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友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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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市场经济逻辑试读：
谨以此书纪念恩师朱绍文先生
我因参加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学术活动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朱绍文先生相识。虽未能成为先生“国民教育系列”之内的“在册”弟子，却有幸长期得到先生在“经济思想史”学业方面的指点。北京西三环紫竹桥东南角昌运宫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楼内先生的“书斋”和紫竹院公园湖边的“林荫小路”是我经常聆听先生关于如何“治经济学”的课堂。先生对我的循循善诱和耳提面命，尤其是强调“要努力读经典”，“《资本论》要读十遍”，“要读一生”的“规定”一直令我不敢懈怠。先生的治学精神和爱国热情，以及先生对先生恩师的那份“敬重之情”更是使我难以忘怀。这本书中的很多思想就是在与先生的交流中产生的，这本书的立论视角最初也是源于先生的引导。如今，我的“真意斋”与先生曾经治学的“书斋”依然隔紫竹桥相望，但先生已去，与先生的交往已成为记忆。
先生与我的另一位恩师，著名书画家董寿平先生是挚友，也知我从董先生学画，曾希望我为其画一幅“墨竹”。可我总觉得先生身体康健，待我练得更好些再动笔吧。没想到先生竟“忽然”驾鹤西去，我对先生的“愧疚”也就成为永恒。这也是我愿将此书作为一份“作业”呈献于先生的缘由。学生王明友敬记于京华紫竹桥畔真意斋2014年11月3日序
21世纪初我从海南大学调到北京工业大学并与王明友老师相识。我与王老师既是同事，也是经常相互切磋理论的好友。据我所知，与干我们这一行的同龄人比起来，王老师拿出来的“成果”并不多，也不大愿意申报课题，但每发表一点东西总要强调一得之见。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态度值得肯定，但与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却有距离。
王老师在中学时代就对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参加高考，有幸得到人大经济学系老先生们给予的科班训练。之后，一直在高校从事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我的印象里，王老师对理论经济学充满执著，不仅对经济思想史，现代西方宏观、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长期钻研，而且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用功尤深。这本书实际是王老师长期思考理论经济学之心得的一个汇集。
由于多年从事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思考与探究这两大经济学体系的异同成为王老师学术兴趣的聚焦点。正如他自己所言，“求同存异”是他的学术志趣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王老师对《资本论》中的市场经济逻辑这一主题的探究才呈现出以劳动资源的节约为前提，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机制为核心，以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实市场竞争中的展开为主线，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市场经济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统一起来，并从微观企业运行到宏观结构平衡，从商品交换到货币理论，从产权到租金，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到经济增长，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等一脉串联下来，从而把“价值规律”这一人们所“熟知”，但其实是很抽象的范畴引向了现实市场机制层面，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接了“地气”。王老师的这一研究路径其科学性如何还有待于学界评判。但无论如何，这种理论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作者在本书的理论展开中，既坚持《资本论》的文本依据，又从思想史的视野进行多角度讨论，且独见频出，引人思索，足见其理论经济学修养之深。即便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逻辑概述，王老师也是颇有新意，而对“交易创造价值”和用“交易费用”挑战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简要评论，以及“对劳动价值论质疑”的再质疑等，言之有理，分析透彻，凸显了作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娴熟。
对一部纯理论经济学的著作来说，结构安排是显其功力之处。王老师这部主要以《资本论》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在结构安排上是有所长的。针对社会大众对《资本论》缺乏深入了解的现实，先从《资本论》的创作、出版和在中国的传播入手，进而讨论《资本论》的对象、方法与逻辑结构，并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论逻辑进行梳理，既讲明了作者对这两大基本理论的理解，又起到了解疑释惑的作用，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轻装上阵地讨论本书的主题了。
众所周知，《资本论》对市场机制的阐释是以价值规律来统领的。然而，作者却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机制为逻辑起点，进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机制这一市场机制的现象展开——价格、竞争与供求的立体讨论；市场有微观主体和宏观调控，因而接下来是企业微观运行与宏观总量平衡；无论微观、宏观，其运行都离不开货币，所以进而讨论货币；市场经济以清晰的产权为前提，产权作为客观存在必然追求其经济实现，因而接下来讨论了产权和租金；正像作者所强调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具体社会时空中的经济学，受着自然、技术和制度的制约，所以又讨论了技术变迁、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马克思当年就曾计划对国际经济进行专门的讨论，但因生命所限未能实现，作者延续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对开放经济与世界市场进行了一定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理论经济学的创新要以马克思的方法和已有思想成果为基础，像马克思当年那样积极吸收其他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于此再出发，去拥抱中国理论经济学新时代的学术期盼。这样一种逻辑构建在推进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现代化方面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
我因专业是哲学，故对王老师倡导回归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很有兴趣。经济学与哲学本不该分家。而且在马克思那里，二者始终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资本论》既是经济学著作，同样也是哲学著作，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就体现在《资本论》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深入进行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并企盼有所建树的话，都应认真补一补《资本论》的课，正如王老师所言“马克思经济学是绕不过去的”。死抱着《资本论》作教条式的理解无疑是错误的，但抛弃《资本论》同样也是错误的和无知的。《资本论》是历经上百年历史检验的人类认识自身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阶段性成果”。肯定这一阶段性成果的学术价值，继承这一阶段性成果中的科学内容，从这个阶段性成果再出发、再探索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是千年伟人，是思想巨匠。马克思虽然没有穷尽真理，但毕竟在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开启了通向真理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马克思的方法和《资本论》的逻辑的理论魅力也就自不待言。