧盟之路走得如此艰难，除了政治上的相互权力博弈之外（民族国家政府与欧盟），缺乏足够的欧洲文化观共识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既立定民族性的基础（如同赫尔德提出的“文化民族”的理想），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最大公约数，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可能，这或许是人类走向“永久和平”的必由之路。欧洲人在这一点上已经走出一条具有开创性之路，虽然效率欠佳，但这是“和平模式”的必然代价，帝国、专制、独裁都是高效率的，如美国这样的无可争议的帝国霸权，然而其道路是具有伦理观的精英分子愿意真正接受的吗？

换一个角度，譬如东欧视角就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从诗歌到现象学，从小说艺术到社会学，不论采取什么方式，……东欧知识分子惊人地都趋向相同的结论：在一个以温和或隐蔽的方式逐步侵蚀人类思想世界中，最彻底的不同在于将个人良知作为制度的规范与标准，重新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现代人已经从传统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这些民主思想家没有人觉得这值得惋惜。然而，这种解放终究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了吗？对于个体而言，解放也意味着无需担心其行为的道德评估了吗？”在他们看来，“欧洲首先是一种责任感，而非一种命运”。这话讲得非常好，问题在于，欧洲怎样去承担起这样一种责任感？或许，还是应将欧洲的命运放置到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之中去，所以有论者更进一步提出了欧洲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欧洲化无论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还是同全球化毫无关系，其所蕴含的变革能量都远比全球化更大。欧洲化造成的经济压力主要表现为：它不仅是引导全球性力量发挥作用的因素，也是抵御全球性力量冲击的屏障。欧洲化一方面使成员国暴露在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国际竞争面前，另一方面又通过货币一体化和单一大市场保护着成员国的利益。欧洲联盟带来的制度性压力则主要表现为：从影响成员国利益的法律和规则角度看，其作用超越任何地区性和国际性经济机构。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思想上的压力则主要表现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实现经济自由化的共同政治动机的驱动，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国家组织都更具有强制力，而且强制了全球化带来的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力。

作者进而选择法、英、德三国作为考察这种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影响的具体个案，强调：“长期以来，英国、德国、法国三国代表了三种典型的体系：在经济政策上，英国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国是中央集权主义，德国是合作主义；在经济实践上，英国是市场资本主义，法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德国是管制资本主义；在经济公共话语和政策范式上，英国战后的公共话语推崇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范畴，法国战后的公共话语推崇的是国家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范畴，德国战后的公共话语推崇的是社会市场经济范畴。”这里的分析基本上揭示了欧洲在欧洲化过程中的艰难性，它既要处理内部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同关系，同时又要面对全球语境的权力与利益角逐，而这个背后更具有隐蔽性、长远性的制约功用甚至是看不见的，这就是“思想力”。欧洲联盟是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可贵实验”，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一个笑泯恩仇的目标、联合做大的生意、共同发声的合力，这些由多个民族国家，其中不乏为文明史做出巨大贡献的若干大国，所组成的“联盟形式”，是走向超国家体制的一种可能。更何况，这里不仅蕴涵着现时代精英的种种艰辛努力，而且还深隐着无数的思想史上贤哲的远大理想。因为西方现代性的宿根固然溯源于此，整体现代性的普适观念也从这里生根发芽，其意义之重大毋庸置疑。大致说来，“欧洲重要思想的历史不是像一条线那样顺序发展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些思想在欧洲的精神地图上像重叠的光环那样铺开。”

说到底，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放弃自己作为集团共同体的私利，而站在人类大家庭的角度去“天下为公”？美国是没有能做到这一点的，中国能做到吗？欧洲其实在实践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部范围内的“天下理念”，欧洲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坚持自己的正确方向，在前行的道路上抗击严寒风暴，甚至血雨腥风？在艰难的路上相互扶持、不弃老弱？以蜗牛爬行的速度，甚至是负速度，坚持自己的正确方向？在人类丛林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之中，它又能坚持多久？欧洲在国际商战中所表现出的窘迫，已经足够证实资本主义本身的非一体性。其本质就是利益寻逐的“弱肉强食”，而美国这个产自欧洲母体的所谓“国家”，不断以各种形形色色的神圣正义之名而最大化地维护和扩张其本国共同体利益，实为世界文明开启一个非常负面的榜样。有论者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在外交活动中的民族性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以主动进攻为主要政策导向，以帮助他国或其他东西为借口，以拯救世人于苦难之中为己任。”不仅在外交中如此，在方方面面都是如此。这种局面的产生，除了美国这个民族产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致异因素”之外，民族国家制度及其背后的理念（譬如“想象的共同体”等）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可悲的角色。

所以，重温18世纪那代欧洲知识精英的理念，我们会看到“文化民族”、“永久和平”等理念确实不仅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述，而且给后来者立定与昭示出前进的路向，甚至可以说，他们为人类未来必将渐行渐近的大道之同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普适性价值观基础。这种思想传统的延续性和规定性，也即生存于“思想谱系长链”之中的自觉意识，对理解欧洲文明之进程和发展至关重要。欧盟所尝试的经济、政治新构模式，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然而正是这种事业决定其道路必将险阻漫长。故此一方面十分值得期待，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意识到其艰巨性。希拉克曾这样说：“我们是古老欧洲的一个民族，而欧洲为现代世界贡献了基本价值观。当这些价值观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他进一步指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法国这样贯彻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我们不能让这些价值观走向衰落、偏离方向。”这样一种对人类的使命感极为少有，而且是政治家的实践宣言。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值得追问，但至少希拉克表明了一种可能性，他将民族特性（多样性）、欧洲性，甚至是普适性，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其实已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勒佩尼斯的忧心忡忡。我想，正如莫兰所精彩描绘的那样，欧洲创造了文明史的奇迹，它也获得了自己的“罪与罚”，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欧洲确实也为人类文明史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可能，他们提供了一些基础；他们现在在做的欧盟事业，其实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人类走向大同之路探索一种范式，而这与美国人做的完全是两回事。美国学者这样的观点值得关注：“欧洲梦具备一切正确的特征，足以宣称自己占据了向人类历史第三阶段进发的路途中有利的道德位置。欧洲人已经制定了通往新的应许之地的一张展望性路线图，它致力于重新肯定‘生本能’和地球的不可分割性。在这个方面，我毫不怀疑欧洲人的真诚性，至少是在精英阶层、受过良好教育者以及作为一体化欧洲表率的中产阶级年轻一代之间。我认识的欧洲人的确有一个梦想。他们想要生活在每个人都被包容、没有人被遗忘在路边的世界里。”（原文约三万字，经刘作奎删改 本文由刘作奎编辑并通校）

