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灿兴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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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危局·变局：晚清裱糊史试读：
前言
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在19世纪遇到了西方工业社会的刺激与挑战。西方先进生产力带来的冲击，使李鸿章言道：“此三千年来之大变局也。”19世纪是西方工业列强输出资本、争夺市场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后起国家都被卷入这一浪潮之中。
就清廷而言，入关三百年后，虽经历各种挑战，但王朝家业，似乎仍然固若金汤。道光、咸丰年间，内有太平天国之崛起，外有英法之入侵，亦能化解危机。此后学习西方，操办洋务，遂有同治中兴。然中华帝国内心之坚守，传统之影响，却使洋务运动只能有皮毛，而未能长出血肉。
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内外交困，外有西方列强入侵，内有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内外二重动因使清廷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开始了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学习，并开启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步伐。到了晚清，有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经商活动已经变成仕途以外另一个受人尊敬的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了晚清，呈现出诸多不同之处，而大清帝国却如同疲惫衰弱的老马，已无力前行，只有勉强支撑。在这个时代，整个帝国呈现出巨大的裂痕，无数的小事件，汇集之后，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带来了晚清巨变，最终导致大清帝国的崩溃。
晚清中国，历经甲午战争的重创，光绪奋起而欲有所作为。奈何国内保守力量强大，虽为九五之尊，也寸步难行，最终被囚禁瀛台，而老大帝国，仍一如既往。三千年传统之文化，老大帝国之坚守，要破除旧习，维新图强，靠内部力量，常不足为之。而必有新力量之勃然而起，斩断旧日势力，摆脱一切羁绊，方能奋发往前。
自西方列强出现于东方，传教士群体涌入，成为大门内的陌生人。传教士在华，既推动了中国文化、医学、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也与恪守故旧的势力冲突，于是教案不断。到庚子年间，无数教案导致的积怨，轰然迸发。于是万千平民，高举排洋旗帜，出入京畿，举国若狂。民众运动的兴起，若无政治力量背后支持，则不足为患。庚子年义和团之勃兴，实源于内部争斗。此年，保守派借拥戴大阿哥溥儁之名，结成一党，势力深厚，虽慈禧亦不能制之。保守派仇视西洋，遂借义和团之力量，欲内除光绪，外拒西方各国。奈何时代业已巨变，在历史巨轮前，保守势力不啻为螳臂当车。
庚子年巨变之后，清廷发现，不变则亡，于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以求实现富强，挽救大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可晚清中国社会，在整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历史没有留出太多的时间去完成这场过渡，在历经多年的努力而未能达成求强求富的目标后，解决中国问题的焦点转到了改造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上。
当1905年慈禧太后命五大臣出国考察时，“激进的汉人民族主义者认识到，该考察团的使命有利于巩固清朝，这令汉人民族主义者沮丧，其中的一些人采取恐怖手段，试图阻止这次变革的新举动。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学生想在火车离开北京时炸毁它，但失败了”。 这次刺杀失败后，五大臣继续出国考察，回国后建议模仿日本施行新政。1906年，慈禧太后下令预备立宪，改革行政机构，重设六部，召开国会，并推动县以下的行政改革。但是这些举动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各方势力奋力裱糊的清王朝已经彻底无法挽救。
清王朝1911年崩溃，人们称终结满人统治为革命。革命者经历了一次次的努力，最终推翻清政府之后，却未建立起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中国底层社会在绝大多数地区，仍然保持原样而未有丝毫改变，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地区还保持着刀耕火种式的模式。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这个政体与以往王朝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它披挂上了现代共和的外衣。没有通过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社会底层结构的改变，只是追求单纯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就不可能真正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任务。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庚子巨变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经历了由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的变革，但都未能完成社会转型。先进的知识分子随后发起了五四运动，希望通过思想层面的变革来彻底重造国人之精神，但社会底层结构的改变仍被忽视。历史的当局者往往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征。费正清回忆，他的老师蒋廷黻曾说：“现代中国人对西方外在事务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
在以后的时代发展中，凡能注重于从中国底层社会着手者，虽是星星之火，却可掀起燎原之势。
第一章 大门内的陌生人
着尔耶稣教各教堂知悉：今限尔等一礼拜内，教堂内之人，悉行离开，各教堂均由本会中神人居住。如敢不遵，即须用术将尔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彼时悔之晚矣。——揭帖