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和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当今之中国，思想文化观念的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仅仅讲马克思经济学抽象的大道理，无论其道理如何正确，也还是难免被边缘化。因为面对理论的多元竞争，公众更愿意选择和接受看来是更能解释现实的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因其长于现象描述——毕竟吸引公众眼球的首先是现象，加之大量运用曲线和方程等数学表达形式，自然就有了所谓“科学”的面貌。与之相比，马克思经济学过去更多地被应用于解释剥削的秘密，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而很少被用来解释市场经济活动，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经济学根本没有这个功能。因而，面对现实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深刻阐述马克思经济学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应用价值就成为当今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王老师由于长期的“一仆二主”，几十年来同时搞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从而有了一定的在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现象描述之间进行对话的学术基础。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一定要以这类对话为前提，若不如此，则无以吸收马克思之后人们在经济学探索方面所积累的科学成果。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没有穷尽经济学的真理，而只是开辟了探求经济学真理的道路。马克思的《资本论》要续写，而这种续写首先是要立足于今天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新的解读。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日趋升温正反映了现实对这种解读的客观需求。深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要跟随需求之导向的王老师的这本书无疑对《资本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视角和新的解读方式。所以，对王老师的探索我是积极支持的。当然，其观点无论对错，都属于王老师自己。
在书稿付梓之前，王老师希望我给写几句话。以上数语，既是我学习王老师书稿的一点体会，也表达了我对王老师和他的著作走向学界和公众的深切期待。2014年11月8日于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序：我怎样看经济学
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早就有了，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总想多学些，多看些，多想些，弄得更明白些。而且，文献读得越多，越对动笔深感发怵。加之对“职称”这种外在名分不思进取，也就自减了为写而写的压力，多年来一直乐于“述而不作”。没想到，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快要退休了。
回望几十年的问学之路，学了一辈子经济学，教了一辈子经济学，成天与经济学朝夕相伴，经济学俨然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生命的组成部分。其间，所思所想的确不少，但多随时光的流逝飘走了。近年来，在好友的撺掇之下，倒也觉得临近退休，总该把沉淀下来的东西捞一捞，晒一晒，对自己是个总结，给同仁提供个批判的靶子，对后来的学子，或许还能奉献点儿经验教训。于是，终于动笔了。
为了便于读者在读与不读此书之间做选择，还是先就我的基本情况、所思所想、学术偏好和本书特点向尊敬的读者做个简要交代。一我是怎样走入经济学的
1958年5月我出生在北京。家母初中毕业，家父读过大专，虽然都是工人，但崇尚文化，倾全力为孩子学习创造最优条件是他们的最大偏好。所以，即使是在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年代，父母在我幼小心灵里注入的却还是“上大学”和“成名成家”的理想和信念。
小学一年级快结束时，“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第二小学，校长被打倒，班主任被批判，接着就是停课闹革命。
由于年龄太小，才8岁，只好“猫”在家里。父母怕我放任自流走了弯路，就引导我学写字、画画儿。在彻底批判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氛围里，没人敢教我，也没地方去找老师求教。家父无奈，只好充当了我的“专业老师”，天天给我布置大量的写画“作业”。而且，他下班回家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对我的“作业”进行检查和品评，每天如此，从不间断。开始时因为新奇，有兴趣，进步比较快，出现了类似于经济学所说的“边际收益递增”现象。然而，为时不久，那可恶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就逐渐显灵，进步越来越慢，兴趣也就与日俱减，直至索然。
对书画只有喜欢看的水平的家父，很快就无法指导我继续前进了。怎么办？家父想出的招儿是颇具“时代特色”的——带着我“研读”《矛盾论》和《实践论》，说是要从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中寻找学画画儿难以继续前进的“主要矛盾”和能够继续进步的“突破口”。9岁小孩儿学“哲学”，思“辩证法”，想“破解矛盾”的事儿，恐怕只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才能发生这种事情。当然，经济学史上有英国经济学家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很早就跟随其父老穆勒（James Mill）学经济学的记载，但那也是小穆勒十几岁之后才接受理论训练。或许，正是家父这一“文化大革命”时代特色的偶然与非常之举，在我内心播种下了喜欢理论的种子。
机缘巧合，我家当时就在北京的长安街旁，成天耳闻目睹的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长安街上的种种表演：昨天还红得发紫，今天就可能被彻底打倒，而且还要“踏上千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政治新星如走马灯般转换，政治口号更似盛夏三伏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于是，也就渐渐产生了“为什么总是这样反复无常”的疑问。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可又想知道答案怎么办？只好向“书”求教。当时，可读的书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城里许多单位都免费发放的这类马列著作。所以，初中时的我——就读的中学是北京市第一一九中学——就开始接触这些书。虽然读不懂，但喜欢，因为沉浸在里面好像才能“心安”。
记得，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马列的“三十三条语录”。其中，多条语录都跟政治经济学有关。恰好，人[1]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徐禾等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是一本“文化大革命”前专为大学经济系学生编写的入门教材。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内部使用，其他高校也有内部翻印本，影响很大。见到公开出版，我就赶紧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至今，我依然认为徐禾先生领衔编写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概论》是最忠实于《资本论》原义的马克思经济学教科书。因为它基本上是把《资本论》里的“篇”凝练为“章”，是对《资本论》阐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提炼和浓缩，是马克思经济学最好的入门读本，是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捷径”。因而至今，我还常推荐给研究生阅读。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的张宇教授还写了热情洋溢的再版前[2]言，指出该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一个光辉典范”。
高中一年级时，为配合学习“三十三条语录”，我曾在课堂上像模像样地专门给全班同学讲解马克思的商品和货币理论。当时的感受是现实的很多事情太不讲道理了，相比较而言，只有马克思经济学一环套一环的推理才是讲道理的，所以就要学这个讲道理的“道理”和讲道理的“方法”。马克思经济学对我的吸引力就是这么来的。当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内北面的大殿阅览室成为我课后和周日常去的地方。