欧洲民族共和思想探源

欧洲为什么在短短五十年内能够从“煤钢联营计划”起步，并实现了欧洲民族国家从经济、金融、贸易向社会、法律、共同外交与安全等领域的一体化进程？这一切不仅是国际政治诸多力量角力的结果，也不仅是功能主义者的历史抉择，更重要的是，欧洲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哲学思想和历史文化观念，它们能够拥有共同利益、遵循共同法则并形成通约。笔者认为，“共和思想”是在经过希腊罗马、意大利城邦和英法共和思想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它是欧洲能够走向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欧洲民族共和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揭示当代欧洲由诸多民族国家走向欧洲共同体的根本原因。

欧洲共和主义研究与共和思想的复兴是与当代史学研究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就当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而言，自从英国剑桥思想史学派诞生开始，人们对共和思想的研究以及对共和主义政治的关注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学界认为，共和主义思想的复活或共和主义论题的复兴要归功于政治思想史家，特别是约翰·波考克（John Pockock）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波考克较多地强调共和主义中的人文主义因素，一方面关心以德性为中心的共和主义模式和作为自由主义前身的以法律为中心的范式；另一方面，波考克特别关注风俗在共和主义中的意义，认为风俗可以成为整合公民人文主义和商业人文主义的中介，使德性、权利和风俗三位一体，成为不同于自由主义范式而以古典共和主义风貌出现的全新政治思想的历史画面。相反，斯金纳则较多地致力于调和以个人权利为内涵的消极自由和以公民德性为目的的政治自由。

从表面上看，两位学者对于共和主义的看法存在根本的差异，但事实上，只是由于两者的着眼点存在差别：波考克较多地关注传统的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的差异，而斯金纳则更多地关注两者的统一性。而从德性与信仰向均权与法制的深化，则是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一、以传统社会中德性与信仰为主要内涵的古代共和思想

尽管有学者认为，古老的共和主义传统起源于古罗马，甚至还出现了“新罗马主义运动”和“新罗马法理论”等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概念，但笔者认为，共和主义思想的历史还应当从古希腊算起。希腊共和主义思想不仅是罗马共和主义思想的母本，而且是欧洲乃至世界共和主义思想的源头。（一）希腊共和思想与共和制度的尝试

在希腊的政治生活中，雅典民主制与斯巴达城邦共和制是人们讨论的主要话题。从雅典衰落到斯巴达共和制的兴起，对于思想家来说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如何以理想与理性来维护城邦国家的利益。即便是像柏拉图《理想国》那样的设计，也是努力寻求彰显正义的人来建设自己的城邦国家。尽管著作富有理想性，它却为共和国后来的情节搭起了场景，并且开启了人类通往共和的理想之路。

以公共权力来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古希腊时期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已经建立了以多数人利益为准则的政治秩序：公民大会掌握着立法权、人事权，以及以宣战与缔和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权，还有依附于公民大会的议事会、相对独立的公民法庭、由从3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选举出来的职员组成的行政机构，它们分担军事、财务、宗教、工商和市政管理等方面的权力与事务。希腊时代确立多数人的选举权以至以多数人的利益作为立法的依据，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很大。尽管近代以来有些人十分关注少数人的权利，然而在17、18世纪的英国乃至当代美国，还有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坚持多数人的政治权益依然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雅典之所以能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建立起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政治秩序，除了政治思想的相通与共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共同性的驱动。也就是说，共同意识与共同利益是雅典政治思想的根源。雅典被人们看成是共和主义传统的源头，这种共和主义是与自由和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简单的民主或多数人政治不能给全体公民带来利益，甚至也不能维护正义。苏格拉底之死，就给这一时期的自由与民主留下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在斯巴达，双王制、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是城邦共和制的象征。斯巴达人以分权、均衡来维护整个城邦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比如双王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立法者就是存心利用两王对峙来维持斯巴达政体的平衡。元老院则掌握着实际上的创制权和决策权，并且拥有对死刑与放逐等重要的司法裁定权。公民大会在斯巴达国家事务中具有最高的终审权和决定权。它不仅对于元老院的提案拥有唯一的否决权，而且拥有限制国王并和元老院联合起来操纵国家政治的能力，从总体上审批由元老院提出的国家政策、选定包括国王在内的城邦国家的领导、决定是否宣战等对外事务的权力，但是，公民大会并不是事实上掌握了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最高权力。自亚历山大之后，希腊城邦失去了各自的独立性，共和政治及其思想在欧洲政治史上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共和政体的本旨只是混合贫富，兼顾资产者和自由出生的人而已。共和国是自由人的共同体。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于共和国的理解还是粗线条的，他所说的共和政体指的是由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混合而成的特殊类型的政体。在这一思想中，既有全邦人民的利益，强调人民大众的权力一直在增长，而同时又意识到“少数人总比多数人更容易受金钱或权势的影响而腐化”，事实上是面对城邦国家的利益提出了一个政治学话语中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权力问题。从总体上看，希腊的城邦至上的共同利益观、城邦共和制的初步建立，以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探索，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相比之下，同样是对城邦国家利益的维护，希腊人突出理性与理想，罗马人则重视道德精神。人们认为，由于李维、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等来自衰落中的罗马共和国的享有崇高威望的作家的努力，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关于政治自由的讨论主要来自于罗马的道德哲学。尤其是李维，他把共和国看成是由许多人从事的一项伟大的工程。也就是说，共和国是全体人民的一项伟大的事业。