明代曾明文禁止“胡须大眼”的夷人入境，但抱着传教梦想的传教士，摇身一变，“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1]，挤入了中华帝国的大门。清代，天主教一度在中国有所发展，但在康熙晚年被禁。1840年之后，列强以利炮轰开了天朝大门，传教士蜂拥而入。这些大门内的陌生人，以各种方式在华传播，但他们却又与中国的一切格格不入，他们的出现，撕裂了乡土社会，于是冲突不断，导致了一系列的“教案”。
卜克斯之死
1899年12月29日，天下小雪，五名大刀会会员住在肥城县张店村李大成开的一个酒店里。[2]天寒地冻，这些身穿青衣、头缠红布的年轻人蹲在地下，边围着火炉取暖，边吃着烤土豆。长柄大刀、白边红底三角旗之类的家伙，被乱七八糟地扔在一边。
这几个年轻人从黄河以北的茌平、高唐等县跑到肥城，准备发展会员。此时山东各地的大刀会、金钟罩、义和拳发展迅速，但在肥城地方还没有什么动静。他们在肥城活动了半个月，宣传刀枪不入的神术，嚷嚷着只要碰到洋人，就立刻斩杀。但肥城发展空间不大，只有几个小孩跟在他们后面凑热闹，并没有打开什么局面。
没有油水的肚皮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五人愁眉苦脸，面带菜色。现在天寒地冻，去街上练拳、表演功夫也没啥观众。会员没发展到几个，再待下去，肚皮都难以吃饱。在店里吃喝了半个月没付钱，老板李大成的热情一日日减少，老板娘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可如果就这样退回黄河以北，哥几个照样吃不饱饭，这大寒冬天，到哪去找到东家干活儿？
几个人埋头合计着，想起附近茅家铺上的张洪远，家财万贯，穿的是丝绸，吃的是肉馅儿，房屋前后三进。现在张洪远入了洋人的教，在家里修炼妖术，着实可恨。一名大刀会会员向头目吴方城建议，不如杀了张洪远，劫财济穷人。
老板娘突然从店外钻了进来，掸了掸头发上的雪，对他们几个冷冷地瞟了一眼，这几人在店里混吃喝已经多日，让老板娘大为不满。看着这几人在埋头合计杀洋人，老板娘冷笑着告诉他们，刚刚有一个洋人刚从村前走过。吴方城确认老板娘不是开玩笑之后，立刻对其他人吆喝道：“抄家伙，杀洋人。”蹲在地下的几个人一起拿起长柄大刀，冲出门去。
门外小雪已变大，天地间一片白，气息死沉。村里的几棵百年大树，在茫茫白色中闪出些许青黑色。村内密布着的灰暗低矮房子及堆在院外的磨盘等农具，已被白雪覆盖。雪路上，一排往西的蹄印说明刚有人走过。吴方城急急地带着手下朝西追了过去，身体因为兴奋开始有了热量。
此日，英国传教士卜克斯，从泰安出发返回平阴。卜克斯的姐姐，此前从英国赶到中国，与在泰安的传教士伯夏里成亲。卜克斯喝完喜酒之后，就赶回平阴。此时山东各地屡屡爆发教案，不久前的巨野教案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但卜克斯却丝毫不惧，他身高将近两米，体格健壮。山东即使号称壮硕的大汉也无法与他相比拟。卜克斯看到此种雪天，喜出望外，可以效法传说中的隐士，一骑青驴，踏雪而行，飘然若仙。
卜克斯一路上慢慢行走，看着沿途中国农村风光，不禁陶醉于其中，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却也没有丝毫乡愁。走到张村西边时，卜克斯突然听到身后有咿呀咿呀的叫喊声，回头一看，不由得愕然。好几个头裹红巾的人，手执大砍刀，在雪地里疯狂追来。
卜克斯跃下毛驴，看着追来的人。最先追到的是十八九岁的庞燕木，卜克斯正想用中文和他说话，庞燕木却操刀拼命砍来。卜克斯让过刀锋，一拳击中庞燕木头部，庞燕木随即倒地。卜克斯弯腰捡起地上的刀，准备抵御，刚一抬头，就被吴方城一刀砍中右额，顿时被鲜血迷糊了眼睛。[3]随后众人一拥而上，将卜克斯掀倒在地，捆绑起来。
卜克斯被剥光外衣和鞋袜，只剩一套内衣，众人牵着他在雪地里行走。大刀会众人将卜克斯拖到李大成店铺时，整村的人都被惊动，涌来围观洋人。洋人只穿了一身内衣，满脸鲜血，须发皆乱，小孩朝他扔雪球，一些年轻人则拿着棍棒捅着他。看着聚集的人群，卜克斯用一口标准的北京官话道：“请保护我，我有银子！”可这更激起了围观人群的好奇，一个洋鬼子，竟然能说中国官话，沸腾的议论声压过了卜克斯的求救声。
吴方城坐在椅子上，老板娘亲热地过来给他倒了二两烧刀子。酒下肚之后，吴方城顿时双眼发红，与其他人商量之后，决定去茅家铺。喝完酒，吴方城带领手下，押着卜克斯出门上路。
抓到洋人的消息，顿时传遍了四乡八邻，路上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十三岁的张学常，六十一年后回忆道：“大刀会押洋人时，我曾亲眼看到。那天下着雪，洋人的鞋子、袜子都被剥去，赤着双脚。”[4]
大刀会押卜克斯去茅家铺的本意，是让教徒张洪远出钱赎洋人。但张洪远事先得到消息，携带着值钱的家当逃跑了。到了茅家铺后，吴方城等人看到张洪远家房门紧锁，恼羞成怒，就砸开门冲入院内。房中只剩下衣服及一些无法带走的东西，吴方城等人就将稍微值钱的物品洗劫一空，随后原路返回，到李大成饭店里吃晚饭。吃饭时，卜克斯被捆在店外的树上。吴方城得意地向李大成夫妇展示劫掠所得，并大方地给了他们一些衣物、器皿，作为在此吃住的费用。
吃完饭出门时，天色已灰暗，大刀会会员发现卜克斯挣脱绳索逃了。在这被雪覆盖的山东农村，夜色之下，卜克斯如同一头困兽，迷失了方向，拼命奔走。他知道，不久将有无数的农民和大刀会会员过来追捕他。跌跌撞撞之间逃到了一个叫作四槐树的地方，慌不择路的他，钻到一户人家院落中求救。院落主人的小孩，突然看到一个蓬头垢面、赤足、浑身血迹的大块头西方人，顿时被吓得大哭。主人听到动静，出来看到卜克斯后大惊，急忙找家伙自卫。已被寒冷、饥饿、疼痛、恐惧迷失了头脑的卜克斯，反而一头钻入主人家的一间房内，以为这里是安全之地。[5]
不久，房外挤满了呐喊的人群，卜克斯在房内因为恐惧而颤抖，他尽力控制住自己，并判断留在屋内必然要被擒住。从屋外众人的呐喊声中，卜克斯判断他们只是想将他赶出屋子。卜克斯打开门，屋外众人惊恐地看着他。在这些华北农民眼中，卜克斯无疑是魔鬼的化身，农民们对他又惊又惧。那个受惊的小孩，不久后因为惊吓过度而死去。
卜克斯冲出门去，无人敢过来拦阻他。出门后不久，大刀会会员孟洸汶，骑了一匹小红马赶到，询问后得悉卜克斯已逃走，遂上马急追。卜克斯在雪地里又逃了数百米，听到耳后传来马蹄声，尚来不及回头，孟洸汶在马上将大砍刀挥起，雪地里，留下了一片血红。二十四岁的卜克斯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卜克斯死后第二天，肥城县令金猷就来到张村处理此案。金猷办事得力，不久就捕获大刀会会员吴方城、吴径明、庞燕木、孟洸汶、李潼关等五人。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力主严办此案。经过审讯，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十六日，杀死卜克斯的孟洸汶被处斩，二月二十三日，将为首并砍伤卜克斯的吴方城绞决。从犯吴径明判处永远监禁，李潼关判处十年监禁，庞燕木伙同滋事，判徙两年。另拨出抚恤款及建造教堂款九千两，为卜克斯立碑纪念银五百两。[6]店铺主人李大成，因为被查出藏有大刀会劫来的物品，家产被抄。[7]
卜克斯之死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是晚清以来，在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民间冲突的总爆发。以往的教案有着诸多的诱因，卜克斯被杀则只因为他是西方人。此次事件，也昭示着华北平原上即将爆发的大风暴。而要考察这一切，就得回顾传教士在华的历史。
天朝招来了夷人
早在“贞观之治”的时代，基督教就已传入中国。这时来到中国的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经过波斯传到中国，被称为“景教”。景教在华影响极小，至唐代中后期，受唐武宗灭佛之影响而从中国消失。这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第一次努力。