1976年底我高中毕业。转过春节，被“分配”到北京中阿和平友好人民公社下辛堡村，成为一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青”。在广阔天地的田间地头儿，人们活生生的，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罗纳德·科斯所强调的“真实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使我直接体会到了“物质利益”问题的重要性，对物质利益为何物的追问之心进一步增强。因而，在繁重的农业劳动之余，进一步阅读我所能找到的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读物，偶尔也翻一翻从知青队图书[3]室借来的一本白色封皮红字书名的《资本论》。
当时的下辛堡知青队是北京市和全国的“样板”知青点，得到上级特殊关照，建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图书室，有近千册图书。其中唯一的一本《资本论》好像是专为我准备的，因为我是它的唯一读者。200多人的知青队，好学者有十余人，但兴趣各异，后来发展各有不同。比如与我同住一室的李唯一，兴趣在写作，好咬文嚼字，后来曾担任过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同住一室的胡加方，兼任知青图书室负责人，兴趣在文史，如今是实业界颇有成就的人士。同学查建英，志趣在小说，后来是中外比较文学专家。回头看，当年的知青伙伴中仅我一人走上理论经济学之路。这或许也与胡加方给我“开后门”，允许我长期借那本《资本论》有关。当年在知青大院男生二排中间那间寝室里每晚与唯一、加方伴读到深夜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1978年7月7日、8日、9日三天，放下锄头上考场，与唯一、加[4]方结伴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报了一个专业——政治经济学，赶上扩招，被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政治经济[5]学专业录取，可谓如愿以偿。
早就对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非常崇拜，现在，竟能亲耳聆听徐禾、李光宇、卫兴华、胡钧、余学本、于学儒这些《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者抽丝剥茧的讲解和宋涛、吴树青、孟氧等名师的教诲，如沐春风之感直透灵腑。而李宗正、高鸿业、吴易风、陈孟熙、曾捷、孙健和刘淑兰等多位老师更是给我建立了历史视角，打开了国际眼界。从那时起，我就渐渐形成要在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的综合比较中探寻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诉求。为此，从担任经济学教师起，就开始了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现实中国经济问题的长期关注，且并行讲授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直到现在。其间，1989～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研究生班学习两年，主修当代外国经济思想，得到朱绍文、黄范章、俞品根、李成勋和张曙光等名师的指点，学术兴趣也就集中在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比较这个研究方向上。
21世纪以来，由于研究生教学的需要，我又把学术关注点聚焦到制度经济学研究、《资本论》研究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这三个方面上来，一直在北京工业大学为研究生讲授这三门课程，这本书也是这一聚焦的结果。[1] 徐禾等编《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第1版。[2] 徐禾等编《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前言”第4页。[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4] 1977年底恢复的高考是各省市单独命题的考试。[5] 李唯一考进北大中文系，胡加方考进北大一分校历史系，查建英因参加1977年高考成绩优异进了北大中文系77级。二我对经济学的基本看法
在经济学里浸泡了几十年，对经济学究竟该怎么看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就像搞哲学的人经常受到什么是哲学的困扰一样，搞经济学的人也会不断地追问经济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
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经过诸多前辈的努力，至今已发展为一个非常庞杂的学科体系，以至于“到底什么是经济学”好像都日益模糊了。
在我看来，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而“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经济活动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因而，作为揭示人的经济活动规律的经济学也就必须揭示“人与人”和“人与物”这两重关系方面的规律。无论经济学怎样发展和发展得多么复杂，最终也还是要来揭示这两重关系内部和两重关系之间的规律。
人们的经济活动从抽象的角度看，无非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维持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人们在从事这一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相对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来说，可供利用的资源总是不足的这样一个客观硬约束。于是，如何才能使相对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就成为经济学必须研究的一大主题。所以，西方经济学关注稀缺和选择是有道理的，虽然其仅仅关注稀缺和选择是不够的。
同时，人们的经济活动如果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看，又都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有所谓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然而，又正是由于满足人们需要的资源是稀缺的，于是，人们在对稀缺资源进行占有和利用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因而，要使上述抽象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稀缺约束下的最优选择——得以具体地、现实地进行，用以控制人们的经济行为，协调人们对稀缺资源进行有目的的利用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社会经济体制”就必须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即面对稀缺而必须进行最佳选择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殊”，即在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在特定生产关系之中来进行的选择就必须结合起来。并且，还要以“特殊”为其“现实的”存在形式。一般是抽象，特殊才是具体，从而也才是现实。西方经济学家经过上百年对市场机制的探索，到罗纳德·科斯才又重新绕回到关注“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来，科斯因其在这方面的研究贡献而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偶然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是专门来研究如何协调人们在对稀缺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中的矛盾与冲突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系统的一套理论体系。所以20世纪末，我曾根据这一理解给经济学下过一个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将有限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利用，以及如何协调人们在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占有与利用中的利益矛盾[1]与利益冲突的经济制度及其体制系统的社会科学。”我觉得，这样定义经济学才能把经济学的“一般”和“特殊”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理论经济学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还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打开通道，而这个吸收和借鉴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必经环节。[2]