这一切为古代欧洲共和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创设提供了思想意识方面的条件。可以说，希腊城邦国家“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共和思想，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直到近代社会，人们依然可以发现希腊共和思想的伟大传统。人们认为，罗马的土地法来自于希腊时代的普罗塔克，而哈林顿书写的公正的均衡也是普罗塔克时代的真实记录。可以说，希腊时代共和理想的诞生与共和政体的建制，是欧洲共和主义政治和共和思想的最早源头。（二）罗马共和制的思想体系与结构方式

公元前510-前509年，罗马贵族联合平民的力量，赶走了伊达拉里亚末王高傲者塔克文家族，实现了由王权向共和制的历史变迁。随后，罗马人便建立了国家最高长官的选举制、短任期制和同僚协议制，第一次建立了共和国的官制体系。同时，他们设立了双位同僚制，虽然不利于权力集中，但形成了权力均衡的政治结构和思想体系。

共和国建立之后，元老院重新成为国家重要的权力机构。罗马共和制背景下的行政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是罗马共和国的主要权力机构。在行政长官产生过程中，年选的执政官取代了王权，行政长官有高低之分，低级官员受制于高级官员，他们都不享受国家的俸禄。元老院是罗马共和国重要的权力机构，它对于立法、行政、财政、军事和外交等都具有重要的议事权和决策权。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有四种存在方式：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库里亚大会；二是以财产等级为基础的森都利亚大会；三是以部落为基础的部落大会；四是以平民为基础的平民会议。公民大会凭借投票表决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令人关注的是，平民靠自己的努力与斗争，在管理体制中逐步取得了实质性的权力，这是共和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成就之一。

信仰是维护罗马共和国根本利益的重要途径。马基雅维利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当护民官特伦提卢斯打算提出一部新法律时，在罗马引起了许多骚乱，贵族用来反对他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信仰。信仰使元老院摆脱了困境，而若是没有信仰，他们断难办到。可见，宗教信仰不仅是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传统社会共和思想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然信仰不只是罗马时代的，它是整个人类历史前行的力量源泉之一。信仰的性质与内在逻辑能够支配着人们一步一步地前行，从而实现最终的目的。

建立法律体制以保护共和国全体公民的权益是罗马共和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标志。关于平民保民官的地位以及相关问题的政治立法，都是很好的说明。原来，平民保民官不拥有国家高级行政长官的权力，没有相关的服饰标记，不带随从，不穿带紫边的长袍，也没有占卜权。经过努力和斗争之后，公元前471年的《普布利里乌斯法》确立了平民保民官的地位。平民保民官由平民按地域部落组织召开的平民会议（conciliumplebis）上选举产生。原来平民会议的法律文献需要交给森都利亚大会通过和元老院的批准，这些限制性的条件也分别于公元前339年和公元前287年取消。公元前339年的《披罗法》规定，元老院对森都利亚大会立法决议的批准权，改为高级长官提交森都利亚大会立法议案事先经过元老院的审议。公元前293年，又将这一法令扩及选举事宜。公元前5世纪中叶后平民与贵族通婚的禁令也被取消。公元前337年，平民可以成为从执政官职权中分出的执法官。公元前326年的《波提利乌斯法》废除了以人身抵债的债权制。公元前300年，公民取得了上诉权。在共和制的背景下，少数人专权的状况得到缓解，全体公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维护。

当然，罗马共和制正如它的法制一样，所谓的全体公民利益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差异依然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矛盾，平民在社会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生活中依然处于贫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罗马共和国强盛之后，从恺撒到奥古斯都，逐步走上了一条对内专制集权、对外侵掠扩张的帝国之路。

令人关注的是，罗马共和国在重视公民道德的同时把共和思想从公民道德推向公民道德与法律制度的整合。在罗马共和思想中，公共权利属于全体公民，人们为了公共利益公正而合法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正义和公益是共和国的本质特征。正如西塞罗所说的，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人民是由许多人一致同意尊奉正义所结成的集合体，是为互利而彼此合作的共同体。尽管西塞罗生活在罗马城邦共和制走向衰亡的时代，然而他依然追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共和主张，认为正义和福祉是共和国的目的，同时还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职能。西塞罗特别重视共和国的多元、均衡与稳定。他说，就像优美乐曲的和谐产生于适当协调各种声音一样，国家的协调一致也是通过调和各种不同的因素，把高中低等级如同音乐中的声音一般公正和合理地结合起来而达到的。国家中的和谐是任何一个共和国中实现永久性联合的最强和最好的联结纽带。显然，从共和思想的形成到共同体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这里已经拥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这是罗马人对欧洲共和思想历史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三）日耳曼人的共和精神

历史学家们较多地关注近代意大利或英国的共和主义，而很少研究日耳曼人的共和主义。事实上，在日耳曼某些遥远的地方留存有许多尚未探索的共和思想。在近代早期，日耳曼人就已经认定，共和优于专制，从而形成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日耳曼曾经被人称为北方蛮族，然而正是这一蛮族几乎保留了古代社会中共和思想的全部传统。例如，广泛的议事传统与任人唯贤的选举制度，占卜与信仰的宗教心态，民众大会的权威，法律的尊严与全体民众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些都体现出传统社会日耳曼人共和思想的基本品质和社会风貌。

日耳曼人具有广泛的民主议事传统和选举制度。在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决议。日耳曼人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从日耳曼人的议事传统和选举制度中，既可以感受到全体公民的意志，也可以感受到酋长们的代议性质。

天象、占卜与其他信仰在日耳曼人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将树木丛林献给神。他们所称诸神的名称都是不可理解的，只有他们在虔心敬奉之中才能领悟其意义。在日耳曼人中也流行着根据鸟的鸣声和飞向来占卜的方法，但他们特有的占卜方法是从马的身上看出一种征兆。当然，在日耳曼人的部落生活中，还有其他多种占卜和信仰方式。