到了元代，天主教经陆路复传入中国，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元皇室成员多有信奉。虽然在统治阶层中天主教获得了发展，但在社会底层却传播缓慢，汉族皈依者极少。随着元帝国覆灭，也里可温教在中国本土基本消亡，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第二次努力失败。此时奥斯曼帝国兴起于西亚，又将东西方陆路交通阻隔，基督教与东方世界的交流遂被割断。
16世纪，当葡萄牙、西班牙开辟了欧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后，他们急切地来到了东方，寻求贸易的机会。1517年，葡萄牙使团抵达中国广州，但它被明王朝视为蛮夷，拒绝接见。此后使团一直在广州滞留，等待并寻求突破的机会。1520年，葡萄牙使团费尽周折，辗转经南京赴北京，多次求见正德帝不得。爱胡闹的正德死后，葡萄牙使团被赶回国，广州城门悬挂上了“永不许胡须大眼夷人入境”的告示。
16 世纪也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对腐朽的教廷和保守的教义发起了挑战，很快就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面对新教的挑战，天主教会不得不实行内部变革，以改造教会，保住并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范围。
创立于1534年的耶稣会，是天主教对外扩张的主要力量。军事化的耶稣会除了以武力传教外，还创办学校，培养博学的传教士，以知识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前往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奠定了今天一些国家的信仰基础。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吸引了众多被宗教情绪所主宰的传教士前来开拓。
传教士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开始了对华传教的第三次努力。1552 年12月，耶稣会第一个赴华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病死在中国南海一个叫“上川”的小岛上。沙勿略死后三十年，他的继承者以坚定的毅力，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
此时的中国，在地域上，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在时空上，经历了千年的磨砺而有了成熟体系。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站住脚并扩大影响，是极不容易的。初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企图将天主教原封不动传入中国的努力遭到挫败，这种局面直到利玛窦方有所突破。
1582年，三十岁的利玛窦来华。他吸取前人传教失败的教训，针对中国社会现实，采取了系列变通方法。利玛窦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就必须走上层路线，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来到中国后，利玛窦竭力结交各级官吏，向他们赠送自鸣钟、万花筒等西方珍奇物品，并按中国的方式与士大夫们交往。在广东肇庆，利玛窦拜见知府时，按中国习俗行跪拜礼，声称他们是“侍奉天地真主的修士，仰慕中国政治昌明，由西洋航海而来”。利玛窦还认识到，只有尊重祀天、祭祖、尊孔等中国传统习俗，才能打开传教的局面。因此，利玛窦允许入教的中国人继续供奉祖先牌位。
为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利玛窦等传教士取中国姓名，改穿儒服，“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宣教著作也引用儒家典籍，论证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人的“天”同出一源。他们注重古代儒学，鄙薄当代儒学。这种做法不仅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基督教教义“多与孔孟相合”，易于引起共鸣，而且也使某些企图借复兴古代儒学来推动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抱有好感。
针对当时中国官吏的贪婪，对西方器物的好奇，利玛窦用各种西方玩意儿获得官员们的好感。万历皇帝也钟爱于西洋玩意儿，为此特意准许利玛窦进京。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到达北京，次日就将包括两座自鸣钟、西洋琴在内的三十多件物品进贡到宫中。
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爱若性命，但到了第八天，自鸣钟突然不走了。万历以为自鸣钟坏掉了，急得冒汗，将利玛窦召进宫诊断。利玛窦进宫后给钟重新上了弦，并教太监如何保养。后来万历又特意许可利玛窦每季度进宫检查自鸣钟一次，并传达口谕：“他们可以放心住在京城里，皇帝不愿听有关让他们回到南方和本国的话！”[8]这样，西方传教士得以在北京安顿下来。
明清鼎革后，传教士延续利玛窦等人的做法。一方面，在礼俗上继续做出变通；另一方面，则走宫廷路线，以天文、历法、数学、绘画、医学、机械等知识为中国皇帝服务。此举获得了成功，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获得清廷信任，被委以官职。
顺治帝将汤若望视作知己，称他为玛法（老爷爷），并许他随时入宫，不必拘礼，双方亲密“有如家人父子”。南怀仁则被请到宫中担任康熙的教师。康熙对他极为信任，据南怀仁记载：“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书并加以介绍。他常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一些精美的肉。”
二人关系亲密，当康熙情绪不好时，只要一看到南怀仁，情绪就立刻扭转过来。汤若望死后，康熙赐以“通微教师”的尊号，南怀仁死后被赐以“勤敏”谥号。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的努力，打开了中西交流的大门，使天主教在华得到了发展。1691年，康熙先后颁发谕旨，准许传教士来华传教，并解除了中国人不许信教的禁令。经过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到十七世纪末，中国境内受洗天主教教徒约三十万人。
利炮轰开了大门
实践证明，根据中国礼俗做出适度变通，结交权贵，为传播西学知识和宗教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罗马教会内部，对在华传教士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1704年，罗马教皇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派遣铎罗为特使，到中国传达教皇命令。其要点有三：“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不准在礼拜堂内悬挂带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教徒祭祖祀孔。”