这之前，我曾在简评魏杰先生主编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一篇[3]短文《经济学的准确定位》中阐述了我这个定义的基本观点。后来，我的这篇书评被魏杰先生“全文搬进”了他的《我国经济学发展断想》一文，构成他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更巧的是，魏杰先生这篇《我国经济学发展断想》的论文还被收进了由于光远和董辅礽两位先[4]生主编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一中国经济学界名流展望新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文集当中。
当然，对经济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比如，一些学者愿意强调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另一些学者愿意强调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利用”的科学。我的问题是：难道资源的最优配置就不是为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吗？而资源要被有效地利用就不需要资源实现最优配置吗？它们难道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吗？
同样，又总有些学者强调经济学是研究“人”的；也总有些学者说经济学是研究“物”的。而我同样要问的是：难道经济活动只是抽象的人的抽象的活动吗？难道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包含物的内容吗？或者，难道真实世界真的存在仅有物的活动而没有人的活动的所谓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吗？那不成了独立于人类社会活动之外的纯粹自然界的演化了吗？
一些学者自恃“真理”在手，因而振振有词，但常常经不起追问。在严格的逻辑追问和独立的学术思考面前，不免要露出“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本来面目。经济学的研究当然需要抽象，但总不能抽象得没有了经济活动的物质内容，或者没有了经济活动的主体，更有甚者是连经济活动的具体方式也没有了。
由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必然涉及“人与人”和“人与物”这两重关系，所以，作为揭示这两重关系的理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二重态”分析法，也就是既要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物质内容”，又要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社会形式”。这种“二重态”并不是故弄玄虚的人为设置，而是研究客体在研究主体，即“思维主体”中“开显”或说“呈现”出来的“二重态”。
那么，对这种“二重态”又该怎样来研究呢？当然就不能只是单一的视角，而应该有多重的视角。这是因为，研究的客体是客观世界中的客观存在，是在特定时空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存在。对这样一种历史性客观存在的规律的揭示，就只能是研究者去“发现”，即把客观存在本身当中所固有的规律揭示出来，而绝不是去给客观存在本身“注入”所谓人为的规律。于是，承认客观存在的客观性、多维性和演化性，从而把客观对象真正放入它所处的客观时空中来对其进行客观地思考，才是研究真实世界经济学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科斯正是由于对西方经济学所奉行的简单抽象与脱离实际的研究风气不满意，才将主流经济学讽刺为“黑板经济学”，并努力倡导应该走“真实世界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因为在科斯看来、“由于交易赖以发生的制度背景会影响对生产的激励和交易的成本，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如果没有对制度背景进行具体说明就来讨论交换过程，[5]则没有任何意义。”进而，科斯疾呼“我们需要研究真实世界中的[6]缔约过程，然后才能获悉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它们”。科斯关注产权问题源于他高度关注的是“真实世界中的缔约过程”，因为这个“真实世界中的缔约过程”才是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本身。现代经济学“日趋抽象化，似乎无需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知识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体[7]系，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兴趣是定价系统，而他们竟在研究中忽略市场——或更专业地讲，是忽略了决定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8]生产什么”。因而，科斯挖苦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是“黑板经济学”。当然，科斯的批评还是比较朴素的，还缺乏哲学层面的提升。
正是基于上述看法，我认为要使经济学真正成为对真实世界经济规律的“开显”，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黑板经济学”的层面，就需要有制度的、宏微观的、福利的、发展的与演化的研究视角。当然，综合这“五大视角”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至今还不存在。在大学的经济学系中，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还都只是作为不同课程分门别类地开设。学生要能将其统一起来，用以观察和思考现实社会经济活动还需要一定的悟性。
具体的经济理论研究者对其“学”有所偏爱，即所谓“术业有专攻”理所当然。而且，从研究分工论起家的经济学自身也难逃分工和专业化的规律。但是，一定不要忘记社会经济活动本身作为独立于研究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是处于具体时空中的具有“质”和“量”的多维性的客观存在，是“多样性的统一”。理论研究者从“某一”视角深入进去所进行的探究，即使揭示出来的那个规律具有客观性，那也只是从你那“一维”所看到的客观世界的某一层面或某一侧面，从而也就仅仅是“某种片面”的认识。而你所研究的那个客观事物本身却是“多维的”、“立体的”、“多样性统一”的。在你这一维所看不到的，或者说被抽象掉的内容——当然也只是在你的头脑中把它们抽象掉了，并不等于它们在现实中就不存在，并不等于它们就不起作用。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那也就难免唯心主义盛行了。所以，马克思在正式向世人阐述其对经济学批判成果之前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才特别强调了经济学研究重要的就是要把对“感性具体”的认识上升到“理性具体”，而经过研究所得到的那个“理性具[9]体”，则又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看看现实中经济学家们的许多讨论，常常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他”的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就是常常缺乏认真关注客观事物本身所蕴涵的那个“理”。
当然，这种片面化的现象也并非中国经济学界独有。早就有西方[10]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批评。比如经济学家张五常在1982年10月就任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说《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中就曾批评说：“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11]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张五常还说：“人们普遍抱怨经济学家之间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他们经常太容易就未经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一[12]致意见了。”然而，批评归批评，由于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化”发展，实际情况愈演愈烈。尤其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的经济学修炼还处于学习和简单照搬阶段，正如马克思当年批评落后的德国经济学界那样，“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13]，这个问题就应当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