民众大会建立在王权之上，法律具有较高尊严。尽管日耳曼各王国的王位开始由家族世袭，但仍需要公众选举的程序，遇到兵败危机，民众大会废黜国王、另立新王之事也是时有发生。而在作战、媾和、国王任用亲信等问题上，民众大会也能强迫国王对其服从。国家事务实际上是由国王与教会、地方长官与大贵族组成的小会议商讨的，在民众大会上宣布并欢呼通过，以全体人民参与并同意的名义公布重要的法律和法令。可以说，民众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王权之上的，但国王同时又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耳曼部落的传统法律和制度通过法典的编纂为成文法而存续下来。法典编纂的过程是：由熟悉传统习惯的长者、智者在民间收集和整理，逐条商议确认，由国王让有法律和拉丁文知识的人记录编为法典，在民众大会上通过，共同遵守，于是法典便被认为是全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共同制定、全国人民共同同意的。

更加重要的是，日耳曼人的政治传统是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部落）的财产归全体人民所有。比如，土地是由公社共有的，公社的土地多少，以耕者口数为准；公社之内，再按贵贱分给各人。在各个不同的部落中，宗教信仰的习俗也有很大的差异，全体人民拥有广泛的宗教信仰的权利。日耳曼人既有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议事传统，又体现出罗马人的道德精神与和谐理念。在康德时代，道德共和依然是日耳曼人的理想和目标。到了1918年魏玛共和国诞生之后，这一品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从哲学的理性精神到社会的道德风尚，从国家财产的分配到宗教文化等精神生活，全体公民都能享有自己的共同的权益。二、以民族国家的均权与法制为基本形态的近代共和思想

近代欧洲共和思想与传统社会中的共和思想存在根本差异，它是在近代民族国家不断建立并取代传统的城邦或部族群体，科学经验超越多元的宗教信仰，人的主体性从神的世界中走出并逐步得到确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意大利人的共和思想

意大利人的共和思想及其城市共和国是传统的城邦共和制向共和制民族国家过渡的重要桥梁。一方面，它继承了罗马时代的城邦及其文化遗产；另一方面，由于意大利沿海地区的城市及其经济与文化的兴起，最终形成了城市共和国。

从11世纪到12世纪中期，首先出现双重的主教、国王和公爵，而后起的城市执政官又从合作中超越了主教或世俗领主。由此，意大利的政治权力先后形成了教权、俗权，以及新型的城市自治执政官的政治结构，这些现象的交替出现恰恰是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由萌芽到兴起的历史脉络，同时也是近代欧洲在传统社会中诞生城市共和国的重要标志。11世纪之前，市民常有对于统治者的抗议活动，从而不断地从教权和皇权那里获得权益。早在958年和1056年，热那亚城就先后获得了土地和市场的特权。1038年，布莱其亚城主教给予154个有名字的人以及生活在布莱其亚的其他自由人承诺，不在该城市附近高地上搞建筑。在城市民众的努力和斗争中，皇权与教权之间的矛盾也为城市自治力量的发展带来有益的影响。1014年和1055年，曼度瓦和费拉拉先后获得了城市特权。1081年，比萨城还获得了司法权。

11世纪初，意大利城市还没有常设的市政官员，11世纪中叶北意和中意还没有固定的自治制度。然而，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城市自治运动获得了蓬勃发展。12世纪初，佛雷辛人可以任命自己的法官并建立自己的执政官政府。这种新型执政官政府是一种超越于皇权与教权之上的政治权力机构，同时也标志着近代城市共和国的诞生。城市共和国建立了行政与司法制度、选举与立法机构，确立普通市民的公民身份。人们认为，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首先在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卢卡等城市创建了没有奴役的共和国。这种城市共和国为传统的城邦共和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共和制与共和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然，近代共和国的创建不只是国家的事情，全体公民都担当了一种神圣的使命。人们应当努力学会使用形式的与非形式的国家机制，努力形成良好的公民教育与社会规范。只有这样，近代民族国家的共和理想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二）英国人共和思想中的分权与均衡

尽管英国只是在内战时期出现过短暂的共和国时期，然而英国历史上却蕴藏着丰富的共和思想。英国共和思想一方面来自希腊罗马时代的以混合均衡为主要内容的古典共和思想，另一方面也是英国传统与英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英国内战中，由国王、贵族和平民相混合的政府制度已与革命的现实状况不相符合，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诸多力量均力制衡的共和政治，分权学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人们认为，体现共和政治思想核心精神的17世纪英格兰的分权学说是自由和优良政体的结晶，可见共和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分权学说就已经有了雏形。《尼各马科伦理学》曾经讨论过议会、立法和政治等与分权相关的问题。阿奎那也曾使用过出自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关于政治权力的划分方法，即统治者有制定法律和管理政治性社区两种职能。后来，马西利乌斯又将立法者和统治者加以区分。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关于法律的一切行为必须适合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其实，这就是共和思想的根本目的。

英国内战爆发后，人们对于分权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1649年，约翰·萨德勒以令状为类比，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立法、司法和执行的权力三分理论。他说：“虽然我不能授予，但是我不能否认，原初权是给平民院的，司法权是给贵族院的，行政权则是给国王的。”1657年，乔治·劳森提出了立法、司法和执行的权力三分理论，并做了详细的论述，其理论深度远远超过萨德勒。可见，这一时期的分权学说已经形成气候并基本成熟，与洛克的1690年著作和孟德斯鸠的1748年著作及其出版的时间相比，显然要早得多。

由混合政体理论向分权理论的转换是英国乃至欧洲共和思想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从形式上看，混合政体理论中的君主、贵族院和平民院与分权学说中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具有总体的对应性；从性质上看，君主、贵族院、平民院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是均等的，但是，君主、贵族院和平民院在分权学说中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具有同等的地位。各自独立而又相互限制对方不至于越轨，形成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也就是说，分权学说的形成从三分政权的结构形式和平等的内在性质体现出近代共和思想的基本特征。