这引起了康熙的反感和愤怒，他逮捕了铎罗，把他押送到澳门。
1715年，教皇重申禁令，并于1720年派遣特使赴华，再次传达教皇命令。在华的传教士不得不服从，由此导致罗马教廷与清廷关系彻底破裂。
1721年，康熙最终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未曾登基时就对天主教持警惕态度，即位后更实行禁教政策。1724年1月，雍正召见耶稣会士，对他们作了近一刻钟的训话：“你们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你们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是你们教会要求的，朕了解这一点。有一段时间，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朕当时心里很明白，现在可以无所顾虑了。”[9]
此年雍正颁布禁教令，除少数在钦天监和内廷供职的西方传教士外，其他传教士一律迁往澳门，并关闭在华教堂。雍正颁布禁教令之后，仍然有一些传教士在地下进行活动。一份传教士报告记载，江苏崇明岛的传教士，“他们往往在深夜，坐在紧闭着的轿子或者船舱里，不让任何人看见，冒险外出。他们来到教友的房子里，聚集附近的教友，在半夜举行各种教会活动”。
雍正颁布的禁教令针对的是各省民众，对于京城内的西方传教士和旗人信教问题，并没有明文规定。1736年4月，乾隆批准了礼部决议，劝告京城内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退教，否则将处以重刑。不想备受乾隆宠幸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向乾隆哭诉，请求放宽教禁。乾隆对画艺超群的郎世宁本就恩宠有加，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和颜悦色加以安慰。乾隆解释，此次禁教只针对在京旗人，不针对在京汉人。这样，传教士得以在京师保留了一块传教基地，向汉人传教，而在外省的传教则处于地下状态。
1746年，清廷镇压蔓延多省的白莲教起义，在地下活动的传教士也受到株连。此年七月，在福建福安秘密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被人告发，抓送到福州。在随后的搜捕行动中，福安查出教徒两千六百余户。[10]从教徒家中搜出了一箱骨灰，福建巡抚周学健荒诞地认为这是春药，被传教士用来诱奸良家妇女。
按照以往惯例，对这些被查出的西方传教士，清廷一概将之遣送到澳门了事。但这一次周学健上奏，请求严惩传教士白多禄等人。乾隆认为这些西方人是“化外人”“不通国法”，应当法外开恩，从宽处理。周学健坚持认为，传教士对中国危害甚巨，必须严惩。周学健列举了信徒们被擒后的坚定态度，“坚意信从，矢死不回，死生不顾，甘蹈汤火”[11]，认为如果不严惩传教士，将会有更多视死如归的信徒。乾隆被他说动，遂将五名传教士处死，这是第一次处死西方传教士的案件。
1747年，苏州地方上也查出两名西方传教士，江苏官方本准备从轻处理。此时周学健恰好路过苏州，就以自己处理传教士的经验，怂恿江苏官方重办，最后将两名传教士秘密处死。至于周学健本人， 1748年被查实受贿，乾隆下旨赐其自尽。
1757年，乾隆下令严行海禁，进一步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对西方的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12]此后，传教士进入中国更加困难，但仍有传教士秘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1784年，在中国教徒掩护下，耶稣会传教士分批进入中国内地。其中第四批意大利传教士准备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查获。对此乾隆大为震惊，因为这些传教士“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为何行至襄阳始行查获？”遂下令严查。结果让人惊讶，在全国各省查出西方传教士十几人及护送他们的几百名教徒，甚至还查出在中国内地潜伏了二十多年的传教士。
事后乾隆极为震怒，将教徒骨干发配到新疆为奴，并追究广东各地官员，因为他们的失职使西方人得以潜入中国。在京的西方传教士向乾隆说情，但无效果。1785年，法国遣使会派罗尼阁来京。罗尼阁精通天文历算，受到乾隆赏识，被授钦天监监副职务。罗尼阁乘机为被囚禁的传教士说情，乾隆遂下令将关在狱中的十八名西方传教士释放，但已有六人在狱中死去。[13]
此后的嘉庆、道光皇帝，继续厉行海禁，严惩传教士，将天朝的大门牢牢闭上。虽然清王朝关闭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但西方人却从未停止过进入中国大门的努力。随着近代西方的兴起，这种努力背后的精神，也从往日单纯的宗教热忱，变为随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对商品市场的无限渴望。支持这种渴望的力量，已不再是往日传教士手中的经书，而是由一国所支持的、经工业革命所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
18世纪末，英国派遣使团访华，想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但未获成功。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了大批代表工业革命后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装备了大炮的战舰模型，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和手枪，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和织布机等。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并赴热河拜见乾隆皇帝。马戛尔尼提出了通商的要求，要求清政府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在舟山附近割让一小岛，给英商贮货与居住等。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马戛尔尼来华主要的目的是通商，并没有向乾隆帝提出传教问题。但乾隆在接见使团时却特别指出：“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夷人传教，尤属不可。”
清廷的闭关政策，对西方各国而言，是闭塞了通商的大门；对文化而言，是闭塞了交流的大门；对传教士而言，是阻碍了他们传教的神圣事业。而中国广袤的土地、无数的人口，对传教士而言是一个无限的市场。被关在大门外的传教士们发出叫嚣：“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14]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也开始被消融。传教士兴奋地呐喊：“我们沉默到了今天，现在可以到中国城市大街上大喊大叫了。”[15]