研究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懂得：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制度”是决定人的经济行为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会受到方方面面的约束，但高度概括起来，主要是“自然的”、“技术的”和“制度的”约束。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当然要关注“自然”和“技术”的约束问题，但经济学本身并不是自然科学和工艺学。对自然界的奥秘与规律进行揭示是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是工程技术专家的任务。理论经济学的用武之地在“制度”和“社会”层面，人们现实的经济活动都是在某种具体的制度框架约束之下的活动。所以，研究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首先必须有制度的视角。
经济学一般把制度定义为是在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或按博弈论的说法：制度是N个人博弈的均衡解。所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从制度这个视角去观察，就是不断地用导致效率水平较高的制度去替代导致效率水平较低的制度，即所谓制度变迁。其道理就在于，在现实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除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外，实际上还包括制度因素，因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相互分离的情况下还只是潜在的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而把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者组织起来，使其发挥现实生产活动的功能的则是一套“游戏规则”，即人们所称的“组织”或“制度”。也就是说，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作为现实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或者说，为一定的生产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实都是“特定制度”下的客观存在。并且，也只有通过特定的制度，它们才能现实地组合起来发挥作用，才能变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并得以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发挥作用。所以，经济学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就不能没有制度的视角，缺少制度视角的经济学就只能是“黑板经济学”。斯密创建经济学时暗含了制度的视角，马克思则高度关注制度的视角，马克思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回避制度的视角，而科斯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了制度的视角，而且，一生为这个经济学的“制度转向”而呼唤。所以，科斯在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生产的制度结构》中劈头就讲他对“经济学的高深理论方面”并没有创新，实际上他“仅有的贡献只是促使将经济体系的特征纳入我们的经济分析。经济体系的这些特征”一旦“被纳入分析，就会引起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彻底变革”。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指出[14]生产的制度结构对于经济体系运行的重要性”。科斯的这段“惊人之语”实际是对无视制度因素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敲起了“警钟”。
我们过去常讲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能动因素是人并没有错，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又是由制度制约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71年12月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的演讲中给“经济增长”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15]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因为在西蒙·库兹涅茨看来：“先进技术是容许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本身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是一种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要有效而广泛地使用技术，并且，如果这种使用确实促进了它自己的发展，那就必须有制度的和思想意识的调整，以便有效地正确使用人类先进知识宝库之累积所产生的创造[16]革新。”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标志是生产能力的长期提高，先进技术是生产能力长期提高的基础，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又是基础的基础。
在人类社会变迁中，制度变迁是根本的变迁。真正的经济增长是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针对人们往往用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诺思则强调：“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17]原因，它们乃是增长。”因为在诺思看来，所谓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等，都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现象，而并非经济发展的原因，经济发展从更根本的层面去看，其[18]实是制度变化的结果。在诺思的视野中，“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19]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这是因为：“制度的演化会创造一种合宜的环境，以有助于通过合作的方式[20]来完成复杂的交换，从而促成经济成长。”我国学者邹东涛也曾谈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和必要的条件，制度才是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生产力长期提高的充分条件，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石，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层次、最核心的因素。科学技术只有在相应于高效的制度上，才能成为现实的第一生[21]产力。”
经济学必须关心制度，更追求有效率的制度。实际上，能够促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制度。诺思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22]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提出有效率的制度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保护，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努力从事生产工作的激励。第二是能够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发挥其自主才干的最充分的自由，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最充分发挥。诺思所说的这种有效率的制度，从现实来看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固然并不完美，然而在现实中，人们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体制更优的经济体制。虽然人类在20世纪进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验，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也发挥过极高的效率，但在长期的和平建设与经济发展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比较优势。