法律至上原则是近代英国共和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治的权力机构基本上按照国王的权力从拥有立法权降低到只拥有执行权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国王权力的弱化与虚化，一方面使王权只能作为共和权力的诸多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突出了法律在整个国家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能保证国家是法治的帝国而不是人治的帝国。国王必须为他的职务义务所约束，必须统一国会的贵族院和平民院认为的有益于王国的一切法律。此时，以民权为主要内涵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已经取代了传统社会以国王或教皇为代表的城邦国家的利益。当然，法律也同时是近代英国和谐与稳定的重要保证，尽管英国社会能够和谐发展还得益于其他一些因素。（三）法国人的共和思想

与英国人一样，法国共和思想除了深受希腊罗马文明影响之外，自身历史的发展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笔者认为，法国共和思想的形成同样来自于中世纪的等级会议，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所不同的是，英国的等级会议带来的是宪政，而法国的等级会议带来的却是长期的专制统治。尽管在大革命之后两次出现帝国，两次出现君主制度，法国共和制度与共和思想却在诸多社会问题长期的矛盾与冲突中形成自己的历史。

早在11世纪，法国就形成了包括教士、贵族和平民三种社会力量的社会等级。此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兴起，市民阶层的社会力量逐步形成，并努力寻求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立和自治道路。在王权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248～1259年间，路易九世先后6次接受城市的金钱贡奉，还多次召见城市市民咨询政事，从而体现出城市阶层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最令人关注的是，1302年4月10日，国王腓力四世首次召开全国性的等级会议，这就是由作为国王附庸的世俗贵族与教会贵族以及一些自治城市的市民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国王是在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对抗状态下召开这次会议的，并希望以此来获得全体臣民的忠诚和财产的支持，因此三级会议也体现出它原有的属于全体臣民的公权性质。应该说，这是法国共和制与共和思想最早的雏形。

孟德斯鸠和卢梭是法国共和思想走向成熟的代表人物。法制、分权、平等是孟德斯鸠共和思想的核心内容。1748年问世的《论法的精神》集中体现出孟德斯鸠的政体学说和法制思想，其中也蕴涵着分权思想和平等学说。他认为，建立公道的关系和维护平等的权利是法律的责任。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是在考察英国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在洛克和哈林顿的影响下形成的。他认为，英国政制的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权、外事权和行政权，而他所主张的三权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平等”在孟德斯鸠共和思想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平等是让全体人民“什么都是”，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是法兰西民主政治的标志，因此平等是共和国的灵魂。卢梭则特别重视法制、公共利益和公民道德对于共和国的意义。他认为，法律必须是全体人民的意愿，必须维护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全体没有任何分裂是重要前提。在此前提下，人们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做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这种行为就称之为法律。凡是实行法制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惟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算数的。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受柏拉图的影响，卢梭主张政治隶属于伦理，法律和权力则是第二位的。卢梭把爱国主义确定为最高道德，并把它作为其他一切道德的源泉。

当然，法国共和制的真正确立应当以法国大革命中第一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赶走了入侵的普鲁士等域外之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由于法国共和制诞生于大革命之中，因此对于法国人民来说它具有一种新理想主义的魅力。法兰西共和国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到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这是法国共和政体演变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从一个完整稳定的法兰西到一个全体人民广泛拥有权利的共和国。共和精神不仅充分体现在法国革命和宪法之中，同时也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共和国是多数人的政制，它意味着相当广泛的公民参政。主权在民是法兰西共和政治与共和思想的重要特征。三、以多元并存与和平发展为主要趋势的欧洲共和思想

二战以后，欧洲人在严重的创伤中思考自己破碎的近代历史和曾经有过的伟大传统，面对美国的强大、苏联的崛起和中国的复兴，在1947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欧洲人开始寻找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融合的可能性。以1950年“舒曼计划”为标志，欧洲人很快走上了一条“非一日之功”的“团结起来”的发展道路。从欧洲联盟的建立原则到欧洲联盟的对外关系，都充分体现出多元并存与均衡发展的共和思想。（一）多元并存与和平发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与以往帝国以武力的方式寻求欧洲统一不同的是，当代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走的是以欧洲文明的同一性为基础的多元并存、和平发展的道路。一方面，欧洲一体化的诸多原则与政策蕴涵着丰富的共和思想因素。从总体目标来看，欧盟试图通过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与平衡发展。欧盟条约规定，欧洲理事会由成员国轮流执政，而且尊重各成员国的国家身份与宪法传统，强调欧共体诸多指令的法律性质。另一方面，欧盟还重视动物保护、能源和环境问题，以便使欧盟国家获得均衡持续的发展效应。在欧盟对外关系方面，也可以在共同外交与安全中体现出欧洲传统的共和思想。欧盟认为，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可以增强欧洲的同一性和独立性，促进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进步。（二）欧洲共和思想的发展有益于全球史观的增强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消解

20世纪50年代，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了两部史学巨著，一部是《全球通史》，提出了“全球史”的概念，并且让当代学人几乎统一地将“1500年”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另一部是《变化世界中的历史》，提出了“全球化”的命题。在斯塔夫里阿诺斯那里，全球史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历史学范畴，而且是一种独立的学术理路。更多的史学家则主张“用世界的、生态的视角”审视世界历史，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各地之间的互动。然而，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全球史概念很快由历史学范畴转化为一种具有极强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西方学者以康德《永久和平论》中的“世界公民”学说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为依据，对全球化意识形态做出了一系列阐述。他们认为，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他们认为，如同全球经济一样，世界应当有一种超级权力，它是粗放的和松散的，而不是密集的和授权的。它超越民族、种族、性别、等级和时空的界限，建立普遍的权力对比的联系，以及衡量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关系、依赖关系和合作关系的最低标准。那么，这一观点是否具有真正的依据，是否具有合理性呢？

笔者认为，全球化意识形态是虚假命题。首先，康德的理论已经被世界历史证明是虚假的。倡导永久和平，造就世界公民，在资本主义时代只是一种理想而不可能成为事实。其次，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是一种有条件的预设，它必须在世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在从必然走上自由之路之后才能实现。西方一些学者制造全球意识形态的概念，显然不具有合理性。事实上，民族国家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仍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欧洲国际经济体系中最有效率的经济单位，而且也是更有效的战争机器。在这一背景下倡导欧洲共和思想，显然有益于世界历史多元并存与均衡和谐的发展。（三）从共同利益到共同体的大趋势及其辩证分析