丁戊奇荒的契机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中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的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法国）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此后，传教士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中华帝国了，虽然此时他们的活动范围尚被限制在长江以南的五个通商口岸，不得深入中国内地。[16]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1860年10月25日签署的《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本来只是规定，将以往被没收的天主教教产，交给法国驻京钦差大臣，由其转交给“各处奉教之人”。但在签署此条约时，法国特使葛罗的翻译德拉马神父从中捣鬼，偷偷在第六款中文文本后添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粗心大意的清廷官员竟然没有发现德拉马神父的捣鬼，对此条款加以承认。这样，天主教传教士可以自由在内地各省活动。
到了1862年，法国又迫使清廷免除中国天主教徒在迎神、庙会等公共活动中应当承担的费用。此后法国以天主教在华利益保护人自居。凡是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不论国籍，只要发生纠纷，均可以向法国公使馆提出保护请求。
随着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签署，天主教取得了在中国各省传教的权利。而根据“利益均享原则”，其他各国可以分享此项权利，这样信奉新教的英、美等国传教士也可以公开进入中国传教了。
新教在华走上层路线，主要活动在沿海口岸与城市，面向知识分子传教。在资金上，新教传教士依赖于所在国团体与个人捐助，而天主教传教士则要在华自谋生路。新教传教士很少干预中国地方事务，主要在华进行教育、医疗及各种慈善事业，并由此发展教徒。以李提摩太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教传教士，活跃在近代中国舞台上，为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带动了新教的传播。从李提摩太身上，可以看到新教在华传教的轨迹。
额头上有一个伤疤的英国人李提摩太，早就立志于献身传教事业。1870年2月他到达上海，随后转赴烟台。此前已有英国新教传教士在烟台开展传教工作，但是前景并不乐观，当地人对传教士普遍持敌对态度。1871年，李提摩太一度前往中国东北边境进行传教。1872年，李提摩太从东北返回烟台。在烟台，李提摩太利用奎宁治愈了很多疟疾患者。对于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天花，他通过接种牛痘的方式加以预防。1875年，李提摩太来到山东青州府传教。此年秋天，在漫长的雨季之后，很多人得了疟疾。李提摩太免费发放奎宁，治愈了很多人。在各地的行医改善了李提摩太的传教环境，人们对他的敌意开始下降，一些有实力的当地人还成为他的支持者。李提摩太夫妇
虽然行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李提摩太的传教环境，但他真正打开局面，则是通过在灾荒中赈济灾民。光绪初年，中国北方发生严重旱灾，此次旱灾从光绪二年(1876）持续到光绪五年(1879），受灾地区以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为主，其他地区，北至辽宁，西至四川，南达苏皖，也受波及。此次旱灾以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为灾情最高峰，故称“丁戊奇荒”。
此次旱灾时间持续过长，旱灾又伴随着蝗灾，灾区各地农田颗粒无收。饥饿之下，在春季，灾民们以树皮草根充饥，一些灾民甚至将各种树皮与麦糠、麦秆、谷草等，和着“死人之骨、骡马等骨，碾细食之”。到了秋天，当树皮草根都绝迹时，一些灾民“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出于尽”。[17]
当一切能吞食的都被消耗殆尽后，最残酷的一幕出现。1877年入冬以后，各灾区普遍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有目击者看到，一些小孩死后被父母扔在路上或沟渠中，马上就被饥民偷走，并如同宰杀猪羊一般肢解取肉。各种让人惊骇的景象纷纷出现：“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18]据当时人记载，各灾区都曾出现过公开贩卖人肉的市场。
为了求生，各地灾区还出现了贩卖妇女的现象。据记载，“单独在灵邱县， 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而购买一名妇女，“有一二百钱者，有以一二饼易之者”。[19]传教士在山西考察灾情的途中，每天都碰到满载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在山东青州偏远山区，竟也有着妇女买卖市场，旅馆里住满了从南方地区，甚至有从海外南洋赶来购买妇女的男人。没人买的妇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都要把她带走，即便什么也不给，因为这样总比饿死好得多。“丁戊奇荒”达到了古代史书中所描述的“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活人相食”的惨烈程度，死亡人数达一千万之多。面对灾荒，众多在华西方传教士参与了赈济工作，其中尤以李提摩太功劳为巨。
大旱灾开始后，李提摩太在山东主持赈济工作。1876年他写了很多信给他的朋友，介绍山东灾区的残酷情况。他的朋友将这些信翻译成中文，并命名为《西传教士劝捐书》，发表在报纸上。在上海的西方人被李提摩太所描述的残酷灾情所震撼，决定成立“山东赈灾委员会”，向在上海的西方人募捐，募集到的银两则委托李提摩太发放。
此次灾荒以山西最为严重，山西几乎无处不旱。1877年年底，李提摩太带领两个仆人前往山西太原考察灾情。抵达山西后，1878年1月28日，李提摩太携带一名仆人，从太原出发，深入山西南部重灾区考察灾情。这是一次危险的出行，在极度饥饿之下，灾民将过往路人杀了吃掉的事件屡见不鲜，出行者纷纷武装自己，并结伴而行。置身于灾区的李提摩太，每天都看到各种让人震撼的惨烈景象，以至于他有时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惨状，只是自己精神混乱所产生的胡思乱想。
随着旱情的加深，在华的西方人在上海成立“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募捐，处于灾区的李提摩太则给委员会提供具体建议。1878年3月，李提摩太记述山西灾荒情况的旅行日记在英国出版，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英国一些要人成立了“救灾捐助基金”，为中国北方旱灾进行募捐。