从经济发展史去看，虽然技术变迁会导致经济的巨大发展，但往往重大的技术变革都是与制度相关的。因为技术是由人来发明创造的，所以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对创造发明技术的人的“激励问题”，而“激励问题”是个制度问题，克服激励不相容是经济体制改善的目标。
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土地面积没有变，资源总量没有变，但在人口激增的条件下（比20世纪60年代末增长了近一倍），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实力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制度变迁使然。
总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为经济发展创造空间，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现实的经济总是处在具体的制度框架中的经济，因而必须有制度分析的视角。
前文谈到自然资源的约束、人类技术的约束和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制约着人类的经济活动。这三大约束都有属人性，自然资源是人类认识和能够利用的资源，其中还包括人力资源自身；技术是人类掌握的技术；制度是构成人类社会、约束人的行为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既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也不能只“见人而不见物”。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之下，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去追求资源约束下的自身利益的极大化。当然，对于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本身的认识与把握又都是发展的和变化的，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恰恰就“灵”在这里。所谓人的本质是实践的，而人的实践活动也就体现在这里。正是在对这三大约束的不断“冲破”当中，人类使自己成为人类。
应当看到，制度只是为人们的经济活动划定了活动的规则和活动的范围，即提供了一个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约束空间，是对经济活动的规则层面的约束，属于经济活动的“社会形式”层面，但它还不是经济活动本身的“物质内容”。经济学的研究在进入了这个行为约束空间以后，还必须观察和探寻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本身，也就是还要关注“特定的生产的社会形式”当中的那个“社会生产活动的物质内容”。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我们对经济活动的观察还必须有“宏微观”的视角，也就是要从宏观经济总量及其制约关系，如消费、投资、进出口、货币量、利率、准备率、就业量、物价水平、税收等的总量变化与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以及微观层面的价格、供求、消费替代、生产成本、规模经营、市场结构、企业利润、要素价格、垄断与反垄断等诸多方面去观察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去探究具体的物质财富生产活动的规律，去推断宏微观经济面的未来走势。
当然，我们观察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不能用机械的、僵死的眼光，而是要有发展的和演化的视角，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拥有一定的发展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知识。不断发展和演化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发展和演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现实的存在方式。
毋庸置疑，我们所追求的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和演化，这就又有一个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的问题，或者说，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的问题。这就又牵扯到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福利评价。所以，就还必须有“社会福利”的视角。近年来，社会上对改革的批评越来越多，“社会学”空前活跃正是社会大众对福利视角的呼唤与期待之反映。福利经济学里有一个“帕累托最优”的严格表述，即当不能在不使一部分人，至少一个人的境况不变坏的条件下，就不能使另一部分人，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好时，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个最优就是“好”的极限状态。在这个状态到来之前，则有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即向帕累托最优趋近的过程。所谓帕累托改进，是指当能在不使一部分人，至少一个人的境况不变坏的条件下，就能使另一部分人，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好。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帕累托改进的机会已经基本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时，他们就自然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质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改革需要共识，但现在又难以达成共识，如何寻求最大公约数正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总之，社会经济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对其观察绝不能简单化。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抽象，但抽象并不等于简单化。理论经济学无疑需要有制度的、宏微观的、福利的、发展的和演化的多重视角。当然，这种多重分析视角相统一的理论经济学基本原理之框架还有待于创造。[1] 王明友：《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几点思考》，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5期，第88页。[2] 魏杰主编《经济学》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3] 王明友：《经济学的准确定位》，载《科技日报》1996年7月7日，第2版。[4] 参见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第42～44页。[5]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4页。[6]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4页。[7]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6页。[8]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6页。[9]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3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26页。[10] 一位常以惊人之语批评别人，且自身又颇受争议的经济学者。[11] 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2页。[12] 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8页。[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15页。[14] 参见〔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页。[15]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第21页。[16]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第21页。[17]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第6页。[18] 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第215。[19]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7页。[20]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前言第2页。[21] 邹东涛主编《经济中国之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第9页。[22]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第4页。三我怎样看马克思经济学