纵观整个欧洲共和思想的历史进程，尽管共同利益贯穿欧洲历史的始终，但是却经历了内在核心的位移，即由国王、国家向整个欧洲的历史变迁。在共和思想的不同语境中，我们可以发现共和思想相同的基本要素：权力的分解与均衡，宪政与法制的普遍建立，以及良好的公民道德与社会风俗。正是由于共和制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而且共和思想在欧洲历史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悠久的传统，所以在近代历史上，欧洲能够成为民主、文明与强盛的欧洲。然而，共和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它所造就的中心意识与帝国式话语，始终伴随着欧洲共和社会的历史进程，民族冲突与大国争霸成为近代世界历史的主要问题之一。

共和是欧洲从共同利益走向共同体的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也是人类政治思想的宝贵财富。应该说，欧洲共和思想走过了这样的历史行程：从传统社会中德性与信仰的一致性到现代民族国家均权与法制体系的全面建立，最终走上了以多元并存与和平发展为主要趋势的欧洲共和之路。然而，从共同利益走向共同体的欧洲共和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欧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整体，成为世界政治力量的一极，有利于实现世界历史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也可能是一种暂时的存在，在目标实现之后走向解体，也可能导致欧洲意识的膨胀，使欧盟成为另一种极权主义的策源地，成为潜在的战争的共同体。因此，对一种政治行为体的重视如同我们对伟大的共和思想的重视一样，辩证分析行为体的属性，避免诸如单边主义之类的政治异端给人类带来灾难，或许有益于我们重现欧洲共和思想的智慧之光，从而把世界历史引向多元均衡与和平发展的道路。（宋晓敏编辑 刘作奎通校）

论理解当代欧洲的文明维度

欧洲一体化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它迫使许多人不得不相信一些原本无法相信的新原则和新逻辑，比如超国家主义和区域一体化思想。这些新原则与新逻辑影响了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并使区域联合成为一种时尚。不过，在欧洲联合机理尚未得到清晰解释的背景下，欧洲新模式的普世意义原本就是可疑的。如果考虑到2000年以来欧洲一体化发展所遭遇到的一系列挫折，欧洲新模式的普世价值就更值得怀疑了。事实上，在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欧洲一体化运动始终没有摆脱令人疑惑的阴影。在人们心中，有关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发展动力、性质，及其前途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人们一直在问，欧洲一体化运动真的会以一个合众国为结局吗？同时，法-德这对宿敌在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就开始了永久性的和解进程。而在1963年，它们更进一步签订了有结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这对于了解欧洲近代史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们无法在历史的因果关系中找到能够解释这一发展的合理逻辑。其实，人们的一切疑问最终都落在一个焦点上，即：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能如此轻易地溶解在一个共同体中？而延续了几百年的历史积怨又怎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许多人企图从当代国际政治本身，或者通过勾画历史发展的脉络找到答案。然而，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就发现，当代社会的重大政治问题是无法在当代政治本身找到答案的，也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回顾历史得到解决。事实上，我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涉及与文明和秩序相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我们只有通过对欧洲文明的精细研究才能找到答案。一

孟德斯鸠在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时发现，一切现实中的重大事件都是一种文明和一种秩序演绎的结果。它们形成的原因，表面上是现实社会各因素在起作用，但本质上却植根于与文明和秩序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和逻辑中。因此，他不得不扩大和加深研究领域，到那些与文明和秩序相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中寻找现实社会秩序，即“法”产生的根源，从而把研究现实的“法”变成了研究“法”的精神。这包括了文明与秩序的结构、性质，及其发展逻辑等。孟德斯鸠正是通过在文明与秩序方面的深入研究，才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秩序问题的本质。这是一种深入事物本质去探究问题答案的研究方法。它不以研究现实现象为满足，也不以历史上的一个点、一个面，或以简单的梳理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对象，而是着眼于解析一个文明的结构及其特点，从而认识这一文明体及其秩序体系的性质和发展逻辑，进而彻底地回答问题。在孟德斯鸠之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布洛赫、斯宾格勒、汤因比、布罗代尔等，都沿着这条路径揭示和解释历史与现实。在这条探索途径上，斯宾格勒的研究尤其具有启发性。斯宾格勒说：“我不得不相信：为了有效地了解时代，作为基础计划的范围就必须大加扩充；像我所做的这种研究，如果要使结果基本上成为有结论性的和必要的，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个时代及其政治现实中，或把自己限制在实用主义的框子中，或竟不去利用纯粹形而上学的和高度先验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很显然，一个政治问题是不能单从政治本身去得到理解的，并且在事物深处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往往只能从它的艺术表现去领会，甚至只能远远地用科学的或纯哲学的观念的形式去张望。”

爱因斯坦说：“除非一个人摈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研究中就不会有伟大的发现。”其实，这就是提倡科学研究的高屋建瓴精神。这种精神应用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就是应该具有鸟瞰世界的宏观视野。事实上，自18世纪以来，历史学巨匠们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出发，展开研究的。无论是孟德斯鸠、伏尔泰，还是黑格尔、马克思，或者斯宾格勒、汤因比，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深刻思想和宏观把握能力。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中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他们都懂得，“为了理解局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整体。因为整体本身才是可以说明的研究领域。”但是，这个广阔的视角应该在什么维度上展开，进行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什么，还始终存在着争论。就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领域而言，学者们的争论集中在是以文明，还是以社会，亦或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阿诺德·汤因比就持续不断地使用“社会”这个概念来取代“文明”的概念。马塞尔·莫斯也相信，“文明这个概念不如社会的概念含义清楚，前者以后者为前提”。

很显然，研究的维度与视角是历史与社会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它既与世界观相联，也与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关。事实上，正是这些哲学层次上的不同观点最终引发了人们在选择研究单位时的差异。因此，不同的研究维度和视角往往会引发截然不同的结论。二