募集到资金之后，李提摩太等教士立即在灾荒第一线发放救济金。为防止有人冒领救济金，李提摩太让领过钱的灾民在手上涂墨汁作为标识。但一些灾民跑去把墨汁洗掉后再来领钱。由于灾民手上均肮脏不堪，“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就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救济金”[20]。
放发救济金虽然相对比较便捷，但在赤地千里、无米可购的情况下，发放现金终究无法解决灾民的饥馑。至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米粮能运输进入灾区之后，从事赈济工作的教士即将现金发放方式改为直接发放米粮。
除直接发放赈灾款项外，李提摩太还在山东建立孤儿院五处，每处可收留百余名孤儿，共收留孤儿四百余名。为了使这些孤儿长大后能独立谋生，李提摩太决定教授他们铁工、木工、丝绸，乃至制作绳索、地毯等手艺。李提摩太甚至想教给这些幼儿中的佼佼者新式西方技术，为此订购了一些西方机械设备。但收养众多小孩，开销颇大，财力上无法支持。李提摩太曾计划将这批小孩送往上海，交给租界内的商人领养。但山东本地一名绅士却称：“洋人收养童男童女，不过欲取用其心肝与耳目而已。”[21]迫于谣言的压力，李提摩太不得不将这些小孩分别送还至各自家乡，花钱请当地人代养。
赈济中，李提摩太的敏感身份，自然容易招致一些地方官员猜疑，并产生波折。在山东昌乐，由于李提摩太优先赈济当地秀才，地方官怀疑他在收买读书人，欲图煽动民众造反。由于李提摩太救助灾民，在民众中广有威望，曾有山东灾民两次找到李提摩太，请他带头造反，被他拒绝。
虽然有着各类波折，但李提摩太还是将赈济工作进行了下去。仅在太原附近，他就发放了救济金八万六千余两，赈济灾民四万余人。至灾荒结束后，山西平阳府的绅士立碑铭刻李提摩太等人的善举，更有一些得到救助的灾民派出代表，找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索要他们的照片，以便供在庙宇里表示感恩。
在“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共计发放救济金约二十万两，所救济的灾民，依西方人士的说法有十万之多。与清政府在救荒中所发放的上千万两赈济银相比，传教士们募集并发放的救济金不过杯水车薪，但他们的救济工作却给当时的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募集赈灾款项时，就款项的来源、数额、用途、余额、总数的更新等内容，在上海进行募捐的赈灾委员会均及时在《万国公报》《申报》等报纸上予以公布。在救济款项发放的各个环节中，也有专人负责记录，并及时在各大报纸上进行公布。所有参与灾区赈济工作的传教士，一切费用均自己承担。在各灾区的传教士，均尽心尽力，专心于赈济工作，以至于《申报》评价道，西人办赈，“不外以实心行实事而已”。
传教士所募集的资金虽然有限，却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在灾区，传教士每次给灾民发放的救济金不多，如在山东每人每日发给钱二十文，在直隶大体每人每日十文到二十文不等，在山西每人每次给钱二百文到八百文不等。[22]这些钱虽然只够饥民买一些简单粗陋的食物充饥果腹，但由于传教士赈济工作的持续性，灾民得到了长期稳定的救助，在漫长的旱灾中能存活下来。此外，在灾区的选择上，传教士们常基于两点考虑，即选择因地理位置偏僻、官府救助不能到达的地区和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
不仅在灾荒之中，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出力颇丰，救济生灵无数，在灾后，他们更积极为预防未来灾情而建言。李提摩太认为灾荒发展到如此惨烈之程度，与当时官员救荒无能，民众科学知识缺乏有关。李提摩太尖锐地批评了清政府官员和民众不努力抗灾救荒，却向各路神仙祈雨的荒唐之举。
早在1876年7月，李提摩太在济南会见山东巡抚丁宝桢时，就将发生旱灾的原因归结为滥伐林木、滥用地力、农业知识落后等，并建议进行某些经济改革，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自然灾害。灾后，李提摩太亲自翻译了《农学新法》一书，介绍了基本的农业科学知识。此外，他还为山西地方官员讲解科学知识，以期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改善自然环境，避免灾荒再次发生。
除了新教传教士之外，天主教传教士也参与了救济工作。天主教传教士在上海成立“中华赈灾基金会”，参与救济物品的发放工作。但天主教传教士在赈灾时带有附加条件，如直隶的天主教传教士规定，只有信教者才可以得到救济物品。
借助于在“丁戊奇荒”中出色的赈济工作，在华新教传教士赢得了一大批中国信徒，并改善了传教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李提摩太在山东青州赈灾一年，就有了七百多名信徒和一两千名热心宗教者。虽然通过赈灾而获得的信徒被称为“吃教者”，但教徒的数量获得快速增长，对基督教的不利氛围也被冲淡。1878年，一名参与赈灾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说道：“我感觉到了敌对的思想壁垒已经坍塌，只剩下无知这个问题。”[23]
思想的壁垒真的坍塌了吗？只剩下无知的问题了吗？
山东没那么好混
由于教义、组织、历史的不同，天主教在华采取了与新教不同的传播方式。天主教走底层路线，深入中国内地，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向底层民众传播。天主教在华传播，很少依赖于来自欧洲的财力支持，主要靠中国地方上教民捐助。[24]这样就使天主教传教士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地方上的各种利益之争。所有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不论任何国籍，均可向法国申请保护。故而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依赖法国的支持，干涉地方事务，帮助教徒获得利益，由此赢得了很多信徒。天主教的此种传播方式，使得很多地痞无赖入教，并借助传教士胡作非为，激起平民与官府痛恨，各地教案不断。造成的影响，从传教士薛田资在山东的冒险经历即可看出。
一百多年前，一批年轻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越过大洋，来到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这些天主教传教士自称“斗士”，将传教视为至高无上的事业。到了中国后，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命运，他们有的病死，有的被杀，有的则在华多年，从事传教、教育、医疗事业。
留了一把大胡子的薛田资（1869—1928），来华时不过二十多岁，却有着与他年龄不相吻合的成熟。薛田资与在华的德国传教士一样，来自德国南部的乡村地区。从19世纪开始，德国天主教圣言会放弃了以往从中产阶级中招募神职人员的做法，开始从农村贫困地区招募传教士。教会学校不收学费，对农村贫穷家庭具有吸引力。这些被招收的孩童，在教会学校中接受长期教育，教育的重点不再是传授丰富的世俗知识和神学知识，而是强调严格遵守宗教律令，频繁参与教会祈祷，以培养无畏的献身精神。