基于上述看法，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也就自然显现了。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其《资本论》就包含了上述经济学研究的“五大视角”。马克思经济学作为经济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长程问题和更为根本的问题，其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具体分析则充满了“二重性”与“二重态”的辩证统一。虽然马克思经济学阐述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问题还有待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实践检验，但马克思经济学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这一点无可争议。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态”，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经济学提升到了经济哲学的高度。当然，人们可以对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哲学进行质疑，目前学界和互联网上也经常出现各种怀疑之声，那就请这些怀疑者在理论的逻辑层面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层面将马克思的“二重态”分析法证伪好了。客观地看，今天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那也就只有遵循科学领域的规矩，即若没能在学理层面将其证伪，就只有尊重其学术价值，尊重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并从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
百余年来，几代中国学者为《资本论》的研究而不懈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主要都是围绕《资本论》来进行的。已有的研究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来研究？换言之，笔者再来增添这方面的一本书意义何在？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过去长期意识形态的需要，《资本论》一直被宣传为是打碎旧世界的武器，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著作。《资本论》的确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的特点，然而，《资本论》并不仅仅限于这样的功能。《资本论》首先是经济哲学著作，它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迄今为止市场经济的典型形态，所以，马克思在对这一典型形态的分析中也就必然同时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中国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并且已经冲破种种思想阻力和体制禁锢，逐渐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因而，深刻认识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也就成为强烈的现实需求，以描述市场经济运行相对见长的西方经济学日益占领中国经济理论市场的状态就是这一强烈需求的反映。
然而，从认识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来说，《资本论》无疑代表着研究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其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阐释却因意识形态层面的遮蔽而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唤起学界对《资本论》之市场经济学的本来面目的关注。记得孩子选择读理论经济学的研究生时我曾对他说过：“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内容，无论你对马克思经济学是什么态度，如果真搞理论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希望你关注马克思经济学，了解马克思经济学，客观地看待马克思经济学，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这是一个把经济学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学者应有的基本素质。”
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上，我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篇章，探讨了理论经济学理应探讨的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更是有着巨大的启发性。一句话，马克思经济学是今天人们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学术思想基础和出发点。客观地看，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马克思经济学当然没有穷尽理论经济学的真理，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从而，马克思经济学也就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所谓马克思经济学绕不过去的道理就在这里。实际上，如何全面、科学和历史地，而不是机械、片面、形而上学地、极“左”或极右地、盲目地和虚无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学界至今还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立场，也都可以有自己的主观好恶和理论偏好，但科学对待马克思经济学，而不是简单贴标签式地、情绪化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应是以研究经济学为职业的专业人士的职业操守和治学原则。
多年来，在并行讲授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马克思经济学特有的理论魅力和学术价值，这种长期“一仆二主”的教学工作使我对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了更为理性的崇敬。经济学中的“一仆二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说法。他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曾经讲过他能做到“一仆二主”，每星期一、三、五，他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二、四、六，他又可以是一名凯恩斯派的侍从，于是他就尝试把两种理论融合在一起，走综合之路，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我在长期的“一仆二主”中，不仅看到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差异和对立，还看到了它们之间的互补。“求同存异”是我的治学态度，也是我的学术兴趣之所在，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来整理自己多年来“求同存异”的一些思考。
人们愿意追问马克思经济学在今天到底有何意义？搞《资本论》研究到底有何意义？在一些人看来，即使马克思经济学讲的一些道理是对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的确也很精彩，但是，如果所论之内容过于宏观、过于抽象、过于长期——凯恩斯曾调侃说“长期中我们都死了”。言外之意，关注“长期”无异于“扯淡”——那我们今天还是用不上。理论是解释现象的工具，人们对理论的要求不仅要能“用得上”，而且还要“好用”。例如，在说明价格变动时，用“供求”去解释就好理解，也很方便，供求曲线图的描述还很直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去讲什么价值论？而且说者说不清，听者也难以明白。再者说，马克思的那一套即使正确，但如果仅有思想史上的价值而缺乏现实价值的话，那还不是白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立足现在而面向未来的呀。