民族、社会、文化、文明是人类生活方式整体中的不同层次。在人类生活中，它们是逐次构建起来的，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其中，民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是文化与文明形成的源泉和物质载体；而文化与文明则是社会存在的精髓，有一个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文化形成于人类社会不甚发达的阶段，而文明则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我们只有明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属性，才能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给这些概念以正确的定位，并理性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单位。

文化与文明都是人类社会的精髓。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发展为后者的过程。布罗代尔指出：几乎所有人类学家在“提到原始‘文化’时是与比较发达社会所发展出的‘文明’相对而言的”。斯宾格勒则明确地指出：“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一直是用来表达一种不确定的，多少带有一点伦理意义的区别的。在这本书里是第一次当作一种周期性的意义来用，用以表达一种严格的和必然的有机连续关系。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汤因比显然反对这样的界定。在他那里，文化与文明不是一种发展变化的逻辑关系，而是大圈套小圈的包容关系，而且是文化包含了文明。他在《历史研究》中表示，他赞成这样的观点，即文明“是指在一个特定时代存在的一种特定文化或特定文化阶段”。很显然，人们在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上是存在分歧的。不过，这种分歧有时仅仅是由于语言的差异而引发的。比如，在英语中，culture的意义就大于civilization，而在中文里，“文明”则具有更根本性的意义，它显然大于“文化”并且包含了“文化”。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更容易理解“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这一命题。

那么，什么是文明产生的标志呢？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人类生活方式演进的过程是：人类的各种热情“按照它们天然的趋向发展自己并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营造了人类社会这个建筑物。而人类的热情本身则又在其中创立了强力，使自己面对法律、秩序以对付自己”。黑格尔的这一哲学理解方式可以通过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社会与文明关系的解释来进一步认识。他认为，原始社会的特征就是保持某种‘熵’的社会状态，即一种社会的无序状态。在我们看来，“它们就像既缺乏历史又缺乏进步的社会一样。而我们的社会（也就是那些与现代文明相符的社会）却为一种不同的电压所驱动，可以说它们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汤因比的表述更简洁明确。他在《历史研究》中也指出，识别文明产生的标志是：“一个摆脱了经济活动的少数人社会的出现”。也就是说，文明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的，而法律与秩序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志。

文明与社会的关系初看起来并不复杂，是一个前者依存后者的关系。但是随后就复杂了：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把它们定义为：“永远是不可分离的（而且反之亦然）；两个概念指的是同样一个现实。”“‘社会’这一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就此而论，它与文明的概念极为相似，而且两者之间还常常彼此关联。例如，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文明依赖于‘工业社会’，后者是前者的驱动力。”汤因比也认为，文明“是一个可以代换的用语，可同我在本章中描述的那个所谓一些人之间的关系网交换使用”。

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从中文语义学的角度看，“社会”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无论是使用“农业社会”还是使用“工业社会”这样的概念，都无法确定一个社会的特征，以及与其他社会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使用文明的概念，问题就解决了。

无论学者们怎样争论文明的精细定义，今天的人们对于文明这一概念还是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解与共识的。我们研究欧洲社会可以首先以此为基础。不过，必须认识到，关于文明概念的争论是基于对文明性质的不同理解。斯宾格勒的认识是基于文明有机论，认为文明如同自然界的植物与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拥有自己的发展宿命和生命周期。同时，文化和文明是一个社会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也蕴含着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和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从研究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入手，就能触摸到深埋于纷繁复杂现象之中本质的东西。也可以说，研究文化与文明是认识社会的入口和关键。三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如今已经专业化成为一种平面学科了。它们在日益走向科学化的同时，已经把社会研究真正看作是自然科学研究了。然而，人类社会在结构和性质上与自然世界是有原则区别的。它突出地表现在：人类社会不仅仅是由肉体和生命构成的，它还是由文化和文明构成的。这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部分，体现着它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或者说，正是由于文化与文明的存在，人类社会才有了生命，有了历史，并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想真正认识它，就不能仅仅认识它的局部，甚或仅仅把它的毛皮拿来做研究。这个道理孟德斯鸠、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清楚的。他们所研究的领域和欧洲一体化运动的研究领域一样，都是对欧洲社会的研究。而“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其进程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可以不停地追溯既往，直到我们会在德意志的森林中朦朦胧胧地看到《独立宣言》的身影”。这就是说，在时空的坐标系里，社会的绝大部分身段处于历史的时空中。因而，认识社会全貌，是深入地认识当代社会、抽象地研究当代社会问题的前提。或者说，应该在欧洲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理解欧洲一体化运动和欧洲共同体，乃至欧共体秩序。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并不能科学地加以分割，如分割开来，便失去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若不以史学来开拓视野，便是粗俗的，史学若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退化为纯粹的文学”。

历史学参与当代社会研究，绝不能与平面科学在同一领域中进行竞争，而是有它独特的专门任务，即：为人们深入地认识当代社会提供社会发展框架和社会发展逻辑方面的知识。

欧洲一体化运动和欧洲共同体建设，显然不是一个偶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一个社会具有历史意义的逻辑发展过程。抽象地认识这一逻辑，是深入认识当今社会发展过程的前提，而抽象地反省历史是这一认识过程的基础。因为：“历史上的事变各个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历史学在认识和解释当今社会的工作中，主要担任寻找那个“普遍的、内在的东西”的任务。这就是社会发展逻辑。找到了它，就不仅可以解释过去，也可以解释今天，预知明天。

社会发展逻辑是与文明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社会发展逻辑是包含在文明的特性之中的。因此，认识社会，就必须认识社会文明。另一方面，社会与文明是永远不可分离的。实际上“两个概念指的是同样一个现实”。或者说，社会是材料，文明是使这些材料具有意义的精神。因此，真正认识一个社会的前提，就是认识这个社会的精神，也就是文明。然而，“如果对现存文明所遵循的道路、所承继的价值观以及所拥有的经验了解甚少，我们便不能真正理解这一文明。一种文明总是与一种历史密切相关，这种历史过去曾经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四