1894年，薛田资来到山东巨野磨盘张庄（现属巨野夏官屯乡），并在此安定下来。磨盘张庄是个普通的华北农村，如同传教士在游记中所指出，当地普遍是灰暗的房屋，少有砖房。教堂也不过是个中式小院，比其他人家好点的是，它是砖瓦结构，前后两进。
早在1883年，巨野磨盘张庄教民张守銮、李学文将德国传教士福若瑟从山东嘉祥县请来，建立了巨野第一个传播点。
张守銮、李学文二人在济宁贩卖粮食，被当地官吏刁难没收，几经周折，托人帮忙也未能取回粮食。后来有个济宁人指点，让他们去入教，这样官吏就不敢刁难。二人遂入了教，然后凭借教民身份将粮食索回。尝到甜头后，二人觉得如果在巨野地方弄个教堂，可以带来更大好处。
合计之后，二人将在嘉祥县马村的德国传教士福若瑟请到巨野县开设教堂。张守銮趁村民赵心贵外出之机，将赵名下的一块土地转卖给教民赵黑燕。赵黑燕又将此块地赠给德国传教士，以备建造教堂。
德国人正准备建造教堂时，赵心贵回来拿着地契告官，说这块土地是他的财产。巨野县令将土地判给赵心贵。德国传教士不服，通过法国公使（法国自认为是一切在华天主教利益的保护人），找到总理衙门发回重审。最后巨野地方官将土地判给了传教士，但传教士需要支付一笔钱给赵心贵，此案就此了结。磨盘张村教堂建立后不久，附近六七个村庄相续也建了教堂。天主教在巨野得到快速发展，仅张村一村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入了教。
入教后，教民觉得身份地位上升了：“张庄虽然很小，可是很有势力，这全仗着教会。张庄人到外地去，不仅在县内，就是在府城，一说是张庄人，别人就得怕三分。教会发给教民的‘十字架’，教民将它贴胸戴着，遇到事时将它一亮，就管事。”[25]
教会的出现，对张庄，乃至巨野周边地区产生了冲击，并带来了冲突。
在婚姻、丧葬等中国人最为重视的活动上，教民与非教民纠纷不断。因为传教士主张基督徒只和基督徒结婚，一些加入天主教的村民要求取消他们入教前所订下的婚姻。教徒被禁止参加各种丧葬、祭祖等活动，这又被非教徒视为大逆不道。
一些公共性事务如迎神赛会、祈雨演戏等，多由民间分担费用。教民则以不拜偶像为由，拒绝缴纳费用。清廷对此也予以袒护，曾在1862年特意规定，“迎神演戏、赛会烧香等项，习教者不得摊派”。在民间看来，教民不出钱却能分享各种好处。祈雨，教民的田也能被灌溉；演戏，教民也可以观看，这激起了非教民的不满。
借助于教会势力支持，清廷官方的懦弱无能，在地方争执中，教民常能胜出。而传教士所介入的争执，所涉及的常是鲁西地区生存资源——土地、水源，这导致了非教民的愤恨。如1882年沂水县牛辛庄全村接受了基督教，入教后不久，该村就请传教士福若瑟出面，帮他们解决了一场与邻村的土地纠纷，取得了这块土地的控制权。不久福若瑟发现该村是在利用他，因为这块土地的控制权根本不属于牛辛庄。
教民也借助传教士来敲诈勒索非教民。当教民与非教民发生口角、斗殴等纠纷之后，由西方传教士出面找官府干涉。对于此类事件，清廷的指导方针是“一则曰持平办理，再则曰妥为保护”。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不可能持平办理，而是偏袒保护教民。为了平息争端，官府常让非教民摆酒席赔罪。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勒罚”的陋习。如苏家庄教民田守中被邻居王重嘲笑不祭祀祖先，发生口角。王重怕把事情闹大，就摆了一桌酒席请田守中。[26]
对西方传教士与教民的不满与怨恨，也导致了各类传言的蔓延。当时中国社会有溺婴的恶行，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创办育婴堂，救济了大批弃婴。这本系善举，但流言偏偏围绕育婴堂展开。各种谣言认为，传教士创办育婴堂的目的是挖食人眼、人心，以此来修炼法术。
江苏清江地方是入京要道。传教士来此地传教后，至1870年已有近三百人入教，各种谣言也随之四起。有说入教者要被挖掉脑髓，或剖取心肝的，又云有毒药涂抹在书中（《圣经》），拿回家中必家破人亡的。[27]到了1897年，关于洋人偷盗孩子的谣言席卷整个北方，各地无不人心惶惶。家长们将孩子关在家中，并时刻监视，以防小孩被“神通广大”的洋人偷走。教会在收养幼婴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婴儿死去。于是，关于育婴堂屠杀婴儿的传言被大肆传播。这些谣言不但在当日被民众所传播，在后世也为一些研究者所轻信。
薛田资必须面对这些纷扰的流言、文化的冲突，乃至于教民对他的利用。而他所处的鲁西地区，由于过于稠密的人口，不稳定的环境，迅速恶化的经济状况及士绅阶层的稀少，因而该地区民众具有极强的反叛性，这也为各类民间反抗组织提供了滋生土壤。
巨野地方有个中年男人刘德润，身材魁梧，性格豪爽，以打拳卖艺、卖膏药为生。刘德润交结颇广，和一些秘密组织的头领来往密切。鲁西地区大量的赤贫者，经常聚集起来抢劫，将抢钱叫作“请财神爷”，绑票富人家小孩叫作“抱凤凰雏”。刘德润也参与了此种行动，有个同伙魏培喜给他打下手。后来魏培喜向巨野县官许廷瑞告密，揭发了刘德润。许廷瑞暗中布置，准备擒拿刘德润。
刘德润得知消息后，让全家搬回老家郓城，投奔自己的族人。他本人则外出流浪，在流浪途中碰到了老朋友奚老五（原名奚际田）。奚老五平时也好舞刀弄棍，身上负有人命官司，二人遂一起结伴，到安徽投奔奚老五当兵的族叔奚效方。奚效方与秘密组织有着联系，此时正在安徽清军中担任营帮带（相当于副营长），就将二人收留并加以庇护。
许廷瑞没能抓到刘德润，就越界去郓城，将刘德润十七岁的女儿抓回关在巨野监狱中。在当时中国，妇女吃官司被视为奇耻大辱，更何况是一名未曾出嫁的少女。郓城的刘氏族人对此极为愤怒，一方面联名向郓城知县申诉，另一方面则请出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曾在北京当过御前侍卫的孙道隆去巨野县要人。许廷瑞没有任何理由扣留刘德润的女儿，只好放人。
远在安徽的刘德润得悉女儿被捕的消息后，愤懑至极，决定潜回巨野，刺杀许廷瑞。刘德润得到了奚效方、奚老五的支持，奚效方以省亲的名义请了假，三人一起返回巨野。刘德润秘密返回巨野之后，联系自己的江湖朋友，如嘉祥县大刀会首领曹言学、巨野光棍（在鲁西南方言中，光棍除了单身汉这个通行的意思以外，还有一层意思，指的是体面、讲排场、爱张罗事的人）头目奚金兰等人商量。商量时，众人觉得刺杀县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县衙戒备森严。且这些地方上的帮派头目，也没有那份胆量直接杀入衙门。为了平息刘德润的怒气，同时间接报复许廷瑞，他们决定杀掉在磨盘张庄的薛田资，以让许廷瑞丢官去职。按照此前惯例，在清廷地方官员管辖区域内，如果出现西方传教士被杀案件，则地方官员必然要被革职严惩。
1897年11月1日，薛田资在磨盘张庄招待了两个客人。两名在邻县传教的德国传教士能方济、韩理，路过巨野时，因天色已晚，就过来投宿。异国他乡，朋友相聚，自然格外亲热。在这凄冷的夜晚，三人聊到深夜，并唱了几首歌抚慰自己的心。薛田资将自己的卧室让给二人，自己搬去门房过夜。传教士薛田资
就在此夜，一群身着黑衣，手执各色武器的人闯入磨盘张庄天主教堂。在砸薛田资卧室门时，房内连开数枪，但没人被击中。随后房门被砸开，房内二人被杀。刘德润、奚老五点灯查看，发现被杀的虽是西方人，但不是薛田资。
大群黑衣人闯入时，在门房内的薛田资还未入梦。听到枪响后，他紧张地跳到门边，这时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将门上栓。屋外枪声接连响起，火把将小小的教堂照得通明，喊杀之声不断。先是砸门声，然后传来了扭打声、凄厉的叫喊声。薛田资拿着一根铁棍躲藏在屋内，浑身因为紧张而颤抖不已。外面的嘈杂声渐渐地平息下来，这伙人从卧室中走了出来，嚷嚷着：“这两个人没胡子，找大胡子，剥他的皮。”