说实话，我非常理解这类质疑者的心情，也很钦佩这种务实的质疑精神。但问题是，首先，马克思是研究了供求问题的。而且一定要清楚，若只是抽象地研究供求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供求要能具体地发挥解释力，就要放入具体的时空中，而这个具体的时空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特定的“制度环境”，或如科斯所言“生产的制度结构”。因为，经济学是“社会的”经济学，而不是“纯自然界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求分析脱离制度环境正是其不足之处。相对而言，马克思对供求的分析须臾也没有离开制度环境的制约。科斯强调关注“生产的制度结构”这一向马克思经济学复归的现象，佐证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价值。
其次，理论经济学的研究绝不能满足于现象描述而止步不前，看经济学的现实价值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要知道，对社会经济活动本质层面的逻辑认识同样有意义，而且更有现实价值，即对现实中的相应问题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不仅知其然，而且还能洞悉其所以然，从而可以举一反三，以增强对现实问题的推断力。缺乏对“所以然”之逻辑的陈述的所谓理论表达，在许多学者看来根本就不具有科学命题的资格。
再次，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揭示并不只是“剥削”和“不公正”的问题——虽然这是其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同时，马克思也并不是从抽象的“公平正义”，而是从具体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必然规律与内在逻辑来谈这个问题的，因而才增强了思辨的深刻性和历史的穿透力，减少了空洞说教的色彩——至于说，一些人往往感觉到是说教，那恰恰是因为脱离了《资本论》的文本本身。如果一个人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主要来自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难免把马克思经济学视为说教，因为一般而言，教科书更容易成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不读《资本论》，只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来了解马克思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当然不可能深切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价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识庐山真面目，不进庐山还不行，只进庐山也不行。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不游遍名山大川，难以深刻理解庐山的独特性。同样，越是有丰厚的理论经济学流派方面的修养，并在此基础上反复深入研读《资本论》，才越能见识《资本论》的现实价值。恩师朱绍文先生当年对我多次提到《资本论》要读十遍，随着我在经济思想史长河中浸泡的时间越长，对先生的提醒体会越深。
在今天关注经济学的人当中，一部分对马克思经济学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且不能静下心来品读与追索，这属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方面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不能从理论经济学的长河去辨识马克思经济学的长短，这在很大程度上则属治学能力问题。至于有的人见马克思经济学就反感，则是学问之外的问题了。认识《资本论》及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价值，要尽量消除这三种现象。
最后，问题还在于，现象和本质、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历史和逻辑、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以及发展和演化等问题在理论经济学中该不该研究？从严谨的科学立场来说，当然应该研究。而且，将现象和本质、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历史和逻辑、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以及发展和演化等相统一的这种“经济哲学”，既是当今理论经济学的短板，又是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所必须突破的地方。回望经济思想史的长河，只有《资本论》作为经济哲学才具有这种统一性，因而关注《资本论》对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就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资本论》当然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只是，一方面，其具体的现实价值作为本书将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在这里难以一言以蔽之；而且，另一方面，也如马克思所言，“预先说出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1]的”，最好还是随着本书的展开而“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因而还是留待后文慢慢道来吧。[1]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页。四本书的几点探索
阐释《资本论》所揭示的市场经济逻辑是本书的写作目的。《资本论》并没有简单地就市场经济规律来谈市场经济规律，而是从前文的“五大视角”来看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从而也就把对市场经济的分析提升到了经济哲学层面，因而本书力求在经济哲学层面来讨论《资本论》对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相关分析。
——市场经济运动规律是市场机制的外化形态，市场机制说到底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机制。为此，本书以节约劳动耗费为逻辑前提，以对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机制的挖掘为切入点，论证了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本质内容，揭示了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格论”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阐明了《资本论》中揭示市场经济规律的逻辑基础。
——市场经济运动规律是市场机制运作使然，而市场机制运作又是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共时空”的交互作用与一体化，理清三者之间的机理与逻辑是本书的探索之一。
——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本书以对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解剖为基础，强调真正揭示资源最优配置标准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并非西方经济学，并尝试对马克思给出的最优标准进行了简要的数学表达。进而提出，从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可以说清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在市场机制问题上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
——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企业的经营与其资金运转交织在一起。新古典经济学无视企业的生产活动，仅以抽象的生产函数取而代之；以科斯为代表的企业理论从节约交易费用入手只是唤起了对企业的关注，而真正早已打开企业黑箱的是《资本论》。本书以《资本论》的文本为依据，对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发，并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的互补性。
——市场经济运行客观上受总量平衡规律的制约。本书从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匹配，使用价值和价值相统一，以及总量平衡受结构平衡之制约等角度，对总供求平衡问题进行了分析，不仅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分析特色，而且强调了其相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独特价值。宏微观经济运行处于同一社会经济的统一体中，理解《资本论》对宏微观矛盾统一体的深刻研究是理解和处理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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