欧洲是独特的，因为文明是独特的。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明史中，同质的文明从未出现过。因为，“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因此，“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文明的独特性决定了社会发展逻辑的不同和秩序逻辑的差异，也决定了欧洲一体化运动展开的独特文明基础和历史基础。如果我们承认欧洲共同体（或称欧盟）和共同体秩序是建立在欧洲文明和欧洲社会发展逻辑基础上的，那么就必须承认它在性质上的唯一性。

不过，今天人们往往忽视历史与文明的独特作用与影响力，而仅仅把欧洲一体化运动看作是一个一般性的国际政治过程。显然，这是“由于精神事件和政治事件一天天表面化，容易看清楚，人们自然就会按照表面价值来看待他们。按‘原因’和‘效果’的体系来安排它们，并从那一目了然和智能上比较容易的方向去研究它们”。然而，这却是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态度”，甚至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自然科学’而已”。其实，深入地研究一个社会，并从中抽象出什么，关键不在于理解当今社会发生的各个事件，而在于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在整体的文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意味着什么。如果不具备这种以文明为单位考察社会的观念，在研究工作中误入歧途就是难以避免的。例如，如果仅仅把欧洲一体化运动看作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政治过程，人们就会据此得出结论：国际政治过程所遵循的原则已经改变，一场国际政治革命正在展开。因此，世界历史经验和传统的国际政治理念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人们还根据对欧共体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欧洲一体化运动与欧共体建设的成功，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新潮流。而它在发展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和法律等领域提出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人们基于这一理解而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希望通过对欧洲一体化运动和欧共体的研究，抽象出一些代表世界发展新潮流的普遍原则。然而，欧洲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因而，欧洲一体化运动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国际政治进程。欧洲一体化运动和欧共体建设是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整体社会的演绎与发展过程。因此，当我们雄心勃勃地研究它的时候，必须注意了解，“作为某一存在且限于某一存在表象史实的历史相对性；懂得它们有效性的必然限度……”。五

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体系，是欧洲最突出的个性和体系运行原则。而这个特性形成于欧洲社会体系的特殊结构。

在欧洲社会体系形成过程中，日耳曼社群积极参与地中海文明的解体过程对欧洲最具有历史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日耳曼人一方面进入了地中海文明圈，并通过摧毁罗马帝国为欧洲文明的兴起开辟了空间。同时，他们又以地中海文明落日余晖沐浴者的身份，使欧洲文明获得了一些地中海文明的重要基因。结果，这个过程在欧洲的内陆地区构建了一个“基督教-日耳曼世界”，或“罗马-日耳曼世界”。这是一个文明与野蛮混合而成的世界。“在外表上看，它不过是罗马世界的一种延续。但在它的内里却存在着一个全新的精神。而世界必将由此获得新生。它就是自由精神，以自己为基础，是绝对的主观自在精神。”“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存在的这种外在与内在差异的对立统一，就是欧洲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基本历史根源。这与地中海文明的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罗马帝国也是一个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社会。这种形式是欧亚大陆西部各文明的一个共同特点和传统，与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在其中发挥的结构性作用分不开。欧洲文明属于西部世界文明之一，其兴起与发展都与地中海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欧洲文明的特性还是从“罗马-日耳曼世界”的形成开始的。而这一世界的形成有赖于法兰克王国的征服活动。欧洲的有机社会体系也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碰撞与结合中诞生的。

欧洲的整体性是以“基督教-日耳曼世界”的整体性为核心和基础形成的。因此，在历史起源上首先与基督教信仰构成的地缘政治分野有关。布洛赫为这个世界划定的范畴是：“处于穆斯林、拜占庭和斯拉夫三大集团的包围之中”，“在也许应该使用‘西欧和中欧’这一语词的地方”。

欧洲的整体性由外在形式与内在结构两部分组成。它们是一个不可分的有机的整体。其外在形式由欧洲文明、基督教信仰和统一的秩序体系展现；内部结构则由相互关联的政治、法律与生存关系所构成。它们包括：彼此相关的政治与法统关系，相互依存的生产和生活网络，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共同的价值体系，类似的生活方式等。这些内外形式与结构既使欧洲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个性，区别于他人，也孕育生成了一种“自然的整体感”。这种“情感”是一种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确定的欧洲精神。它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却没有特定的目的性，更“与特定的客体完全无关”。这就是人们称谓的欧洲认同，属于还远未上升到具有明确目的性的国民“性格”层次。

在欧洲，整体性与多样性不是一对矛盾，而是有机的对立统一关系。或者说，欧洲社会如同“一支交响乐队，其意义在于各乐音的和谐，而非众多各不相干的音符”。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历史恰似一支单一主题的变奏曲。其精彩之处就在于曲调、节奏和速度等的不同。但在理解乐曲时，我们则必须根据整体而不是依据部分来进行思考，把差异和不同看作是欧洲大社会生活乐章中的一个个相关部分。从整体上，而不是单独分开地去“追踪那些社会成员的命运”。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社会各成员的发展，其能量往往不是来自于国内。“‘它们有着更为广泛的来源……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结果尽管有所不同，但它们却遵循同样的法则。’换句话说，作为英国土产的议会制度，乃是一种力量的产物。这种力量并非为英国所特有，但却在英国以及同时在法国发挥了作用。关于工业革命，那它‘不应在纯粹英国的意义上’解释，因为这个国家是更广泛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称这个经济体系为‘欧洲经济’或‘欧洲海洋国家的世界经济’。”这意味着，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脱离欧洲社会的大乐章而单独解释自己。

同时，欧洲社会变奏曲是由多层次的不同曲调与差异节奏组成的，并因此而精彩。或者说，欧洲社会变奏曲是依存于差异与不同的。也就是说，欧洲的整体性是依存于多样性，并以多样性为基础的。失去了多样性，欧洲特色的整体性也将不复存在。欧洲整体性的这个特别性质体现了它与一般政治实体整体性的原则差别。其根源在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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