薛田资的卧室连着更衣室，更衣室大门当时敞开着，这伙人以为薛田资已经逃出，就外出搜寻。此时张庄的教徒已被惊醒，涌过来救援，这群黑衣人就各自散去。待这伙人走光后，薛田资走进自己的卧室，室内一片血迹，能方济已死，韩理还有一口气，但已双目无神。在薛田资给他做了圣礼之后，韩理方才死去，室内一片沉寂。次日验尸时发现，能方济受了十三处伤，头颅被打开了花，胸膛被刺穿。韩理受了九处伤，腹部被捅烂，十个指头因为夺刀而被全部截断。
刘德润、奚老五杀死两名西方人后，发现室内地上有枪一支及手提箱一个，手提箱中还有本金皮的外文书。奚老五将这本外文书带走，事后藏在了自家屋檐下，并用泥土封起来。直到1930年，奚老五后人修缮房屋时，翻出这本书，请懂德文的人看后才发现是德文本的《圣经》。[28]
事后众人意识到事态严重，第二天奚效方远走江南，从此不知所终。刘德润也逃到梁山附近一个偏僻村庄躲了起来，再未敢出来行走江湖，从此低调过完一生。奚老五远避北京，后来在保定聚众抢劫钱庄时被捕，处以斩首示众。
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让清廷震惊，这必将生出无数外交纠纷。山东高官齐聚巨野，一名官员指着许廷瑞的鼻子咆哮：“在你任内，出此巨案，若不破案，要你驴头。”
在巨大压力下，许廷瑞几近疯狂，四处捕人，大约有五十人被抓了起来。这些人一部分被释放，一部分被严刑拷打致死，其他一些则在监狱中死于传染病。其中七人被指控有罪，惠二哑巴、雷协身二人被指控为主犯，判斩立决。另外五人被判永远监禁。[29]被杀者的头被涂黑了，在城门上挂了几个星期。
薛田资在回忆录中指出：“中国官僚将人命看得一文不值，抓了无罪的人严刑拷打。杀害两个神甫的真正凶手尽人皆知，却一直逍遥法外。抓了七个所谓证据确凿的人，也砍了两个人的头，但他们都是无罪的。”[30]为此薛田资向知县提出抗议，请他公正处理。他认为如果牵累到无辜者的话，宁可一人不抓。但地方官的答复仅仅是一番敷衍的恭维话。
此年，环游世界的旅行家沃尔夫来到山东巨野，薛田资和他一起去拜访知县，双方进行了一番对话。
知县：“你从哪里来？路上走了多少天？”
沃尔夫：“从北京那里来，路上走了好几个星期。”
县官：“一路上你可是不辞辛劳！你特意来一趟有何贵干？”
沃尔夫：“有重要事件！”
县官：“你有多大年纪？”
沃尔夫：“五十多了。”
县官：“你会说几种语言？”
沃尔夫：“十个国家的语言。”
沃尔夫随后向知县提出，根据他的了解，五名被囚禁在狱中的所谓“凶手”是无辜的。
知县道：“他们都已经招供了，不管有罪无罪，现在都得他们来抵偿了。”
沃尔夫认为：“如果他们是无罪的，就必须加以释放。”
知县则答道：“他们是经皇上定过罪的，除了皇上，谁也不能释放他们。”[31]
薛田资、沃尔夫坚持要见一下这五人。无奈之下，知县将五人从监狱中提了出来。此五人手脚都被铁索铐住，浑身肮脏，长满虱子，一人已得了伤寒病。这些囚犯向薛田资、沃尔夫诉说了被严刑拷打，生不如死，不得不承认所谓罪行的经过，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尽管薛田资、沃尔夫进行了交涉，但这些人还是得被继续关押，他们的结局就是凄惨地死在狱中。
借助巨野教案，德国在山东攫取了巨大利益。巨野教案之后，经过西方传教士点名，被处分、撤职的各级官员有九人，巨野知县许廷瑞也被革职，山东地方官员因教案而“体面”自行辞职的有二十二名，已调任四川总督的原山东巡抚李秉衡也被革职。这些去职事件说明教会对于地方官员的职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地方官日益畏惧天主教传教士。教会势力开始频繁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教堂日增，教民日众，教焰日炽”[32]。李秉衡因为巨野教案被革职后，在河南安阳逍遥隐居。1899年，军机大臣刚毅，向慈禧推荐李秉衡，认为他“果决有为，当世不可多得”，方才再次出仕。
巨野教案后，1898年11月7日，薛田资被调到日照，但刚到日照就再生是非。日照是山东传教最为困难的地区，该地区有很多出名的秀才，在民间有着极大影响力，成为传教的阻碍。日照地方上的街头村由前街头和后街头组成，村中有百余户人家。传教士在街头村首先取得了突破。之所以能在街头村传教，与当地的复杂社会生态有关。街头村李姓家族的一个人，被发现死在了杜姓家族的山林里。在告官不能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为了复仇，李姓开始寻找靠山，于是二十余户李姓村民加入了教会。
薛田资从前任处得悉了街头村教民与非教民的矛盾，自告奋勇去调解矛盾。但薛田资没有意识到，不管他本意如何，他的出现，所起的实际效果就是给教民撑腰，这必然激起非教民的强烈反弹。
此外，当地教民想勒索日照富户许言种，曾唆使传教士去官府控告，招致了士绅阶层的不满。德国传教士在街头村站住脚跟之后，很多人要求入教，这也让地方上的秀才惊骇。于是士绅们决定联合当地的江湖力量，共同打击教会。
8日，薛田资骑马从日照到街头村去看望教民。此日正好是当地赶集的日子，在四名手无寸铁的士兵和一名衙役护送下，在无数仇恨的目光下，薛田资穿过热闹的集市，到了街头村。
街头村一带的江湖领袖是厉用九。他从事贩卖花生，帮油坊运油等业务，为人颇有梁山好汉气质。在秀才们的支持下，厉用九发动当地村民两千余人，准备抓住薛田资。
9日清晨，有教民跑来告诉薛田资，附近集中了几千人，准备捣毁这个村子。街头村外的枪声也越来越响，不甘坐以待毙的教民翻出了抬枪、长矛和土炮，并在街上修筑了工事，准备抵抗。薛田资劝教民放弃抵抗，因为教民人数太少，如果硬要抵抗，会被全部消灭。
薛田资请护送他的衙役去沟通。衙役回来之后告诉他，对方要求交出薛田资和六名教民，并答应不捆绑、不虐待他们。经过商量后，六名中国教民走出村庄，薛田资则找了个隐蔽角落躲藏起来，因为觉得出去必死无疑。六名教民出去后立即被捆绑起来，周围旋即爆发出疯狂的叫喊声：“打死洋鬼子，宰了他！”人们涌入村中搜索主要目标薛田资。
没过多久薛田资就被搜了出来，一个人一把揪住他的大胡子，将他拖到院子里。一群人围住薛田资，痛殴了他一顿，他唯一的一套衣服也被剥光，胡子和头发被撕扯掉。随后薛田资被捆绑起来，用一根麻绳牵着游街，有大约五十个人在两旁执长矛、棍棒随同。游街的过程中，赤身裸体的薛田资遭到了各种羞辱和恐吓。无数人围着他痛骂，每一次有人跳过来拿着刀摆出砍头状时，都激起了围观民众热烈地欢呼。
随后薛田资被用一根绳子牵着，跋山涉水，穿过村庄，所到之处迎接他的都是人们的辱骂，一些妇女和姑娘们则盯着这个赤身裸体的“洋鬼子”掩嘴而笑。中午时分，被捆住的薛田资只能像牲口一样趴下来吃喝。晚上，抓捕他的人拿着从教徒家里抢来的酒寻欢作乐，一个有点神经病的年轻人被派来看押薛田资。这个年轻人很善良，拿了一条破旧不堪的被子给他盖，并偷偷地给他解开了绳索。当日夜间，薛田资因为寒冷而瑟瑟发抖，当他索要衣服或者被子时，这群人就点起火堆，威胁要把他烧死。
10日清晨，薛田资被押上驼儿山顶峰，被吊起来囚禁在小庙之中。经日照县知县与非教民谈判，并写下“保证不追究”的字据后，薛田资被释放。当知县派出的衙役与一个相熟的秀才剪开了捆绑他的绳索，将他放到地下时，薛田资大哭了好久。11日，县令派出轿子，将薛田资接回县城。坐在轿子里的薛田资，惊恐地看着路两边围观他的人群。在县城休养了十几天之后，薛田资被德国人的小汽船接到青岛，检查后发现全身有伤十五处。事后薛田资也查明，此次事件“实系教民向许言种讹借起衅”，与许言种等人并无关系，遂将参与敲诈的教民革除教籍。
到了1900年，巨野大刀会聚集四五百人，围攻张庄教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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